Ⅰ 海外资产配置大盘点 你准备好了吗
海外资产配置对于完整的资产配置理论来说,往往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海外配置可以为投资者在对冲汇率风险以及单一经济体的利率、政策风险提供思路。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曾表示,“我们已经是货币超级大国,配置的资产几乎都是本土资产、本币资产,这有很大的风险,扩大海外资产配置是必要的。”
在人民币汇率波动频繁、购汇监管趋严的当下,海外资产配置仍然保持着快速增长势头。预测指出,到2020年中国个人境外资产配置比例将从目前的4.8%上升到约9.4%,新增市场规模达13万亿人民币。海外资产配置有哪些趋势呢?
“昂贵”的海外置业
2017年第一季度全球房价指数上涨6.9%,出于教育、分散资产配置、移民或居住等需求,海外房产成为许多人进行海外投资的首选。有数据显示,去年中国投资者在海外房地产市场累计投资已超235亿美元。
事实上,在国家外汇管制收紧和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收紧外资购房政策的双重影响下,中资海外购房一度潮歇。此外,据瑞银财富管理9月28日发布的2017年瑞银全球房地产泡沫指数显示,就全球范围来看,加拿大多伦多面临的房地产泡沫风险最大,其次为斯德哥尔摩、慕尼黑、温哥华、悉尼、伦敦、香港和阿姆斯特丹。固然海外房产配置风靡已久,此时进行海外房产的配置,不得不堤防泡沫风险。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投资海外房产门槛并不低,何况海外房产的涨幅远低于国内,各项管理费与持有成本例如房产税费,也是不得不考虑的因素。海外房产的投资若购买后进行出租,就还要考虑管理公司的问题。不动产投资尽管稳健,套现周期长却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尽管房产稳定,国内中介公司选择较多,却流动性差,门槛高,还有泡沫风险。
权益市场,一年翻几倍?
海外楼市泡沫多,海外权益市场会不会是个好去处?
有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第二季度,全球高净值投资者的持股量在全球股市总量中的所占比例为31.1%,高于2016年年底的24.8%。
作为全球权益市场的代表,美股已经渡过了长达十年的牛市。预测美股何时到顶部已经成为潮流。国际知名投行高盛近期发布的“熊市风险指标(Bear Market Risk Indicator)”显示美股将有67%的下跌概率。
高盛认为,不仅是美股,全球各地的权益市场都充满了泡沫。上述指标并不意味着美股会马上下跌,但是风险已经开始累积,超额收益空间被锁死。对于海外资产配置偏中长期的特点来说。
中资债异军突起
今年以来表现较为出色的品种,当属中资企业发行在离岸市场的债券。根据海外债券指数编撰机构Wallstreet Trader数据,中资离岸债券指数(COBI)一直在稳步爬升。
2016年12月至今中资离岸债券指数(COBI)指数表现
相比海外权益市场的波动起伏,海外中资债券的波动率远低于股票资产。随着低利率环境搭配海外其他资产泡沫的堆积,以中国经济成长为基本面,以美元为计价货币的中资企业债券成为横跨两个经济体资产配置的纽带。
比如,在近期全球主要评级机构下调评级时,中资美元债表现却异常强势,摩根大通编撰的中资美元债利差指数在降评消息出现后逆势大幅收窄,其显示中资企业在海外投资者认知度上有着非常高的韧性。
国内主要海外资产配置方式以QDII基金为主。比如10月10日开始发行的长信全球债券(QDII),主要聚焦优质的中资美元债和银行优先股等标的。QDII基金投资门槛不高,美元和人民币双币种认购也很便捷。
中国经济基本面持续稳定,绝对增速依然位于全球前列,中资企业债券票息率相对较高,在外围收益普遍较低的全球环境下能提供较好的收益率汇报,同时在新兴市场有风险的时候中国又相对避险。此外,美元在持续加息的货币周期下也相对其它货币最为坚挺。
Ⅱ 杠杆多少倍,这个是怎么算的
例如,一个标准仓是10W,如果你1W就可以交易这一个仓,并全额承担一个仓(10W)的价版格波动带来的损权益。就是10倍杠杆。
如果0.5W就可以交易就是20倍。0.1W就是100倍。3倍或5倍其实很困难,杠杠太少了。一般50-100左右就安全与收益都相对兼顾了。
杠杆越大,可用资金也就越大,能受风险也越大,当然越大越好,不过不能下单太多,外汇忌重仓。
(2)中资美元债加杠杆扩展阅读:
外汇是货币行政当局(中央银行、货币管理机构、外汇平准基金及财政部)以银行存款、财政部库券、长短期政府证券等形式保有的在国际收支逆差时可以使用的债权。
包括外国货币、外币存款、外币有价证券(政府公债、国库券、公司债券、股票等)、外币支付凭证(票据、银行存款凭证、邮政储蓄凭证等)。
截至2015年,中国位居世界各国政府外汇储备排名第一。但美国、日本、德国等国有大量民间外汇储备,国家整体外汇储备远高于中国。
外汇-网络
Ⅲ 七问人民币:资本外流最糟糕的时代真的过去了吗
一、过去10年,中国究竟流入了多少美元?
截至2015年9月,分布于全世界的未偿还的美元债已经高达9.8万亿美元。其中,中国的美元债占比约为7.7%,合计约7500亿美元。
但实际上,流入中国境内的美元债可远不止这7500亿美元。因为,在过去10年内,中国是世界上增长最快、最具有资金吸引力的国家,人民币在过去10年内以年均3.7%的速度在升值。从这一点看,其他国家完全有动力用借来的美元债换成人民币来投资中国。
Dawai Capital Markets(日本大和资本市场公司)基于这一逻辑及推算,预计中国境内的美元债很有可能已经达到美元债总和的30%,即3万亿美金。
▌二、尚未置换(偿还)的美元外债究竟还剩多少?
自去年8月11日汇改以来,大家都开始意识到了人民币贬值问题的严重性。但是这些持有美元债的债务人并未如想象中那样,利用美联储延迟加息、人民币企稳的时间窗口将这部分美元债务置换出来。
关于国内的美元债务已经置换出来多少,国内并没有直接的指标,但国内的大多数美元债都会经过香港的银行产生。因此,这里选择香港银行的美元债数据为指标。这一指标在2015年终达到顶峰,之后的下降幅度累计在10%以内。截至今年3月底,香港银行对香港以外(主要是中国)的总贷款额仅下降4.5%。以这一指标预估,国内的美元债务置换出来的部分应该不超过10%。
因此,现在说中国境内以美元计价的外债已经偿清,实在是为时过早。
▌三、我们的“贸易顺差与外商直接投资”数字究竟有多真?
在传统的思路下,大家都认为中国拥有庞大的贸易顺差与外商直接投资。只要中国继续保持高储蓄率,那么中国的高贸易顺差就会继续;流入的外商直接投资既然是一种长期性的投资,那么也不太可能短期内集中回撤。
但是,这一逻辑只在以往的贸易顺差和外商直接投资数据真实有效的情况下成立。据Dawai Capital Markets(日本大和资本市场公司)推算,我国自2005年至2014年中的虚假贸易达3580亿美元,虚假FDI(外商直接投资)高达1.09万亿美元。同理推算,截至2015年底,贸易顺差与FDI的虚假数额已经分别高达4960亿美元和1.59万亿美元。
截至今年4月份,中国的外汇储备为3.22万亿美元。据Dawai推算,这3.22万亿美元外储中仅有51%的部分是由真实的贸易顺差和真实的长期外商投资所带来的,剩下的49%的外储都是受到短期的、投机的国际资本的推动。
因此,外汇储备下行压力和资本外流的压力大概率会比我们预期的要高出很多,因为短期的、投机的国际资本的流动性可比由FDI和贸易带来的资本的流动性灵活得多、快得多。
▌四、中国政府是否有能力阻止这场资本外流?
中国在过去多年流入的美元已经累计约3万亿美元,这意味着在人民币升值趋势消失、中国经济增长乏力后,至少这3万亿美金都有动机要回流至国外。
中国政府近期的资本管制似乎已经扼住了资本外流的喉咙。但事实是否如此?中国政府真的有能力阻止这一场资本外流吗?
首先,我们分析一下流入中国的这3万亿美金资金以及我们手中的国外资产的构成。如果把流入的这3万亿美元资产当成敌人,那么我们手握的国外资产就是攻击敌人的子弹、阻挡入侵的盾牌。
关于我们的敌人“3万亿美金”,与其他国家对比,已经找不出任何一个新兴国家比我们拥有更多的资本流入。因此,中国在所有新兴经济体中都是受到资本外流威胁最严重的国家。
有人说,“虽然资本流入我国最大,但是我国拥有的国外资产已经在6万亿以上,也足够抵抗住资本流出的威胁啊。”
事实并非如此。
我国的国外资产中有55%都是外汇储备。而动用外汇储备来干预人民币汇率有三大硬伤:
I、外汇储备的消耗会带来人民币贬值的预期与恐慌。当政府动用外汇储备阻止人民币贬值时,外汇储备会迅速消耗,就如去年汇改后至年初那段时间外汇储备迅速缩水近4000亿美金。而外汇储备的数据又是每个月都会公布的,每次外汇储备缩水的数据公布后,人们又会强化人民币贬值的预期,带来恐慌性的“卖出人民币、买入美元”的行为,进一步推动人民币贬值。
II、外汇储备的消耗会降低基础货币的数量,在当前经济乏力的背景下,货币收缩会使得经济雪上加霜。当政府动用外储干预人民币时,需要不断“卖出美元、买入人民币”,使得市场上的人民币数量减少从而提升人民币价值。外储消耗吸收的是基础货币,通过货币乘数放大后,货币的收缩效应会非常大,使得原本就增长乏力的经济更加举步维艰。
III、大部分的外储都投资在美国的证券。当外汇储备不断被卖出时,美国证券的收益率会被拉高。拉大的中、美证券收益差会进一步加剧资本外流。
▌五、资本管制真的是人民币的救世主吗?
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等在内的多家国际官方机构都认为“中国政府严格的资本管制正在生效,人民币已经企稳”。但是,只有政府自己知道自己的苦。
尽管资本管制帮助政府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外流,并稳定了人民币贬值预期。但是资本管制不是万能的,它不仅无法堵住一切资本外流的通道,还会在损伤敌人的同时自残一刀。
既然外储中的49%都是通过虚假贸易顺差和FDI流入国内的,那么,现在这些资金想要回撤的时候自然也可以通过类似的非法渠道流出国外。这一点在虚假贸易方面表现尤为明显,通过虚增进口额或虚减出口额都可以将美元资金转移至海外。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更容易理解为何今年我国自香港的进口数据突然飙升,而一季度的出口数据却大幅下滑。
虚增进口额的代表是今年4月中国自香港的进口额,它同比去年居然增长了204%。
虚减出口额的代表是今年一季度的出口额,出现大幅衰减。贸易顺差一直是我们引以为豪的创汇渠道,如2015年国际贸易顺差为我国创造了共3310亿美元的外汇,平均每季度为830亿美元。这些顺差往往会通过香港这个离岸金融中心来输送资金,这个离岸市场几乎从来不缺美元和流动性,通过虚减出口额而留存在这个离岸中心的美元又可以在这个市场上交易出去,从而套利换取更多的人民币回国。
这一事实残忍地揭示了一个道理:任何一个存在套利机会的市场,常规的管制手段就无法完全生效。铁手铐可以捆住一个人的手脚,却无法束缚住那颗贪婪的心。资本管制可以封住一些常规的资金外流的通道,却无法完全锁住所有的资金出口。
更何况,即使中国政府能够堵住所有资金外流的出口,也难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结局。
大部分国际资金流入中国的时候是加了杠杆的,也就是说这些资金往往是从香港的银行或者债券市场上借过来的。如果现在这些资金出去的路都被堵死了,那就意味着香港的银行或者债券市场拿不回他们的钱了。这样一来,国内资本外流的问题即便能够解决,也只是因为问题已经转嫁给了香港。
▌六、信用债危机和债转股成为压垮人民币的最后一根稻草吗?
过去2年内,发生实质性违约的已有16家企业的共计25只债券,其中2014年违约债券数1只,2015年13只,2016年前4个月内发生违约的有11只。企业债的还款高峰集中在2016年下半年,因此接下来信用债危机集中爆发的风险真的不小。
面对信用债危机集中爆发的高风险,中国政府应对的措施无非就是两种,兜底或者不兜底。
兜底,则意味着货币政策需要进一步宽松。而宽松的货币政策又会进一步对人民币施压。
不兜底,则意味着摧毁了国内信用债市场上的信用,进一步加剧资本外流的风险。尤其是在现行信用环境不透明的情况下,投资者很难分辨出公司的信用高低、企业债的风险高低,这样一来,很多投资者会选择逃离这个金融市场 ,资本外流将会进一步加剧。
同样是由经济中债务、杠杆过高引起的政府近期推出的对策之一“债转股”,也会给人民币带来类似的问题。当国企实行“债转股”后,虽然表面上来看是双赢,但是潜在的风险实际上转嫁到了银行系统。同时,“债转股”也影响到了银行的贷款本金与利息的回收周期,这本质上就要求央行给几大国有行输血,否则,实行“债转股”的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就会收缩。一轮轮的兜底下来,最终靠的还得是央行的货币放水政策,并最终施压给人民币。
▌七、潮水褪去的时候我们能做什么?
在过去几个季度,大量的中资企业开始奔赴海外开疆扩土,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ODI)数据一直在持续增长。自去年第三季度至今年一季度的3个季度内的平均季度ODI高达580亿美元,相比之前2年内平均每季度290亿美元ODI翻了一番。
全球资本的潮水在褪去,谁也不希望自己在潮水褪去时还在裸泳。在大量中资企业已经远走他乡的梦醒时分,我们不能再无动于衷,是时候该醒来并做点什么了。作为投资者,我们不妨参考格隆汇在很久之前就喊出来的资产配置策略,“把资产留在海外,将负债留在国内。”中国政府也应当时刻对资本外流与人民币汇率保持高度的警惕性,提前备好弹药。
Ⅳ 什么是投资银行的杠杆
在20倍的高杠杆放大作用下,各大金融集团在次贷危机中的投资损失率达到18%至66%,平均损失约% 次贷危机席卷了整个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除了美国的Countrywide、新世纪金融公司以及英国的诺森罗克银行、北岩银行等业务相对集中于抵押贷款领域的机构遭受重挫外,美林证券、花旗集团、瑞士银行等大型综合银行或投资银行也未能幸免。 尽管美林有大量相对稳定的经纪业务,尽管花旗有大量的零售银行业务和全球化的分散投资,尽管瑞士银行因其低风险的财富管理业务一贯享受着最高的信用评级;尽管房地产抵押贷款只是它们众多利润源中的一个,而且贡献并不大——但正是这个不起眼的业务让这些金融巨头们遭受了沉重的打击。 金融集团希望通过复杂的业务结构来分散风险,用精细化的测算来拨备风险,但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垃圾债危机、到1987年黑色星期五中的组合投资保险策略隐患、90年代末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套利危机、再到此次次贷危机,大型金融集团在历次金融创新产品危机面前不堪一击,“风险分散”和“流动性拨备”都变得毫无意义。 虽然在此次次贷危机中,中资企业损失较小,但在中国的金融发展过程中,到处都需要创新,到处都可能是创新的“地雷”,美国的次贷危机也许能给我们更多启示。 多收益源不能分散风险美林证券与贝尔斯登是次贷危机中损失较大的两大投资银行,但从他们的业务结构看,包括了股权、固定收益、投资银行、交易清算、私人客户理财和资产管理等多个部门,涉及代客交易、交易清算、结构化产品设计销售、做市商、自营交易、风险套利(套利并购重组事件)、传统套利(套利价差)、证券出借、证券化产品发行和投资、融资、并购重组、私人股权投资、财富管理、资产管理等多项业务。 除了抵押贷款证券(MBS或ABS)外,他们的业务还涵盖了国内股票、国际股票、国债、市政债、公司债、垃圾债、可转换证券、股票衍生工具、利率互换产品、外汇互换产品、商品期货、对冲基金等多种产品。 雷曼兄弟等亦是如此,其业务结构是一个极其庞杂的体系,每个结点都充斥着风险,他们希望通过多结点来分散这种风险。 现实中,他们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一般来说,美国大型投资银行的收益来自于五方面:自营(Principal Transations)、投资银行(Investment Banking)、抵押贷款服务权收益(MortgageServicingFees)、佣金收益(Commissions)和资产管理收益(Asset Management)。而花旗、瑞银等以银行业务为主的大型金融机构,其业务结构就更加复杂,收益源也更加广泛。 但问题是,金融机构的高杠杆可能会完全对冲掉多收益源的风险分散作用。 大机构次贷损失30%经过上百年的发展,欧美的金融机构都建立了一套严格的流动性和资本金管理体系,其核心是:集团根据情景分析和压力测试,计算出在发生危机事件时所需要的最大流动性,这个流动性需求将主要通过资本金来满足。 即,公司的资本金应该可以保障公司在发生极端事件、且不能进行外部融资情况下,不用变卖资产就能够满足正常的债务偿还需求、法定资本金需求和一定概率下或有负债的发生额(担保、资本承诺等),并可满足危机发生时抵押品价值贬损所导致的抵押融资额减少、甚至无法获得抵押融资时的资金需求,以及公司长期债被降低一级时衍生品交易中所产生的追加保证金要求。 为了保守起见,金融集团一般都会要求其现金资本和其他备用流动性所构成的流动性池应该大于危机发生时的最大资金需求——贝尔斯登和美林都要求其流动性资源应是短期无抵押融资的1.1倍以上,而雷曼兄弟则要求其流动性池里至少要保持20亿美元的富余流动性。此外,美林还要求它的长期资本资源至少要比长期资产需求多出150亿美元,这一原则也同样被用于新巴塞尔协议中对银行风险的监管。 精确的数量化管理似乎给公司稳健经营提供了足够的保障,而它的一个现实结果就是各家金融机构都放心大胆地使用较低的拨备和较高的财务杠杆。美国证券公司平均的总财务杠杆(总资产/股东权益)大于20倍,而净财务杠杆((总资产-低风险资产)/有形股东权益)在15倍左右,商业银行平均的总财务杠杆则在12倍左右。高杠杆虽然提高了资本回报率,却也对风险的估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旦公司低估了风险,导致拨备额不足,将使单一业务的风险在20倍的杠杆作用下,放大至整个集团。 以贝尔斯登为例,总杠杆率、净杠杆率分别为30倍、16倍,只要总资产中的3%、风险资产中的6%发生净损失,就会产生致命后果——公司现有130亿美元的有形股权资本、正常情况下每年可产生20亿美元的税前利润,即,可承受的最大亏损就是150亿美元,而公司在抵押贷款上的投资达到560亿美元,其中的20%发生问题就将是致命打击。 而对于美林来说,表外风险头寸则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其一年内抵押贷款证券化的表外承诺额就高达470亿美元,一年内如发生降级等特殊事件所导致的追加保证金或回购承诺要求达到630亿美元,两项相加就达到1100亿美元,而公司的有形资本金不到400亿美元,即使加上其他备用流动性,最多也只有630亿美元。实际上,公司总财务杠杆率、净财务杠杆率分别为20倍、13.8倍,如果总资产损失5%以上,风险资产损失7%以上,就将导致破产危机。 实际上,正是高杠杆让金融控股集团在金融创新过程中变得异常脆弱——如果金融集团将总资产平均分布在20项业务上,那么,在20倍杠杆下,每类资产50%的损失将导致集团资本金损失一半,而在次贷危机中,各大金融集团的投资损失率在18%至66%之间,平均损失30%左右。 贝尔斯登卖股权给中信真实原因在成熟业务上,经过多年的数据、经验积累,欧美市场上的成熟金融机构对于风险的估算确实已经比较准确,足以支持其低拨备下的高杠杆运作,并成为其在收益率上战胜新兴市场金融机构的有力武器。 但在金融创新过程中,由于历史数据较短,风险的估算常常发生偏差——这种偏差不是一两家金融机构的偏差,而很可能是系统性的偏差,比如次贷危机,AAA的次贷最终被证明是整个金融系统在房地产牛市行情中的整体估价错误。 其结果是,当危机真实发生时,实际的流动性需求可能远远超过公司的估算:抵押品价值的贬损程度可能超过预期,从而要求更多的保证金支持——没有一个机构会为AAA级的债券拨备出30%的贬值空间(真实的拨备额不到2%),为AA级债券拨备出60%的下跌空间。 实际上,当危机到来时,所有次级贷款的价值都发生了大幅贬损,AAA级债券目前已累计下跌30%以上,AA级下跌60%,A级跌幅超过70%,直追BBB及BBB-80%左右的累计跌幅。尽管各大金融集团都以AAA及AA级次贷为主,但各大金融集团在次贷中的投资损失率都达到20%以上。 此外,或有负债可能在某一时刻被要求全部兑现——次贷危机中的回购协议成为许多金融机构的致命伤,按照历史的估算,售出的次贷被要求回购的概率仅为1%至2%,但当危机发生时,几乎所有次贷的违约率都上升到10%、甚至20%以上,从而被要求全面回购;抵押融资渠道可能大幅萎缩,目前新的次贷发行几乎成为不可能;而公司信用评级可能被连降几级,从而在次贷以外其他衍生品的交易上被要求大额追加保证金......总之,针对金融创新产品的拨备可能完全不够,它将吃掉所有的富余流动性和公司计划用以扩张的资金,甚至会消耗其他业务的拨备额,并引发全面裁员。 宁选高风险不选高杠杆金融创新过程中风险的估价通常是不准确的,金融集团希望用复杂的业务和分散的收益点来降低单一事件的冲击力,但金融企业的高杠杆放大了单一事件的冲击力,使单一业务的风险可能会感染其他业务,并危机整个集团的安全——实际上,在投资银行平均15倍左右的净财务杠杆和20倍以上的总财务杠杆下,5%以上的风险资产亏损将给公司带来致命打击。不仅如此,危机还对股价产生了长远的影响,限制了企业在其他高速成长领域上的扩张速度。 如果把金融机构的三要素绘成一个三维图,波动性、收益率和杠杆率。那么,对于金融集团来说,在新业务上杠杆率的控制尤其重要,因为此时波动率的数据变得不那么可信了,一旦风险失控,低杠杆的集团能够将风险控制在局部,从而可以发挥真正的金融集团多收益源分散风险的作用,在低谷中趁机收购其他企业;与之相对,高杠杆的集团将使风险扩大至整个集团,从而成为低谷中的被猎食者。 在金融创新中,唯一安全的是现实的拨备,而不是信用评级或其他基于历史数据的模拟测算。 金融创新过程中,控制杠杆是分散业务风险的前提,是控制创新业务风险范围的必须。“可以承受高风险,绝不承受高杠杆”的原则,不仅适用于新产品的拓展,也同样适用于跨地域的扩张,在新地理市场上,当风险不可测时,控制杠杆比控制风险更重要。
Ⅳ 平安银行尚投安享美债2号理财产品怎么样
它的这个理财产品其实也挺不错的,因为是平安银行,它的风险肯定没问题,有保障,而且它的理财费率也不低,基本上是控制在5%左右。
Ⅵ 请问谁可以结合LTCM这公司说说财务杠杆怎么操作的啊
财务杠杆= △EPS/EPS
---------
△EBIT/EBIT
EBIT
= -----------
EBIT-I(利息)
息税前利润变动引起每股收益变动
简单的说就是举债越多,财务杠杆越大,风险越大,就会影响股东收益,赚来的钱不够支付举债的利息,造成亏损 LTCM就是这样失败的
重新认识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的兴衰
岁末年初, 难得的享受了几天假期,随手翻来书架上久已未动的闲书,讲的是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的故事。想必很多人都已经详细的知道了这个故事。上次还是在国内的时候读过此书,现在在北美的金融行业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 重读它的故事, 感受完全不同于几年前了。
投机市场中不存在百战百胜的法宝,任何分析方法与操作系统都有缺陷和误区。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故事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
一、 LTCM营造的海市蜃楼
1. 四大天王
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的总部设在离纽约不远的格林威治, 是一家主要从事债务工具套利活动的对冲基金。该基金创立于1994年, 主要活跃于国际债券和外汇市场, 利用私人客户的巨额投资和金融机构的大量贷款,专门从事金融市场炒作。它与量子基金、老虎基金、欧米伽基金一起被称为国际四大“对冲基金”。
2. 梦幻组合
LTCM的掌门人是Meriwehter, 被誉为能点石成金的华尔街债务套利之父。他聚集了华尔街一批证券交易的精英加盟: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Robert Merton和Myron Schols, 他们因期权定价公式荣获桂冠;前财政部副部长及联储副主席David Mullis;前所罗门兄弟债券交易部主管Rosenfeld。这个精英团队内荟萃职业巨星、公关明星、学术巨人,真可谓梦幻组合。
3. 骄人业绩
在1994-1997年间,LTCM的业绩辉煌骄人。成立之初,资产净值为12.5亿美元,到1997年末,上升为48亿元,净增长2.84倍。 每年的投资回报率分别为:1994年28.5%、1995年42.8%、1996年40.85%、1997年17%。
4. 致富秘笈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以“不同市场证券间不合理价差生灭自然性”为基础,制定了“通过电脑精密计算, 发现不正常市场价差,资金杠杆放大,入市套利”的投资策略。舒尔茨和默顿将金融市场历史交易资料, 已有的市场理论、学术研究报告和市场信息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一套较完整的电脑数学自动投资模型。他们利用计算机处理大量的历史数据, 通过连续而精密的计算得到两种不同金融工具间的正常历史价格差, 然后结合市场信息分析它们之间的最新价格差。如果两者之间出现偏差,并且该偏差正在放大,电脑立即建立起庞大的债券和衍生工具组合, 大举套利入市投资;经过市场一段时间调节,放大的偏差会自动恢复到正常水平,此时电脑指令平仓离场, 获取偏差的差值。
5. 法宝之暇
但是不能忽略的是, 这套电脑数学自动投资模型也有一些致命之处:模型假设前提和计算结果都是在历史统计基础上得出的,但历史统计永远不可能完全覆盖未来现象;LTCM的投资策略是建立在投资组合中两种证券的价格波动正相关的基础上。 尽管它所持核心资产德国债券与意大利债券正相关性为大量历史数据所证明, 但是历史数据的统计过程往往会忽略一些小概率事件。亦即上述两种债券的负相关性。
6. 阴沟翻船
LTCM万万没有想到, 俄罗斯金融风暴引发了全球的金融动荡, 结果它所沽空的德国债券价格上涨, 它所做多的意大利债券等证券价格下跌, 它所期望的政相关变成负相关, 结果两头亏损。 它的电脑自动投资系统面对这种原本忽略不计的小概率时间, 错误地不断放大金融衍生产品的运作规模。 LTCM利用投资者那儿筹来的22亿美元作为资本抵押, 买入价值为3250亿美元的债券, 杠杆比例高达60倍。由此造成公司的巨额亏损。它从5月俄罗斯金融风暴到9月全面溃败, 短短的150天资产净值下降90%, 出现43亿美元的巨额亏损, 仅余5亿美元, 已走到破产的边缘。9月23日, 美联储出面组织安排, 以美林、摩根为首的15家国际性金融机构注资37.25亿美元购买了LTCM的90%股权,共同接管了公司, 从而避免了它倒闭的厄运。
二、 LTCM兴衰的启示
1. 投机市场中不可能出现神圣, 任何人都会犯错误。长期资本管理公司, 拥有国际上第一流的债券运作高手, 拥有世界上第一流的科研天才,拥有国际上第一流的公关融资人才。但是, 这个梦幻组合的每一位成员都对LTCM的重挫负有责任。 因此, 我们投资人不应该迷信任何人,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2. 投机市场中不存在制胜法宝,任何分析系统和分析方法都有缺陷和失误。LTCM曾经以为它们掌握了致富法宝, 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连连得手, 自信多多, 可是出现了小概率事件, 造成巨额亏损。因此, 我们运用任何工具和方法在证券市场上进行操作时,必须认识到它们也会出错,会使你丧失一些机会。
3. 在投机市场上生存与发展, 控制风险是永恒的主题。正因为在证券市场上任何人和任何方法都可能出错, 所以控制风险是我们应终生牢记在心的铁律。如果你所依赖的方法和工具, 在出错时,仅仅使你丧失一些赚钱的机会,这并不要紧。 如果它们出错时,有可能会令你伤筋动骨,全军覆没甚至负债累累, 这样的风险就要严格控制了。所以我们不要透支炒股,更不要借钱炒股, 在高位炒作时要注意及时止损。
(期货交易有风险, 只有风险资金可用于期货交易. 不是所有投资者都适合期货和期货期权交易. 当你决定交易前, 应考虑你的财务状况. 以往的表现和假设的结果不足以做为未来表现的参考.)
Ⅶ 美国的杠杆债券牛市是怎样崩盘的
高收益债在70-80年代的盛行也催生了资产泡沫。80年代末,关于高收益债的负面新闻开始鹊起,高收益债市场受到情绪、监管、信贷紧缩等一系列因素影响,其市场承受了巨大的抛压,另外由于债券质量日趋下降,以及1987年股灾后潜在熊市的压力,并且经济也同时出现减速现象,这也成为泡沫破灭的重要原因,从1988年开始,发行公司无法偿付高额利息的情况屡有发生,垃圾债券难以克服“高风险—>高利率—>高负担—>高拖欠—>更高风险……”的恶性循环圈,逐步走向衰退,并且债券违约率也迅速攀升。整个80年代,高收益债的平均违约率仅仅不到4%,到了1991年,高收益债的违约率蹿升至11%左右的空前高位。
在90年代垃圾债泡沫崩塌之前,储贷机构的风险已经开始发酵。早在1984年,就因之前的高利率和放宽存户利率的政策使储贷机构出现了一系列破产事件,尤其是田纳西州和加州,由于这两个州对储贷行业监管比较松,且当地的经济都存在比较严重的泡沫,因此当时的储贷机构的资产端本身就酝酿着比较大的风险。
而到了1986年,联邦储贷机构存款保险公司为当时54家破产的储贷机构的存户提供了约160亿美元的赔偿,但尚有相当一部分储户得不到赔付,并且随着经济状况的进一步恶化,行业中的半数机构已经陷入危机。
随着垃圾债的违约率的爬升和垃圾债危机的出现,90年代初储贷机构的危机也一并达到了顶峰,当时新成立的清算信托公司分别在1989年和1990年赔付储贷机构的家数高达318和213家。
1990年,高收益债券的平均交易价格只有面值的66%。大幅折价导致高收益债券市场发行量降到了10年来最低,10年来首次出现负回报。在经济景气阶段,垃圾债的高收益很容易让人忘记它的“垃圾”本质,但是一旦经济减速,垃圾债的违约情况就会急剧上升。在这场危机的倒逼下,美国政府为此付出了1660亿美元的救助,1800余家储贷机构破产,数百人入狱。美国的1981-1990年最终被形容为“贪婪的十年”。
垃圾债券在美国风行的十年虽然对美国经济产生过积极作用,筹集了数千亿游资,也使日本等国资金大量流入,并使美国企业在强大外力压迫下刻意求新,改进管理等,但也造成了严重后果,包括储蓄信贷业的破产、杠杆收购的恶性发展、债券市场的严重混乱及金融犯罪增多等。
Ⅷ 如何购买美元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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Ⅸ 名词解释:跨国创新的全球杠杆
以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时空序列安排结构,可分为时空正常式与时空异常式两种。论证型,以概念的内在因果联系作为结构的主要依据。
可分为总分式、平列式、递进式等几种。说明型,以事物本身固有的条理进行布局。综合型,常以一种结构型为主,兼具其他类型。
在一些经济比较稳定的国家,比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对利率上升最为敏感。主要原因是,在低利率和海外资金的推动下,这些国家的房价快速上涨,这使得人们不得不承当巨额的抵押贷款来支付住房费用。
(9)中资美元债加杠杆扩展阅读:
当全球主要央行逐步走上货币政策正常化之路,回收金融危机后那些年放出去的水,各国财政却开始按耐不住了,阔绰地在全球掀起一股“宽财政”浪潮。
利率上升已经将那些背负大量以美元计价债务的新兴市场国家置于暴风雨之中。随着美元指数自二月中旬来升值约10%,新兴市场货币相应走弱,这也意味着他们的偿债成本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