攸度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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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木子洋，假日本鬼子，现在应该跑日本去了

2. 各位，西晋灭亡后，我国北方由谁统治啊

西晋灭亡后,北方的游牧民族，十六国中分布在北方的政权统治了 西晋

浅谈西晋八王之乱的原因

“八王之乱”[1]是西晋统治集团之间一场争权夺利的激烈斗争，开始是宫廷政变，后来演化成大规模的屠杀战争。在这之前，阶级斗争、民族斗争本来并不尖锐，社会秩序是比较稳定的。干宝描述说：“太康之中，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牛马被野，余粮栖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2]《晋书·食货志》也说：“平吴之后，……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这些话虽有极大夸张，却并非子虚乌有。而从“八王之乱”开始后，情况就大不同了。规模比较大的少数民族起义和流民起义，接踵而起，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迅速激化，不过二十几年，一个强大的帝国就土崩瓦解了。很明显，“八王之乱”是西晋灭亡的一个关键性事件，所以古今论述它的不乏其人，笔者在这里想仅就爆发的原因谈一点粗浅的意见。

一

不少人认为，“八王之乱”是晋武帝大封同姓诸王，建立了许多王国所造成的。这种看法符不符合历史情况呢？
大家知道，曹魏王朝控制诸王十分严厉。封国小，地方穷，户口少，所谓“子弟王空虚之地，君有不使之民”[3]。特别是诸王没有实权，“寮属皆贾竖下才，兵人给其残老，大数不过二百人”[4]。而且“设防辅、监国之官以伺察之”，诸王行动没有自由，“游猎不得过三十里”[5]。有一次曹植与曹彪从洛阳回封国，兄弟二人因为很久不见，“欲同路东归，以叙隔阔之思，而监国使者不听”。曹植气愤地写了首诗咒骂[6]。然而也只是骂骂而已，丝毫无济于事。由于曹魏王朝控制诸王如此之严，“王侯皆思为布衣而不能得”[7]，因而西晋初年一些大臣都把这看成是曹魏之所以轻易被取代的根本原因，认为这种制度使得诸王毫无力量藩卫中央，中央太孤立了[8]。正是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晋武帝“惩魏氏孤立之敝，故大封宗室”[9]，前前后后大约封了几十个同姓王。要是单从这个指导思想看，赋予诸王的权力应该很大，然而事实不然。因为一项政治制度的建立不可能超越它的时代条件。在西晋，这些条件主要是：第一，从秦汉以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适合于封建经济基础，已经逐渐完备，不可移易。王国的权力不可能摆脱这一羁绊。第二，经过东汉末年的战乱，社会经济一直未能完全恢复，全国人口到太康元年，包括吴、蜀在内，也才只有1,616万[10]，和西汉末年2,900多万比，相差甚远。王国的规模和制度必然要受它制约。由于这两个条件，尽管西晋诸王极受尊重，行动也自由得多，然而就实权看，比起曹魏诸王来，却没有也不可能有根本的变化。

西汉初年，“藩国大者，夸州兼郡，连城数十”[11]。而西晋只不过“封诸王以郡为国”[12]。而且这个“国”并不全部属于他，“名山大泽不以封，盐铁金银铜锡，始平之竹园，别都宫室园囿，皆不为属国”[13]。而对封给他的地区，也无权收取全部民户的赋税。如中山国有户32,000，中山王睦食户只有5,200；平原国有户31,000，平原王干食户只有11,300；梁国有户13,000，梁王肜食户只有5,358；太原国有户14,000，太原王瓌食户只有5,496；东平国有户6,400，东平王茂食户只有3,097，等等[14]。同时，即使诸王所食之户，大部分剥削收入也要归晋王朝，诸王只能到手一部分，大体是三分之一[15]。由于财权太小，于是便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中山王睦“遣使募徙国内八县受逋逃、私占及变易姓名、诈冒复除者七百余户，冀州刺史杜友奏睦招诱逋亡，不宜君国”[16]。招诱逋亡，汉魏以来屡见不鲜，是贵族、官僚和豪族大地主与封建王朝争夺劳动力的惯用伎俩，并不奇怪。奇怪的是中山王睦招诱的是自己封国内的劳动力。表面看来，是自己挖自己的墙脚，其实，正好反映诸王财权太小，王国范围内的赋税剥削大部分被晋王朝攫去了，诸王不够挥霍，所以要另谋生财之道。挖，实际上是挖晋王朝的墙脚。

在官吏的任用上，王国也受极大限制。西晋刚建立时，曾允许诸王“皆自选其文武官”[17]。然而说是“自选”，其实并不能随心所欲，而要受晋王朝的监督。《晋书·梁王肜传》：“时诸王自选官属，肜以汝阴上计吏张蕃为中大夫”，因为蕃“素无行”，犯了法，结果肜“为有司所奏，诏削一县”。所以有些王也就不敢、不愿自选官吏。《晋书·齐王攸传》：齐国“长吏缺”，攸拒绝自选，下令说：“至于官人叙才，皆朝廷之事，非国所宜裁也”。《晋书·琅邪王伷传》：封东莞郡王，时晋武帝“特诏诸王自选令长，伷表让，不许”。在这种情况下，诸王官属的任命权大概不久又交还了晋王朝。《晋书·吾彦传》：吴平后归晋，“时顺阳王畅骄纵，前后内史皆诬之以罪。及彦为顺阳内史，彦清身率下……。畅不能诬，乃更荐之，冀其去职”。这是内史由晋王朝任命的明证。如果顺阳王自选，显然就不会发生“乃更荐之，冀其去职”的问题了。《晋书·段灼传》：泰始、咸宁间上书，建议诸王除特殊情况外，“每十五以上悉遣之国。为选中郎、傅、相，才兼文武，以辅佐之”。中郎或即中尉之误[18]，是王国三卿之一；“傅”即诸王师，因避晋景帝司马师讳，有时称傅；“相”即王国相[19]。段灼的话，反映这些主要属官已全由晋王朝配备了[20]。《晋书·刘颂传》：太康年间上书建议赋予诸王以实权时说：“至于境内之政，官人用才，自非内史、国相命于天子，其余众职及死生之断，谷帛资实，庆赏刑威，非封爵者，悉得专之。”这段话反过来也就证明当时诸王已被取消了从内史、国相到“其余众职”的任命权了。

至于军队，王国的数量并不多。《晋书·地理志》记载是大国五千人，次国三千人，小国一千五百人。而且是由晋王朝配备的。《晋书·职官志》称：诸王“其未之国者，大国置守土百人，次国八十人，小国六十人”。及至议遣诸王就国，荀勖又说：如诸王就国，“国皆置军，官兵还当给国，而阙边守”[21]。这里曰“置”，曰“给”，而且要动用边防军，可证不是诸王自行豢养的私兵[22]，而应是晋王朝调拨的官军。这些官军调拨给诸王后，和晋王朝维持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史无明文，但根据以下事实，可以作一个推测。第一，曹魏诸王国的军队虽然少，也是由中央王朝调拨的，而他们常常被征发调走。《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注引《魏略》：“是后大发士息，及取诸国士。”曹植因为原来得到的士兵才一百五十人，后来士兵的子弟已被调走三批，“其遗孤稚弱，在者无几，而复被取”，所以上书抗议，方才免除征发。但这只是一种特恩，按制度是可以调走的。第二，西晋的高级文武官员常常由皇帝“加兵”，作为一种荣宠[23]。如《晋书·杜预传》：“以预为安西军司，给兵三百人、骑百匹。”《晋书·卫瓘传》：迁司空，领太子少傅，“加千兵百骑，鼓吹之府”。《晋书·汝南王亮传》：为太宰，录尚书事，“给千兵百骑”。《晋书·杨骏传》：“置参军六人、步兵三千人、骑千人”。《贾充传》：“给……兵万人、骑二千”。这种加兵与王国军队有不少共同点。首先，赐给时也是曰“置”，曰“给”，与调拨军队给王国的提法相同。其次，主要任务是护卫长官，与王国军队护卫诸王相同。如《晋书·杨骏传》；贾后发动政变，“殿中兵出，烧骏府，……骏兵皆不得出”。《晋书·汝南王亮传》：楚王玮攻亮府，“帐下督李龙白外有变，请距之。……长史刘准谓亮曰：……府中俊乂如林，犹可尽力距战”。骏、亮府中之兵当即晋王朝所加之兵[24]。然而这些加兵并不属于私人，长官一离任，就和他不发生关系了。如上引卫瓘“加千兵百骑”，后告老免职，所加之兵也就撤销了。至惠帝时方才作为荣宠，“复千兵”。甚至未离任时，晋王朝也有权免去这部分军队。如《晋书·齐王攸传》：迁骠骑将军，“后骠骑当罢营兵，兵士数千人恋攸恩德，不肯去，遮京兆主言之，（武）帝乃还攸兵”。西晋骠骑乃虚号，并不主兵[25]。罢营兵当即罢所加之兵[26]，故下面说“帝乃还攸兵”。然还兵乃特恩，可罢所加之兵乃制度。这些说明，“加兵”的最后支配权仍属晋王朝。第三，当时吴国实行领兵制度，由君主赐给将领以士兵，死后子弟继续统率，形成世袭。但这些士兵并不属私人，仍属孙吴王朝，君主有权夺回，改赐他人[27]。所赐诸王之兵似乎也是如此。《三国志·吴书·孙晧传》：天纪二年，“立成纪、宣威等十一王，王给三千兵”。而陆抗上书反对，认为“诸王幼冲，未统国事，可且立傅相，辅导贤姿，无用兵马，以妨要务”[28]。要求孙晧收回，交他统率，抵御西晋。可见按制度是可以收回的。从以上曹魏、西晋、孙吴的三项制度来推测，西晋王国的军队恐怕必要时同样可由晋王朝调动。

总之，西晋的诸王无论财权、政权、军权都受晋王朝的限制和控制，实际只不过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下一种特殊的地方机构而已。所以诸王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都留在京师陪伴皇帝，而不乐意就国。后来实在不得已被迫就国时，“皆恋京师，涕泣而去”[29]。“就国”有时甚至于成为削弱权力、勾心斗角的一种手段。如晋武帝因为弟齐王攸威望高，怕他留在京师自己死后会夺太子之位，便下诏一再催促他“就国”[30]。又如楚王玮为卫将军，领北军中候，汝南王亮和卫瓘“以玮性狠戾，不可大任，建议使与诸王之国，玮甚忿之”[31]。这样的王国，用刘颂的话就是“法同郡县，无成国之制”。他认为建立这样的王国“适足以亏天府之藏，徒弃谷帛之资，无补镇国卫上之资也”[32]。既然起不到“镇国卫上”的作用，难道能掀起“八王之乱”的大风浪吗？所以我认为，说晋武帝大封同姓诸王是“八王之乱”的原因，理由是不充分的。
二

有的人认为，“八王之乱”虽非晋武帝大封同姓诸王所造成，却是他任诸王以方面重镇，赋予权力过大的结果。这种看法也值得商榷。
我们知道，咸宁三年（277年）晋武帝在泰始初年已任命了一些王为都督的基础上，采纳了杨珧“异姓诸将居边，宜参以亲戚”[33]的建议，增封诸王为都督，并调换封国，使与都督所在地相近，以扩大其权力[34]。到太康十年（290年），晋武帝临死前，为了防止叛乱，加强帝室，他再一次增封诸王为都督，任以方面重镇[35]。这是不是“八王之乱”爆发的主要原因呢？这就需要首先探讨一下都督制度。

都督最早建立于魏文帝曹丕之时[36]。它们的正式名称是都督某州诸军事或都督某地（如淮北）诸军事。在中央则叫都督中外诸军事。其中资历深、威望高的，加号大都督。西晋沿此制度而更完备，“都督诸军为上，监诸军次之，督诸军为下；使持节为上，持节次之，假节为下”[37]。都督的权力比起诸王来的确扩大了许多。就地方上的都督言，根据官职的不同，可以统率一个州或几个州的军队。大家知道，曹魏及西晋初年地方上的军队分为两类。一是驻扎在地方上的中央军[38]。一是当地的州郡兵即地方军。前者驻扎在某州固然归该州都督直接统率，并且是他的主力；后者由州郡长官直接统率，按制度也归都督指挥。《晋书·羊祜传》：为都督荆州诸军事，有一次与吴将陆抗战，“遣荆州刺史杨肇攻抗，不克”，“有司奏：祜所统八万余人，……乃遣杨肇偏军入险……”。这条材料说明了三个问题：（一），刺史的州郡兵归都督指挥[39]。（二）州郡兵不是都督手下主力，只是“偏军”，主力应是驻扎于荆州的中央军。由此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平吴后晋武帝罢州郡兵而不担心统治受到削弱[40]。（三），都督统军竟多到八万人。当然，在这后一问题上有点特殊情况，即荆州都督处于和孙吴对峙而且交锋最激烈的前线，加上羊祜本人有才干，极受晋武帝信任，或许军队稍多一些[41]，但一般都督所统，相差也并不悬殊[42]。

但是，都督权重只是就制度的一个方面说的。必须看到，魏晋的都督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下的都督，建立这种机构并赋予它以重权的目的是要它为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服务，而不是起危害作用，因此限制与防范也很厉害。

第一，都督没有治民权。太康以前曹魏、西晋的都督与东晋南朝的都督不同，后者都督必兼刺史，统军兼治民[43]；而前者都督往往不兼刺史，刺史另由晋王朝委任。特别是平吴后，一般“都督知军事，刺史理人，各用人也”[44]。在不兼刺史的情况下，都督仅仅在军事上可以指挥刺史的州郡兵，而在行政上、财政上，刺史按制度是独立的。也就是说，都督没有治民权。大概和这种制度有关吧，刺史有时甚至连军事上也不服从都督。如《晋书·杜预传》：为秦州刺史，都督秦州诸军事石鉴命预出兵击鲜卑，预拒之，“陈五不可，四不须”。“鉴大怒，复奏预……稽乏军兴……”。《晋书·陈骞传》：为都督扬州诸军事，“时（牵）弘为扬州刺史，不承顺骞命”。这样，都督的权力当然要大受限制。

第二，都督没有任命属官的权力。其权归晋王朝。如《晋书·孙楚传》：石苞为骠骑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孙楚为参军[45]，“负其材气，颇侮易于苞，初至，长揖曰：天子命我参卿军事”。当然，从孙楚开始，参军与长官的关系有所变化。“初，参军不敬府主，楚既轻苞，遂制致敬，自楚始也。”然这只是形式上的更改，任命权归晋王朝则不变。《晋书·何攀传》：益州刺史王浚辟攀为别驾，平吴前夕浚升为监梁、益二州诸军事，遣攀见晋武帝面陈伐吴之策，“帝善之，诏攀参军事”。说明州刺史僚属可以自辟，而参军之任命必须经过皇帝。《晋书·羊祜传》：“咸宁初，除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得专辟召”。然所谓“专辟召”，仅指辟召一般文职掾属，至于掌管军事之长史、司马、参军并不在其内。故《晋书·职官志》称：将军开府位从公者，“置长史一人，秩一千石”；加兵者（加兵见前），“增置司马一人，秩千石”；为持节都督者，“增参军为六人”。据文义都不在辟召范围内。故羊祜死后，“故参佐刘侩、赵寅、刘弥、孙勃”称：“昔以谬选，忝备官属，各得与前征南大将军祜参同庶事。”此处之参佐应指长史、司马、参军，据其语气，显然不是羊祜辟召的，而是皇帝选任的。所以他们下面推崇羊祜谦虚不辟召，“虽居其位，不行其制”，临死前“始辟四掾，未至而陨”。杜预也说：“祜虽开府而不备僚属”[46]。所谓“不备”，应指象“四掾”这样的掾属，而不是参佐。否则羊祜为荆州都督十年，统军八万，而不备长史、司马、参军，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即使这些地位较次要的掾属，羊祜也不辟召，其原因主要恐怕不是如本传所说的“谦让”，而是和前述齐王攸拒绝自选属官相仿，是为了尽可能避免皇帝的猜忌（参见下石苞事）。这从他“嘉谋谠议，皆焚其草，故世莫闻。凡所进达，人皆不知所由。或谓祜慎密太过者”[47]一事，亦可窥其端倪。事实上在中央集权的西晋，不慎密就可能带来大祸，因为晋王朝派来的参佐，同时也负有监视的使命。《晋书·唐彬传》：为使持节，监幽州诸军事，“参军许祗密奏之，诏遣御史槛车征彬付廷尉……”，虽“以事直见释”，却不能不在都督心中投下极大的阴影。

第三，都督无权自行发兵、募兵。《晋书·李熹传》：除凉州刺史，加扬威将军，领护羌校尉，“羌虏犯塞，熹因其隙会，不及启闻，辄以便宜出军深入，遂大克获，以功重免谴……”。大家知道，护羌校尉地位虽低于都督，但作为一级军事长官，统率大军镇压叛乱的性质是基本相同的[48]。西晋凉州治姑臧，即今甘肃武威，距京师洛阳一、二千里。二地相去如此之远，而护羌校尉发兵竟需先启闻皇帝，否则就要受惩罚，可见晋王朝控制之严[49]，李熹免谴只是一个特例而已。《晋书·唐彬传》：任监幽州诸军事，为参军许祗密奏（见上），其原因也是因为鲜卑叛乱，“彬欲讨之，恐列上俟报，虏必逃散，乃发幽冀车牛”。得到的罪名恐怕也是擅发兵。又《资治通鉴》卷七十泰始八年条：王浚为监梁、益二州诸军事、益州刺史，为伐吴，大作舟舰，别驾何攀建议：“宜召诸郡兵万余人造之，岁终可成”。“浚欲先上须报”[50]。“攀曰：朝廷猝闻召万兵，必不听，不如辄（专）召，设当见却，功夫已成，势不得止。”这又说明即使发州郡兵，也得上请，而且数量稍多，就不准确。王浚这次擅发兵，不知为什么没有受到追究，但可以肯定是不合法的，是违反制度的。不仅发兵权，连募兵权都督也没有。《晋书·马隆传》：自称能平羌患，晋武帝问其方略，对曰：“臣请募勇士三千人，无问所从来，率之鼓行而西，……丑虏何足灭哉！”“帝许之。……隆……自旦至中，得三千五百人。”又《通鉴》卷七九泰始八年条：监梁益二州诸军事王浚为了给平吴作准备，“虽受中制募兵，而无虎符；广汉太守敦煌张敩收浚从事列上。帝召敩还，责曰：‘何不密启而便收从事？’敩曰：‘蜀汉绝远，刘备尝用之矣。辄收，臣犹以为轻。’帝善之”。两条材料合在一起就可看出，募兵必须皇帝批准，而且十分慎重，要有虎符。因为怕擅自募兵，发生象三国的刘备那样的割据。王浚无虎符，所以军事上归他指挥的广汉太守（属梁州）也有权扣押他的从事，而且最后博得皇帝赞扬。这还不说明为了防微杜渐西晋制度的周密吗？

由于都督权重而又受到上述种种限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以下情况：
首先，在晋武帝一代，无论异姓都督或诸王兼都督，起的基本上是巩固西晋统治的积极作用。例如平吴的主力就是徐州都督琅邪王伷、扬州都督王浑、沔北都督胡奋[51]、荆州都督杜预、梁益二州监军王浚、巴东监军唐彬。其中王浚军“旌旗器甲，属天满江”，最先进入吴都建业[52]。再如西北边境，氐羌鲜卑多次侵扰。泰始年间秦州刺史胡烈、凉州刺史牵弘先后败死。靠都督雍凉等州诸军事汝阴王骏“善抚御，有威恩”，多次给侵扰者以打击，方才出现了“遣入质子”，和“二十万口又来降”的局面。汝阴王骏因此徙封为扶风王，使王国与都督所在地相近，并且一直在这里当了十八年都督，直到死去[53]。

其次，在晋武帝一代没有一个异姓都督或诸王兼都督敢于叛乱。因为他们很清楚，权力是皇帝赋予的，权力虽大，限制极严，一旦用来反抗巩固的中央集权，自己只会落一个可悲的下场。《晋书·石苞传》：为大司马，扬州都督，“镇抚淮南，士马强盛，边境多务，苞既勤庶事，又以威德服物”。但当晋武帝听信谗言，派大军掩袭时，石苞不敢作丝毫抵抗，立即“放兵步行，住都亭待罪”。石苞如此驯服，绝非偶然。在曹魏时期，也就在淮南，发生了三次叛乱，反对当时掌握了中央大权的司马懿父子。第一次是王凌，为扬州都督，外甥令狐愚为兖州刺史，“舅甥并典兵，专淮南之重”[54]。第二次为毋丘俭，也是扬州都督，文钦为扬州刺史，二人手下有兵五、六万[55]。第三次为诸葛诞，仍是扬州都督，拥有“淮南及淮北郡县屯田口十余万官兵，扬州新附胜兵者四、五万人”[56]。军队都不可谓不多，但由于司马懿父子挟中央集权之势，调动全国兵力来镇压，三次叛乱很快都失败了。另一事例是钟会和邓艾。钟会为镇西将军、关中都督，邓艾为征西将军、陇右都督。二人奉命统大军伐蜀，很快灭亡了蜀国，立下大功。但由于邓艾居功骄傲，反对司马昭“事当须报，不宜辄行”的指令，想要专权，被密告“有反状”；而钟会更是“自谓功名盖世，不可复为人下，加猛将锐卒皆在己手，遂谋反”。结果都得不到部下的支持，先后送了命[57]。这些不能不成为西晋石苞以及其他都督的前车之鉴。

再次，在西晋初臣子心目中，都督地位虽高，权力虽重，因远在边地，很容易在皇帝面前遭人离间（石苞即一例）而大祸临头，远不如在京师作官，接近皇帝，讨好皇帝，来得保险，并易于飞黄腾达。请看：
《晋书·羊祜传》：为荆州都督，“贞悫无私，疾恶邪佞”，得罪王戎、王衍，“并憾之”。二人后任职京师，“每言论多毁祜。时人为之语曰：二王当国，羊公无德”。
《晋书·杜预传》：继羊祜为荆州都督，平吴时功高勋重，然“在镇，数饷遗洛中贵要。或问其故，预曰：吾但恐为害，不求益也”。又“累陈家世吏职，武非其功，请退……”。
《晋书·贾充传》：为尚书令，“专以谄媚取容”，侍中任恺等“咸共疾之”。时氐羌侵扰，晋武帝十分忧虑，任恺乘机推荐贾充，诏以充为使持节、都督秦、凉二州诸军事。尚书令三品，持节都督二品，这是升迁。诏令还十分信任地说，有贾充镇关中，“则吾无西顾之念，远近获安矣”。但贾充并不高兴，“自以为失职，深衔任恺”。最后采荀勖策，将女儿嫁给太子，方才免除了都督职务和关中之行。
《晋书·张华传》：为尚书，“名重一时，……有台辅之望焉。而荀勖自以大族，恃帝恩深，憎疾之，每伺间隙，欲出华外镇。……间言遂行，乃出华为持节、都督幽州诸军事……”。
《晋书·汝南王亮传》：为太尉、录尚书事，及晋武帝病重，“为杨骏所排”，被任为“大都督，督豫州诸军事，出镇许昌”。
《晋书·齐王攸传》：晋武帝逼攸就国时，除了齐王衔，还封他为“大司马、都督青州诸军事”。但这丝毫不能增加他的兴趣。王浑上书武帝谏阻说：这是“假以都督虚号，而无典戎干方之实，去离天朝，不预王政”[58]。“干方”即总管一个方面之意。《晋书·王沈传》：“出干监牧方岳之任。”此其省语。但这里并不是说不统率军队，毫无权力，而是说，和在中央辅政比起来，当都督是有名无实的。

以上六条材料，通过前两条，可以看到都督受到中央何等大的牵制和影响。象杜预，既是外戚（娶晋武帝之姑），又立有大功，极受武帝信任，尚且如此忧谗畏讥，小心谨慎，其他都督可想而知。通过后四条材料，又可看到，出任都督如同诸王就国一样，在西晋初年也成为统治集团间相互排挤的一种重要手段了。

综上所述，可以概括成这样一个看法：魏晋建立都督，从制度上说，即赋予重权，又极力限制与防范，目的是既要让它为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王朝服务，而又不致变成分裂割据力量。从晋武帝统治实践看，无论异姓都督或诸王兼都督都基本符合这一要求，二十六年中立功累累而无一叛乱事例就是证明。晋武帝认识到这是个成功的经验，所以在世时广泛推行。后代封建统治者也认识到都督制度的作用，所以不仅东晋南北朝继续沿用，而且隋唐至明清的“总管”、“节度使”、“巡抚”等等，也都是以此为楷模而进一步发展建立的[59]。把这样一个显然有利于中央集权王朝的制度，看成是“八王之乱”爆发的原因，恐怕是过于强调了它权重的一面，而忽视了对它限制、防范的一面，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三

那末，“八王之乱”的爆发主要是什么因素造成的呢？我以为就是晋武帝在世时安排的皇位继承人及辅政大臣不得其人。

我们知道，我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统治机器的有效运转，在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比较缓和的情况下，主要靠两个因素。第一，要靠中央集权制度特别是其中皇帝与宰相，皇帝与地方长官，皇帝与统兵大臣相互关系等具体制度的不断发展与完备。第二，要靠拥有一个能够认真实行这一制度的统治集团，尤其重要的是，拥有一个有威望、有才干的皇帝。二者缺一不可。皇帝有威望、有才干，统治集团也愿意为皇帝鞠躬尽瘁，如果中央集权制度尚未臻于完备程度，则无论如何认真实行，也超越不了历史阶段而高度集权。臣属、地方必将保有相当大的权力。反过来，制度不管如何高度完备，如果统治集团不能认真实行，特别是没有一个有威望、有才干的皇帝（皇帝年幼时则为辅政大臣）控制大局，督促实行，一切就都会落空，制度就等于具文，高度集权的目的同样无法达到；不仅如此，根据皇帝和统治集团的无能状况，中央集权制度将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甚至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爆发政变或分裂割据战争，造成持续的政局混乱。

西晋初年，上述两个因素基本具备。晋武帝建立新王朝，统一全国，本人有统治才干，威望也比较高，所以能够推动整个统治集团继续实行汉魏以来的制度，把至高无上的权力牢牢握在自己的手中，保持住政局的稳定。同时，当时“土广人稀”[60]，土地问题不严重；晋王朝颁布了占田法、户调式，罢免了州郡兵，赋税徭役也不十分沉重，所以整个社会生产是向前发展的。前引干宝《晋纪总论》和《晋书·食货志》的话就是证明。当然，如所周知，晋武帝和他下面统治集团中一部分人比较奢侈腐化[61]，会不断加深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但从现有史料看，到晋武帝死为止，这些矛盾还远没有达到激化或接近激化的程度。如果晋武帝死后继位的皇帝不十分愚蠢，是个中人之才，或者接受顾命的辅政大臣具有相当的威望与才干，能够基本上控制政局，西晋王朝肯定还将继续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直到统治阶级进一步腐朽，生产关系死死地束缚住生产力使之无法发展，各种矛盾激化时为止。

然而继位皇帝和接受顾命的辅政大臣的情况远非如此。
晋武帝在世时，根据当时的制度和舆论，可供选择的继位人有两个。一个是惠帝司马衷。他是晋武帝杨皇后所生，上面有个哥哥早死，下面诸弟又都太小，所以泰始三年被立为太子，是合法的皇位继承人。但他是个白痴。因而从晋王朝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出发，不少大臣主张废掉他，比较突出的是卫瓘与和峤。《晋书·卫瓘传》：“惠帝之为太子也。……瓘每欲陈启废之，而未敢发。后会宴陵云台，瓘托醉，因跪（武）帝前曰：‘臣欲有所启。’帝曰：‘公所言何耶？’瓘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抚床曰：‘此座可惜！’帝意乃悟，因谬曰：‘公真大醉耶？’瓘于此不复有言。”又《晋书·和峤传》：“峤见太子不令，因侍坐曰：‘皇太子有淳古之风，而季世多伪，

3. 齐王司马攸既然比太子司马衷更贤明，为何没能继承皇位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介绍下齐王司马攸：他原本是司马昭的二儿子，但因为司马昭的哥哥司马师一直没有儿子，所以司马昭就把自己这个儿子，过继给了司马师，让他成为司马师的儿子。

那么，司马师为什么要特意过继自己弟弟的一个儿子呢？显然是为了自己死后，能有一个人来继承他的政治遗产。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司马师能多活上个10来年，等到司马师死后，继承司马师政治遗产的人肯定是司马攸，而不是司马昭。

但可惜的是，因为司马师死得太早，那个时候司马攸才七八岁。以司马攸这种年龄，与他的母亲合在一起，那就是典型的孤儿寡母；在当时的背景下，司马家族强敌环伺，如果让司马攸当司马家族的第三代掌门人，肯定会让司马家族的实力受到限制。

在这种背景下，司马攸就只能把司马师的政治遗产交出去，改由司马师的弟弟，同时也是自己血缘上的父亲司马昭来继承，就这样，司马昭就成为司马家族的第三代掌门人。

4. 三国演义中谁是曹操集团的后勤将领

最重要的当然是荀彧。
永汉元年(189)，举孝廉，任守宫令，掌管皇帝的笔、墨、纸张等东西。九月，董卓废少帝刘辩，立献帝刘协。十一月，董卓自为相国，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荀彧弃官归家。对父老说：“颍川，四战之地也，天下有变，常为兵冲，宜亟去之，无久留”(《三国志·魏书·荀彧传》)。但乡人多怀恋故土，不愿离去。时冀州牧同郡韩馥派人接荀彧，却无人相随。荀彧只得独自将宗族迁至冀州避难。到冀州后，冀州已为袁绍所得，袁绍见荀彧来，待之为上宾。荀彧弟荀谌和同郡辛评、郭图都在袁绍手下。荀彧却见袁绍“终不能成大事”(《三国志·魏书·荀彧传》)。初平二年(191)，荀彧离袁绍而投曹操。曹操见荀彧来投，大悦，说：“吾之子房也”(《三国志· 魏书·荀彧传》)。任荀彧为司马，荀彧时年二十九岁。
当时董卓威陵天下，曹操问计于荀彧，荀彧说：“卓暴虐已甚，必以乱终，无能为也”(《三国志·魏书·荀彧传》)。后董卓派李傕等出关东，虏略各地，至颍川、陈留而归。荀彧乡人多数死于战乱。
初平三年(192)，曹操领兖州牧，后为镇东将军。荀彧则以司马身份随其征战。
兴平元年(194)，曹操东征陶谦，张邈、陈宫乘机在兖州反曹，暗中迎接吕布。时荀彧和寿张令程昱守鄄城(今山东鄄城北，兖州治所)，吕布到后，派刘翊告诉荀彧：“吕将军来助曹使君击陶谦，宜亟供其军食”(《三国志·魏书·荀彧传》)。众人疑惑，唯荀彧知其计，立即命令军队加强防，并急召东郡太守夏侯敦。而兖州诸城皆为吕布所占。当时曹操率大军出征，留守的兵力很少，而且很多人都与张邈、陈宫勾结。夏侯敦到后，乘夜诛杀谋反者数十人，军心乃安。
豫州刺史郭贡受吕布煽动，率众数万来攻，军中甚惧。郭贡要求见荀彧，荀彧准备前往，夏侯敦等人说：“君，一州镇也，往必危，不可。”荀彧说：“贡与邈等，分非素结也，今来速，计必未定；及其未定说之，纵不为用，可使中立，若先疑之，彼将怒而成计”(《三国志·魏书·荀彧传》)。荀彧出城劝说，郭贡见荀彧毫无惧意，便说鄄城易守难攻，引兵而去。荀彧又与程昱定计，保全了范、东阿、卒全三城。不久，曹操挥师濮阳击败了吕布。
兴平二年(195年)正月，曹操击败侵入定陶(今山东定陶西北)的吕布军。五月，曹操向驻军巨野(今山东巨野东北)的吕布部将蒋兰、李封发动攻击，吕布亲自援救，被曹操击败，撤退而走。曹操歼灭巨野守军，斩蒋兰、李封，乘胜进驻乘氏(今山东巨野西南)。
此时，徐州牧陶谦已死，曹操获悉后，打算趁机夺取徐州，再回军消灭吕布。荀彧劝阻说：“昔高祖保关中，光武据河内，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进足以胜敌，退足以坚守，故虽有困败而终济大业。将军本以兖州首事，平山东之难，百姓无不归心悦服。且河、济，天下之要地也，今虽残坏，犹易以自保，是亦将军之关中、河内也，不可以不先定。今以破李封、薛兰，若分兵东击陈宫，宫必不敢西顾，以其闲勒兵收熟麦，约食畜谷，一举而布可破也。破布，然后南结扬州，共讨袁术，以临淮、泗。若舍布而东，多留兵则不足用，少留兵则民皆保城，不得樵采。布乘虚寇暴，民心益危，唯鄄城、范、卫可全，其余非己之有，是无兖州也。若徐州不定，将军当安所归乎?且陶谦虽死，徐州未易亡也。彼惩往年之败，将惧而结亲，相为表里。今东方皆以收麦，必坚壁清野以待将军。将军攻之不拔，略之无获，不出十日，则十万之众未战而自困耳。前讨徐州，威罚实行，其子弟念父兄之耻，必人自为守，无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夫事固有弃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权一时之势，不患本之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愿将军熟虑之”(《三国志·魏书·荀彧传》)。曹操采纳荀彧的意见，放弃进攻徐州的企图。抓紧战机，收割熟麦，储存粮秣，积蓄实力。
不久，曹操少胜多，大败吕布，吕布连夜弃营撤往徐州。曹操乘胜攻取定陶城，并分别派出部队收复兖州各县，兖州遂平。此战的获胜，对曹操以后统一北方，成就大业，具有重要的意义，荀彧功不可没。
建安元年(196年)，随曹操击败黄巾军。七月，汉献帝刘协在杨奉、董承等护卫下，从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返回洛阳(今河南洛阳东北)。在要不要奉迎天子建都许昌的问题上，曹军内部发生了争执。多数人不同意迎接献帝，理由是“山东未平，韩逼、杨奉新将天子到洛阳，北连张杨，未可卒制”(《三国志·魏书·荀彧传》)。
荀彧则对曹操说：“昔晋文公纳周襄王，而诸侯景从；高祖东伐为义帝缟素而天下归心。自天子播越，将军首倡义兵，徒以山东扰乱，未能远赴关右，然犹分遣将帅，蒙险通使，虽御难于外，乃心无不在王室，是将军医天下之素志也。今车驾旋轸？义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旧而增哀。诚因此时，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虽有逆节，必不能为累，明矣。韩暹、杨奉其敢为害!若不时定，四方生心，后虽虑之，无及”(《三国志·魏书·荀彧传》)。
曹操认为荀彧之言有理，遂应安集将军董承的秘密召请，亲率大军进抵洛阳，被任命为司隶校尉，奉迎献帝迁都许昌(今河南许昌东)。曹操被封为大将军、武平侯，荀彧也升为汉侍中，守尚书令。从此造成曹操奉天子以令诸侯的战略优势，并为其此后统一战争(参见曹操统一北方的战争)的顺利实施，奠定了基础。
荀彧很少随军出征，而是“居中持重”(《三国志·魏书·荀彧传》)，曹操虽然在外征战，但军国之事都由荀彧调度筹划。曹操问荀彧：“谁能代卿为我谋者?”荀彧说“荀攸(荀彧侄)、钟繇”(《三国志·魏书·荀彧传》)。荀彧善于举荐人才，起初举荐了戏志才，戏志才死后又举荐了郭嘉。此外，还举荐了陈髃、杜畿、司马懿等人，都是当时名士，只有严象和韦康后来叛乱，先后败亡。
自曹操迎天子后，引起了袁绍的不满。时袁绍雄居北方。曹操则东忧吕布，南拒张绣。建安二年(197年)正月，曹操南征张绣，大败而归。袁绍则更加骄矜溢，写信给曹操，辞语骄慢。曹操阅后大怒，诸将都说是作战不利的原故。钟繇因此问荀彧，荀彧说：“公之聪明，必不追咎往事，殆有他虑”(《三国志·魏书·荀彧传》)。见到曹操后，曹操将袁绍书信让荀彧观看，说：“今将讨不义，而力不敌，何如?”荀彧说：“古之成败者，诚有其才，虽弱必强，苟非其人，虽强易弱，刘、项之存亡，足以观矣。今与公争天下者，唯袁绍尔。绍貌外宽而内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达不拘，唯才所宜，此度胜也。绍迟重少决，失在后机，公能断大事，应变无方，此谋胜也。绍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土卒虽众，其实难用，公法令既明，赏罚必行，士卒虽寡，皆争致死，此武胜也。绍凭世资，从容饰智，以收名誉，故士之寡能好问者多归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诚心不为虚美，行己谨俭，而与有功者无所吝惜，故天下忠正效实之士咸愿为用，此德胜也。夫以四胜辅天子，扶义征伐，谁敢不从?绍之强其何能为”(《三国志·魏书·荀彧传》)!
荀彧这番话虽然对曹操赞扬得过分了些，但总约来说，还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他不受表面现象的迷惑，能抓住事物刘本质来作分析，这是很不容易的。
曹操闻后大悦，荀彧还说：“不先取吕布，河北亦未易图也。”曹操说：“然。吾所惑者，又恐绍侵扰关中，乱羌、胡，南诱蜀汉，是我独以兖、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为将奈何？”荀彧说：“关中将帅以十数，莫能相一，唯韩遂、马超最强。彼见山东方争，必各拥众自保。今若抚以恩德，遣使连和，相持虽不能久安，比公安定山东，足以不动。钟繇可属以西事。则公无忧矣”(《三国志·魏书·荀彧传》)。
建安三年(198年)五月，曹操大败张绣；十二月，曹军攻入下邳，诛杀吕布，平定徐州。建安四年(199年)四月，曹操派部将北渡黄河，击斩依附袁绍的眭固，攻占射犬(今河南武陟西北)，控制河内郡(治怀县，今河南武陟西南)。由于曹操在内线作战中，集中兵力，各个击破，速战速决，逐步由弱变强，据有兖、豫、徐等州，为抗击袁绍集团准备了条件。
此时，袁绍击灭幽州公孙瓒，拥有冀(州治邺县，今河北临漳西南)、青(州治临淄，今山东淄博)、并(州治晋阳，今太原西南)、幽(州治蓟县，今北京城西南)四州之地，成为北方最强大的割据势力。六月，河北割据势力袁绍统带精兵10万，战马万匹，企图南下进攻许昌，以实现他“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的目的。
围绕着是否抗袁的问题，在曹操集团内部又展开了一场辩论。名士孔融反对与袁绍抗争，他说：“绍地广兵强；田丰、许攸，智计之士也，为之谋；审配、逢纪，尽忠之臣也，任其事；颜良、文丑，勇冠三军，统其兵：殆难克乎!”荀彧则反驳说：“绍兵虽多而法不整。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治。审配专而无谋，逢纪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后事，若攸家犯其法，必不能纵也，不纵，攸必为变。颜良、文丑，一夫之勇耳，可一战而禽也”(《三国志·魏书·荀彧传》)。一席话，坚定了曹操战胜袁绍的信心。
建安五年(200年)，官渡之战之战爆发。九月，曹军军粮将尽，士卒疲惫，曹操写信给荀彧，准备退守许昌。荀彧回信说：“今军食虽少，未若楚、汉在荥阳、成皋间也。是时刘、项莫肯先退，先退者势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众，画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进，已半年矣。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不可失也”(《三国志·魏书·荀彧传》)。曹操采纳其建议，继续坚守待机。不久，许攸家人犯法入狱，许攸怒而投奔曹操，献计偷袭乌巢。曹操遂以奇兵袭乌巢(参见乌巢之战)，斩淳于琼等人，歼灭袁军7万余人，袁绍仅带800骑兵渡河北逃，从此一蹶不振。曹操最终取得这场战略决战的胜利，奠定了统一中国北方的基础。
而“审配以许攸家不法，收其妻子，攸怒叛绍；颜良、文丑临阵授首；田丰以谏见诛”等，和荀彧所预见的完全一样。
曹操取得官渡之战胜利，袁绍败退北走，遣军屯于仓亭(今山东阳谷境)。建安六年(201年)三月，曹操欲南击曾与袁绍结盟的荆州刘表。荀攸认为：“今绍败，其众离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克？、豫，远师江、汉，若绍收其余烬，承虚以出人后，则公事去矣”(《三国志·魏书·荀彧传》)。曹操纳其计，遂于四月挥军北进，扬兵于黄河之上；对驻守仓亭的袁绍军发起攻击，一举歼灭仓亭袁军。至此，袁绍主力丧失殆尽。九月，曹操班师返许(今河南许昌东)。次年五月，袁绍因兵败惭愤，呕血而亡。
建安八年(203年)，曹操上表，封荀彧为万岁亭侯。正在担任尚书令的荀彧看到了曹操的表文。他非常谦虚，认为自己没有战功，把表压了下来。因此，曹操又写信给他说：“同你共事以来，你帮着纠谬辅政，荐举人才，提出计策，周密谋划，做得已很多了。立功不一定都靠作战，希望你不要推让。”荀彧这才接受万岁亭(在今河南新郑县内)侯的封爵。
建安九年(204年)，曹操攻克邺城，领冀州牧。荀彧对曹操说：“宜复古置九州，则冀州所制者广大，天下服矣。”曹操将要从之，荀彧又说：“若是，则冀州当得河东、冯翊、扶风、西河、幽、并之地，所夺者众。前日公破袁尚，擒审配，海内震骇。必人人自恐不得保其土地，守其兵众也；今使分属冀州，将皆动心。且人多说关右诸将以闭关之计；今闻此，以为必以次见夺。若一旦生变，虽有(善守)(守善)者，转相胁为非，则袁尚得宽其死，而袁谭怀贰，刘表遂保江、汉之间，天下未易图也。愿公急引兵先定河北，然后修复旧京，南临荆州，责贡之不入，则天下咸知公意，人人自安。天下大定，乃议古制，此社稷长久之利也”(《三国志·魏书·荀彧传》)，曹操从之。
当时荀攸为曹操谋主，荀彧与荀攸分主内外，“并贵重”(《三国志·魏书·荀彧传》)。荀彧将所赐之物皆散给族人和朋友，家无余财。曹操还将安阳公主许荀彧长子荀恽为妻。
建安十年(205年)，河东叛乱，曹操让荀彧举荐贤才，荀彧曰：“西平太守京兆杜畿，勇足以当难，智足以应变”(《资治通鉴·卷第六十四》)。曹操遂让杜畿为河东太守。杜畿到任后，平定叛乱，广施仁政，在位16年，政绩获誉天下第一。三国志09的荀彧
建安十二年(207年)三月，增荀彧食邑千户，前后共计二千户。还要授以三公(当时以太尉、司徒、司空为王公)，荀彧使荀攸推辞十几次才作罢。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准备讨伐刘表，问计于荀彧，荀彧说：今华夏己平，南土知困矣。可显出宛、叶而间行轻进，以掩其不意”(《三国志·魏书·荀彧传》)。曹操南征，八月，刘表病死，曹操遂得荆州。
建安十七年(212年)，曹操欲进爵国公、加封九锡(九锡是古代帝王对大臣的九种赏赐，有车马、衣服、乐器、武士、弓矢等，这是对大臣的最高礼遇)。荀彧认为：“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三国志·魏书·荀彧传》)，因此惹怒了曹操。
同年，曹操征孙权，让荀彧到谯县劳军，荀彧到达以后，曹操乘机把他留在军中。封荀彧为侍中、光禄大夫，持节，参丞相军事。曹操军至濡须，荀彧因病留在寿春(今安徽寿县)，不久忧虑而死(关于荀彧的死，史书上还有这样的说法：当时曹操赠送食物给荀彧，荀彧打开食器，见器中空无一物，因此迫服毒自尽)，时年五十岁。谥敬侯，其子荀恽嗣，后官至虎贲中郎将。第二年，曹操进封魏王。

5. 媒介集团化

中国广告业转型的四个关键词

如果对过去的25年做一个回顾，我选择的是两组关键词：线性发展与共时性竞争，差距和差异。

1979年，中国的广告业从零开始，作为一个线性的发展过程来看，必然是从简单到复杂，而25年的时间也很短暂，这段时间并不够一个产业从容地扩大规模，但是，对中国广告业的解读，还有另一个时间维度，即共时性。由于逐渐开放的竞争环境，最原始的中国广告业，很快面对的是高度成熟的全球竞争。中国的广告业不可能在每一个阶段都发展得很充分的时候，自然地进入下一个阶段，只能跳跃性的成长。如何描述正在发生的变化？探讨正在出现的趋势？我想用这样四个关键词来概括。

品牌

中国经济的升级，导致对广告有更高的需求。中国市场的竞争正在加剧，由渠道竞争为主向以品牌竞争为主过渡。对企业来说，广告一直是与消费者沟通的主要工具，但是所扮演的角色不同。应该说，广告一直就很重要，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重要。因为当货架上摆满数十种同类产品时，谁能在消费者心目中拥有自己的位置，就变得至关重要。无论怎样变化，广告肯定是树立品牌的核心工具。因而，中国广告的黄金时代实际上正在到来，因为在更高层面的竞争，广告竞争不是辅助性的手段，而是生死攸关的战略。

速度

中国广告业的发展速度一直是举世瞩目的。21世纪以来，虽然速度有所平缓，但一个是现有的发展速度从全球来看还是属于高速度，而另一个是中国的广告业开始在一个更高的平台加速度增长。中国广告业，达到第一个1000亿元的规模，用了25年的时间。而根据各种预测分析，在目前的基数上，再增加1000亿元可能只需要6年左右的时间。1000亿元的增量，集中在6年时间内，意味着不可思议的机会。

实力

蛋糕越来越大，机会越来越多，但广告业的竞争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未来广告业的竞争必定是实力的竞争。产品力、文化创意力、咨询力和整合力是广告业的核心竞争力。广告业的服务是以能够同对手形成差别的产品形式出现，对产品的提炼和包装推广是广告业的生存基础；广告业同娱乐业的融合是一个主流趋势，对广告业来说，渗入文化创意产业的能力将会为自己的发展拓展新的巨大空间。有咨询力的广告公司能够以小博大，依托长期积累深入研究的专业能力成为某一类行业获某一领域的不可替代的专家。而整合各种资源的能力也是广告业未来竞争实力的体现。

需要注意的一个变化是，随着广告业竞争的激烈，集中度将会越来越高。集团化是广告行业的主体。蛋糕增大，但是分蛋糕的对手实力越来越强。跨国广告集团正在加速进入中国广告市场，四大集团的较量对广告业的走向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他们在中国广告市场的份额有可能会达到很高的比例。

转型

广告业的转型应该在近期会初见分晓。传播环境和市场环境的巨大变化，推动广告业必须调整。尤其是传播环境的变化，正在进入一个剧烈变动的阶段，各种变数都会对广告业产生影响。所以，正在到来的是一个充满变化的阶段，有很多未知的变量。机会与挑战是并存的。中国的广告业必须正视变化，习惯于在变化中生存，在变化中迎接挑战，寻找机会，创造自己的发展空间。

中国广告业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

背 景：宏观经济的健康发展 拉动广告业的整体提升

2003年国民经济保持了83％的高增长速度，伴随宏观经济的增长，广告业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取得了19．44％的高增长率，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0．92％。自1998年广告业增长率首次跌破Ⅺ％的底线后(仅为16A％)，持续走低(1999年15．6％，2030年14_5％，2001年1154％，2002年均在15％以下)，2003年则一举“上扬”到19．44％这一历史性突破。(该年度广告市场的增长空间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二是国民消费模式的结构性突破。表现在广告投放上的特征就是广告投放大幅度增加，行业结构稳中有变)。

2003年广告投放位于前五位的产品类别依然是房地产、药品、食品、家用电器和化妆品。住宅消费和汽车消费的持续需求继续支持了房地产广告和汽车广告的增长势头。该年度广告投放的“黑马”是服装服饰，共投放44．23亿，增长79．50％，跃居到第9位。

总之，国民经济运行的良好态势直接推动了广告市场的健康发展。从当前的国民经济各行业发展态势来看，汽车、房地产、医药医疗器材、旅游、通讯产品等行业的发展具有长足的持续性，这种良好的发展势头是广告市场增长的基本条件。随着行业内竞争的不断升级，广告主对消费市场的争夺也将白热化。广告主研究表明，被访企业首先就是强调策略组合的重要性，其次在被访企业当前最为侧重的营销策略中，促销策略的选择率排名仅次于产品策略。也就是说，在竞争格局中要保持领先，除了产品策略外，广告战役等各种促销大战将作为重要的营销利器被竞争者争相采用，广告总体投放量还将有所上升。

驱动：广告公司的规模化生存

中国广告业1996年以后的发展主要得益于以下两大驱动：一是追求规模经济推动了广告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二是广告主的主导地位日益凸显，推动了广告业务主体加快调整步伐。其中，近期比较典型的驱动有两个：

第一，广告主体各领域加速整合步伐，追求规模化生存。

1.广告公司的规模化生存

2002年，广告公司领域有两个事件引入注意。——则是达美高的消失；一则是上广的合资。两个事件背后则代表了两个趋势：一是国际广告集团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更大规模的合并、联合；二是国际广告集团“收编”本土广告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跨国广告公司就致力于通过整合媒介资源，谋求在内地广告市场的一席之地。这些大型广告公司除了规模巨大化，就是操作全球化。“规模扩张”正是它们强力增长的支撑力。

根据WTO服务贸易减让表，2003年12月10日以后，中国合资广告公司将允许外资控股，2005年12月10日以后将允许建立独资的外企广告公司。中国广告业的格局也将随之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以4A广告公司为代表的境外广告公司会加速深化“本土化”进程；另一方面，将加快收购、控制本土广告公司的步伐。

根据2003年度广告生态调查，表示“未来一年有扩张计划”的广告公司占到被调查公司的八成，其中又有—半以上的公司计划采用“与其他广告公司建立战略联盟”这种扩张方式。广告公司间的合作将以多种方式进行，包括业务上的合作、股权上的合作、地域上的联盟等。

而对于广告公司集团化发展的主流模式，根据2003年广告业生态调查，广告公司普遍认同以下三种模式：首先是以业务的互补性或上下游合作为目标的集团化；其次是以媒体资源的规模化为主要目标的集团化；第三，以区域性整合为主要目标的集团化。

2．资本运作和规模扩张

和其他行业的发展一样，说到规模扩张就要说到资本运作。广告行业的资本运作形式目前主要有广告公司间的投融资、行业外特别是广告主和媒体对广告公司的投资、广告公司通过上市进行融资等。2002年末至2003年初的短短一个月内，TOM、白马和媒体伯乐在香港相继上市。宏智广告也借壳上市成功。

获得资金是广告公司大举扩张、并购的一个重要前提。而说到广告公司发展资金的来源，根据2003广告生态调查，被访问的广告公司中仅有3％其发展资金来源于上市融资；绝大多数的广告公司其发展资金来源于公司的自我积累。在这方面，跨国广告公司具有明显的资金优势，又有强烈的扩张欲望，大规模并购、参股本土广告公司的趋势将愈演愈烈，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将成为中国广告市场资本运作的主导力量。而本土广告公司为增强与跨国公司对抗的力量，也将通过股权合作、吸收行业外投资及上市等筹集更多的发展资金，扩大公司规模。资本运作被广告公司作为实现突破性发展的重要途径，寄予了厚望。

广告经营的策略性调整

第二，随着广告主主导地位的日趋明确，广告公司和媒体将提供专业服务作为其核心理念和努力方向，并进一步调整、培育核心竞争力。

广告主营销广告活动系列研究以及广告生态调查研究表明：广告市场中的广告主导由“苗头”逐渐向“主导地位”发展。随着这种“归位”的逐步完成，广告主将发挥其处于广告业生存链条上游及其核心位置的功能，作为广告业的“米饭班主”，广告主将推动广告市场的盘整力度。

表现之一，就是媒介广告经营策略的调整。

1．媒介广告经营策略的调整

随着20年间媒介几度扩频扩版，媒介资源偏紧的情况得到改善；而在这个过程中，随着消费市场的成熟和分化，广告主的“媒体观”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倾向于综合使用多种媒体，并且积极开发新式媒体，改变了原本依赖四大传统媒体的局面。这些都直接导致了媒介当年作为广告市场“老大”优势地位的日渐弱化。1996年以来，媒介从“坐商”到“行商”，强调客户导向和专业服务，体现出媒体广告经营的战略调整。

表现之二，就是广告公司的专业化生存。

2．广告公司的专业化生存

多数行业，尤其是快速消费品行业竞争日趋激烈，广告主在激烈的竞争中蜕变得日益成熟，在“拼”市场的基础上积累了丰富的营销经验，对广告公司的要求也日趋专业。无论是跨国广告公司还是本土广告公司都面临着被选择以及较短时间的合作等等的挑战，这也是广告主掌握话语权的直接结果和表现。登陆中国的大部分国际广告公司都称以整合营销传播服务见长，但随着对中国企业和市场的了解，也会为了适应本土广告主的需求而强调其某一环节优势，期待在某些个别领域进行合作。而本土广告公司则呈现出两种典型生态：一类是已颇具规模，以某专项服务，例如以媒介代理发家，为生存和利益所驱动，逐步进入多个服务领域，提供附加功能，形成综合服务的业务架构；另一类以新生广告公司为代表，既受限于自身资源，又为了生存会专注某一服务领域，或者提供线下广告服务，或立足新媒体广告资源的开发等等，总之强调某专项服务职能，力求在某一环节领域深度发展。总之，无论哪种“生态”，提供专业服务是其宗旨和生存态度。

趋势:广告营销推广趋势特征及其影响

在广告主营销推广的诸多趋势特征中，以下两点对广告业有着深远的影响：

1．广告与终端并重的趋势

近两年的广告研究数据表明，广告主对促销活动、人员推销、公关和直接营销这几大线下广告形式的侧重程度不亚于线上广告。“线上”与“线下”始终是互为呼应、相辅相成的。广告主在“广告费用”与“终端推广费用”的预期投入都呈增长势头。其中偏重投入促销活动的企业达70．2％，与偏重使用广告的企业比率相差无几。

2．广告主实施更具灵活性、前瞻性的媒体战略战术

广告主之间更高层次的竞争需要广告主在更高的层次上创新并整合的使用媒介。首先广告本倾向于综合性使用多种媒体。一方面，单一的、粗放式的媒介投放已经不能满足日益变化与发展的市场以及日益成熟的消费者；另—方面，传统媒体广告环境竞争激烈，传播效果下降。在被调查企业的媒介选择中，除了电视媒体和报纸媒体以外，户外广告、店头POP、展览会等媒体势头强劲，专业行业杂志、交通工具等媒体也在被相当多的企业所使用，企业的媒介选择呈现多元化态势。

其次，广告主寻求媒体使用差异化策略，积极开发使用新式媒体。研究发现，互联网、户外媒体、直邮广告、新形式的小众媒体是广告主热衷开发的广告资源。此外，2002—2003年度，广告主频繁借力“事件广告”、“赞助活动”等诸多样传播方式，除了表现出广告主在营销推广战略战术方面的进步与成熟，也反映出媒介、广告代理公司的服务升级，标志着公关等营销机构介入客户服务领域，对传统的广告营销服务形成冲击。

广告公司定位与业务调整的趋势及困惑

随着广告主在三大关系主体中的“归位”，广告主营销推广方面的趋势变化直接导致其对广告公司服务需求的复杂化、多元化。

首先，转型期代理制“终结”趋势使得广告公司的媒介代理服务受到挑战。

大量的广告公司几乎不可能从媒介代理服务中获取利润，生存艰难。目前的现状是，很多企业加大了对媒体广告的直接投放趋势。也就是说，广告主加强了与媒体的直接接触，倾向于自主进行媒体投放。广告主研究表明，广告主不通过广告代理公司而直接投放媒体的广告费用占到总媒体购买费用的43％，将近一半，这还是相当保守的一种估算。在媒体选择上，广告主也越来越倾向于依据本企业人员或部门的评估判断作为主要决策标准。

企业越过广告代理公司，直接通过媒介进行广告投放，一来是考虑广告投入成本；二来解决税收限额问题；三来可以获得更低的价格及附加关系资源，增强企业抗风险能力。这一趋势从目前来说是不可逆转的，也就是说，符合了广告主的发展需要，和广告主的“物流”通路扁平化趋势一样，在“传播”通路上，广告主的主导态度就是更加“直接”。

其次，广告公司根据广告主的需求，重新整合其资源，呈现出三种趋势。

第一种趋势，服务内容向纵深延展，广告与营销界限模糊，广告公司向顾问咨询型公司转变。部分广告公司开始更多地介入到企业的营销和管理领域；或者在继续提供传统广告业务的同时，开始介入企业的产品研发、通路设计、品牌管理等领域；或者直接选择营销及广告运作的前端(咨询、策划等)，基本上不再介入末端具体的执行(制作、发布等)。

另一方面，传统型的广告公司在精于本业的同时也相对缺乏对广告主所在行业的了解，缺乏营销实践的经验和相应专业素养，满足不了广告主在制定整体营销策划方面的需求，所以这种转型也面临巨大的挑战。

第二种趋势，专注于某一领域。与部分广告公司扩展业务领域相对，另一部分广告公司逐渐放弃原有的一些服务内容。

广告主研究数据表明，除了综合代理公司，咨询策划公司、专业设计公司、媒介策划购买公司，以及专业制作公司、公关公司在广告主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被选择率；根据广告生态调查，广告公司除了提供传统的服务内容，如创意、制作、策划、媒介计划和购买等外，超过一半的广告公司还提供促销方面的服务，还有相当比例的广告公司提供营销咨询与策划、公共关系方面的服务。

第三种趋势，积极开发、整合广告资源。为满足广告主创新使用媒体以及开发使用新式媒体的需求，广告公司拉开了广告资源整合的序幕，尤以户外广告为典型。总之，广告公司正在经历一个重新定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与困惑。

第一，如何发展的困惑。

第二，转型期代理制“终结”趋势带来的困惑。

第三，如何形成核心竞争力的困惑。

但是无论面临什么困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规模化及专业化是广告公司转型过程中所务必要抵达的生存坐标。由此而引发了两个趋势：一方面，广告公司适应广告主与广告媒介的变化，开始国内与国际、资本与技术的全方位资源整合。中小广告公司面对强势的广告集团也发起新的合资，从自身需要出发，主动考察和接触合资对象。另一方面，随着广告业务的分流，中小规模的专业广告公司群落寻求以某一专业服务见长，或者被广告集团收购，寄生于其中，或者成为广告集团的合作伙伴共同服务广告主。

媒介广告经营的趋势及存在的问题

1．传统媒体广告地位受到冲击，新式媒体资源开发提速

2003年四大媒介广告营业额增幅均在10％。四大媒介的广告经营额在总营业额中比例合计约占中国广告总营业额的50．8％。

增速加快的亮点媒体是报纸和杂志。报纸媒体因其及时性、相对便宜的价格以及灵活的使用方式成为与促销活动紧密配合使用的媒体，成为广告主发布促销信息、广告活动信息的主要阵地。杂志媒体由于其目标受众针对性强、个性鲜明以及精美的印刷受到服饰行业、高档化妆品以及奢侈品行业的欢迎。目前广告主媒体投放的一大策略就是大众化报纸打广度，专业性杂志做深度。

从趋势上来讲，市场细分和不断上升的成本已经日渐抑制那些通过传统大众媒体开展营销推广的方式，各种形式的分众或者小众传播媒体发展看好。尽管如此，电视和报纸的霸主地位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不会改变。根据2003年度广告主研究，对于“传统媒体广告地位在下降”这个说法，被访企业中，回答“比较同意”和“非常同意”的企业占了39．7％，而回答“比较不同意”和“非常不同意”的企业占33．4％。

此外，根据广告主研究：，广告主的媒体投放费用占年度总厂告费用的平均比例为54％，这个比例比起日常我们概念中企业媒体投放费用比例要低，说明企业对线下广告的费用投入在整体广告费用中呈上升态势，分流了企业部分传统媒体的投入费用。

2.广告刊播资源的深度整合与服务创新

面对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的迅速增长势头以及新兴媒体的分流和挑战，电视媒体提升广告价值的途径之一就是深度整合其广告刊播资源，优化广告环境。——方面电视台对内部广告刊播资源进行整合调整，例如中央——套全面改版，新闻频道开播等举措提升了央视广告的刊播价值，2004年中央电视台广告黄金强档招标再创新高也与此有关；另一方面，地方电视资源的整合是未来一大趋势。省级卫视广告联播几起几落，不管结果如何，都为形成台际间广告刊播资源的横向整合积累了经验。2004年区域市场的开拓和区域媒体广告资源的有效开发又成为一个热点问题。

在报业改革的推动下，报刊广告资源正面临新一轮的深度整合。2002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报刊体制改革预案出台，大量行业报刊将在外来资本的介入下被改造成商业报刊，可资开发的报刊广告资源将在短期内迅速膨胀，其广告经营额也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

推动广告资源整合的动力正是为广告主提供专业服务这样一个基本理念。为了满足广告主需求，媒体纷纷树立客户服务导向，坚持走媒体营销之路，从单一的产品推销，到为客户量身订做，推出客户需要的广告时间和广告形式，媒体的专业服务之路可圈可点。无论是从广告主需求还是媒体自身经营角度，媒体服务创新都是广告市场中颇为重要的一项发展战略。21302年以来这一动向尤为明显：媒体的服务开始超出刊播的范围，为广告主的市场开拓提供附加服务。除了投放指导、策略咨询等与媒体发布密切相关的服务，某些媒体还利于自己熟悉当地市场和当地政府的独特优势提供营销策划与市场调查服务。

尽管如此，对媒体自身来说，真正的媒体营销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目前媒体的整体运营尚缺少客户导向和服务意识，客户服务更多是局限在某些部门、某些客服人员，缺少内部营销意识，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在深度、宽度和灵活性上都不能满足对客户深层次服务的需要。

除了满足广告主需求这一直接推动力，竞争压力也是各媒体广告经营策略出台的重要动力。目前的媒体竞争已经从同类媒体竞争、同地区媒体竞争走向了跨媒体竞争和跨区域竞争。然而竞争加剧导致的恶性竞争却对整个行业带来不利的影响。最典型的动作就是压价竞争。目前各媒体在不得不面对由于过度倚重价格竞争而带来的苦果的同时，正试图从无序走向有序，调查显示，未来5年内有74．4％的媒体，“将弱化价格竞争，以客户服务为广告经营的核心竞争能力”。此外，另一典型的媒体广告竞争中的恶性动作就是实施媒体“特权”，“索要”广告投放，否则予以负面报道等“制裁”式动作。对此，广告主和媒体展开博弈，最终取得一个平衡状态，这也是一些资金实力不够充足的广告主大倒苦水的地方。

此外，广告公司对媒体这种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做法意见最大。根据广告生态调查，平均而言，2003年媒体的广告收入中有58．2％是直接来自于广告主而不是广告代理公司，这个比例较上，年的29．5％增长了一倍，不但揭示出三大广告主体在这个最大宗金额广告活动中各自的动作表现，也“坦白”了广告公司被进一步“抛离”媒体代理领域的事实。

媒体对广告公司的针对性动作就是代理政策不稳定，短期行为普遍。一些媒体往往在广告经营困难时积极招募合作者，而一旦经营状况好转就会改变其对广告公司的原有政策。政策缺乏延续性，导致短期行为增加，合作关系不稳定。

然而媒体也言称自有苦衷，根据广告生态调查，在媒体看来，一来广告公司并不能真正了解媒体的价值，单纯压价，损坏了媒体的形象；二来广告公司阻断了媒体与最终顾客一一广告主之间的联系，使媒体不能获得充分的信息，增加了广告活动的不确定性。

6. 海尔集团的发展历史

海尔集团是在1984年引进德国利勃海尔电冰箱生产技术成立的青岛电冰箱总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国家特大型企业。海尔集团在总裁张瑞敏提出的“名牌战略”思想指导下，通过技术开发，精细化管理、资本运营，使一个亏空147万元的集体小厂迅速成长为中国家电第一名牌。

创业初期，只有一个产品，全厂职工不到800人，现在海尔拥有42大门类8600余规格品种的名牌产品群，职工2万多人。海尔从引进冰箱技术起步，现在依靠成熟的技术和雄厚的实力在东南亚、欧洲等地设厂，并实现成套家电技术向欧洲发达国家出口的历史性突破。

拓展资料：

海尔集团公司（简称：海尔），于1984年在青岛创立，是一家生活解决方案提供商。公司从开始单一生产冰箱起步，拓展到家电、通讯、IT数码产品、家居、物流、金融、房地产、生物制药等领域，从制造产品逐渐转型为制造创客的平台。

公司旗下青岛海尔（股票代码：600690）和海尔电器（股票代码：01169）两大平台上聚合了海量创客及创业小微。

7. 诸葛亮与三大集团的关系

诸葛亮字孔明，琅邪阳都人也。汉司隶校尉诸葛丰后也。父圭，字君贡，汉末为太 山都丞。亮早孤，从父玄为袁术所署豫章太守，玄将亮及亮弟均之官。会汉朝更选朱皓 代玄。玄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往依之。玄卒，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高八 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 为信然
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 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 驾顾之。”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因屏人日：“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 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大，而智太短浅，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犹未 已，君谓计将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 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 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 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 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 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 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 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 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 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先主曰：“善！”于是与亮情好日 密。关羽、张飞等不悦，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 羽、飞乃止
刘表长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后妻之言，爱少子琮，不悦于琦。琦每欲与亮谋自安 之术，亮辄拒塞，未与处画。琦乃将亮游观后园，共上高楼，饮宴之间，令人去梯，因 谓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于吾耳，可以言不？”亮答曰： “君不见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字乎？”琦意感悟，阴规出计。会黄祖死，得出， 遂为江夏太守。俄而表卒，琮闻曹公来征，遣使请降。先主在樊闻之，率其众南行，亮 与徐庶并从，为曹公所追破，获庶母。庶辞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与将军共图霸之业 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乱矣，无益于事，请从此别。”遂诣曹公。 先主至于夏口，亮曰：“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时权拥军在柴桑，观望 成败，亮说权曰：“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据有江东，刘豫州亦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 下。今操芟夷大难，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无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 将军量力而处之：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若不能当，何不案兵 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将军外托服从之名，而内怀犹豫之计，事急而不断，祸至无日 矣！”权曰：“苟如君言，刘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横，齐之壮士耳，犹守 义不辱，况刘豫州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仰慕，若水之归海，若事之不济，此乃天 也，安能复为之下乎！”权勃然曰：“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吾计 决矣！非刘豫州莫可以当曹操者，然豫州新败之后，安能抗此难乎？”亮曰：“豫州军 虽败于长坂，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曹操之众， 远来疲弊，闻追豫州，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馀里，此所谓‘强驽之末，势不能穿鲁缟’ 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将军’。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又荆州之民附操者， 逼兵势耳，非心服也。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操 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成败之机，在于今日。”权大悦， 即遣周瑜、程普、鲁肃等水军三万，随亮诣先主，并力拒曹公。曹公败于赤壁，引军归 邺。先主遂收江南，以亮为军师中郎将，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 军实
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刘璋遣法正迎先主，使击张鲁。亮与关羽镇荆州。先主自葭萌 还攻璋，亮与张飞、赵云等率众溯江，分定郡县，与先主共围成都。成都平，以亮为军 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二十六年，群下劝先主 称尊号，先主未许，亮说曰：“昔吴汉、耿掩等初劝世祖即帝位，世祖辞让，前后数四， 耿纯进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从议者，士大夫各归求主，无为从公 也。’世祖感纯言深至，遂然诺之。今曹氏篡汉，天下无主，大王刘氏苗族，绍世而起， 今即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随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纯言耳。”先主于是 即帝位，策亮为丞相曰：“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统，兢兢业业，不取康宁，思靖百姓， 惧未能绥。於戏！丞相亮其悉朕意，无怠辅朕之阙，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君其勖 哉！”亮以丞相尚书事，假节。张飞卒后，领司隶校尉。 章武三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笃，召亮于成都，属以后事，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 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 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先主又为诏敕后主曰：“汝与丞相从事，事之 如父。”建兴元年，封亮武乡侯，开府治事。顷之，又领益州牧。政事无巨细，咸决于 亮。南中诸郡，并皆叛乱，亮以新遭大丧，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吴，因结和亲，遂为 与国
三年春，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乃治戎讲武，以俟大举。 五年，率诸军北驻汉中，临发，上疏曰：“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 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 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 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 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 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禅补阙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 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 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陈和睦，优劣得所。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 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 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 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候。先帝不以臣卑鄙， 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 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 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 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 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 “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败攸之、祎、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 不效，败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 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 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于沔阳。 六年春，扬声由斜谷道取眉，使赵云、邓芝为疑军，据箕谷，魏大将军曹真举众拒 之。亮身率诸军攻祁山，戎陈整齐，赏罚肃而号令长明，南安、天水、永安三郡叛魏应 亮，关中响震。魏明帝西镇长安，命张邰拒亮，亮使马谡督诸军在前，与邰战于街亭。 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大为张邰所破。亮拔西县千余家，还于汉中，戮谡以谢众。上 疏曰：“臣以弱才，叨窃非据，亲秉旄钺以历三军，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至有街 亭违命之阙，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无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暗，《春秋》责 帅，臣职是当。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于是以亮为右将军，行丞相事，所总统如前。 冬，亮复出散关，围陈仓，曹真拒之，亮粮尽而还。魏将军王双率骑追亮，亮与战， 破之，斩双。七年，亮遣陈式攻武都、阴平。魏雍州剌史郭淮率众欲击式，亮自出至建 威，淮退还，遂平二郡。诏策亮曰：“街亭之役，咎由马谡，而君引愆，深自贬抑，重 违君意，听顺所守。前年耀师，馘斩王双；今岁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兴复二 郡，威镇凶暴，功勋显然。方今天下骚扰，元恶未枭，君受大任，干国之重，而久自绝 损，非所以光扬洪烈矣。今复君丞相，君其勿辞。” 九年，亮复出祁山，以木牛运，粮尽退军，与魏将张邰交战，射杀邰。十二年春， 亮悉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宣王对于渭南。亮每患粮不继， 使己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 私焉。相持百余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军，时年五十四。及军退，宣王案行其营 垒处所，曰：“天下奇才也！” 亮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须器物。诏策曰：“惟 君体资文武，明睿笃诚，受遗托孤，匡辅联躬，继绝兴微，志存靖乱；爰整六师，无岁 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将建殊功于季汉，参伊、周之巨勋。如何不吊，事临垂克， 遘疾陨丧！联用伤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纪行命谥，所以光昭将来，刊载不朽。 令使使持节左中郎将杜琼，赠君丞相武乡侯印绶，谥君为忠武侯。魂而有灵，嘉兹宠荣。 呜呼哀哉！呜呼哀哉！ 初，亮自表后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 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 内有余帛，外有羸财，以负陛下。”及卒，如其所言。 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陈图，咸得其要 云。亮言教书奏多可观，别为一集。 景耀六年春，诏为亮立庙于沔阳。秋，魏征西将军钟会征蜀，至汉川，祭亮之庙， 令军士不得于亮墓所左右刍牧樵采。亮弟均，官至长水校尉。亮子瞻，嗣爵。
诸葛氏集目录：开府作牧第一 权制第二 南征第三 北出第四 计算第五 训厉第六 综核上第七 综核下第八 杂言上第九杂言第十 贵和第十一 兵要第十二 传运第十三 与 孙权书第十四与诸葛谨书第十五 与孟达书第十六 废李平第十七 法检上第十八法检下 第十九 科令上第二十 科令下第二十一 军令上第二十二军令中第二十三 军令下第二十 四右二十四篇，凡十万四千一百一十二字。
臣寿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领中书监及北侯臣荀勖、中书令关内侯臣和峤奏： 使臣定故蜀丞相诸葛亮故事。亮毗佐危国，负阻不宾，然犹存录其言，耻善有遗，诚是 大晋光明至德，泽被无疆，自古以来，未有之伦也。辄删除复重，随类相从，凡为二十 四篇。篇名如右。亮少有群逸之才，英霸之器，身长八尺，容貌甚伟，时人异焉。造汉 末乱，随叔父玄避难荆州，躬耕于野，不求闻达。时左将军刘备以亮有殊量，乃三顾亮 于草庐之中；亮深谓备雄姿杰出，遂解带写诚，厚相结纳。及魏武帝南征荆州，刘琮举 州委质，而备失势众寡，无立锥之地。亮时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孙权，求援吴会。 权既宿服备，又观亮奇雅，甚敬重之，即遣兵三万以助备。备得用与武帝交战，大破其 军，乘胜克捷，江南悉平。后备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为军师将军。备称尊号， 拜亮为丞相，录尚书事。及备殂没，嗣子幼弱，事无巨细，亮皆专之。于是外连东吴， 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 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疆不侵弱，风化肃然也
当此之时，亮之素志，进欲龙骧虎视，包括四海，退欲跨陵边疆，震荡宇内。又自 以为无身之日，则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国者，是以用兵不戢，屡耀其武。然亮才， 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而所与对敌，或值人杰，加众寡不侔， 攻守异体，故虽连年动众，未能有克。昔萧何荐韩信，管仲举王子城父，皆忖己之长， 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萧之亚匹也，而时之名将无城父、韩信，故使 功业陵迟，大义不及邪？盖天命有归，不可以智力争也
青龙二年春，亮帅众出武功，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为 口实。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 远譬也。孟轲有云：“以逸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人，虽死不忿。”信矣！论者 或怪亮文彩不艳，而过于丁宁周至。臣愚以为咎繇大贤也，周公圣人也，考之尚书，咎 繇之谟略而雅，周公之诰烦而悉。何则？咎繇与舜、禹共谈，周公与群下矢誓故也。亮 所与言，尽众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远也。然其声教遗言，皆经事综物，公诚之心， 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补于当世
伏惟陛下迈踪古圣，荡然无忌，故虽敌国诽谤之言，咸肆其辞而无所革讳，所以明 大通之道也。谨录写上诣著作。臣寿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泰始十年二月一 日癸巳，平阳侯相臣陈寿上
乔字伯松，亮兄瑾之第二子也，本字仲慎。与兄元逊俱有名于时，论者以为乔才不 及兄，而性业过之。初，亮未有子，求乔为嗣，瑾启孙权遣乔来西，亮以乔为己适子， 故易其字焉。拜为驸马都尉，随亮至汉中。［一］年二十五，建兴（元）[六]年卒。子 攀，官至行护军翊武将军，亦早卒。诸葛恪见诛于吴，子孙皆尽，而亮自有胄裔，故攀 远复为瑾后
瞻字思远。建兴十二年，亮出武功，与瑾书曰：“瞻今已八岁，聪慧可爱，嫌其早 成，恐不为重器耳。”年十七，尚公主，拜骑都尉。其明年为羽林中郎将，屡迁射声校 尉、侍中、尚书仆射，加军师将军。瞻工书画，强识念，蜀人追思亮，咸爱其才敏。每 朝廷有一善政佳事，虽非瞻所建倡，百姓皆传相告曰：“葛侯之所为也：”是以美声溢 誉，有过其实。景耀四年，为行都护卫将军，与辅国大将军南乡侯董厥并平尚书事。六 年冬，魏征西将军邓艾伐蜀，自阴平由景谷道旁入。瞻督诸军至涪停住，前锋破，退还， 住绵竹。艾遣书诱瞻曰：“若降者，必表为琅邪王。”瞻怒，斩艾使。遂战，大败，临 阵死，时年三十七。众皆离散，艾长驱至成都。瞻长子尚，与瞻俱没。次子京及攀子显 等，咸熙元年内移河东
董厥者，丞相亮时为府令史，亮称之曰：“董令史，良士也。吾每与之言，思慎宜 适。”徙为主薄。亮卒后，稍迁至尚书仆射，代陈祗为尚书令，迁大将军，平台事，而 义阳樊建代焉。延熙（二）十四年，以校尉使吴，值孙权病笃，不自见建。权问诸葛恪 曰：“樊建何如宗预也？”恪对曰：“才识不及预，而雅性过之。”后为侍中，守中书 令。自瞻、厥、建统事，姜维常征伐在外，宦人黄皓窃弄机柄，咸共将护，无能匡矫， 然建特不与皓好往来。蜀破之明年春，厥、建俱诣京都，同为相国参军，其秋并兼散骑 常侍，使蜀使慰劳
评曰：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 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 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炼，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 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 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8. 以曹操为首的魏国政治集团的上层人物有哪些

曹操系统的人才来源极其复杂，有“拔之于亡虏之内”的降人，有东汉的高干子弟，有各地的高士名流，还有从社会中下层得到上司赏识的人才等等。这一切的一切，和曹操本人在各阶段作出的不同决策以及他本人对人才选拔的态度是分不开的。
以下便以六例说明此事
1.东汉高干名流子弟
代表人物：荀氏叔侄、陈群父子、司马家族等。
东汉末年虽然政治腐败，买官卖官现象严重，但在此时期仍出现了一些社会名流。这些社会名流有的有一定道德名声（如荀彧祖父荀淑“知名当世”，陈群祖父陈寔、父亲陈纪“皆有盛名”），有的在东汉政权中担任高官（如荀彧的叔叔荀爽曾任东汉司空，三公之一，司马懿的父亲司马防曾任京兆尹）。因此这些人的社会地位都是相当高的。
既然这些人的道德修养较高，那么他们对他们的子侄辈的家教必然抓得很紧（《三国志•司马防传》：诸子虽冠成人，不命曰进不敢进，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有所问不敢言，父子之间肃如也。），他们受到的教育也必然是当时顶尖的。因此这样一群高干名流子弟的素质、知识水平、志向等也是非常高的。以曹操选拔人才的方针，没有理由不会看上这样一个特别的人群。
而这样一群人物，也的确为曹魏的建设出了很大的力气。荀彧、陈群、司马懿等人都在曹魏担任过极高的官职。荀彧生前在曹操系统一直是二号人物，在曹操出征的情况下，基本是有他来主持日常事务（后世常常由太子担负监国之责）。司马懿是曹丕指定的托孤之臣，曾任抚军大将军。陈群曾任镇军大将军（见《三国志•陈群传》）。而这一人群的后代在魏国末期亦有相当作为，多在两晋时期成为著名的士族大家。
到了魏国中后期，这一特定人群演变为司马氏集团一家独大，与曹爽集团分庭抗礼。在司马懿消灭曹爽集团以后，曹魏上下再也没有一个政治集团能够向他们发出有力挑战，形成权臣政治。最后终于由该集团第四任领导人司马炎篡位。

2.曹氏、夏侯氏亲族。

代表人物：夏侯兄弟、曹仁、曹洪、曹休、曹真等。
曹操之父曹嵩原为夏侯氏之子，过继给宦官曹腾为子。因此曹家和夏侯家关系非比寻常。在三国时期，两家都出了相当多的军事人才。
当曹操起兵时，两家皆给予了很大帮助。夏侯渊、夏侯敦、曹仁、曹洪等人均在当时加入了曹操的军队，在早期曹操缺兵少将的时候提供了很大帮助。后来他们在曹操统治后期都担任了相当高的职位。夏侯敦逝世时任大将军，夏侯渊战死于征西将军任上，曹仁曾任大司马。曹洪在曹丕时代遭政治迫害，幸得卞太后相救，明帝时去世，任骠骑将军。
曹氏集团的一代半出现在曹操统治后期，以曹休、曹真为代表。当时曹操对他们也十分看重，他们表现出的才能也非常明显。二人早在汉中战役之前就曾领过虎豹骑，曹真是文帝的三大托孤之臣之一，在明帝时期主西部防务，曹休在当时亦掌东部防务。曹休曾任大司马，曹真任大将军。
曹氏集团的第二代人才表现已经不够原来那么突出。夏侯渊一门中，夏侯霸居然被逼到降蜀，夏侯威仅官居刺史（虽然职位不算低），夏侯和任河南尹。其余人等事迹都不显赫。
二代半人才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曹爽和夏侯玄，表现都不怎么样，同时为司马集团诛杀。
曹操运气真的不错，有那么一帮听话之余又有本事的亲戚，在他起兵之初时，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势力在中原争雄，真的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同是讨董联盟成员，恐怕只有孙坚有这个运气吧？

3.从社会中下层崛起的人才

代表人物：郭嘉、乐进、于禁等
在汉末社会的中下层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有相当才能的。但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较低，很难长时间得到同一个领主的重视，因此从属关系经常发生变化。但是由于曹操有“唯才是举，唯才是用”的用人观，因此很多没有什么社会基础的人才就可以因为自己本身的才能在这里出人头地。
以郭嘉为例，不管是本志还是裴松之的注，都完全没提及郭嘉的祖宗十八代和他的师承关系（虽然他的受教育水平是很高）。本人又不是很出名，“密交结英隽，不与俗接，故时人多莫知”。虽然“辟司徒府”，由于董卓搞搞震，当然郭嘉就不去趟这趟浑水了。到处去考公务员，就是找各个领主看一下能不能有个工作，还要很有前途那种。先去袁绍那里应聘，结果面试了一下，知道这间公司没前途。于是托荀彧的关系，去曹操那里面试，结果两个人谈了半天，都知道对方有水平。OK，一拍即合。虽然最后只是个军祭酒，但是和曹操关系一直非同寻常，作为一个小小的军祭酒居然能封侯。之所以他升不上去，我觉得不是曹操不想升他官，只是他起到的作用主要是向领导分析利害关系，按解放军的说法就是“坚定领导决心”，没别的谋士那么全面，按照当时的制度，这样比较偏门的人才很难封上去。但是这样的人才又是当权者所需要的，因此曹操待他不薄。
乐进也是，长得不是很帅（这个在当时也是个资本），刚开始只是在曹操帐前当个小吏。可能曹操跟他常常见面，也经常聊天，知道他是个人才。所以就给次机会给他去征兵，回来就升官发财了，一路往上爬。乐进也给曹操争气，从开头的“先登有功”到后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虽然都是跟着老大打或者“别击”，但仍然保持不败战绩）。最后干到右将军的位置，在其他领主的手下，要从一个没有任何资本的小卒爬到那么高的位置，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提拔这样一些人的过程，充分体现了曹操的用人技巧在当时的高度。在其他领主手下几乎不可能得到重视的人才，在他手下可以得到重用。郭嘉作风有问题，乐进长的不帅这些缺点在当时几乎都是很要命的，但曹操不管。他要的人才不是模特，而是真真正正能帮他冲锋陷阵，处理国事的文臣武将，既然这样一些缺点于这个目的并没什么影响，那么他为什么还要管这些缺点呢？

4.名人高士

代表人物：田畴、国渊等
这些人虽然官居高位，但三国FANS们普遍对它们都没有什么认识，大概是由于演义闭口不提这些人的缘故吧。在三国志中，这些人的事迹基本上记载于几个鲜为人知的传，如魏书十一、十二等。
老实说，曹操征这些人来当官，不完全是因为他们的能力多高。从某种角度说，可能是要得某个地方的民众的民心，也可能是通过他们的影响力来征召更多的人才。
田畴属于那种非常传统的士人阶级。早年仕于刘虞，以“义”在出使长安流亡政府时被“三府并辟”，刘被公孙瓒攻灭了之后，居然公开悼念刘虞。后来“扫地而盟”，为刘虞报仇，居然在徐无山中建立了一个比较成熟的社会，有发达的法制、礼制、基础设施等。一千多年后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们如果了解到田某人的事迹之后，说不定他们会干出什么来。在曹操讨伐乌丸的过程中，田畴的指路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要不是他，曹操也没有奇袭乌丸的教科书级别战例。后来虽然他只是做到了议郎（按易中天的话说就是“调研员”），但在文帝时代，都可以“赐畴从孙续爵关内侯，以奉其嗣”。算是大员才有的待遇了。
国渊也是一个相当传统的士人。早年在大学者郑玄门下求学，后来避乱辽东（那时的辽东怎么那么多大学者），在当地的山洞里面开学校。后来回到中原当官，为政方针都以宽为主，田银苏伯之乱时，请求不杀余恶。又实事求是，斩首数不扩大十倍来算。后来官升太仆，又为官清廉，布衣蔬食。可谓是当时的一个相当的道德楷模。
虽然曹操的用人方针是“唯才是举，唯才是用”，但他仍然有相当必要树立一些道德楷模，用来针对一些“偷吃鱼的猫”。国渊、崔琰之流就能起到这个作用。也算是曹操在德才不能兼备的情况下进行的一种互补吧。

5.降将亡虏

代表人物：张辽、贾诩等
自古以来，招揽敌方降人都是增进本方实力的一个重要举措。曹魏也不例外，很多人都是这样就来到了曹操的旗帜下为他卖命。
张辽就是曹操逮到的一个最有水平的俘虏。此公早年在丁原麾下，后来居于何进手下，董卓进京之后又归他管了。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大家都知道，他成为了吕布的死党，但在白门楼事件之后投降了曹操，成为了曹操时代最重要的外姓武官。身先士卒，统兵有术。后期成为了孙权的克星，生病了出来做个show都能把孙权吓得不敢轻举妄动。
贾诩早年也是经常换上司。早年是董卓、李傕一帮人，让李傕等人把董卓之乱延长了很长时间；后来换到段煨、张绣。在张绣手下的日子，他的发挥是惊人的，把不可一世的魏武杀得丢盔弃甲，能赢下来的仗都赢下来了。后来又审时度势，保全了张绣和自己。在官渡之战、荆州攻略和马超平定战中都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都提出了决定性的建议。更出彩的是他的自保之术，能够敏感地预料到曹操的接班人是谁，确保自己不在政治斗争中丢了小命，又不和任何人拉关系，“阖门自守，退无私交，男女嫁娶，不结高门”。不过就是因为他的韬光隐晦之术，有人评价他不配在后来拿到太尉的职务。我觉得曹丕任命他为太尉并不是需要他干什么，只是报答贾诩帮助他拿到曹操接班人的地位，并且要他起到一个顾问的作用。事实上他在后来曹魏对吴蜀两国的战略部署中提出的建议也是有相当合理性的，就是两国现在还不是很好打，要先文后武，发展国力，可惜曹丕不听。
在曹操取得人才的方法中，我认为从降人中选拔一些人是个办法，尤其是选拔武官。因为武官和文官不同，当时各势力选拔文官还是有些不合理的讲究（只是曹魏没那么严重）。而武官选拔还是比较合理的，谁有相当的本事，谁就上。因此在这些人中选拔武将还是能选出一些强人的。
6.地方豪强
代表人物：许褚、李典等
东汉的地方豪强众多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很鲜明的特色，这些地方豪强聚集很多民户，建立一些军事和民用并重的坞堡，在内部形成一个小型的社会组织，这些小型组织的领导人有些甚至还进行政治投机，以人力物力支持某些领主。成为了当时军事和政治中所不得不考虑到的一个因素。刘表就任荆州刺史时，就是因为这些组织的存在，差点不能上任，最后还是在这些人的帮助下（蒯家、蔡家等人）才搞定了这些障碍。
许褚就是这样一个地方豪强人物的代表。在黄巾之乱时“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数万土匪都不能奈他何。本人又生得惊人，“长八尺馀，腰大十围，容貌雄毅，勇力绝人”，所以老早就出名了，“淮、汝、陈、梁间，闻皆畏惮之”。由于他和他的手下本事惊人，所以曹操在录用他的头一天就把他们都编为宿卫，和他“出入同行，不离左右”，搞到后来两个人几乎都有心灵感应，有人要谋害曹操，许褚都能突然出现。后来他在讨伐马超时的表现简直可以用恐怖来形容，不愧“中坚将军”之名。曹操丨死时，许褚“号泣呕血”，两人感情不亚于刘关张。有人据此怀疑曹操是女的，许褚是他情人，这样的怀疑我看并不出奇。
李典的地方豪强身份，主要来自于他的叔叔李乾。李乾曾“合宾客数千家”，也算是个政治投机者，很早开始就跟着曹操干大事，后来被吕布手下杀害，李典的堂兄弟李整又领导了这一团体，李整死后，就轮到了李典。李典其实年纪比很多他的同事都要小，曹操、夏侯敦他们都是看着他长大的，李典好学，于是曹操曾经“试以治民之政”。在平定河北的前期，李典主要带着他手下的一班部曲解决军粮问题。邺城之战是他的处女战，到后期主要是和乐进合作，配合曹操主力作战。后来博望之战中曾经试图抑制夏侯敦的冲动之举，可惜不成。驻守合肥是他最光彩的一战，虽然他和张辽关系处的不是很好，但是李典始终以大局为重，不把私人恩怨当回事（很难想象一个“好学问，贵儒雅，不与诸将争功”的人怎么会和别人有仇），说不定在此之后三个人真的成为了生死之交。李典最可惜的一点就是天不假寿，逝世时年仅三十六岁，否则成就必然远超同僚。
东汉时的地方豪强其实就和现代的黑社会组织差不多，曹操所做的事情就有点像蒋介石所做的，利用了他们为己所用，增强了自己的实力。由于他们在性格上的某些特殊之处（如重视义气等），因此如果利用好了，将是争取利益的一个利器。
此人才来源对曹魏政治之影响。
曹魏的人才来源极为繁杂，前文已述。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大致上是因为曹操的用人思想所致。曹操的用人思想是“唯才是举，唯才是用”，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社会任何阶层的人才不管社会地位如何，只要有才能，大节不亏，都可以在曹魏的统治机器中得到一席之地。
这种情况对曹魏政治之影响应该是好处大于坏处。事实上曹魏的人才来源若细分之，远超上述几种情况，光一个降将的来源就可分为袁绍、吕布等等不同类别。这种情况有个好处，就是曹魏内部绝对难以发生党争，除非这种来源繁杂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因为在这里面没有一个派别能够得到绝对的政治优势，即使如果有一个派别拿到了绝对的优势，那么统治者也未必会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必然会对其进行打压。
事实上司马氏能够成功篡位，就是由于曹丕、曹睿两代人对集团政治的打压不力。他们对于托孤大臣的选择都加剧了集团政治的严重性，都是选定了曹真集团以及司马懿集团的人作为托孤大臣，剩下的第三方无论是陈群还是曹宇都没有强大的实力对两大集团的党争进行抑制。曹真集团被司马氏集团消灭后，司马氏篡位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也许这种情况对曹魏统治的唯一坏处，应该就是为后世封建史学家，如孙盛等所诟病。但这个时代既然已经被历史的长河带走了，那么史学家怎么说，管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