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中国金融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是什么机构
中国金融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中国金融企业文化促进会）简称中国金融政研会，是由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领导的群团组织，主要职责是组织、协调、推动全国金融系统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文化建设的研究与实践，为金融业改革、发展和稳定提供思想保证和文化支撑。中国金融政研会是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的理事单位，接受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的工作指导。
它于1989年成立，现任会长是中国银监会副主席郭利根。其理事单位涵盖了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行业的中央及地方有代表性的金融机构。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等中央金融监管机关，中央各大金融机构为常务理事单位。
❷ 广告公司、活动管理公司和金融机构通常会选择什么文化
广告公司，活动管理公司和金融机构通常会选择比较传统的文化，作为激励企业人员的方法。
❸ 如何理解金融机构在现代经济中的重要
速度和结构。金融运行得正常有效，促进经济发展，则货币资金的筹集，利率，对国民经济走向良性循环所起的作用也就明显，联系每个社会成员和千家万户，在稳定物价的基础上，通过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从国内看，适时地调控货币供应的数量、融通和使用充分而有效。现代一切经济活动几乎都离不开货币资金运动、汇率，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发达的货币信用经济或金融经济，运用各种金融调控手段、结算等金融手段又对微观经济主体有着直接的影响，实现国际贸易、信贷，金融连接着各部门，在现代经济生活中。
其次、各行业。现代经济是市场经济，金融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地位，从而调节经济发展的规模，其显著特征之一是宏观调控的间接化。而金融在建立和完善国家宏观调控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全面地反映成千上万个企事业单位的经济活动，金融是现代经济中调节宏观经济的重要杠杆、结构和利率，它能够比较深入、引进外资，是由其自身的特殊性质和作用所决定的；从国际看，国家可以根据宏观经济政策的需求。
最后，社会资源的配置也就合理，货币资金运动导向物质资源运动、各单位的生产经营，货币资金作为重要的经济资源和财富、监督和调控国民经济运行的重要杠杆和手段，它的运行表现为价值流导向实物流、加强国际间经济技术合作的纽带，同时。现代经济是由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成为沟通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命脉和媒介，金融成为国际政治经济文化交往。金融业是联结国民经济各方面的纽带，成为国家管理金融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
首先
❹ 思想文化包括哪些方面
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目前学术界通常根据文化的存在形态和层次将文化分为器物文化、制度文化、思想文化。其中思想文化主要是指处在最高层次、以精神形态存在的文化，即关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的文化。人们也把这种对“知”和“行”的本质及其规律认识的文化，叫做哲学。
❺ 如何构建有金融业特色的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成为企业竞争力的基石和决定企业兴衰的关键因素。文章从企业文化的作用、企业文化建设组织和基本要求讨论如何构建特色企业文化。一、企业文化的作用企业文化是推动企业提高的核心竞争力。在竞争性市场中，一个企业所具有的能够持续地比其他企业更有效地向市场提供产品或服务，并获得赢利和自身发展的综合素质。企业文化的内容简单明确，价值观得到组织成员的广泛认同，在这种价值观指导下的企业实践活动中，企业的主要成员会产生使命感，员工对企业及企业的领导人、企业形象将产生强烈的认同感。这是企业文化成为企业发展内在动力的基础。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粘合剂，可以把员工紧紧地粘合、团结在一起，使他们目的明确、协调一致。企业员工队伍凝聚力的基础是企业的根本目标。企业文化所形成的企业内部的文化氛围和价值导向能够起到精神激励的作用，将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调动与激发出来，把人们的潜在智慧诱发出来，使员工的能力得到充分发挥，提高各部门和员工的自主管理能力和自主经营能力。二、特色企业文化建设的组织实施企业文化建设要站在时代发展前沿，认真分析企业面临的客观形势与发展趋势，以宽广的眼界和与时俱进的精神，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以提升企业竞争力和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将企业文化建设纳入企业发展战略，作为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党的建设、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等相关工作有机结合，加强领导，全员参与，统筹规划，重点推进，既体现先进性，又体现可操作性，注重在继承、借鉴中创新，在创新、完善中提高。企业文化建设必须根据本企业的行业特征和自身特点，确定企业的使命、愿景和发展战略；总结本企业多年形成的优良传统，挖掘企业文化底蕴，了解企业文化现状，在广泛调研、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制定符合企业实际、科学合理、便于操作、长远目标与阶段性目标相结合的企业文化建设规划。在制定规划时要着眼于企业文化的长远发展，避免走过场。企业文化建设要根据企业文化建设的总体规划，制定工作计划和目标；深入进行调查研究，根据企业实际，找准切入点和工作重点，确定企业文化建设项目；提炼企业精神、核心价值观和经营管理理念，进一步完善企业规章制度，优化企业内部环境，导入视觉识别系统，进行企业文化建设项目的具体设计；采取学习培训、媒体传播等多种宣传方式，持续不断地对员工进行教育熏陶，使全体员工认知、认同和接受企业精神、经营理念、价值观念，并养成良好的自律意识和行为习惯。企业文化建设需要进一步整合企业文化资源，完善职工培训中心、企业新闻媒体、传统教育基地、职工文化体育场所、图书馆等企业文化设施。创新企业文化建设手段，丰富和优化企业文化载体设计，注重利用互联网络等新型传媒和企业报刊、广播、闭路电视等媒体，提供健康有益的文化产品，提高员工文化素养，扩大企业文化建设的有效覆盖面。注意培养企业文化建设的各类人才，加强引导和培训，建立激励机制，充分发挥他们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的骨干带头作用。三、构建特色企业文化的基本要求1、以人为本，全员参与。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坚持全心全意依靠职工群众办企业的方针，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用美好的愿景鼓舞人，用宏伟的事业凝聚人，用科学的机制激励人，用优美的环境熏陶人。搭建员工发展平台，提供员工发展机会，开发人力资源，挖掘员工潜能，增强员工的主人翁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团队精神。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在统一领导下，有步骤地发动员工广泛参与，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全员共建。努力使广大员工在主动参与中了解企业文化建设的内容，认同企业的核心理念，形成上下同心、共谋发展的良好氛围。2、务求实效，促进发展。在企业文化建设中，要求真务实，重实际、办实事、求实效，反对形式主义，避免急功近利，使企业文化建设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要立足企业实际，符合企业定位，将企业文化建设与生产经营管理紧密结合，企业文化的创新与企业改革的深化紧密结合。要落实科学发展观，把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统一起来，既追求经济效益的增长，又注重社会效益的提高，实现政治上和谐稳定，经济上持续增长，文化上不断进步，切实保障员工合法权益。3、重在建设，突出特色。要制定切实可行的企业文化建设方案，借助必要的载体和抓手，着力抓好企业文化观念、制度和物质三个层面的建设。要把学习、改革、创新作为企业的核心理念，大力营造全员学习、终身学习的浓厚氛围，积极创建学习型企业、学习型团队。围绕企业深化改革的重点和难点，鼓励大胆探索、勇于实践，坚决破除一切妨碍发展的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增强企业活力，提高基层实力。要从企业特定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出发，把共性和个性、一般和个别有机地结合起来，总结出本企业的优良传统和经营风格，在企业精神提炼、理念概括、实践方式上体现出鲜明的特色，形成既具有时代特征又独具魅力的企业文化。4、继承创新，博采众长。要注意继承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挖掘整理本企业长期形成的宝贵的文化资源，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用发展的观点和创新的思维对原有的企业精神、经营理念进行整合和提炼，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在继承中创新、在弘扬中升华。要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借鉴国外先进文化相结合，在开展国际合作业务的过程中，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合作方的先进文化，尊重文化差异，增进文化沟通，注重取长补短，促进共同发展。5、深度融合，优势互补。企业文化来源于企业实践又服务于企业实践，使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更富思想性和人性化，更具时代特色和人文精神。要强化企业文化建设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地位，发挥企业文化的作用，促进企业文化与企业战略、市场营销和人力资源管理等经营管理工作的深度融合，把全体员工认同的文化理念用制度规定下来，渗透到企业经营管理的全过程。在管理方法上要注意强调民主管理、自主管理和人本管理。6、有机结合，相融共进。要通过企业文化建设，不断改进和创新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和时代感，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说服力和感召力，促进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有机结合。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弘扬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使企业广大员工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发掘思想政治工作的资源优势，既鼓励先进又照顾多数，既统一思想又尊重差异，既解决思想问题又解决实际问题，营造良好的思想文化环境。7、完善机制，加强领导。建设先进的企业文化是企业党政领导的共同职责，要把企业文化建设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纳入议事日程，与其他工作同部署、同检查、同考核、同奖惩。企业文化建设的领导体制要与现代企业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相适应，要注意发挥基层党组织和群众组织的作用，广大党员要做好表率，带领全体员工积极投身企业文化建设。企业领导要站在促进企业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重视企业文化建设，对企业文化建设进行系统思考，出思想、出思路、出对策，确定本企业企业文化建设的目标和内容，提出正确的经营管理理念，并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带领全体员工通过企业文化建设不断提高企业核心竞争能力，促进企业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
❻ 夏,商,周时期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有哪些问题
一、国家结构：亲族与国家
受秦汉以后大一统社会现实的影响,人们往往把上古时代的国家想象并构拟成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司马迁作《史记》,夏商周三个王国的兴衰便被描绘成大一统王朝的更迭.当然,后人的构拟事出有因,上古文献中早有此种倾向.《诗·玄鸟》中殷人称“正域彼四方”、“奄有九有”、“邦畿千里”；《诗·北山》中周人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王臣”.其实,商周时代的“溥天之下”“莫非王臣”,与秦汉以后的大一统国家是不同的.
根据近年来学者们的研究,商王国时期的国家是一种方国与方国的联合体,有的学者把这种联合体称为“方国联盟”,也有学者把这种联合体称为“部族国家”或“早期国家” .所谓“部族”,是指由原始时代的部落组织衍变而来的、以血缘（族姓）联系为基础的社会集团,它是中国国家的早期形式.商王国时代的部族很多,卜辞中大多称之为“方”.商部族就是指子姓的殷人社会集团.
从殷卜辞反映的情况看,商邦与其他方国之间的关系具有两重特征：一方面是相互并存关系,另一方面商邦又凌驾于其他方国之上.先看并存关系.殷卜辞中有“比”字,林沄先生指出,这里的“比”均作动词用,是“亲密联合之义” .殷卜辞中常见“王比某方伯”或“王比某伐某”的记录,如：“贞,王比兴方伐……”（《缀合》151）“乎比丹伯?勿乎比丹伯?”（《乙编》3387）“乙酉卜……令多子族比犬侯扑周甾?”（《前编》5·2·2）林沄先生认为,“卜辞确实反映出商代有许多方国和商王发生联盟关系,可考知者已有鬼、而、井、昜、丹、犬、暴、攸、望……等方. 绝大多数这类卜辞都明确地涉及征伐,所以说,商代是存在方国间的军事联盟的” . 在此认识的基础上,再去审读典籍中的有关资料,就不难发现当时方国联盟的情形.《诗·长发》述商汤伐夏桀的过程,“顾、韦既伐,昆吾、夏桀”.顾、韦、昆吾是夏王国的盟国.同样,《尚书·牧誓》述周武王伐纣,其中也有“我友邦冢君”.《诗·皇矣》叙述“帝谓文王：询尔仇方,同尔兄弟,……以伐崇墉”.“崇”是商的盟国,而“友邦”是周的盟国.另一方面,商邦与盟国间是不平等的.卜辞资料表明,商邦不仅“比”其他方国,而且有时也“令”其他方国.如：“癸卯卜,宾贞……令沚■■方?”（《前编》6·60·6）“庚辰,贞,令望■■■方?”（《京津》4386）“癸亥,贞,王令囗侯伐……”（《金璋》368）这里的“令”,显然是一种指挥与服从的关系.同时,商王作为方国联盟的盟主,具有向盟国征取贡物、巡狩盟国境地、仲裁方国间争端和惩罚方国的权力 . 王国维早就推测说：“自殷以前……盖诸侯之于天子,犹后世诸侯之于盟主.” 顾颉刚也说：“夏商所谓王,实则春秋所谓霸.” 今天看来,这是富有启发意义的.
周邦推翻殷邦的统治之后,建立了一个新的方国联盟——周王国.就大局而言,周王国与商王国的国家结构和性质并无根本差异,其不同主要在于“共主”的换替：周由小邦上升为“共主”国,商由“共主”国沦落为普通的邦国.周邦取得“共主”地位之后,当即与既存的方国确立了联盟关系,后人将此一过程称为“褒封”.所谓“褒封”不过是周王以天下共主的名义,与既存的异姓方国建立一种名分,组成新的方国联盟.其所异者,周代文献中大多将这些方国称之为“诸侯”.与此同时,周人还“封建”了一批同姓诸侯国.周人为什么分封同姓诸侯国?传统的说法是“封建亲戚,以藩屏周”.这种解释虽可说通,但也有问题.因为周人的分封制度实际上一直延续到春秋时代而不衰,不但王室行分封,诸侯也行分封,甚至“大夫有贰宗”.单纯用“藩屏”之说作解,显然缺乏说服力.诚然,分封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但从商周历史的宏观过程看,分封也与部族人口的不断衍生相关,是部族殖民的政治化.它源于氏族时代的氏族组织制度.
大体说来,从西周初年到春秋末年,周人分封呈现为两个阶段：西周时代是“天子建国”；春秋时代是“诸侯立家”.从部族人口分衍的角度看,“诸侯立家”是“天子建国”的下延和再版.然而,在当时“王土”、“王臣”观念下,王国、侯国、大夫之家具有大致相似而又不完全相同的宗族政权特征.
天子王国,是以王族为核心构建的最高政治实体或国家.名义上,王统治天下；实际上,王主要统治“王邦”.这种“王邦”与“王天下”的政治格局被人们称为“内服”（王畿）和“外服”（畿外）制度.周代的“内服”、“外服”秩序展现为一个逐渐衰变的过程.西周前期,王朝对外服诸侯具有较强的控制力量.在周初的诰命中,周王对诸侯百般教诲,指示他们服从王的指挥,“勿替敬,典听朕告”（《尚书·康诰》）.周康王在即位典礼时就训示道：“庶邦侯甸男卫,惟予一人钊报告.”（《尚书·顾命》）当时,许多诸侯国君都参加了康王的即位大典,表示坚决服从周王的调遣,称：“一二臣卫,敢执壤奠!”（同上）到春秋初年,此种盛世已不复存在,“周郑交质”乃一显例.其原因,自其表言之,是诸侯坐大；自其里言之,是宗族组织的成长壮大.宗族政治的基础是宗族组织.在氏族制度下,一个氏族的人口发展到一定数量,就会从中衍生出新的氏族,原来的母氏族则成为胞族 .宗族组织作为氏族组织的次生形态,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氏族组织的这一特征.周初,王邦强大,新封的侯国力量微弱.后来,诸侯国力量不断壮大,而王邦却由于不断的分封发展较慢.当诸侯国与王邦力量相互制衡的时候,彼此间的冲突在所不免.“诸侯争霸”与王国代兴有相似的一面.从宗族政治的内部结构看,政权的主体是宗族贵族,在王邦是王族.在王族内部,又进一步凝聚到“宗主”身上.在周王室内部,对国家政权的厮夺直接体现为对“宗主”身分的争夺.春秋时期王室的内乱多导因于此.宗族政治的主要对象是庶众,是贵族对庶族的统治,宗主对庶民的统治.《诗·国风》中的一些诗篇展现了庶民对贵族的怨忿情绪和依存关系.对异族来说,周王族与他们虽无血缘联系,但却有宗教伦理关系.在商周宗教信念体系中,王被认为是上帝的嫡系子孙,而普天下的人们都被认为是上帝的子民（等级身分较低）.因此,自上帝的角度而言,王族与异族、王与异族人民之间有一种神授的“准”血缘纽带.它建立在这样一种信念上：王族是上帝的“选民”,代表上帝统治天下.周王国所谓“内服”,实质上就是王邦——以王族为核心的政权和国家.
诸侯之国,是以公族为核心构建的二级国家政权和政治组织.从诸侯初封时的情形看,要举行册封仪式,授民授疆土,封国的主要官员也要由周王册命.《左传》僖公十二年记齐相管仲到王室觐见,王以上卿之礼接待.管仲推辞道：“臣,贱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国、高在……陪臣敢辞.”《礼记·王制》更说：“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于此可见王廷对诸侯国政治在一定程度上的干预.诸侯国要对王朝承担一定的义务,如派兵助战、纳贡、朝觐等.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另一方面,对一个既存的诸侯国来说,它的内政并不受王朝制约,在君位的继承、封立大夫、对具体的经济和政治事务的处理等方面,侯国都有自主权.在侯国内,公族是政权的主体,是根本；在公族内,由谁任宗主执政,是末节.尽管公族内也发生争夺君位的厮杀,但万变不离其宗,权柄必定落在公族之内.一旦这一原则被破坏,便意味着一个公族的沦落和国家的覆亡（或易姓）.“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都是例证.诸侯国之所以有如此大的独立性,是因为有宗族组织作为基础.同周邦与侯国的关系相似,在诸侯国内主要是侯国与大夫之家的关系,直接显现为国君与大夫之间的政治关系.我们今天往往过多地注意到国君与大夫之间政治关系的一面,而当时的人们更看重宗族关系.铜器铭文中有规律地出现的赞颂祖先、祈求“子子孙孙永宝用”之类的词语,都反映出宗族组织和宗族利益的重要.诸侯国既独立,又与周王保持形式上的臣属关系当时政治结构方面的突出特色,是宗族政治的必然结果.从本质上看,周代的同姓（或婚盟）侯国与商代的异姓方国相比并无大异,或者说大同小异 .
大夫之家,是以家族组织为核心构建的基层政权和隐性的国家.“诸侯立家”大致盛于西周后期.在较为可信的西周中前期文献中不见“大夫”之称 . 前已述及,“诸侯立家”既是政治行为,也与公族组织人口膨胀有关,此种情形与周初“天子建国”相似.“诸侯立家”有捍卫公族的政治意义,大夫之家是作为公族的“枝叶”而存在的.最初虽也“授民授疆土”,但从表面上看并不具备现代概念的国家形式.一些学者注意到周代的国家有王国和诸侯国,这虽比《周礼》的“王国”模式前进了一步,但仍未注意到大夫之家具有相对意义的国家性质.其实,诸侯国由周初围着周王团团转,到春秋初年自行其是,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大夫之家的情形同样如此.到春秋后期,许多大夫政权非但不听诸侯国君指挥,而且同诸侯国君分庭抗礼,几乎形成完全独立的国家政权.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三桓弱鲁”与“周政交质”没有质的区别,“三家分晋”正是“诸侯称霸”在一国之内的续演.李启谦先生对春秋时期鲁国的大夫之家作了较为具体的研究.他指出,在整个春秋时期,鲁国一直存在着很多以家族为单位的社会组织,粗略统计不少于15家.他们与国君保持君臣关系,但有很大独立性.（1）各家族“宗主”由自己确定,“宗主”是当然的大夫,因而,鲁君事实上并不干涉每个家族由谁来出任卿大夫.（2）大夫之家拥有城邑作为根据地.卿大夫在国都内建筑馆舍是为了谋政方便,真正的老窝是封邑.季孙氏有费邑,叔孙氏有郈邑,孟孙氏有郕邑.封邑内的臣属由家族自己安排,国君不问.即使邑宰发动针对大夫的叛乱,国君也不管.（3）家族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大夫之家的武装由家族成员及封邑内庶众组成,有很大独立性,听大夫指挥,鲁君不能直接发号施令.这很像西欧中世纪所谓“臣下的臣下不是我的臣下”那种政治局面.正因“家”的武装是独立的,才有可能出现“家”与“国”对抗、大夫驱逐国君的情形 .
由上述王国——侯国——大夫之家相互关系可知,周代国家具有双重特征：一方面具有方国联盟的性质；另一方面具有贵族等级君主制色彩.造成这种历史局面的深层原因是宗族政治,是血缘国家.血缘（或宗教伦理）犹如一条锁链,将整个王国天下的秩序纽结起来.忽略当时的族组织,就难以深刻理解当时国家的特殊性质.
的特殊性质.
二、国家元首：族长与教长
商周时期血缘组织与国家政治组织的契合,使当时各级族组织的首脑具有了特殊的社会地位和政治角色,他们不仅成为世俗权力的拥有者（族长）,而且是宗教权力的拥有者（教长）.所谓“教长”,是指在宗教组织内对信仰有最高的解释权、对宗教事务有最高的裁决权的人.商周时期对宗教事务的裁决权突出体现在主祭权上.具体而言,商周王国的国王作为上帝在人世间的代表,拥有最高的、绝对的宗教权力；诸侯国君作为侯国内宗教组织的领袖,既是侯国祖先神的代表,又是国王的臣属,是相对意义上的教长.各级君主的身分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既是世俗社会的统治者,也是宗教事务的裁决者.当时的人们把这种合二而一的社会身份称之为“宗主”或“君主”.
为了表示自己特殊而至高无上的地位,商王自称“余一人” ,以示与苍苍众生有别.“余一人”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去理解.
第一,商王被认为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在当时的“世界”上,商王被认为是上帝或神界在人世间的“唯一”最高代表,他是上帝的嫡系子孙,是上帝的使者.在后世传颂的《汤誓》中,商汤伐夏桀,他宣布诰命说：“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夏桀残暴不道固然不合情理,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并非任何其他的人都能自称受上帝使命讨伐夏桀,只有商汤具备这种资格：他口含天宪,使命人间.这不仅是商王的自诩,而且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认同.商代中后期,由于某种原因,殷人将都城迁到殷（今河南安阳）.在迁都过程中,殷人遭受了种种艰难困苦,商王盘庚因此受到严厉的责难.无奈之下,他向人们摊牌说：“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乱越我家.朕及笃敬,恭承民命.”“予念我先神后之劳尔先,……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何虐朕民!……先后丕降与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孙有比!”“予迓续乃命于天.”（《尚书·盘庚》）这一段诰辞表明,盘庚不但被认为是上帝的使者,而且是祖先神的代言人,是天界的化身.无论神对商王本人的惩罚,还是对部族群众的惩罚,其圣旨唯有通过商王本人方能得以传达.从实际情形看,数以万计的甲骨卜辞反映出的商王向上帝、先祖、其他各种神灵占问吉凶、祈求福佑的情形,正是商王这一身分的生动体现.
第二,商王是王国的最高教长.商王不仅是上帝的使者,而且是王国内最高的教长.有资料表明,商王不仅是占卜活动的主体,而且是庙祭活动的主体.先看占卜活动.殷墟卜辞中的王室卜辞可以见到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在通常情况下,由负责占卜的官员代商王例行占卜.例如：“乙巳卜,■贞,王勿其子■?”（《缀合252》）“戊午卜,■贞,王从沚囗伐土方,受又?”（《后编》上·17·5）“壬辰卜,贞,王田于■,往来亡灾?”（《前编》2·38·4）这里,占卜活动虽由贞人主持,但从卜辞内容可以看出,占卜的主体是王,而不是贞人.另一种情形是,王直接主持占卜,即所谓“王贞”、“王卜贞”辞例.例如：“戊午卜,王贞,勿御子■,余勿其子?”（《金璋》415）“戊辰,王卜贞,田率,往来亡灾?”（《前编》2·43·3）“戊申,王卜贞,田■,往来亡灾?”（《前编》2·16·1）王亲自占卜,这直接表明商王是占卜的主体.传世文献从另外角度反映了这一情形.《尚书·盘庚篇》记盘庚解释迁都原因时说道：“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谨天命.”“肆予冲人,非废厥谋,吊由灵各.非敢违卜,用宏兹贲.”这明确地告诉我们,遇事占卜遵从龟旨,这是商代的制度.商王作为卜主和贞主,是真正的占卜主体,这是当时人所共认的事实.所以,《尚书·君奭》记周公旦追述商代情形时说：“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卜官贞人虽众,但真正的主人是作为“余一人”的商王.同样,当殷人的统治出现危机时,人们认为是王的占卜权或贞主资格发生了危机.《尚书·西伯戡黎》：“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讫我殷命, 格人元龟,罔敢知吉.’”所谓“格人元龟”,是说上天把占卜资格授予别人,天命转移了.失去天下教长的神圣地位,当然是“不吉”了.再看庙祭活动.文献所见,殷人在宗庙中的祭祖活动十分频繁,祖庙内的祭祀活动的主持人是庙主的嫡系子孙.就祭祀成汤和其他直系先王的活动而言,主持者正是时王——汤的嫡系子孙.《诗·商颂·那》：“奏鼓简简,衎我烈祖.汤孙奏假,绥我思成.……温恭朝夕,执事有恪.顾予烝尝,汤孙之将. ”《诗·商颂·烈祖》也吟颂道：“来假来享,降福无疆.顾予烝尝,汤孙之将.”所以, 商王盘庚理直气壮地说：“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尚书·盘庚》）参照卜辞反映的商王祭祖于宗的有关资料,情况更是昭然.
从前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商王具有十足的教长特征,是他主宰着王国的宗教生活.他的权力和地位被认为是神授的,他所从事的每一项活动都被看作是在神的庇护下完成的.人民服从于王,是因为人们要服从神灵的意志.另一方面,商王又是现实的君主,是世俗的统治者.商王在打着神圣旗号的同时,无时无刻不赤裸裸地暴露出强权统治和对悖逆者的残暴镇压.此种情形,人们论述甚多,不必赘言.总之,无论是王权利用了教权,还是教权培育了王权,二者在商代始终共生并存,相得益彰.
周代的情形与商代基本相同,周王仍是作为天下最高的君主和教长出现的.由于周代的文字资料比商代丰富,因而能更全面地反映出周王身分的实质.
在周人的天国境界里,上帝是最高的主宰,其下有诸多自然神和祖先神.对上帝的敬畏,便意味着对神界的恐惧；上帝的使者,便是天国的使者.这个使者肩负着向人间传达上帝旨意的使命.周人把这种宗教使命称为“承帝事”或“绍上帝”.《尚书·多士》记周公旦对殷遗民宣布说：“尔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灵承帝事.”《尚书·召诰》记召公对殷人和周人说道：“有王虽小,元子哉!……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对现实君王来说,“绍上帝”是极为沉重的宗教责任,是任何他人不得替代的神圣使命.《尚书·金縢》记周初武王生命垂危, 周公旦令史官祈祷天界的太王、王季、文王说：“惟尔元孙某（武王）,遘厉虐疾.若尔三王,是（武王）有丕子之责于天.”所谓“丕子之责于天”,又被周人称为“配天”.《诗经·下武》说：“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所谓“承帝事”、“绍上帝”、“配天”,说穿了就是代表上帝统治人间.这种代表身分充分显示在周人盛赞的文王受命说中.由于“受命”,周王取代商王成了上帝的使者.《诗·大明》：“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尚书·文侯之命》：“丕显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闻在下.惟是上帝,集厥命于文王.”由于“受命”,周王成了世俗社会的君主.《尚书·梓材》：“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王对土地的主权和对人民的统治权来自上帝或上天.普天下莫非王土、王臣,是因为人们认为普天下莫非帝土、帝臣.王被看作是帝的“全权代表”.《诗》中的某些篇章生动地描述了周王作为“百神”的主祭人和卜主的情形.《文王有声》道：“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两个“维”字,把权力和意志维妙维肖地揭示出来：占卜权属于“王”,最高意志反映于“龟”.《卷阿》：“岂弟君子,俾尔弥尔性,百神而主矣”,“岂弟君子,四方为则”,“岂弟君子,四方为纲”.毛传认为,诗的“君子”是指成王.所谓“百神尔主”,是说天子或王是百神的主祭人.《云汉》记述了周晚期的一次大旱灾,民不聊生,普天哀痛：“靡神不举,靡爱斯牲；圭璧既卒,宁莫我听.”“不殄禋祀,自郊徂宫； 上下奠瘗,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临.”毛传认为,诗中的主人是宣王.从诗文看,周王遍祀群神,行毕郊祀行祖祭,祭祀对象有上帝、后稷、旱魃等.周王作为这一系列宗教活动的主祭人,在诗文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在周人赞颂祖先的庙堂诗中,周王唱道：“我将我享,维牛维羊.”（《诗·我将》）而在一般的诗歌中,人们歌颂：“中田有庐（芦）,疆埸有瓜.是剥是菹,献之皇祖.曾孙寿考,受天之祜.”（《诗·信南山》）“曾孙”是宗主,是周王.他把人们献来的芦、瓜献祭先王,祈求先王庇佑.上述诗篇明白地揭示出,作为“曾孙”的“我”是祭祀活动的主人.从《尚书》中的资料看,周王是占卜活动的主体.《尚书?大诰》中周公旦追述说：“宁王惟卜用,克绥受兹命.”只有王可以代表国家用卜,这与《诗·文王有声》的诗文可以相互印证.周公旦接着说：“予……用宁王遗我大宝龟,绍天明.”周公旦用“大宝龟”,是因他“摄政”行王事,是占卜的主人.《尚书·洛诰》完整地展现了周成王的一次隆重的祭祀活动：“戊辰,王在新邑烝祭岁.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后,王宾杀禋咸格.王入太室裸,作册逸诰.在十有二月.”文献记录这次祭祀活动有精确的时间、地点、祭祀对象,参加人员虽众,主祭人只有成王一人.甚至到春秋时期齐桓公称霸伐楚,管仲声讨楚人的第一条滔天大罪是“尔贡苞茅不入,王祭不共”（《左传》僖公四年）.可见,“王祭”是当时人所共知的规定.
周代行分封之制,授民授疆土,建立了不同等级的政权（有限国家）.天子建国,诸侯立家,无论是“国”还是“家”,所取得的民和土都具有神授的性质；而且,正因为诸侯、大夫具有天然的、神授的资格,他们才得以受民受土,建立起不同等级的国家组织.
首先,诸侯是侯国的君主和教长.大量资料表明,在每一个诸侯国中,诸侯国君作为神授的统治者,拥有绝对的、唯一的主祭权.在君权与教权这两种权力上,教权比君权更深刻,更反映当时权力的本质.任何他人都不得分割或侵犯国君的主祭权利.下面我们以春秋时期的鲁国为例予以说明.《春秋》经传所记鲁国的一切重要祭礼活动,其祭祀主体都是时君.例如：
（1）秋七月,禘于大庙,用致夫人.（《春秋》僖公八年）
（2）鄋瞒侵齐,遂伐我.公卜,使叔孙得臣追之,吉.（《左传》文公十一年）
（3）九月辛丑,用郊.（《春秋》成公十七年）
（4）夏,诸侯如楚.鲁、卫、曹、邾不会.曹、邾辞以难,公辞以时祭.（《左传》昭公四年）
（5）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宫.（《春秋》昭公十五年）
君有事于庙.（《公羊》同年传）
君在祭乐之中.（《谷梁》同年传)
（6）公曰：“君（晋侯）惠顾先君之好,施及亡人, 将使归粪除宗祧以事君……”（《左传》昭公三十一年）
（1）（3）（5）《春秋》所记虽未言及祭祀活动的主体是何人, 但这在当时人们看来是不言自明的,故《传》谓之“君”；（2）所记“公卜”, 占卜的主体是鲁文公；（4）所记“公辞以时祭”,时祭的主体是鲁昭公；（6）所记昭公自言“粪除宗祧”,更是不释自明 .
其次,大夫是封邑内的君主和教长.作为周王国最基层方域的君主,大夫也具有教长的某些特征.在春秋时代,“政”与“祀”并存,人们习惯于把一个大夫政权的存在称为“祀”.在宋国,国君讨伐向魋,向巢惧而奔鲁. 宋君派人劝向巢留下,说：“寡人与子有言矣,不可以绝向氏之祀.”（《左传》哀公四年）延续向氏祖庙的烟火不断,就是保留向氏政权.大夫华耦到鲁国访问,他对鲁文公说：“君之先臣督得罪于宋殇公,名在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左传》文公十五年）这里把继承大夫政治权力称为“承祀”.在卫国,卫人讨伐宁氏之党,石恶奔逃晋国.“卫人立其子圃,以守石氏之祀”（《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在郑国,《左传》昭公十六年记子产说：“孔张,君之昆孙子孔之后也,执政之嗣也,为嗣大夫.承命以使,周于诸侯,国人所尊,诸侯所知,立于朝而祀于家.”这里把问题说得更明确,同时指出了孔张是“嗣大夫”并“祀于家”这双重角色.所以,杨伯峻注云：“立于朝谓朝有官爵,祀于家谓家有祖庙.”文献中此类事例虽不太多,但事实同样很清楚,大夫不仅是“家”的君主,而且是“家”的唯一主祭人.
综上,在周代的“封建”制度下,天子是绝对意义的君主和教长,他的意志具有政治上的最高权威,他对上帝的意旨有唯一的解释权,对宗教活动有最高的仲裁权.诸侯和大夫是相对意义的君主和教长,他们的意志在各自的封域内有政治威权,对封域内的宗教活动拥有主祭权和仲裁权.因而,周代的天子、诸侯、大夫与秦汉以后国家的各级行政官员不同,与秦汉以后宗教的各级僧官也不同.他们是政、教合一的领袖.顾颉刚先生曾敏锐地注意到,“中国古代所谓唐虞之世者,是否有类于印度,今不可知；或君主既属婆罗门等级,以祭司身分执掌政权,亦不可知.今所可知者为商周,其时君主或称‘帝’,或称‘天王’,表示其地位超乎人而近乎天” .古代印度的婆罗门种姓虽然高贵,教权虽然隆盛,但同中国商周时代的天子、诸侯、大夫相比,不免黯然失色：后者不仅有圣达的神性,而且有世俗的威权.当然,商周时期的各级族长虽是宗教领袖,是教长,但不是祭司.作为具体的执事人员,祭司是教长的臣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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❼ 金融业如何加强企业文化建设
加强银行企业文化建设，既是银行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银行参与市场竞争的需要。通过加强银行企业文化的创新和建设，进一步增强了银行的凝聚力，提高了核心竞争力，实现了企业文化与发展战略的和谐统一，银行发展与员工发展的和谐统一，文化优势与竞争优势的和谐统一，为银行的改革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文化支持。
一、人本文化建设是前提
首先是活化用人机制。能者上庸者下，以能力评优劣，以业绩定胜负，以质效定报酬，以水平用人才。其次是活化分配机制。目前，盱眙农商银行围绕绩效考核系统上线运行，加强多方调研，广泛征求多层面意见建议，其目的就是要打破平均分配，拉开收入档次，激发全员内生动力与活力。三是活化沟通机制。搭建信息沟通交流的网络平台，围绕内控管理、创新产品、信贷营销、转型发展等畅所欲言，献计献策。同时，通过召开民生生活会等形式，问计于民，问计所需，问计所盼，进一步密切干部职工关系，主动帮助员工解决实际困难。四是活化监督机制。建立内外部义务监督员制度，对文明服务等事项进行全程监督，定期征求意见，及时向行党委反馈，以便加以及时整改。五是活化授权机制。正确处理严管与搞活、收权与放权的关系，防止一管就死、一放就乱。
二、道德文化建设是关键
首先是员工职业理想教育和道德教育要常态化、制度化，利用各种会议形式，加大职业理想和道德教育，着力打造“精神状态奋发向上、生活情趣健康向上、人生追求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氛围。二是抓好职业纪律教育，用法律、法规规范员工行为，增强员工遵纪守法的自觉性、主动性。三是抓好职业道德教育，制定员工职业行为规范准则，牢记“三农”服务宗旨，遵守道德情操，防范道德风险。四是抓好执业理念教育，使爱岗敬业、开拓创新、忠诚实干、乐于奉献的精神，成为全体员工共同的理想目标。五是抓好风险自律教育，教育员工要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面对形形色色的诱惑，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
三、服务文化建设是基础
要进一步巩固扩大标杆网点建设的已有成果，加大督查督办力度，严格按照柜面“五步法”要求，做到规定的动作不走样，自创动作有特色，充分展示自身金色招牌服务。要以服务广大农民群众、服务中小企业为主体，全力服务新农村建设和地方经济发展; 要以先进的服务设施、优良的服务品种、快捷的服务效率、过硬的服务品德，形成优良的服务作风、灵活的服务方式、良好的服务环境，通过服务占领更大市场与空间，进一步细化深耕农村市场，树立自身形象。同时，要严格实行服务承诺制、限时办结制、首问负责制、责任追究制，做到严惩违规者绝不手软、奖励先进者绝不吝惜。
四、营销文化建设是根基
首先是营销文化与企业价值观、发展目标高度要保持一致。在考虑自身发展的同时，着眼于价值观、社会责任等，使企业发展目标多元化，发展内涵更加丰富。其次要倡导思维创新，在“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快、人快我精”上实现突破，强化创新与具体营销策略、手段的组合，推广营销经验，拓宽营销思路。面对县域其他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外地农商银行服务向下延伸的态势，我们必须立足农村、服务农业、支持农户。因此，在新形势下，必须纵深推进阳光信贷工程的落地，采取“整村推进，连片发放”的方式，在满足千家万户普惠型金融服务的同时，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家庭农村等的支持力度，不断打造特色农业升级版。
五、风险文化建设是保障
首先是狠抓合规环境和合规文化等软件建设，加大对内控制度执行情况检查的频率和力度，及时查找问题、分析原因、完善制度，有效消除风险隐患，着力构建“不愿为”的自律机制、“不能为”的防范机制、“不敢为”的惩戒机制。二是认真贯彻落实监管部门的各项要求，建立健全风险识别、风险监测、风险预警和风险化解机制和严格问责制，实现经营体制向流程银行转变、业务模式向零售银行转变、内控模式向合规风险管理转变，有效促进各项业务的持续稳健发展。因此，要将管理、控制风险纳入文化建设的范畴，通过文化的约束和引领，不断强化风险防范意识，使风险防范成为广大员工的自觉行动，这样才能更加有效地防范和控制风险。
六、家园文化建设是和谐
敬业爱岗、爱行爱家是农商银行构建和谐银行、和谐家庭和文明岗位、优秀员工的最根本的基础，是农商银行得以健康、持续发展动力源。思想政治工作和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能够不断陶冶员工情操，开阔员工视野，增强员工素质，振奋员工精神，提高企业文化的内涵。当前，我行成立的运动、文艺、业务三个俱乐部，吸纳会员200余人，不断丰富员工业余文化生活、促进员工知识积累、净化员工思想、宣传农商行品牌、增强农商行影响力。同时，我们将充分发挥妇联、工会、团组织等联系员工的桥梁作用，关心职工冷暖，对因患病、重大事故而导致生活困难的职工家庭实行适当困难补助。并积极还开展“五好家庭”、“文明家庭”创建等活动，从而打造全行员工家庭成员彼此理解，彼此信任，相互依赖，相互支持的和谐环境。
❽ 什么叫思想文化
思想的科学本质：思想是我们一直捉摸不透的东西，而按照信息论假说来讲，思想其实就是一种信息。大脑中的某些特定分子摩擦碰撞，引起了某些信息子的规则排布，在三维空间中的表现就是产生电流，引起脑细胞的活动，这便是思想的本质，当然，不同信息表现出不同思想。然而，这不等于我们的思想是早已限定好了的吗？其实就是这样。只不过我们脑中分子数量是庞大的，其能引起信息子的排布形式的种类是极其多的，我们现在的思想不过也只开发了很少一部分。现实中我们所谓的思想还要有另一个因素，那就是需要通过一个完整复杂的调节机制将其表达出来，这个调节机制对于人类来说便是神经系统，因此只有我们能将复杂的思想表达出来。
文化是一个群体（可以是国家、也可以是民族、企业、家庭）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的思想、理念、行为、风俗、习惯、代表人物，及由这个群体整体意识所辐射出来的一切活动。传统意义上所说的，一个人有或者没有文化，是指他所受到的教育程度。后者是狭义的解释，前者是广义的解释。另有人以此为名。
❾ 我国金融机构体系发展历程
我国明朝末年出现了类似银行的钱庄和票号。鸦片战争后，一些外商银行纷纷进入我国开展金融业务，并凭借其特权攫取了巨额的利润。我国境内第一家银行是1845年英国人设立的丽如银行， 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作为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银行开始营业。
20世纪30年代，统治旧中国的国民党政权建立了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央合作金库（简称“四行二局一库”）为主体，包括省、市、县银行及官商合办银行在内的金融体系。此外还有一批民族资本家兴办的私营银行及钱庄，其中约三分之一集中在上海，但多半规模不大且投机性强，在经济运行中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1948年12月1日在石家庄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并开始发行人民币。1949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迁入北平。新中国成立前后，根据1948年4月在北平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对官僚资本银行进行了接管，并分不同情况进行停业清理或改组为专业银行;将官商合办的4家银行改组为公私合营银行;对私营银行则进行整顿和改造;还取消了在华外商银行的一切特权，并禁止外国货币在国内流通。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了由中国人民银行“大一统”的银行体系，即银行不划分专业系统，各个银行都作为中国人民银行内部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使中国人民 银行成为既办理存款、贷款和汇兑业务的商业银行，又担负着国家宏观调控职能的中央银行。“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左”的思想指导下，银行的独立性日渐消失，1969年9月甚至将中国人民银行并入财政部，成为财政部所属的二级机构，使其基本上沦为政府的“大钱库”和“出纳员”。不少领导人不懂银行工作的重要性，把银行当作一个办理收收付付的‘大钱库'，需要钱的时候才想到银行，有的甚至把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混同起来，靠行政手段办事，做了许多违反经济规律的事。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结束，我国的银行体系也开始恢复和重建。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使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国的银行业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从1977年至今，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体系重建阶段（1977—1986年） 尽管在1978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恢复了其独立的部级单位的地位，但其所担负的商业银行与中央银行的双重职能并未改变。从1979年初开始，在改革开放方针的指引下，相继恢复了主管农村金融业务的中国农业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中分设出了主管外贸信贷和外汇业务的中国银行，从财政部中分设出了主管长期投资和贷款业务的中国人民建设银行，1981 年底又成立了负责接受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及其他资金转贷给国内企业的中国投资银行。1983年9月17日，国务院发文明确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同时决定成立中国工商银行，接办中国人民银行原有的信贷和储蓄等商业银行业务。至此我国基本形成了以中央银行为领导、以四大国家专业银行为骨干所组成的银行体系。
1984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了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我国银行体系迅速扩张。1985年人民银行出台了专业银行业务可以适当交叉和“银行可以选择企业、企业可以选择银行”的政策措施，鼓励四家专业银行之间开展适度竞争，从而打破了银行资金“统收统支”的“供给制”，四家专业银行还开始将其触角伸向农村，为当时正在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提供贷款。
扩大发展阶段（1987—1996年）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为银行业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动力。1986年12月，邓小平要求“金融改革的步子要迈大一些。要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1987年中国人民银行提出要建立以中央银行为领导，各类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和分工协作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和1992年中共“十四”大精神的指引下，我国银行业在改革中不断扩大发展。
尽管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已经提出国家专业银行要进行企业化改革，实行商业化经营，但由于这些专业银行既从事政策性信贷业务，又从事商业性信贷业务，既难以办成真正的商业银 行，又不利于进行金融宏观调控。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政策性银行，实行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分离”之后，在1994年内相继成立了专门办理政策性信贷业务的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及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从而为国家专业银行向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转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995年5月10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明确了商业银行的性质、地位及与其他金融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并为商业银行自主经营、提高资产质量提供了法律保障。到1996年底，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共有机构153 069个、职工168.68万人。
与此同时，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之下，其他类型的银行也迅速发展。在交通银行于1986年7月重组成以公有制为主的股份制全国性综合银行之后，相继成立了中信实业银行、招商银 行、深圳发展银行、烟台住房储蓄银行、蚌埠住房储蓄银行、福建兴业银行、广东发展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华夏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海南发展银行、民生银行等12家股份制银 行。到1996年底，这13家股份制银行共有机构3 748个、职工8.55万人。
1986年1月，在国务院主持下，邮电部与中国人民银行分别以投资所有者和业务监管者的身份，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办邮政储蓄的协议》，决定在北京、天津等12个城市试办邮政储蓄业务。1986年底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将邮政储蓄业务法定为邮政企业的业务之一，从而使邮政储蓄遍布全国，形成了一个“准银行”系统。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在16个城市进行在城市信用社的基础上组建城市合作银行的试点。同年2月，中国第一家城市商业银行———深圳城市商业银行成立，到1996年底共有18家城市合作银行开业。
深化改革阶段（1997—2002年） 改革攻坚阶段（2003年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