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对金融机构进行规制

㈠ 金融监管部门有哪些

我国的金融监管部门包括“一行两会”，即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版和证监会。

金融监管是政权府通过特定的机构，如中央银行、证券交易委员会等对金融交易行为主体作的某种限制或规定。本质上是一种具有特定内涵和特征的政府规制行为。金融监管可以分成金融监督与金融管理。金融监督指金融主管当局对金融机构实施的全面性、经常性的检查和督促，并以此促进金融机构依法稳健地经营和发展。金融管理指金融主管当局依法对金融机构及其经营活动实施的领导、组织、协调和控制等一系列的活动。

拓展资料：

金融监管是金融监督和金融管理的总称。综观世界各国，凡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无不客观地存在着政府对金融体系的管制。

从词义上讲，金融监督是指金融主管当局对金融机构实施的全面性、经常性的检查和督促，并以此促进金融机构依法稳健地经营和发展。金融管理是指金融主管当局依法对金融机构及其经营活动实施的领导、组织、协调和控制等一系列的活动。

参考资料：金融监管机构_网络

㈡ 如何构建我国民间金融法律规制体系

方法步骤一、

民间金融是游离于金融监管机构之外的所有金融行为及金融主体的总称。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资金供需矛盾日益突出，民间金融市场更趋活跃，呈现出主体全民化、取息暴利化、规模扩张化等特征。目前，我国民间金融资金总额高达数万亿，却没有专门机构对其进行监管，且规范我国民间金融活动的法律规定相对分散、禁止性规范居多，难以发挥理想的规范作用。规制措施的捉襟见肘和立法的乏善可陈，给民间金融留下很大的不确定性和灰色地带，不利于民间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因此，亟须从立法上对其进行规制，从准入标准、利率管理、资金来源、资金用途和监测等方面提供操作性强的行为标准，降低交易主体的不确定性和交易风险。

方法步骤二、

民间金融法律规制体系的构建思路

对吸收存款类与非吸收存款类民间金融机构实施分类监管，并根据不同的业务特点、交易主体、交易半径分别构建其监管框架，是促使监管机构有效监管民间金融活动的手段。

非吸收存款类。私人借贷通常基于一定的地缘、血缘、人缘关系，最容易发生重复博弈的情形，信息对称性强，欺骗者容易被识别。企业间借贷的交易双方往往聚集在特定的区域内，交易当事人很容易能通过建立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识别对方是否诚实履约。因此，局限在小范围内的私人借贷、企业间借贷自身存在一套约束与惩罚机制，市场竞争秩序完全可以保障其正常运行，只需在法律上对其形成的契约进行有效保护，并通过引导、鼓励逐步走向契约化和规范化。而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等专业放贷机构，其交易半径更为广阔、交易双方接触机会不多或人员流动频繁，导致信息网络、社会规范和惩罚的有效性逐渐减弱，因此需要在原有交易中增加专门从事收集、保存及公开违约信息的参与人即第三方市场主体，由其采取可靠的惩罚措施规避现在及未来可能存在的欺骗活动，评定交易者的信用等级。

方法步骤三、

吸收存款类。民间金融演变成私人钱庄、标会、合作基金会等吸收存款类机构后，其运作机制变得错综复杂，交易规模和半径进一步扩大，极易演变为变相吸收存款和非法集资，引发社会风险。而诉讼救济存在双方力量悬殊、诉讼成本高昂等弊端。对此，可引入第三方机构，并辅之以政府监管。即可设计一定的组织形式如投资中介组织，将企业筹资者与分散的投资者连接起来，再由第三方组织通过对投资中介的监管，将不诚信的交易者驱逐出市场；也可由第三方组织作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屏障，最大限度消解二者之间的直接对抗。在政府监管层面，应采取更灵活有效的监管措施，赋予企业较大的经营管理自主权，鼓励其在内部风险控制管理的基础上实行自律性监管。

方法步骤四、

构建民间金融法律规制体系的具体路径

完善民间金融相关法律规范，引导民间金融良性发展。从发达国家经验来看，将民间金融纳入规范化轨道是促使其健康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民间金融规制体系的构建亦应顺势而为，通过立法确认民间金融的法律地位。建议修改物权法、合同法等法律，承认民间金融组织的合法地位，赋予其交易自由与营业自由，在此基础上，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状况，重新界定合法与非法金融活动和金融组织之间的界限，修改贷款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放宽对企业间借贷活动的限制，将企业间、企业与自然人之间的信贷合约纳入法律保护的范畴。修改公司法、商业银行法等法律，制定放贷人条例、合会管理办法等，明确合会、小额贷款公司、资金互助组织的产权构造，承认各类民间金融中介组织的合法地位。对利率水平给予较大的容忍，按照借贷用途或金额的不同，实行差别化的利率控制机制。对超过一定数额的贷款可由监管机构在科学调查与评估的基础上设定利率上限；对限额以内的借贷交易，允许民间金融的投资人与借款人根据市场需求协商拟定利率，向监管机构登记备案即可生效。

方法步骤五、

强化民间金融的法律监管，维护市场秩序、防范金融风险。明确监管主体，形成以银监会为主导，央行、地方政府通力合作的监管体系，明确各机构职能与分工，形成构架清晰、权责明确、信息共享的有效监管网络。建立市场准入制度，监管机构应对民间金融主体资格、业务经营能力进行审查、确认或限制，必要时可要求民间金融组织交纳保证金或准备金，防止市场风险的扩散。建立风险防范制度，根据民间金融组织的规模和运作特点，设置区别于正规金融机构的最低资本金和资本维持规则，增强其应对金融风险的能力。建立危机处理制度，将民间金融纳入存款保险体系，对出现严重风险的民间金融组织实施快速有效处置措施，将其因破产倒闭可能引发的系统性风险降至最低。

方法步骤六、

规范民间金融融资活动，保护民间金融借款人的合法权益。建立信息披露制度，设定放贷人信息披露义务，对放贷协议、放贷人资格、放贷产品构成及风险进行清晰、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推行标准合同，由监管机构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制作标准合同，为借贷双方提供规范、统一的契约文书范本，促进民间金融交易行为的标准化和规范化。规范营销与收债行为，确立民间金融放贷人的营销行为准则，要求放贷人在广告宣传中提供最低限度的信息，禁止采用不合理、不合法的手段催账还钱。

方法步骤七、

民间金融是一把双刃剑，其虽能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但也易引发欺诈及犯罪行为，增加了金融体系的安全风险。我们只有把握民间金融的特点，遵循区别监管、分类规范、疏堵并举的原则，将其纳入国家宏观调控的整体框架，有步骤有层次地推进相关法律规范建设，才能真正实现维护金融稳定、提高金融效率的目的。

㈢ 我国民间金融具体有哪些形式对民间金融规制的研究有哪些

目前，针对特定对象进行股权融资和股权投资的形式，称作私募。这是合法的融资途径。这种方式不承诺收益，不公开宣传。一般的民间借款不会高于银行商业利率的4倍。

㈣ 中央银行的职能有哪些

中央银行的职能有：

1、发行的银行职能：指中央银行垄断货币发行权，是一国或某一货币联盟唯一授权的货币发行机构。中央银行应根据货币流通需要，适时印刷、销毁货币，调拨库款，调剂地区间货币分布、货币面额比例。

2、银行的银行职能：指中央银行充当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最后贷款人。银行的银行这一职能体现了中央银行是特殊金融机构的性质，是中央银行作为金融体系核心的基本条件。中央银行通过这一职能对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活动施加影响，以达到调控宏观经济的目的。

3、政府的银行职能：指中央银行为政府提供服务，是政府管理国家金融的专门机构。国家财政收支一般不另设机构经办具体业务，而是交由中央银行代理，主要包括按国家预算要求代收国库库款、拨付财政支出、向财政部门反映预算收支执行情况等。

4、监管职能：制定有关的金融政策、法规，作为金融活动的准则和中央银行进行监管的依据和手段。依法对各类金融机构的设置统筹规划，审查批准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设立、业务范围和其他重要事项。对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进行监督。

5、调控职能：中央银行以国家货币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的身份，通过金融手段，对全国的货币、信用活动进行有目的、有目标的调节和控制，进而影响国家宏观经济，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实现其预期的货币政策目标。

(4)谁对金融机构进行规制扩展阅读：

中央银行行使监管职能的对象是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除此之外中央银行还需要对金融市场的设置、业务活动和运行机制进行监督管理。随着中央银行国有化进程的加快，中央银行对国家负责，许多国家的银行法规明确规定了中央银行作为政府代理的身份，从而实现了中央银行向政府银行的转化。

进入20世纪中叶，中央银行不与普通商业银行争利益，行使管理一般银行的职能并成为金融体系的中心机构，这标志着它向银行的银行转化。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离不开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总目标，在具体运用中大大加强并注重其综合功能的发挥，即由过去的一般性运用向综合配套运用转化。

㈤ 多部门就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公开征求意见了吗

中国人民银行会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局等部门起草了《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日前，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指导意见》遵循以下基本原则：一是坚持严控风险的底线思维，防止金融风险跨行业、跨市场、跨区域传递。二是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目标，既充分发挥资管业务的投融资功能，又严格规范引导，避免资金脱实向虚。三是坚持宏观审慎管理与微观审慎监管相结合、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相结合的监管理念，实现对各类机构开展资管业务的全面、统一覆盖。采取有效监管措施，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

四是坚持有的放矢的问题导向，针对资管业务的重点问题统一标准规制，对金融创新坚持趋利避害、一分为二，留出发展空间。五是坚持积极稳妥审慎推进，防范风险与有序规范相结合，充分考虑市场承受能力，合理设置过渡期，加强市场沟通，有效引导市场预期。

㈥ 掌管市场货币发行量的决策部门是

掌管市场货币发行量的决策部门是中国人民银行，只有中国人民银行才有这个权限，其他的任何部门都没有这个权限

㈦ 金融机构资产管理意见的内容

为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统一同类资产管理产品监管标准，有效防控金融风险，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经国务院同意，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日前联合印发了《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银发〔2018〕106号，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坚持防范风险与有序规范相结合，合理设置过渡期，给予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有序整改和转型时间，确保金融市场稳定运行。

下一步，各相关部门将按照职责分工，认真贯彻落实《意见》的各项要求。金融机构应按照《意见》的相关规定，依法合规开展资产管理业务。

近年来，我国资产管理业务快速发展，在满足居民和企业投融资需求、改善社会融资结构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部分业务发展不规范、多层嵌套、刚性兑付、规避金融监管和宏观调控等问题。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为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统一同类资产管理产品监管标准，有效防控金融风险，引导社会资金流向实体经济，更好地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经国务院同意，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主要遵循以下原则：

（一）坚持严控风险的底线思维。把防范和化解资产管理业务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减少存量风险，严防增量风险。

（二）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目标。既充分发挥资产管理业务功能，切实服务实体经济投融资需求，又严格规范引导，避免资金脱实向虚在金融体系内部自我循环，防止产品过于复杂，加剧风险跨行业、跨市场、跨区域传递。

（三）坚持宏观审慎管理与微观审慎监管相结合、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相结合的监管理念。实现对各类机构开展资产管理业务的全面、统一覆盖，采取有效监管措施，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

（四）坚持有的放矢的问题导向。重点针对资产管理业务的多层嵌套、杠杆不清、套利严重、投机频繁等问题，设定统一的标准规制，同时对金融创新坚持趋利避害、一分为二，留出发展空间。

（五）坚持积极稳妥审慎推进。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坚持防范风险与有序规范相结合，在下决心处置风险的同时，充分考虑市场承受能力，合理设置过渡期，把握好工作的次序、节奏、力度，加强市场沟通，有效引导市场预期。

二、资产管理业务是指银行、信托、证券、基金、期货、保险资产管理机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等金融机构接受投资者委托，对受托的投资者财产进行投资和管理的金融服务。金融机构为委托人利益履行诚实信用、勤勉尽责义务并收取相应的管理费用，委托人自担投资风险并获得收益。金融机构可以与委托人在合同中事先约定收取合理的业绩报酬，业绩报酬计入管理费，须与产品一一对应并逐个结算，不同产品之间不得相互串用。

资产管理业务是金融机构的表外业务，金融机构开展资产管理业务时不得承诺保本保收益。出现兑付困难时，金融机构不得以任何形式垫资兑付。金融机构不得在表内开展资产管理业务。

私募投资基金适用私募投资基金专门法律、行政法规，私募投资基金专门法律、行政法规中没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本意见，创业投资基金、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的相关规定另行制定。

三、资产管理产品包括但不限于人民币或外币形式的银行非保本理财产品，资金信托，证券公司、证券公司子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基金管理子公司、期货公司、期货公司子公司、保险资产管理机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发行的资产管理产品等。依据金融管理部门颁布规则开展的资产证券化业务，依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颁布规则发行的养老金产品，不适用本意见。

四、资产管理产品按照募集方式的不同，分为公募产品和私募产品。公募产品面向不特定社会公众公开发行。公开发行的认定标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执行。私募产品面向合格投资者通过非公开方式发行。

资产管理产品按照投资性质的不同，分为固定收益类产品、权益类产品、商品及金融衍生品类产品和混合类产品。固定收益类产品投资于存款、债券等债权类资产的比例不低于80%，权益类产品投资于股票、未上市企业股权等权益类资产的比例不低于80%，商品及金融衍生品类产品投资于商品及金融衍生品的比例不低于80%，混合类产品投资于债权类资产、权益类资产、商品及金融衍生品类资产且任一资产的投资比例未达到前三类产品标准。非因金融机构主观因素导致突破前述比例限制的，金融机构应当在流动性受限资产可出售、可转让或者恢复交易的15个交易日内调整至符合要求。

金融机构在发行资产管理产品时，应当按照上述分类标准向投资者明示资产管理产品的类型，并按照确定的产品性质进行投资。在产品成立后至到期日前，不得擅自改变产品类型。混合类产品投资债权类资产、权益类资产和商品及金融衍生品类资产的比例范围应当在发行产品时予以确定并向投资者明示，在产品成立后至到期日前不得擅自改变。产品的实际投向不得违反合同约定，如有改变，除高风险类型的产品超出比例范围投资较低风险资产外，应当先行取得投资者书面同意，并履行登记备案等法律法规以及金融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的程序。

五、资产管理产品的投资者分为不特定社会公众和合格投资者两大类。合格投资者是指具备相应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投资于单只资产管理产品不低于一定金额且符合下列条件的自然人和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一）具有2年以上投资经历，且满足以下条件之一：家庭金融净资产不低于300万元，家庭金融资产不低于500万元，或者近3年本人年均收入不低于40万元。

（二）最近1年末净资产不低于1000万元的法人单位。

（三）金融管理部门视为合格投资者的其他情形。

合格投资者投资于单只固定收益类产品的金额不低于30万元，投资于单只混合类产品的金额不低于40万元，投资于单只权益类产品、单只商品及金融衍生品类产品的金额不低于100万元。

投资者不得使用贷款、发行债券等筹集的非自有资金投资资产管理产品。

六、金融机构发行和销售资产管理产品，应当坚持“了解产品”和“了解客户”的经营理念，加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向投资者销售与其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相适应的资产管理产品。禁止欺诈或者误导投资者购买与其风险承担能力不匹配的资产管理产品。金融机构不得通过拆分资产管理产品的方式，向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低于产品风险等级的投资者销售资产管理产品。

金融机构应当加强投资者教育，不断提高投资者的金融知识水平和风险意识，向投资者传递“卖者尽责、买者自负”的理念，打破刚性兑付。

七、金融机构开展资产管理业务，应当具备与资产管理业务发展相适应的管理体系和管理制度，公司治理良好，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和问责机制健全。

金融机构应当建立健全资产管理业务人员的资格认定、培训、考核评价和问责制度，确保从事资产管理业务的人员具备必要的专业知识、行业经验和管理能力，充分了解相关法律法规、监管规定以及资产管理产品的法律关系、交易结构、主要风险和风险管控方式，遵守行为准则和职业道德标准。

对于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本意见规定的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从业人员，依法采取处罚措施直至取消从业资格，禁止其在其他类型金融机构从事资产管理业务。

八、金融机构运用受托资金进行投资，应当遵守审慎经营规则，制定科学合理的投资策略和风险管理制度，有效防范和控制风险。

金融机构应当履行以下管理人职责：

（一）依法募集资金，办理产品份额的发售和登记事宜。

（二）办理产品登记备案或者注册手续。

（三）对所管理的不同产品受托财产分别管理、分别记账，进行投资。

（四）按照产品合同的约定确定收益分配方案，及时向投资者分配收益。

（五）进行产品会计核算并编制产品财务会计报告。

（六）依法计算并披露产品净值或者投资收益情况，确定申购、赎回价格。

（七）办理与受托财产管理业务活动有关的信息披露事项。

（八）保存受托财产管理业务活动的记录、账册、报表和其他相关资料。

（九）以管理人名义，代表投资者利益行使诉讼权利或者实施其他法律行为。

（十）在兑付受托资金及收益时，金融机构应当保证受托资金及收益返回委托人的原账户、同名账户或者合同约定的受益人账户。

（十一）金融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的其他职责。

金融机构未按照诚实信用、勤勉尽责原则切实履行受托管理职责，造成投资者损失的，应当依法向投资者承担赔偿责任。

九、金融机构代理销售其他金融机构发行的资产管理产品，应当符合金融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的资质条件。未经金融监督管理部门许可，任何非金融机构和个人不得代理销售资产管理产品。

金融机构应当建立资产管理产品的销售授权管理体系，明确代理销售机构的准入标准和程序，明确界定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明确相关风险的承担责任和转移方式。

金融机构代理销售资产管理产品，应当建立相应的内部审批和风险控制程序，对发行或者管理机构的信用状况、经营管理能力、市场投资能力、风险处置能力等开展尽职调查，要求发行或者管理机构提供详细的产品介绍、相关市场分析和风险收益测算报告，进行充分的信息验证和风险审查，确保代理销售的产品符合本意见规定并承担相应责任。

十、公募产品主要投资标准化债权类资产以及上市交易的股票，除法律法规和金融管理部门另有规定外，不得投资未上市企业股权。公募产品可以投资商品及金融衍生品，但应当符合法律法规以及金融管理部门的相关规定。

私募产品的投资范围由合同约定，可以投资债权类资产、上市或挂牌交易的股票、未上市企业股权（含债转股）和受（收）益权以及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资产，并严格遵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鼓励充分运用私募产品支持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

内容来自人民网

㈧ WTO中的中国金融行业的规则

WTO体制下竞争规则分析（一）

胡国栋

鉴于贸易政策和竞争政策的日益紧密相关，以及国际贸易领域中限制性竞争行为日益增多，WTO在1996年新加坡第二届部长级会议上做出决议，“建立一个工作组，研究成员提出的有关贸易与竞争政策相互作用的问题，包括反竞争行为，以便确认值得在WTO框架内进一步考虑的领域”。据此，WTO成立了贸易和竞争政策互动工作组，几年来，在该工作组组织下，各成员国就如何在WTO体制下建立竞争规则进行了探讨。

在2001年多哈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我国加入了WTO。与此同时，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通过的《部长宣言》确认了建立一个多边框架来加强竞争政策对国际贸易和发展的贡献的必要性，同意从现在到WTO第五届部长级会议这段时间，贸易和竞争政策互动工作组将就以下方面的澄清做进一步的工作：核心原则，包括透明度、非歧视和程序上的公平以及核心卡特尔(Hardcore Cartels)规定；自愿合作方式；支持通过能力建设逐步的加强发展中国家的竞争机制；对于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参与者的需要应给予完全的考虑，应就解决这些需要给予适度的灵活性。

而且根据第四届部长级会议《部长宣言》的部署：在WTO第五届部长级会议以后，将以《谈判方式会议》上经由明确一致达成的决定为基础，进一步进行竞争政策的谈判，并且谈判应在不迟于2005年1月1日前结束。第五届WTO部长级会议将评估谈判中取得的进步，提供任何必要的政治指导，并采取必要的决定，当所有领域的谈判结果出台的时候，将召开一次部长级会议的特别会议，就这些结果的接受和实施做出决定。

竞争政策是WTO涉及的一个新领域，长久以来，人们对WTO的认识只局限于WTO是消除关税与非关税贸易壁垒，各国进行市场准入谈判的场所，而对于WTO体制在竞争法律制度方面的地位和作用则尚未有从学理上进行系统的认识和研究。

根据竞争法的基本原理，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力、禁止限制竞争性协议（尤其是卡特尔）、审查企业合并是竞争法的三大支柱。其中，前两类制度在WTO现有体制中已经初现雏形。本文的出发点即在于，试图从竞争法这一崭新的角度对WTO体制进行剖析，系统分析WTO现有的初步的竞争规则。

一、WTO协议中竞争规则的发展演变

（一）WTO成立之前的阶段
GATT—WTO体制在本质上是一个基于重商主义理念开展多边贸易谈判的场所，该体制以市场进入为导向，通过互利的贸易减让促进全球贸易的开展。[1] 在WTO是否应该纳入竞争规则，长期以来一致有两种争论。支持者认为，“只有贸易政策，而无竞争政策，政策体系是不完整的，其存在的缺陷、漏洞和盲点，必定会使单一贸易政策行之不远”。 [2]反对者则认为，“当国家之间更加趋于相互开放市场，限制性商业惯例在国内国际市场的生存空间就更小。所以，WTO应该致力于其传统的角色，继续完成旨在减少消除政府所设置货物服务贸易障碍的议程”。[3] 由于存在上述两种针锋相对的辩论，WTO在将竞争规则那纳入其体制的过程历经曲折。
事实上，早在1948年3月，探讨组建ITO（国际贸易组织）的哈瓦那会议上，世贸组织的前身关贸总协定的23个创始缔约方便达成协议，要求通过透明度、协商、调解的方式来控制限制性商业惯例的危害。会议通过的哈瓦那宪章第5章第46条指出，“缔约国必须采取适当的措施，并与本组织合作，管制国际贸易中限制竞争的商业实践，如分割市场或者增强垄断势力，而不管它们是由私人企业还是国营企业所为”。[4] 但是，美国政府将成立ITO之条约送请其国会批准时，遭到国会之反对，致使ITO未能成立。在此前，由于ITO的23个创始会员为筹组 ITO曾在一九四七年展开关税减让谈判。各国为避免筹组ITO的努力完全白费，且美国政府参与关税减让部分之谈判已获国会授权，因此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最后协议，将该关税谈判结果，加上原ITO宪章草案中有关贸易规则之部分条文，成为众所熟知之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如此，哈瓦那宪章原先关于限制性商业惯例的规定便被舍弃，不过，在GATT之中，保留着一些可以适用于限制竞争行为的模糊规则。

此后，在GATT缔约方组织的前七轮多边谈判中，有关限制性竞争行为的规则一直未能进入谈判议程，或者虽进入谈判议程，但是却不能达成一致意见。

（二）WTO成立之后的阶段

1994年结束的第八轮乌拉圭回合谈判，各方不仅达成了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协定，而且在《服务贸易总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保障措施协定》等协定中对限制性竞争行为都有涉及。其中《服务贸易总协定》以及其后达成的关于金融业和电信业的附属协议，明确地在具体产业部门纳入反对垄断的竞争规则；而《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则要求，在对该协定进行审议时，应该考虑是否补充有关投资政策和竞争政策的规定。
WTO成立之后，在1996年新加坡第二届部长会议上通过的宣言第20条要求，“建立一个工作组，研究成员提出的有关贸易与竞争政策相互作用的问题，包括反竞争行为，以便确认值得在WTO框架内进一步考虑的领域”。据此，WTO贸易与竞争政策相互作用工作组成立并开展工作。经过多年努力，2001年多哈第四届部长会议决定于2002年1月31日到2005年1月1日进行世贸组织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多边贸易谈判，其中贸易与竞争政策关系是新一轮多边谈判的议题，如果新一轮谈判取得成功，WTO体制下将正式建立全球性的竞争规则。
WTO体制下竞争规则分析（二）

二、wto规则中针对滥用市场支配力行为的规定

(一)禁止经办国家垄断贸易的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力的规定
垄断的产生有两个主要途径：其一、立法机关或政府授权企业进行垄断；其二、企业由于所在行业的特点或通过自身经营优势形成的垄断。企业具有垄断地位，这一事实并不为竞争法所反对；只有当企业存在滥用垄断地位的行为，竞争法才进行规制。

在对外贸易中，政府授权企业对某一领域进行垄断的情形尤其多，这种做法被称为“国家垄断贸易”（state trading）。国家垄断贸易指，“容易在市场竞争中引起混乱无序的诸如某种农业品、烟草和石油等，把本应由私人公司经营的国际贸易，由国家承办，政府依法指定某家企业作独家经营或专买专卖，排除本行业内的竞争，实行垄断”。[5] 在我国加入WTO，承诺放开对外贸易经营权之前，我国外贸体制即为国家垄断贸易体制。

与竞争法对待垄断经营者的态度一样，“GATT并不想禁止设立经办国家垄断贸易的企业或者单位，仅为了限制其滥用的机会……”[6]。 由于国家垄断贸易与关税、海关手续、数量限制、国家补贴等手段被视为阻碍国际贸易的重要障碍，GATT为防止经办国家垄断贸易的企业（State Trading Enterprises [7]）滥用支配地位，在GATT第2条第4款、GATT第17条、GATT《注释和补充规定》以及《关于解释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17条的谅解》中作了详尽的规定。

1、经办国家垄断贸易的企业的界定

根据《关于解释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17条的谅解》第1款的规定，所谓经办国家垄断贸易的企业，指被授予包括法定或宪法权力在内的专有权、特殊权利或或特权的政府和非政府企业，包括销售局。[8] 也就是，经办国家垄断贸易的企业是一个广义概念，包括国有企业、私人企业，也包括实际上从事垄断贸易的政府机构，例如欧洲各国政府农业部门的“营销局”。

2、滥用市场支配力行为之禁止

（1）限制对进口产品在国内市场销售时进行加价（Mark-up）。根据GATT《注释和补充规定》，进口加价指“进口垄断向进口产品收取的价格（不包括第3条范围内的国内税、运输和分销，及购买、销售或进一步加工所附带的其他费用，以及合理的利润）超出起岸成本的幅度”。以烟草专卖为例，一条名牌外国香烟的国际市场价格假定为100元，在不存在垄断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缴纳10%关税及其他税费后，以10%利润计，则在国内市场售价为125元。但是，由于专卖公司具有垄断地位，可以把售价加码到200元一条。

这种超高定价的行为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显然属于国内竞争法禁止的行为。然而，由于这种行为实质上等同于变相加关税，例如原先价格125元的香烟被加码到200元，实质上等同于加收了75%的关税。可见，利用经营垄断贸易的企业进行的加价行为，进口国可以变相地抑制国内需要，限制进口。

GATT第17条对上述加价行为作了原则性规定，要求经办国家垄断贸易的企业应仅依照“商业因素（normal commercial consideration，包括价格、质量、可获性、适销性、运输和其他购销条件）进行垄断产品的购买或销售”。也就是，经办国家垄断贸易的企业仅仅能在合理商业因素的范围内（如收取交易费、手续费），对进口产品加价。这一原则体现在《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第216段，“工作组各成员指出：中国大部分农产品的国内价格高于世界价格，这个差价容许中国经办国家垄断贸易的企业或单位以低价进口，而在将产品授予批发商与最终用户时加价（Mark-up）。有些成员担心，这种做法在关税配额管理创造更多准入机会后，会更加普遍。这些成员特别关注，加价会降低进口产品的竞争力，并限制中国最终用户可使用品级与质量的高低。中国代表表示，现在经办国家垄断贸易的企业并未对进口产品加价，而指收取正常的交易费。因此，中国的做法符合WTO义务，并未造成任何贸易扭曲，且中国法律限制经办国家垄断贸易的企业收取的费用”。

在上述要求经办国家垄断贸易的企业对进口产品加价必须合理的基本原则下，GATT第2条第4款与GATT第17条第4款还根据垄断贸易的产品是否在成员的减让表中，区分以下两种情形进行规定：

第一、如果国家垄断贸易的产品是在减让表中的产品，则适用GATT第2条第4款规定，“如任何缔约方形式上或事实上对本协定所附有关减让表中列明的任何产品的进口设立、维持或者授权实行垄断，除非减让表中有所规定或最初谈判减让各方之间另有议定，否则此种垄断不得以提供平均超过该减让表所规定的保护水平的方式实施”，也就是对于被列入减让表的受垄断经营产品，垄断带来的保护水平（即偏离市场竞争或商业习惯的程度）以减让表所列约束税率为上限。[9]

第二、如果国家垄断贸易的产品不是在减让表中的产品，则通过透明程序进行保障。对此，GATT第17条第4款（b）规定，“对一不属于第2条下减让对象的产品设立、维持或授权实行进口垄断的一缔约方，应在有关产品贸易中占实质性份额的另一缔约方的请求，应将最近代表期内该产品的进口加价通知缔约方全体，如无法进行此类通知，则应通知该产品的转售价格”。

（2）歧视行为的禁止

歧视行为是滥用垄断地位的另一种表现。经办国家垄断贸易的企业由于其处于专买专卖的优势地位，更有条件进行歧视行为。例如，经办国家垄断贸易的企在货物向哪个国家地区出口，货物从哪个国家进口的问题上，可能不依市场导向，而考虑其他因素，而做出歧视性的选择。当垄断贸易的产品是某种独特商品时，上述歧视行为更可能造成对他国的损害，从而引起关注，如《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第214条规定，“一些工作组成员考虑到中国作为世界主要丝绸供应国的地位，对纺织部门原材料的供应表示关注，特别是丝绸的供应” 。

GATT禁止上述歧视行为的发生。GATT第17条第1款（a）项规定，“每一缔约方承诺，如其建立或维持一经办国家垄断贸易的企业，无论位于何处，或在形式上或事实上给于任何企业专有权或特权，则该企业在其涉及进口或出口的购买和销售方面，应以符合本规定对影响私营贸易商品进出口的政府措施所规定的非歧视待遇的一般原则行事”；同时， (b) 项进一步要求，当经办国家垄断贸易的企业进行垄断产品的购买或销售时，“应依照商业惯例给予其他缔约方的企业参与此类购买或销售的充分竞争机会”。

概而言之，经办国家垄断贸易的企业不得有歧视性的商业行为。

（二）禁止服务贸易垄断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力的规定

服务贸易是乌拉圭回合谈判才开始涉及的领域，但在进展迅速。在1994年达成《服务贸易总协定》之后，1997年还进一步达成了《基础电信协议》和《金融服务协议》。服务贸易领域是WTO体制中竞争规则较为完善的一个领域，其特色在于：不仅在《服务贸易总协定》中有关于竞争问题的一般性的规定，在金融与电信产业还做了进一步的要求。上述要求均着眼于防止成员国在服务业中居于垄断地位的经营者有滥用市场支配力的行为，从而阻碍服务贸易市场的自由进入。

1、禁止垄断者歧视行为的一般原则性规定

《服务贸易总协定》的基本原则是最惠国待遇原则，根据《服务贸易总协定》第2条规定，“每一成员对于任何其他成员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应立即和无条件的给予不低于其给予任何其他国家同类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待遇”。

对于处于垄断地位的经营者进行的歧视行为不仅可能违反最惠国待遇原则，同样也是竞争法禁止的行为。《服务贸易总协定》第8条给予明确的禁止，“每一成员应保证在其领土内的任何垄断服务提供者在有关市场提供垄断服务时，不以其在第2条和具体承诺下的义务不一致的方式行事”；而且“一成员的垄断提供者直接或通过附属公司参与其垄断权范围之外且受该成员具体承诺约束的服务提供的竞争，则该成员应保证该提供者不滥用其垄断地位在其领土内以与此承诺不一致的方式行事”。

2、对金融行业中垄断经营者的具体规定

金融业传统上处于反垄断法的豁免领域，“因为人们认为这些领域中竞争的坏处将会大于好处”。[10] 但是，如果国内处于垄断地位的金融服务经营者滥用垄断地位，往往可能对国外的金融服务经营者造成市场障碍。例如，根据金融行业的特殊性，可能存在一个独一无二的清算机构，这样的清算机构如果拒绝向外国金融服务经营者提供服务，则使得外国金融服务经营者无法开展业务。因此在1994年《关于金融服务承诺的谅解》中，不仅要求各成员对处于垄断地位的金融服务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力的歧视行为进行禁止；并要求各成员尽量减少金融服务业中的垄断，形成竞争性的市场结构。

首先，在《关于金融服务承诺的谅解》B部分“市场准入”中，第1条规定，“每一成员应在其有关金融服务的减让表中列出现有的垄断权，并应努力消除这些垄断权或缩小其范围”。

其次，在《关于金融服务承诺的谅解》C部分“国民待遇”中，第2条规定，“如一成员为使任何其他成员的金融服务提供者在与该成员的金融服务提供者平等的基础上提供金融服务，而要求参加、参与或进入任何自律组织、证券或期货交易所或市场、清算机构或任何其他组织或协会，或如果该成员直接或间接地向此类实体提供在提供金融服务方面的特权或优势，则该成员应保证此类实体对在其领土内的任何其他成员的金融服务提供者给予国民待遇”。

3、对电信行业垄断经营者的具体规定

传统经济学原理，认为电信行业是一个自然垄断行业。近年来，随着技术的发展，电信行业正在演变成一个竞争性的市场。但是，电信行业的新进入者特别容易受到处于垄断地位的运营商的限制，如果处于垄断地位的运营商拒绝向新进入者提供互联互通，新电信运营商根本无法进入市场。所以，为了保证各成员国在电信市场准入问题的承诺不受其垄断电信运营商限制性竞争行为的影响，在1994年《关于电信服务的附件》和1997年《关于电信管理准则的参考文件》[11] 中对于垄断电信运营商可能出现的歧视、拒绝交易等滥用市场力的行为都有明确规定。

根据《关于电信服务的附件》第5条，“每一成员应保证任何其他成员的任何服务提供者可按照合理和非歧视的条款和条件进入和使用其公共电信传输网络和服务，以提供其减让表中包括的服务。”

《关于电信管理准则的参考文件》则进一步明确防止垄断电信运营商的限制竞争行为。该文件第1条即是“竞争保障（competitive safeguards）”条款，该条规定“（1）防止电信业中的反竞争行为，应维持适当措施以防止主要提供者独自或联合从事或延续反竞争行为；（2）保障以上所述反竞争行为尤其应包括：（a）进行反竞争性的交叉补贴；（b）利用从竞争对手那里获得的具有反竞争效果的信息；以及（c）未及时向有关服务提供者提供有关关键设施的技术信息及为提供服务所必需的有关商业信息” 。

（三）禁止知识产权领域滥用市场支配力的规定

滥用知识产权行为不是一种独立的垄断行为类型，而由于性质的不同，分别属于垂直协议、滥用支配地位的行为。[12] 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对在知识产权领域滥用支配地位的行为做出了规定。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第8条第2款要求各成员国注意防止知识产权权利人可能滥用其权利，而对交易相对方有损害的行为，根据该款规定各成员国“只要与本协定的规定相一致，可能需要采取适当措施以防止知识产权权利持有人滥用知识产权或采取不合理地限制贸易或对国际技术转让造成不利影响的做法”。在其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第8节中进一步详细确立了对知识产权协议许可中限制竞争行为进行控制的规则。根据该节第40条规定，由于限制竞争的有关知识产权的许可活动或条件可对贸易产生不利影响，并会妨碍技术的转让和传播，所以，各成员可以在其立法中明确规定在特定情况下可构成对知识产权的滥用并对相关市场中的竞争产生不利影响的许可活动或条件，并采取适当的措施以防止或控制此类活动。协议具体列举了可以明确禁止的滥用知识产权的行为：（1）排他性返授条件（Exclusive grantback conditions）；（2）阻止对许可效力提出质疑的条件（Conditions preventing challenges to validity ）；（3）强制性一揽子许可 (Coercive package licensing)等。上述三种行为实质上附加不合理条件，属于滥用市场支配力的行为表现，同样为竞争法所禁止。

根据《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第31条（k）项规定，当知识产权人有滥用其权利，进行限制竞争行为时，成员国可以将强制实施许可作为惩罚该该限制竞争行为的手段。这种情形下的强制实施许可与普通程序的强制实施许可有以下不同之处；（1）普通程序的强制实施许可要求被许可人应已经按照合理商业条款和条件努力从权利持有人处获得授权，但在合理实践内没有成功；但是作为惩罚权利人限制竞争行为的强制实施许可无需具备上述条件；（2）普通程序强制实施许可下生产的产品应该主要供应强制许可所在国的国内市场；但是惩罚权利人限制竞争行为的强制实施许可不用遵守该要求；（3）普通程序强制实施许可应向权利持有人支付适当报酬，同时考虑授权的经济价值；惩罚权利人限制竞争行为的强制实施许可下的报酬数额，则可以考虑纠正限制竞争行为的需要，也就是报酬数额的经济价值因素会少考虑一点，而更侧重于其弥补性。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对于知识产权许可协议中滥用权利的规定，与前述规制垄断地位的经办国家垄断贸易的企业、金融服务者、电信服务者的规定不同。对于前述几种类型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成员国必须予以禁止；但根据《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第8条和第40条的表述，成员国有权利通过立法限制知识产权人滥用其权利，然而，这只是各成员国被WTO规则赋予的权利，各成员国并没有义务必须采纳上述立法。前述通过强制实施许可控制限制竞争行为也是成员国可以选择运用的权利而非义务。

另外，《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并未涵盖所有滥用知识产权行为。根据第40条的规定，只有在知识产权许可交易中发生的滥用知识产权权利的行为才属于第40条约束的对象。“发生在合同许可之外的限制性竞争行为或者影响技术转让的行为，如研究开发、合作协议或者联营协议等中的知识产权条款，以及具有市场力量的企业的单方行为，都不属于第40条解决的问题”。

WTO体制下竞争规则分析（三）

三、WTO规则针对卡特尔的规定

根据《布莱克法律辞典》，卡特尔指“任何产品的生产者联合起来控制其生产、销售、价格以及在任何特定的行业或者商品中获取独占的一种联合”。[14] 卡特尔一般也称为横向限制协议。卡特尔可以区分为国内卡特尔、国际卡特尔、进出口卡特尔。国内卡特尔是数家国内厂商针对国内市场的联合行为，一般受到各国竞争法的严厉禁止；国际卡特尔是数个不同国家厂商针对国家市场的联合行为，由于其危害性较为明显，近来为各国执法机构所关注，通过执法合作予以打击；进出口卡特尔是数家国内厂商针对国外市场的联合行为，由于有利于本国利益，往往为各国竞争法所豁免。然而，进出口卡特尔的危害也正在于这种“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特性，各国都希望他有利于本身利益，然而如果各国都竞相采用的话，将是一个博弈上的囚徒困境，对大家的共同利益造成损失。

在WTO目前的规则下，对于影响国际贸易的国际卡特尔并没有明文规定。
对于国内卡特尔行为，在《服务贸易总协定》第8条第5款有所涉及，前提是国内服务提供者之间的卡特尔行为，违背了最惠国待遇原则，妨碍了国外服务提供者的市场进入。如前所述，《服务贸易总协定》第8条的目的在于，通过最惠国待遇原则，防止处于垄断地位的服务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力阻碍国外服务经营者的进入；但是如果国内服务经营者之间的卡特尔行为也有同样效果时，也被禁止。对此，《服务贸易总协定》第8条第5款规定，“如一成员在形式上或事实上(a)授权或设立少数几个服务提供者，且（b）实质性阻止这些服务提供者在其领土内相互竞争，则本条的规定应适用于此类专营服务提供者”。另外，在《政府采购协定》第15条第1款提及了企业串通投标这种卡特尔行为，但只是规定“如果供应商提交的投标书是串通的，可以进行有限招标”。

对于进出口卡特尔行为，WTO现行规则有两个地方了进行规定：当这种行为是政府支持下的进出口数量限制手段或者属于《保障措施协定》禁止的“灰色区域措施”[15] 将受到禁止。

首先，GATT第11条第1款，“任何缔约方不得对任何其他缔约方领土产品的进口或向任何其他缔约方领土出口或销售供出口的产品设立或维持除关税、国内税或其他费用外的禁止或限制，无论此类禁止或限制通过配额、进出口许可证或其他措施实施”。从该条的文字表述看，该条主要针对政府采取的限制进出口数量的措施，并不单纯适用于企业之间行为。但是，如果旨在限制进出口货物数量的企业卡特尔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则这种卡特尔因为具有政府行为的性质，属于该条禁止的行为。在1988年日本半导体一案中，GATT专家组认定：日本半导体生产商组成的出口卡特尔受到日本政府的行政指导，因此应该被GATT第11条第1款禁止 。[16]

其次，《保障措施协定》第11条第1款（b）规定，“一成员不得在出口或进口方面寻求、采取或维持任何自愿出口限制、有序销售安排或其他任何类似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单个成员采取的措施以及根据两个或两个以上成员达成的协议、安排和谅解所采取的措施。”所谓“类似措施”，包括“出口节制、出口价或进口价监控体制、出口或进口监督、强制进口卡特尔以及酌情发放进出口许可证的方案等”；第3款规定，“各成员不得鼓励或支持公私企业采用或维持等同于第1款所指措施的非政府措施”。可见，根据《保障措施协定》，如果企业的进出口卡特尔被当作一种“灰色领域措施”，则这种行为违反第11条第3款的规定。

四、WTO规则关于竞争执法的规定

（一）竞争法的国民待遇原则

GATT第3条是对国内税和国内法规的国民待遇原则进行规定。
GATT第3条第4款规定，“任何缔约方领土的产品进口至任何其他缔约方领土时，在有关影响（affecting）其国内销售、标价出售、购买、运输、分销或使用的所有法律、法规和规定方面，所享受的待遇不得低于同类产品所享受的待遇。”

对于上述第4款，GATT专家组1958年在意大利歧视进口农业一案中曾有过解释， [17]“第4款涉及的是影响（affecting）国内销售、购买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定，并非直接管理（governing）销售、购买的法律、法规和规定。由于该款使用了‘影响（affecting）'一词的表述，这意味着条款起草者的立法意图不仅仅将直接管理（governing）销售、购买的法律、法规和规定纳入限制的范围，而且将影响竞争状况的法律法规也涵括进来”。

所以根据GATT第3条第4款的规定，WTO成员国的国内竞争法同样必须使用国民待遇原则。这尤其体现在竞争执法的程序规定方面，国内当事人与国外当事人在竞争执法过程中应该享有同样的权利义务。例如，当一个国外企业出口到我国的产品受到我国市场上一些限制性竞争行为的不当影响时，那么在向竞争执法机关申诉、起诉的权利方面，国外企业应当享有与我国企业一样的权利。

（二）监督成员国竞争执法的规定

根据GATT第23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