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部门杠杆率研究

1. 居民部门杠杆率是怎么计算的举例说明

居民部门杠杆率=居民部门贷款余额/名义GDP
如:2016年我国GDP74.4万亿,居民部门贷款余额大约33.33万亿,相除后得2016年末居民部门杠杆率为44.8%。
杠杆率一般是指资产负债表中权益资本与总资产的比率。杠杆率是一个衡量公司负债风险的指标，从侧面反应出公司的还款能力。杠杆率的倒数为杠杆倍数，一般来说，投行的杠杆倍数比较高，美林银行的杠杆倍数在2007年是28倍，摩根士丹利的杠杆倍数在2007年为33倍。
杠杆率的优点
引入杠杆率作为资本监管的补充手段，其主要优点为：一是反映股东出资的真金白银对存款人的保护和抵御风险的作用，有利于维持银行的最低资本充足水平，确保银行拥有一定水平的高质量资本(普通股和留存利润)。二是能够避免加权风险资本充足率的复杂性问题，减少资本套利空间。本次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在新资本协议框架下，如果商业银行利用新资本协议的复杂性进行监管套利， 将会严重影响银行的资本水平。有关数据显示，一些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和杠杆比率出现背离。

2. 什么是全社会杠杆率为249

2015年全社会杠杆率为249%,李扬称中国的债务水平从全球看不算太高,一直以来，中国的债务问题不仅是各方人士关注的高频话题，也是海外评级机构十分关注的一个方面。近期，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披露的最新研究显示，截至2015年底，我国债务总额为168.48万亿元，全社会杠杆率为249%，其中，居民部门债务率约为40%，金融部门债务率约为21%，政府部门债务率约为40%。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试验室理事长李扬认为，这样的债务水平，从全球来看不算太高，且中国政府的债务处于可控范围内。

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末，纳入预算管理的中央政府债务10.66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16万亿元，合计26.66万亿元，占GDP比重约为39.4%。即便将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加入，以更宽的口径估算，政府债务水平达到56.8%，仍低于欧盟60%的预警线。与此同时，日本这一数字为200%，美国超过120%，法国超过120%，德国80%，巴西100%左右。

尽管如此，但在经济学家宋清辉看来，2015年全社会杠杆率249%这个数字仍然不低，若再不重视中国实体经济和全社会杠杆率过高的问题，将带来较大的风险隐患。降低全社会杠杆率就是降低全经济风险，也是经济稳健发展的前提。

中投顾问宏观经济研究员白朋鸣告诉《证券日报》记者，杠杆率偏高则企业债务负担偏重，使得企业很大一部分现金流用于还本付息，而用于维持正常生产经营的资金减少，不利于企业释放活力与经济增长。全社会杠杆率偏高增加了经济运行中的风险，一旦企业资不抵债大规模爆发，将冲击到银行体系的稳定性，甚至诱发金融危机。

宋清辉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世界经济局势扑所迷离的背景下，中国亟需加快金融、房地产、钢铁等行业风险出清的步伐，加强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些高杠杆行业必须率先出清，否则“脱虚向实”将是一句空话。

将如何去杠杆

“综合来看，对于负债率超过80%的企业，需要多管齐下形成合力，即通过减亏止亏、增收节支以及妥善处置低效资产等措施，把资产负债率控制在合理区间，减少占比过高的金融杠杆，规避企业经营上的风险。”宋清辉说道。

白朋鸣则认为，对于一些产能过剩行业来说，降低杠杆率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首先是偿还债务，可以通过出售资产减债等方式；其次是通过上市或其他方式增资来降低杠杆率；最后是债转股，通过组建资产管理公司收购银行不良资产，来把债权债务关系转变成控股与被控股关系，达到降低杠杆目的。

3. 居民部门杠杆率偏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过高说明啥

居民部门杠杆率偏低说明还有加杠杆释放需求动力的空间。

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过高说明企业运营成本较高，较多的运用财务杠杆，风险性因素可能会被扩大。

4. 超8成买房者需贷款，我国哪些城市的居民杠杆率较高呢

不同地区、不同城市，居民资金杠杆率、住户部门杠杆率也呈现较大差别。总体上，我国城市居民杠杆率呈现南高北低的格局。根据第一财经记者统计，在重点城市中，厦门、深圳、南京、杭州等东南沿海城市杠杆率较高。

据悉，目前“杠杆率”的统计存在较多口径，其中比较常用的有两种：一是住户贷款余额/GDP，即住户部门杠杆率；另一种是住户贷款余额/住户存款余额，即住户存贷比或居民资金杠杆率。

四城杠杆率比较：

数据显示，2020年，四城的居民资金杠杆率均超过了130%，其中最高的厦门达到了148.9%。在住户部门杠杆率方面，杭州高达126.8%，深圳和南京也超过了90%，厦门为87.3%。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去年GDP增速较慢，因此四成的住户部门杠杆率均有明显提升。

房价高，会带来居民杠杆率高，杠杆率高则进一步推高了房价。数据显示，深圳、厦门、杭州和南京房价均位列我国城市房价前十位。

以厦门为例，根据中国房价行情网数据，厦门3月均价达到了48570元/平方米，在全国所有城市中，也仅次于深圳、北京和上海三大一线城市，位居第四，甚至超过了一线城市广州。

以上内容参考 第一财经－超8成买房者需贷款，“95后”全款买房比例最高

5. 适度引导居民部门加杠杆有多重好处

你可以参考一下！
关于居民个人、企业和三个部门在中国经济中的杠杆率（债务／GDP比重），因为统计数据等原因，难有一个精确的数字。但基于公开信息，在两个方面是有共识的：一是全社会杠杆率超过200%，在全世界居前列；二是，在三个部门之间，企业杠杆率最高，次之，居民的杠杆率最低。
具体说来，企业杠杆率被认为在120%~170%，领先于很多大经济体；杠杆率在30%~70%（如果算上更多隐性债务，可能更高）；居民杠杆率在40%以内，落后于主要国家。
从上述数字上看，三个部门中，居民加杠杆的空间最大；且居民杠杆形成的银行资产，质量优于企业部门，是银行偏爱的安全产品。央行行长周小川在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记者会上的表态，正应和了这一现实：“从宏观层面看，中国如果想控制杠杆率，应掌握好整个杠杆率，关键还是要如何应对企业杠杆率过高的问题。也有一部分人比较关注地方的杠杆率是否偏高的问题，从总量上讲个人消费贷款的杠杆率不太高”。
分析造成三个部门之间杠杆率差别的原因，有助于判断居民的杠杆空间到底有多大。
三个部门之间的杠杆率差别如此之大，特别是企业部门如此之高，笔者认为根本原因是企业代替和居民部门，提高并维持了其部门的杠杆率（当然，2009年之后企业贷款增加的直接原因在于刺激经济的政策）；而不在于中国企业主要依赖于间接融资、不像美国有那么发达的资本市场。资本市场同样不如美国发达的其他几个金砖国家，企业杠杆率甚至不及中国的一半。
如果只考虑认可的账面的债务，杠杆率在30%左右，低于60%的国际警戒线。相信这是各种分析认为仍有加杠杆空间的理由。但如果考虑到地方的各种融资平台债务及全国范围内社会保障的隐性负担，情况显然不容乐观。也因为此，中央对地方债务扩大比较谨慎，在推出地方债务置换的同时，力保全国地产市场不大幅下跌，因为后者是维系地方乃至全国债务状况稳定、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基础。
同样，企业的杠杆率帮助降低了居民的杠杆水平。不是每个居民都有资格加杠杆。稳定的现金收入应是首要条件。因此，对于加杠杆，占全国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民是被排除在外的（包括被寄予厚望的农民工）。周小川行长希望鼓励的群体，应是大部分工薪收入阶层。而他们的收入均直接、间接来自于企业。可在经济不景气、PPI连续几年负增长的情况下，企业要保证不亏损已经很难，维持运营、缴上税费、发下工资，银行贷款是最优选择。
企业部分承担和个人的杠杆率的成本有多高呢？其每年银行贷款利息支出在6万亿元左右（如计算上银行外的融资，成本会更高），超过名义GDP的年度增加额；货币供应量（M2）增量的近一半要用于支付这些利息。就是说，贷款的利息，也要用贷款来还了。经济疲弱、企业无现金利润、亏损，滚雪球般的债务模式不可持续。
是否可以不维持这种模式呢？那就是企业去杠杆(破产，退出市场），对上述的逻辑做一个调整，企业的杠杆率降下来、的杠杆率上升。个人的杠杆率也会下降，因为该破产的企业破产了、有些个人收入下降甚至没有了收入，就失去了承担债务的条件，其历史债务将转嫁给银行。最后的债务接盘者仍是，但真正的损失者是居民个人：如果不让银行破产，那债务只能通过全社会通胀的方式消化；如果允许银行破产，通胀的幅度稍小，银行的储户损失更大。同时伴随的，将是GDP萎缩，资产价格暴跌。
两害相权无轻者。这恐怕也是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自去年起就吹风降低企业社会负担（五险一金）的原因。
周小川行长在前述会议上同时提及：“从中国的情况看，个人住房贷款占银行贷款中的比重还是相对偏低的，有很多国家个人贷款特别是住房贷款可能占总贷款的40%~50％，中国只有百分之十几，比例比较低。”不难理解，希望通过房地产拉动经济增长。
要实现这个预期，须考虑三个问题：房地产行业是否能发挥期望的作用？居民的杠杆空间是否足以满足期望？期望房地产引领的经济增长是否能在未来维持居民的杠杆水平？同时，这种具有明显选择性的政策暗示，也应考虑其他因素，比如中国企业经营性现金流是否可与这些国家比？中国是否有这些国家差不多比重的收入稳定、可加杠杆的居民群体？中国是否能承受大量的企业破产？
我知道所以你知道！

6. 居民资金杠杆率到底是怎么算的

杠杆比率到底怎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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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银行配资业务重启 杠杆率1:1.5到1:2.5之间 2.融资融券的比例为1：1，和买房首付是20%，那么杠杆率为有

7. 央行表示我国居民杠杆率在国际处合理水平，你对杠杆率有何了解

央行表示我国居民杠杆率在国际处合理水平，但是人们对于杠杆率的了解不是很深，在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下杠杆率。

在金融中，杠杆的含义很明确，这意味着经济实体承担的债务与自身资产的比率，并且意味着经济实体使用自身资产履行债务的程度。迅速上升的杠杆比率已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要风险因素。近年来，居民的杠杆比率增长过快，居民的债务过分集中在住房投资上，这加剧了房地产泡沫。

但是，如果投机者对房价有相同的期望，它将使房价上涨的趋势由群体的期望形成。为了将来获得丰厚的利润，他们将开始购买大量房地产以促进房价的上涨。随着房价的快速上涨，这将导致更多的投机者购买房屋。房价上涨的预期将进一步成为集团的预期。最后，整个团队将加入购房大军，这使房价远离其价值。这个过程通常存在于房地产价格上涨的过程中。这种情况是：由于一定的因素，房地产价格上涨，使得投机需求持续增加，投机者将购买大量房地产拉高房价，人们形成了对房地产价格上涨的一致预期并急于购房，导致居民总债务不断增加。

8. 当前我国居民杠杆率是在上升还是下降

关于居民个人、和三个部门在中国经济中的杠杆率（债务／GDP比重），因为统计数据等原因，难有一个精确的数字。但基于公开信息，在两个方面是有共识的：一是全社会杠杆率超过200%，在全世界居前列；二是，在三个部门之间，杠杆率最高，次之，居民的杠杆率最低。
具体说来，杠杆率被认为在120%~170%，领先于很多大经济体；杠杆率在30%~70%（如果算上更多隐性债务，可能更高）；居民杠杆率在40%以内，落后于主要国家。
从上述数字上看，三个部门中，居民加杠杆的空间最大；且居民杠杆形成的银行资产，质量优于部门，是银行偏爱的安全产品。央行行长周小川在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记者会上的表态，正应和了这一现实：“从宏观层面看，中国如果想控制杠杆率，应掌握好整个杠杆率，关键还是要如何应对杠杆率过高的问题。也有一部分人比较关注地方的杠杆率是否偏高的问题，从总量上讲个人消费贷款的杠杆率不太高”。
分析造成三个部门之间杠杆率差别的原因，有助于判断居民的杠杆空间到底有多大。
三个部门之间的杠杆率差别如此之大，特别是部门如此之高，笔者认为根本原因是代替和居民部门，提高并维持了其部门的杠杆率（当然，2009年之后贷款增加的直接原因在于刺激经济的政策）；而不在于中国主要依赖于间接融资、不像美国有那么发达的资本市场。资本市场同样不如美国发达的其他几个金砖国家，杠杆率甚至不及中国的一半。
如果只考虑认可的账面的债务，杠杆率在30%左右，低于60%的国际警戒线。相信这是各种分析认为仍有加杠杆空间的理由。但如果考虑到地方的各种融资债务及全国范围内社会保障的隐性负担，情况显然不容乐观。也因为此，中央对地方债务扩大比较谨慎，在推出地方债务置换的同时，力保全国地产市场不大幅下跌，因为后者是维系地方乃至全国债务状况稳定、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基础。
同样，的杠杆率帮助降低了居民的杠杆水平。不是每个居民都有资格加杠杆。稳定的现金收入应是首要条件。因此，对于加杠杆，占全国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民是被排除在外的（包括被寄予厚望的农民工）。周小川行长希望鼓励的群体，应是大部分工薪收入阶层。而他们的收入均直接、间接来自于。可在经济不景气、PPI连续几年负增长的情况下，要保证不亏损已经很难，维持运营、缴上税费、发下工资，银行贷款是最优选择。
部分承担和个人的杠杆率的成本有多高呢？其每年银行贷款利息支出在6万亿元左右（如计算上银行外的融资，成本会更高），超过名义GDP的年度增加额；货币供应量（M2）增量的近一半要用于支付这些利息。就是说，贷款的利息，也要用贷款来还了。经济疲弱、无现金利润、亏损，滚雪球般的债务模式不可持续。
是否可以不维持这种模式呢？那就是去杠杆(破产，退出市场），对上述的逻辑做一个调整，的杠杆率降下来、的杠杆率上升。个人的杠杆率也会下降，因为该破产的破产了、有些个人收入下降甚至没有了收入，就失去了承担债务的条件，其历史债务将转嫁给银行。最后的债务接盘者仍是，但真正的损失者是居民个人：如果不让银行破产，那债务只能通过全社会通胀的方式消化；如果允许银行破产，通胀的幅度稍小，银行的储户损失更大。同时伴随的，将是GDP萎缩，资产价格暴跌。
两害相权无轻者。这恐怕也是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自去年起就吹风降低社会负担（五险一金）的原因。
周小川行长在前述会议上同时提及：“从中国的情况看，个人住房贷款占银行贷款中的比重还是相对偏低的，有很多国家个人贷款特别是住房贷款可能占总贷款的40%~50％，中国只有百分之十几，比例比较低。”不难理解，希望通过房地产拉动经济增长。
要实现这个预期，须考虑三个问题：房地产行业是否能发挥期望的作用？居民的杠杆空间是否足以满足期望？期望房地产引领的经济增长是否能在未来维持居民的杠杆水平？同时，这种具有明显选择性的政策暗示，也应考虑其他因素，比如中国经营性现金流是否可与这些国家比？中国是否有这些国家差不多比重的收入稳定、可加杠杆的居民群体？中国是否能承受大量的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