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转型升级“
转型升级这个概念由“转型”和“升级”两个词复合而成。
前者又有两层意思，一是经济体制转型，把资源配置由政府主导转变为由市场决定；二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把粗放发展方式转变为科学发展和集约化发展。
后者则有四个层次的含义：一是产品升级，通过创新，使功能更好的产品替代原来的产品；二是工艺升级，性能和效率更高的生产工艺替代原来的旧工艺；三是功能升级，即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升级，由实体性的加工、制造、装配、生产活动向非实体的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网络活动升级；四是产业链升级，由低级链条分工转向更高级产业链分工。
现在很多地方把转型升级简单地理解为提高R&D占GDP比重，或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这个是危害无穷的。前者加大投入浪费，后者在丢失我们的传统产业优势。
尤其后者，1、使我们主动轻易地放弃了几十年来好不容易获得的在传统产业的竞争优势；
2、使自己直接面对发达国家的面对面竞争，遭遇到空前打压，如以新能源、新材料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遭遇；
3、使我们可能丢失全球40多亿人口的巨大市场而转向为全球1、2亿少数人口服务的市场。这将是巨大的失策！其实，面对生产要素成本的不断迅速上升，转型升级的真正含义和由此决定的最佳策略，是让传统产业提升生产率，通过生产率上升克服或消化掉成本上升因素，并通过更低成本和价格刺激市场扩大。因此转型升级中的“腾笼换鸟”，是要为生产率上升腾出空间，凤凰涅槃重生出生产率更高的经过新技术、新模式、新管理改造过的新产业体系，而不是简单化地把企业赶走挤跑！以迁移或者转移方式腾岀了笼，但引不来新鸟，即使引来了，不仅成本巨大而且新鸟因为直接面对发达国家残酷竞争，也难以活下去。
2. 产业转型升级包括哪些内容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的“转型”，其核心是转变经济增长的“类型”，即把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低质量、低效益转为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高产出、高质量、高效益，把粗放型转为集约型，而不是单纯的转行业。
转行业与转型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转了行业未必就能转型，要转型未必就要转行业。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的“升级”，既包括产业之间的升级，如在整个产业结构中由第一产业占优势比重逐级向第二、第三产业占优势比重演进;也包括产业内的升级，即某一产业内部的加工和再加工程度逐步向纵深化发展，实现技术集约化，不断提高生产效率。只有正确理解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这些内涵，才能在实践中避免出现偏差。
3. 社会治理如何“转型升级”
面对这些挑战，许多地方依然采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权宜性”、“运动式”社会治理方式。要么以“右”的心态习惯于“花钱买平安”，“以妥协求和谐”，陷入“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误区；要么以“左”的心态将维权与维稳对立起来，把群众利益诉求意识形态化，处置方法简单粗暴，导致警民对立、干群对立，造成仇警心态、仇官心态，产生 “抗生素效应”。上述治理方式亟需转型升级，转型升级的关键就是创新社会治理机制。 创新社会治理机制包括创新社会管理机制、完善社会自治机制、夯实社会基础工作三个方面。社会管理注重自上而下、以权力为主导，重在“有为而治”；社会自治注重自下而上、以权利为主导，重在“无为而治”。二者交织融合、各有侧重，共同立于社会基础之上。如果把社会看作一棵“社会树”，则社会管理是“枝叶”，社会自治是 “树干”，社会基础是 “根基”，人民幸福是盛开的“花朵”。社会治理的理想状态是在党的领导下和法的基础上、社会管理与社会自治有机统一、和谐运行，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与创造力，增强社会凝聚力与亲和力。社会治理的最终状态是“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马克思）。 创新社会治理机制的关键是：一是社会治理保健化，切实把群众合法权益维护好、保障好、发展好，最大限度地预防社会问题和公共危机的产生；二是社会治理法治化，强化政府作为规则和程序制定者以及矛盾调节和仲裁者的角色，强化和完善解决社会矛盾和和公共危机的法治机制；三是社会治理系统化，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理模式，把社会作为一个有机体看待，形成一套完整的治理体系；四是社会治理社会化，整合社会资源，动员社会力量，提高社会自治、自助、自理能力；保障民权、发展民主、凝聚民心、集中民智、激活民力，建设“和谐社会”、 “活力社会”。五是社会治理信息化是指要注重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尤其是信息化手段加强创新社会管理，积极提高社会管理信息化水平，形成全面覆盖、联通共享、动态跟踪、功能齐全的社会治理信息系统，提高社会治理系统效能。 一、创新社会管理机制 人的健康，一靠无病预防；二靠有病治疗。社会管理也是如此，只不过社会还要从个体和群体这两个不同的层面去分析。如上图所示，创新社会管理机制的主要任务是着力从社会个体和公共群体两个层面以及和谐保健、矛盾化解两个环节，构建相互支持的有机体系，防范化解社会问题，科学处置公共危机。 （一）社会保健预防机制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在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出现或趋向严重之前的保健预防，不但能大大降低社会管理成本，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还决定了社会管理的最终成败。 1、社会个体保健机制。建设和谐社会的核心问题是提高群众幸福感、满意度。当前提高群众幸福感的关键是科学地解决群众住房、养老、医疗、教育、交通、环保、食品安全等方面的基本需求，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建立适应市场机制的以保障创业就业为基础，以解决基本需求为目标的保健预防机制。即：促进创业就业以增加个人收入，以个人收入作为“社会保障之绳”，由政府主导为其编织“社会保障之网”并负责修补漏洞，从而实现以自我保障为基础，政府救助为托底，慈善帮扶为辅助的自助、家助、互助、共助、公助相互配合的社会保健机制。具体说来：（1）实施素质教育，提升就业能力。教育是促进创业就业的第一推动力。从教育的内涵上看，重点要提高社会个体的道德品质、法制素质和创新创造能力、创业就业能力；从教育的外延上看，重点要优化配置教育资源，向农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倾斜，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化。（2）促进创业就业，创造社会价值。政府的职责是创造更多的创业就业机会；建立“五个机制”（促进就业、预防失业、以创业带动就业三位一体的就业保障机制，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工资支付保障机制，劳资政三方协商机制，最低保障标准与最低工资标准正常增长长效机制）；为有部分劳动能力的困难群体购买并提供公益岗位和就业岗位补贴，最大限度地使有劳动能力的人都能就业。（3）合理分配财富，完善利益格局。初次分配：着力提高就业者的收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我国劳动者报酬仅占GDP40%，美国为60%）。二次分配：改“个人收入所得税”为“个人财富增加所得税”；遏制“三公”消费、隐性福利、灰色收入、垄断利润（此四项放大贫富差距1-2倍）。三次分配：建立公共资源出让收益及国企利润全民共享机制；完善上市公司分红制度；降低通讯、物流等社会运作成本；调整出口退税政策；增强“财富国防意识”，防止各种形式“财富外逃”。（4）科学设计“社会保障网”。总的说来，创业就业等所带来的个人财富是实现社会个体保障的基础，个人财富既要考虑解决个人当前消费需要，又要兼顾其未来保障的需要，因此必须以政府为主导，根据个人财富的不同，合理设定一定比例，定期拿出一部分，用人单位相应出资一部分，再加上政府补助一部分，为个人设立一个保障总账户。此总账户再细分为住房账户、医疗账户、养老账户等，用以分别解决相应问题。当然，这些是基础，具体问题还需具体分析。比如住房问题，当前迫切需要在“三个环节”加强引导调控：在供应环节上，切实转变 “土地财政”观念，保证保障性住房建设用地的提供；扩大廉租房、经适房、限价房、公租房等覆盖面；加快城乡危旧房改造。在流通环节上，逐步形成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场，高端有调控的局面。在消费环节上，提倡住房“梯级消费”，鼓励先租后买、先小后大、先旧后新。再比如养老问题，主要靠养老账户解决，政府重点考虑三点：一是建立个人养老金防通胀长效机制。二是政府要提供一定的 “社会福利馅饼”，但要避免掉进“社会福利陷阱”。不合理的福利容易“养懒罚勤”，抑制就业动机。更重要的是，福利制度服从于惯性机制，易升难降，经济高速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进入平稳期，而一旦形成巨大的福利负担，政府既无法长期负担，又不能减少福利，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如希腊、爱尔兰的财政危机）。因此，有劳动能力者的社会保障应主要依靠自己的有效劳动来实现。三是对丧失劳动能力者提供社会救助。 2、公共危机预防体系。相对于社会个体矛盾，公共危机危害的对象具有群体性，构成了社会管理必须面对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公共危机包括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突发社会安全事件、经济危机等，极大地影响和谐社会建设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公共危机预防体系建设有两个方面。（1）硬件建设：一是构建现代化防灾减灾体系。二是构建现代化能源保障体系。按照战略储备、应急储备、物价调控储备三个等级，科学储备战略资源。三是构建现代化环保生态体系。（2）软件建设：法制建设。针对各类公共危机，出台和完善相关法律，依靠法尽量减少事故和灾难的发生。体制建设。建设统一高效的公共危机应对指挥系统、组织机构、职能设置，尤其重视建立健全领导体制和社会动员体制，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力量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作用。机制建设。一是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针对各类突发事件建立长效预防机制：建设安全文化、加强安全法制、落实安全责任、创新安全科技、加大安全投入。二是建立应急临战准备制度（应急人财物、应急技术、应急宣传、应急演习等准备），提高预案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加强预案演练。三是加强全民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突能力建设。 （二）社会问题化解机制 预防无法解决所有矛盾问题，社会管理的另一个重要环节，就是要建立健全有效的矛盾化解机制。其关键在于：强化和完善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法治机制，防止“信”访替代“信”法，防止“运动式治理”体制化替代法治化。法治化要求法律至上，体制化要求权力至上；法治化相信化解社会矛盾需要全社会参与，体制化必然导致过度行政。 1、社会个体的矛盾化解机制。一是针对普通的社会个体，建立健全矛盾纠纷的发现、调解、仲裁、复议、诉讼相互衔接、相互配合的矛盾化解机制，尽可能缓解信访渠道，将矛盾纠纷引流至调解、仲裁、复议、诉讼的法治化渠道去解决；二是针对违法犯罪分子，建立健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1）发现机制。对于已经客观存在的矛盾，如同对待身体已经客观存在的疾病一样，要立足于“早发现，早治疗”，而不是讳医忌疾，养痈遗患。发现矛盾和问题的，一靠主动接访，二靠调研排查。第一、主动接访。分为大接访和常接访。领导大接访解决信访存量，领导常接访解决信访增量，两者共同拉近与群众的时空距离和心理距离。心理距离是指在信访过程中，通过政策普及、问题化解和情绪安抚以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要像重视招商引资工作一样，设立“网上信访大厅”和 “综合信访大厅”，为信访人提供一条龙服务、一站式办理的“绿色通道”。当前，在信访过程中还尤其要注重依法治理的问题：一是对下一级政府不作为或乱作为而引发越级上访，要加重处罚、严惩不贷，大幅减少因基层政府失职渎职或缺位越位所引发的信访问题；二是坚决把无理闹访者拉进法治轨道，推动依法有序理性表达诉求。第二、调研排查。主动针对社会管理中的热点、重点和难点问题，进行经常性的分析排查，建立矛盾纠纷滚动排查机制。着重加强对重点地区、重点工程、特殊群体、敏感时期的排查。（2）调解机制。全面坚持“调解优先原则”，通过健全人民调解、社团调解、仲裁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横向调解网络和市、区、镇、社区、村与楼门院（小组）纵向调解网络，注重营造多渠道的矛盾纠纷调处新机制，着力减少社会对抗。（3）仲裁机制。调解无效的矛盾纠纷，依法“引流”至仲裁、复议渠道解决。要以制度建设为重点，促进仲裁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发展，提高仲裁效率，降低起诉率。（4）复议机制。在国外，往往呈现“小信访、中诉讼、大复议”的格局，而我国行政复议还是偏低，远没有发挥解决行政纠纷的主渠道作用。（5）诉讼机制。诉讼是解决矛盾纠纷的“终点站”。要通过推动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进一步树立司法权威。切实缓解“执行难”、“申诉难”、“打官司难”等问题。（6）防控体系。在防控对象上，加强对重点人员、重点时段、重点场所的管理，推动高危人群管理以及境外NGO、虚拟社会综合防控。在防控方式上，一是立足信息综合开发应用，在信息主导打防方面实现新突破，加快开发“治安信息综合平台”；二是立足精确打击犯罪，在打击效率和质量方面实现新突破；三是立足动态防控，在挤压犯罪空间方面实现新突破，加强对各种复杂警情的应变和警力调度能力。在防控组织建设上，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深入推进社区警务，启动社区警务“平衡记分卡”考核机制。 2、公共危机的应对化解机制。（1）危机预警机制。危机预警机制是解决公共危机的第一道防线，包括危机预警的信息收集系统、监测系统、咨询系统等等。当前尤其要重视运用信息技术建立危机爆发前的知识系统、信息系统和分析评估系统，以实现科学预警。（2）危机决策机制。在公共危机管理中，需要遵循一些不同于常态决策的原则和程序，需要建立特定的危机决策机制，需要遵循权力集中原则、结果优先原则和风险原则等。（3）应急处置机制。一是先期紧急处置，包括危机信息分类、分级紧急汇报、事态控制、先期应急救援等；二是全面启动应急处置网络系统；三是因时、因地、因人科学采取一系列处置措施，保障安全，稳定大局。 （4）舆论引导机制。建立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新闻分类分级制度、媒体纪律约束制度、新闻发布制度、舆情跟踪研判互动制度、网络信息安全制度。（5）恢复重建机制。一是危机后的恢复和重建，包括物质恢复、组织恢复、机制恢复、心理恢复；二是事故调查，重点是调查危机发生的主客观因素、危机处置的成效等等；三是问责；四是后遗症处理。（6）评估提升机制。主要是危机影响评估、危机管理能力评估、危机管理效果评估等。以推动危机应对的科技进步和法律、制度完善，针对社会深层矛盾进一步加强民主法制建设。 二、完善社会自治机制 社会管理机制主要在于解决矛盾纠纷、处置公共危机、保障社会正常运转，而要进一步激发社会活力、创造力，增强社会凝聚力、亲和力，还需要创新社会自治机制。社会自治是人民当家作主、保障民权、发展民主、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需求；也是提高公民社会责任感、调动公民积极性、激发社会活力的需求。社会自治横向包括：民族区域自治、城乡社区自治、社会组织自治等；纵向包括：个人自由、家庭自主、社区自治等。 （一）社区自治机制。1、社区建设。构建新型城乡社区自治模式，深入开展“三项民主实践”：以居（村）民会议、议事协商、民主听证为主要形式的民主决策实践，以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为主要目的的民主管理实践，以居（村）务公开、民主评议为主要内容的民主监督实践，推进基层自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提高社会自治水平，推动公民社会发展。2、社工队伍。探索建立社会工作人才培养、评价、激励机制，形成专业社工制度助推现代社会。3、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其在公共管理与服务中的积极作用，发挥其在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弹性作用。 （二）社会动员机制。1、社会力量整合机制。综合运用无形之手（市场）、有形之手（政府）、隐形之手（社会），最大限度地整合全社会人、财、物力，形成强大合力。依法有序发挥NGO、大众传媒等在公民社会中的动员作用，推动社会建设。2、社会主体激励机制。通过市场竞争机制、国家荣誉制度、博爱慈善文化等形成物质、精神双重激励机制，最大限度地增强公民主体意识、调动公民积极性、提高社会责任感，最大限度地集中民智、激活民力、凝聚民心，让全社会迸发的活力成为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最强大力量。 （三）社会互信机制。1、建设诚信政府。一是健全行政问责制，强化责任追究，树立责任政府观念，重点健全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制度，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二是政府公布的信息应当具有公信力，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得撤销、变更已经生效的行政决定，树立诚信政府理念。2、构建社会个体综合信息平台。社会成员的个人信息不确定性，大大提高了社会治理总的信息成本。身份证弄虚作假、个人财产和诚信情况模糊不清等，这些使得社会保障具体措施的实效大打折扣，对实施有效社会治理造成严重障碍。如同医生治病，如果所掌握的患者生理指标的数据是错误的，就无法做到对症下药、有的放矢，所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3、建立企业社会信用制度。经济领域频繁出现的假冒伪劣、商业欺诈等现象严重社会治理的成效，其核心问题就是企业社会信用的缺失。现代市场经济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信用经济，信用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之一。当前企业信用缺失成为经济领域普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造成市场经济秩序不规范的深层次原因之一，为此，必须着力引导和建立企业对社会负责任的信用制度，努力抓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探索建立企业信用长效机制。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记录违法违规企业和个人的行为，建立信用档案和市场监管信息的共享机制，依法向社会公布失信企业“黑名单”，建立跨地区、跨部门和跨行业的反商业欺诈信息共享、预警监管、执法协调和社会联防体系，从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方面遏制企业信用缺失的泛滥，从根本上铲除企业信用缺失的土壤。二是积极推进“名牌战略”工程。引导和支持各类企业以培育名牌、争创名牌，以名牌产品树立企业的社会信用形象。对获得中国名牌产品、中国驰名商标、省名牌产品、省著名商标、绿色食品企业给予奖励，加大对重点企业技术进步的扶持力度，鼓励企业形成自主知识产权。通过各种宣传，提升名牌产品名牌企业的社会信用度，使群众认可诚信守法的品牌企业，从市场占有率上打压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的市场空间。三是要加快食品安全信用体系建设。加快建立农产品质量溯源标识系统；积极筹建食品安全质量实时监控中心，对生产、流通、消费各个环节的食品安全状况进行实时监控和安全预警；依法建立食品安全信用发布制度，统一发布食品安全信息；建立完善食品安全生产经营企业和政府检测监管两类信用档案。逐步形成“守信”褒扬，“失信”受惩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营造良好的食品安全信用氛围。四是推动“诚信兴商”创建活动。五是加强行业协会建设。推动建立行业协会和民间自我管理组织，引导其朝着自主办会、自我管理与自我约束的方向发展，提高行业自律水平，依靠行业的力量遏制企业信用缺失行为。六是要建设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台帐、索证索票的溯源制度。4、完善政、群双向信息互动机制。既要建立规范的信息公开制度，拓宽民意渠道，健全公众参与制度，加强新闻舆论监督，推行网络议政、问政、参政；又要不断完善重大事项调查研究制度、专家咨询制度、公示制度。 三、夯实社会基础工作 “社会树”的枝繁叶茂、硕果累累，必须要有扎实的根基。社会基础工作，从根本上讲，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全面推进“五大建设”；从社会治理本身讲，主要是： （一）科学规划。包括土地、人口、产业、基本公共服务等规划。合理安排“居住、产业、交通及公共设施、休闲”四大项目之间的用地比例以及“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生态保护”四类主体功能区规划，加强生态屏障建设，引导产业科学布局，控制人口总量，优化人口结构，为社会有序运行提供科学合理的空间、人口、产业布局，这是从源头上化解社会问题、支撑社会发展的客观基础。 （二）法治建设。法治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和灵魂，无论社会管理还是社会自治都必须依法进行。当前，法治受到来自权力、金钱、人情、关系、非理性社会情绪等的扭曲、稀释、通融、异化，使法治权威和宪法至上大打折扣。要维护法的统一、尊严、权威，强化社会运行基础规则，牢固树立规则意识。 （三）道德教化。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共同构成社会治理的基础。要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注重发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思想教育和优秀传统文化的道德教化作用。既要反对封建思想糟粕沉渣泛起，又要大力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旗帜鲜明地反对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坚决抵制西方文化中的反社会、反伦理、反道德思潮，反对以追求极端个性为理由而丧失人性，反对以追求无限自由为理由而丧失自我。1、促进自我和谐。广泛开展个人心理健康知识的宣传，针对不同情况开展疏导、帮助、教育，尽可能避免出现极端心态。2、促进家庭和谐。家庭是个人与社会之间重要环节，家和万事兴，家和国太平。重视“单亲家庭后遗症”，强化新时期家庭文化建设，剔除封建家长作风和传统家庭思想观念中的糟粕，崇尚人性、人道、人伦之本和孝悌之道。3、促进网上和谐。推行网络实名制，强化网络运营商责任，完善网络监管制度，积极引导网上思潮和网上舆论。
4. 马新征：服装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指标是什么
杜钰洲每到一个展位前，都鼓励企业立足自主创新。他强调，要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摆到更加突出的地位。 长期以来，纺织产业自身主动结构调整和升级的动力不足，在辉煌的背后，隐患更是暗藏其中。比如，企业大部分以初级代加工为主，企业拼的是数量，而不是质量、品牌和高附加值，这造成行业进入门槛较低，因此又催生出了一批又一批低档纺织加工企业。这使得企业产品严重同质化，行业低档产能严重过剩。不难分析，企业要想继续生存，转型势在必行。同时，官方和业界都意识到今后将难以在规模上继续形成大的突破，后期将逐渐以淡化总量、注重质量为发展方向。 产业升级喊了好几年，大家都不甘中国永远是世界打工仔，不甘中国的企业永远是低利润率的代表，不甘永远是别人发明东西我们组装东西。但是，产业如何升级？从哪里突破？……太多的问题，没有确切答案，更谈不上如何去落实。而纺织服装业正处于升级和转型的最困难时期，活着的一些企业也有困惑：怎样转型？如何升级？转型和升级又有什么标志？ 何况，纺织企业本就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恰逢金融危机爆发，导致国外需求大幅缩水。主要矛盾的转变使纺织行业面临的生存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一变化对本已产能过剩的纺织行业来说，无疑是致命的。一时间倒闭破产企业不计其数，其中不乏大型龙头企业。 来自最新监测数据显示，近几个月快速变化的统计数据已经表明，纺织发展的三驾马车，出口、投资、内需都出现了问题。为避免更多的纺织企业陷入停产、破产的边缘，避免纺织业发展硬着陆，信心、政策、齐心协力稳住三驾马车是当前必须的选择。 目前，国家已非常重视并频出各类政策以增强信心扶持困境中的企业。尽管频出政策，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目前制造业的困境，但其生存现状并未完全得到改观。 正是因出口造成的困境，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会长杜钰洲近日表示，我国是一个生产水平多层次化的国家，区域经济和二元经济差别较大。改变是需要过程的，要针对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进行区别对待。调整是艰苦的，不能把希望全部寄托在国家出台优惠政策上，还要靠企业自主创新，转变增长方式，在提高科技贡献率和品牌贡献率上下工夫。值得注意的是，在目前国际金融危机尚未见底的情况下，纺织业振兴规划很难起到刺激国际市场需求的作用，故启动内需市场成为当务之急。 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中国国际服装服饰博览会、中国国际纺织面料及辅料（春夏）博览会、中国国际纺织纱线（春夏）展览会从内销的角度而言所吸引巨大人气的实际意义。 在上述三大展会期间，杜钰洲更是对企业指出，今后一段时期，工作的核心内容就是创新，具体体现在科技创新和品牌创新上，即提高科技和品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围绕创新，全行业首先要做好四项工作。一是质量，产品品质是我们参与国际竞争、打造国际品牌的重要保证；二是知识产权保护，这是保护创新的首要前提；三是社会责任，这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产业升级、创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四是自律，只有营造公平竞争、有序发展的市场秩序，才能形成一个有利于创新的环境。 不难归纳总结——品牌和渠道是产业转型和升级的两个重要因素，品牌贡献率和渠道贡献率也是考量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指标。这正是业界需要为之深入思考的核心所在。
5. 环境规划指标体系包括哪些
指标体系设置依据和原则
（一）把握战略总要求，体现全面性。指标体系的构建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和省第十三次党代会以来各次全会的精神，全面体现“创业富民，创新强省”、“物质富裕，精神富有”和“建设美丽浙江，创造美好生活”的战略要求，对中央和省委省政府战略导向的重点领域给予充分体现，切实将党委政府的战略导向和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形成一个全方位的指标体系。此外，还需要考虑与国家“十三五”规划的衔接，以及与政府任期目标、各专项中长期规划的衔接。
（二）突出发展阶段特征，体现特色性。为保持在时间序列上的可比性和连续性，指标体系的设置要保留和继承以前指标体系中能较好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指标，以便于进行横向和纵向比较。同时，在此基础上，选用少而精、精而准、体现浙江省情和阶段性特点的特色指标，反映“十三五”时期浙江科学发展、转型发展、创新发展、富民强省的总趋势，实现各项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的匹配度、转型升级的进展度、生态环境的改善度、人民群众的满意度的协调衔接。
（三）注重现有统计基础，体现操作性。在指标遴选上应挑选具有综合性和代表性的主要指标，学术研究色彩较浓的指标也不宜纳入。指标选取和目标值的确定，在尽量与国家和浙江已有指标体系衔接的基础上，要充分考虑指标数据的可得性。设置的指标最好是有统计基础或将会具备统计基础的，以利于今后的年度、中期或五年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