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中国境外企业应对投资风险有哪些措施
(一)经营风险的防范
经营风险来源于企业的决策失误和无效管理，可能出现在境外企业的任何一个部门，也贯穿了境外投资的全过程。防范经营风险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境外投资要着眼于增强投资主体的核心能力
核心能力指企业在特定的经营中具有竞争优势的多方面技能、互补性资产和运行机制的有机融合，是不同技术系统、管理系统的有机组织，是识别和提供竞争优势的知识体系。核心能力的强弱是企业实施境外投资的首要制约因素，也是决定境外企业抗拒经营风险能力的重要指标。不论在境外新设企业还是直接收购境外股权，境外投资成功的关键在于是否发挥和增强了投资主体的核心能力，如果只是盲目并购和多元化，往往导致经营失败。目前许多国内企业只关注境外投资的外在效果，如资本的集中、规模的扩大，却很少认真分析核心能力这个本质的东西，特别是一些有资金实力却并不具备竞争优势的企业，把境外投资等同于攻城略地的扩张，导致收购境外股权时出价过高，也影响了境外投资的实际收益。
2、在加强境外企业管理的同时保持其经营的灵活性
投资主体应该明确跨国公司内部风险决策的权限，一方面防止完全放任海外子公司自行决策投资行为，造成子公司权限过大，投资失控;另一方面也要避免管得过死，一切投资或支出均须报请公司总部审批，影响海外企业的正常运营。
3、实行内部诊断制度，完善境外企业的治理结构和管理结构
没有健全竞争机制以及激励与约束机制的海外经营比国内经营的风险大幅增加，因此，形成完善的治理管理结构是境外企业应对经营风险的前提条件。首先，通过加强对境外企业的财务监督完善其内控机制，目前国内投资单位选派到国外企业的财会人员，尤其是有经验的财会主管严重不足。很多海外企业内部账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制度不健全，“多本账”问题严重，有的海外分支机构为节省开支甚至会计、出纳一人兼，这种不规范的财务制度往往成为贪污、舞弊者可资利用的漏洞，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这种情况要求投资主体不能对境外企业放任不管，要有专门的审计部门对海外子公司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审计，特别要防止将国有资产和外汇资金用于境外投机性炒作。其次，当海外企业的投资所在国外部治理机制健全，母公司可以借助外部治理环境的强监督作用来安排内部治理，实现对海外企业的有效治理和控制，例如很多跨国公司在境外企业的董事会中引入当地债权银行的代表和独立董事职务以加强对海外子公司的监督。最后，母公司应把内部诊断制度作为完善境外企业治理管理结构的重要手段，设立专门的机构，对境外企业的经营管理情况进行定期的内部评估，并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
(二)系统风险的防范
境外企业无法决定投资所在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因此，对于系统风险只能采用规避的方法，并尽量减少其不利影响：
1、做好对投资所在国政治、经济形势的评估，注意借助大型国际投资咨询公司的专业力量
企业应在投资前通过实地考察、专家咨询等方式，对投资所在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政局稳定情况和对外国投资的优惠政策进行综合评估，境外企业设立后也应要求海外经理人员及时提供当地各种政策动向的情报，并由专门的机构进行分析。评估工作专业性较强，由于一般企业实力有限，要注意借助咨询公司这类中介机构的专业知识。随着国外跨国公司的发展，出现了一批专为企业海外投资服务的大型咨询公司，如美国最大的汉密尔顿咨询公司始建于1914年，拥有1500名咨询人员，其中老资格的专家达800多人，他们的服务明显提高了客户海外投资的效率。由于目前国内没有成熟的海外投资咨询公司，对于大的境外投资项目，虽然咨询费用比较昂贵，但为减少投资风险，还是有必要委托国外的大型投资咨询公司进行评估。
2、改变投资方式，实行海外企业本地化战略，加强对投资所在国的公关策略
在境外投资中贯彻“双赢”策略。在投资方式上尽量采用合资形式，以取得一定的本国企业身份，使合资方分担一部分投资风险;对资源开发等敏感领域的投资根据所在国情况可以债务形式出资，通过产品分成获得收益，避免直接取得控股权所带来的国有化风险;如果投资主体具有品牌、技术、管理优势也可以像麦当劳那样采取特许经营的形式，做到既节约资金、避免了直接投资风险，又占领了市场。在境外企业经营中采用本地化战略，一方面多雇用当地员工，另一方面尽量实现采购本地化。境外企业必须注意塑造自己在当地良好的“公众形象”，对投资所在国有明确的公关策略，并将自身的发展积极地融入投资所在国的经济发展中。
3、通过保险手段减少系统风险产生的损失
企业可以通过加入保险等方法减少境外投资的风险，如世界银行于1988年成立了多边投资保险机构，它和国家之间的多边条约一起为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国有化等系统风险提供了条约保证，当跨国公司成为该公约或机构的成员之后，境外投资中的部分系统风险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控制，当损失发生时也可以申请国际赔偿，为企业的境外投资提供国际保证。
㈡ 跨国公司面临的外汇风险主要有哪些
国际贸易风险主要是指国际贸易业务流程中发生的风险。目前我国外贸存在的风险主要有以下三点。
1.政策风险
政策风险主要源于各国贸易磨擦的加剧、反倾销案件的增多以及技巧性贸易壁垒的存在。当前,世界贸易关系庞杂多变。一方面,全球经济一体化www.fxpro.cn/?ib=1025860,世界贸易自由化是贸易发展的必然趋势;另一方面,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迅速,排他性的贸易维护主义抬头。虽然关税壁垒作为维护本国市场的一种手段不断趋于透明,但许多发达国度却以技巧性贸易壁垒为手段,将国外竞争者挤出该国市场。
2.操作风险
在国际贸易合同条款中,价格条款有其特殊的表达方式,即贸易术语。不仅如此,贸易术语作为贸易通例,还规定了贸易双方在相应环节的权利和义务,因此,如何恰当地操作贸易术语显得至关重要。贸易术语的性质应与买卖合同性质相一致,合同中的有关条款应与合同性质相一致,与所使用的贸易术语在内容上坚持一致,不应有所抵触。如果我国的外贸企业不熟悉贸易术语,在国际贸易中操作不当,就很容易被不法外商所利用,从而带来不必要的纠纷,甚至会造成惨重的经济损失。
3.汇率风险
与国内贸易以本币为清算对象不同,在国际贸易中,进出口贸易的结算存在着本币与外...国际贸易风险主要是指国际贸易业务流程中发生的风险。目前我国外贸存在的风险主要有以下三点。
1.政策风险
政策风险主要源于各国贸易磨擦的加剧、反倾销案件的增多以及技巧性贸易壁垒的存在。当前,世界贸易关系庞杂多变。一方面,全球经济一体化www.fxpro.cn/?ib=1025860,世界贸易自由化是贸易发展的必然趋势;另一方面,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迅速,排他性的贸易维护主义抬头。虽然关税壁垒作为维护本国市场的一种手段不断趋于透明,但许多发达国度却以技巧性贸易壁垒为手段,将国外竞争者挤出该国市场。
2.操作风险
在国际贸易合同条款中,价格条款有其特殊的表达方式,即贸易术语。不仅如此,贸易术语作为贸易通例,还规定了贸易双方在相应环节的权利和义务,因此,如何恰当地操作贸易术语显得至关重要。贸易术语的性质应与买卖合同性质相一致,合同中的有关条款应与合同性质相一致,与所使用的贸易术语在内容上坚持一致,不应有所抵触。如果我国的外贸企业不熟悉贸易术语,在国际贸易中操作不当,就很容易被不法外商所利用,从而带来不必要的纠纷,甚至会造成惨重的经济损失。
3.汇率风险
与国内贸易以本币为清算对象不同,在国际贸易中,进出口贸易的结算存在着本币与外币之间的折算比率问题,而且,该比率因国际外汇市场的波动而高低浮动,导致企业实际收入也随之波动,从而使企业存在一定的风险。所以,防备外汇风险是外贸企业应重点关注的问题。外汇汇率的波动会直接或间接影响企业的外币支出业务和外币收入业务,即结汇业务。当外币升值、本币贬值时,会使实际支付的本币货款额增大,进口关税和进口增值税额增缴,这都会带来外贸企业净利润的减少。
㈢ 境外投资外汇风险有哪些
境外投资风险是指跨国企业在进行境外投资是所面临的风险与挑战。
境外投资风险的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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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决策风险企业因缺乏对海外投资环境、投资项目的有效风险评估，致使海外投资存在一定盲目性，从而可能出现风险。目前，国内缺乏专门的海外投资风险评估机构以帮助海外投资企业分析和评估海外投资项目的可行性，企业本身受信息渠道、自身评价或判断能力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很难正确判断某项目在国外是否具有发展前景。由于部分海外投资企业对投资项目的前期调查不充分、不科学，从而导致项目投资后经营亏损。
经营管理风险近年来，我国企业跨国经营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很落后。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海外企业中盈利的占55%，其中多为非生产性企业；收支平衡的占28%；亏损的占17%，而且以生产性企业居多。我国企业缺少跨国经营管理的经验，管理体制尚不适应国际化经营的需要，往往使得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遭遇意想不到的风险，这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
从管理体制上看，一些境外国有企业尚未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机制，所有者代表监管不到位，存在严重的“内部人控制”现象。在实施跨国经营决策时，缺乏风险意识和风险制约机制，在投资项目、环境分析、地点选择、合作伙伴选择、经营策略的制定与执行等方面，都缺乏足够的科学论证，因而往往造成重大决策失误，导致国有资产受到严重侵蚀。“中航油”事件就是最好的例证。
从管理人才的培养来看，我国企业也缺乏一整套适应国际市场竞争需要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许多从事跨国经营的企业还没有建立起现代化的人力资本观念，对人才资源管理的认识仍旧停留在人事制度管理的层次上，导致外派人员专业能力和积极性都不高，远远不能适应当今国际市场竞争的需要。
分散化经营与恶性竞争风险我国设立的境外企业分散化经营现象严重，使得企业不但无法在资本、技术、市场、信息以及生产等方面实现资源共享与互补，甚至反而会引发越来越严重的内部过度竞争。这说明这些企业投资母体之间缺乏联系和合作。
另一方面，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趋势下，跨国企业都以兼并或建立策略联盟作为发展手段以实现规模效应，而我国企业显然尚未跟上这种跨国经营的潮流。由于我国从事国际化经营的主体主要是国有企业，至今依然存在着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使得海外的国有企业分支公司即使在业务上有相似和交叉之处，也难以进行有效的合作和信息交流。
国有企业自身机制与国际上跨国公司的通行体制存在较大差距，限制、束缚了海外企业的经营活力和经营理念，使海外中资企业难以像跨国公司的子公司那样以各种手段进行兼并和联盟经营。在同一项目的竞争中，我国企业间往往出现竞相压价、恶性竞争的局面，难以建立起战略联盟，这也从内部进一步增大了企业跨国经营的风险。
境外投资风险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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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际经营环境及管理的复杂性，中国境外投资面临着许多风险，按不同的研究角度分类，其主要风险表现为企业境外融资风险。投资决策风险。政府监管及服务风险、境外投资保护风险。投资环境风险等，其中从政府角度看，主要有监管及服务风险。投资保护风险；从投资所在国角度看，主要是投资环境风险；从企业角度看，主要是融资风险和投资决策风险，其风险程度受投资所在国环境和政府监管、服务与保护力度制约。具体分析如下：
1.企业境外融资风险
我国企业境外投资普遍存在资金短缺问题，究其原因表现为：
一是境外投资企业日常运作中融资渠道主要是当地银行融资、全球授信，应收贴现3种途径，相对于国内融资渠道来说，企业境外投资融资渠道较为狭窄；
二是企业对国际融资环境的研究和重视不足，对国际融资环境还不熟悉，利用国际融资的能力不强；
三是我国对境外投资企业的支持力度不够，比如不完善的国内金融市场无法形成为海外企业输血的融资机制，政府没有建立完善的融资支持以及便利化服务体系等。
2.投资决策风险
决策的失误是企业最大的失误。在境外投资活动中，决策的正确与否往往决定企业的目标能否实现。我国境外投资决策风险主要表现在：
(1)决策盲目，没有建立必要的决策风险分析和控制程序。决策程序通常是根据确定的目标，制定多个备选方案，然后评估各个方案的风险和收益，根据风险评估的结果选定决策方案，否则很难保证决策的正确性与科学性。
(2)决策实施过程失控，缺乏事中的监督和控制程序。许多境外投资企业没有建立相配套的事中监督和控制程序，不能保证决策按照预先的计划和方案正确实施，在决策环境和企业具体情况发生变化时，没有及时的补救措施，致使投资风险进一步恶化。
3.政府监管及服务风险
从管理角度看，由于我国境外投资存在如多头管理、审批手续繁杂、政府管理制度滞后、境外投资的总体战略规划不清晰等问题，使得企业面临着难“走出去”和盲目“走出去”的风险从监督角度看，政府监督弱化使得境外投资面临国有资产流失。银行信贷控制不力，缺乏事前监督机制等风险；
从政府服务角度看，由于我国政府对海外投资的宏观调控基本上就是一个项目审批制度，对投资后的监管。跟踪、统计。分析等管理服务功能薄弱，缺乏对海外中资企业的指导。信息咨询等公共服务，因此使很多境外投资企业面临着因对投资所在国的法律法规、外汇政策、税收政策、环保政策的规定了解不够充分，对其变化了解不够及时.从而造成投资决策时信息不充分。不对称风险。
4.境外投资保护风险
企业到境外投资除了面临国内投资遇到的正常生产经营风险之外，还面临着东道国的政治风险。如果一个国家缺乏境外投资保护制度，那么境外投资企业除了要承担商业性风险外，还要承担政治风险。一方面由于我国对境外投资缺乏整体战略和行业指导，使得我国企业在境外投资时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和无序性；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合理的投资保护协定，也使得企业因东道国政治风险遭受的境外投资损失得不到补偿，从而增加了企业境外投资的安全隐忧。
5.投资环境风险
这是因投资所在国环境变化而给企业带来的风险，它包括政治风险，如国家政局不稳定，政权更迭频繁等给境外企业带来的风险，它是海外投资最大、最不可预期的风险，是经营者不能控制的风险；经济风险如汇率风险，合作对象企业的信用风险、经济形势的急剧变化风险等；法律风险如知识产权保护及技术标准壁垒的风险等，它是由于企业外部法律环境发生变化，或由于企业自身及有关各方未按照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有效行使权力、履行义务形成的风险；自然风险如地震、海啸、洪水、冻灾等其他人力不可抗拒的破坏带来的风险。
㈣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问题和对策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
虽然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有了较大发展，并为国民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但与美欧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与中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还极不相符，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还面临着诸多问题。
一是在国内环境方面，中国的经济环境发展还不够完善，存在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问题。强国战略中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并不占据主要地位，企业的对外投资经验少，规模较小，这导致海外并购并不顺利。目前中国的企业投资区域存在分布不均衡问题，虽然覆盖面较广，但投资层次较低。在诸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主体中，国企占据较大部分，存在投资结构不合理的问题。
二是政府与社会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支持力度不足。政府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不够明晰，且没有充分发挥政府的服务功能，民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缺乏政策性支持。中国有关对外直接投资的立法也不完善，缺少统一的规范。在由对外直接投资引起的国际纠纷中，中国外交参与深度不足，国际多边协调能力不强，这也不利于保护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利益。在社会支持方面，中国没有专门服务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三方服务机构，企业、行业协会以及政府之间沟通不畅、信息不共享，难以为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提供帮助和支持。
三是国内财政金融体系不完善。中国对进入对外直接投资领域的资金有较为严格的审查和管理，这使得企业对外投资程序复杂，弱化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积极性、打击了企业的投资热情。中国的金融机构也没有针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而开发金融产品和服务，不能满足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需求；政府缺乏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对外直接投资领域的政策，也使得民营资产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占比较低。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导致民间金融机构合法性存疑，阻塞了民间资本进入对外直接投资的渠道。国家并没有针对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进行税费减免等政策，这也削减了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积极性。中国的保险机构也没有推出针对对外投资项目的保险种类，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缺乏利益保障。
四是企业自身对外投资能力不强。中国企业缺乏明确的对外直接投资规划，在国际上竞争力不强，在对外投资过程中缺乏议价能力，不适应国际竞争规则。中国企业在管理体制与财务管理上都存在不规范问题，这也导致企业融资能力差，缺乏对外直接投资的资本能力。中国企业由于缺乏专业人才和核心技术，因此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风险预警能力不足，对投资目的地的法律政策了解不足，很难在当地展现企业社会责任感。而且在对外投资企业中，中小企业缺乏融资能力，民营企业抗风险能力不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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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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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政府要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良好的环境。应该充分认识到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对于国家综合国力提升的重要意义，并制定有利于海外直接投资的战略计划。如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构想便能够为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带来很多机遇。中国经济发展建设的积极转型也有利于提升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水平和质量。目前在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中，资源类投资占据了主要部分，但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对外直接投资也将更多转向服务业投资和高端制造业投资。
第二，成立统一的管理机构，为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提供服务。目前美欧等国为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都成立专门的独立机构，而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管理依然存在机构不统一、职能分散的问题，这降低了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管理效率。中国可以效仿美欧国家设立“对外投资管理委员会”，由该机构统领对外直接投资事务，协调涉及对外直接投资的各个部门，提升为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服务效率。这一机构应为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提供咨询服务、项目管理、风险评估、协调管理等服务，并积极参与有关对外直接投资的法律法规政策的制定。
第三，完善财税、金融体制，为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提供金融支持。首先，应设立支持对外直接投资的基金，资金来源由政府财政承担，该基金主要是资助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其次，对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实施进一步的税收优惠政策，这有利于增加企业的盈利能力和资金积累能力，在鼓励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同时还提升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最后，还要建立针对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金融机构与保险机构，提升企业的融资能力，并为其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提供保险服务。
第四，提升企业自身能力，增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竞争力。美欧国家的企业都有明确的对外投资战略计划，并深入了解投资目的地的政策环境，积极承担企业责任。因此，要想提高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率，关键在于提升企业自身能力。企业应有明确的对外直接投资规划，避免盲目冲动性投资。在具体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要积极实施本土化策略，如充分利用当地的人才、技术、资源、管理制度等，提升投资目的地对中国企业的好感度。此外，中国企业应该注重承担起社会责任，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带动当地就业、提升生产技术、进行人才培训等。
㈤ 什么是对外投资风险简述对外投资风险主要有哪些
对外投资是指企业由于对外投资遭受经济损失的可能性，或者说不能获得预期投资收益的可能性。它主要有： （1）利率风险。是指由于银行存款利率或其他投资收益率变化，使对外投资收益相对减少的风险。 （2）购买力风险。是指由于物价上涨、通货膨胀而给企业带来的风险。 （3）市场风险：是指由于政治性因素自然灾害等客观因素和人为的主观因素导致企业无法实现预期收益，而给企业带来的风险。 （4）外汇风险。是指由于汇率变动而对企业以外币计价的资产、负债、收入、支出所产生的影响。 （5）决策风险。是指企业在对外投资中由于决策失误或管理不善，致使经营亏损甚至企业破产，而对企业应获取的投资本利所产生的影响。
㈥ 对于中国企业，如何积极应对外汇风险
由于汇率的波动对公司现金流量，资产和负债以及日常经营产生了很大影响，因而这种由非预期的汇率变动对公司价值的作用就形成了外汇风险。从概念上说，外汇风险十分简单：汇率变化可能带来的损失或收益。 外汇风险管理是外贸企业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通常将外汇风险分为三个类型：经营风险，交易风险和会计风险。 经营风险是非预期汇率变动对公司现金流量的影响。交易风险是一笔业务中被汇率影响的确定金额的现金流量。典型的交易风险是外汇商业发票，包括支出和收入的；签定的合同，合同中拟订的销售和购货以及一部分债权和债务。会计风险产生于远期汇率波动对外汇资产和债务的影响。 本文从外贸企业的角度出发，阐述了在外汇风险管理中如何识别和衡量外汇风险。外汇风险管理首先是衡量风险，即确定处于风险中的外汇金额。风险金额的衡量有多种办法，比如净现值法，用来衡量经营风险；现金流量净额法，用来衡量交易风险；衡量会计风险有四种方法 (流动／非流动法，货币／非货币法，临时法，现行汇率法)。 有时，企业可以通过 (1) 提高价格；(2) 改变进口和出口市场；或者(3)调整生产和销售量，等等方法来...
㈦ 企业对外投资风险有哪些
企业对外投资风险主要有以下五种：
（1）利率风险。指由于银行存款利率或其他的投资收益率变化，使得某项对外投资的收益有相对减少的风险。利率风险的发生具体有两种情况：一是在对外投资期限未满之时，银行存款利率上升，有时可能超过企业购买的债券利率或预期投资收益率；二是新近发行的证券利率高于先前发行的证券利率，旧证券的投资者的证券价格就会下跌，如不能及时将所持证券售出变现或转换成新的证券，在经济上肯定要蒙受损失，不能以同等数额的资金取得最大盈利。
（2）物价风险。又称“购买力风险”、“通货膨胀风险”。这是由于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给投资者带来的损失。
（3）市场风险。是指由于政治性因素、自然灾害等客观因素和人为的主观因素，导致投资者无法实现预期收益，而给企业带来的风险。
（4）外汇风险。是指由于汇率变动而对企业以外币计价的资产、负债、收入、支出所产生的影响。
（5）决策风险。这种风险是指企业在对外投资中发生决策失误或管理不善，致使受资企业经营亏损甚至破产，使企业应获取的投资本利均受到影响。
㈧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法律风险案例
朋友，现将中国银行业海外收购美国本土银行第一案始末提供给你，希望对你的论文有所帮助！！
“现在看账面上赔了两三千万美元，但我们始终认为我们的做法非常正确。不能老盯着股价，要从长远看。”3月20日，民生银行董事长董文标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语气坚定地说。
2007年10月8日，民生银行发布分三阶段收购美国联合银行控股公司(NASDAQ：UCBH，下称“联行”)至多20%股份的公告，开创了中国银行业针对美国本土银行收购的第一案。
2008年3月1日，民生银行发布公告称，已获中国银监会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参股美国联合银行4.9%股权，该行已在国家外汇管理局北京外汇管理部完成汇出核准手续，金额为9573万美元。
3月中下旬，《中国企业家》杂志两次专访民生银行董事长董文标以及民生银行、美国联合银行部分管理层，还原此次并购案的始末。
尽管民生入股联行已成定局，但随着美国次贷危机蔓延，联合银行股价与谈判时的转让价相比，已折让过半。回头来看，该起收购对民生银行到底价值几何？民生银行会否进一步采取行动实现既定收购目标？还待事实验证。
谈判始末
2007年7月3日，联行董事长胡少杰与董文标第一次见面。在董的印象中，胡是一个“精干的银行家”，敬业、勤奋、进取，并且“深得美联储的支持”。此前有半年时间，联合银行已经和其他三家中资金融机构有所接触。据知情人士称，其中包括华夏银行和平安保险。直到和民生银行接触后，双方一拍即合，当场就表示愿意继续深入沟通。
1998年11月在纳斯达克上市的联行，总部位于旧金山，是一家华人开办并主要服务于华人的银行。作为美国三大华人银行之一，截至2007年底，总资产额为118亿美元。尽管其资产规模只有民生银行的十分之一，但是在董文标看来，这是一个门当户对的婚姻。“我不可能去收购花旗、汇丰，那是不可能的。”
据董文标讲，在民生银行于2007年2月宣布的未来五年规划中，国际化、多元化、金融控股是主要方向。民生银行在两三年前就与投行及财务顾问做过讨论，谋求进入美国市场，并委托他们帮忙物色一些收购对象。
2007年，美林的客户之一美国联合银行对位于上海的中国第一家全外资银行德富泰银行(BusinessDevelopmentBank)进行收购，与此同时也想寻求一家在形象、业务和文化上都能匹配的中国本土银行进行合作，共同开拓中国市场。美林中国区投资银行主席任克英曾经帮助民生银行上市，与董文标相熟。任于是自然成为双方牵线搭桥的重要人物。
2007年9月，在北京友谊宾馆贵宾楼，双方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谈。
当时在场的有民生银行董事长董文标、民生银行副行长洪崎、董事会秘书毛晓峰、联合银行董事长胡少杰，以及美林中国区投资银行主席任克英。洪崎回忆说，胡是华人，能听懂中文，但只是能说一点儿，需要较长时间阐述的时候，他都讲英文。此时，一旁的任克英等人就成为双方沟通的媒介。而半年之后，胡的中文已经相当流利。
“感觉很重要。”洪崎说，“首先，文化上相通，容易沟通；第二，我们想走出去，双方在业务上能够跨国界合作，形成互补。”
9月底，谈判进入第二步。会面就在位于民生银行十楼的贵宾接待室，内容是关于股份转让和价格的初步方案。当时最主要的问题是决策如何通过美国的监管审批。胡少杰详细地介绍了美国监管的要求，加上美林的建议，双方同意第一步先转让联合银行4.9%股权予民生，第二步达到9.9%，第三步再转让10%。“因为对联合银行来说，4.9%不用报批，话语权比较少，影响力不大；到9.9%的时候，如果不涉及实质性控制权的话，可能问题也不大；到20%的时候问题就比较复杂了。所以分三步走，也是一步一步试探看看。”洪崎说。
9月底、10月初，胡少杰频繁往返于旧金山和北京、上海，来去基本上都是一个人。洪崎说：“他行动很快，有时候就呆一天，我们很短时间谈完一件事，问题解决了，他就又跑去上海(当时联行在上海对德富泰的收购也在进行中)。”又见了三四次面之后，10月初，在美林的项目人员陪同下，洪崎以及一位独董第一次来到联行总部。
一幢位于旧金山市中心的独立写字楼，不是很高，也不是很大，但很气派。里面办公秩序井然，华人居多——这是洪崎对联行总部的直观感受。在这里，他有一间临时休息室。有时，他会特意到楼里四处走走。令洪崎印象深刻的是，每次经过董事长办公室，看到的都是一个背影：胡总是伏在电脑上工作。
民生一行人在联行总部呆了四天，没来得及去各分行。第一天由律师、审计师、投行做尽职调查结果的汇报，后三天进行合作条款的具体谈判和最终定案。
“真正谈条款的时候是很尖锐的，甚至都能谈崩了。有时候从早上一直谈到夜里两三点还僵持不下。”洪崎微笑着、用和缓的语速谈着在联行总部关键的三天谈判。开始先由双方的律师团谈判，律师无法决定哪个条款让多少、哪个条款应该补多少时，一般都分别和洪、胡电话沟通，实在顶不住时，洪崎和胡少杰就出面“单挑”。有两次谈的时间很长，一直谈到下半夜。两个人谁谈到很生气的时候就先暂时退场，出去走走，冷静下来回来再谈。
对于双方妥协与坚持的条款分别是哪些，民生和联行都拒绝做具体的阐述。据洪崎介绍，尖锐的问题主要集中于：民生银行派出的董事进入董事会后对哪些问题可以有参与决策权、是否可以投反对票等话语权，以及股权架构上各自的保护性措施、介入的时间和价格、退出的时间和方式等问题。“万一经营不好的话，我退都退不出来，那也是个问题。总之我们是在寻找一个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有时他们提出不是他们故意不对等，而是因为美联储监管的要求。那我们就让他们拿出法律来看看监管有没有这个要求。有些是有这个要求，但是监管法律的解释是多样性的，而不一定非得是他们的这种解释。”
洪崎切身感受到，美国的一些监管对于国外的一些投资确实限制太多，有很多条款限制投资者的发言权，也有很多条款解释不通，“就看你自己是不是弄清楚这些事儿，有没有去争取了。这一条谈不下来，就考虑看看是不是让一点，然后在另一个条款上再找回来，这样达到一个平衡。这几条我让你，那几条你让我，大家都没吃亏就行了。”显然，各为其主的双方进行的是一场智慧博弈。“所幸双方都比较坦诚，如果有恶意的话，可能就谈不下去了。”
民生方面也和美联储、美国财政部及货币监管部门等进行了沟通，美国方面最关心的是：你们为什么来美国投资？有什么动机、意图？“其实很简单，美国这些银行经营这么好，我们不可能来指导工作，就是来学习的，到占股9.9%的时候，我们派两位董事、两名高管人员，来干什么？我不派人来怎么学习？”
美国之行后，民生银行在去年10月8日正式公开了对联行的收购方案：将分三步收购联合控股，并最终成为其第一大股东。第一步，以约0.97亿-1.45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7.37亿-11.02亿元)的现金，认购联合控股近期拟增发的新股约535万股(占联合控股增发后总股本的4.9%)；第二步，在2008年3月31日(双方协商后可推迟至2008年12月31日)之前，以1.15亿-1.72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8.74亿-13.07亿元)的追加投资，令民生银行在联合控股增持股份至9.9%；第三步，民生银行有权通过购买联合控股发行新股，或联合控股指定的某些售股股东出售老股的方式，进一步增持联合控股股份至20%。民生银行承诺，其所持联行股份将锁定三年，全部总投资不超过25亿元人民币。
此时有外界分析师报告指出：来自淡马锡的董事苏庆赞对此次收购表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联行的主要业务是集中于商业房地产贷款，贸易融资业务的比重相对较低，从整体上和民生战略发展方向不尽一致，其锁定期的规定也不尽合理。
对此，董文标对《中国企业家》说，淡马锡的董事投的是“弃权票”而非“反对票”，“淡马锡作为民生银行的战略投资者，肯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董文标说。此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淡马锡投弃权票是考虑到美国的监管比较严，话语权限制比较多，觉得在美国参股一家银行施展不开。
日前，民生已将第一阶段投资款汇出。胡少杰曾表示：“民生的效益很好，希望能投资民生的股份。”洪崎承认，双方曾沟通过换股的方式，但由于双方规模相差悬殊，若换股，联行在民生所占比重极小。“因而就没有太多实质性地往下谈。”
现在，双方已进入业务合作的商议阶段，联行主要派出一位女副行长，名Sophia，华裔，上海人，五岁移民美国，中文不错。民生已派出两位董事，下一步将派出一位常务副总裁去做业务，“这种参与管理更多的是着重于互相之间的业务对接。”董文标说。
坏账悬疑
按照董文标的设想，首先，贸易融资是双方合作的重点。民生银行有很多从事贸易的客户，正在大力发展贸易融资业务，这与联行的业务特长是契合的。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是美国，如果民生银行能与一家地处美国又为中国客户服务的银行合作，就可以一起拓展贸易融资市场。同时，双方互派专家做现场指导，并分享客户资源。“过一段时间，他们会有一个非常强大的15人团队来帮我们重新设计整个贸易金融业务的流程。”董说。
第二是零售业务和ATM机的合作。联行在美国设有70家分行，在香港、上海和汕头有三家分行，在北京、广州、深圳和台北设有代表处。民生在国内有300多家分行、1370台ATM机构成的网络。双方可在中美的分支机构网络中形成互补，双方的客户到对方银行的ATM机上取钱可以免收手续费。
第三，双方还可以在信用证、汇款业务，以及部分投行业务方面有合作，比如对企业上市方面的策划、咨询和推荐，双方将互相引荐客户和投行资源。
去年10月，国信证券的分析报告曾指出，从估值水平上看，按10月5日的收盘价，联行2007年市盈率为17.3倍，市净率为2.11倍。民生银行的收购价所对应的PE范围约为17-25.5倍，PB范围约是1.96-2.92倍，明显低于当时国内银行股的估值水平。
然而，谁也没料到，随后美国次贷危机一发而不可收拾，联合银行的股价也大幅下挫。对民生并购联行一案的质疑由此而来，主要聚焦于两点：一是收购成本是否过高、收购时机是否不佳；二是房贷坏账对联行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民生银行参股4.9%所支付的价格是联行于2007年9月28日签订策略联盟协议日之前90天的平均股票收市价格，计算结果为每股价格大概在17.89美元，联行上市时每股15美元，而截至3月28日的收盘价为每股7.73美元，之前还曾在7美元左右徘徊过。17倍左右的市盈率也高于目前美国市场银行股的平均值。
从财务上看，这是否意味着民生银行对国际金融波动风险估计不足，选择的并购时机过早、并购代价过大？这也是董文标在这宗收购案中所面对的最大压力。对此，他的解释是：1、民生在第二步与第三步有很大的主动权；2、当前价格的下降，使后期收购成本大大降低；3、这是民生的一个长期战略而不是去炒股票。
“这跟原来我搞海通证券的投资一样，当时大家争议非常大，现在看来是非常了不起的。对联行我们做过全面考察，这家银行非常干净，我认为将来民生银行的概念进入以后，联行的股票做到四五十美元都是没问题的。”董文标表示。对于收购价格的质疑，联行在对《中国企业家》的书面回复中表示，民生银行所做的投资反映出联行的品牌价值，然而，股票市场的表现反映的是现在市场的状况，并不能覆盖公司形象等真正的价值。
“我们谈的时候，美国次贷问题只是一个苗头，没有预料到像现在这么严重。”据洪崎说，胡少杰给他们的解释是，联行99%的房贷都给了华人，与美国本地人不同，华人买房首付款很高，一般会达到25%-30%，而且，华人的还款能力很强。
但是根据民生银行的公告，联合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近年呈现了快速上升的趋势。从2006年底的0.19%增加至2007年中的0.42%。今年3月胡少杰讲出的最新数字是0.6%。而坏账拨备率则从2006年底的504%下降至2007年中的214%，随后在2007年第四季度增加了1800万美元的贷款储备量。胡表示，这是由于受次贷危机的影响。但有知情人士指出，联行认为这笔增加的拨备其实可以不提，提完之后，综合负面影响较多，为此分管财务的副行长辞职。
联行的贷款组合主要集中于美国房地产市场，外界的估算是，与之相关的贷款占比达到77.16%，建筑贷款大概占总贷款额的20%左右。次贷危机连锁影响到建筑市场萎靡，所以联行的贷款业务不会丝毫不受影响。今年的坏账率是否会继续大幅攀升？“对这个问题我们也在继续跟他们沟通，看坏账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是恶性的还是可控的。”对于如果是长期、恶性的，会否影响到已经谈好的条款这个问题，洪崎只表示：“后期会根据情况双方来讨论这个问题，合作的事儿不会单方面作出任何决定。”
3月24日，《中国企业家》曾就此问题询问联行在美国的一个客户，没想到这一质疑迅速传达到联行总部，对方非常紧张，立即反馈出希望沟通的愿望。3月25日中午，记者与联行某位要求匿名的高管电话沟通，对方澄清：“坏账拨备的增加是由于业务量的增加而形成的，而分管财务的副行长辞职原因与此无关，是由于个人原因。”
3月27日早上，联行资深副总裁、市场推广部总监姜绮莲作为其发言人给《中国企业家》打来电话，并通过邮件将本刊的疑问做了逐一答案。据她的回复，联行的贷款分为如下四部分：商业贷款占26%、商业房地产占46%、建筑贷款占21%、个人贷款占7%。目前0.6%的不良贷款率仍远远低于美国业界的平均值。联行认为，在美国经济走下坡路之时，不良贷款率的微幅提升是相当正常的。有鉴于美国经济环境正充满着不确定性，减缓建筑贷款业务是联行在2008年的策略。但是，联行的回复仍然没有对“增加的不良贷款到底来自于哪部分业务”做出正面解释。
不过，某国际投行界资深人士的一番话，有些让人触目惊心：“联合银行是个问题很大的银行。他们20%的贷款是加州的建筑贷款，而加州的建筑市场已经崩溃了。现在，美国很多对冲基金在做空它的股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