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农民阶级自身的局限性
受阶级和时代的局限，农民阶级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虽然提出了《天朝田亩制度》，但在当时，是空想，根本不可能实现；太平天国运动轰轰烈烈，但中国依然是封建社会。 他们提不出一个切实的革命纲领，广大将士参加革命目的不明确，大多是迫于生计，希望改变贫穷的经济地位。在定都天京后，领导者封建特权思想膨胀，争权夺利，贪图享乐，结果断送了革命前程。在后期，太平天国也有短暂的重振。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分裂后，形势顿挫。洪秀全提拔了与清军血战多年的青年将领陈玉成、李秀成等为各军主将领。他们领导太平军奋力战斗，力挽危机局势。
中期的巩固大本营使领导核心分裂。定都天京后，杨秀清因掌握了大部分军政实权，所以“东府集团”势力最大。这些集团之间争夺权力斗争日益尖锐。1856年9月，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发生了公开的分裂。据《李秀成自述》影印本记载，杨秀清骄傲专横的倾向日益严重地表现出来，“威风张扬，不知自忌”。
1856年8、9月间，江南大营被打垮，天京被包围的形势暂时解除，杨秀清乘机进一步扩大势力，“逼天王到东王府封其万岁”。洪秀全命韦昌辉率部于9月1日赶到天京，包围了东王府。次日杨秀清及其眷属全部被杀。接着天京城内发生混战，太平天国优秀将领和战士两万多人死亡。后韦昌辉控制了天京，独揽军政大权。11月，洪秀全又命石达开杀死了韦昌辉及其心腹200多人，结束了韦昌辉对天京历时2个月的统治。在这之后，洪秀全又逼迫石达开出走，后石达开被清军围困在四川大渡河边的安顺场，全军覆没。
㈡ 清朝初农业政策是怎样的
清朝初期农业政策有如下几点：1、康熙帝奖励垦荒屯田、重视兴修水利，减免税负，实行“更名田”政策（这意味着清政府承认已摆脱了王公勋戚的奴役而成为自耕农民的土地归他们所有）；2、清初采取了一些措施缓和了阶级矛盾（如雍正时曾将“年代久远，文契无存”的奴仆归入民籍等）；3、清政府提倡因地制宜，采用多熟种植。（如康熙帝曾将双季稻种植推广到江北部分地区，乾隆时曾鼓励改革种植方式多熟种植）；3、高产作物继续得到推广（如明朝引进的甘薯由福建等省推广到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5、经济作物扩大并成为商品（如甘蔗和棉花，而且这也为手工业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更多原料）。（ps:水平所限，仅整合出这几点，见谅!）
㈢ 太平天国失败的内因与外因分析
十九世纪中叶，在我国广阔的土地上爆发的太平天国革命战争，持续十四年，遍及十八省，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深远的一次农民战争。但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未能推翻封建制度而以失败告终，究其根本原因：过去不少中学历史教师都认为是“中外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力量过于强大”。这种分析只看到了事物的表面，而没有看到了事物的实质，个人认为，太平天国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民阶级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
一
历史告诉我们，农民起义要推翻封建剥削制度，取得解放，必须有先进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而太平天国时期并没有出现先进阶级及其政党，有的只是农民阶级，而农民阶级本身并不代表先进生产力，提不出正确的革命纲领。就以太平天国纲领性文献《天朝田亩制度》而言，《制度》的进步性在于平分土地的措施上，它强烈地反映了农民渴望土地和摆脱封建剥削的要求，但单凭平分土地的措施，并不能废除封建剥削制度，也无法达到“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因为平分土地不仅不能改变小农经济的社会结构，反而会助长私有制的发展，贫富两极分化就会重复出现。正如马克思所说：“平均分配办法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
《制度》中实行财产公有，这完全违背了农民的意愿。太平天国初期有的占领地曾出告示：“天下农民谷米，商贾资本，皆天父所有，全应解归圣库，大口岁给一石，小口五斗，以为口食而已。”可结果呢？“此示一出，被惑乡民方如梦觉，然此令已无人理，究不能行，遂下科派之令。”由于财产公有行不通，而军储却一日不可缺，无奈只得回到允许地主继续收租的旧秩序中来。原因何在呢？《制度》中一面企图把社会经济改造成齐一化的清一色的小农经济，另一面又企图在小农经济上面强加一个原始的、落后的类似农村公社的组织，这就必然会产生原有的私有制和人为的公有化的矛盾。再说把农民多余的产品实行公有化，农民中谁劳动力强，谁收获多，谁就会被公有化得多。这就会出现“多劳少得，少劳多得”的不合理现象，农民“嗟怨”之声就在所难免了。在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的情况下，“无处不均匀”的社会只能是一个遥远的憧憬。史实说明，财产公有措施在当时是违反经济发展规律的，是超出了历史所允许的范围的。这启示我们：对私有制的攻击，对公有制的要求，并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是革命的、正确的。然而太平天国的领导们就未能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不顾客观不尊重经济规律，片面地求“大”求“公”，最终理想化作泡影，这充分说明了封建社会农民阶级的狭隘性、盲目性。
二
农民阶级的劣根性、使太平天国的领导人滋生了自由散漫、腐化堕落、狭隘自私的心理行为。思想的蜕变使太平天国政权后期封建化尤为严重。定都天京后，无论是职官制度、等级制度、还是在礼议方面，大抵都沿袭封建专制政权模式，他们无法摆脱封建主义的影响和束缚，把革命中夺取来的权力很快演变成自己的封建特权。如据“天条”规定，一切官兵百姓均不得嫁娶婚配，但天王和各王，却可以“广置姬妾”、“妃嫔在武昌选出四十人，至江陵选百把人，陆续增添，大约不满二百人。”洪秀权还在天京修建天王府，“城围十余里，墙高数丈，内外两重，外曰：太阳城，内曰：金龙城，殿曰：金龙殿，苑曰：后林苑，雕琢精巧，金碧辉煌。”洪秀权把自己关在“林苑芳菲，兰桂迭妍”的宫墙内，过着“金玉堂中快乐多”的生活，无聊之余，只能写些自我歌颂和训戒后妃的顺口溜：“万方万郭万来朝，万山万水万飘摇，万里万眼万钻至，万知万福万功劳。”他一再重复自己是“月”是“太阳”。动辄训斥自己的后妃。由此可见，政治思想的封建化是与生活上的腐化相伴而生的。
“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的重大事件。它是一个大乱子，一幕大悲剧。它使太平天国的一些领袖们，不是为农民起义的理想而献身，而是在“天国”兄弟的刀锋下丧身。它使成千上万的身经百战的农民革命战士，不是牺牲在对清军鏖战的沙场上，而是倒在天京自相残杀的血泊中。这个大惨剧使一个方兴未艾屹立在东南半壁的太平天国由盛变衰。然而自“天京事变”后，洪秀权非但不从血雨醒风中总结有益的教训，还从此不相信外姓。先是逼走了翼王石达开，接着便大权独揽，宣布“主也是朕做，军师也是朕做”；在朝中大搞任人唯亲，首先重用他的外孙萧有和，第二重用他的兄长洪仁发、洪仁达。萧有和还只十岁的时候，权力已经达到“幼西王出令，有不遵幼西王者，合朝诛之”的地步。后来他竟要把太平天国变成一个“父子公孙”、“江山万年”的国家。
太平天国原以“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反封建思想为出发点，而却以“肃体统、大一尊、一人垂拱于上、万民咸归于下”的封建政权为归宿，其根源深藏在物质的经济事实中。农民是小生者，他们既分散又落后，他们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来代表他们，来主宰他们，而这个主宰除了“帝王”外，就找不到别的了。因此，旧式农民起义的领袖们，往往用平等思想来打天下，而以帝王思想来坐天下，这就不足为怪了。
综上所述，太平天国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由于缺乏先进政党的领导，没有科学的理论作指导。他们过早过急地搞封建专制主义，希冀在利用拜上帝会来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社会，这种披着宗教外衣的斗争方式，具有狭隘性、盲目性，伴随斗争进程的发展，农民阶级的种种弱点便逐渐显露出来，这就不免使太平天国的领导集团在政治上、军事上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因而注定革命必将以失败告终。
1）从容现上分析，主要由于太平天国发生在中国已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时代，它所要对付的敌人，不但有掌握全国政权、作为封建势力中心的清朝统治者，而且还有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因此所遇到的敌人相对来说汐比较强大。
（2）从主观上分析，由于太平天国还只是一次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在封建社会中，在民阶级受着严重的剥削，要求解放，而且敢于用武装斗争来争取解放。但是农民毕竟是分散的小生产者，他们不可能制定明确的革命纲领并用这个纲领来团结所有的革命群众；他们不可能长期地维持革命纪律，借以集中自己的力量战胜强大的敌人；他们缺乏用科学的方法总结革命经验并用这些经验来指导革命实践的能力。太平天国颁布过《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但或者由于其绝对平均主义方案注定了不可能实现，或者由于其他主客现条件决定了无法实行，太平天国提不出一个切实可行而又能动员广大群众尤其是广大农民的纲领，这就不能长期保持农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因而他就不能把战争引向胜利。太平天国在初期从上到下都保持严格的纪律和艰苦朴素的精神，但建都天京后，却首先从领导人开始，滋生享乐、保守思想，逐渐破坏了团结统一的局面，导致发生内乱、分裂和一系列不正常事件。到后来，朝纲败坏，许多将领拥兵自重，敛财自肥，腐化堕落，甚至发生一连串叛变投敌的行为，从而瓦解了革命斗志，加速了革命的失败。太平夭国用以指导革命的理论是拜上帝教，它在开始时起过动员和组织群众的重大作用，但它终究不可能解决在革命发展中不断出现的大量新问题、新矛盾，不能及
主观原因：一是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提不出切合实际的革命纲领，广大将士参加革命的目的并不明确；定都天京后，领导者贪图享乐，特权思想膨胀，勾心斗角，争权夺利，造成人员分裂、政局混乱。二是战略上的失误。独师北伐，无后勤保障，犯兵家大忌。
客观原因：中外反动势力勾结起来，联合绞杀太平天国。清廷有强大的地主武装、帝国主义有先进的武器，太平天国很难抵挡
参考资料：http://www.yhlw.com/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464
㈣ 中国近代史上的大事件
这也太多了，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洋务运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等
㈤ 太平天国运动过程中农民阶级局限性的表现，有哪些
一历史告诉我们，农民起义要推翻封建剥削制度，取得解放，必须有先进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而太平天国时期并没有出现先进阶级及其政党，有的只是农民阶级，而农民阶级本身并不代表先进生产力，提不出正确的革命纲领。就以太平天国纲领性文献《天朝田亩制度》而言，《制度》的进步性在于平分土地的措施上，它强烈地反映了农民渴望土地和摆脱封建剥削的要求，但单凭平分土地的措施，并不能废除封建剥削制度，也无法达到“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因为平分土地不仅不能改变小农经济的社会结构，反而会助长私有制的发展，贫富两极分化就会重复出现。正如马克思所说：“平均分配办法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 《制度》中实行财产公有，这完全违背了农民的意愿。太平天国初期有的占领地曾出告示：“天下农民谷米，商贾资本，皆天父所有，全应解归圣库，大口岁给一石，小口五斗，以为口食而已。”可结果呢？“此示一出，被惑乡民方如梦觉，然此令已无人理，究不能行，遂下科派之令。”由于财产公有行不通，而军储却一日不可缺，无奈只得回到允许地主继续收租的旧秩序中来。原因何在呢？《制度》中一面企图把社会经济改造成齐一化的清一色的小农经济，另一面又企图在小农经济上面强加一个原始的、落后的类似农村公社的组织，这就必然会产生原有的私有制和人为的公有化的矛盾。再说把农民多余的产品实行公有化，农民中谁劳动力强，谁收获多，谁就会被公有化得多。这就会出现“多劳少得，少劳多得”的不合理现象，农民“嗟怨”之声就在所难免了。在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的情况下，“无处不均匀”的社会只能是一个遥远的憧憬。史实说明，财产公有措施在当时是违反经济发展规律的，是超出了历史所允许的范围的。这启示我们：对私有制的攻击，对公有制的要求，并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是革命的、正确的。然而太平天国的领导们就未能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不顾客观不尊重经济规律，片面地求“大”求 “公”，最终理想化作泡影，这充分说明了封建社会农民阶级的狭隘性、盲目性。二农民阶级的劣根性、使太平天国的领导人滋生了自由散漫、腐化堕落、狭隘自私的心理行为。思想的蜕变使太平天国政权后期封建化尤为严重。定都天京后，无论是职官制度、等级制度、还是在礼议方面，大抵都沿袭封建专制政权模式，他们无法摆脱封建主义的影响和束缚，把革命中夺取来的权力很快演变成自己的封建特权。如据“天条”规定，一切官兵百姓均不得嫁娶婚配，但天王和各王，却可以“广置姬妾”、“妃嫔在武昌选出四十人，至江陵选百把人，陆续增添，大约不满二百人。”洪秀权还在天京修建天王府，“城围十余里，墙高数丈，内外两重，外曰：太阳城，内曰：金龙城，殿曰：金龙殿，苑曰：后林苑，雕琢精巧，金碧辉煌。” 洪秀权把自己关在“林苑芳菲，兰桂迭妍”的宫墙内，过着“金玉堂中快乐多”的生活，无聊之余，只能写些自我歌颂和训戒后妃的顺口溜：“万方万郭万来朝，万山万水万飘摇，万里万眼万钻至，万知万福万功劳。”他一再重复自己是“月”是“太阳”。动辄训斥自己的后妃。由此可见，政治思想的封建化是与生活上的腐化相伴而生的。 “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的重大事件。它是一个大乱子，一幕大悲剧。它使太平天国的一些领袖们，不是为农民起义的理想而献身，而是在“天国”兄弟的刀锋下丧身。它使成千上万的身经百战的农民革命战士，不是牺牲在对清军鏖战的沙场上，而是倒在天京自相残杀的血泊中。这个大惨剧使一个方兴未艾屹立在东南半壁的太平天国由盛变衰。然而自“天京事变”后，洪秀权非但不从血雨醒风中总结有益的教训，还从此不相信外姓。先是逼走了翼王石达开，接着便大权独揽，宣布“主也是朕做，军师也是朕做”；在朝中大搞任人唯亲，首先重用他的外孙萧有和，第二重用他的兄长洪仁发、洪仁达。萧有和还只十岁的时候，权力已经达到“幼西王出令，有不遵幼西王者，合朝诛之”的地步。后来他竟要把太平天国变成一个“父子公孙”、“江山万年”的国家。 太平天国原以“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反封建思想为出发点，而却以“肃体统、大一尊、一人垂拱于上、万民咸归于下”的封建政权为归宿，其根源深藏在物质的经济事实中。农民是小生者，他们既分散又落后，他们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来代表他们，来主宰他们，而这个主宰除了“帝王”外，就找不到别的了。因此，旧式农民起义的领袖们，往往用平等思想来打天下，而以帝王思想来坐天下，这就不足为怪了。 综上所述，太平天国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由于缺乏先进政党的领导，没有科学的理论作指导。他们过早过急地搞封建专制主义，希冀在利用拜上帝会来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社会，这种披着宗教外衣的斗争方式，具有狭隘性、盲目性，伴随斗争进程的发展，农民阶级的种种弱点便逐渐显露出来，这就不免使太平天国的领导集团在政治上、军事上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因而注定革命必将以失败告终。
㈥ 办公家具十大品牌都有哪些
1.震旦AURORA（始创于1965年台湾,中国驰名商标,中国环境标志认证,上海市名牌,上海市著名商标,震旦(中国)有限公司）
2.美时LAMEX （世界第二大办公室家具生产企业,办公家具十大品牌,美国HNI集团旗下品牌,美时文仪有限公司）
3.欧美Steelcase-Ultra(创于1912年美国,世界著名办公家具品牌,上市公司,全球办公家具行业的领导者,欧美办公家具集团)
4.圣奥SUNON(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家具协会副理事长单位,浙江省著名商标,浙江省名牌,国家出口免验,浙江圣奥集团)
5.冠美OUAMA(于1993年,中国驰名商标,广东省名牌,专业生产销售高端家具的集团企业,广州市至盛冠美家具有限公司)
6.百利Victory(始于1985年香港,中国家具协会副理事长单位,行业著名品牌,百利文仪集团(中国)有限公司)
7.荣业RONG(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家具协会常务理事单位,办公家具行业知名品牌,政府指定采购单位,浙江荣事集团旗下杭州荣业家具有限公司)
8.兆生SAOSEN(广东省名牌,广东高新科技企业,中国著名办公家具生产及供应商之一,东莞市兆生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9.优比UB(成立于1973年,东南亚地区最大的办公家具制造厂商之一,跨国性企业集团,优比(中国)有限公司)
10.励致LOGIC(于1987年,华润集团旗下,极具规模的办公家具上市公司之一,知名品牌,珠海励致洋行办公家私有限公司)
㈦ 明代的税官是如何收税的
一、盐专卖
太祖朱无璋在称吴王时(公元1367年)，即立盐法，实行征税制，令商人贩卖，税率为二十分之一，所得盐税，以充军饷。不久又加倍征税，后听胡深之议，税率复旧。建明之后，实行专卖之制。
(一)盐的产、销制度
明朝盐的产制：制盐民户称灶户，按户计丁，称盐丁；按丁规定产盐定额，也称正盐或正课；正课之外所余之盐，称余盐。明初，为鼓励盐的生产，注意优恤灶户，给灶户划拨草场，以供樵采；可耕之地，许灶户开垦，并免灶户杂役。以后，盐场设立总催官，负责办盐课，督促生产。总催官多刻剥灶户，致使盐丁贫乏，英宗正统时(公元1436-1449年)，灶户不甚总催官的剥削，纷纷逃亡，流移转徒，仅松江一地负盐课六十余万引，盐产量大减。
灶户生产的盐包括正盐、余盐，一律缴给官府，称为盐课；灶户纳盐课之后，官府给以工本米：正盐每引四百斤，支工本米一石；余盐每引二百斤，支工本米一石。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工本米折钞发给，但各地折钞比价不一，淮、浙每引二贯五百文，河间、广东、山东、福建、四川等地，每引二贯。
盐商向国家缴纳货币或实物，由官府发给引票，然后凭引就场支盐贩鬻。洪武初，每引四百斤，称大引；后改行小引，每引或一百斤，或二百斤。
成祖永乐以后，由于灶户逋逃很多，盐产量供不应求，盐商不得不在盐场守候支盐，以后盐商渐减少。英宗正统五年(公元1440年)，令两淮、两浙、长芦盐，实行常股、存积制度。所谓常股，即按正常手续，凭引支盐的份额。常股价钱便宜，但需依次排队，等候支盐；所谓积存，即事先准备好食盐，收集在官，待边防急需粮储，即令商人运粮于边，凭引到场支盐。这种存积之盐价钱较贵，但不需要等候，人到即支。常股、存积制度初行之时，以每年所收盐课正额的十分之八为常股，十分之二为存积。盐商苦于在场守候，多买存积，于是多次变更常股、存积比例。
武宗以后，盐法渐坏，积引日增，盐利日减，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袁世振议行“钢法”，即将淮北盐场，按顺序排为十纲，一纲卖积引，九纲卖现引，十年之内疏销完毕。并设置纲册，凡领引盐商，皆登记入册。纲册有名者，可赴本钢盐场领盐，纲册无名者不得加入，于是盐商成为专得某场盐利的专商。食盐专商制度自此始。
(二)盐专卖制度
明朝的盐专卖主要实行民制、官收、就场专卖办法。专卖制度主要有三种，即开中法、计口授盐法、商专卖法。
1�开中法。所谓开中法，即召募商人输粮于边，由官府给盐的办法，也称纳米中盐法。此法源于宋代的折中法和元朝的入粟中盐法，实行此法的目的在于充实边疆的粮食储备。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六月，山西行省以大同所储之粮自山东陵县运至山西太和岭，路远而费用繁巨，建议令部人于大同仓输米一石、太原仓输米一石三斗，给淮盐一小引。朱元璋从其议，自此始行开中法，此后各行省边境，亦多效仿。但纳米与中盐的比例，各地不同，一般以地里远近而定等差。开中法袄地之后，国家节省了大量的转运之费，边疆粮饷也得到了保障，史称“有明盐法，莫善于开中。”由于开中法行效显著，于是不仅是粮粟，凡属国家急需物资，皆令商人纳中盐，由此而衍生出许多新的制度，如纳马中盐，纳钞中盐，纳钱中盐，纳布中盐等等。总之，国家需要什么，就开中什么，盐随时随地成为国家与商人交易的媒介纳布中盐等等。总之，国家需要什么，就开中什么，盐随时随地成为国家与商人交易的媒介
2�计口授盐法。在实行开中法的同时，曾实行计口授盐制度。洪武三年，令民在河南开封等处输米，以供军食，官府给盐以偿其价。每户大口给盐一斤，小口给大口之半；输米的多少，按地理远近定等差。
在计口授盐的基础上，又衍生出“户口食盐纳钞法”。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曾令扬州府泰州灶户，按照温、台、处三府则例，支官盐折纳钞贯。即受盐本应纳米，而折钞上纳州府泰州灶户，按照温、台、处三府则例，支官盐折纳钞贯。即受盐本应纳米，而折钞上纳
3�商专卖。商专卖是盐专商直接与灶户进行交易。万历四十五年(公元1617年)在袁世振行“纲法”的基础上，又行“仓盐折价”之法，即官府不再向灶户收盐，而令灶户按引纳银，商人则直接向灶户购盐而不经官，此种专卖制度，即属商专卖。自此国家将收盐、运销之权全部交给商人，这是食盐产、销制度的一大变化。
除上述三种盐制外，在个别地区曾实行过盐票法。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两浙偏僻之地，官商不能到达，于是令土著商人纳银领票取盐，到偏僻之地贩卖，土著商人每百斤盐纳银八分。此种制度不同于官专卖，而且多侵正课。
(三)盐课弊端
明初盐课制度尚较稳定，自武宗正德以后，吏治日益败坏，盐法亦渐趋紊乱。盐法的破坏，主要原因在于官吏的贪贿。正德时，权幸之徒，开以残盐(即堆放多年，经内雨销蚀而残留之盐)为名，夹带好盐。权幸以低价购买上等好盐，侵碍盐课，也坏乱了盐法，以后又有零盐(即开中未尽的剩盐)、所盐(灶户交售余盐，称量后有余部分，及批验所检斤时没收的超量引盐，堆放在批验所内)等名目，都是官宦搜刮盐利的手段。此外，官府措置也有许多弊病，如不按时开中，致使米价腾贵，盐价增长十倍，而灶户工本不及盐价的十分之一，致使私盐盛行等等，都使盐法遭到破坏。
二、茶税与茶专卖
明茶课制度起源于朱元璋建明以前。公元1366年朱元璋令商人于产茶之地买茶，纳钱清引，每引茶百斤，输钱二百文，不够一引者，称畸零，给由贴。以后，又定每引茶一道，输钱千文，可贩茶一百斤；茶由一道，输钱六百文，可贩茶六十斤；以后又改令每引一道纳钞一贯，凭引可贩茶一百斤。俟建明以后，遂定官茶、商茶之制。
(一)所谓官茶，即官府对茶的生产者课征的实物(茶)。洪武初，规定：“芽茶、叶茶各验直纳课，贩茶不拘地方。”洪武四年规定陕西汉中诸县茶树，十株官取其一。无主茶园，令军士采摘，十取其八。所课之茶，以易番马。有时所课之茶，也改征折色，但不多见。
以茶易马，即实行茶马法。茶马法始行于唐。明代，在河州、秦州、洮州、甘肃、岩州等地设茶马司，茶马司以茶向少数民族商人换取马匹，以助边政。以茶易马的比例，因各地情况不同而有所不同。一般有茶马司的地方，上等马一匹易茶四十斤，中等马一匹易茶三十斤，下等马一匹易茶二十斤。
实行茶马法的意义在于充实边疆马匹，减省百姓养马的徭役，所以是茶的良法。
(二)商茶制度
所谓商茶，即茶商向官府交纳实物(或马、或米、或布)，取得引目，凭引向茶户买的茶。明朝商茶一律实行茶引制度，只是因时因地不同，运用不同的茶引形式。如以米易茶，和以其它物资中茶的。以米易茶即纳米中茶法。此法行于洪武末。当时成都、重庆、保宁、播州设置茶仓四所，令商人纳米中茶。弘治七年，以陕西发生饥荒，也曾实行纳米中茶之法，以备赈济。又有运茶支盐法：即令商人运茶于甘州、西宁，然以以淮、浙的盐支付运费。此法行于宣德中。
(三)贡茶
贡茶，即地方直接上项给中央朝廷的茶。贡茶制度始于宋。明朝初年，天下贡额不固定。宜兴贡茶，宣德时，增至二十九万余斤。后来规定为四千斤。
三、坑冶课
明朝坑冶课主要包括金、银、铜、铁、铅、汞、朱砂、青绿(颜料)等。明初，不主张开矿，轻坑冶政策一直持续到仁宗。到万历时，矿政渐趋紊乱。
明朝金银之课，一般采用包税制，即规定某场一年应纳税额，责民交纳。明朝初年，金银之课甚轻。福建各银场税课仅二千六百七十余两，浙江岁课二千八百余两。永乐以后，银谭稍增，福建银课岁额三万二千八百余两。万历以后，由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对金银的追求越来越迫切，于是以开银矿的名义，大肆掠夺百姓，坑冶之法由此而滥，并成为扰民的渊薮越来越迫切，于是以开银矿的名义，大肆掠夺百姓，坑冶之法由此而滥，并成为扰民的渊薮
明铁冶较宋元发达。洪武末，令民自由开采，国家抽课，三十分取二分，以后禁民私贩，私贩铁者如私盐法。
至于铜、汞、朱砂、青绿等矿，开采甚少，纳课甚微。
四、洒醋课
明初实行禁酒政策，直到后期，酒的生产也没有多大发展。由于酒的生产没有发展起来，所以洒课不占重要位置。而且酒税不上缴中央，令收贮于州县，以备其用，实质是一种地方税。酒税税额一般以酒贡为计算单位，每十块酒曲，收税钞、牙钱税、塌房钞各三进四十文，或征曲量的百分之二。醋在明朝已不属禁榷之物，征税亦甚轻。
五、商税
明朝初年，实行鼓励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所以商税制度简约。商税的征收机构为各地课税司局，国家对课税司局虽规定限额，但不务求增余。朱元璋认为：“税有定额，若以恢办为能，是剥削下民，失吏职也。”对不完成定额的税课司局，只核实而不问罪。课征办法因课征对象不同而异，对行商、坐贾贩卖的各类手工业品一般估算货物的价值，从价计征；对竹木柴薪之类，实行抽分；对河泊所产，征收鱼课。课征手段有本色，有折色。一般多以钞、钱缴纳。税率一般为三十分之一，且免税范围极广，凡嫁娶丧祭之物，自织布帛、农器、食物及既税之物，车船运自己的物品，以及鱼、蔬、杂果非市贩者皆可免税。只是买卖亩宅、牲畜要纳税，契纸要纳工本费(洪武二年规定每线契纸为工本费四十文)。为简化商税征收手续，还多次裁并税务机构。洪武十三年，一次裁并岁收额米不及五百石的税课司局三百六十四处，其税课由府州县带征。为了防止税课官吏的侵渔。规定在征收商税之地设置店历(即登记册)，登记客南姓名 人数、行止日期等内容，以备核查；同时明示征收商税的货物名称，未标明需要税的货物，均行免税。
明初还采取了一系列便于商人交易的措施，如洪武初年，南京(当时为京师)军民的住房，均由官府供给，因城内住户过多，无空地以供商人贮存货物，商人皆贮货于船仓内或城外，这样既不便于商人交易，又易受牙人(经纪人)要挟，于是国家在南京沿江地方筑屋，名为塌房，以贮商货。凡至南京客商，皆贮货于此，交易时，只准买卖双方进入塌房，禁止牙行出入。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规定，在塌房贮货的客货，以三十分为率，须纳二分官收钱，即后人所的说“塌房税”。另取三十分之一的免牙钱和三十分之一的房钱，此二者均用于支付看守塌房者的费用，而不属于税。永乐时，又将这种办法实行于北京。
明朝新增商税税目有如下诸种：
1�市肆门摊税。市肆门摊税，始于仁宗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正月。当时，统治者认为钞法不通，是因为对客商所贮之货不征税及售货门市阻挠所致，于是便对两京以贩卖为主的蔬果园不论官种或私种，一律征税，对塌房、库房、店舍等贮货者亦开始征税，骡驴车雇装载者，也征税。这些税收均须以钞缴纳。这种税，称门肆门摊税，或称市肆门摊课钞。到宣德四年，市肆门摊课钞推行于全国，税课增加了五倍。此后，这种以流通钞法为目的而课征的商税，更成为经常性的税目。
2�钞关科。钞关税行于宣德四年，目的也在于通行钞法。所钞关税，即在郭县、济宁、徐州、淮安、扬州、上新河、浒墅、九江、金沙州、临清、北新诸沿运河和沿江要地，设征税关卡，对“舟船受雇装载者，计所载料多寡、路近远纳钞。”所设的关，称钞关。钞关初设时，只征钞，后来时或征银，所征之钞或银，称钞关税。钞关税初行时，只对受雇装货的过往船只征税，税额按船的梁头座数和船身长度计算，这种税称船料或船钞。如遮阳船头长一丈一尺，梁头十六座，算作一百料。宣德四年规定每百料，收钞百贯，后减为六十贯。成化时，船料钱钞中半兼收。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定制以银缴纳，每银五厘，折钞一贯；银一分，折钱一文。船钞税一般不税货，只税船，惟临清、北新兼收货税，其所榷本色钞、钱归于内库，以备赏赐；折色银两、归于太仓，以备边储。
3�工关税。工关税，系由工部派官，在芜湖、荆州、杭州三关置抽分竹木局，设官抽分竹木，以其税充工部船舶营缮之用，故名工关税。后抽分局属户部，但仍由工部代营。抽分竹木局的抽分对像为客商贩运的柴草、竹、藤、木、炭等；税率因时代不同而有高低，因品种不同而为等差。如柴草之属，一般三十分取一；黄白藤等，一般三十分取二；松木、松板、檀木、梨木、木竹、木炭，一般十取其二。英宗正统时三十分取四，天顺时二十分取六，宪宗成化时十分取其一。工关税一般以实物缴纳，称本色；以后时有以银、钞缴纳者，称折色宗成化时十分取其一。工关税一般以实物缴纳，称本色；以后时有以银、钞缴纳者，称折色
4�商税杂敛。除上述三种主要税目外，尚有一些杂敛，如武宗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始征泰山碧霞元君祠香钱。又有门税，即在京城九门征收通过税。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于淮安征收过坝税，即对通过淮安坝之米麦杂粮所征之税，税额为一石征银一厘，以充军饷。穆宗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又每石搬运费一厘抽四五毫，叫脚抽。更从斛夫所得的每石工钱一厘五毫中抽取五毫，称斛抽。这些税征收数额甚微，但扰民滋甚。
明商税税额，弘治时课钞四千六百一十八万余贯，折银十三万八千五百四十两；嘉靖时，课钞五千二百零六万八千余贯；万历以后，横征暴敛剧增，所征课钞不可胜数。
六、市舶课
明朝市舶的含义与宋、元不同，宋、元对进行海上贸易的中外船只，均称市舶，明朝则专指在中国近海停舶之外国商船，商舶专指中国居民载土产运往海外贸易的商船。
明朝实行贡舶制度，即海外诸国来华贸易，必须向明朝廷进贡，进贡后则准其贸易，如不进贡则不准贸易。其市舶原则，既无财政目的，又无互通货贿的意义，唯以通好、怀柔为原则。在这种原则指导下，明朝对海外诸国来华贸易的货物，不征市舶课，有时官府对海舶带来的货物实行抽分，但却从优偿给其值，这种抽分实是官府高价收买而已。对于贡品，国家亦高于原价给其值。至于国内商船则实行禁海政策，一般严禁出海，只有官府派官率船出海，如郑和七下西洋即属于此。但其目的不在于进行贸易。只是招抚远人。明代也设有市舶司，但只负责贡舶管理和监视，通报敌情，不负责商舶的管理和征税。
商舶的发展是在明后期万历年间。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巡抚刘尧海以船税充饷，“岁以六千两为额”。于是制定海税禁约十七章。自此，唯不准去日本贩日货通倭寇，去其它海外诸国皆可。
征税的原则，有水饷、陆饷、加增饷之分。所谓水饷，即以船的广狭为准，饷出于商船；所谓陆饷，即以货之多寡，计值征饷，春饷出于铺商；所谓加增饷，即去吕宋岛(在今菲律宾)的商船返回时所携带的商品甚少，征收水饷、陆饷不多，故对这些船加征一百五十两，称加增饷。
商船税课，万历四年为一万两，十一年为二万两，二十二年增为二万九千余两。
七、明后期工商税对人民的扰害及人民反抗矿盐、税监的斗争
明初的工商税政策有利工商业的发展，但当工商业有了一定发展之后，统治者追求财富的欲望也越来越强烈，他们不择手段地搜刮工商业者和广大消费者，致使工商税制度日趋紊乱，对人民的扰害也越来越大。尤其是矿税和商税，更成为百姓的沉重负担，严重阻滞了工商业的发展。
矿税之弊，源于太监领矿。英宗天顺时，曾派太监负责提督浙江、福建、云南、四川等银矿，宪宗成化中，开湖广金矿，“岁役民夫五十五万，死者无算，得金仅三十五两。”神宗成历二十四的(公元1545年)又大肆开矿，太监四出，皆给关防，他们假开采之名横索民财，陵轹州县。“时中官多横暴，而陈奉尤其。富家巨族则诬以资矿，良田美宅则指以为下有矿脉，率役围捕，辱及妇女，甚至断人手足投之江，其酷虐如此。”
自穆宗隆庆以后，凡桥梁、道路、关津皆私擅商税，罔利病民。神宗万历两宫三殿灾后，营建费用浩繁，于是大增天下商税，以充其费。万历二十六年设立榷税使，由太监担任，四出征税。“水行数十里，即树旗建厂(抽税机构)。视商贾懦者肆为攘夺，没其全资，负戴行李，亦被搜索，又立土商名目，穷乡僻坞，米盐鸡豕，皆令输税。”“九门税尤苛，举子皆不免，甚至击杀觐吏。”当时，“中官遍天下，非领税即领矿，驱胁官吏，务 削焉。”
太监以开矿、征税为名，勒索百姓，民不聊生，终于激起民变。万历时，民变事件各省均有，例如万历二十七年陈奉在荆州督税激起民变，至武昌又激起商民暴动，商民万余人将阿奉同党五、六人抛于江中；高淮在辽东督税，激起前卫屯军哗变及锦州松山军变；潘杨在江西为税监，激起景德镇窑工的反抗，烧毁官窑厂房；万历三十年高 在福建苛征市舶税激起民变，又督闽粤矿税，再次激起民变；杨荣在云南领矿，激起民变，民众万人，将杨荣投入火中；万历二十八年蔚州矿工暴动，潮州民变；万历二十七年，临清民变，杀死马堂的党羽三十余人；万历二十八年，孙隆在苏州征商，激起民变，击毙孙隆的爪牙二人，捶死税官多人十余人；万历二十八年，孙隆在苏州征商，激起民变，击毙孙隆的爪牙二人，捶死税官多人
明朝末年反矿监、税监的斗争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参加斗争的有手工业工人、小商人、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一些工商业者、中产以上的商人、作坊主、窑主也参加了这一行列。这次斗争是以手工业工人、贫民为主的反封建压迫的一次斗争，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这次斗争是以手工业工人、贫民为主的反封建压迫的一次斗争，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摘自《中国赋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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㈨ 试分析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作用和局限性有哪些
最能表现太平天国农民阶级局限性的事件
天京事变 发生于1856年的中国清朝后期的太平天国，为太平天国内讧的开始。
1856年6月，太平军攻破向荣的江南大营，解天京三年之围。向荣死于8月9日的消息传入南京后，东王杨秀清借口西线紧急，调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赴前线。天京于是只剩天王洪秀全和杨秀清。
约8月22日，东王称 “天父下凡”，召天王洪秀全到东王府。天父“上身”的东王对天王说:“你与东王皆为我子。东王有咁大功劳，何止称九千岁？”洪秀全说“东王打江山，亦当是万岁。”天父又问“东世子岂止千岁?”洪说“东王既称万岁，世子亦当是万岁，且世代皆万岁。”天父大喜说“我回天矣。”
洪秀全回宫后，以东王有篡位之心，调动女兵防守王城，又密诏北王，翼王回京。9月1日，北王韦昌辉率三千精兵赶回南京。当夜联同燕王秦日纲攻入东王府。东王被戮，东王府内数千男女，包括东王妻妾五十四人同被杀尽。之后北王以搜捕“东党”为名，大捕异己。太平天国干部将士及平民同样被诛。一日一夜被杀者两万余人。
翼王石达开十余日后到天京，进城晤北王后，夤夜匆忙缒城而去。北王未能捉拿石达开，尽杀其家属及王府部属。石达开求天王杀北王以谢天下。后北王叛变攻打天王府，但最终败于忠于天王的将士及东王余众，北王韦昌辉死于乱军之中，天京事变亦告一段落。
天京事变后，洪秀全以天京无人，召石达开回朝。后来石达开见洪氏兄弟当权，于是再度出走缒城逃命而去。
简析太平天国失败的根本原因
作者：雷华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1176 更新时间：2004-9-3
摘要：过去不少教师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分析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时，都把“中外反动势力相勾结、反革命力量过于强大”归结为失败的根本原因，笔者认为这种分析有不当之处。并就此谈谈个人的一点胅浅看法与大家商榷。
关键词：农民阶级 局限性
十九世纪中叶，在我国广阔的土地上爆发的太平天国革命战争，持续十四年，遍及十八省，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深远的一次农民战争。但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未能推翻封建制度而以失败告终，究其根本原因：过去不少中学历史教师都认为是“中外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力量过于强大”。这种分析只看到了事物的表面，而没有看到了事物的实质，个人认为，太平天国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民阶级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
一
历史告诉我们，农民起义要推翻封建剥削制度，取得解放，必须有先进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而太平天国时期并没有出现先进阶级及其政党，有的只是农民阶级，而农民阶级本身并不代表先进生产力，提不出正确的革命纲领。就以太平天国纲领性文献《天朝田亩制度》而言，《制度》的进步性在于平分土地的措施上，它强烈地反映了农民渴望土地和摆脱封建剥削的要求，但单凭平分土地的措施，并不能废除封建剥削制度，也无法达到“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因为平分土地不仅不能改变小农经济的社会结构，反而会助长私有制的发展，贫富两极分化就会重复出现。正如马克思所说：“平均分配办法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
《制度》中实行财产公有，这完全违背了农民的意愿。太平天国初期有的占领地曾出告示：“天下农民谷米，商贾资本，皆天父所有，全应解归圣库，大口岁给一石，小口五斗，以为口食而已。”可结果呢？“此示一出，被惑乡民方如梦觉，然此令已无人理，究不能行，遂下科派之令。”由于财产公有行不通，而军储却一日不可缺，无奈只得回到允许地主继续收租的旧秩序中来。原因何在呢？《制度》中一面企图把社会经济改造成齐一化的清一色的小农经济，另一面又企图在小农经济上面强加一个原始的、落后的类似农村公社的组织，这就必然会产生原有的私有制和人为的公有化的矛盾。再说把农民多余的产品实行公有化，农民中谁劳动力强，谁收获多，谁就会被公有化得多。这就会出现“多劳少得，少劳多得”的不合理现象，农民“嗟怨”之声就在所难免了。在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的情况下，“无处不均匀”的社会只能是一个遥远的憧憬。史实说明，财产公有措施在当时是违反经济发展规律的，是超出了历史所允许的范围的。这启示我们：对私有制的攻击，对公有制的要求，并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是革命的、正确的。然而太平天国的领导们就未能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不顾客观不尊重经济规律，片面地求“大”求 “公”，最终理想化作泡影，这充分说明了封建社会农民阶级的狭隘性、盲目性。
二
农民阶级的劣根性、使太平天国的领导人滋生了自由散漫、腐化堕落、狭隘自私的心理行为。思想的蜕变使太平天国政权后期封建化尤为严重。定都天京后，无论是职官制度、等级制度、还是在礼议方面，大抵都沿袭封建专制政权模式，他们无法摆脱封建主义的影响和束缚，把革命中夺取来的权力很快演变成自己的封建特权。如据“天条”规定，一切官兵百姓均不得嫁娶婚配，但天王和各王，却可以“广置姬妾”、“妃嫔在武昌选出四十人，至江陵选百把人，陆续增添，大约不满二百人。”洪秀权还在天京修建天王府，“城围十余里，墙高数丈，内外两重，外曰：太阳城，内曰：金龙城，殿曰：金龙殿，苑曰：后林苑，雕琢精巧，金碧辉煌。” 洪秀权把自己关在“林苑芳菲，兰桂迭妍”的宫墙内，过着“金玉堂中快乐多”的生活，无聊之余，只能写些自我歌颂和训戒后妃的顺口溜：“万方万郭万来朝，万山万水万飘摇，万里万眼万钻至，万知万福万功劳。”他一再重复自己是“月”是“太阳”。动辄训斥自己的后妃。由此可见，政治思想的封建化是与生活上的腐化相伴而生的。
“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的重大事件。它是一个大乱子，一幕大悲剧。它使太平天国的一些领袖们，不是为农民起义的理想而献身，而是在“天国”兄弟的刀锋下丧身。它使成千上万的身经百战的农民革命战士，不是牺牲在对清军鏖战的沙场上，而是倒在天京自相残杀的血泊中。这个大惨剧使一个方兴未艾屹立在东南半壁的太平天国由盛变衰。然而自“天京事变”后，洪秀权非但不从血雨醒风中总结有益的教训，还从此不相信外姓。先是逼走了翼王石达开，接着便大权独揽，宣布“主也是朕做，军师也是朕做”；在朝中大搞任人唯亲，首先重用他的外孙萧有和，第二重用他的兄长洪仁发、洪仁达。萧有和还只十岁的时候，权力已经达到“幼西王出令，有不遵幼西王者，合朝诛之”的地步。后来他竟要把太平天国变成一个“父子公孙”、“江山万年”的国家。
太平天国原以“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反封建思想为出发点，而却以“肃体统、大一尊、一人垂拱于上、万民咸归于下”的封建政权为归宿，其根源深藏在物质的经济事实中。农民是小生者，他们既分散又落后，他们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来代表他们，来主宰他们，而这个主宰除了“帝王”外，就找不到别的了。因此，旧式农民起义的领袖们，往往用平等思想来打天下，而以帝王思想来坐天下，这就不足为怪了。
综上所述，太平天国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由于缺乏先进政党的领导，没有科学的理论作指导。他们过早过急地搞封建专制主义，希冀在利用拜上帝会来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社会，这种披着宗教外衣的斗争方式，具有狭隘性、盲目性，伴随斗争进程的发展，农民阶级的种种弱点便逐渐显露出来，这就不免使太平天国的领导集团在政治上、军事上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因而注定革命必将以失败告终。
参考资料：http://www.yhlw.com/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464以推翻清王朝为目标的太平天国运动，历时14年，势力席卷十八个省市，沉重打击了晚清王朝。只是由于农民阶级自身的局限性，不免最终失败。但对晚清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拟对太平天国对晚清政治的影响，作一探讨。只是囿于资料的限制和学识的浅薄，文中定有许多不足和错误之处，恳请方家提出批评和修改意见。
一是导致中央集权的衰落和地方督抚权力的膨胀。
主威素重，权集中央，地方几无独立之权，这是咸丰以前清朝政治的显著特色。随着太平天国的兴起和不断发展，为镇压太平天国，清朝派出了大量的八旗兵和绿营兵，但都无济于事。为此清政府先后委派官员数十人到各省举办团练。这样，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应运而生，并且成为镇压农民革命的主力。清政府不得不逐渐赋予湘淮将帅以越来越大的权力。比如，曾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节制江浙皖赣四省军务。这样一来，自咸丰以后，“主威素重”，权集中央的状况被打破了，逐渐形成内轻外重，督抚专政的局面。具体表现为：
1、军权下移，督抚掌握了半地方化和半私人化的军队。咸丰以前，清朝军权由皇帝独揽。中央征调军队，督抚不敢怠慢。自咸丰时起，湘淮军及其以后张之洞的“自强军”，袁世凯的北洋军等，都成了半地方化、半私人化的军队，并不绝对听命于中央。“兵部除绿营之外，各省勇数且不能知，若一旦出警，各省皆自顾疆圉，不能恤人”。（康有为：《官制议》，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53页。）
2、财权下移，督抚逐渐掌握了地方财政大权。
皇帝掌握军权与中央集中财权互为表里，督抚掌握军权也是与他们掌握财权密切相关的，清代前期与中期一切财权统于户部，通过制定收支科目和收支标准，保证一切财政收支都作为国家收支，从而实现中央对财政大权的控制。各省布政使司、盐运道、粮储道系户部的派出机构，分掌一省财政。但到1852年，太平天国控制长江流域富庶省份之后，中央财政收入锐减，无款可拨，各省于是截留税收，自己筹饷，以资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于是财政大权逐渐下移。1853 年，清廷谕令：“按年定数指拨解部”。（《洋务运动》第三册542页）。这一谕令赋予了地方督抚控制财权的合法权力。这样，中央集中财政的体制遂限于瓦解。中央财权旁落，地方督抚遂逐渐掌握了地方财政大权。
3、人事任免权下移，督抚扩大了对官吏的支配权。
清代中期以前，行政人事权统于中央。但由于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督抚军权与财权的扩大，他们（指督抚）往往以军务紧张为由，不拘常例，奏调保举人员。《清史稿》称曾、胡“荐贤满天下，卒奏中兴之功”。由于曾国藩权势日大，清廷甚至屡次下谕令其保荐督抚大员。这样，“外重内轻”的局面逐渐形成了。
总之，太平天国打乱了清王朝高度中央集权的统治秩序，为湘淮军的崛起提供了契机。清政府依赖湘淮军镇压太平天国，就不得不赋予他们以极大的权力，从而为督抚专政制造了历史前提。这样，清王朝中央集权遭到严重削弱，而地方督抚权力得以膨胀。
二是导致满汉力量对比的变化。
清王朝是由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后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是满汉地主阶级联合压迫各族的政权。但是，满人的特权，满洲贵族对汉族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也是清朝始终存在的严酷现实，满汉矛盾始终是清朝的一对重要矛盾。满洲贵族享有世袭特权，以征服者自居，满人在数量上仅占汉人的八十分之一，但却占据行政官额的一半。这样一种情况在太平天国期间产生了变化，使满汉力量的对比向着有利于汉族方向发展。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的崛起造成了清王朝中央集权的衰落，造成了统治阶级中满汉力量对比的变化。特别是在道光和咸丰年间，汉人巡抚占到70%以上，也可证明太平天国运动为汉人获得权力提供了机会。满人政治地位日渐衰败，汉人政治权力日渐增长。在这种政治权力的再分配中，汉人的地位得到明显增强，导致离心力的扩大，使满洲贵族的统治基础日益动摇。为以后辛亥革命的振臂一呼，各省纷纷响应独立，使清朝顷刻土崩瓦解，不能不说是准备了条件。
三是促使清王朝实行对外开放和洋务运动。
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逐步成为一种发展方向。但清政府长期的闭关政策，使清朝昧于世界局势，一味的“夜郎自大”，成为中国近代化的主要障碍。太平天国沉重打击了腐朽的清王朝，建立了一个与之对峙的政权，成为清王朝的一大“心腹之患”。与此同时，英法联军乘机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加紧侵略，逐步把中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当中，成为清王朝的“外患”。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筹应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四。）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开始寻求一种比较现实而有效的办法，以解除内忧外患。这样，开明，务实的洋务派也就应运而生了。他们坚持对外开放，陆续创办一批军事企业、民用企业、近代海军，创办新式学堂和派遣留学生，从而推动了中国近代化，使之迈出了艰难而凝重的一步。尽管并非情愿，但是它是顺应中国历史发展趋势的。至少，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为洋务派的崛起提供了一个契机，为中国近代化迈出了第一步。
总之，正是太平天国运动，为曾、左、胡、李登上历史舞台提供了契机，他们既是地方势力，又是汉族官僚，同时又是洋务派人士。他们的活动推动了社会变革，对晚清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正表现了太平天国的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