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灾害后粮食价格政策

㈠ 中国粮食价格的变迁资料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五谷者，万民命，国之重宝”，粮食是人类赖以生存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资料，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特殊商品，是一国国民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也因此，国内外学术界和官方对粮食安全问题的讨论从未间断过。
回望1982-1991年十年间，中国粮食产量每年增长8%，成为世界上最大粮食生产国。其中，1984年全国粮食产量历史性地突破了8000亿斤，正是在这一年，中国政府向世界粮农组织宣布，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
用占世界不到10%的耕地和5%的淡水资源，中国解决了占世界22%人口的吃饭问题，成就举世瞩目，时任农业部部长的何康于1993年因此获得“世界食物奖”。
纵观新中国60年的粮食历程，几起几伏，粮食总产量从1949年的11318万吨增长到了2008年的52850万吨，大幅度的增长背后，既有浮夸风带来的惨重教训，更有改革的成功经验。
从1949年担任上海市军管会农林处处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副部长，到后来的农业部热带作物司司长、广东农垦总局副局长，再到1978年开始担任农林部副部长，1983年至1990年担任农牧渔业部、农业部部长，何康一生献身农业，倡导改革，推进农业开发、商品粮基地建设与农业科教推广工作。
本刊记者特别采访了已是86岁高龄的何康部长，听他讲述所亲历的新中国农业与粮食的变革。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历史功绩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拉开了农村改革序幕。在此之前的11月24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庄稼汉，甘冒坐牢杀头的危险，立下保证书，按下鲜红的指印，率先实行“大包干”。
在这一年的1月，何康从广东农垦总局副局长调任农林部副部长。刚就任，他专程赴山东荷泽地区的县、乡、村直至农户，进行调查研究，以掌握第一手资料。
在此之前的28年里，1949年至1952年何康先后担任上海市军管会农林处处长、华东区财委农林水利部副部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副部长。他回忆当时，“百废待兴，首先面对的是粮食、副食品短缺，要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为了迅速恢复农业生产，何康到苏北、山东、福建、江苏、浙江等地，与各省农业部门协同工作，“当时社会各界人士均为恢复农业生产出钱出力，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申新纱厂老板荣毅仁专门拿出美金进口肥田粉（硫酸氨），增加粮食产量”。
从全国来看，粮食生产在迅速恢复中，到1956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从1949年的1132亿公斤达到了3855亿公斤，人均占有粮食310公斤，比1949年的209公斤提高101公斤，这是全国农业恢复与发展最好的时期之一。
另一方面，从1953年全国开始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在耕地私有基础上成立了互助组和初级合作社。为保障粮食购销供应工作，这一年开始实行粮食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粮食在政府的集中统一控制下实行计划调拨供应；两年之后，1955年8月建立粮票制度，凭票供应粮食。
1957年全国基本实现了从初级社到高级社的转化。接着，1958年全面实现了公社化。在这一制度下，农民刚刚分到的土地、耕牛、大农具全部收归公有。中央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简称“农业六十条”，规定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也是在这一年，国家调整了“二五”计划指标，将粮食产量指标从5000亿斤提高到7000亿斤，并提出农业要“以粮为纲”。
这一时期，受“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影响，粮食生产效率低下，粮食产量下降，加上自然灾害，全国粮食供求关系紧张。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六亿人民的吃饭问题始终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最感重要和紧张的问题，几乎逢会必讲粮食”，何康说。
尤其是最困难的1960、1961年，粮食告急的报告不断送到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的办公桌上，从1961年起我国开始由粮食净出口国变为粮食净进口国。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就是在这种粮食严重短缺的历史背景下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
回忆当年，何康仍然记得1966年12月，周恩来总理特邀他和广东农垦领导干部到中南海去谈工作、留他们吃饭的事：桌上的主食有好几样，可样样都是小米、玉米、高粱米等杂粮做的。
一面是“放高产卫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粮食亩产量层层拔高；一面实际上是生产力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严重破坏，“直到中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粮食生产才出现历史性的转机”，何康说。
但在当时，即使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反对包产到户的声音仍然很强烈。三中全会的文件中，对包产到户仍然是“不许”，只同意实行“包产到组，超产奖励，专业承包，超额奖励”，有相当多的干部到1979年仍然坚持集体化的观念，当时各省领导之间展开了“阳关道”与“独木桥”的争论。
“岂止争论”，何康回忆说，“有的同志担心包产到户会造成‘革命几十年，一夜退回到解放前’。但其实，解放前的地主是按耕地来获取收益，解放之后农民是按劳动来分配收益，本质是不一样的。”
“包产到户”全称是“集体土地承包到户后实行联系产量计付报酬的生产责任制”，简称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的是农民生产积极性问题”，何康解释说，“生产队以工分计算劳动所得，但在记工分的过程中，由于没有形成制度化，往往牵扯到七大姑八大姨等各种关系，难以做到公平。所以，当时担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同志提出‘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够了国家和集体的，剩下都是我自己的’。”
“先是责任制，后是联产承包，交够了国家的，满足了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这样就“理顺了生产关系，明确了多劳多产多得，稳固了粮食生产”，何康说。
“从吃大锅饭到大包干的实践，有一个原则值得谨记，就是一定要把生产劳动与其所生产的成果联系起来，多劳多得”。何康指出，“还有就是要分清责任，如果不好好干活的话，肉烂在锅里，好坏都是自己的；另一方面，在联产承包之后，又带来了如何保证多劳多得的问题，所以实行了超购加价政策，这样农民才愿意多下农本，多增产，多增收，这一点农民是算得很清楚的。”
大包干开始后，一直有不同意见，当时的争论实质是包产到户究竟是姓社（会主义）还是姓资（本主义）的问题。何康表示，“‘包产到户’并没有改变集体组织仍作为统一经营、统一分配的经营主体地位，没有改变耕地等基本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只是改进了分配的原则与办法，但它比以往的统一劳动、评工计分更能体现按劳付酬、多劳多得的原则。”
为了平息争论，更为了稳定当时的农村和农业政策，从1982年到1986年，中共中央每年出台一个关于农村与农业改革的战略性文件，即5个一号文件，不断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
1982年的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同时还说明它“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
1983年《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从理论上说明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
1984年《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强调要继续稳定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规定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15年以上，生产周期长的和开发性的项目，承包期应当更长一些。
也正是在1984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历史性地突破了8000亿斤（4亿吨），比1978年高出2000亿斤，何康在这一年的世界粮农组织大会上，代表中国政府向世界宣布，中国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
在这之后的1985年《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取消了30年来农副产品统购派购的制度，对粮、棉等少数重要产品采取国家计划合同收购的新政策。
第五个一号文件是《关于一九八六年农村工作的部署》，肯定了农村改革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强调了要进一步摆正农业的基础地位，大力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粮食生产必须符合客观实际规律
在大跃进的年月，作为司长的何康到全国各地调查。在天津，一位当地领导告诉他，埋了一头死猪在小麦地里做肥料，以增加产量放卫星。“也不管会不会把根呕烂，”何康至今记忆犹深，“不掌握科学规律，认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当时的观念没有转过来，把什么都用到极限，肥料100斤不够，就用200斤，不行再加。对我来说，这成为非常好的反面试验教材，终生受用，‘行事有变，物极必反’，做什么都不能无所不用其极”，何康说。
“物质生产不是人有多大胆，地就能有多大产，主观、唯心是不行的。大跃进中不讲科学的做法，浮夸风在粮食问题上的教训太深刻了”，何康表示，“当领导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客观规律，做任何事都要看符不符合实际情况，老百姓接不接受，民意不可违。”
“到底如何以全世界不到10%的耕地养活全世界20%左右的人口，”何康回忆当时，“必须实事求是，首先必须摸清家底。中国到底有多少耕地，交税时越说越小，要补贴时又会越报越大；有的地方是上报与实际两本账。我建议开展全国农业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工作，特别是要摸清耕地的数量与质量家底，当时农委主任万里同志非常支持。”
“一要搞清数量，二要分清质量，将全国的耕地按质量分等划级；另外，还有水、可垦土地、草原、森林、生物、气候等资源的情况，全国不同区域有不同的特点”，何康说。
1979年7月，召开了全国农业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工作会。在会上，何康引用大量数据，着重说明再不能满足于“地大物博”那个笼统的概念。要发展农业，首先必须摸清家底，掌握全国土地、气候、生物、水等一系列的自然资源以及社会经济条件的基本情况，区划不同类型，以更好地因地制宜，按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安排措施指导生产。也只有掌握了全面的资源情况，才能扬长避短，发挥优势，有针对性地、分层次地进行农业区划，建立商品粮、棉等基地，培养相应的人才。
会后，成立了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何康兼副主任。历届农业区划委员会主任有王任重、万里、宋平、陈俊生等。这项工作集合了国家各个部门的力量，最后几乎覆盖了全国大部分的县，历时二十余年，一直延续至今。
“要保证粮食生产，另一关键是农田基本建设，通过平整土地，我们测算可以增加10%左右的耕地。”何康说，“而且中国的耕地真正能旱涝保收的不到30%，水利建设对中国农业生产至关重要。”
中国农业自古以来主要是靠天吃饭，自然灾害频繁。“国家兴修大型水利设施是非常重要的。”何康指出，“例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因为胡佛坝的修建，成就了一片绿洲。像我国的南疆地区，有很多高山雪水，应通过兴修水库，发展农业。”
从1970年代初期起，为机械化耕作做准备，全国进行了着眼于建设大田大地的农田基本建设。在“农业学大寨”的背景下，全国更掀起了一个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农业机械化高潮。平整土地、治河修渠、坡地改梯田、治理盐碱地、打井抗旱、兴建水电站，客观来看，取得了重要成绩。
时至今日，何康回忆道，“大寨的苦干精神是值得学习的，但农业生产不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而是科学问题。1978年中美开展农业交流，我特别请郭凤莲参加了赴美的中国农业代表团，看看美国的农业是什么样的。”
粮食安全要靠科学技术
“就中国的资源条件看，粮食安全要靠科学技术”，与他担任农业部长时曾经指出的“提高粮食单产，保障粮食安全，一靠政策、二靠投入、三靠科技，但最根本的还是要依靠科技来解决”一样，对今天的粮食生产，何康依然强调科学。
1978年3月28日，时任农林部副部长的何康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发言说：“只有把农业学大寨、农业机械化和科学种田紧密结合起来，尽量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才能促进中国农业高速度发展。”积极推进农业科技正是何康获得“世界食物奖”的重要原因之一。
首先是稻谷可以多养活5000万人；创造了夏玉米单产世界纪录的李登海，也是这个时期开始进行杂交玉米研究的。在良种良法的影响下，全国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有了显着的大幅度提高，1978年与1957年相比，产量由每亩98公斤提高到169公斤，增产了72.4%。
上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遗传学、有机化学、矿质营养学说、水循环理论、自动控制理论的发展，催生了种子、农药、灌溉、机械五大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广泛应用，“在耕地面积并没有扩大反而有所减少的情况下，粮食产量大幅增长,足以证明科技对粮食生产的决定性作用”，何康说。
“从长期的和战略的角度看，确保我国的粮食产量，保证我国粮食安全的根本出路在于不断推进农业的科技进步”，何康回忆当时，“中国1976-1985年的发展国民经济计划，要求到1985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4亿吨，就是说，每年平均增产要近1500万吨，要比前28年平均年增产量翻一番还多”，实现十年规划的指标，任务是艰巨的，“为了促进农业大幅度增产，必须大力开展农业科学研究工作”。
在上述全国科学大会上，何康明确提出了具体举措：在全国进行气候、土地、水利、生物资源的综合调查研究，为开垦荒地和建设农、林、牧、副、渔基地提出最适宜的区划方案；建立农业现代化综合科学实验基地，集中应用最新的科学成就；在盐碱、红黄壤、水土流失、风沙干旱地区，建立综合治理低产田的样板；建立现代化的作物和牧草品种资源库，加强品种资源搜集、鉴定、保存和利用的研究；建立种子公司，承担良种繁殖和推广任务；加强对生物遗传、生态、生长发育以及生物固氮和光合效率等理论和方法的研究。
为了加强全国性的农业科研工作，这次大会决定将现有的中国农林科学院重新分成农业科学院和林业科学研究院，并筹建水产科学研究设计院。同时提出要办好县、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四级农业科研网，广泛开展群众性科学实验活动。
“解决农业问题，科学是关键，教育是基础”，自担任国家农委副主任委员起，何康即着手恢复与调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搞乱的农业科研院所与高等农业院校，把被拆散、撤销和下放在缺乏科研教学基本条件不能开展工作的机构，想方设法迁回原址或城市郊区，并在财力、物力及争取世界银行贷款和国际资助上，支持农业教育和科研机构以及农业技术推广网络的建设。
为了提高各级农业行政领导、干部的政策和业务水平，何康倡导在农业部直接领导的7个重点农学院，开办县级农业领导干部培训班。进而，又在北京开办包括主管农业的省委书记、副省长参加的农业高级干部训练班，聘请第一流的教授讲课，何康带头听课，并主讲《农业现代化》课程。
“科研成果的转化也非常重要。例如当时全国有中低产田五六亿亩，各有原因，需要对症下药。如土质问题，太黏的，就需要掺沙，还有土壤改良、测土施肥等。”何康发动广大科技人员，有计划、分步骤对诸如南方红壤土的改良、北方黄土高原的水土保持、黄淮海平原旱涝盐碱的综合治理、西北草原建设与改造、水产养殖乃至农村沼气的开发利用等开展工作。
尽管农业科技对我国农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但是从横向比较来看，仍存在不少问题。例如，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率还不高，农业科技贡献率只有40%左右，而发达国家达到60%～80%；农业科技的投入偏低以及体制不顺、效率不高等。进一步来看，存在着科研、推广、生产三环节相互脱节，一方面农业科研不能按照生产的实际需要进行，致使一些科研成果失去了推广价值；另一方面生产中的一些实际的急需要解决的问题得不到研究。
“关键是我们对农业尤其是农业科技的投入还很不足”，何康表示。
在1993年获“世界食物奖”之后，何康以20万美元的奖金为本金，设立了何康农业教育助学金，用每年的利息收入开展农业国际交流，为培养农业现代化的科技教育人才提供必要支持。
1980年代的粮食
“卖难”、“存难”、“运难”
随着农村改革的成功，连续几年农业生产获得了大丰收，粮食大幅度增产，1983年，吉林、湖南、河南、江西等十几个产粮省反映，国家粮食收购单位多收购了600多亿斤粮食，而农民手上还存有400多亿斤粮食急于出售；到1984年，秋粮正在陆续登场，一些地方的粮食却已经“多得没有地方放”，粮库暴满，农村集市上粮价迅速下跌。
粮食“卖难”、“存难”、“运难”的情况突出，谷贱伤农，已经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这一年9月，万里召集田纪云、杜润生、刘毅和我及相关人员进行了研究”，何康回忆。
会上分析，改革以来，我国农业全面增产，主要农产品供应紧缺的状况已经有了很大改善。粮食生产，其总产已经从改革前的6000亿斤水平提高到8000多亿斤水平（1984年），六年间增产2000多亿斤；而我国从1949年到1957年增产2000亿斤粮食水平，用了八年时间；从1958年到1978年再增产2000亿斤粮食水平，用了二十年的时间。应该说，改革以来粮食增产的速度较快，成绩很大。
但大家都认为，“总的说来，我国粮食生产仍然是低水平的，人均粮食占有量较低，所以粮食过剩，是一种低水平的过剩，粮食并没有真正过多。这种粮食“卖难”、“存难”、“运难”的情况表明，农村建立生产责任制后，农村流通的改革滞后，导致农业生产发生了种种不协调的现象，特别是其中的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过去虽然曾经起了保证供给的作用，但现在它已不适应农村新的情况”，何康说。
这直接导致了这一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研究议题，即进一步改革农村流通体制的问题。会议明确在国家指导下扩大市场调节，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从1985年起，除个别品种外，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粮食、棉花取消统购，改为合同定购。生猪、水产品和蔬菜也逐步取消派购，自由上市交易，随行就市，按质论价。其他统派购农产品，也分品种、分地区逐步放开。这一在农村建立市场机制的大胆尝试，邓小平评价说在改革上“迈出了相当勇敢的一步”。
在接下来的1985到1988年，由于粮食连年减产，供需矛盾比较突出，国家平价粮食收支缺口扩大，购销价格倒挂拉大，国家用于粮油方面的补贴越来越多，这些不仅使国家财政难以承受，也给粮食工作带来了许多困难。
“当时的情况是粮食流通体制不改革，粮食工作就没有出路”，何康说。
到1989年，粮食实现了增产，1990年又获丰收，市场粮源充足，牌市差价缩小，国家粮食库存增加。在这一年11月召开的全国粮食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指出，应抓住这个有利时机，积极而又稳妥地把流通体制改革及时引向深入。
对粮食的管理，当时强调的是既不能回到统购统销的老路上去，也不能完全实行自由购销，因此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宏观调控机制，提高宏观调控能力；另一方面要培育市场，搞活流通，做到有“统”有“放”，“放”“管”结合。
这开启了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新的序幕，但更进一步的改革，则是1998年以及2004年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
绝不能轻言解决了粮食问题
1982-1991年十年间，我国农业粮食产量每年增长8%，成为世界上最大粮食生产国。中国用不到世界10%的耕地和5%的淡水资源解决了占世界22%人口的吃饭问题，作为农业部部长的何康继1986年在美国马里兰大学被授予名誉博士学位之后，1993年获得了“世界食物奖”，该奖是国际粮食领域最高的荣誉，授予“为人类提供营养丰富、数量充足的粮食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
“因为诺贝尔奖里没有农业奖，所以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美国农学家诺曼·博洛格博士在1986年设立了此奖。”何康介绍。
在何康获得“世界食物奖”之后2年，即1995年，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学者莱斯特布朗撰写了一部书，书名是《谁来养活中国》。在书中，布朗预测中国粮食在未来30年内将出现全局性短缺，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对于粮食的需求。布朗的这一中国粮食危机论在当时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和学界的热烈讨论。
“其实，在此之前，1990年左右，国外就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不可能完全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到2000年每年必须进口5000万～1亿吨粮食”，何康回忆，“得出这一结论，他们有四个认识基点，一是中国农业的物质制约十分严重，投入不可能有显着增加；二是粮食价格扭曲，粮食市场壁垒不利于发展粮食生产；三是购销价格倒挂，补了消费，没有补生产，生产资金不足；四是中国不仅面临口粮问题，还面临饲料问题，不可能以肉代粮。”
“他们还认为，看中国粮食发展趋势不能以1978-1984年的速度为，而要以1985-1989年的低速度为”，何康认为这些意见值得我们研究，“但应该看到，制约粮食生产的因素不是不可改变的。增加农业投入，改革粮食购销体制和价格政策，虽然有一定的难度，但经过努力是可以逐步解决的。”
何康指出：“虽然中央确立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又是基础的基础’的战略思想，通过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济政策，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千方百计增加农业投入，确保粮食生产，但关键是要落到实处，领导重视，大力增加投入和加强基础建设。”
何康回忆，“以1988年粮食减产来看，主要原因有自然灾害较重、种粮利益比较低等，但投入不足是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1985-1989年农业徘徊，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忽视和减少农业投入是基本原因之一。这个问题从农村改革一开始就存在，只不过是靠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又靠着几十年农业基本建设的老本，问题暴露得还不明显。另外，农业投入有滞后效应，1985年粮食大减产之后，连续几年徘徊，除了价格因素外，投入的连续下降，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没有提高，不能不说是一个主要原因。”何康表示，“由于农业资金投入不足，导致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没有增加，农业生产条件得不到改善，水利设施年久失修，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减弱，直接影响到粮食产量。”
“从今天来看，对粮食生产来说，依然是政策、物质与资金投入、科学技术都不可少，”何康说。
“而且，从中国的资源与人口现状来看，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轻言解决了粮食问题。1990年我们提出到2000年粮食要达到5亿吨，从需求的角度来讲是不高的，按当时预计的12.5亿人口计算，人均只有400公斤，也就是1984年的水平。当前来看，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也不到400公斤，从世界范围比较，高于平均水平，但与欧美国家相比还较低，我们没有理由轻言解决了粮食问题”，何康指出。
采访结束，何康拿出了1993年他在接受“世界食物奖”时的发言，其中一段是：“未来属于敢于梦想且志愿工作的人。很多条件对我们都是有利的，我们正处于新兴科技的前沿，我们享有稳定和经济增长，我们有决心为我们的子孙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愿大家携起手来，把饥饿从全世界的词典里消除。”
他向本刊记者表示，他下个月要到位于甘肃、宁夏、陕西三省交界的甘肃省庆阳地区参加农耕节，这里曾经是农业始祖神农氏的故乡，但现在仍属全国贫困地区。他衷心希望通过这一盛大节日的推动，可以有助于庆阳和全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人民安康。

㈡ 粮食的价格机制

粮价的涨跌，左右着农民的收益、粮企的利润，关系着国家粮食安全。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所作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完善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理顺比价关系，充分发挥市场价格对增产增收的促进作用。那么，如何完善粮食价格形成机制？ 国家宣布一系列粮食收购政策，将玉米、大豆等纳入收购范围，较大幅度提高2009年的粮食最低收购价格。
临时储存稻谷的价格，既高于上半年国家公布各粮食品种最低收购价，也略高于当前的市场粮价，有的品种还是首次公开宣布入市收购储备，其托市意图相当明显。早稻收购上演了这一轮粮食牛市“最后的疯狂”，收购价达到了100元/百斤的历史高点。但随后而来的中晚稻收购却相反，各方谨慎入市，价格萎靡不振。江西一些地方中晚稻开秤收购价竟然低于先前的早稻收购价，出现罕见的早晚稻价格“倒挂”。与此同时，大豆、小麦、玉米等也纷纷进入下行通道，“卖粮难”、“谷贱伤农”一触即发。中国宣布提高保护价之后，粮食市场价格做出了积极回应。大连商品交易所的大豆、玉米等期货价格全线上涨，部分地区大豆的市场价格已经超过了国家的保护价。
南方粮食市场副总裁熊良华认为，这次国家决定实行临时收储、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可以一举多得：首先，遏制了当前粮价下滑的势头，防止了农民“卖粮难”；其次，这次公布的临时收购价将是中国市场各粮食品种的一个阶段性底部，提升中国粮食的价格底部将使中国粮食告别“低价时代”；第三，粮价调控被赋予扩大内需新职能，可以通过增加农民收入，从而扩大萎靡不振的农村消费。 尽管国家扶持粮食生产的政策不断加强，但总体来看，政策性补贴对种粮农民的激励作用在逐年下降。受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2004年～2006年中国粮食每亩实际收益分别为382元、329元和320元，呈逐年下降趋势。专家指出，中国现行的粮价形成机制。现阶段，粮价形成机制仍采取国家调控与市场供求相结合的方式，粮食保护价的调整并没有与农资等工业品相适应，粮食价格的上涨幅度落后于农资等工业品价格的上涨幅度。
粮价形成机制的不完全市场化与农资、劳动力等要素价格形成机制的相对市场化之间的矛盾，导致中国粮食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新剪刀差”现象：
首先，国内农资与粮食的价格差越拉越大。化肥、农药、柴油等农资价格持续大幅走高，即使加上国家对农民的补贴部分，小麦、水稻、玉米等主要粮食品种价格上涨仍然缓慢，部分粮区甚至出现粮价不升反降、农民卖粮难现象。其次，当前农民外出打工与种粮效益的剪刀差逐步扩大。受劳动力市场短缺和各级政府出台保障农民工收入等政策影响。而同期粮食价格仍处于低价位运行，种粮还要面临自然灾害、市场风险等因素影响，农民打工收益明显高于种粮收入。第三，“新剪刀差”对农业内部的种植结构调整的影响，表现为种粮与种植经济作物的效益差逐步扩大。“新剪刀差”现象的出现，扭曲了粮食价格的市场传递和调节功能，造成中国农村优质劳动力、土地等“粮食生产力”大量流失，部分粮食主产区出现谷贱伤农苗头，从源头上影响了国家粮食生产安全。有关专家认为，化解“新剪刀差”的关键在于缩小当前粮食市场价格与价值之间的差距，应小幅度、周期性地调整粮价，让粮价温和回归到合理的范围。

㈢ 粮食价格问题

一、对未来粮食价格的预期与判断
粮食价格变化总体情况表现为:克服自然灾害影响，秋粮产量再创新高;秋粮价格大幅上涨，水稻创下历史新高;受地域环境和运输条件等约束，粮食价格走势区别较大;粮食价格上涨产生联动效应，推高CPI。基于此，对未来粮食价格的预期与判断如下:
一)粮食价格上涨，符合我国变化规律。综观我国近年来粮食价格变化情况，存在着一定的周期性规律，即每隔3年左右的时间，粮食价格上涨就会出现一个小高峰。按照这一变化规律，预计今年粮食价格涨幅较大应属正常。
(二)成本压力增大，粮食价格将继续上涨。今年春耕期，柴油、种子等农资价格上涨，增加了生产资料投入，同时苗期出现严重干旱，增加了抗旱投入，农业生产亩成本明显高于上年。一是租地及外包地费用每亩比上年增加大约 30元左右。二是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居高不下，农民每亩地增加20元左右的投入。三是人工费用大幅度增加，使今年每亩生产成本比上年增加15到25元。四是抗旱等额外费用增加。综上所述，虽然粮食价格较上年上涨幅度较大，但对于种植户来讲，其经济效益仅比上年提高了3~4%。农村实际劳动人口下降，导致农村用工短缺，人工成本大幅度增加，成为粮食价格上涨的主动力。
(三)需求不断增大，农民对粮食看涨的预期较高。在粮食供应量不变(或涨幅不大)的情况下，改变了需求关系，从而给价格异动埋下了伏笔。调查显示，92%的粮农预期新粮价格持续较大幅度增长，惜售心理很强。同时粮食市场收购主体收购意愿强烈，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内价格仍将持续上涨。
(四)受国际粮食价格变化的影响，粮食价格上涨短期内难以改变。从当前国际国内环境看，也会影响到粮食价格持续走高。
(五)收购政策支撑较强，推高水稻价格上涨预期。2005年以来，为了保护农民利益和确保粮食生产，国家对水稻和小麦出台了粮食最低价收购政策，对玉米和大豆实行临时收储政策。2009年国家五次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2010年国家继续提高2010年稻谷和小麦最低收购价，国标三等水稻最低收购价为1.05元/斤，较上年上涨0.1元/斤，涨幅10.5%。托市政策对水稻价格形成支撑。今年国家大幅度提高水稻最低收购价，不仅锁定了水稻的底部价格，也支撑了市场对后市水稻价格形成看涨的预期。
(六)涨势虽定，但粮食大幅度上涨的可能性不大。虽然未来粮食价格涨势已定，从而引发了人们对通胀的担忧。但据有关部门反映，2011年粮食价格仍将呈现稳中有涨的态势，但不会出现短期大幅上涨。

㈣ 国家对自然灾害有什么相关补偿救助政策

自然灾害，是指干旱、洪涝、地震、海啸、低温霜冻、冰雹、雪灾、病虫害、滑坡和泥石流等各种异常自然现象对人类社会造成的损失和危害，不包括人为因素引发的灾害。
救灾款救助对象为因自然灾害造成基本生活困难的灾民。
搞好灾害救助，解决灾民灾后生活困难，应坚持“依靠群众，依靠集体，生产自救，互助互济，辅之以国家必要的救助扶持”的灾害救助方针。
灾民生活救助工作坚持以下原则：对灾情造成群众生活困难的情况应实测实报；救灾资金和物资分级负担；救灾款物按照救助标准，按实发放，并实行民主监督。灾民救助原则上不超过一年。
灾害救助对象及救助标准

灾害救助对象是指自然灾害发生期间转移的灾民和灾后造成吃粮、住房、衣被等生活困难，在短期内不经救助，难以维持正常生活的重灾民。主要有：
（一）需紧急避险、转移安置的灾民；
（二）住房倒塌，自建能力不足的灾民；
（三）维持基本生活所必需的口粮不足，且无力自行解决的灾民；
（四）家中无换季衣被且无资金购置的灾民；
（五）因灾害引起伤、病而无钱医治的灾民；
（六）其他因灾造成较大困难的灾民。

救助标准：

（一）住房救助标准。灾民住房完全倒塌，视其自建能力，救助建房款每间不超过300元、致危房屋救助每间不超过100元。（以自然间为计算单位，不含辅用房、活动用房、简易房），或以物资折款100—300元。每户救助标准不得超过3间。 对灾民建房，各级政府应予以各种税、费的减免优惠。
（二）生活救助标准。用于灾民生活困难救助，实行钱粮2：8，以实物救灾为主。按照灾民缺粮天数，每人每天按500克成品粮(扣除自力可以解决的口粮数量)以及占成品粮供应资金的20％的油、盐、酱、醋进行救助，保证基本生活需要。救助时限截至新粮上市。
（三）治病救助标准。因灾造成伤、病且无力自救的，根据困难程度，给予适当补助。
（四）衣被救助标准。对无力解决衣被的救助对象，给予适当的衣被救助。
（五）因灾造成死亡，家庭生活确有困难的，视其困难程度，死亡1人可视其家庭困难程度给予适当的救助。

救灾款物的申请与发放

灾民救助对象核定程序：
（一）灾民自愿申请。
（二）村民小组初评后提名。
（三）灾民所在的村召开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进行民主评议。
（四）村民委员会审查，张榜公布后上报乡镇（街道）人民政府。
（五）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审核并填写《灾民救助花名册》。
（六）报县（区）民政局审批并领取《灾民救助卡》。
（七）县（区）民政局将《灾民救助花名册》报市民政局备案。
乡镇(街道办事处)人民政府应编制《灾民救助花名册》，上报县级民政部门审批后，按《灾民救助花名册》下发“灾民救助卡”，《灾民救助花名册》和“灾民救助卡”上应注明灾民姓名、性别、身份证号码、救济补助标准、救助时段等内容。“灾民救助卡”由县以上民政部门统一印制，由县级民政部门加盖公章后发给灾民。
灾民领取救灾款、物时，应到乡镇（街道办事处）人民政府开取“三联单”，凭“灾民救助卡”和“三联单”到乡镇（街道办事处）人民政府或指定的银行（信用社）、粮店等领取 。灾民领取救灾款、物时，应在《灾民救助花名册》上签字。灾民领取救灾款、物时，原则上应由本人领取，对无能力领取救灾款物的老弱病残人员，被救助对象可委托他人或由村委会指定人员代领。
救灾款物发放实行公开发放标准、公开发放程序、公开发放结果，接受群众监督。发放时做到手续完备（受灾户本人签字盖章，他人不得代签或集体签领），帐目清楚，准确无误。
救灾款、物必须全额发到灾民手中，不得用救灾款抵扣税、费和借款。

㈤ 经济危机下粮食价格走势

2008年我国不但经历了百年不遇的低温雨雪冰冻天气、汶川8.0级特大地震等严重自然灾害的袭击，而且受到了美国次货危机引起的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影响。在极其不平凡的一年，党和国家果断决策，一系列应对措施出台，粮食生产获得了连续第5个丰收年，预计总产将达到5250亿公斤，比2007年增长4.7%。由于国际国内多种因素综合影响，2008年我国粮食收购、销售价格出现了新的格局。本文将以我国十大夏粮主产区、20个大型商品粮基地之一的湖北省襄樊市为例，分析2008年我国粮食收购、销售价格变动情况，预测2009年粮食价格变动趋势。

纵观2008年襄樊市小麦、特一粉市场价格变化态势，主要呈现下列特点：

一、小麦收购价格总体呈上升态势

小麦收购价格从元月份每公斤1.43元，一直上升到10月份最高峰1.59元，随后便有所回落。从分季度来看，市场价格变化差异较大。

一季度价格平稳。收购价格在1.43元大1.46元之间。由于2007年襄樊市小麦获得丰收，总产量达到14.41亿公斤，收购量12.55亿公斤，创历史最高纪录，粮源充裕，因而市场价格变化不大。

二季度小麦收购价格开始上升。从4月份的1.46元，上升到6月份的1.53元。由于襄樊市小麦市场价格低于国家小麦最低收购价，国家在襄樊市启动了小麦最低收购价，每公斤中等白小麦1.44元，红小麦、混合小麦1.38元。2007年襄樊市小麦不仅增产，而且质量普遍好，平均等级在国标2级以上，绝大多数在国标1级。襄樊市新小麦在5月中旬上市，因而，全市小麦收购价格随之上升。

三季度小麦收购价格稳重有升。从7月份1.55元，上升到9月份1.56元。三季度是襄樊市新小麦上市高峰期，执行小麦最低收购价的企业敞开收购农民小麦，社会多渠道也不敢贸然抬价收购小麦，所以这一时段襄樊市小麦收购价在国家最低收购价水平上没有大的变化。

四季度小麦收购价格涨跌互现。10月份涨到1.59元，11月份达到最高峰1.59元，12份回落到1.56元。这一阶段收购价格出现较大变化差异，主要原因：一是新小麦后熟期到，可以直接加工，加工企业采购量加大；二是国家提高小麦拍卖价格，一般在1.72元左右，加工企业从拍卖市场上购买小麦，不如就地收购划算；三是面粉销售旺季到来，小麦加工原料需求增长。

二、面粉（特一粉）销售价格涨跌互现，总体平稳

一季度销售价格很平稳。元月份特一粉批发价在2.14元和2.12元之间。之所以价格变化不大，主要是小麦加工成面粉的副产品——麸皮、尾粉等销售量下降。2007年春节正好在2月份，农民在元月份开始屠宰年猪，喂养仔猪，对饲料需求量减少，因而对副产品需求量下降，主产品价格就提不起来。

二季度面粉销售价格略有上升。特一粉从4月份的2.12元，上升到6月份2.16元。这一阶段是粮食青黄不接时期，尤其是五六月份，社会消费量增加，新小麦虽然部分上市，但后熟期没有到，不能直接使用。同时，养殖业复苏，对副产品的需求也增加。

㈥ 自然灾害与金价关系

• 因为当自然灾害发生时，人类就显得过于渺小了。

• 自然灾害对农业产生影响，造成以粮食为主的农产品减产。而粮食等农产品是食品和很多工业产品的原材料，粮食等农产品减产会造成工业品物价上涨。由于粮食生产的周期以及易受天气等自然灾害影响，进而出现对粮食短缺的恐慌，这种恐慌又导致世界各国减少甚至停止出口粮食，加剧粮食危机和通货膨胀。现货黄金投资具有保值避险的作用，粮食危机和通货膨胀往往会引起现货黄金价格的上涨。

• 自然灾害如地震，洪水等，还可能直接震垮工厂，冲垮工厂，损坏道路，使交通瘫痪，通讯中断，这都会对经济造成直接的影响，有时可以摧毁一个地方的工业体系。理论上灾害导致内需下降，现货黄金价格也会下降，但由于大灾难导致大众对未来的经济走势产生一种悲剧判断，为了对财富保值，民众选择现货黄金等硬通货，需求增高导致现货黄金价格增高。

• 当灾害后，需要重建或恢复生产的时候，现货黄金价格下滑。

  自热灾害与战争不同，虽说都会导致损失的发生，但自然灾害会分散人们对与金融市场的注意力，而将更多的精力放在预防后续灾害及家园重建方面，这对现货黄金的后期走势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或者说负面影响相对来说要大一些，现货黄金价格出现下滑。

㈦ 国家对自然灾害导致的粮食减产有补贴吗

如果是大范围的话减产好像会有补偿，不过不多

㈧ 十八大后粮食价格会怎么走势

我的猜测是，粮食价格不可能太低或太高，国家对粮食的价格是很关注的，首先你要记住人的基本生活要求是：吃穿住行，吃在第一位，是国家稳定的重中之重，如果粮食价格太低农民挣不上钱甚至赔本，哪后面就没有农民再继续种粮食了，那国家的粮食就会短缺，如果粮食价格过高，国家的粮食储备的成本就会过高，所以在没有自然灾害或是战争的情况下，粮食的价格基本是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