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剑阁爆料高层曾干预证券市场

A. 李剑阁的介绍

李剑阁，1949年12月出生于江苏省南通市，中国国际金融公司（中金公司）董事长，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理学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硕士。曾经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家计划委员会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政策法规司副司长、司长、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常务副主席、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2003年3月至2008年7月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2008年7月被免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职务。同月被任命为中国国际金融公司的董事长。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Guangdong Technion Israe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简称GTIIT)的首任校长(Chancellor)。

B. 李剑阁的人物经历

1978年1月到1981年12月，于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获理学学士。
1982年1月到1984年12月，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经济学硕士。
1984年12月到1988年6月，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员。
1988年6月到1992年5月，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体改法规司副司长、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1992年5月到1994年6月，任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政策法规司副司长、司长。
1994年6月到1998年3月，任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
1998年3月到2008年7月，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2008年7月，任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兼任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董事长。
2013年7月，任申银万国董事长。
2015年2月11日，申万宏源选举第四届董事会，李剑阁因工作原因，不再继续担任公司董事、董事长。

C. 327国债事件感想

很久以前，有个法老梦见将有七年的饥荒要降临埃及大地，一个叫约瑟夫的年轻人给他解梦，想出了预防计划，即对谷物运用远期买入对冲。饥荒居然真的出现了，这个计划拯救了埃及人民，同时也给人们留下了这样的观点：期货市场仅局限于农业领域。直到1972年5月16日，在芝加哥商业交易所 (Chicago Mercantile Exchange)的国际货币市场上引入金融期货，这个观念才被打破。

金融期货是20世纪70年代金融领域的两个重大突破之一它包括利率期货、指数期货、货币期货。在国外成熟的期货市场上，金融期货的交易额占到80％以上。

我国曾对几种金融期货分别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尝试：1992年6月1日，上海外汇调剂中心率先推出外汇期货交易；1993年3月10日，海南证券交易中心首次推出深圳股份综合指数期货的A股指数期货。这两种期货交易由于推出的时机不成熟，不久就被关闭。

一筹莫展之际,一些有识之士走出国门到大洋彼岸的美国转了一圈,突然发现了一个非常成功的金融衍生工具:国债期货.1976年芝加哥商业交易所推出了91天短期美国政府券期货。国债被称为“金边债券”，由政府发行保证还本付息，信用好，安全性极强,流动性好.美国财政部成为国债期货强有力的支持者.考察者由喜上眉梢.,喜滋滋小心翼翼地把这个宝贝捧回了国内,不料,从此掀开了327事件的序幕,中国证券史上最黑暗的时刻即将来临了.

福兮，祸之所倚

当时我国国债发行极难。1990年以前，国库券一直是靠行政分配的方式发行的。国债的转让流通起步于1988年，1990年才形成全国性的二级市场。1992年底，国库券的转让价格大大跌破面值，5年期券只标80多元，扣除应有利息，已蚀本金20多元。这时票贩子倒成了好人，他们以高于财政部二级市场转让价格收购群众的国库券。我国从1981年到1995年间，发行国债4509。33亿，个人投资者普遍把国债作为一种变相的长期储蓄存款，很少有进入市场交易的兴趣。

通过多次国际考察，决策者对国际金融市场有了较多的了解，感觉应当有金融工具的创新。在当时的体制框架内和认识水平上，搞股票指数期货是不可能的，而国债的发行正在受到国家的大力鼓励。借鉴美国的经验，1992年12月28日，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设计并试行推出了12个品种的期货合约。上交所认为通过金融工具创新，能够带动国债市场的发展，这是比较容易获得高层支持的。国债是固定利率，风险会小一点，搞期货比较容易控制。还有一个小秘密，当时证监会成立不久，这类事还管不到，趁早干起来，免遭以后申报、审批之苦。

国债期货试行的两周内，交易清淡，仅成交19口。1993年7月10日，情况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这一天，财政部颁布了《关于调整国库券发行条件的公告》，公告称，在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的背景下，政府决定将参照中央银行公布的保值贴补率给予一些国债品种的保值补贴。国债收益率开始出现不确定性。国债期货市场的炒作空间扩大了。1993年10月25日，上交所重新设计了国债期货合约的品种和交易机制，国债期货交易向社会公众开放，北京商品交易所在期货交易所中率先推出国债期货交易。

1994年10月以后，中国人民银行提高3年期以上储蓄存款利率和恢复存款保值贴补，国库券利率也同样保值贴补，保值贴补率的不确定性为炒作国债期货提供了空间，大量机构投资者由股市转入债市，国债期货市场行情火爆。1994年全国国债期货市场总成交量达2。8万亿元。占上海证券市场全部证券成交额的74。6%。1994年至1995年春节前，全国开设国债期货的交易场所陡然增到14家，成交总额达28000亿元。这种态势一直延续到1995 年，与全国股票市场的低迷形成鲜明对照。从1995年1月到5月17日由中国证监会宣布停止的4个多月时间里，上交所国债期货的交易量达到49686。 09亿元，是上交所1995年全年股票交易量的16倍。

国债期货的巨大成交和较强的流动性，带动了整个国债市场的发展：1、促进了国债现货市场的发展，统计显示，国债期货推出前的93年1月到5月，国债现货成交总额为21亿元，日成交0。19亿元，国债期货推出后的1994年同期国债现货成交总额达到378亿元，日均成交3。74亿元，分别是前者的 18。5倍和19。7倍，大大提高了市场的流动性。2、促进了国债价格的发现，国债期货推出后，对现货的价格带动明显，市场中以1992年5年期为代表，国债现券从1994年1月开始走出长期滞留的面值最低谷，并在随后一年出现了25%的升幅。一些和约价格得到了正常发现，国债期货市场价格发展为我国国债发行规模、年收益的确定、期限结构安排等都提供了决策依据。

形势似乎一片大好。但问题出在“327国债期货合约”上。

祸起萧墙——疯狂的8分钟

“327” 是“92（3）国债06月交收”国债期货合约的代号，对应1992年发行1995年6月到期兑付的3年期国库券，该券发行总量是240亿元人民币。

由于期货价格主要取决于相应现货价格预期。因此，影响现货价格的因素也就成了期货市场的炒作题材。影响1992年三年期国债现券价格的主要因素有：

（1）基础价格：92（3）现券的票面利率为9。5%，如果不计保值和贴息，到期本息之和为128。50元。

（2）保值贴补率：92（3）现券从1993年7月11日起实行保值，因而，其中1995年7月份到期兑付时的保值贴补率的高低，影响着92（3）现券的实际价值。

（3）贴息问题：1993年7月1日，人民币三年期储蓄存款利率上调至12。24%，这与92（3）现券的票面利率拉出了2。74个百分点的利差，而1994年7月10日财政部发布的公告仅仅规定了92（3）等国债品种将与居民储蓄存款一样享受保值贴补，并未说明92（3）现券是否将随着储蓄利率的提高进行同步调整。因此，92（3）现券是否加息成为市场一大悬念，直接影响92（3）现券的到期价值。

（4）1995年新券流通量的多寡也直接影响到92（3）期券的炒作，由于上海证交所采用混合交收的制度，如果新券流通量大，且能成为混合交收的基础券种，那么，空方将有更多的选择余地，市场将有利于空方，如果相反，则对多方有利。

这些价格的不确定因素，为92（3）期全的炒作提供了空间。

与当时的银行存款利息和通货膨胀率相比，327的回报太低了。于是有市场传闻，财政部可能要提高327的利率，到时会以148元的面值兑付。

但管金生不这样看。管金生何许人也？ 1988年上海三大证券公司成立，分别是上海人行的申银、交行的海通和股份制的万国。1993年首批证券商业信用评比，万国获得国内惟一最高级别AAA信用等级，在当时拥有270多家会员的上交所万国独占16。7%的交易额。万国是券商的老大，万国有一句广告词：“万国证券，证券万国”。管是这个王国的国王，有“证券教父”之称。他认为第一，国家将抑制通货膨胀作为95年经济工作的重点，因此通货膨胀回落必然会导致保值贴补率的回落；第二，对92（3）国债的贴息将增加财政支出十几亿元，因此不可能贴息；第三，1995年新国债发行额度将在1500亿元左右，比去年增加50%，因此，流通梁必然较大。于是管率领万国证券做空。

1995年2月“327合约”的价格一直在147。80元—148。30元徘徊。多空双方在148元附近大规模建仓，327品种未平仓合约数量逐渐加大。市场潜伏的危机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23日，提高327国债利率的传言得到证实，百元面值的327国债将按148。50元兑付。高层想的多是国库券的发行和兑付，也许根本忘了下面有个国债期货市场。但国债的利率一浮动，疯狂就开始了。

2月23日上午一开盘，中经开率领的多方借利好用80万口将前一天148。21元的收盘价一举攻到148。50元，接着又以120万口攻到149。10元，又用100万口攻到150元，步步紧逼。

一直在327品种上与万国联手做空的辽国发突然倒戈，改做多头。327国债在1分钟内竟上涨了2元，10分钟后共上涨了3。77元。327国债每上涨1元，万国证券就要赔进十几个亿。按照它的持仓量和现行价位，一旦到期交割，它将要拿出60亿元资金。毫无疑问，万国没有这个能力。管金生铤而走险，16时22分13秒突然发难，先以50万口把价位从151。30元轰到150元，然后用几十万口的量级把价位打到148元，最后一个730万口的巨大卖单狂炸尾市，把价位打到147。50元。

在最后8分钟内，万国共砸出1056万口卖单，面值达2112亿元国债。而所有的327国债只有240亿。光是操作就让人感叹，十个手指要多么灵活才能敲进这么多指令？据统计，当日上交所国债期货共成交8539亿元（含最后8分钟），其中80%的交易属于上海万国抛空的“327”品种。这个行动令整个市场都目瞪口呆，若以收盘时的价格来计算，这一天做多的机构，包括象辽国发这样空翻多的机构都将血本无归，谁能想到自己买的是泥饭碗，但是却必须还一个金饭碗。而万国不仅能够摆脱掉危机，并且还可以赚到42亿元。可以说，那天所有国债期货的入市者在“天堂”和“地狱”间走了一回。

当噩梦醒来后

上海著名的外白渡桥西端黄浦路15号，正门墙壁上铜牌罗列，而最能显现历史价值的无疑还是中间一块，上书 “上海证券交易所原址（1990.12.19—1997.12.18）”。门上的漆色已略显斑驳。举步而入，一面开市铜锣静静地悬在那里——已是文物。作为上海证交所的创始人和第一任总经理，尉文渊在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史上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第一次敲响了这面锣。那正是1990年的岁末，他35岁，号称 “全球交易所中最年轻的老总”.

1995年年初，他正好到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出访。按日程应当2月28日回国，但想到工作上许多事没有安排，所以提前于22日回到国内。不料第二天，也就是2月23日，就发生了“国债327事件”。 历史悄悄地将他的证券业生涯打上了一个休止符。

尉刚回国，就有人说国债期货可能会有问题。但他当时没有在意。23日早晨一开市，果然市场上是全线向上行情。他正在办公室与人洽谈交易所购买外滩市政府大楼的事，交易部负责人报告说国债期货交易异常，有人一下子下单200万口。后来查明是辽宁国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无锡国泰恶意炒做。当天下午，他陪证监会期货部主任耿亮在场内。耿说证监会刚向财政部拿下国债期货的管理权，国债期货管理办法修改完了，准备发布。尉正在为此高兴，突然发现市场上气氛不对劲，各地国债市场都是向上的突破性行情，“327”价格大幅下跌，交易量突然放大了许多。出事了！管理办法太晚了！

尉文渊做梦都没有想到贴息，美联储调息时都是0。25%地调，咱们一下子竟然就是5个百分点。他第一个反应就是立刻发通知，随手抓了一张电脑打印用过的废纸，写了几句话发了出去，大意是说国债期货交易发生异常情况，经初步调查，发现有严重的蓄意违规迹象，交易所正在进一步调查了解。

证监会让上交所自己处理。夜里11点，尉文渊正式下令宣布23日16时22分13秒之后的所有327品种的交易异常，是无效的，该部分不计入当日结算价、成交量和持仓量的范围，经过此调整当日国债成交额为5400亿元，当日327品种的收盘价为违规前最后签定的一笔交易价格151。30元。

上海证交所的这一决定曾经在市场上引起了一定的非议，协议平仓更是有违于市场经济的原则，但是实际上万国并无700万口这样巨量的持仓，因此这一决定最大限定地保护了万国，避免几个月后一场金融风潮在我国的发生。

当时上交所规定个人持仓不得超过3万口，机构不得超过5万口，因为万国信誉好，允许多开，但是只允许开40万口。实际上那天万国开了200万口。上交所没有公布管和万国的名字，但是万国在劫难逃，如果按照上交所定的收盘价到期交割，万国赔60亿元人民币；如果按管自己弄出的局面算，万国赚42 亿元；如果按照151。30元平仓，万国亏16亿元。

2月24日，上交所发出《关于加强国债期货交易监管工作的紧急通知》，就国债期货交易的监管问题作出六项规定，，即1、从2月24日起，对国债期货交易实行涨跌停板制度，2、严格加强最高持仓合约限额的管理工作，3、切实建立客户持仓限额的规定，4、严禁会员公司之间相互借用仓位，5、对持仓限额使用结构实行控制；6、严格国债期货资金使用管理。同时，为了维持市场稳定，开办了协议平仓专场。

2月25日下午3时，海通证券公司总经理汤仁荣将他的《紧急建议》传真给人总行副行长戴相龙证监会副主席李剑阁财政部国债司司长高坚，提议关闭国债期货市场。

3月份全国“两会”召开了之际，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经济学家戴园晨发言，要求对万国的违规予以严肃的查处。

5月17日，中国证监会鉴于中国当时不具备开展国债期货交易的基本条件，发出《关于暂停全国范围内国债期货交易试点的紧急通知》，开市仅两年零六个月的国债期货无奈地划上了句号。中国第一个金融期货品种宣告夭折。

9月15日，尉文渊也不得不离开了上交所。1999年有一次他与现任中国证监会秘书长屠光绍同机飞北京，屠说那个年代是“出英雄”的年代。龚浩成听说后加了一句：“也是出问题的年代。”尉2000年又公开在媒体亮相时身份已变成158海融证券网的CEO，但他常感慨地回想起“327国债事件”，也许因为那是他的“滑铁卢”。

9月20日，国家监察部、中国证监会等部门都公布了对“327事件”的调查结果和处理决定，决定说，“这次事件是一起在国债期货市场发展过快、交易所监管不严和风险控制滞后的情况下，由上海万国证券公司、辽宁国发（集团）公司引起的国债期货风波。”决定认为，上海证交所对市场存在过度投机带来的风险估计严重不足，交易规则不完善，风险控制滞后，监督管理不严，致使在短短几个月内屡次发生严重违规交易引起的国债期货风波，在国内外造成极坏的影响。经过四个多月深入调查取证，监察部、中国证监会等部门根据有关法规，对有关责任人分别做出了开除公职、撤消行政领导等纪律处分和调离、免职等组织处分，涉嫌触犯刑律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对违反规定的证券机构进行经济处罚。(有关此事件与国债期货的宏观政策、法律和规则设计等问题的分析,请参见本期”衍生市场与法律”栏目董华春的文章《春天花会开——浅谈我国国债期货发展及法律问题》)

1996年4月，万国不得不与它当年最强劲的竞争对手申银证券公司合并。1997年1月，管金生被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7年。

春天在哪里

在“327”国债期货风波发生之前，中国期货市场的迅速发展。中国的期货交易从思想准备到具体付诸实施，不足10年的时间。这期间，各类期货交易所达到20多家，期货经纪公司达360多家，成交金额达几千亿人民币。我们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走了发达国家100多年走过的路程。世界最大的金属交易所伦敦金属交易所总裁沃尔夫认为“中国已经有了真正的期货交易”，日本期货协会理事长森正治对中国期货交易发展之快感到“十分震惊”，香港期货交易所执行总裁黎佳俊对上海交易所负责人说：“你们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但是判断一个国家期货交易发展的快与慢，不能光看数量，更要看质量。交易所的丰厚利润，使管理者、投资者的风险意识大大淡化，一味追求市场规模和交易量，放松了风险控制这个期货市场的生命线，终于导致了“327”风波的发生，并葬送了国债期货这个大品种。“327”是人们心中永远的痛，以致于有段时间一提到期货人们总会联想起欺诈、疯狂和混乱。事件发生之后，政府监管部门、各交易所均健全了交易保证金控制制度、涨跌停板制度等规章制度，并建立了诸如持仓限量制度、大户申报制度、浮动盈利禁开新仓等的交易风险控制制度。“327”国债期货风波以其惨痛的教训，成为中国期货市场重视风险管理的开端。

笔者认为经过几年的发展，目前恢复国债期货交易的可行性条件已逐渐具备。

首先我国利率市场化程度进一步加强.银行同业拆借市场利率已放开，其次是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可以流动，再次国债回购市场交易规模不断扩大，回购利率已成为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利率形式。在国债发行上1996年开始采用了公开招标形式，由承销商竞争投票确定国债发行价格与收益率。国债二级市场交易不断扩大，国债保值补贴率被取消，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于1996年4月1日启动，这一切都大大促进了我国利率市场化的进程。

其次,国债发行和交易、结算制度趋于完备。1996年国债发行方式上采用招标发行的方式，由于承销商对市场的预期不同，因此在招标中收益率是不确定，这就带来了收益率风险，为国债期市开展提供了依据。在交易机构上形成了国债一级自营商制度；在交易、结算上形成了全国国债统一托管结算系统；投资队伍随着金融知识的普及逐渐成熟。

再次,宏观经济不断好转，市场外部条件得以改善。1995年国债暂停的一个原因是宏观经济环境恶化，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导致保值贴补率不断提高。随着我国宏观经济软着陆的成功，我国物价指数大幅回落，宏观经济出现了低通货、高增长的良好局面，保值补贴率被取消，国债市场发展得到政策的大力支持，财政部又推出国债专用帐户、降低交易费用等。

从1995年到2000年，是中国170余家期货企业日子极不好过的6年，监管层也整整思考了6年。2000年12月29日，中国期货业协会终于成立。经济学家戴园晨说，这一天象征着10年来风雨飘摇的期货业终获肯定，现在期货业再也不是“私生子”了。中国证监会主席周小川的到会本身就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一家期货公司的老总评价说，10年来期货业的任何一次会议都从未见过国家监管部门尤其是证监会领导的身影。“周小川能来，说明期货业的春天不远了。”包括董辅礽在内的几位经济学家认为国债期货也到了应该恢复的时候了。中国证监会首席顾问梁定邦两年来一直在积极组织调查327国债事件，准备写一个深入的报告，梳理一下发展中国国债期货的思路。看来,中国期货业真正的春天正在向我们招手.

D. 私募大佬最新目标曝光 杠杆下A股将如何走

去年以来A股的惊天变幻曾被认为是去杠杆所致，所谓“成也杠杆、败也杠杆”。在博鳌论坛“‘闯祸’的杠杆”分论坛上，围绕A股“股灾”，杠杆迷局，中国的顶尖智囊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

加杠杆，已成为上周沪深股市最抢眼的主题词。而各方的不同解读，则形成了大盘3000点的合力。A股目前是否已经完成熊牛切换还不得而知，但关于股灾的反思已经全面提上了日程。

现象
证券营业部一夜之间业务又上来了
A股的“股灾”从去年6月份爆发之时算起已经9个多月了。近日，北京青年报记者走访多家证券营业部了解到，随着股市行情的好转，前往证券营业部开户的人群又多了起来。中信证券呼家楼营业部的业务经理感叹，“一夜之间业务又上来了。”

中国结算最新数据显示，3月14日至3月18日，新增投资者数量达到52.70万人，其中新增自然人52.61万人，非自然人0.08万人。由此期末投资者数量达到10296.16万人，其中已开立A股账户的自然人投资者为10197.58万人。

值得注意的是，新增开户数在2月22日~2月26日这一周突破40万人，创出自去年7月第二周（2015年7月13日~7月17日）以来的近7个多月新高后，上周已经是连续第四周持续上升。其中2月29日~3月4日、3月7日~3月11日，新增开户数分别达到46.14万人、47.49万人的水平，而上周新增投资者一举站上了50万人。

热点
资金杠杆重现A股
而在新增开户人数剧增的同时，上周，加杠杆再次成为沪深股市最受关注的主题词，一连串与杠杆有关的消息搅动着A股市场。

3月18日，证金公司公告，自2016年3月21日起，该公司恢复转融资业务182天、91天、28天、14天、7天等五个期限品种，并下调各期限转融资费率，具体为：182天期3.0%、91天期3.2%、28天期3.3%、14天期和7天期3.4%。3月21日，即证金恢复转融资业务消息的次日，券商板块集体涨停。紧接着，九州证券在内的多家券商对融资利率作出优惠，部分券商甚至给出了6.99%的融资利率促销价。另外平安证券等多家券商已恢复去年救市时期暂停的融券业务。

市场评论称，近日两融业务加杠杆是双向的，既包括融资业务，也包括融券业务。市场倾向于认为，此时放开融券业务，是监管层认同市场回归正常的表现。

值得关注的是，目前91家公布了两融利率的证券公司融资利率平均值为8.49%。其中，融资利率水平最高为9.60%，最低为8.35%，有43家券商公示的融资利率水平都在此列。另据了解，少数券商为了抢客，将新开仓融资客户融资利率直接降至6.99%，这也是证券行业在两融业务上融资利率首次破7。

市场资深人士认为，从现实情况来看，当前投资者加杠杆的能力也受到较大限制，受今年1月份股市的再次大幅下挫影响，融资账户浮亏的现象比较普遍，这也限制了投资者加杠杆的能力。随着市场暖风渐起，银行股票配资业务出现回暖态势，相关业务量开始放大。

调查
部分互联网配资公司杠杆最高达15倍
在上证指数近期出现两个“七连阳”的背景下，场外配资嗅出了市场做多的气味，也成了市场的热词之一。根据北青报记者的调查，目前市场所提供的杠杆率在1:3至1:5之间；由于此前市场跌幅过大，时间过长，投资者的心态相对谨慎，抱着边走边看的态度，咨询的多，介入的少，市场正处于缓慢的回暖状态。另有一些互联网配资公司，在其官网显眼位置写到——股票配资：15倍杠杆、15倍利润、短线狙击神奇、涨停就赚150%等等。此外，不少互联网配资平台包装得比较隐蔽，以“马甲”的形式提供配资服务。业内人士表示，对互联网金融平台而言，目前仍处于监管空白，投资者切不可轻易介入。

据了解，券商融资融券的门槛按照要求是在50万元以上，开户时间一般在6个月以上，绝大部分股民达不到这一要求。这些有着融资需求却被券商拒之门外的股民，场外配资的极低门槛却能满足他们。很少人在意配资公司的资金从哪里来，有公司会用自有资金作为给客户的资金，更多资金是通过第三方机构向客户进行集资，这种集资多是被包装成为高息理财产品向固定人群出售，并游走在监管红线外。

分析
资金杠杆重现是为促A股有效复原？
与杠杆有关的多重叠加消息，对市场意味着什么，正在左右大盘的走向，更左右投资者的心理变化。西部证券的张腾指出，关于证金公司的最新举动，应从去年清理杠杆资金的情况和A股当前运行态势来客观看待。目前非法杠杆资金基本清理完毕，而当前A股又需要增量资金加以支援。

他分析，A股元气未能有效恢复，即便3月21日沪指重新站上3000点关口，沪市成交量也仅为3808亿元，而2014年12月16日即上轮牛市首次站上3000点关口之日，沪市成交量为4927亿元，成交量低迷凸显当前A股市场的羸弱，新股上市发行因此放慢节奏。面对这样的局面，适当刺激资金入市就显得十分必要，而之所以选择转融资作为突破口，则有其原因。3月中旬，两市融资融券余额水平已降至2014年12月初水平，在8500亿元左右，与2015年峰值2.2万亿元相比，出现显著下降，此外，两市融资买入额占A股成交额比例不足10%，与2014年3月即牛市行情未启动时大体相当，与2015年峰值19%相比，同样出现明显下降。基于谨慎原则，监管层选择适度引导，转融资成为较好的选择。

而上周五证监会发言人邓舸表示，场外配资新型手法有所抬头，将对相关主题立案调查。

业内人士认为，监管层应该鼓励投资者进入资本市场参与投资，但绝不会欢迎非法资金进入市场投机；这也可能是证监会警示非法场外配资的重要原因

最新
博鳌论坛热议A股“股灾”和杠杆迷局
值得关注的是，博鳌论坛最后一天一场议题为“‘闯祸’的杠杆”的分论坛。论坛上，中国资本市场早期监管者、外资投行、学术界研究者等各方代表嘉宾以独到、犀利的发言指出去年中国股市暴涨暴跌的原因分析，并给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参与讨论的嘉宾，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中投原副董事长、总经理高西庆认为，杠杆只是一个工具而已，就跟证券市场别的工具一样。不管2008年美国市场发生重大危机也罢，还是去年中国市场发生危机也罢，杠杆只是一个表象。高西庆表示，政府应该找一个中立的机构，来调查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中国证券市场的数字基本上还是保密的。美国市场上好几次大的危机包括1987年那次危机，相关的数字都是公开的。现在需要把这些数据拿出来研究，然后再说是杠杆问题还是不是杠杆问题、是哪儿出的杠杆。”

另一名与会嘉宾，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联席院长、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李剑阁也发表了对杠杆的看法。他认为股灾不仅仅是杠杆本身的问题。“股灾以后，许多市场从业人士跟我说，去年年初恒生电子系统直接接入券商的交易系统，是被监管部门作为互联网+、金融创新，提倡和鼓励的。于是大部分券商都争先恐后地搞场外配资，觉得都互联网+了，谁不接大家就会觉得是落后了。等到股市过快上涨以后，监管部门感到恐慌了，又要券商立即切断场外配资。”

李剑阁认为，回顾去年以来的A股，整个过程就是出于“人造牛市”的初衷，开始拼命把杠杆往上推，害怕了又匆匆忙忙向下砍，造成股市断崖式下跌。可见问题不完全出在杠杆本身。导致去年股市剧烈波动的原因非常多，对融资的杠杆率前后执行尺度变化过于剧烈，至少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观点
“监管者带着监管对象救市不合国际惯例”
在本次“‘闯祸’的杠杆”分论坛中，嘉宾们就“股市出现去年年中断崖式下跌的情况下，要不要救市？什么情况下该出手救？怎么救？由谁来救？”等问题展开了讨论。有种看法认为，去年的做法是有国际惯例可循的。比较多的是举了2008年美国和1998年香港的例子。

但李剑阁认为，认真对照所谓的国际惯例，去年的救市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目前举不出任何一个国家是由监管部门带着监管对象救市的例子。美国几次救市一般是财政部和联储出面，SEC根本不会参与。1998年香港救市，是香港财政司带着金管局几个人，极小范围决策，最大限度地防止了内幕信息的泄露，避免了“老鼠仓”和利益输送等犯罪行为的产生。整个决策过程香港证监会并不知情。事后证监会尽管对政府直接干预的做法不很满意，但至少给监管者留下了监督政府交易过程的超脱身份，给政府增加了社会公信力。

李剑阁认为，类似去年中国的救市，由监管部门带着一批自己指定的监管对象去救市，就相当于裁判带着特定的运动员去踢球。这个球是没法踢的。没有任何机制能够避免吹“黑哨”。

对于李剑阁的说法，财讯传媒集团董事局主席、《财经》杂志总编辑王波明颇为认同，他认为，这个国际惯例他确实也查了。“没有一个市场在历史上直接拿钱买市场，这个没有。”

加拿大养老基金投资公司海外业务总裁Mark Machin表示赞同政府离市场远一点，但表示在全球也会有各样的例子在极端的情况下干预市场。1999年的时候，当时香港政府大规模的抛售，还有美国政府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救市也带来了一些系统性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