匯率作為重要工具

A. 匯率制度為什麼能成為宏觀調控的一個工具

綜合分析匯改的歷史成因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演進歷程1994年以前，我國先後經歷了固定匯率制度和雙軌匯率制度。1994年匯率並軌以後，我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企業和個人按規定向銀行買賣外匯，銀行進入銀行間外匯市場進行交易，形成市場匯率。中央銀行設定一定的匯率浮動范圍，並通過調控市場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1997年以前，人民幣匯率穩中有升，東南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收窄，實際上實行的是釘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從表1可見，25年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總體經歷了一個不斷貶值的過程，由1981年一美元兌1.70元人民幣到1994年匯率改革時的一美元兌8.61元人民幣，隨後幾年略有上升，而1997年以來基本穩定在1美元兌8.27人民幣水平。（一）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原因分析我國在1994年開始實施的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事實上是在1997年之後是以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該匯率制度符合當時我國的國情，為我國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維護地區乃至世界經濟金融的穩定做出了積極貢獻。但是，進入2000年以後，隨著國內外經濟金融形勢的變化，原有匯率制度也暴露出了一些弊端。1.國際收支失衡問題嚴重進入2000年以來，我國經常項目、資本項目「雙順差」呈擴大的趨勢，2004年尤其明顯。這主要有兩方面原因：一是近年來美元不斷對外貶值，由於人民幣盯住美元，於是也跟著貶值，相對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人民幣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低估。這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我國商品和服務出口的競爭力，使經常項目順差不斷擴大；二是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加大了外商對我國的投資，尤其是促使大量短期資金流入，使我國資本金融項目順差快速擴大。我國國際收支項目中不斷擴大的「雙順差」，加劇了我國跟其他國家的貿易摩擦，尤其是美國與歐洲，屢屢對中國挑起貿易之戰。2.貨幣政策獨立性受到挑戰受我國國際收支連年順差的影響，我國外匯儲備在近幾年增長極其迅速，僅2004年就增長了2067億美元，增幅達到近50%，至2005年6月底，我國外匯儲備已高達7110億美元。外匯儲備的高速增長造成了我國貨幣投放的過快增加，2004年出現了通貨膨脹的壓力。為了抑制國內信貸投放過猛、部分行業和地區盲目投資和重復建設嚴重的現象，中國人民銀行不得不採取在公開市場上對沖外匯占款的做法，對沖比率不斷提高，以至出現「無券可用」的情況，只能通過不斷滾動增發央行票據來回籠資金，使得我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有效性受到很大的挑戰。3.國際熱錢大量湧入1997年以來的我國實質上的盯住美元匯率制，在促進我國出口和吸引外資發展的同時，也給國際熱錢入侵留下了可乘之機。近十年來，我國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和我國外匯儲備的不斷增大，國際上對我國人民幣的升值預期不斷上升，國際炒家通過各種途徑大舉進入我國，豪賭人民幣升值。大量熱錢的湧入，在很大程度上危害了我國金融體系的穩定，降低了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加大了我國的金融風險，不利於宏觀經濟的穩定發展。因此，為了進一步加強我國經濟金融穩定性，需要對人民幣盯住美元的制度進行改革。（二）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時機選擇分析盡管2003年以來，歐美各國屢屢施壓，迫使人民幣升值，但是中國政府頂住了壓力，保持了人民幣匯率的穩定。在當前人民幣升值預期降低情況下進行匯率制度調整，起到了出其不意的效果，是相對比較科學的。1.國內條件分析從國內實際情況來看，人民幣匯率調整的條件是相對成熟的。首先，我國國民經濟繼續保持平穩快速增長勢頭，2004年的GDP增長率高達9.5%，今年上半年仍然保持了9.5%的增幅，這為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奠定了扎實的經濟基礎。其次，經過一年多的著力調控，我國經濟宏觀調控收到很好的效果，原先過熱的國內固定資產投資進入相對穩健的狀態，通貨膨脹得到了很好的控制，今年上半年居民消費物價水平降到了2.3%水平；第三，我國外匯市場發展迅速金融改革成效顯著，如外匯管理逐步放寬，外匯市場建設不斷加強，市場工具逐步推廣，各項金融改革取得了實質性進展。這為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後的正常運行創造了市場條件。2.國際條件分析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國際條件同樣趨於成熟。近來由於美國經濟增長加快和美聯儲的持續加息，從2001年開始的弱勢美元最近走向強勢。從今年1月份開始，美元對歐元、日元匯率開始大幅度升值。由於人民幣匯率與美元掛鉤，人民幣對非美元貨幣的匯率也隨即走強，人民幣升值預期降低，升值壓力減輕。這為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創造了有利的外部條件，緩解了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帶來的外部沖擊。-------------------------------------研究現行匯率制度及正確認識人民幣匯率的波動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內容及其影響分析（一）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內容解讀這次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主要內容，是將人民幣匯率盯住美元改為參考一籃子貨幣。即人民幣匯率不再盯住單一美元，而是按照我國對外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選擇若干種主要貨幣，賦予相應的權重，組成一個貨幣籃子。同時，根據國內外經濟金融形勢，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計算人民幣多邊匯率指數的變化，對人民幣匯率進行管理和調節，維護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參考一籃子表明外幣之間的匯率變化會影響人民幣匯率，但參考一籃子不等於盯住一籃子貨幣，它還需要將市場供求關系作為另一重要依據，據此形成有管理的浮動匯率。這一改革特點集中體現了我國政府在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所主張的「主動性」和「可控性」原則，既有利於政府對匯率制度靈活操作，又不至於引發匯率的過大波動。這次改革的又一重要內容，是對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水平進行小幅調整，人民幣對美元升值2%，由1美元兌8.27元人民幣調整為1美元兌8.11元人民幣。這一調整幅度主要是根據我國貿易順差程度和結構調整的需要來確定的，同時也考慮了國內企業進行結構調整的適應能力。與上個世紀80年代「廣場協議」後日本日元對美元升值將近一倍相比，我國政府頂住國際壓力，對進行人民幣小幅升值，有利於我國經濟金融穩定與持續發展。這一特點集中反映了我國政府在人民幣匯制改革中的「主動性」和「漸進性」原則。（二）人民幣匯率小幅升值的影響分析這次人民幣匯率小幅升值，會對我國經濟產生利弊兼有的影響，但總體而言是利大於弊。人民幣升值的主要好處有：一是人民幣升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我國企業進口成本；二是人民幣升值可以改善我國的貿易條件。近年來，我國出口商品基本上處於薄利多銷的狀況，出口利潤的增長遠低於出口量的增長，實際資源轉移速度加快，這對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是不利的。人民幣升值後，出口商的人民幣收入相應減少，為了保持原有的利潤水平，其或是提高出口商品的國外售價，或是減少低附加值商品的出口量，從而使貿易條件得到改善。三是有利於減少國際貿易磨擦。近年來，國外對我國出口商品的反傾銷及其它貿易爭端不斷加劇，商品出口的國際環境惡化，人民幣升值使中國商品國外銷售價格提高，會在一定程度上緩解這種狀況；四是有利於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一方面，人民幣升值降低了我國企業進口先進技術、設備的成本，有利於出口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的技術升級。另一方面，人民幣升值壓縮了我國出口商品的利潤空間，促使企業減少低附加值商品的出口，增加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商品的出口；五是人民幣升值有利於我國企業的跨國投資活動。人民幣升值節省了我國企業對外投資的成本，使得國內企業更容易「走出去」；六是可以減緩我國外匯儲備的增長速度，從而減少由外匯儲備過快增長而帶來的一系列負面影響。人民幣升值的不利之處有：一是會在一定程度上對我國出口貿易起到抑製作用。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國出口的商品在很大程度上靠價格取勝，人民幣升值削弱了很多商品出口的價格競爭優勢，從而影響我國出口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二是出口的抑制又會加大就業壓力。我國出口企業主要是勞動密集型企業，吸納了眾多的勞動力就業。人民幣升值對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影響遠大於對資本密集或技術密集型企業的影響，一旦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增速放緩，勢必造成就業壓力；三是人民幣升值會在一定程度上減緩外商來華投資的增長速度，因為人民幣升值雖然會使已在華外資企業的資產增值，但卻會使准備前來中國投資的外商的投資成本增大。四是人民幣升值為已流入中國的國際游資提供了獲利機會，並有可能增強國際游資對人民幣繼續升值的預期，從而加劇國際游資的非正常流動。綜上所述，這次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增大了我國匯率制度的彈性，更適合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雖然由於人民幣的小幅升值，短期內會引起我國進出口商品價格和貿易量的波動，但從長期來看，有利於我國市場經濟體系的完善，有利於我國產業結構和進出口商品結構的調整，從而有利於我國對外貿易與整體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現行匯率制度對我國貨幣市場影響一、改革前匯率制度對我國貨幣政策的制約從1994年我國外匯管理體制改革到這次匯率制度改革之間，人民幣匯率雖然名義上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但實際上卻是一種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從蒙代爾—弗萊明模型出發，在資本趨於自由流動的過程中，貨幣政策只有同浮動匯率相配合，才能真正體現其有效性，在固定匯率制度下，貨幣政策僅在短期內有效，從長期來看無效。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對外開放程度的不斷提高，固定匯率制度的安排與我國貨幣政策之間的沖突日益明顯。特別是在此輪經濟過熱中，我國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宏觀調控政策對國民經濟進行干預，其中主要運用了貨幣政策，貨幣政策從幾年前的「穩健」逐步轉向「適度從緊」。但是由於我國國民經濟連續多年的快速增長和美元的持續走低等原因，使得人民幣幣值被低估，幣值的低估嚴重製約了貨幣政策的實施效果。（一）貨幣政策獨立性降低在開放經濟中，存在國際資本自由流動、匯率穩定和貨幣政策獨立性這三個目標不可能同時實現的矛盾，即「三元悖論」。此次匯率制度改革之前，我國選擇的是固定匯率與貨幣政策獨立性，對國際資本流動實施較為嚴格的控制。在一國金融體系尚未完善，抗金融風險能力較弱的情況下，這種制度安排無疑是符合中國當時的經濟實際。然而，隨著我國加入WTO，在開放經濟的大趨勢下，伴隨著金融全球化、一體化程度的逐步提高，國內金融市場對外開放程度的逐漸加強，合法和違規的資本大量湧入，致使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在我國無法實現。事實上，在此輪經濟過熱的治理過程中，我國政府雖然穩定了人民幣匯率，但卻是以喪失貨幣政策的獨立性為代價，對通貨膨脹的控制的依賴於行政手段，而不是貨幣政策。（二）外匯儲備的激增對貨幣政策有效性和主動性提出挑戰外匯儲備的增加主要源自於貿易順差和「熱錢」流動。由於人民幣幣值被低估，持續擴大的貿易順差和國外「熱錢」的蜂擁而至引起了我國外匯儲備的激增。今年上半年，我國出口為3423．4億美元，進口為3026．9億美元，貿易順差達到396．5億美元，而去年同期則是68億美元的逆差。截止到6月末，國家外匯儲備余額為7110億美元，同比增長51．1％；上半年外匯儲備增加1010億美元，同比多增337億美元，其中僅6月份外匯儲備就增加200億美元，同比多增80億美元。外匯儲備的激增會導致貨幣供給的增加，加大通貨膨脹壓力。為了緩解外匯儲備增長而帶來的通貨膨脹壓力，央行不得不加大力度進行沖銷操作來阻止貨幣供給的增加，但這又會造成信貸收縮，進而增大人民幣利率上升的壓力，反過來又迫使央行買入外匯儲備，最終增加貨幣供給，導致央行試圖改變貨幣供給的努力會大打折扣。上半年，我國出現了「寬貨幣、緊信貸」的局面，在信貸收縮的情況下，廣義貨幣供應量（M2，M2由國內信貸和外匯占款組成）仍然大幅增加，這說明央行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受到了外匯儲備的干擾，大大影響了貨幣政策的調控效果，其有效性面臨嚴峻挑戰。（三）利率工具的運用受到約束在我國，由於固定匯率原因，利率政策手段的效果十分有限，再加之國際社會和金融市場對人民幣升值的強烈預期，使得利率工具的運用受到約束：1、在固定匯率制度下，當我國上調（下調）利率進行緊縮（擴張）調控時，會導致資本項目的順差（逆差）。為了穩定匯率，央行在外匯市場上買入（賣出）外匯，從而增加（減少）了外匯儲備，進一步影響到基礎貨幣的投放，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利率政策的效果。2、升值預期和跟隨美元的貶值導致我國出現大量貿易順差。在正常的經濟環境下，我國可以通過降低利率水平促使國內資金和國外短期資金外流，達到解決國際收支失衡的目的。但是，由於我國經濟過熱還未得到徹底解決，存在通貨膨脹壓力，降低利率有悖於宏觀調控的方向，以至於利率工具的運用面臨尷尬。3、由於人民幣升值預期的存在，如果大幅提高利率會吸引的境外資金流入國內，增加外匯儲備，從而進一步增大升值壓力。正是由於利率無法較大提高，且國內物價水平較高，致使我國實際利率水平較低甚至出現負利率現象。在國內金融投資品種比較少的情況下，股票市場又是持續低迷，於是各路資金追逐投資，尤其是房地產，使得固定資產投資增幅長期處於高位運行。（四）「熱錢」流動降低貨幣政策有效性隨著人民幣升值預期的不斷加劇，大量「熱錢」通過各種合法及非法渠道湧入中國。「熱錢」的流動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影響我國貨幣政策的執行：首先，「熱錢」的流入增加了外匯儲備，加大通貨膨脹壓力，從而削弱了適度從緊貨幣政策的力度；其次，「熱錢」具有高度流動性和不穩定性，它的快速流入流出會對我國金融系統造成巨大沖擊，因而加大了央行運用貨幣政策工具進行調控的難度；最後，在我國股市持續低迷的情況下，勢必有大量「熱錢」進入房地產市場，這將直接影響我國政府對房地產行業調控的效果。二、匯率制度改革增強了貨幣政策有效性此次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改變了匯率過於固定的狀況，形成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這種匯率制度使得人民幣匯率更具靈活性，增強了我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第一，在「三元悖論」中，此次匯率制度改革使我國的匯率波動區間變寬，意味著我國在資本自由流動程度逐漸提高的背景下，通過放棄匯率穩定的目標而增加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在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下，我國可以獨立的行使自己的貨幣政策，通過匯率杠桿對國際收支進行自動調節，改變了在固定匯率制度下因受多種因素牽制而被動行使貨幣政策的局面。第二，匯率制度改革以後，人民幣匯率可以根據市場供求狀況，不斷地進行微幅調整以平衡國際收支，使中央銀行的外匯干預有一定的調控空間，擺脫了為穩定匯率而在外匯市場上買入（賣出）外匯，從而被動的增加（減少）基礎貨幣投放的困境，提高了我國貨幣政策的主動性。目前，人民幣的小幅升值，那麼出口將會適度減少而進口增加，這樣可以消化一定數量過剩的外匯儲備，對於提高下一階段我國貨幣政策的效力有很大幫助。第三，浮動匯率制下，調解利率對國際收支產生的影響，可以通過匯率波動來進行反向平衡，從而增加利率政策的有效性。例如，當我國採取緊縮的貨幣政策，上調利率雖然會造成資本項目的順差而增加外匯儲備，但同時可以通過人民幣升值影響經常項目，抵消資本項目的順差，從而平衡國際收支，提高了利率政策的有效性。第四，靈活的匯率可以增加國際投機資本的投機風險，減少了國外「熱錢」的湧入，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外匯儲備過快增長的壓力，降低了投機資本對我國經濟的沖擊。----------------------------------------------在現行匯率制度下如何防範金融風險，制定投資計劃目前，我國經濟增長的內在動力依然強勁，上半年GDP保持了9．5％的同比增長，CPI上漲2．3％，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為25．4％，其中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長23．5％，成為固定資產投資保持高位增長的主要原因。雖然銀行信貸在上半年偏緊，但基礎貨幣的增長遲早將轉化為銀行貸款的增加，如果貨幣供應繼續寬松，商業銀行釋放貸款的能力將迅速恢復；同時，國際原油和主要原材料價格快速上漲造成的對下游產品漲價的壓力，這將在一定程度上阻止投資增速下降和糧食供給增加等因素導致的物價漲幅回落。由此可見，我國經濟所面臨的通貨膨脹壓力依然較大。本次人民幣升值2％，對我國經濟來說是一項緊縮的貨幣政策，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上述的通貨膨脹壓力。鑒於此，短期內我國的貨幣政策應以「穩健」為主基調，綜合運用各種貨幣政策工具，對國民經濟進行微調，在保持或促進經濟和物價穩定、改善和升級中國經濟結構、轉變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具體來說，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短期內不宜對利率水平進行調整，以免引起宏觀經濟的波動。但可以從利率結構下手，達到調控我國國民經濟的目的。這一思想已在上半年央行的工作中有所體現。接下來我國政府應繼續貫徹這一思想，適當調高短期利率，以抑制投資過熱和投機資金的流入；同時維持中長期利率的穩定，保持經濟的持續增長。第二，在信貸方面，綜合運用貨幣政策工具，引導商業銀行有針對性地增加信貸的投放，改變上半年信貸偏緊的局面：1、繼續嚴格控制投資過熱行業的資金供給，謹防物價反彈，穩定國民經濟；同時，對於資源能源消耗和高污染行業也要在信貸資金方面進行抑制，優化我國經濟結構。2、對於有成長性、可持續發展性的行業給予充分的資金支持，重點是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不僅符合我國經濟結構改革的需要，而且可以降低優質企業對外債的依賴程度，從而減輕由於外匯儲備增多所帶來的基礎貨幣被動投放的壓力。第三，目前，在推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投資下來了，凈出口拉動力也會因升值而隨之減弱，那麼，推動經濟持續增長的重任就落在消費身上。房地產是國民經濟發展的支柱，在擴大內需，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背景下，房地產市場應該承擔培育消費動力的重要責任。此前，我國貨幣政策主要針對房地產行業過度投資和投機性炒房進行調控，對房地產市場進行結構調整，從當前的結果來看，在過度投資和投機性炒房得到初步遏制的同時，個人住房消費也受到了打擊。所以，下一階段貨幣政策工作應在繼續對投資型住房實行嚴格控制的基礎上，給予自住型住房適當的支持，達到刺激內需的目的。另外，本次匯率制度改革，對我國房地產市場的影響較為復雜，一方面，由於升值幅度較小，國外投機資金預期人民幣將有一個升值周期，於是大舉進入我國，主要是房地產市場；另一方面，一些投機資金會獲利了結，撤除房地產市場。在綜合影響很難確定的情況下，中央銀行應密切跟蹤房地產市場的變化，隨時採取適當的貨幣政策來熨平國際資本流動給房地產市場造成的波動，以促進我國房地產行業的健康發展。

B. 名義匯率有什麼用，為什麼銀行不直接用實際匯率。難道名義匯率可以作為一個政策工具

這個實際上網路介紹的挺明白。名義匯率就是匯兌外匯用的，銀行用的就是這個；而實際匯率是作為一國貨幣的評價指標。例如人民幣的低估就會用實際匯率。

C. 匯率和利率的差別是什麼

1、概念不同

匯率又稱外匯利率，外匯匯率或外匯行市，指的是兩種貨幣之間兌換的比率，亦可視為一個國家的貨幣對另一種貨幣的價值。具體是指一國貨幣與另一國貨幣的比率或比價，或者說是用一國貨幣表示的另一國貨幣的價格。

利率是指一定時期內利息額與借貸資金額即本金的比率。利率是決定企業資金成本高低的主要因素，同時也是企業籌資、投資的決定性因素，對金融環境的研究必須注意利率現狀及其變動趨勢。

2、作用不同

利率是決定企業資金成本高低的主要因素，同時也是企業籌資、投資的決定性因素，對金融環境的研究必須注意利率現狀及其變動趨勢。

匯率變動對一國進出口貿易有著直接的調節作用。在一定條件下，通過使本國貨幣對外貶值，即讓匯率下降，會起到促進出口、限制進口的作用;反之,本國貨幣對外升值，即匯率上升,則起到限制出口、增加進口的作用。

3、影響因素不同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利息仍作為平均利潤的一部分，因而利息率也是由平均利潤率決定的，即利率的高低首先取決於社會平均利潤率的高低。根據中國經濟發展現狀與改革實踐，這種制約作用可以概括為：利率的總水平要適應大多數企業的負擔能力。

匯率對進出口的影響：匯率上升（直接標價法），能起到促進出口、抑制進口的作用。(外匯匯率上漲，本幣匯率下跌）。

D. 匯率的作用是什麼

中國人民銀行昨天發布的今年二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提出，適當發揮匯率在實現總量平衡、結構調整及經濟發展戰略轉型中的獨特作用。 報告認為，匯率作為一攬子政策的組成部分，可以在調節國際收支不平衡中發揮一定作用。下一步，應繼續按照主動性、可控性和漸進性原則，進一步完善匯率形成機制，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專家據此認為，下一階段貨幣政策調控可能將由匯率擔綱。進一步增強匯率彈性，擴大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浮動區間，賦予人民幣更大的升值空間應是題中應有之義。 當前，在結構矛盾突出、國際收支繼續雙順差的背景下，控制貨幣信貸過快增長的任務仍然比較艱巨。報告稱，央行將繼續協調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加強流動性控制，合理控制貨幣信貸增長，維護總量平衡。同時，從多方面採取著眼於中長期的綜合性措施，加快落實擴大內需等各項政策，加快經濟結構性調整，促進國際收支趨於基本平衡，實現向以內需為主導，內外需並重的經濟發展戰略轉型。 報告指出，解決國際收支不平衡問題，並不能單純依靠匯率升值來實現。應從圍繞以消費需求為主擴大內需，降低儲蓄率，調整外資優惠政策、加快統一內外資企業稅收制度，擴大進口和市場開放等結構性政策，以及匯率浮動方面共同入手加以解決。

E. 匯率制度為什麼能成為宏觀調控的工具

1。首先宏觀調控是發脹市場經濟的本質要求。市場並非萬能，也有自身的弱點和缺陷需要國家進行必要的宏觀調控。2。宏觀調控有助於解決防止和克服社會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嚴重失衡，避免經濟資源的巨大浪費。有助於解決社會公共職能領域內的資源配置問題，為政府承擔社會公共職能提供必要條件。有助於縮小貧富差距懸殊，實現社會收入分配的相對公平。一方面可以使市場機製得到修整，或者說，使其缺陷得到克服；另一方面。他在市場機制所不及的特殊領域里，能夠直接發生作用。3。我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為全體人民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必須在宏觀調控方面做的更好。堅持並不斷優化國家隊國民經濟的宏觀調控，是實現我國經濟戰略目標的可靠保證，也是市場經濟健康發展的重要前提。

F. 利率作為我國貨幣政策的中間工具是否合適，為什麼

一般而言，貨幣政策中介目標選擇的標准主要有三個：可計量性、可控性、可預測的對政策目的的影響。〔1〕(437)從世界各國的貨幣政策實踐來看，可供選擇的貨幣政策中介目標有貨幣供應量、信貸總量、利率、匯率、通貨膨脹率等。究竟選擇何者作為中介目標，除了上述的三個選擇標准之外，還要受到某一時期主導性的貨幣金融理論、一國經濟金融發展水平、面臨的現實經濟問題等因素的影響。隨著我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貨幣政策中介目標也從信貸規模轉向貨幣供應量。然而，近年來不少國家相繼放棄了貨幣供應量目標，轉向了利率、通貨膨脹等目標，進而在我國引發了貨幣供應量能否繼續充當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爭論。本文旨在對這些爭鳴文章進行系統梳理，為進一步的研究提供參考。

一、理論及實證研究綜述

（一）貨幣供應量仍可充當中介目標

我國1996年正式將M1的供應量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同時以M0、M2作為觀測目標。目前在贊成以貨幣供應量充當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學者中，主要有兩種觀點：

1.在當前及今後一段時期內，貨幣供應量仍可充當中介目標

王松奇（2000）認為，從我國目前情況說，從貨幣政策到社會總支出的變動控制，其中可供選擇的中間指標只有兩個：一是貨幣供給量；二是利率。利率是否可以選作貨幣政策的中間指標，關鍵還要看它與社會總支出關系的密切程度。從實證數據看，投資的利率彈性過低，而利率對消費支出也不能產生決定性的影響，也就是說，它與社會總支出中間關系不夠密切，因此，就不能把利率作為我國貨幣政策的中間指標。在目前及今後相當一段時期內，貨幣供給量都是我國貨幣政策最合適的中間指標。〔2〕(475)

蔣瑛琨等人(2005)運用協整檢驗、向量自回歸、脈沖響應函數等方法，圍繞國內外學者爭議較多的貨幣渠道與信貸渠道，對中國由直接調控向間接調控轉軌的1992年一季度至2OO4年二季度期間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進行實證分析。實證結果表明，90年代以後，從對物價和產出最終目標的影響顯著性來看，貸款的影響最為顯著，其次是M2，M1的影響最不顯著，這表明，90年代以來信貸渠道在我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中佔有重要地位。從對物價和產出最終目標的影響穩定性來看，M1比較持久和穩定，其次是M2，最後是貸款。由於對最終目標影響穩定的中介變數更易於調控，因此就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選擇而言，M1優於M2，M2優於貸款。現階段以及未來一定時期內，中國仍應當以M1為中介目標，將M2作為觀測目標。M1更適合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而取消貸款規模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是合理的。〔3〕

2.當前以貨幣供應量為中介目標是適合的，但需調整與完善

范從來（2004）認為，現階段貨幣供給量作為貨幣政策中間目標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這種局限性的克服不應該是簡單放棄貨幣供應量目標，而應該根據我國經濟市場化和貨幣化的程度調整貨幣供應量的統計內涵，通過匯率制度和利率市場化的改革，創造一種有利於貨幣供應量發揮中間目標功能的貨幣控制機制，提高我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4〕

劉明志（2006）通過實證分析表明，中央銀行利率調整是中央銀行對物價變化所做的政策反應，但尚無實證分析結果支持中央銀行利率調整或銀行間市場利率變動可明顯地影響物價變化或經濟景氣變化的結論。因此。在利率市場化尚未徹底完成、利率形成機制尚不靈活、利率變動與經濟景氣變化之間的直接互動關系尚未建立之前，不宜遽然放棄貨幣供應量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而改採用利率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但考慮到銀行間市場利率對於市場信號變化的敏感性以及日常可觀測性，利率市場化徹底完成以後，利率形成機制將進一步完善，利率變動與經濟景氣變化之間的互動增強，利率在調節經濟景氣變化方面的作用將更加明顯，可以考慮使用銀行間利率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5〕

封思賢(2006)通過運用向量自回歸(VAR)模型、脈沖響應函數(IRF)、方差分解分析等經濟計量方法,對我國現行貨幣政策中介目標進行了實證分析並得出結論:貨幣供應量作為中介目標的有效性正不斷降低,實際利率作為中介目標的實施效果好於貨幣供應量。基礎貨幣難以控制、貨幣乘數不穩定、貨幣流通速度不斷下降和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不完善等因素是產生上述實證結論的重要原因。在我國現行的經濟金融條件下,針對中介目標選擇的一個可行思路是,近期宜在完善貨幣供應量可測性、可控性和相關性的基礎上,繼續使用貨幣供應量作為我國貨幣政策中介目標。同時,必須加快利率市場化進程和配套的金融改革,在時機成熟的時候再由貨幣供應量轉為利率。〔6〕

（二）以利率為中介目標

以利率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先後經歷過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從20世紀30年代到70年代，適逢凱恩斯主義盛行，英美等西方國家在制定貨幣政策時，採用凱恩斯主義的主張——盯住名義利率。第二個時期是從20世紀90年代至今，在「泰勒規則」的指導下，以實際利率為中介目標，如美國。「泰勒規則」認為，實際聯邦基金利率與通貨膨脹和經濟增長之間具有長期穩定的關系。在自然失業率水平下的通貨膨脹率和潛在產出增長率都對應著一個實際均衡的聯邦基金利率。若貨幣當局以實際均衡聯邦基金利率作為中介目標，便可以獲得通過改變名義均衡聯邦基金利率來穩定或影響產出、價格水平的最優路徑。〔7〕(70)我國學者在對利率中介目標進行討論的時候，並沒有明確地區分名義利率與實際利率。

李燕等人（2000）認為，由於貨幣總量控制有效性的基本條件不能得到滿足，央行對基礎貨幣控制能力有限，貨幣乘數也不穩定，因此有必要對我國貨幣政策中介目標進行調整：即從貨幣總量控制向利率調節轉變。〔8〕

周誠君（2002）認為，在內生貨幣分析框架中，貨幣供給是內生的，利率則是外生變數。由此，一國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應該是利息率而不是貨幣供應量。對我國而言,貨幣供給具有較強的內生性，而利率則具有幾乎完全的外生性。因此，目前我國的貨幣政策中介目標應轉向利率調控為主的間接型貨幣調控模式。以正因為此，我國目前利率改革的方向不能是追求單純的利率市場化，而應是一個多元的間接利率調控體系。〔9〕

張強等人（2003）通過考察貨幣運行效果，發現貨幣供應量對經濟的影響有減弱趨勢，在一定程度上作用不力。隨著金融開放度的加深，貨幣供給越來越依賴於經濟的發展，利率作為資金的價格，在反映經濟動態的敏感性方面更具有優勢，中央銀行應根據經濟金融發展程度漸進地調整中介目標。過渡期內中央銀行考察貨幣供應量中介目標時，逐步將中介目標由數量型過渡到以利率為主的價格型指標，同時將匯率、金融資產價格作為輔助指標納入中介目標體系。〔10〕

（三）採用通貨膨脹目標制

以通貨膨脹目標作為貨幣政策目標規則緣起於20世紀90年代。面對嚴重的通貨膨脹，紐西蘭儲備銀行率先進行了通貨膨脹目標的實踐，其後又有加拿大、紐西蘭、英國等7國宣布採用通貨膨脹目標制，甚至一些新興市場國家，如波蘭、巴西、泰國、秘魯、菲律賓等也開始相繼採用該貨幣政策規則。Svensson（1999）認為，通貨膨脹目標可以被解釋為一種目標規則，以實現損失函數最小化。目標規則可以被解釋為中介目標規則，在操作程序上，以一定區間的通貨膨脹預測作為中介目標變數。〔11〕(607-654)從其表述來看，通貨膨脹目標制既可以被理解為關注最終目標的貨幣政策規則，也可以是中介目標規則。正因如此，國內主張採用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學者主要有兩種觀點：

1.貨幣政策目標直接盯住通貨膨脹率，以利率、貨幣供應量和經濟景氣指數等作為監測目標

夏斌等人（2001）通過對我國調控貨幣供應量的實踐進行考察,認為從1996年我國正式確定M1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M0和M2為觀測目標開始,貨幣供應量的目標值就幾乎沒有實現過。他們從貨幣傳導機制角度分析了近年來貨幣供應量目標無效的深層原因：貨幣供應量本身不好控制導致我國貨幣供應量可控性差，貨幣流通速度下降導致我國貨幣供應量目標效果不佳。因此，貨幣供應量中介目標客觀上已經不合時宜，應盡快廢止。盡管我國的銀行拆借利率等短期利率已經基本市場化，可以作為貨幣政策操作目標，但從短期同業利率到市場利率的生成機制還付諸闕如，利率目前顯然不能作為新的貨幣政策中介目標。不僅如此，以利率、匯率或貨幣供應量等工具變數作為中介目標都存在一個共同缺陷，即此時貨幣政策的靈活性較差。一個可行的選擇是放棄採用任何中介目標，直接盯住通貨膨脹率，同時將貨幣供應量、利率、經濟景氣指數等其他重要經濟變數作為監測指標，即採取通貨膨脹目標。事實上，這也正是越來越多的國家在放棄貨幣供應量目標後的共同選擇。當前我國比較適宜的措施是放棄貨幣供應量目標後，暫不宣布新的中介目標，在實際操作中模擬通貨膨脹目標，努力使物價恢復並穩定在一個合理范圍內(按照一般理解,指核心物價指數上漲率在1-3%內)，建立一個通貨膨脹目標下的貨幣政策操作框架。〔12〕

奚君羊等人（2002）認為，從1996年我國正式確定M1為貨幣中介目標、M0和M2為觀測目標起，實際貨幣供應量與目標值之間始終存在很大的離差。由此可知,作為中介目標的貨幣供應量在可控性上存在嚴重缺陷。從穩定價格並以此促進經濟增長這一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來看,貨幣供應量目標也不能令人滿意。從1998年起，M2與價格出現了明顯的背離趨勢，價格在M2快速增長的情況下繼續呈現持續性負增長，出現通貨膨脹緊縮的跡象，經濟增速也是逐年下降。貨幣供應量目標缺乏有效性的原因主要有四個方面:一是貨幣供應量的計量口徑可能失真；二是基礎貨幣投放常因外匯干預或所謂的「倒逼機制」等原因而難以控制，且貨幣乘數不穩定；三是貨幣流通速度下降，尤其是1996年後M1和M2的流通速度出現了急劇下降的現象(鄭超愚、陳景耀，2000)；四是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出現了「腸梗阻」。以貨幣供應量作為我國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已嚴重干擾了我國的輿論判斷和公眾預期。因此，實行通貨膨脹目標制，把我國的貨幣政策目標直接釘在通貨膨脹率上，同時將利率、貨幣供應量和經濟景氣指數等其他主要經濟變數作為監測指標，這應是一個可行的選擇。〔13〕

2.將通貨膨脹作為中介目標，以產出和就業缺口、貨幣供求、利率和匯率等作為監測指標

李揚（2002）認為，從可測性、可控性、相關性三個方面來看，貨幣供應量M1和M2作為我國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已不太合適，繼續按照現有模式使用它們作中介目標將有損我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通過統計回歸分析驗證了我國實際存貸款利率對投資和通貨膨脹率的作用，這說明，即便在現今我國對名義存貸款利率實行一定程度的管制的情況下，實際存貸款利率的變動對經濟仍具有顯著的作用。隨著市場化進程的推進，特別是金融管制的放鬆和金融市場的發展，利率——信用的價格——在經濟中的作用就如同產品和服務的價格一樣，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然而，理論和各國經驗顯示，如果採用利率充當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還不如索性直接採用「通貨膨脹目標制度」，在這種貨幣政策框架中，通貨膨脹是中介目標，而被稱為「貨幣狀況」的一系列指標，如產出和就業缺口、貨幣供求、利率和匯率等將成為中央銀行日常監測的指標。〔14〕

（四）以產成品庫存總額占消費總額的比率為中介目標

曹家和（2004）從我國經濟建設的實踐出發，認為貨幣政策的效應存在非對稱性，即貨幣供給量在通貨膨脹時期能夠靈敏地反映出社會總需求的寬松度，並且能夠有效地防止通貨膨脹的出現，但在緊縮時期則對社會總需求的寬松度缺乏靈敏性，因而並不適合繼續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由於貨幣政策效應的非對稱性，客觀上要求央行在不同時期選擇不同的領先指標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在對目前國內學者提出的中介目標的利弊進行分析之後提出，在緊縮時期，央行可以使用產成品庫存總額占消費總額的比率作為執行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在供大於求的經濟中，當社會總需求增加時，產成品庫存總額呈下降的趨勢，而當社會總需求減少時，產成品庫存總額則出現上升的趨勢。既然治理緊縮的關鍵是增加內需，使社會供求趨於均衡，那麼，能夠准確反映內需變動狀況的產成品庫存總額占消費總額的比率，因其能夠靈敏地指示貨幣供給量對總需求的實際影響，因而可以作為央行執行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首選指標。〔15〕

（五）同時採用多個金融變數作為中介目標

張俊偉（2003）認為，貨幣量指標的有效性下降，「盯住通貨膨脹」應當是好的選擇。但「盯住通貨膨脹」要以央行具有高超的經濟運行預測能力和高度的政策獨立性，以及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匯率政策乃至產業政策之間密切配合為前提。所以，「盯住通貨膨脹」在目前的中國還不具備現實性，它只能是遠期目標和努力方向。當前，可行的選擇應當是在進一步增加貨幣政策透明度、強化央行獨立性（如自主調節利率等）的同時，淡化對貨幣量指標的關注，轉向綜合利用多種金融變數所提供的信息來指導貨幣政策的操作，而不是像一些學者所宣稱的那樣，考慮用利率取代貨幣供應量充當我國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16〕

方齊雲等人（2002）認為，貨幣供給的內生性和外生性問題,是貨幣當局選擇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理論基礎。在區分貨幣供給內生性與外生性的框架下,從基礎貨幣和貨幣乘數角度對我國貨幣供給的性質進行了實證分析,論證了現階段我國貨幣供給的內生性特徵，為近年來我國貨幣政策中介目標——貨幣供應量控制實踐所表現出的無效性提供了一個解釋，並為我國現階段選擇貨幣政策中介目標提供了一種思路：面對我國現階段貨幣供給的內生性特徵下貨幣供應量指標已無法實現中介目標的功能的現狀,我國的貨幣政策中介目標應進行相應的調整,應該在逐步弱化貨幣供應量目標的同時,積極引進利率等監測目標,並提高對價格指數(CPI)的關注程度,直至最終盯住通貨膨脹率目標。〔17〕

二、一個評論性總結

目前對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研究遠沒有形成一致性的意見，今後一段時期內仍將是學界研究的熱點。綜觀既有的文獻資料，我們可以得出如下幾點結論：

1.從理論上說，可計量性、可控性、可預測的對政策目的的影響這三個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選擇標准十分明確，且易於理解。然而不幸的是，我們依據這三個標准卻很難判斷某個金融變數是否比另一變數更適合充當中介目標。如Frederic S.Mishkin曾考察過貨幣總量與利率，發現作為中間目標，是利率優於貨幣總量還是正好相反，我們在每一個標准上都無法得出明確的結論。因此，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選擇更多地是受到某一時期主導性的貨幣金融理論、一國經濟金融發展水平、面臨的現實經濟問題等因素的影響。

2.大多數研究均已表明，貨幣供應量作為中介目標的有效性正不斷降低，然而，從我國當前的經濟金融發展情況來看，要像西方發達國家那樣選擇利率或通貨膨脹目標還缺乏可行性。因此，我國面臨的現實選擇只能是繼續以貨幣供應量為目標，同時穩步推進金融體系、金融制度的改革，以為中介目標的轉變奠定基礎。

3.由於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復雜性，與其設定中介目標作為最終目標的名義錨，通過調控中介目標來引導貨幣政策指向它所要達到的政策目的，倒不如直接盯住最終目標，這就是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基本邏輯。通貨膨脹目標制是一種全新的貨幣政策框架體系，在這種框架體系中，用於決定貨幣政策工具的是一系列信息變數，包括貨幣供應量、利率及匯率等（Mishkin，1997；Bernanke&Gertler，1999），因此貨幣當局能夠在政策工具的運用上保持較大的靈活性。這對我國未來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選擇具有重要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