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国家为什么要求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原因：
（1）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但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
（2）金融运行总体是稳健的，但资金分布不合理问题仍然存在，与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要求不相适应。
（3）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更好地发挥金融对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支持作用，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地发挥金融政策、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协同作用，优化社会融资结构，持续加强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切实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⑵ 金融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效配置，将造成有效资源的大量浪费、环境的严重污染乃至经济危机。
近20年来，社会主义国家都面临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就实质而言，就是对各种资源进行更有效的开发，对各种资源进行更有效的配置。目前我国进行的下岗再就业工程实质上就是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各种资源的有效配置活动。所谓新的经济增长点，就是某些地区、某企业、某产品基本上达到了某些资源的有效配置。我们认为，当这种有效配置的覆盖面达到50%的时候，由于经济活动的惯性，全国经济将出现全面好转，展示强大的生命力。就一个地区而言，整个经济活动达到80%的有效将是非常理想的，100%的有效是不存在的，既使是在发达国家美国也至少有20%的无效生产，它需要通过调整，甚至破产来达到有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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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王见定：《社会统计学与数理统计学的统一》，前沿科学，2008年第二期,北京,2008.
⑶ 经济转型期如何推进金融体系改革
经济转型期如何推进金融体系改革
5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在2016金融街论坛上表示，我国金融业改革的着力点是构建现代金融体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改革的体制性目标是建立有效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当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现代金融体系。目前，国务院已决定由人民银行等十部委共同编制国家金融“十三五”专项规划，即“十三五”现代金融体系规划。当前经济转型关键时期，如何推进金融体系改革，探索谋划现代金融体系建设新路径，一时间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对此，国研网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陈道富。
国研网：当前，我国在一系列政策推动以及内外部经济因素影响下，经济正平稳转型到新常态，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我国金融体系面临哪些困难与挑战？
陈道富：我国当前正处于深刻的经济转型期。经济转型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与国际经济的高度融合引起世界经济格局的调整；二是经济增长从高要素投入转向寻求经济效率；三是开始平衡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原有的金融体系大体上是适应原有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模式的，当经济转型时就会出现各种金融困境，这也是金融需要转型的信号。
一、“三元悖论”与“中心外围”结构制约中国的货币政策
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融合，金融的跨境融合就给原来相对独立的金融体系带来冲击，集中表现为所谓的“三元悖论”和“中心外围”结构。
“三元悖论”揭示了一个经济体不同同时实现汇率、利率及资本管制三个目标。“三元悖论”成立是建立在无套利均衡基础上的。如果将汇率看作货币对外价值，利率看作货币的对内价值，资本自由流动则意味着国内外形成一个统一市场，则三元悖论本质上是一价定律在货币领域的体现，即一种商品在一个市场只能有一个价格。要想破坏一价定律，则只需破坏该定律成立的前提条件即可，如一个市场、同质商品、无套利成本等。因此，在不同制度和市场结构下，可以有多种方式达到市场均衡。“三元悖论”仅揭示瞬间无套利均衡要求，无法判断哪个组合的均衡结构更好。
中国当前正在寻找“三元悖论”所揭示的汇率波动、资本管制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三者之间的平衡点。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融合，资本账户逐步开放，跨境资金流动日益频繁、规模巨大。2009年以来，我国国际收支的错误遗漏方向开始从净流入，转为净流出，截至2015年底累计净流出5939亿美元。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从2014年二季度开始出现净流出，截至2015年底累计净流出5600亿美元。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近些年出现较大幅度升值，2011年4月以来，分别升值了27.6%和30%。其中，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波动幅度逐步加大。跨境资金流动规模和频率的增大，在有限的汇率波动幅度内，给国内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带来了较大的挑战。央行的外汇占款和外汇储备分别与2014年的5月和6月达到历史高点，截至2016年1月和2月，分别减少了30906亿元人民币和7908.92亿美元。我国的基础货币余额2015年3月达到历史高点后开始下降，截至2015年底已累计减少2万亿元人民币。
中国的金融体系与世界金融体系的融合，不仅受套利均衡的“三元悖论”约束，还接受了金融资源的世界再配置。从全球动态均衡来看，二战后全世界金融体系存在明显的“中心外围”的美元周期结构。这与是否采取浮动汇率没有太直接关系。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世界采取基于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固定汇率体系，美元波动牵动全球资金流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进入了以浮动为主的汇率体系，但仍呈现明显的美元周期。美国的利率和汇率调整，引导着全球资金的流动。随着资本账户的逐步开放，中国也成为世界美元周期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周期与美国并不完全相同，近些年甚至出现较为明显的分化，但仍深受美元周期。
二、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割裂
金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但中国近些年金融的发展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实体经济发展需要。一方面货币大量投放，各类金融创新活跃，发展迅速，另一方面企业面临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除了承担大量经营风险，还不得不管理并承担大量金融风险。企业不是不得不应对流动性风险（资金使用的期限，与金融体系真正提供的资金期限不匹配，不得不从事期限匹配的流动性管理），甚至卷入金融操作（杠杆率不断提高，通过委托贷款等方式，为其他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乃至进入国外被归入金融业的房地产业和地下金融行业）。此外，通胀预期和资产泡沫的阴霾始终无法消除。
货币凝聚着人类的普遍信任。在经济阶段转换期，特别是经济增长模式和动力的转换期，在原有的增长点和增长模式下出现产能过剩，竞争过于激烈，盈利状况恶化，难以凝聚社会普遍信任。但是新的经济增长点并没有经过社会实践的充分检验，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规模还较小。这样以商业盈利模式为基础的社会信任大幅下降，社会普遍信任转向以物和政府信用为主，表现为房地产和政府信用（含隐性担保）的过度膨胀。
货币借助资产实现扩张或收缩，支持货币扩张的资产价值的来源不同，货币扩张对实体经济具有不同效果。
当实体资产属于新的商业创造(包括新项目、原有项目的扩大、改建等)，货币因此而扩张会带来实体经济的真实扩张，从而引起对现有实体资源的争夺，引发实物资源的相对价格和绝对价格水平的调整。如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当这些投资机会被证明确实具有稳定回报，货币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就能实现良性循环。但当投资机会并不具有稳定回报，成为不良资产，货币金融体系则需要通过不良资产退出实现货币收缩来及时承认错误。如果不良资产不能及时退出，则在经济体中保留了多余的货币创造，产生虚假繁荣的货币基础。
当实体经济属于现有的存量资产，只是实现了证券化进入金融领域（货币的深化）。这种类型的货币扩张不再对实物资源产生增量需求，只是产生金融领域的资产供给。如农村经济（自给自足经济）的货币化，货币的国际化及各类资产的证券化等。货币深化并不会带来对现有资源的增量争夺，只是货币金融体系的边界扩大。
当资产价值增加来源于现有金融资产的价值重估（利率或者风险偏好变化，那么并不产生金融领域的资产供给，只是实现金融资产的再配置。如我国上一轮股市繁荣期，大量上市公司将非上市公司装入上市公司，以获取两者之间的价差，等等。当价值评估重估以合理定价机制为基础时，这是利用金融体系利用其价值评估体系以较低成本提高资源优化配置效率的过程，是广义的套利和资源整合过程。但当价值评估的定价机制不合理，存在非理性因素主导，或者存在内幕交易、市场操纵时，不再是套利和资源整合，而是价值的再分配和欺诈掠夺。
当经济处于转型期是，经济体中的投资机会匮乏，货币扩张越来越多的由存量投资机会证券化和价值重估实现时，货币的大量投放并不能带来实物资源价格的上涨，而会表现为资产价格的上涨。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通货膨胀相对稳定，但不断出现资产泡沫。投资者普遍面临“资产荒”难题，不断寻找价值洼地，提高风险偏好。从微观企业来看，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的企业盈利状况较好，但由于缺乏新的投资机会，上市公司保留较大比例的现金。我国近期更是出现上市公司的盈利不高，但股票价格较高。当房地产价格上涨与货币投放相互实现时，市场参与者陷入了囚徒困境：虽然不看好房地产内在价值，但由于房地产价格上涨会显著损害货币持有者的购买力，不得不参与房地产的追逐。
三、金融运行与金融管理的割裂
微观金融机构从业务发展出发，顺应实体经济转型的需要已进行了大量创新。从实践看，近些年随着我国金融放松管制，金融跨业和跨界融合日趋丰富，传统金融领域外出现了大量创新。受制于本身的缺陷和政府经济社会管理框架的制约，金融管理无法有效回应金融发展。
在相当长时期内，我国金融体系事实上承担着除资源优化配置外的宏观调控、产业政策的功能，“窗口指导”、“行业目录”广泛存在。我国政府（中央和地方、一行三会、监管部门和行业协会、投资者保护机构）在金融领域的职责和管理架构，特别是政府和不同市场主体在风险管理和风险承担方面的界线并不清晰。政府在金融领域中，所有者、监管者、行业促进者、经营者的职责交错，甚者承担了部分社会安全网的职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权责（险）利并不能基本匹配，大量的金融风险最终转化为财政风险和货币风险。
事实上，我国有必要将监管部门应从微观金融风险中解放出来，更多关注行业风险和系统性风险。加强一行三会、中央和地方在监管方面的分工合作。强化政府在平衡市场力量（消费者、投资者保护；反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方面,尤其是防止部分金融机构将某个领域的市场影响力不合理地渗透到其它市场）的职责。需要发挥行业协会在促进行业发展中的作用。充分发挥市场服务机构的作用，推动服务中介的去行政化进程。金融机构应在风险管理方面有一定的自主性并因此承担相应的风险损失，获取必要的风险收益。
国研网：“十三五”时期，金融改革将面临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两大任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列为2016年五大结构性改革任务之一。当前存在哪些金融风险？
陈道富：随着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和经济金融转型的不断深入，过去多年积累的体制机制矛盾让我国进入了金融风险集中暴露期。个人认为金融风险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风险是中国经济阶段性转换和经济下行伴随的风险。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为6.9%，今年的增长目标为6.5%~7%。随着经济下行和世界经济环境的恶化，一些企业会破产退出，同时更多风险也会暴露。这一类风险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无法避免，必须要面对的。
第二类风险是“三期叠加”之前的一些政策所导致的负面效果新的阶段表达而产生的风险。
第三类风险是金融改革本身的风险。金融改革是中国进行的巨大探索，无论是利率、汇率市场化还是资本账户开放或者国内的政策调整，本身都是风险和收益并存的过程。越是伟大的改革转型，越是要踏足未知领域，对未知的探索是金融领域企业家精神的体现，是可能带来巨大收益的。中国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决心“去产能、去库存和去杠杆”，这是主动暴露并解决问题的过程，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金融风险。从投资的角度看，承担资产风险也是获取金融收益的主要途径。因此，金融风险是破旧立新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是“危”和“机”并存，需要在实践中实现“转危为机”。
国研网：在当前经济转型大背景下，您认为金融体系的转型应该如何推进？
陈道富：目前，我们看到金融体系非常火热，看到互联网金融，看到体制外的体系，看到非常火热的金融，所有人都在从事金融业，都在做金融业务。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实体经济融资难等等一些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所以，我们需要寻找实体经济真正响应的方面，大致有三个方面：
第一，金融体系放在更广的范围内，放在经济系统、社会系统里，它的命题是经济发展阶段提出的命题，这个命题就是所谓的新常态或者三期叠加，所以首先要服务于新常态，尤其是转轨过程。转轨过程对金融体系来说，它的价值发现功能，重新创造价值功能，给金融体系提出了很强烈的要求。
第二，金融体系本身，整个世界的金融体系都不是稳定的系统，怎么实现它的优化配置？如果是一个稳定的系统，它是缺乏流动的系统。大家看到的乱，看到的不协调，一方面是发出了信号，在制度上有缺陷、有限制。另一方面，其实反映的是中国金融体系成长、突破过程中的烦恼。金融体系必须要面对他的乱，面对他的不稳，只有真正去面对自己金融体系不稳的根源，才能解决他。所以这个过程，中国需要充满活力、总体稳健的金融体系，这又是矛盾又是统一的过程。微观上需要活力，需要寻找经济的增长点，需要寻找市场机会，需要套利，需要破。在宏观上稳定的系统，一定是权、责、利一致的，中国现在很多问题都是制度设计上在破坏权、责、利，有一些是无意识的破坏了权、责、利，因此，宏观上就要进行对应，所以这是第二个层面，把金融体系变成一个有活力的、稳健的体系，这个过程中需要打破金融体系之间不合理的流动性障碍，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更加开放的系统，所以我们要从市场生发出来，更加市场化，更加开放的系统，需要开放、活力、稳健的系统。
第三，对金融体系来说它不是一张白纸，金融改革会在第三个层面产生问题，中国的金融体系是金融的转型。它最终的目标来源于实体经济，但是它又不是一张白纸，它是在一定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下进行的金融改革，是在原有的金融体系里进行的金融变革，所以它只能是一种成长。这种变革的深度取决于处在哪个层面上，在枝节上的改革、改良，这些年的金融改革中已经做了很多了，就是大家讲的很多物理层面的变革。接下来是理念上的变革，这种变革需要建立在原有的基础上。所以怎样在现有的格局下归位，原有的金融体系相当程度上表现为错位，表现为对金融体系认识上的偏差，所以需要一种归位，需要一种转型的设计，这种归位有横纵两个坐标。
第一个是财政和商业的横的关系，中国一直在处理财政和金融的关系，今天中国很多问题都是来源于金融在执行很多财政、产业的职能，财政和金融之间到底如何协调？如何在这个光谱上处理政府和商业机构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是中国需要重新考虑的，金融体系外施加了很多金融体系不可完成的任务，或者不是最优完成任务的时候，所以首先需要做这方面的讨论。
第二个是纵轴，金融体系怎么发挥作用？整个企业家创新的最初动力就是破坏权、责、利的有限责任，只拿股本金，到这儿而止，这是一个断层。在国家层面可以看到国家隐性担保的行为，都在一定程度上破坏权、责、利的一致，需要在宏观上进行纠偏。但是我需要给你的偏差产生巨大的活力，这是在纵轴上，你会发现怎么划分微观实体的权利，行业监管，金融救助，宏观调控，整个纵轴的关系，这是在商业运行的点上，依然是需要分工才能完成的灵活金融体系，中国在这方面其实有很多的偏差。
为什么讲中国是“成长的烦恼”？小孩子总有青春叛逆期，在小孩不懂事的时候，家长处于爱护，可以给小孩任何指点。但是小孩成长起来了，有自己的思维，自己行为能力的时候，有自己的发展空间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种叛逆。这时候不是把我认为应该怎么做更好的东西给你，而应该是包容的，允许你犯错，允许你探索，允许你有不一样价值观。这里面就会涉及到微观主体、监管部门和宏观救助的关系。从国家的角度来看，任何一个改革真正能推动的力量都是来源于自己，其实最核心的是自己怎么看到自己没有跟上金融变动的情况。
所以国家再怎么管理，怎么面对金融体系更加灵活响应实体经济需求产品的风险点，所谓系统性风险一定是制度上的偏差，使得这种风险可以持续累积。国家要做的，就是在中国这个土地上寻找真正的风险点，建立起针对这样风险点的监管体系、救助体系、宏观调控体系，这是今后三五年会产生化学变化的地方。我希望中国金融体系在未来，能为中国经济新常态形成稳健、灵活、可持续发展的，真正发挥资源优化配置功能的一个体系。
⑷ 经济转型怎么理解
大多数人一说到中国的经济转型，脑海中立马浮现的是中国经济要从传统的粗放式向集约式发展的转型，要从初加工向深加工进行产业延伸。这样理解错了吗？没错，但不全对。 以上的理解只是提到了中国经济转型的一个维度、一个方面，是针对已经进入工业化、城市化的地区如何向后工业时代转变的理解。但如果读者是一个喜爱旅游，游历过中国广大内陆地区的朋友，那便不难发现对于占中国国土面积70%的中西部地区，在还没有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在即没有资金的聚集，也没有人才的储备的情况下，谈论发展新型经济几乎就是一个伪命题。 笔者认为，当下中国的东西部差距，决定了中国经济转型的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东部较发达地区推进产业升级，加快结构转型，利用资金和科技的集中优势，发展高端制造业，金融服务业以及创意科技产业；而第二个维度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进行从农业向工业，农村向城市的转型，也就是说，在这个阶段将会有众多的新兴城镇和工业园区出现在中国的广阔内陆，它们之间需要大量铁路以及高速路的联接。这也意味着，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的基础实施建设仍将处于高峰期，投资仍会是拉动中国经济高速前进的重要动力。 这种呈梯度推进的转型，暗示着中国不会出现部分行业的急剧衰退，严重的生产力过剩以及投资停滞的现象，换句话说，中国不会出现大幅度的经济增速下滑，中国的经济发展总体应该是平稳的。 作为证券投资者，我们应该如何在这种双维度转型背景下投资呢？笔者浅见认为，投资者不妨把自己的投资标的也做个相应的划分。在传统领域，比如水泥或者工程建设的，应该把注意力多放在中西部业务较多的上市公司；再比如汽车或者医药，我们以发达国家为参照，美国汽车公司有几家，医药公司有几家，简单地就可以推出在未来，这些行业讲出现大量的淘汰以及兼并。在新兴领域，投资可以紧紧围绕消费升级以及生活样式改变这两个大思路，多想想以后十年，二十年老百姓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怎么可以让生活更便利等等问题。有句话讲：思维决定高度。我想，作为投资者，要多想些长远的，宏观的问题，只有方向正确了，您的投资成功才有了前提和基础。
⑸ 金融投资学：金融如何服务实体经济
中国经济正朝着分工更明确、结构更合理的阶段发展，如何做好实体经济是我国经济转型中最重要的问题。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仍存在着资金“脱实向虚“的现象。金融与实体经济互相促进，共同发展才是健康发展之路，从本质上来说，实体经济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也是实体经济加快发展的“利器”。但金融所表现出来的优化资源配置、提供信息，分散、转移和管理风险等功能，对经济活动具有有效的调节和推动作用。通过银行贷款间接融资，也让不少企业获得了重新发展的机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和“爆炸式”增长。
然而，金融在助力实体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会无形中对实体经济造成伤害，因此金融“脱虚向实”成为尤为必要和迫切的目标。这时候则需要政府的正确引导来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在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下，银行业金融机构也需要创新服务实体经济的方式，加强产融结合。采用灵活的方式，满足小微企业各方面需求；一些商业银行还促进境内外产业链上的中小企业在产品、技术等方面进行交流合作，发展跨境金融，提供综合金融服务。
其次，应该拓宽企业融资渠道，通过资本市场的股权投资来实现直接融资，大大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当然在拓宽融资渠道的过程中，需要合理利用各种融资手段，比如大力发展场外股权市场；完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等融资渠道，建立合理的风险资本退出机制；降低企业杠杆率；利用资产证券化手段，实现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协同发展。
政府在引导和完善金融市场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适当降低金融机构市场准入门槛，引导民间资本参与金融业至关重要，同时也应该加强相关法律法规、信用体系、支付清算体系等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引导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⑹ 发展碳金融对我国经济转型都有哪些重大意义作用和影响
中国金融业发展面对的挑战
记者：“后危机时代”全球主要经济体经济实力重新配置，国际金融体系和货币体系面临重构，而国内经济转型加速和经济增速放缓。在这样的国际、国内背景下，我国金融业发展会面对哪些问题？
苑德军：中国金融业进入了发展加速和开放扩大的新阶段，既面临着良好的成长机遇，也需要应对各种挑战。
首先是经济转型的挑战。推进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基础上的经济转型，是我国未来经济工作的重心。这种转型既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客观要求，也是我国经济面对日趋险恶的国际外部经济环境和日益强化的国内资源环境约束的必然选择。可以说，经济转型是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
经济转型要求金融必须转型，而没有金融转型，就无法实现经济转型。经济转型是金融转型的依据和前提，金融转型是经济转型的推手和动力。两者紧密联系，互相促进，相辅相成。支持经济转型特别是产业转型，是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的主要方面和核心任务。
以银行为主导的间接融资在社会融资结构中占有优势地位，决定了商业银行在支持经济转型方面负有重要使命。适应金融转型的要求，商业银行的信贷业务应实现在发展战略、支持重点、配置结构等方面的转型，做到四个转变：一是优化信贷投放的行业结构，使信贷支持重点从制造业向传统产业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转变；二是优化信贷资金配置的空间结构，使信贷资金配置从集中于经济发达地区向区域均衡转变；三是优化信贷支持的企业结构，使信贷资金投向过度朝大企业倾斜向重点支持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转变；四是优化信贷业务结构，使信贷业务由传统信贷向绿色信贷转变。
必须有效发挥直接融资对经济转型的推动作用。要优化上市公司结构，优先安排战略性新兴产业所属企业上市；加快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加快发展产业投资基金、政府引导基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和并购基金，增加创业资本供给，促进产业扩张、产业融合和产业并购，促进产业升级；大力拓宽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创新直接融资方式，支持更多企业利用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中小企业集合票据等直接融资工具融资。
其次是利率市场化的挑战。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刻不容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义，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而利率作为资金价格则是资源配置的“指示器”和“调节器”。利率没有市场化，就谈不上金融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和高效率，自然也就谈不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利率市场化也是银行商业化的一个重要条件。没有利率的完全市场化，就不会有真正的银行商业化。长期的存款利率管制损害了存款人利益，使存款人的存款在负利率情况下连保值也做不到，同时造就了银行的高利差，使银行可以安享垄断利润而阻碍了贷款定价能力、利率风险防控能力的提高，不利于银行竞争力的培育。利率管制使利率信号失真，使利率难以有效地发挥宏观调控功能，而且其也是诱发民间高利借贷的重要根源。因为在利率实行双轨制并且金融市场资金供求关系高度紧张的情况下，市场利率必然大大高于管制利率。当前，整个经济社会和金融当局都已经认识到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迫切性，相信“十二五”时期利率市场化改革会有明显进展。
利率市场化后，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将面对无时无刻存在的利率风险，股市和债市行情的波动将更加频繁，利率对券商自营业务、资产管理业务、固定收益业务、衍生品交易业务等的影响加大，金融机构的产品定价能力、利率走势监测分析能力、利率风险控制能力等亟待提高。
再次是金融业综合经营的挑战。在金融业综合经营持续发展的情况下，金融各子行业之间的行业壁垒和市场壁垒被打破，跨行业、跨市场的金融产品大量涌现，金融竞争强度提高，各类金融机构不仅要面对同一金融子行业竞争对手的竞争，还要面对行业外竞争对手的竞争，这对金融机构的营销能力、适应市场和客户需求的产品创新能力、风险防控能力、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和聚合能力等，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两年在我国迅速发展的影子银行，适应了筹资者和投资者的多样化需求，在某些方面替代了商业银行的功能，侵蚀了商业银行的传统领地，对商业银行构成了严峻挑战。这种挑战，实际上是金融业综合经营给金融机构带来现实挑战的具体反映。
最后是金融发展方式转型的挑战。传统金融发展方式注重金融总量扩张，忽视金融结构优化；注重金融市场广度，忽视金融市场深度；注重金融竞争，忽视金融效率；注重金融硬实力（金融资产规模、金融机构数量、金融市场份额等）打造，忽视金融软实力（金融创新能力、金融企业综合竞争力、金融企业公司治理机制、金融发展环境、金融文化建设等）培育。金融机构都把“做大做强”作为自身发展目标，都在追求规模扩张，业务、产品同质化倾向严重，缺少经营特色。必须用科学的金融发展方式取代粗放经营的金融发展方式，加强金融机构的精细化管理，实现金融发展过程中规模和结构、广度和深度、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和谐统一。
建议自己下去查查资料
这样的提问没有意义
⑺ 普惠金融怎么促进我国经济转型升级
通过普惠金融，未来社会各阶层将享受到适合自己的金融服务，促进我国金融与经济体系的改革与健全。善林金融表示，在我国经济建设转型升级的大潮中，普惠金融发挥作用的空间也将越发广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