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机构寻租问题排查报告

① 社会调查报告: 80与90后大学生区别，或关于金融危机，或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

转型时期农村金融危机与反危机研究

一、研究的意义

本项研究的对象是一场现实的金融危机以及社会和政府对这一危机作出的反应，即发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农村合作基金会的金融危机及其应变行动。

农村合作基金会的金融危机，并不仅仅局限于广西，而是几乎波及了中国所有的农村地区，从高度开放的东南沿海的富裕农村到极端闭塞的西北内陆的贫困农村，可以说是“无一幸免”。目前，这场金融危机还局限于农村地区，尚未波及到城市。从这种意义上看，它仍属于局部性的金融危机。但是，我们决不能因为它的局部性而对其掉以轻心，因为“局部的”与“全局的”往往是相通的。就眼下的这场金融危机来说，孕育危机的根源，危机的发展模式、表现形式、及其造成的后果，政府采取的反危机策略、这种策略的局限和面临的阻力等等，都是具有全局性和长期性的。毫不夸张地说，同类的金融危机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在全国的城市和乡村暴发！我认为，这场金融危机很可能就是潜伏已久的、而且仍在日益深化的、全国性金融危机的一次局部性预演！

我深信，通过考察这场危机的形成背景和发展过程，考察社会和政府对这一危机所作出的种种反应，我们不但可以洞悉改革、发展、腐败、金融危机与政治不稳定之间的复杂而又紧密的相互联系，还可以从这一事件中总结出一系列的经验和教训，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套切实可行的反应机制和组织体系，为防止和有效地化解未来的、规模更大的金融危机奠定制度基础，以确保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和改革大业的最终成功。也就是说，无论是为了防止危机的再度出现，还是为了有效地遏制和化解已经出现的危机，考察这场危机与反危机的来龙去脉都将带给我们深远的启示和警示！

二、简要回顾

为了适应农村改革和发展的现实需要，1984年前后，在中央有关部门的指导下，开始在四川、湖北、江苏、河北、山东等地进行农村合作基金会试点，而后逐步向全国各地推广。就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发展而言，广西属于“后起之秀”，直到1988年，广西才成立了第一家农村合作基金会。

1988年至1994年底，是广西农村合作基金会发展历史上的试点、示范、推广阶段。在这一时期，绝大部分干部和群众对农村合作基金会还缺乏认识，工作很难推动。各地建立合作基金会，一般都要经过“外出学习取经”、“党政领导动员”、“乡村干部带头入会”的过程，同时还要配合强大的宣传攻势。经过如此反复的宣传发动，到1994年底，全区共建立了588个基金会，筹集资金5.6亿元。这一时期，推动农村合作基金会扩张的力量主要来自中央政府，各级地方政府和普通居民还没有发展合作基金会的强烈需求。

从1995年开始情况发生了急剧变化。1995年至1996年底是广西农村合作基金会的急剧扩张时期。1993年下半年开始，为了控制过热的经济，中央着手实施“软着陆”政策。“软着陆”政策的核心组成部分就是“紧缩银根”。银根紧缩导致经济过热时期上马的大量投资项目陷入资金短缺、难以为继的困境。而此时国内经济仍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使资金供给与资金需求之间的缺口急剧拉大。为了维护地方利益，缓解中央紧缩银根给地方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各地的地方政府纷纷自己动手解决资金短缺问题，发展并利用农村合作基金会就是首选对策之一。地方政府的积极介入，有力地推动了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发展，1995年底，全区农村合作基金会达到849个，筹集资金14.5亿元，1996年底，达到1011个，筹集资金26.2亿元。实际上，在这一时期，酝酿已久的危机已经开始表面化，其标志就是玉林的一些基金会在1996年出现了兑付危机。

从1997年开始，广西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在这一阶段，农村合作基金会不但对外吸收存款、发放贷款，而且实行高息揽存。高息使大量资金涌入合作基金会，不仅老百姓手中的资金蜂拥而入，许多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资金也滚滚而来。1998年，全区农村合作基金会筹集资金已达到43.49亿元。肆无忌惮的违规运营使基金会的经营效益急剧下滑，随着支付困难的出现，挤兑风波也随之而来。于是，这场命中注定的金融危机终于暴发了！1998年底，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取缔农村合作基金会。（国办发[1999]3号）

背景资料：农村合作基金会产生与发展的背景

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出现和发展，决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有着深刻的现实背景。“社会需要”和“政府支持”是它得以迅速发展壮大的两个根本原因。[2]

农村人民公社解体之后，集体资产管理混乱、流失严重，集体资金更是如此。由于集体资产的状况直接关系到基层政权的兴衰存亡，因此这种“管理真空”无疑是中央的一块“心病”。此外，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户的家庭经营也面临着融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改革带来了农村经济的飞速发展，经济的飞速发展导致了资金需求的急剧膨胀，而原有的金融体制和管理方式又无法满足这种迅速膨胀的需求。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巨大缺口，在客观上为合作基金会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正是为了满足政府、农户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共同需要，农村合作基金会才在80年代中期“应运而生”。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顺天应时对这一“社会需要”作出了积极响应，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文件，指导、推动、规范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发展。早在1984年，中央有关部门就开始在四川、湖北、山东等地开展合作基金会试点工作。198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在批转《关于清理农村集体财产的意见》时指出，“近年来，一些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自愿把集体闲置的资金集中起来，采取有偿使用的办法，用于支持本乡、本村合作经济组织和农户发展商品生产。这种办法只要不另外办理吸收存款，不对外发放贷款，只在内部相互融资，应当允许试行”。同年，中国农业银行也表态支持这种融资活动。中央和主管金融部门的认可，有力地促进了合作基金会的试点及推广工作。1987年，中发[1987]5号文件指出，“一部分乡、村合作经济组织或企业群体建立了合作基金会；？？这些信用活动适应发展商品生产的不同要求，有利于集中社会闲散资金，缓和农业银行、信用社资金供应不足的矛盾，原则上应当予以肯定和支持”。这是中央第一次确认合作基金会这种融资组织的合法地位。1990年，中央19号文件指出，要“办好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合作基金会，管好、用好集体资金”。1991年11月，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中，再次提出“继续办好农村合作基金会”。紧接着，1992年，中发[1992]1号文件要求“继续办好农村合作基金会”。1994年，农业部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出《关于加强农村合作基金会管理的通知》（农经发[1994]21号）。尽管这是一要求“降温”的《通知》，但仍然肯定地指出，“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建立和发展，在改善和加强集体资金管理，增加农业生产资金投入，缓解农民生产、生活资金短缺的困难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由此可见，这场金融危机的“直接肇事者”——农村合作基金会，并不是什么“非法组织”，而是响当当的“合法组织”，而且是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直接倡议、指导、支持和干预下，从无到有地发展起来，又最终被政府明令取缔的合法组织。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始料不及地扮演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尴尬角色。

三、危机的成因

本报告不准备详细记述危机的表现形式和演化过程，而是集中精力探讨危机的成因。在探讨危机的成因时，也不准备纠缠于具体的技术性原因，而是着眼于那些带有普遍性的原因。总之，理解这场危机本身，并不是本项研究的唯一目的，从这场危机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设性方案，才是我们的根本目的。

1、造成危机的表层原因

造成这场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可以归结为：管理不善、违规操作、行政干预和政治腐败。

管理不善

对于在人民公社体制中生活了30多年的中国农民来说，“合作基金会”无疑是一种“新生事物”。因此，合作基金会的“会员”们往往既缺乏“合作”的经验，更缺乏“金融管理”的知识，当然也没有现成的、成熟的规章制度可资借鉴。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从培养人才，积累经验，到建立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没有违规操作和政府的不合理干预，仅仅由于经验、知识、制度的短缺，合作基金会也有可能陷入危机之中。

如果合作基金会的发展过程是自然的、渐进的，那么这些欠缺和不足都会在实践中被逐渐克服。时间能够帮助农民解决问题。但是政府的干预打破了基金会的自然节奏，人为地加速扩张使得合作基金会的先天不足暴露无遗，而且也使这些先天不足的危害发挥到了极限。

在央行关于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大量调查报告中，各种各样的“抨击”或“指责”俯拾皆是：工作人员素质低下，专业知识不足，绝大多数达不到从事金融工作的最起码的要求；不认真执行财务制度，会计基础工作混乱；资产质量差，随意放贷，既无可靠的担保，又无有效的抵押；风险保障机制不健全，超比例放贷，备付金、风险保证金、呆帐准备金不足；合作原则被彻底抛弃，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形同虚设？？尽管这些报告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央行官员的傲慢与偏见，但却不能说这些“抨击”或“指责”是“诽谤”，因为它们确确实实都是准确的“陈述”，它们说的都是“事实”。

违规操作

从一开始，中央就对农村合作基金会的职能和经营范围作出了明确规定。中央的文件三令五申地强调，农村合作基金会只能从事“自愿”的“内部融资”，而且必须保证“不对外吸收存款”、“不对外办理贷款”，还明确规定“不以营利为目的”。但是，在实际运营中，基金会却突破了“合作经济组织”的界限，不但对外办理存贷业务，而且还高息揽存。综合几个省区的调查资料来看，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存款年利率大致介于18%—24%之间。这种情形无疑加大了基金会面对的金融风险。这是因为，当合作基金会越过了“内部融资”的界限，从事对外存贷业务的时候，其固有的管理经验不足、金融知识匮乏、监管机制不健全的问题就变得更加突出了。更何况，对于任何一种金融机构来说，以20%以上的年息吸收存款都是一种自杀性的行为。

“违规操作”的另一面就是“监管不力”。高息揽存并不是农村合作基金会的专利，实际上，这几年几乎所有的国有商业银行都在搞花样繁多的高息揽存。央行监管不力是主要原因之一。[3]

行政干预

也许即便没有政府的干预，农村合作基金会也会违规操作。当然谁也不能否定这种可能性的存在。但是我们却可以完全肯定地说，政府的干预推动了基金会的违规操作，甚至可以说正是政府迫使基金会从事违规操作，并使这种违规操作发展到了肆无忌惮、无法无天的程度。相反，面对基金会长达数年的违规行为，中央银行根本就没有发挥它理应承担的监管职能。

按照控制主体的属性，广西的农村合作基金会可以分为3类。“一是政府主导型。这种类型是党政领导成员直接担任基金会的董事长和经理，或由政府直接选派和任命董事长和经理。全区县、乡党委、政府领导成员兼任董事长或经理的648个，占77.6%；由县、乡党委、政府任命董事长或经理的53个，占6.3%.二是半政府主导型。这种类型是由党委政府推荐干部、政府主管部门根据党委政府的推荐任命基金会的董事长和经理。全区通过这种办法由农业行政部门任命董事长或经理的105个，占12.6%.三是群众选举型。全区有群众（会员）选举董事长的29个，占3.5%.”[4]可见，仅仅有3.5%的基金会在实行自治管理，而96.5%的基金会都处于党政机关的直接的、绝对的控制之下。

大量证据显示，合作基金会的绝大部分呆滞贷款都是政府不合理干预的产物。广西清理整顿农村合作基金会实施方案起草小组指出：“据我们调查，农村合作基金会投放的资金，大部分都是经当地党委、政府研究同意，或党政主要领导批示、指示之后投放的。如容县容厢镇党政主要领导，指令该镇农村合作基金会投放资金1963万元，用于兴建该镇办公楼、修村公路、搞开发区、办市场等，所用资金占投放资金总额71%，长期逾期难还，逾期率达74%.又如，陆川县全县逾期款7795万元，其中80%是由于不合理行政干预造成的”。[5]

政治腐败

尽管“瞎指挥”之类的行政干预也会带来金融危机，但仅仅是这种不合理干预决不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正是由于在行政干预之中掺杂了严重的腐败因素，才使得农村合作基金会迅速陷入不可挽救的危机之中。与管理不善、违规操作和行政干预相比，政治腐败是造成金融危机的最重要的原因。这是因为，腐败不能容忍完善的管理，腐败必然要求违规操作，腐败必须依托或借助行政干预才能得以实现，所以腐败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管理不善、违规操作和行政干预得以存在并愈演愈烈的根本条件和动力。

在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呆滞贷款中，绝大部分是钱权交易的结果。有钱的贷款人与有权的审批人之间的勾当已是路人皆知的“秘密”。基金会的董事长和经理几乎全都是党政领导干部，贷款的审批权就掌握在他们手里，而真正的主人——农村合作基金会的会员——则没有任何权力。某些贷款的回扣高达30%以上，而且这类贷款的年利率往往超过30%.很显然，在正常情况下，这样的贷款是无法偿还的。当然，贷款人根本就没准备还钱，而审批人也没准备收回他亲手批准发放出去的贷款。

另外一类“温和”一点的腐败则是党政领导干部利用自己掌握的贷款审批权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例如，用基金会的钱给干部发工资；用基金会的资金支持本地区工商企业的发展；明知无法偿还，却动用基金会的大笔资金兴建办公楼、学校、公路、参加各种升级达标活动？？即使在这类活动中审批人自己没有直接贪污一分钱，这种行为也属于典型的腐败行为。因为这类行为的实质都是国家公职人员利用自己掌握的公共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党政官员用基金会会员和储户的钱为自己买官。

这种现象并非广西独有，而是全国性的普遍现象。例如，四川省南充市的许多乡镇党政领导，不尊重基金会的自主权，随意平调基金会的资金，或以各种形式强行向基金会借款。他们用基金会的资金修建公路和街道、盖乡政府办公楼和职工宿舍、搞“普九”达标、兴办乡镇企业？？有的乡镇政府买车、开会、保安、绿化、接待上级检查、小车维修都要基金会掏钱。基金会简直成了基层领导的“小金库”。[6]

背景资料：腐败的“寻租理论”

一般说来，垄断行业的利润率要高于竞争行业，由于垄断而获得的额外利润被称为“垄断租金”。当政府管制导致垄断存在时，许多人就会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追求这种垄断地位，并凭借这种垄断地位获取“垄断租金”。这种行为被称为“寻租”。在法治不健全的情况下，给有关的政府官员行贿是获取垄断地位的最佳策略，也是一种回报率最高的投资活动。当然，行贿者决不会做赔本的买卖，行贿资金来自“垄断租金”，在政府官员和垄断经营者之间结成了一种瓜分垄断租金的同盟。政府官员和与之勾结的垄断经营者都是政府经济管制的受益者，而受害者则是全体消费者。

需要指出的是，“寻租理论”并不能解释与农村合作基金会危机相关的腐败行为。这是因为，尽管中国的金融行业是政府管制最严格的行业之一，也是垄断最严重的行业之一，但是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出现，并不是贿赂主管部门的结果，而是地方政府突破中央金融管制的结果。第二，农村合作基金会既不是会员自治组织，也不是独立企业，而是地方政府直接经营的金融机构，实质上就是地方国有商业银行。造成它破产的原因与造成其他国有企业破产的原因没有什么本质差别，都是由于产权结构不良导致的腐败。第三，缺乏对政府权力的有效制衡是造成农村合作基金会危机的又一重要原因。

有鉴于此，围绕农村合作基金会发生的腐败，与其说是由于管制导致的“寻租”行为，不如说是一种纯粹的政治腐败。

2、造成危机的深层原因

如果说管理不善、违规操作、行政干预、政治腐败是造成农村合作基金会金融危机的表层原因，那么造成这些表层原因的深层原因又是什么呢？简单地说，深层原因就是“转型时期”或者说“新旧体制交替时期”所特有的“集权失灵”、“民主失灵”、“计划失灵”和“市场失灵”。

集权失灵

很显然，在毛泽东时代，此类金融危机是绝对不会出现的。它是“集权失灵”的结果。所谓“集权失灵”是指，在转型时期，尽管集权体制还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但集权体制已经受到了严重腐蚀，被改革逐渐瓦解，从而失去了原有的控制能力。就转型时期的中国而言，“集权失灵”的主要表现，一是中央政府丧失了对地方政府的有效控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二是各级政府失去了控制自身的能力，腐败泛滥，在一些地区几乎到了无官不贪的地步。

为了强化中央对金融的控制，90年代以来，中央逐步强化国有商业银行的条条管理，包括党的管理权收归条条所有、撤销省级机构、建立大区机构。为了对抗中央的集权化措施，地方政府必须另辟渠道，创办和发展自己的融资渠道和组织体系。对于乡镇一级政府来说，最便捷的对策就是发展农村合作基金会。乡镇政府发展基金会是为了发展地方经济，而官员则是为了出政绩，为了升官发财。因此，政府和官员都有发展基金会的强烈动力。“地方冲动”加上“中央失控”，是造成这场金融危机的重要条件。

民主失灵

同样，如果中国已经建立了完善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也不会发生此类金融危机。这是因为，在一个完善的法治社会中，如此嚣张的政治腐败是不可能长期存在的，而如果没有政治腐败也就不会有农村合作基金会的金融危机。所谓“民主失灵”是指，在转型时期，由于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还没有完整地建立起来，所以也就不能借助民主机制有效地遏制政治腐败。

“民主失灵”或“法治不健全”的另一种表现是社会自治程度低下。例如，合作基金会本来是公民的互助合作组织，应当由会员实行自治管理，但在实际运营中却受到政府的严重干预，几乎被剥夺了全部的决策权。可以合理地预测，如果基金会由会员进行民主自治管理的话，决不会出现如此严重的后果。

“民主失灵”的根源在于缺乏社会对政府的权力制衡。在广大的中国农村，在政府与社会的权力分配格局中，政府处于绝对主导地位，社会则处于软弱涣散的境地，而缺少发达的公民组织是社会软弱涣散的根本原因。实际上，如果没有来自选民和舆论的有效监督，政府内部的分权制衡机制是无法发挥作用的，而且必将由分权制衡机制演变成为合作分脏机制。近年来，司法腐败愈演愈烈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由于篇幅限制，原文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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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民众的监督意识，包括新闻媒体，发挥，加大人大和政协的作用

④ 西安地铁事件是怎么回事

近日，朋友圈被天涯论坛的一则爆料帖刷爆--西安地铁三号线有严重安全隐患。

爆料者称，其为西安地铁三号线电缆供应商陕西奥凯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奥凯)的员工，地铁三号线全线所用电缆质量不过关，且多次被质监部门抽检为不合格产品。其还称，陕西奥凯之所以能承揽三号线的电缆工程，是因为与西安地铁公司某些领导可能存在“权钱交易”。

电缆对地铁有多重要，一名地铁电缆方面的专业人士表示，地铁电缆主要作用是传递通讯信号，实施数据监控。如果电缆出问题，监控不到位，中央控制就看不到现场。

无论何时，权力寻租都不可容忍。当然，事件最终如何走向，只能希望西安相关部门能够尽早查明真相，给公众一个满意的答复。

除了西安，成都地铁也承认3条线路采用西安地铁同品牌“问题电缆”。现在有必要追问，其他跟奥凯电缆有合作的城市地铁是否足够安全呢?显然，对于其他涉及问题电缆的城市，也应该积极进行调查，不仅是电缆安全问题，也包括电缆购买、检测背后是否存在权力寻租问题。

此外，因为奥凯电缆的客户遍布全国，因此，国家层面的质检总局等相关部门，也需要积极作为，启动全国范围内的排查，发现一起处理一起，让问题电缆无处藏身，切实保证公共安全。此种情况下，绝不能心存侥幸，绝不能容忍任何的遮掩行为。

奥凯问题电缆事件之所以会引起舆论这么大关注，是因为地铁安全牵涉城市百十万乘坐地铁公众的切身利益，稍有闪失，后果就不堪设想。所以，公众的疑惑与追问，理应得到回应。

安全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奥凯问题电缆事件，戕害的是公共安全，损害的是公共利益。只有彻底查明真相，让可能存在的权力寻租者、官商勾结者受到应有的惩处，才能最大程度地回应公众的疑惑、抚平公众的情绪。

⑤ 现代的腐败问题应该不只是单纯的寻租问题吧，有谁能从经济的角度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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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怎样读懂政府工作报告

30句话读懂政府工作报告
1、过去一年，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7.7万亿元，增长6.9%，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粮食产量实现“十二连增”，居民消费价格涨幅保持较低水平。特别是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新增就业1312万人，超过全年预期目标，成为经济运行的一大亮点。
2、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上升到50.5%，首次占据“半壁江山”。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4%。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速快于一般工业。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5.6%。

3、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7.4%，快于经济增速。去年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增长8.5%，新增4万多亿元。又解决6434万农村人口饮水安全问题。扶贫攻坚力度加大，农村贫困人口减少1442万人。

4、现在国内生产总值每增长1个百分点的增量，相当于5年前1.5个百分点、10年前2.5个百分点的增量。经济规模越大，增长难度随之增加。

5、受全球贸易萎缩等因素影响，去年我国进出口总额出现下降，预期增长目标未能实现。投资增长乏力，一些行业产能过剩严重，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地区和行业走势分化，财政收支矛盾突出，金融等领域存在风险隐患。

6、“十二五”规划确定的主要目标任务全面完成。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8%，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成为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和主要对外投资大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18.2%，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减少12%以上。基础设施水平全面跃升。铁路运营里程达到12.1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超过1.9万公里，占世界60%以上。

7、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十三五”时期经济年均增长保持在6.5%以上。全员劳动生产率从人均8.7万元提高到12万元以上。届时，我国经济总量超过90万亿元，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

8、今年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5%—7%，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左右，城镇新增就业1000万人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4.5%以内，进出口回稳向好，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3.4%以上，主要污染物排放继续减少。

9、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今年拟安排财政赤字2.18万亿元，比去年增加5600亿元，赤字率提高到3%。其中，中央财政赤字1.4万亿元，地方财政赤字7800亿元。

10、全面实施营改增，从5月1日起，将试点范围扩大到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并将所有企业新增不动产所含增值税纳入抵扣范围，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

11、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今年广义货币M2预期增长13%左右，社会融资规模余额增长13%左右。

12、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深化国有商业银行和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发展民营银行，启动投贷联动试点。

13、推进股票、债券市场改革和法治化建设，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适时启动“深港通”。

14、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加强全口径外债宏观审慎管理。扎紧制度笼子，整顿规范金融秩序，严厉打击金融诈骗、非法集资和证券期货领域的违法犯罪活动，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底线。

15、创新事中事后监管方式，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及时公布查处结果。

16、采取兼并重组、债务重组或破产清算等措施，积极稳妥处置“僵尸企业”。完善财政、金融等支持政策，中央财政安排1000亿元专项奖补资金，重点用于职工分流安置。

17、加快质量安全标准与国际标准接轨，建立商品质量惩罚性赔偿制度。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

18、大幅放宽电力、电信、交通、天然气、市政公用等领域市场准入，消除各种隐性壁垒，鼓励民营企业扩大投资、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在项目核准、融资服务、财税政策、土地使用等方面一视同仁。

19、落实带薪休假制度，加强旅游交通、景区景点、自驾车营地等设施建设，规范旅游市场秩序，迎接正在兴起的大众旅游时代。

20、今年要启动一批“十三五”规划重大项目。完成铁路投资8000亿元以上、公路投资1.65万亿元，再开工20项重大水利工程，建设水电核电、特高压输电、智能电网、油气管网、城市轨道交通等重大项目。

21、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宽城镇落户条件，建立健全“人地钱”挂钩政策。

22、完善支持居民住房合理消费的税收、信贷政策，住房刚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因城施策化解房地产库存。建立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把符合条件的外来人口逐步纳入公租房供应范围。

23、要引导农民适应市场需求调整种养结构，适当调减玉米种植面积。按照“市场定价、价补分离”原则，积极稳妥推进玉米收储制度改革，保障农民合理收益。

24、今年要完成1000万以上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任务，其中易地搬迁脱贫200万人以上，继续推进贫困农户危房改造。中央财政扶贫资金增长43.4%。在贫困县推进涉农资金整合。

25、重拳治理大气雾霾和水污染。今年化学需氧量、氨氮排放量要分别下降2%，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分别下降3%，重点地区细颗粒物（PM2.5）浓度继续下降。

26、大力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分类推进中等职业教育免除学杂费。对贫困家庭学生率先免除普通高中学杂费。落实提高乡村教师待遇政策。继续扩大重点高校面向贫困地区农村招生规模，落实和完善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当地就学和升学考试政策。

27、今年要实现大病保险全覆盖，政府加大投入，让更多大病患者减轻负担。中央财政安排城乡医疗救助补助资金160亿元，增长9.6%。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制度，财政补助由每人每年380元提高到420元。

28、继续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各地要切实负起责任，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制定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办法。开展养老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推进多种形式的医养结合。落实临时救助、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等制度。城乡低保人均补助标准分别提高5%和8%。

29、积极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深入推进政务公开，充分发挥传统媒体、新兴媒体作用，利用好网络平台，及时回应社会关切，使群众了解政府做什么、怎么做。

30、加强行政监察，推进审计全覆盖。以减权限权、创新监管等举措减少寻租空间，铲除滋生腐败土壤。

⑦ 王小石事件的社会影响评价

有不少公司的上市发行费用高达三五千万元，这其中只有一两千万元是给券商等中介机构的正常费用，而大多数则是不明不白的“公关”费用。这对于想上市的企业来说，似乎已成了心照不宣的共识。王小石事件”已经水落石出。但“王小石事件”带给发审制度的思考却远没有结束。
11月20日，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屠光绍对外表示，现在负责审核企业上市资质的发审委委员名单都是公开的，每个企业都知道具体负责审核的委员名字，因此不再存在买卖发审委委员名单的可能。但是，仅公开发审委委员名单就可以消除发行过程中所有的权利寻租现象吗？答案是值得怀疑的。在新发审制度中，有三大环节的寻租漏洞不容忽视。
寻租环节之一，不透明的反馈机制。在向证监会发行部上报材料的10日后，企业将接受证监会人士关于发行人需要遵守哪些规定的聆讯，此后，预审员将对材料不断地与券商、发行人进行意见反馈。问题在于，在证监会的反馈意见中，只是要求企业对书面材料的情况进行进一步解释或核查，不会告诉企业“你的问题出在哪里，应如何改正”。
寻租环节之二，不公开的初审报告意见。在反馈过程结束后，发行资料将排队等着上初审报告会。会议由发行部的预审员、处长、主任及发审委员参加。初审报告中关于企业存在哪些问题的内容不对企业公开。但一般情况下，企业要去找关系看初审报告的结果，其中不排除金钱交易。
寻租环节之三，未过会企业的原因不公开。自今年6月《行政许可法》公布以后，中国证监会不再向企业或券商公布“未过会的原因”。企业如有异议，可申请行政复议。只要在审核过程中存在不透明，就会有权利寻租现象。
去年12月5日，时逢第五届发审委即将换届之际，《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暂行办法》正式发布实施。“透明、专业、责任、问责、监督”是新发审委制度的关键词。虽然发审的改革较旧制度公开、透明了许多，但新发审制度并没有堵住“寻租”漏洞，“王小石事件”只是必然中的偶然。同时，“王小石事件”也是一面镜子，折射出新发审制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寻租漏洞。而设法如何堵住或避免这些寻租漏洞则又成为发审委下一步改革不得不考虑的难题。
王小石一案或许可以证明谢平(前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局长)等人曾经主持的一项调查的结论：压倒多数的公众认为证监会是各金融监管机构中腐败程度最高的。令人惊讶的是，王案之后，充斥着博士甚至留洋博士的这个机构，面对如此事件，却跟没事似的，对王小石被捕没有作出任何正式的回应，也没有对投资者、对公众表示任何歉意。这样的监管机构还拥有监管的道义权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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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自觉地走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

党的十七大报告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是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报告的主题，也是报告的灵魂。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当前，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最重要的就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更加自觉地走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

一、从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高度，自觉深化对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认识

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进程中，一直在积极探索中国特色反腐倡廉的道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初步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的有效开展反腐倡廉路子。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反腐倡廉工作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反腐倡廉工作规律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继续在实践中探索，在继承中发展。中央纪委向十七大的工作报告向全党昭示：我们党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是适应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步伐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发生深刻变化，特别是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等新形势的必然选择，是应对面临的发展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现阶段反腐败有利条件与不利因素并存、成效明显与问题突出并存的复杂局面的现实需要，是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指导反腐倡廉实践取得的重要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就是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更加自觉地走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

二、深入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增强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反腐倡廉建设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也是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我们要把科学发展观放在党的历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我们党对建设社会主义的不断探索和实践的大背景中来认识和把握。中国共产党人理论创新的主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理论创新的主题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开拓前进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加深对“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的理解，努力使我们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我们作出长时间的努力，把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同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更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长期而紧迫的任务。要紧密联系纪检监察工作实际，深入把握科学发展观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去研究问题、改进方法、推动工作，努力使思想观念、决策部署、工作方式更加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总目标，更加符合构建和谐社会的总要求。

三、加深对“坚持方针、构建体系、拓展领域”的理解，自觉贯彻反腐倡廉建设总体思路

十七大报告要求全党同志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并把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四位一体发展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和反腐倡廉建设五位一体，加强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的反腐倡廉建设。新形势下全面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总体思路，就是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这其中，坚持方针是核心，构建体系是目标，拓展领域是途径。更加自觉地走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要求我们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方针、构建体系、拓展领域”的理解，自觉贯彻反腐倡廉建设总体思路。惩治和预防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两个方面。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惩治与预防两手抓、两加强、两促进，决不能顾此失彼。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是以坚决惩治腐败为前提和条件的，我们不能离开惩治去搞预防。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惩防腐败的决心不能变，查办案件的力度不能减。只有在认识和实践两个层面更加自觉、正确地把握坚决惩治腐败与有效预防腐败的关系，使两者有机结合，形成相互促进的格局，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才能越走越宽广。

四、牢固树立以人为本、重在预防、重在建设的理念，自觉体现“三个更加注重”的根本要求

十七大报告指出，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这是党中央对纪检监察工作提出的新要求。“三个更加注重”核心在预防，要求我们认真学习领会党中央历代领导集体关于预防腐败的思想，加强对预防腐败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提升我们的工作理念。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摆在突出位置，做到想问题、作决策、处理问题都有利于教育、关心、帮助、挽救干部，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在提高党员干部的拒腐防变能力上。要牢固树立重在预防的理念，坚持“万事防为先”、“防患于未然”、“防微杜渐”，树立惩治腐败是成绩、预防腐败也是成绩的观念，坚持预防在先、关口前移、着眼防范，使我们的党员干部不犯或少犯错误。要牢固树立重在建设的理念，把预防腐败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抓，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注重做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做到综合治理，整体推进。

五、以改革创新精神深化对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探索，自觉推进反腐倡廉建设与时俱进

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在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探索过程中，必然面临着困难、风险、干扰。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一切从实际出发，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努力做到思想观念和思想方法、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人员素质和工作作风的与时俱进。以改革创新精神深化对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探索，要求我们进一步养成学习的习惯、营造研究的风气、培养团队协作精神。我们要始终把学习摆在自身建设的首要位置，作为一种习惯、一种精神追求，不断加强和改进。要把学习与思考有机地结合起来，营造思考研究问题的良好风气。切实把调查研究摆在重要位置，加强对全局性、战略性问题的研究，不断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和前瞻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创新的伟大事业，我们只要努力培养学习的习惯、研究的风气、团队协作精神，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就会在改革创新中越走越宽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