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和國外金融機構的發展趨勢

① 國際國內形勢發展趨勢

一、世界經濟下行風險增大

2018年下半年以來，全球主要經濟體復甦動力減弱，增速出現放緩跡象。2019年，世界經濟增長下行風險加大，不排除硬著陸甚至局部地區爆發危機的可能。

首先,世界經濟增長前景不容樂觀。國際機構普遍下調世界經濟增長預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計2019年世界經濟增速為3.7%，認為全球范圍內經貿摩擦驟然增多，政策風險重新上行，基於規則的多邊貿易體制被削弱，在全球經濟發展不確定性升高的環境下，經濟增長下行壓力明顯增大。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也將2019年世界經濟增速由此前預測的3.7%下調至3.5%，認為受貿易緊張局勢加劇、金融環境收緊以及新興經濟體增長放緩影響，全球經濟的強勁增長已經見頂，下行風險增加。

其次,全球貿易環境趨緊，局部金融風險增大。以特朗普政府推行的「美國優先」政策和英國「脫歐」為代表，美、歐貿易保護主義風險抬頭。世貿組織報告指出，2017年10月至2018年10月，世貿組織成員實施的貿易限制措施所覆蓋貿易總額同比擴大了7倍多；國際貿易環境正面臨系統性挑戰，呈現以單邊關稅政策取代各國協調制定的關稅政策的危險趨勢，全球貿易量面臨縮減的巨大可能性。局部地區特別是新興市場的金融風險明顯上升，美聯儲加息、美元升值引發國際資本大幅迴流美國，加之國際貿易摩擦加劇，造成土耳其、巴西、南非等新興市場金融動盪。

最後,主要經濟體均面臨嚴峻形勢。IMF指出，受國內政治、社會問題及外部貿易摩擦影響，2019年美國經濟增速或降至2.5%，並認為2020年美國情況將更為嚴峻。美國摩根大通、高盛等金融機構甚至預計，2019年美國經濟增長率將逐季放緩，第三、四季度將降至2%以下。歐洲在穩定、制度和規則等方面仍然挑戰巨大，經濟面臨多重下行風險。目前英國「脫歐」前景不明，義大利與歐盟分歧凸顯，歐洲債務問題仍無妥善解決方案。歐洲央行預計2019年歐元區經濟增速僅為1.7%。日本由大規模貨幣寬松政策刺激的經濟增長動力漸失，市場普遍預計2019年日本經濟增速將降至1%以下。

二、大國戰略競爭恐將進一步升溫

2018年大國競爭重回國際政治舞台中央，2019年大國間的復雜矛盾將繼續發酵，激烈斗爭將繼續上演，大國戰略博弈恐將加劇，未來大國軍備競爭乃至局部地區發生直接軍事摩擦的風險明顯上升。

一是美國日益成為加劇大國競爭的主要「源頭」。美國國家戰略已將大國競爭作為首要關切，強調以「美國優先」重塑國際秩序與大國格局。對內，力圖重建經濟實力的長期性基礎，重點夯實製造業和國防工業基礎，宣布將全面加大對國防「再投資」。對外，加緊謀求單邊優勢，在經貿、氣候變化、伊朗核協議、軍費分擔問題上與歐日等主要盟友齟齷不斷，與俄羅斯在敘利亞、烏克蘭、核軍控、北約東擴等問題上針鋒相對，導致大國矛盾和戰略競爭全面升級。

二是中美戰略博弈或持續加劇。美新版國家安全戰略、「2019年國防授權法」等均將中國看成美國面臨的「首要挑戰」，公開提出「中國戰略目標是取代美國的全球優勢地位」，不斷炒作中國是國際秩序的「修正者和挑戰者」，渲染製造「中國威脅論」。近期中美雖就暫停經貿摩擦升級達成共識,但美國通過「極限施壓」迫使中國讓步的圖謀未變，其全面防範、壓制中國擴大影響力的戰略方針未變。未來一段時期兩國圍繞經貿爭端、台灣問題、南海問題、網路安全等熱點博弈還會持續。

② 國際資本市場的發展趨勢

自20世紀初期起到20世紀50年代，國際資本市場開始在資本的國際配置中發揮積極作用，其活動表現出如下特徵：
1、國際資本市場推動國際資本由歐洲湧入美、澳等當時的新興市場國家
一般認為，古典金本位盛行的1870年到1914年的50年間，國際資本保持高度流動性，並大量由歐洲湧入美國和澳洲等地區。1914年前後，英國的年平均資本流出量佔GDP的5%到9%，法國的資本流動佔GDP的2%，德國為3%左右。而在資本輸入國中，澳大利亞的資本流入占其GDP的9.5%，加拿大的資本流入占其GDP的6%。
2、公共機構是國際資本市場活動的主體。當時的國際資本市場活動主要表現為：借款國家政府和部門大量向英國、法國和德國的資本市場發行固定利息債券；美國的債權人在國外建立子公司，通過持有過半數的股權（或獨家經營）對其進行控制等。
3、國際資本市場具有很強的波動性，尤其是國際債券的利率隨時間及國別的變化而出現大幅度調整。
4、資本流動因資本輸出國和輸入國宏觀經濟狀況變化及突發性政治經濟事件而初現上升和下降的大起大落。1929-1933年全球性金融危機引發的大蕭條，導致普遍的債務違約，嚴重打擊了國際資本市場的活動。30年代，在貨幣貶值預期普遍存在和戰爭及政治迫害等因素的影響下，資本運動大部分採取了短期資金外逃的形式。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國際范圍的私人銀行貸款和證券投資受到相當程度的抑制。資本無法突破地域限制，更多地表現為在貨幣發行國境外的流動，市場交易行為也大多發生在國外，即歐洲美元交易。
該時期國際資本市場活動的特徵是：
1、國際資本市場活動停留在歐洲市場及歐洲貨幣的范疇。在戰後廢墟上崛起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構築了二十世紀後半期國際金融秩序的基礎，同時，該體系的核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有關協定則明確了布雷頓森林體系下國際資本流動的基本規范。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實施初期，各國普遍對資本流動進行不同程度的控制，嚴格控制下的資本繞開管制在貨幣發行國境外流動，形成了歐洲資本市場的雛形。歐洲資本市場既是銀行間市場，又是政府籌措資金的市場，同時還為大公司提供借貸服務，商業銀行是該市場的核心。歐洲資本市場資金來源廣泛，數額龐大，以多種兌換貨幣計值，充分滿足各種借款需要，商業銀行經營自由，貸款靈活簡便，資金安排迅速。
2、資本流動形式集中表現為官方援助和直接投資。在二戰結束後很長的一段時期內，資本流動的主流是大規模的國際援助，以及逐漸復興的直接投資。二戰後歐洲重建計劃引起了龐大的官方資本流動。美國政府實施的馬歇爾計劃和杜魯門的第四援助計劃導致美元大量流入歐洲。從1945年7月1日到1955年6月30日，美國在馬歇爾計劃下，向聯邦德國提供貸款38.7億美元，1945年12月，美國與英國簽署財政協定，美國向英國提供37.5億美元的低息貸款。
3、美國在主導官方資本流動的同時，也成為私人資本流動的主體。根據OECD的國際資本市場統計，1951年，國際債券的發行總額為9.954億美元，其中，在美國市場發行了9.226億美元，占國際債券發行總額的92.69%，整個50年代，美國為國際債券發行提供了71.601億美元的資金來源，占當時融資總額的78.21%。進入60年代後，美國商業銀行紛紛擴大國際業務，在國外尤其是歐洲開設分行，這些銀行利用其持有的巨額資金，積極發展信貸業務，為歐洲貨幣市場提供了新的資金來源。 1973年，隨著匯率制度由固定向浮動的轉變，美國和其它一些國家逐漸解除對跨境資本流動的控制，國際資本流動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該時期對資本流動產生決定性影響的是1973-1974年和1979-1980年的兩次石油危機及石油美元的產生。
1、石油危機與石油美元
石油作為一種重要的能源，自70年代起開始取代煤炭，成為世界能源消費的主要部分。石油的生產和消費極不平衡，美國、歐洲和日本所生產的石油不到全球總產量的20%，其石油消費量卻佔全球總消費量的70%，不得不大量依靠進口，石油價格的變動直接影響全球經濟的表現。
中東國家是主要的石油生產國，1960年9月，第三世界石油生產國建立了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致力於改變長期形成的油價過低的不合理局面。70年代起，OPEC成員國通過參股和收歸國有等措施，逐步掌握了自己的石油資源。
70年代初美元匯率下調，西方工業國的製成品價格相應上漲，由於石油貿易以美元計價結算，石油出口收入跟隨美元匯率持續下降，石油生產國蒙受重大損失。1973年10月中東戰爭爆發後，OPEC成員國一方面加快石油生產國有化進程，另一方面大幅度提高石油價格，石油價格從此前的每桶3.01美元提高到1974年1月的11.65美元。1979年1月，OPEC再度提高油價，把每桶原油定價調整為14.327美元，到1981年10月，國際市場油價上升到每桶34美元。
石油價格的大幅度上升對世界經濟產生了重大影響，尤其是嚴重依賴石油進口的經濟體遭受了嚴重的外部沖擊，國際金融市場主要貨幣匯率的靈活調整為這些經濟體吸收這種外部沖擊提供了可能。
隨著石油價格的大幅度上升，OPEC成員國的國際收支經常項目出現巨額順差，1974年達651.7億美元，1980年達928.4億美元，1973年到1981年順差累計達3360.7億美元。這就是所謂的石油盈餘資金，由於石油盈餘資金大部分以美元表示，所以又稱石油美元。
2、石油危機時期全球資本流動的特徵
石油危機時期資本流動的特徵表現為：
①石油美元的積累及流動推動了歐洲資本市場的進一步發展。在OPEC成員國可供運用的資金中，約有三分之一投放在歐洲貨幣市場，大部分採取歐洲美元存款的形式。在1981年歐洲貨幣貸款總額900億美元中，阿拉伯銀行佔了26.5%。所以，歐洲資本市場在提供渠道促使石油美元迴流的同時，也獲得了自身進一步發展的新動力。
②石油美元的流動掀起了私人商業銀行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貸款的高潮，也為拉美債務危機的爆發埋下了伏筆。第一次石油危機後，非產油的發展中國家出現了長期、巨額經常項目赤字，不得不大量舉借外債，資金需求快速上升。OPEC成員國組織為獲得發達國家比較安全的資產，把大部分石油美元貸給了發達國家的私人商業銀行。而70到80年代，發達國家經濟普遍停滯，名義利率停留在低水平，扣除物價因素後的實際利率則為負值，私人商業銀行便增加對非產油發展中國家的貸款，獲取更高的利息收入。石油危機期間，國際資本市場的籌資活動顯著增加，尤其是非OECD國家的籌資額成倍上升。
1982年後，OPEC成員國開始出現經常項目逆差，石油美元的累計過程被迫中斷，這樣，發達國家私人商業銀行向非產油發展中國家發放貸款的資金來源無以為繼，發展中國家獲得國際貸款的條件急劇惡化。 進入80年代，由於多數中等收入的發展中國家淪為債務沉重的借款國，面臨著債務還本付息的困難，資本流動開始顯示出收縮跡象。
從1973年到1982年的十年間，非產油發展中國家的對外債務總額從1031億美元增加到8420億美元，每年增加18.8%，其中，政府貸款的年增長率為14.5%，私人貸款的年增長率為19.4%，私人信貸在貸款總額中的比例達60%到75%。在居高不下的外債總額中，短期信貸高速增長，國際債務期限明顯縮短，浮動利率債務比例大幅度上升，到1980年已經超過全部外債的40%。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外債償付壓力不斷上升，從1973年到1982年，還本付息額由179億美元增加到932億美元，還本付息額占出口收入的比重（償債率）由15.9%提高到23.9%，其中利息支付額占出口收入的比重由6.1%增加到13.2%。
在非產油發展中國家過度借貸、結構失衡的同時，80年代起，國際市場環境的變化直接導致了該類國家償債危機的爆發。1980年，西方國家先後出現嚴重的經濟衰退，發達國家的實際國民生產總值和世界貿易增長率開始下降，到1982年出現了負增長，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急劇惡化，進口需求大幅度下降，出口收入快速下滑，經常項目逆差上升，外債還本付息能力降低。
在西方國家經濟持續衰退的同時，美國里根政府採取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出現了高利率、高匯率、高通貨膨脹率三高現象。
由於非產油的發展中國家外債以美元計價的比例很高，美元匯率的上揚直接加重了該類國家實際的債務清償即流向債權國的本金和利息的負擔。
由於美國利率居高不下，其它發達國家也相繼隨之提高利率。七個西方主要工業國短期資金的平均名義利率從1979年的9.2%上升到1982年的12.9%，長期資金的平均名義利率從1979年的9.3%上升到1982年的12.4%。由於發展中國家浮動利率外債超過外債總額的40%，利率的上升導致償債壓力的上升。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計算，國際金融市場利率每提高一個百分點，非石油出口國將多付40億美元的利息，以此推算，巴西和墨西哥將為此多支付7.5億美元的利息，非產油發展中國家將多支付近200億美元的利息。因此，1979年後，許多非產油發展中國家借的新債主要用於支付利息。
在內外雙重壓力的作用下，1981年3月，外債總額為260億美元的波蘭政府無力償付數額為25億美元的到期債務本息，拉開了非產油發展中國家債務清償危機的序幕。1982年8月，墨西哥宣布全部外匯儲備基本耗盡，無力償還到期債務的本息；9月，第三世界最大的債務國巴西宣布急需175億美元的新貸款來解決清償困難；12月，阿根廷提出與西方債權者進行重新安排債務的談判。越來越多的國家捲入這場債務危機：在拉美，除哥倫比亞和巴拉圭外，其他債務國均相繼要求延長償還債務期限，在非洲，蘇丹、摩洛哥、多哥、中非共和國、馬達加斯加、扎伊爾、尚比亞等10國陷入債務危機的深淵，在亞洲，印尼和菲律賓也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申請援助解決債務支付問題。
債務危機爆發後，債務國政府、債權國政府、債權銀行和國際金融機構採取了一系列措施，逐漸遏止了危機的蔓延。但是，這場危機對國際金融市場的活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該時期國際資本市場活動特徵表現為：
1、資本流動規模擴張極不穩定。80年代初期，資本跨國流動的總量由年融資近2000億美元下降到1500億美元左右，累計下降幅度超過20%。1984年後，國際資本市場的融資總額又出現大幅度上升，三年間累計升幅超過70%，表現出很強的不穩定性。
2、發達國家間的國際資本流動受債務危機的影響程度輕微，並在短時間內快速恢復。1982和1983兩年，OECD國家的資本流入分別下降了14%和11%，下降程度略高於國際資本市場的平均水平。但是，1984年後，OECD國家的融資規模快速上升，資本流入數量超過了債務危機前的總水平。
3、發展中國家的資本流入進入長收縮期。非OECD國家的國際資本市場融資在1981年達到歷史最高水平419億美元後，進入長達6年的下跌期，年度融資總額一度下降到211億美元，比1981年下跌近50%。一直到1993年，非OECD國家的資本流入才超過1981年的水平，達653.42億美元。因此，在債務危機的影響下，發展中國家的資本流入收縮期長達10年，這剛好是拉丁美洲國家失落的十年。 1988以後，資本流動的規模獲得前所未有的發展，資本的跨國流動進入一個新的全球化的發展階段。
國際資本市場的籌資總額，由1988年的3694億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8322億美元，增長了一倍以上，到1998年，以國際債券發行、銀團貸款和其它債務工具為主要內容的國際資本市場融資額達12247億美元，比兩年前增長了近50%。
附表1國際資本市場活動（1988-1995）（百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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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國際市場籌資總額 年度增長率% OECD國家籌資總額 非OECD國家籌資總額
1988 369393 21.64 332318.1 26557.5
1989 385313.6 4.31 347776.2 24605.8
1990 361430.9 -6.19 316653.5 29358.8
1991 432500.4 19.66 379478.2 38022.7
1992 458255.1 5.59 404420.8 32960.2
1993 625835.9 36.57 539776.5 65348.2
1994 669702.1 7.01 587336 69992.9
1995 832243 24.27 732169.3 82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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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OECD 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s Statistics1950-1995
80到90年代以來的國際資本市場活動最顯著特徵是資本流動的全球化，具體表現為：
1、資本跨國界流動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力大幅度上升。
在資本流動總量大幅度增加的同時，資本跨國流動與其經濟規模的相對比例顯著提高，國際清算銀行依據國際收支統計資料計算的證券跨境交易資料顯示，1975年到1998年間，西方國家各類證券在居民和非居民之間的交易總額在GDP中的比重迅速上升，美國由4%上升到230%，德國由5%上升到334%，義大利由1%上升到640%，日本由2%上升到91%，其中，增長最快的時期集中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
2、資本流動的速度快速上升，資本流動性達到很高水平。
在資本流動規模快速擴張的同時，金融技術的日新月異，金融創新的大量使用，以及各類金融衍生工具的開發和普及，大大提高了國際資本的流動速度。根據國際清算銀行對全球外匯市場的名義日交易金額的調查，到1998年4月，該交易額已經超過1.5萬億美元，比上次統計的1995年增長近50%，三年間的年平均增長率是14%，大大超過1992到1995年的9%。顯然，外匯市場的交易規模的擴大在不斷加速。
3、更多的國家和地區以更有利的條件進入國際資本市場。
在本階段，新興市場國家再度成為資本流動的重要目標，發展中國家進入國際資本市場的條件顯著改善，參與國際資本市場活動融通資金的國家越來越多，各類資本市場進入的障礙和藩籬紛紛消除。
4、國際資本市場的價格呈現趨同趨勢，利率的波動具有明顯的聯動性。資本流動的全球化使不同國家和地區在國際金融市場的融資條件趨於一致，不同國家的利率差距縮小。過去20年間，主要工業國中央銀行基準利率差距不斷縮小，進入90年代後，美國、德國和日本的央行基準利率一度收斂於6%的水平，盡管此後又出現一定程度的分離，但總體升降趨勢基本同步，利差趨於穩定。此外，隨著歐元的出台，歐洲主要國家利率水平率先趨同。
從利率水平的調整看，西方主要國家央行的決策具有顯著的相關性，幾乎主要國家利率的每一次調整都會引起其他國家的快速響應。 綜觀國際資本市場市場的百年變遷，我們發展，推動國際資本市場全球化發展的主要因素包括：生產力的發展和國際分工的不斷深化及世界經濟的周期性變動，國際貿易發展，金融市場內在需求及利率變動、金融創新及金融自由化的發展，資本帳戶管理政策，國際貨幣體系，跨國公司，以及國際組織等方面。上述動力的屬性又可以劃分為：經濟金融發展的客觀需要和有關國家或國際組織人為推動兩部分。
在一般情況下，世界經濟和國際貿易本身的推動力應歸入客觀必然性類別；金融活動快速上升產生的內在推動力則兼具客觀必然性和人為推動兩方面的屬性，但是，相對而言，其客觀必然性的色彩更強烈一些；在資本帳戶開放進程中，發達國家的政策推動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這種開放過程又是更多的國家對外經濟貿易聯系不斷擴大的結果，因而同樣具有客觀必然性的一面；國際貨幣體系作為國際貨幣關系的准則，其總體政策取向更大程度上體現了西方主要工業國家的意願；跨國公司和國際組織政策調整可以全部歸入人為推動的范疇（詳見下表）。
在上述分析具有一定合理性的假設下，由上述七大因素推進的金融資本全球化進程總體上看是世界經濟、金融活動規律調整的必然結果，但是，又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部分發達國家的意志，具有人為推動的一面。
從另一個角度看，資本流動的全球化發展和國內金融市場的開放是金融自由化過程中相互聯系又各具特點的組成部分，資本運動的自由化意味著居民可以參與國際金融市場活動，也意味著國內消費者可以購買外國金融機構提供的服務，本國金融機構可以為外國消費者提供金融服務，從而從內外兩個角度進一步推動了金融服務貿易的自由化。其最終結果是資本效益的最大化和資源配置的最佳化，這就是金融全球化的市場表現形式。
金融資本全球化進程屬性的特殊性決定了其發展過程的復雜性和收益分配的不均衡性。從全球資本流動的地域結構看，發達國家和地區繼續保持在資本全球流動中的地位和作用，成為資本全球化布局的出發點和目的地，尤其是美國、歐洲和日本等相互間的資本流動繼續保持較高水平，資本多向流動趨勢日益顯著。即使是金融危機的大范圍爆發，也不僅沒有影響發達工業國在國際資本市場的活動，反而促使資本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規模流入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成為全球資本流動的最終目的地，大量持續的資本流入促使其金融實力超強發展，使其對國際資本市場未來格局的影響力不斷上升。
金融全球化以資本自由流動和金融貿易服務自由化等形式，促進了全球金融領域的競爭，推動風險報酬趨向於平均水平，並通過資產價格的迅速調整保持市場均衡與穩定。同時，資本自由流動促使金融中介機構更好地進行風險評估和管理，擴大技術轉讓的范圍，其結果是更多的金融機構能夠在更大的范圍內提供優質、高效的金融服務，推動金融市場效率的提高。此外，資本流動的全球化要求一國有關管理當局切實提高經濟金融政策的可信度和有關政策組合的協調能力。
當然，在人類歷史發展的長河中，金融全球化過程中的資本擴張僅僅是個開始，資本的全球化擴張還處於初始階段。80年代後期出現的全球金融危機開始逐漸暴露出金融資本全球化的負面效應，但是，與我們傳統認識相背離的是，即使不同資本流動工具的變動規模呈現此起彼伏的波動特徵，但是，作為一個整體，全球資本流動持續增長的趨勢並未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國際融資的增長成為一種不斷持續的行為。

③ 當代國際銀行的發展趨勢及其特點。急，謝謝~~

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及信息網路技術的迅猛發展，當前世界各國金融業發展已明顯呈現以下十大特徵和趨勢：一是金融管制放鬆化；二是金融創新化；三是金融市場全球化；四是融資證券化；五是銀行經營國際化；六是銀行業務全能化；七是銀行資本集中化；八是金融業電子網路化；九是國際貨幣結構多元化；十是金融監管國際化。

一、金融管制放鬆化

20世紀80年代以前，西方國家普遍對利率實行管制，如制定存款利率最高限，規定商業銀行不得對活期存款支付利息等等。雖然這些管制對穩定金融秩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到80年代以後，這些早期形成的金融法規實際上已很難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而且，金融管制對金融業的某些消極作用，也在相當程度上激發了西方各國金融創新的熱情。正是基於這一背景，西方國家紛紛掀起了以「自由化」為特徵的金融改革浪潮。首先是價格自由化，即取消存款利率限制，放開匯率管制，取消證券交易中的固定傭金制度；其次是擴大各類金融機構的業務范圍和經營權力，使其公平競爭；三是改革金融市場，放鬆金融機構進入市場的限制，豐富金融工具和融資技術，加強和改善金融市場的管理；四是實行資本流動自由化，相繼放寬外國資本、外國金融機構進入本國金融市場的限制，以及本國資本和金融機構進入國外市場的限制。

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提出了新的金融改革方案，逐步放鬆對存貸利率的管制，力圖改革其舊的金融體制。1999年底，美國還頒布實施了《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該法案最終廢除了形成於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中的主要條款，消除銀行業、證券業和保險業之間的行業壁壘；改革跨州銀行法，統一國內金融市場；允許工商企業對金融機構擁有更多的所有權，以此拓展金融機構的資本來源。在日本，放開利率的存款（包括大額定期存款、貨幣市場證券、大額存單和外匯存款等）在銀行和其他金融儲蓄機構吸收資金總額中的比重。從1989年起，日本對短期貸款基準利率的確定方法也進行了改革，以前主要根據貼現率確定基準利率，現在則考慮融資成本和其他多方面的因素。在逐步放開利率的同時，日本還對其銀行法第65號條款進行了改革，取消了銀行與其他金融服務業之間的行業限制。日本《1981年新銀行法》和修改後的《證券交易法》規定銀行可以經營公債，同時允許證券公司從事大額可轉讓存單的交易，允許其設立中期債券基金，並用這些基金開設現金管理賬戶。此外，證券公司還獲准向顧客發放以公債為擔保、不限用途的貸款。在英國，1986年10月27日，倫敦股票交易所允許外國銀行、保險公司以及證券公司申請成為交易所會員，允許交易所以外的銀行或保險公司甚至外國公司100%地購買交易所會員的股票，此次改革被人們稱之為金融「大爆炸」，其核心就是利率的自由化和金融業務的自由化。在1985年，歐共體推出了「銀行業協調第二指令」的金融改革方案。該方案規定：一是歐共體成員國的金融機構在本國獲得營業執照以後，均可在其他成員國設立分支機構，經營母國所批準的諸如存款、租賃、參與股票發行、投資管理等廣泛的金融業務，而不考慮東道國的銀行是否允許經營這類業務。二是在對待非成員國金融機構方面，遵循對等原則，凡給予共同體銀行與本國金融機構同等待遇的非成員國，其銀行也可在歐共體獲得同等待遇。這一期間，許多發展中國家在「金融深化」理論的影響下也逐步實行了金融體制改革。例如，減少政府對金融的干預；實行商業銀行民營化；實行利率自由化；實行金融對外開放；放鬆金融管制等等。從一定意義上講，這些改革提高了金融效率，促進了金融體系的完善與發展。

90年代以來，雖然先後出現了諸如墨西哥金融危機、巴林銀行倒閉及亞洲金融危機等惡性事件，一定程度上延緩或阻礙了金融自由化的進程，但從總體趨勢看，隨著美國、日本、歐共體等西方主要國家金融改革方案的實施和生效，以及各國金融監管水平的提高，各國金融發展必將滲入越來越多的市場化和國際化因素。

二、金融創新化

一般而言，金融創新主要體現於期權和期貨交易的發展，證券市場上大量新的交易方式和金融工具的出現，以及銀行國際業務中貨幣和利率的互換、票據發行便利和遠期利率協議等新的交易技術和業務的發展。

20世紀60年代初，金融創新主要是逃避金融控制和資本管制，這一時期最具代表性的金融創新即是歐洲貨幣、歐洲債券和平行貸款。在70年代，金融創新與60年代卻有所不同，創新主要是轉嫁市場風險，浮動利率票據、貨幣遠期交易及金融期貨等是這一時期最具代表性的金融創新。到了80年代，金融創新的進程日益加快，至80年代中期，金融創新達到高潮。這一時期的金融創新主要是融資方式的創新。根據十國集團中央銀行研究小組的報告，8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金融創新為票據發行便利、互換交易、期權交易和遠期利率協議，並被稱之為80年代國際金融市場上的「四大發明」。

90年代以來，金融自由化的浪潮仍在持續，西方國家普遍放鬆對國內金融市場的管制，並為本國居民進入歐洲債券市場融資提供方便。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也加快了金融改革的步伐，放鬆金融管制，使銀行和金融體系更加面向市場。金融業競爭激烈化，金融機構向客戶提供符合需要的優質服務，也在相當程度上促進了金融創新的發展。雖然1994年和1997年爆發了兩次金融危機，以及多次類似於巴林銀行倒閉事件的巨額損失案例，但這些並不能也不應阻止世界各國的金融創新，目前只是到了必須對金融創新的各種工具和方式進行規范和管理的時候了。

三、金融市場全球化

金融市場全球化是指由於科技進步、金融創新及金融管理的自由化，使得各國金融市場與國際金融市場緊密連接，逐步形成一個相互依賴、相互作用的有機整體。伴隨金融的自由化，發達國家為了減少競爭成本、降低與防範投資風險，不斷開拓金融市場，尋求新的金融交易方式。在此背景下，許多發展中國家也積極投入到更加開放和統一的金融市場的發展潮流中，與發達國家或地區的金融市場相互聯結，構成全球化的金融市場運作體系，從而在時間和空間上縮短了國際金融市場的距離，實現24小時不間斷營業。許多發展中國家和東歐轉型國家，為了加速發展本國經濟，實施趕超戰略，不得不「打開門戶」融入國際經濟、金融大循環，由此而產生了大批新興的金融市場。目前，香港、新加坡、巴林、巴拿馬、開曼群島等地都已成為世界上重要的離岸金融市場。而且，這些離岸金融市場已成了「二級批發市場」和「中轉站」。離岸金融市場不但促進了各國之間多邊信貸關系和貨幣信用制度的日益發展，使生產和資本的國際化趨勢日益增強；而且還可以通過國際金融市場借貸資金的流入，以增加本國國際收支中資本項目的盈餘，提高本國國際金融業務的技術水平，不斷適應金融市場國際化發展的客觀需要。

應該說，金融市場全球化既給世界經濟和金融帶來了積極的影響，促進了全球性的金融活動，方便了國際投資，有利於各國的經濟增長；但同時也帶來了一些新情況和新問題，特別是各國金融市場聯系越密切，相互依賴程度就越加深，只要某一金融市場發生動盪，就會迅速地影響或波及到其他金融市場，引起不同金融市場的聯動效應。因此，這種潛在的金融風險無疑對各國金融監管的國際協調與合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更新的挑戰。

四、融資證券化

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際金融市場上出現了「融資證券化」特徵，即融資由銀行貸款轉向具有流動性的債務工具，籌資者除向銀行貸款外，更多的是通過發行各種有價證券、股票及其他商業票據等方式，在證券市場上直接向國際社會籌集資金，資金供應者在購進債券、票據後也可以隨時把擁有的債權售出，轉換為資金或其他資產。融資證券化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金融工具的證券化，即不斷通過創新金融工具籌措資金；二是金融體系的證券化，指通過銀行和金融機構借款的比重下降，而通過發行對第三方轉讓的金融工具的比重相對提高，即所謂資金的「非中介化」或「脫媒」現象。

80年代以前，國際信貸是國際融資的主要方式，大大超過國際債券籌資額。80年代以後，國際債券的地位逐年上升。1981—1988年國際債券占國際籌資總額的比重分別為26.4％、42.4％、48.2％、45.3％、58.9％、70.9％、59.02％、62.8％。U85年國際債券在國際籌資總額中所佔比重首次超過國際信貸，此後國際債券所佔比重越來越大。目前這一比重已大體維持在70％左右。

在美國，融資證券化表現得最為顯著，幾乎滲透到經濟生活中的各個角落，並成為投資銀行業新的角逐領域。首先，銀行將其資產證券化，即將其應收賬款或放款等較不具流動性的債權資產匯成一組，出售給第三者以發行債券來籌集資金。截至1988年末，銀行證券化的抵押貸款已達7700億美元。到1990年底，全美抵押貸款的1／3都已證券化；從1983—1990年，美國貸款銷售由270億美元上升到1900億美元。銀行資產的證券化，既減少了信用風險，也提高了資本資產比率。因此，它是大銀行利用自身優勢，將傳統借貸市場與證券市場有機結合的成功嘗試。其次，非金融企業籌資證券化，大企業在金融市場上發行債券或商業票據籌集資金。從1984—1989年，美國債券籌資額占籌資總額的比例依次為41％、55.7％、69.2％、82.3％、65.8％、63％。1990年以後，債券籌資無一例外地超過信貸籌資。在證券化進程中，商業票據的發行部分取代了銀行對公司的短期信貸。1995年美國非金融公司通過發行商業票據籌集的資金與從銀行得到的貸款基本持平。

近20年來，國際融資證券化促進了國際資本市場的長足發展。相對而言，國際債券市場的發展要快於股票市場的發展，特別是國際浮動利率債券的發行，它已成為當前國際融資中的一種極其重要的方式，不僅促進了國際資本的自由流動，而且還刺激了各國的經濟增長。

五、銀行經營國際化

自80年代以來，金融管理的放鬆、銀行經營風險的加大、金融工具的不斷創新、全能制銀行的興起以及跨國結算體系的發展，無一例外地導致了銀行經營國際化趨勢的不斷加快。銀行經營跨國界發展，不但加速了國際資本流動及新的金融工具和技術的廣泛運用，而且加速了金融市場的全球化進程。

整個80年代，世界各大銀行都致力於在世界各大洲、各個國家廣設辦事處、代表處和分行，建立海外附屬行以及附屬的金融機構，甚至建立非金融性質的分支機構，並與其他銀行組成合資銀行或國際銀行集團。在此方面，日本銀行的海外擴張的確是引人注目的。據統計，1983—1989年，國際銀行業資產從22330億美元增加到51392億美元，其中日本銀行的資產從4750億美元增加到19672億美元，增幅達330％，已佔到所有資產的38.3％；而美國的銀行資產從6080億美元增加到7274億美元，增幅只達19.6％，比重也僅佔14％。

到90年代初，發達國家、亞洲新興工業國家以及一部分發展中國家的大銀行，紛紛在其他國家廣設分支機構，以壯大自身力量。例如，美國花旗銀行在65個國家和地區設立了135個分行。在韓國，截至1990年底，外國銀行分行已達67家，外國銀行設立的辦事處也有60多家。有關資料顯示：僅1992年世界排名前200位的大銀行中，境外資產平均比例達36％的銀行就有25家，達27％的約50家，佔19％的約100家，而且越是大銀行，境外資產比例就越高，境外業務量也越大。

90年代以來，銀行經營國際化進一步向全球化發展，並逐漸形成銀行國際業務與國內業務的合理分工，即大銀行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競爭，中小銀行則在國內金融市場上發展。即使在同一個集團內部，不同機構之間也有類似的「分工」。當然，這種分工並沒有嚴格的界線，更沒有切斷資產在國內和國外之間的流動。應該說，隨著墨西哥和亞洲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的影響日漸淡化或消除，以及國際金融監管的不斷加強，各國金融業將不斷開拓新的國際業務領域，跨國銀行將對其海外融資結構進行必要的整合，減少傳統貿易融資業務，增加投資銀行業務；同時，必將增加其表外業務比重，提供東道國不能提供的服務，進一步推進金融國際化的進程。

六、銀行業務全能化

80年代初，世界各國銀行業限制逐步取消，銀行業務全能化得到進一步發展。具體表現在：首先，放寬銀行業務經營范圍的限制。由於融資債券化搶佔了銀行的大部分存貸業務，因此從80年代開始，西方各國陸續允許所有金融機構均可參加證券交易。例如，美國於1980年就允許商業銀行和儲蓄機構的業務可以適當交叉；1984年允許不是聯邦儲備系統會員銀行的中小銀行可以從事證券業務；1987年允許銀行控股公司可以包銷地方債券、商業票據的抵押證券；1989年，又批准花旗、大通、摩根等五家銀行包銷企業債券和企業股票。這些無疑打破了美國銀行法禁止銀行經營證券業務的規定，使銀行業務向全能化邁進了一大步。在日本，自1983年以後，允許商業銀行從事買賣國債業務3銀行還積極、涉足於個人零售貸款業務領域。90年代以來，銀行表外業務得到了長足發展，銀行與保險的一體化程度進一步加深。去年年底，美國總統柯林頓批准了《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這無疑會給美國乃至全球經濟帶來一場更為深刻的「金融革命」。該法案取消了銀行、證券、保險業之間的界限，允許金融機構同時經營多種業務，以形成「金融百貨公司」或「金融超級市場」。其次，從70年代開始，由於市場利率的日益攀升，企業融資出現了非銀行化趨勢。在此背景下，美國於1980年決定在7年內取消利率上限管制。隨後，加拿大、西德、日本等相繼取消了銀行存款利率限制。第三，解除外匯管制，促進資本自由流動，增強本國銀行業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的競爭。英國在70年代末取消了外匯管制；在80年代，日本、法國、義大利等國也逐步取消了外匯管制。第四，放寬其他各項金融限制，方便本國銀行進入外國市場和外國銀行進入本國市場。西方各國基本上取消了國與國之間對金融機構活動范圍的限制。1986年，英國展開了一場金融業大改革，放寬對金融業的限制，准許銀行收購證券公司，倫敦證券交易所取消了最低手續費的限制，取消經紀商和批發商的區別等；西德則於1985年宣布取消了本國居民購買外國證券的限制和購買境外馬克的限制，並從1989年起免徵外國居民利息預扣稅，等等。

由此可見，金融業由「分業經營、分業管理」的專業化模式向「綜合經營、綜合管理」全能化模式的發展已成為當今國際金融業發展的主流。

七、銀行資本集中化

80年代以來，隨著各國金融管制的逐步放鬆，各國銀行迅速展開了世界范圍內的激烈競爭。這不僅導致了銀行收益率的下降，銀行資本／資產比率的偏低，也導致了世界各國銀行業的相互兼並。有關資料顯示：80年代美國平均每年銀行兼並數為300多起，是70年代的2倍、60年代的3倍，許多大銀行甚至也紛紛走上了聯合的道路090年代以來，這種銀行兼並、聯合的勢頭日益迅猛，並呈現出「兼並銀行數量多、強強合並規模大」的特點。

在美國，1995年全美有逾1000家銀行加入了合並行列，大大超過了上年550家的銀行合並數。1996年11月20日，美國大通曼哈頓銀行與漢華銀行合並組成大通曼哈頓銀行公司31998年3月4日，美國富利金融集團宣布以160億美元的價格兼並波士頓銀行。4月6日，美國花旗銀行的控股公司花旗公司與旅行者集團合並為花旗集團。這項合並金額高達726億美元。1998年上半年，美國公司並購總值就已達9310億美元，並高於1997年全年並購總額。在歐洲，歐洲經濟一體化進程的深入和歐元的啟動，為銀行業的兼並提供了良好的契機，從而出現了一系列兼並活動，如瑞士銀行與瑞士聯合銀行、德國的巴伐利亞聯合銀行與裕寶銀行之間、德意志銀行與德累斯頓銀行之間、義大利的嘉利堡倫巴地儲蓄銀行與安寶信銀行之間以及法國國民銀行與興業銀行和巴黎銀行之間的合並等。1998年，歐洲全年並購交易總額已達8590億美元。在歐洲單一貨幣的推動下，1999年第一季度的並購交易總額就已高達4680億美元。在日本，銀行間的並購則成為解決銀行不良債權、保持金融體系穩定運行的一種手段。1995年3月8日日本東京銀行與三菱銀行宣布合並，成立東京三菱銀行。1998年5月13日，日本最大的證券行野村證券與日本興業銀行宣布結盟。不久，富士銀行與第一勸業銀行宣布組成一家新的信託銀行。

在發展中國家，銀行業也紛紛展開並購活動，並掀起了一股熱潮。發展中國家銀行從事並購業務的時間雖然不長，但其發展速度卻相當迅猛，特別是在東盟諸國。據不完全統計，從1997年初到1998年6月，發展中國家銀行業並購數目已達200多家，並購資產合計已超過3000多億美元，涉及亞洲、拉丁美洲和東歐等20多個發展中國家。

90年代以來，銀行並購活動將銀行資本的國際集中化程度再次推上了新的高度。如今，跨國銀行已成為市場經營主體和金融巨人。它既向全球吸收資金，又向全球貸放資金，成為貨幣和資本國際流動的主要承擔者。由此可見，這些活動無疑會有力地促進銀行業務向更高層次的全球化方向發展。

八、金融業電子網路化

現代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為金融服務電子網路化提供了必要的物質基礎。進入90年代，國際金融領域中的電子化、自動化、現代化的金融服務系統基本全面形成，銀行活動將先進的電子科學技術廣泛應用於存款、提款、轉賬、匯兌、查賬、交換、控制、金融買賣交易和咨詢等金融服務領域，並將銀行和客戶、銀行與銀行、客戶與客戶聯結成一個電子網路。

伴隨信息網路技術的發展，無論發達國家，抑或發展中國家，都在加緊實現金融系統的電子網路化，網路銀行也應運而生，並成為世界金融發展的基本趨勢。這一趨勢的成因主要是：其一，全球性金融的激烈競爭，西方各國銀行都將以優良而高效的電子化服務來爭取客戶，參與競爭，開拓業務。其二，現代科技的日新月異，為銀行實現電子化、自動化、網路化服務成為可能。其三，電子計算機和通訊技術已成為國際金融市場一體化的聯結紐帶，成為實現全球晝夜24小時進行金融活動的重要工具。這些因素的有力結合，使得全球金融一體化深深地依賴金融服務電子網路化的發展，同時也深刻地反映了世界各國金融業電子網路化的時代特徵。

九、國際貨幣結構多元化

從金本位到1945年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工；從60年代美國在西方經濟中的地位日趨下降，到7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宣告崩潰，反映了國際貨幣體系日益趨向多元化格局的發展歷程。90年代以前，國際貨幣體系呈現「美元為主、日元和馬克為輔」的國際貨幣格局；90年代以後，美元地位有所削弱，日元和德國馬克的地位則不斷增強，從而形成了美元、日元和馬克三幣並重的多元化國際貨幣格局。

這一格局的產生主要在於：其一，除美元以外，日元和馬克是在世界貿易和金融活動中使用最多的貨幣。1988年世界各國中央銀行的外匯儲備總額的貨幣構成，美元為65％，德國馬克為16.2％，日元為7.2％。截至1988年底的5年內，各國外匯儲備總額增長48％，其中美元增長34％，而日元增長1.28倍，德國馬克增長1.18倍。在1983一1988年期間，24個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的債權中，美元所佔比例已從75.7％下降到57.8%，馬克從6.4％上升到10.1％，而日元卻從3.4％上升至10.7％。其二，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為了防範和避免市場的波動風險，在貨幣的選擇使用中，特別是各國中央銀行的外匯儲備的貨幣構成上，美元、日元、馬克三幣優化搭配組合的戰略得到了廣泛的運用。在國際銀行貸款總額中，美元雖佔53％，但日元卻已佔13％。從區域來看，在印尼、馬來西亞的外債中日元已佔30％，而泰國已佔40％。馬克在歐洲貨幣體系的一籃子貨幣—歐洲貨幣單位分配比例已佔34.93％。馬克在外匯市場交易和金融業務中的比重已超過30％，成為外匯市場上僅次於美元的重要貨幣；馬克作為投資貨幣的規模也日趨擴大。

1999年1月1日，歐元正式啟動。無論從國際貿易結算手段講，還是從儲備貨幣講，歐元都將成為美元強勁的競爭對手。盡管目前歐元一路走軟，但它必將成為世界各國重要的儲備貨幣之一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伴隨歐洲共同體的一體化進程，歐元將會發揮更重要的作用。在歐元最終成為歐盟單一貨幣之後，歐元在國際貿易結算和各國外匯儲備中的份額必將有所增大，而美元的主導地位將會相應有所削弱。可見，一個以美元、歐元、日元三足鼎立的多元化國際貨幣結構正在形成。

十、金融監管國際化

80年代以來、世界金融業的創新與發展呈現出蓬勃之勢，而銀行資本／資產比率卻不斷下降，金融風險與日俱增。如何做到既不影響創新、效率和市場發展，又能維護金融體系的安全與穩定，無疑是各國金融監管當局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

1988年，西方十國集團及盧森堡、瑞士的中央銀行代表，在巴塞爾共同簽署了「關於統一國際銀行的資本計算和資本標準的協議」（筒稱巴塞爾協議）。該協議對資本充足性比率、資本內涵的概念、風險加權的計算等方面都做了明確的規定和要求。自該協議通過以來，西方主要國家的銀行不同程度地提高了資本／資產比率。實力較差的銀行通過銷售貸款和減少信貸來提高資本／資產比率，而實力較強的銀行則通過在資本市場上發行股票增加資本，以提高資本／資產比率。該協議的明顯作用主要體現在：一是抑制了銀行增加資產的沖動；二是促使各國政府去監督銀行而不是靠對銀行的經營活動施加種種限制去控制它們。

在證券業的國際監管方面，自紐約證券交易所股市暴跌引起全球證券市場連鎖反應以來，西方各主要國家除了加強對國內證券市場的監管外，也開始注意到了證券市場監管國際合作的重要性。對證券市場

④ 在市場經濟國家中，金融機構的發展趨勢是什麼

央行等十部委《關於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發布後，德*0 眾9(金*(融積極對接銀行資金存管工作，經過前期的精心准備，已經與徽商銀行完成資金存管系統開發及測試對接工作,徽商銀行存管系統,相當於資金存管方由現在的徽商銀行代替原來的匯付天下,安全性自然更上一層樓

⑤ 談談全球金融市場的最新發展趨勢

世界金融業綜合化發展趨勢 對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啟示

自從20世紀末（1999年11月4日），美國通過《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取消了已實行大半個世紀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從而標志著美國金融業從立法上告別了「分業經營」的歷史，邁向「混業經營」的新歷程。時至今日，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的金融業現已全部走上了「混業經營」的綜合化發展道路。目前我國仍實行「分業經營、分業管理」的經營體制，並在此基礎上不斷開展業務創新。這是我國金融管理當局幾年來始終恪守的指導性原則。但混業經營畢竟是一種潮流，與世界潮流背道而馳的中國在進一步改革開放，尤其是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應如何進行金融體制的調整和改革，是我國金融業所面臨的緊迫問題，值得深思與探索。
一、關於我國金融環境的客觀分析
（一）我國商業銀行自我約束機制及內部控制機制仍不成熟和完善。我國國有商業銀行是整個金融體系的中心，銀行類機構的資金占我國全部金融資產的90%以上。而目前國有企業總體經濟效益較差。同時，國有商業銀行尚未建立有效的風險控制機制，風險意識薄弱，內控較差。如果在這種情況下實行「混業經營」，在證券投資業務高收益回報的驅動下，難以避免銀行資金違規進入股市，造成整個金融體系的不穩定。
（二）我國證券市場規模有限，市場結構和運行機制有待於優化。我國國民經濟證券化率較低，證券市場規模狹小，容量有限，市場運行機制仍有待於進一步優化；各種規避風險的金融衍生工具尚未獲得發展，投資風險相對較大；市場投資者中機構投資者比重還很低，而以散戶為主的股市市場波動大，投機成分大，穩定性差，此時若允許銀行資金入市勢必引起股價異常波動和「泡沫」經濟現象，埋下金融風險隱患。
（三）我國金融法制建設雖已取得較大成就。近年相繼頒布了《中國人民銀行法》、《商業銀行法》、《證券法》和《保險法》等一系列法規條例，但這些僅是金融市場行為的基本依據，仍屬於框架性文件，對實際操作的規定過於粗疏，有待細化。如果現在急於依照美國模式進行金融自由化，放鬆管制，當金融機構在松動的管理環境下違規冒險時，監管機構和監管政策將顯得被動和無力。
由此可見，我國的宏觀金融形勢與西方發達國家存在著很大差別，盲目效仿將會帶來很大風險。但是，加入世貿組織過渡期將盡，納入世界經濟潮流後，制度上的落後必將影響我國金融業的國際競爭能力。那麼，權衡利弊，在穩健與效率之間如何進行博弈呢？
二、關於我國「分業經營」體制的再思考
（一）目前我國金融業「分業經營」體制符合我國的實際情況
通過上述分析可見，「分業經營」體制還是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的。在我國金融業發展還不完善的情況下，通過「分業經營」建立起各業間的隔離帶，避免由於各業的不完善而帶來的「交叉感染」，是保證我國金融業健康穩步發展的現實選擇。無論是銀行業的經營機制、內控機制的不完善，還是證券市場的不發達，以及信託、保險業的粗放經營，都容不得各業間的相互沖擊，在市場不均衡，各業風險與收益不對稱的條件下，若推倒「防火牆」，撤銷隔離帶，那麼，在利益的驅使下，各業資金將肆意橫流，打破原有的資金格局，使得社會經濟各界得不到應有的資金保證，影響我國經濟合理、持續、穩定地發展。
（二）「混業經營」是未來的必然選擇
貨幣產生於商品交換的需要，金融活動則是商品生產發展的必然要求。隨著商品經濟的迅猛發展和市場范圍的不斷擴大，社會生產經營活動需要更有效的金融活動為之服務。「分業經營」是我國目前經濟環境和經濟條件下的現實選擇，但它畢竟阻礙了市場效率，限制了競爭也影響了我國金融業走向世界，與國際接軌。隨著金融業對外開放程度的不斷提高，國內商業銀行和證券公司、保險公司欲追求「高效率、低成本、創新性」的全方位業務經營，提高我國金融機構的國際競爭力和金融服務效率，實行「混業經營」體制將是必然選擇。
（三）「分業經營」→「混業經營」應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前述提及，「分業經營」與「混業經營」並非絕對不相融，從「分業經營」到「混業經營」應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混業經營」的取向應在穩健與效率兩要素的動態效用中以總效用最大化來實現。因此，「分業經營」→「混業經營」是在金融環境不斷改善條件下的一個漸進過程。在具體操作上，我們可以首先通過開展中間業務和業務創新逐步過渡。其次，讓有條件的金融機構成立金融控股公司，通過設立子公司的方式在銀行、證券、保險和資產管理領域開展分業經營，在此基礎上逐步走上融合的發展道路。
（資料來源：金融時報）

⑥ 中國金融業未來發展趨勢

疫情對消費金融的沖擊

疫情對消費金融公司的沖擊直接體現在規模、風險、利潤三個方面。一是因客群消費意願、消費能力遭受重創，客戶短期消費需求下降，信貸規模必然受到影響。

二是客戶收入來源下降，主動還款能力下降，將導致金融機構風險暴露增加，資產管控難度加大，資產質量進一步承壓。三是金融機構為抵禦壞賬風險，主動增加撥備計提，則會影響利潤增收。

為應對疫情對消費金融行業的影響，以中原消費公司為代表的企業切換至基於TCE平台打造的新核心系統，增加公司消費金融業務的風險把控能力，2020年下半年隨著疫情的緩解、經濟的恢復以及行業的轉型，下半年消費金融公司的盈利水平有望回暖。

——更多數據參考前瞻產業研究院發布的《中國消費金融行業市場前瞻與投資戰略規劃分析報告》。

⑦ 金融機構的發展趨勢

你這個問題可以寫一篇論文了，建議詳細點。

⑧ 中國與國際金融業的發展

經濟全球化與金融國際化 中國金融業發展和改革（下）

編者按：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社會的進步、經濟的發展，都離不開金融改革與創新。金文撰寫的《經濟全球化與金融國際化》一文，從歷史的角度，全面闡述了金融業的起源發展，以及在經濟全球化與金融國際化的大趨勢之下，金融創新與經濟發展的內在關系，讀後引人深思。人民網天津視窗將持續報道該文章。以下為在《新金融觀察》第三十八期上刊載的「二十二、中國金融業發展和改革（下）」部分：

新中國成立後，建立了與計劃經濟體制相適應的集中、統一、單一的金融體系，中國人民銀行集管理職能與運營責任於一身，負責貨幣管理和信貸運營。除此之外，沒有信貸市場、保險市場和資本市場，也沒有建立人民幣價格市場化和國際化的貨幣體系。改革開放以後，國家發揮金融現代經濟核心作用，支持金融業與實體經濟共同發展，支持金融深化改革和對外開放，對銀行業、保險業和證券業實施分業監管，積極發展信貸市場、保險市場和資本市場，金融業發展和金融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就，在為實體經濟服務中得到持續發展。

獨立統一的貨幣體系建設

新中國高度重視貨幣體系建設。統一發行人民幣，迅速完成幣制改革，確立人民幣作為獨立的統一的國家貨幣地位；合理確定本幣價格及其利率水平，合理確定外匯價格及其匯率水平；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需求，逐步開發人民幣的貨幣職能；根據國家發展和國際分工需要，積極發揮人民幣的重要作用，對促進經濟社會發展、提高中國國際地位、維護國家和平統一起到了重要作用。

人民幣發行及幣制改革。人民幣（RMB）是中國法定貨幣，為紙幣本位制貨幣，沒有法定的含金量，執行價值尺度、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等職能。中國人民銀行是人民幣主管機關。1948年12月1日開始發行的第一套人民幣，主幣共有12種面額，包括1元、5元、10元、20元、50元、100元、200元、500元、1000元、5000元、10000元和50000元。人民幣取代國民政府發行的各種貨幣，以及外國銀行發行的各種外國貨幣，結束了舊中國長期存在的幣制混亂歷史，對人民解放戰爭勝利和恢復發展經濟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新中國成立初期，國民政府統治時期遺留的惡性通貨膨脹問題尚未根除，戰後物質極度匱乏，導致物價節節上漲，第一套人民幣沿用了面額巨大的主幣幣值設計。1955年，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初步勝利，物價趨於穩定，財經狀況好轉，當年3月1日開始發行第二套人民幣，並根據經濟發展要求進行貨幣改革。主幣改為1元、2元、3元、5元和10元共5種面額，以1元兌10000元的比價，發行新幣並回收舊幣，5月15日停止流通第一套人民幣。第二套人民幣發行及同時實施的幣制改革，奠定了新中國獨立、統一、穩定的貨幣制度基礎，對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國人民銀行於1962年4月20日發行第三套人民幣，1987年4月27日發行第四套人民幣，1999年10月1日發行第五套人民幣，建立了中國獨立統一的人民幣貨幣體系。

人民幣匯率制度發展。新中國成立起至改革開放前，人民幣匯率制度發展經歷了幾個階段。第一階段，1949年到1955年的浮動匯率制度。中國人民銀行在統一發行人民幣的基礎上，於1949年1月18日在天津首次公布人民幣匯率，建立了以本幣和利率為基礎的外匯和匯率體系。人民幣是紙幣本位貨幣，與當時美元世界貨幣的金匯兌本位制沒有直接聯系，因此不能按照貨幣的黃金平價確定人民幣價值及其匯率，只能採用物價對比法換算人民幣的匯率。新中國成立初期通貨膨脹嚴重，人民幣兌1美元的匯率，由1949年1月18日的80元（第一套人民幣），調至1950年3月13日的42000元（第一套人民幣），再調至1952年12月的26170元（第一套人民幣）。這一時期，中國對外貿易數量很少，對外貿易主體是私營企業。第二階段，1955年到1972年的固定匯率制度。生產資料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對外貿易主體改為國營企業，主要產品和貿易價格納入國家計劃，國家參照各國本幣的匯率，確定人民幣匯率，並使之與物價脫鉤。1956年和1972年兩個時點人民幣兌1美元的匯率，分別為2.46元(幣制改革後的新幣，下同)和2.24元。第三階段，1973年至1980年的一攬子貨幣加權平均制度。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後，又發生了嚴重的國際石油危機，很多國家將固定匯率制改為浮動匯率制，人民幣匯率頻繁調整，並改用一攬子貨幣加權平均的匯價，作為人民幣匯價調整變動的依據。人民幣兌1美元的匯率，由1973年的1.98元變為1980年的1.49元。自新中國成立起至1980年，中國主要實行計劃經濟體制，對內高度集權，對外高度封閉，國際貿易總量很小，國家外匯儲備很少，適時改革人民幣匯率形成制度，不斷調整人民幣匯率，促進了國民經濟和國際貿易發展。

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改革開放之後至1996年之前，國家對匯率制度進行了幾次改革。第一階段，1980年到1984年的雙重匯率制度。1979年，中國推行外貿管理體制改革，對外貿易由計劃管理改為市場競爭，同時開始實行雙重匯率制度，作為以市場手段管理外匯的制度試驗。國家除規定官方外匯牌價之外，還規定出口結匯和進口用匯指標，以多結匯和少用匯的指標余額，適用於市場外匯價，官方外匯牌價和市場外匯價兌美元的匯率，分別為1.50元和2.80元。第二階段，1985年到1990年重新恢復單一匯率制。推行人民幣雙重匯率制度，對內加重了部分外貿企業政策性虧損，對外造成了國際上的指責和非議。1985年1月，國家取消雙重匯率制度，重新恢復單一匯率制，人民幣兌1美元的匯率定為2.80元。但此前實行的雙重匯率制度已經打開了市場外匯價的人民幣價格的匯率市場發現機制，重新恢復的單一匯率制不僅未能消除已經形成的市場外匯價，反而加劇了官方外匯牌價與市場外匯價的市差和價差，形成了新的雙重匯率制度。第三階段，1991年到1994年實行匯率並軌制度。1991年，開始實行有管理的人民幣匯率浮動制度，國家參照國際外匯市場情況，對人民幣官方匯率進行適時適度地調整。1994年推行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國家將官方外匯牌價和市場外匯價兌1美元的匯率，由1993年12月31日的5.80元和8.70元，統一定為1994年1月1日的8.70元，建立了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直至2004年年底，人民幣兌1美元的匯率穩定在8.30元左右。

人民幣經常賬戶項目可兌換。1994年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以後，國家進一步深化外匯制度改革，1996年4月開始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匯管理條例》，旨在消除經常賬戶非貿易非經營性交易的匯兌限制，不再限制不以資本轉移為目的的經常性國際交易支付和轉移，不再實行歧視性貨幣安排和多重匯率制度，當年12月1日實現了人民幣經常賬戶項目的可兌換。主要的政策制度措施是：消除因私用匯的匯兌限制，擴大供匯范圍，提高供匯標准，允許中國居民境內的合法資產收益以及駐華機構和來華人員的合法人民幣收入換成外匯匯出；廢除企業外匯留成和外匯上繳制度，由銀行結匯售匯，取消境內的外幣計價結算，廢除外匯券，禁止外幣在境內流通；外商投資企業經常性用匯納入銀行結匯售匯體系，可保留一定比例的外匯收入，允許在華外資銀行和中外合資銀行辦理結套匯等業務，取消經常項目匯兌限制；取消外匯收支指令性計劃，建立外匯交易市場，改進匯率形成機制，國家對外匯和國際收支進行宏觀調控，增加人民幣匯率彈性，提高匯率生成機制的市場化程度。中國在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後，繼續調整完善國際收支和人民幣匯率政策，包括降低出口產品退稅平均稅率，支持企業在國外投資；國際金融機構可在國內發行人民幣債券，跨國公司可以集中操作外匯資源；提高個人出國（境）換匯限額，移民和非居民的國內資產可以兌換外匯出境；放寬外匯賬戶開戶和外匯賬戶限額管理，推行經常賬戶項目可兌換便利化等。

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2005年7月21日，中國實施人民幣匯率改革。第一，建立人民幣匯率市場形成機制。根據中國貿易順差程度和企業國際貿易適應能力，確定人民幣匯率升值2%，人民幣兌1美元的匯率為8.11元，同時調高境內商業銀行美元、港幣小額外幣存款利率上限。每日銀行間外匯市場的交易價格，人民幣兌美元的交易價格在中間價的千分之三內浮動，人民幣兌其他貨幣的交易價格在中間價的一定幅度內浮動。第二，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參照國際外匯市場主要貨幣匯率，人民幣匯率不再盯住單一美元，形成更富彈性的人民幣匯率機制，降低人民幣匯率的波動性。中國實施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要建立人民幣價格的市場形成機制，增強匯率等經濟杠桿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理順外匯供求關系，健全國際收支調節機制，為推進資本賬戶可兌換和人民幣國際化提供政策支持。自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開始至2011年4月29日，經歷了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人民幣兌1美元的匯率由8.30元降到了6.49元，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累計升值率超過25%；中國的外匯儲備由8189億美元增加到30446億美元。

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制度。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是以人民幣報關並以人民幣結算的進出口貿易結算業務，包括進出口信用證、托收和匯款等結算方式。2009年7月先在上海等五個城市試點，2010年6月擴大到20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試點，試點地區進出口量佔全國進出口總量的90%。試點地區累計辦理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業務，2010年為5063億元，2011年1季度達到3603億元。建立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制度，增加了國際結算的貨幣幣種選擇，降低外匯匯率風險，減少國際貿易交易成本，適應居民和非居民以人民幣作為國際結算貨幣的實際需求；以人民幣作為國際結算貨幣，使之形成了以交易為基礎的價格，增加了人民幣價格市場形成機制的參照標准，促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調整和完善；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提升人民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促進中國金融業的發展與開放，增強中國在國際市場上的金融資源配置能力

⑨ 簡述金融市場的發展趨勢

金融市場國際化是金融業務的發展趨勢之一。金融市場發展超越國界的限制，與世界金融日益融合，逐漸趨向全球一體化。20世紀70年代以來，金融市場國際化的趨勢日益明顯和加速。主要表現在：

①金融機構跨國化。不僅發達國家在世界金融中心設立了大批的跨國銀行，而且發展中國家也在境外設立了一批離岸金融中心和金融機構。

②金融資產經營國際化。歐洲貨幣市場、歐洲債券市場和全球性股票市場的建立，使人們可在離岸市場上經營世界任何一國的貨幣金融資產。

③貨幣國際化。黃金作為世界貨幣的職能已經蛻化，人們可以通過國際匯兌來轉移各國間的貨幣購買力。不僅美元、德國馬克、英鎊、日元可作為國際結算貨幣，而且還有大批中等發達國家甚至發展中國家的貨幣也逐漸成為可自由兌換的貨幣，朝著世界貨幣的方向發展。

(9)國內和國外金融機構的發展趨勢擴展閱讀

從整體來看我對於未來金融市場都是保持樂觀的態度，從未來五年看來金融市場的驅動力十足，製造業升級和相關的改革將持續獲得產業發展和政策的支持，金融去杠桿與金融監管作用下，貨幣流動性基本維持中性偏緊基本格局，隨著去產能、脫虛入實相關措施的見效，風險有望得到有效改善，消費升級、產業升級、互聯網的加速發展區域協同發展等結構性力量在活躍發力，金融內生結構也在發生積極變化。

參考資料鳳凰財經網 金融市場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