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汇校长

Ⅰ 梁锦松个人资料

在香港，有一位大银行家名叫梁锦松，自幼崇拜毛泽东，熟读毛主席的书籍。
在香港即将回归的前夕，花旗银行邀请梁锦松，去美国做总行的副主席，但必须放弃中国国籍。
梁锦松拒绝高薪职位，更拒绝美国国籍，坚持留在香港为祖国做贡献。
他放弃了公司两千多万的年薪，在香港回归之后，担任香港财政司司长，年薪只有两百多万。
香港经历过亚洲金融风暴之后，深陷财政赤字和不良资产，梁锦松接手两年半，为国家创造了三万亿的巨额财富！
很多人问梁锦松，为何放弃两千万的年薪？反而拿两百多万的年薪？
梁锦松的回答则是：“一个人花的钱是有限的，赚的钱不是你的，花的钱才是你的。一个人花的钱不会很多，所以钱从来不是我的考虑因素。”
他为自己写墓志铭的时候，落笔是：曾经为香港为中国，做过一点事的人。
他不仅是中国金融的开拓者，另外也是奥运冠军伏明霞的丈夫，书房摆着大量跟毛泽东有关的书籍，把毛主席当做毕生偶像。
而本期文章要带来的内容，便是国际大银行家——梁锦松的一生。
一，穷苦出身，问题少年
关于这位大银行家的传奇经历，要从1949年说起，广东顺德有一位姓梁的农民，祖辈都是靠着种地为生，他为了更好地生活，于是带着亲属去往香港闯荡。
家里一共九个孩子，排第三的便是梁锦松，出生于1952年1月。
梁家父母在社会底层挣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汗水从田间地头，挪到了酒店的台前幕后，一生辛劳一生苦，希望后代不要在重演父辈的艰辛。
虽然说家里收入微薄，但梁家父母都望子成龙，省吃俭用供儿女读书，希望孩子们以后能出人头地。
因为家里孩子多，父母又管不过来，所以梁锦松小时候特别调皮，成了邻居眼中的“问题少年”，在背后指指点点。
别的小朋友在班级里上课，梁锦松则跳窗户出去玩耍，他满身坏习惯，总是悄悄溜出学校，去外面跟人打架斗殴，甚至是跳入果园，偷果农的家禽。
梁锦松住在香港九龙，当地的治安环境很差，三教九流遍地，他则不爱课本爱帮派，总是跟社会青年混迹在一起。
幸亏他自幼聪明伶俐，课本里的知识一看就会，这才考上了香港的英华书院。即使学校里的学生都是同龄精英，但环境并未改变他的性格。
梁锦松虽然是个很聪明的孩子，却并不适合当时的应试教育，上学时候又痴迷于乒乓球，和各种课外读物，所以荒废了学业。
这也为他日后改革香港教育埋下了伏笔，他认为自己少年时接受的教育，并不适应新时代。
有一次关键考试，梁锦松仅仅拿了十三分，正常来说他无法升学，甚至要被迫离开学校。
梁锦松无奈之下去找校长求情，说自己才十六岁，如果离开学校的话，到外面连工作都不好找，希望学校能通融，不要开除自己。
学校里的领导和老师，决定再给梁锦松最后一次机会，梁锦松也意识到，要先适应当前的规则，以后才有改变规则的可能性。
学校考虑到梁锦松家庭困难，再加上这小伙子的确表现出痛改前非的一面，于是又在学校食堂给了梁锦松一张床，以此免了住宿的费用。
梁锦松刻苦读书一年，拿到了港岛文科状元，从学渣蜕变为学霸，考入了香港大学的经济及统计学专业。
他成绩的突飞猛进，一时传为佳话，差点开除到状元郎，这也从侧面证明了梁锦松的聪明才智。
梁锦松早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将毛泽东的著作烂熟于心，所以每当遇上爱国运动，他都踊跃参与，积极响应祖国的号召。
尤其是日本想抢夺中国钓鱼岛的时候，梁锦松便带着学生走上街头，参与保钓运动，每一寸中国领土都是神圣的，甭说是一座岛屿，哪怕是一块石头，都绝不让外国人抢夺霸占。
当梁锦松得知学校举办“寻根”活动，会去往湖南参观毛泽东的故居，也会去往井冈山学习红色历史，他立刻报名参加，想去往那个早就梦寐以求的地方。
对于梁锦松来说，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他常常在梦里梦到那片红色净土，当双脚真正沿着毛泽东的足迹沿梯而上，内心满是身为中国人的骄傲。
对于那一代人来说，毛泽东三个字，代表着民族的脊梁；对于那一代爱国爱港的学生来说，毛主席是反列强反压迫的榜样！
梁锦松在香港，多次策划旅行团，去参观毛泽东故居，宣传毛主席思想。
在毛泽东之前，中国人的形象被西方丑化甚至侮辱；在毛泽东之后，中国人的形象，让西方感到害怕恐惧。
“让中国站起来”绝不是说说那么简单，而是要像毛主席那样，真正带领着中国人民傲立东方。
二，人生逆袭，金融领域“天下无敌”
梁锦松21岁那年大学毕业，到了进入社会找工作的年纪，恰巧花旗银行改变了以往的招聘范围，开始雇佣香港员工入职。
运气加实力加勤奋，梁锦松成为首批进入花旗银行的实习生，他很快就在金融领域，展现出个人天赋，获得了领导的重视。
梁锦松在香港辛勤工作了两年之后，便获得了出国接受培训的宝贵机会，于是离开中国香港，去往菲律宾的花旗银行培训班，学习外汇买卖。
命运眷顾了勤奋的人，他成为中国香港首批、擅长外汇买卖的精英人才，而且深谙市场的游戏规则，为花旗银行创造了巨额收益。
公司注重利润，更注重能创造利润的人，梁锦松三十岁那年，获得了去往美国学习的机会，于是收拾行囊离开香港，一路去了北美，进入了哈佛大学深造。
这等于是，拿着花旗银行的钱，学习了专业的金融和管理体系，拿到了属于他梁锦松自己的学历。
像他这样的人才，甭说是放在上世纪，哪怕是放在今天，也是很罕见的。
当梁锦松完成了哈佛大学的课程，真正开始了人生的逆袭之路，根据花旗银行安排的任务，去往多个国家担任银行高管，成为一名真正的金融专家。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梁锦松非常的高兴，认为祖国走上了正确的建设道路，也想着为国家做贡献。
刚刚改革开放那十多年，梁锦松为祖国奔波了十多年，因为外国银行并不想跟中国内地银行合作，于是他出面牵头合作，在金融领域为祖国做贡献。
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各领域缺少专业人才，尤其是缺少金融人才，梁锦松得知此事之后，为祖国培养了多批金融领域的专业团队，以花旗银行的名义，在内地开设课程。
这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犹如是一场春雨一般，直到现在仍有许多金融领域的巨头，出自于梁锦松牵头举办的培训班。
梁锦松四十岁那年，担任花旗银行香港区行长，忆往昔曾经街头打架的问题少年，成长为香港金融领域的领军人物。
他在香港工作了四年，因为表现突出，所以公司邀请他，去往纽约担任总行副主席，年薪加分红约有两千三百多万港币，换算成美金的话，在三百万以上。
梁锦松经过深思熟虑，拒绝了花旗银行的邀请，不愿去美国担任总行副主席，一是因为1996年的香港，正处在回归的浪潮当中；二是去担任总行副主席的话，要放弃中国国籍，转而加入美国国籍。
梁锦松痴迷于毛泽东的著作，把毛主席当做毕生的偶像，他考虑到香港回归已成定局，而自己的一切都来自于香港，如今已经有了回报香港的能力，岂能弃港而去？
至于放弃中国国籍，对于梁锦松来说，更是想都没有想过的。
综上所述，梁锦松认为正确的道路，应该是留在中国香港，为香港人民做贡献，事实证明他选择了正确的道路，他日后为压低房价和改革税务，做出了突出贡献。
到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到祖国母亲的怀抱，梁锦松望着国旗缓缓升起，内心非常的激动。
他后来对着记者说，十多年来最难忘的时刻，便是看到祖国的国旗，和香港行政区的区旗，在旗杆上缓缓升起，内心骄傲情绪振奋，多年来追逐的梦想总算实现了。
梁锦松认为，属于香港全新的时代开始了，这也是他期待的时代，要为香港做些事情，更要为祖国做些事情。
尤其是拿到特区护照的时候，梁锦松感觉像是深处幸福的海洋当中，忆往昔填国籍的时候很尴尬，无论是填中国还是英国又或者香港，都会引起部分人的不满，如今可以大大方方的，在国籍那一栏填入神圣的两个字：中国！！
在他的内心深处，一直认为自己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所以渴望香港回归，渴望像老一辈革命家那样，为祖国做贡献。
香港虽然政治回归了，但经济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才能跟内地完全接轨。
香港特首董建华，在2001年抛出橄榄枝，邀请梁锦松进入政坛，担任香港财政司司长。
梁锦松毫不犹豫，放弃了年薪两千多万的摩根大通亚太区主席，果断弃商从政，走上了改革的道路。
（梁锦松和妻子伏明霞）
乍一看，一般人弃商从政，可能会引起非议甚至是背后的谩骂；可梁锦松弃商从政，引起了一阵阵的喝彩，中国社会各界举双手欢迎。
从薪酬来说，梁锦松的工资有两百多万，相比以往一落千丈，这也就有了文章开头那一幕，他不在乎挣多少钱，人生真正属于自己的财富，是花出去的那一部分。
香港各界欢迎梁锦松的到来，也希望这位金融领域的奇才，能为香港经济创造奇迹。
不仅是国内，当国际各组织得知梁锦松上任，也对香港经济的未来，增添了更多的信心。
到了上任那一天，梁锦松打扮一新，步入了单位的大门，记者追着问他，会为香港带来什么新的元素？他带着礼貌的微笑，说至少会带来一个新面孔。
据梁锦松回忆，他到财政司任职之后，从未想过来做官，而是想着为中国香港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当时的香港经济形势很差，因为四年前的亚洲经济风暴，所以有七百亿港币的赤字和负资产。
梁锦松大力推进改革，再加上国际形势转好，香港经济实现腾飞，在他任内的两年时间里，香港生产总值加起来，高达三万亿！
梁锦松出身底层，深知房价带给穷苦群众的压力，他大力改革房地产，所以到2003年的时候，香港房价只有六年前的三分之一！
这时候问题来了，改革会让很多人得利，也会引起一些人的反对，就拿房价来说，那些高价买了房子的人，自然对梁锦松极其不满，于是高喊着让“阿松下课”。
再有就是，他多年来推动教育改革，一向痛斥“高分低能”，于是大力推动教育革新，改变以往的“分数教育”，也因为改革力度很大，引起一些人的不满。
矛盾的导火索，则是梁锦松因为女儿出生，所以买了一辆房车，报税的时候因为疏忽，未能补交十多万港币的税款，所以被媒体口诛笔伐。
这件事至今众说纷纭，不过以梁锦松的身家来说，他肯定不缺那区区十多万港币的税款。
他本人承认买车的时候，一时疏忽把报税的事情忘了，媒体则认为，他犯了报税的错误。
放在今天来看，高房价和分数教育，难道不是我们应该反对的吗？但这也是题外话了。
2003年3月9日，梁锦松认为，自己辞职的时间到了，于是写了辞呈，放到了董建华的办公桌上。
经过调查之后，香港并未批准梁锦松辞职，可梁去意已决。
他给出了三条辞职的理由，一是财政预算案已经立法通过，二是非典获得了控制，日后的各项经济振兴措施已经到位；三是香港和内地，建立了紧密的经贸联系。
其实大概意思就是，他认为该完成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他谈起在职的这几年，自认为问心无愧，并深感荣幸。
在人生的低谷当中，梁锦松最高兴的事情，便是五十多岁的年纪，又有了个可爱的女儿。
在那段时间，梁锦松憔悴了许多，以前关系并不好的岳父，反过来常常安慰他走出低谷。
梁锦松五十四岁那年，担任美国黑石集团的大中华区主席，牵线中投认购三十亿美元的黑石股票。据知情人士透露，这种事情只有他梁锦松能办得到。
2008年，梁锦松家里又添丁，妻子为他生了个可爱的儿子。
当世界经济逐渐度过金融危机，中投在黑石的投资，回归到正常市值，梁锦松离开黑石，进军医疗领域。
对于穷苦人来说，医疗往往会成为家庭的负担，梁锦松自然很想推进医疗领域的进步，莫让普通人因为一场大病跌入贫困深渊。
时至今日，梁锦松依旧奔波在教育和医疗两大领域，我们也期待他日后能再创佳绩。
三，婚姻争议，娶伏明霞
提起梁锦松的婚姻，他上大学的时候，跟妻子相恋相知步入婚姻的殿堂，可婚后梁锦松在外奔波感情也就淡了，俩人无儿无女，最终以离婚收场。
2002年，梁锦松和奥运冠军伏明霞结婚，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伏明霞是著名的“跳水皇后”，她离开体坛之后，据传身家有八位数，她本人则对外透露只有七位数。
从身份来说，伏明霞有能力有荣誉，所以各路媒体格外关注这一对老夫少妻。
据伏明霞所说，她和梁锦松的婚礼很低调，也只有亲朋好友出席。尤其是女儿出生之后，夫妻俩刻意淡出公众视野。
伏明霞婚后，又通过自身的努力，拿到了清华大学学士，获得了婚姻和学业的大丰收。
外界并不看好这一桩婚事，认为俩人年龄相差二十七岁，所以纷纷唱衰他们的爱情。
伏明霞生下两子一女，跟梁锦松感情很好，一家人生活很幸福。
虽然外界投来过多的目光，但伏明霞认为，爱情才是最重要，认为自己的婚姻，并不值得媒体大惊小怪。
时至今日，梁锦松和伏明霞，生活幸福和和美美，打破了外界的质疑。
纵观梁锦松这一生，成了“成功人士”的典型，事业蓬勃发展，爱情家庭和睦，又在香港政坛留下了厚重的一笔……

Ⅱ 中央财经大学走出过哪些厉害的人

说实话，中财走出去的优秀校友真的是数不胜数呀！不过作为15届即将毕业的学姐，我还是跟大家介绍几个我比较了解的杰出校友吧~

以上就是我全部的回答了。

Ⅲ 庄长恭治学态度

庄长恭的治学态度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严谨认真：庄长恭在学术研究中以严谨的态度著称，他通过细致观察，从微小的实验现象中提炼关键信息，展现了超凡的技术水平。他坚信科学研究需要毅力、严谨和洞察力，而非运气。

2. 敏锐洞察：庄长恭具有敏锐的洞察力，能够迅速捕捉到科学研究的前沿动态。在德国留学期间，他学习并引入了有机微量分析技术，这一新技术对中国科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3. 勤奋思考：庄长恭对工作的热爱超越了个人生活，他勤奋努力，经常深夜不眠构思新的研究路线。他的思考精神感染了学生，使学生在理解知识的同时，培养了探索精神。

4. 注重教学：在教学中，庄长恭注重深入浅出，鼓励学生质疑和思考。他亲自指导助手，甚至在除夕夜仍坚守实验室，充分体现了其教学与研究的热情。

5. 严于律己：庄长恭不论工作大小，都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从年终总结到日常事务，无不一丝不苟。他对国家外汇的节约意识，以及在担任校长期间坚守正义、保护师生的行为，都体现了他严于律己、热爱祖国的高尚品质。

Ⅳ 程立人：从一位志愿军战俘到阿根廷富豪的传奇经历

抗美援朝后，有一位叫程立人的贵州籍志愿军战俘流落到阿根廷，成为该国大富豪、总统的妹夫。改革开放后，他爱国恋乡，多次回贵州探亲、访问。那么，这背后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呢？

早年经历

程立人原名程国纲，1926年出生于贵州省思南县许家坝区一个殷实的小康之家。因为家里有钱，他从小学、中学一直读到大学。从1945至1949年，他在四川成都某大学外语系系统地学习了4年。虽然长得其貌不扬，傻大黑粗，一脸大麻子，但他勤奋、智商高，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

1949年7月，他大学毕业了，但找不到工作。为了谋生，他无奈地参加了国民党95军，该军军长为黄隐，驻扎在成都市。同年12月9日，该军参加起义，被改编为解放军60军（军长韦杰），程立人也成为解放军战士。刚解放时程立人随部队一起参加了西昌剿匪等战斗。解放军的部队有别于国民党军队强食弱肉、死气沉沉的氛围，充满了新鲜的、朝气蓬勃的气息，他好像重新焕发了精神，决定在部队好好干，做出点成绩。

1951年3月，他成为志愿军第60军第180师的战士，开入朝鲜参战。据其战友张泽石在《我的朝鲜战争》中回忆，程立人长得其貌不扬，“傻大黑粗、一脸大麻子”。1951年5月，程立人所在的部队奉命迅速后撤，并承担掩护全线大踏步后撤的任务，其所在的师则为全军断后。但翌日，他们被联合国军包围。5月27日，程立人不幸被俘（一说为主动投诚）。

被俘后，他被关押在有“死亡之岛”之称的巨济岛上第86号战俘营（86联队）。巨济岛又称“死亡之岛”，它四面环海，淡水奇缺。在高丽王朝，就是专门用来关押囚犯的地方。一望无际的大海，彻底打消了所有关押者逃离的希望。美军在岛上修建了5个码头，并修建了可关押几万战俘的战俘营。程立人开始被押送釜山战俘收容所关了一段时间后，才被送到巨济岛86号战俘营（86联队），并任该联队第四大队长，后任文化教员。

在战俘营

程立人发现，巨济岛战俘营中的两万名志愿军战俘之间，正在上演着“国共内战”。“亲共”还是“反共”，不同立场的战俘壁垒森严。“反共”的战俘，多为原国民党部队的军官和士兵，他们在解放战争中被收编，被俘后要求前往台湾。其他战俘绝大多数坚决要求回大陆。意识形态的冲突，让双方互相视对方为叛徒，战俘营成为战场，大规模的殴斗时有发生。

在这样的战斗中，谁也难以独善其身。程立人原来担任战俘营86联队第四大队的大队长，第四大队千余名成员主要是由180师被俘战士组成，其中大部分是解放成都时国民党第95军起义过来的四川兵。他们不少是贫雇农和城市贫民，原本是被抓壮丁才在95军当上兵的。

被俘后，他们在苦难中本能地为生存、为个人前途而抱成团。他们的团体叫做“弟兄会”，他们的首领是“戴玉书大哥”。戴玉书四川德阳人，是在艰难生活中磨炼出来的刚强豪爽汉子，崇拜关云长的忠勇义气。他是旧 社会 成都一个做皮鞋的小生意人的儿子，自幼丧母。小时候经常和小伙伴们去拾煤核，摸鱼，每当受到欺负时，他宁肯自己头破血流，也要为小伙伴抱打不平，他也自然成了小伙伴们的头头。在他尚未长成壮汉的时候，就成了国民党壮丁，后随95军起义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他很看不起那些只想多吃多占、欺软怕硬的“袍哥兄弟”。由于战俘平常干的是抬大粪、装卸军用物资的重活，每天三顿饭，一顿一个饭团，依然饥饿的战俘们出现了争抢饭团的现象，有时候不惜大打出手，被看押他们的联合国军的士兵们看在眼里，经常发出忍不住的笑声。自尊心颇强的戴玉书看在眼里，气在心头，时常阻止他们之间的争抢，戴玉书年轻力壮，又有点功夫，有时候阻止不了气急了就要动手。这样，不但在战俘中树立了威信，连那些联合国军的士兵也开始对他刮目相看。他对自己的弟兄们说，我们要活得有骨气，要真金不怕烈火炼，要学关公“身在曹营心在汉”。

“弟兄会”还有个智勇双全的“军师”名叫赵明智（战俘营化名曹明）。赵明智既非四川人，也不是95军士兵，却深得戴玉书和弟兄们的信赖。他是山西灵石县人，13岁就参加抗日二纵侦察队，老共产党员，政工干部出身。赵明智曾问戴玉书：“大家都吃不饱，别人抢饭的时候你不但不抢，还阻止别人抢，你就不饿吗？”戴玉书正色道：“男子汉大丈夫，既然出来打仗，死都不怕，都是同胞，却为一口吃的大打出手，你看那些美国佬，看得哈哈大笑，不丢人吗？”赵明智听戴玉书这样说，不禁对他肃然起敬。他发现戴玉书的人品值得信任，性格又很相投，便决心辅佐戴玉书把“弟兄会”建成一支“反背叛斗争”的突击队。弟兄会的“患难相助、不忘祖宗”的口号就是赵明智提出来的。赵明智又介绍了时占魁、耿基增、续公度等连、排党员干部参加到“弟兄会”里来，会员发展到200多人。

“弟兄会”成长壮大后，首先就夺取了程立人的大队长的权力，戴玉书、赵明智担任了正副大队长，成立了由清一色弟兄会成员组成的四大队自己的“战俘警备队”。由成都籍军人陈志君担任警备队队长。程立人被边缘化了。

后来美国随军牧师伍培礼来到86联队，他委任程立人当了文化教员，由他负责编写供战俘们学习的材料，并在学校为伍培礼传经布道召集听众，从此他有了“校长”的绰号。但他的政治态度过于暧昧，难以得到“亲共”、“反共”两方的信任。殴打与羞辱让他只能在夹缝中生存。

大珠宝商与总统妹夫

1954年1月20日，美国开始遣返战俘。坚定的战俘如张泽石、戴玉书、赵明智等回国者向北而去，胸前被刺上“青天白日旗”的战俘登上南下赴台的 汽车 。而在两边都得不到信任的程立人则选择留在原地，和其余11个人一道跟随“中立国”前往印度。

程立人远走异邦是没有办法的选择。当时战俘营里流传着他“主动投降”的说法，“他是一个战场上的投诚分子”。记得他的人现在依然这样说。这成为当时战俘营中任何一个阵营都排斥的人物，最后回大陆和台湾均不得，只得被安排去“中立国”。

他在印度蹉跎了一年后，1955年去了南美的阿根廷。阿根廷的面积相当于16个贵州的总面积，然而人口总数却与贵州差不多，只有约3000万人。此国农牧业比较发达，许多产品出口量占世界首位，工业也有一定基础，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国家。

在阿根廷期间，由于他懂得好几种外语，有扎实的文化功底，所以他选择从事国际贸易，经营珠宝生意，往来几十个国家，获得了巨额利润，迅速暴富。

据吴华英、郑权欢的《郑春炎传》记载，1968年，阿根廷珠宝商程立人经营一所华都餐馆。他们获悉从广东恩平县君堂镇石潭乡果园村来的华侨郑春炎擅长经营餐饮业，亲自找到郑春炎，意欲聘请他出任华都的厨师。程立人是珠宝的行家，对饮食业知之不多，故一切业务，均听取郑春炎的意见。郑春炎对他说“今天 社会 进步很快，旧式的服务制度已不适应 社会 的需求；其次，要充分利用一切先进媒介，直观地大力宣传，务使有较佳的效果……”“你的提议很实际，确是个经验。这些宝贵经验，你却坦诚地无私地向我介绍，可见你的为人，不是重利轻义，而是把我当作手足看待，好!这就照你的意见办，而且委托你操办一切……”程立人激情满怀，情不自禁地对郑春炎说。郑春炎心想，程立人不愧是个珠宝商的大行家，他有眼光，有胆色。这是他发家致富的经验。

1987年，程立人已经是阿根廷最成功的商人之一，是阿根廷最大的珠宝商，名下有着60万亩土地，两家上市公司，还是当时的阿根廷总统劳尔·阿方辛的妹夫。

思念故土

热爱祖国，怀念故土，这是人之常情。侨居海外的程立人，这种心情显得更加突出。但是，在过去“左”的思想影响年代，由于他特殊的经历，报国无门，思乡无路，只好把自己的心思寄托于台湾。到了台湾，见到黑头发，黑眼睛，有了共向的语言，觉得异常亲切，也算回到自已的国土，从而得到几分慰藉。

信息比较灵通的地区，分析了这个国家的优势，通过各种关系早与程立人等华侨接上了头。上海就先走了一步，他们与程立人联合办了一个阿中信托投资公司，并有700余人到那里定居，从事各种职业；福建也通过各种渠道到阿根廷首都 探索 劳务输出与贸易工作的新路子；台湾到那里定居的就有3000多人。

1986年3月，程立人第一次回国探亲，他为家乡贵州思南县许家坝捐献一笔美元，兴办公路等公益事业。程立人从自身的经历中，深深地懂得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最根本的是要靠发展教育事业。他虽从事商业，奔忙于世界各地，但他仍然坚持其观念，十分注重教育事业的发展。希望家乡创办的学校，不断培育出一代又一代的 社会 栋梁。

通过他几年来两次回国探亲的观感，程立人深深体会到家乡人民的甘苦，后来，他主动向思南县政府提出再捐献数万美元，为许家坝中学兴修一座教学楼，并附建一个图书馆。此建筑竣工后，与原有主体建筑溶为一体，为许家坝镇增添了新的光彩。程立人并且为许家坝中学教学楼题词：“教育是立国之本”，从这几个挥洒自如的大字可以看出其书法有一定的功底。

程立人还积极支持贵州省政府在贵阳兴建了一处华侨村，为海外回黔同胞了解贵州，建设贵州提供良好的条件和环境。

献计贵州致富

到1988年，年近花甲的程立人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家乡，他多次这么说：“若不为贵州做点好事，我无脸见乡亲父老。”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从书信中不断得知家乡亲人的情况，他的爱国恋乡感情更加强烈。1987年秋，他第二次回黔时，得知王思明任贵州省委统战部长，便特意向他发出去阿访问的邀请，王思明很乐意地接受了这个私人邀请。

王思明一行5人，在1988年4月9日下午一点（当地时间是4月8日下午一点），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市飞机场，程立人及其所属公司经理刘正华先生等人到机场迎接他们。

王思明到阿的第三天，程立人安排他们参观其农场。他有3个农场，两个农场离首都有近百公里，土地面积有2000多亩，其中一个农场已出租给别人耕种，另一个农场离首都有400多公里， 汽车 在高速公路行驶只要5个小时便能到达，土地面积很大，有60多万亩。这两个农场却无人耕种，长满了野草。

这两个荒芜农场有什么值得参观的呢?这样的农场在中国是根本不可能闲置。但程立人并没有这种想法，因为他经营珠宝和国际贸易，所得到的经济效益比农场得到的经济效益快而且多得不知多少倍。不过这些农场都是他在这个国家得到法律保护的不动产，也是他进行国际贸易谈判的物质基础，他虽然放弃了耕耘，却不会轻易放弃农场的产权。

程立人向王思明介绍，他的农场可以种植荷荷芭(又名苛苛芭)，若种植这种经济作物，经济效益是相当可观的。荷荷芭，主要用于榨油。此油可以代替鲸油制造高级润滑油，是航天航空工业不可缺少的，也可用于高级化妆品和医药原料，还可用于食品保鲜。随着现代化向更高程度发展，美国等一些国家将此经济作物视为新的一代“摇钱树”。荷荷芭野生于墨西哥，美国进行了人工培植。后引种成功的有以色列、印度、泰国、澳大利亚、巴西、智利、巴拉圭、海地、南非、阿根廷等国，其中以色列最成功，仅以阿根廷种植荷荷芭的经济效益为例，投资3年就有效益，以后逐年翻番。在1988年，美国最好的每公斤价格就可达到50美元。

王思明想，能不能组织自身的力量向阿远征呢?这也是程立人所希望的，在组织力量的基础上，经过培训，懂得一定技术，然后向阿远征。使之既能种植荷荷芭等经济作物，又能将其原料加工成各种产品，打入国际市场。

在离开阿根廷的前一天，也就是1988年4月15日，程立人和王思明进行了草签协议和制订章程。

形成的三个文件，是本着互利互惠的原则，建立在互相尊重、互相信任基础上的结果。这些文件的主要内容有：在阿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注册登记建立“阿贵信托投资集团公司”。这个公司的指导思想，是在合法经营的前提下，什么见效快、收益大，对公司发展前途有望的就经营什么，通过扩大贸易积累资金，逐步经营开发性项目，如在阿兴办纺织厂。程立人当即表示将自己的农场土地1.5万亩土地无偿赠贵州省侨办，利用这些广阔土地种荷荷芭、葡萄、棉花等经济作物。简言之，就是以开展综合贸易为主，兼营其他业务。采取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经营体制，

阿方出任董事长，贵州方出任副董事长和总经理，利益按四六分成，阿方为四成，贵州方为六成。公司总部设在阿首都，待条件成熟后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建立分公司或办事机构以中国和阿根廷两国的资源、产品优势为基础，面向世界，开展全方位的经济贸易活动，努力为双方国家多创外汇。

在贵州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下，1988年上半年组织数十名 科技 人员在黔南州罗甸县种植荷荷巴的试验获得可喜成效，这对双方进一步合作起了推动作用。

1994年，程立人又一次回到贵州访问、探亲，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省长陈士能和副省长袁荣贵、胡贤生、姚继元分别会见了他，对他的访问表示热烈欢迎；并向他介绍了贵州的省情、经济建设成就、投资环境和对外资的优惠政策等，同时回答了他提出的问题。

从那之后，程立人便成了一个传奇而神秘的人物。后来在2012年11月期间，家乡的官员、贵州省人大女副主任唐世礼访问阿根廷时，曾费尽周折，见到了时任阿根廷立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的程立人，对于回来看看的邀请，时年80多岁的程立人只是表示，如有机会他会考虑。至于后来他是否回乡了，再无任何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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