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机构间发展不平衡

『壹』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迟缓的原因之一是缺乏发达的金融市场。这一观点是否有理

这种观点是有理的，缺乏发达的金融市场不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价格机制往往被扭曲，无法有效地进行融资活动，经济活力不强。

但这仅仅是原因之一，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迟缓，也有历史遗留，地理条件限制，资源贫乏，政府当局决策失误，在国际贸易中处于弱势地位以及政治因素等诸多原因。

(1)金融机构间发展不平衡扩展阅读：

金融市场的构成十分复杂，它是由许多不同的市场组成的一个庞大体系。但是，一般根据金融市场上交易工具的期限，把金融市场分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两大类。货币市场是融通短期（一年以内）资金的市场，资本市场是融通长期（一年以上）资金的市场。

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又可以进一步分为若干不同的子市场。货币市场包括金融同业拆借市场、回购协议市场、商业票据市场、银行承兑汇票市场、短期政府债券市场、大面额可转让存单市场等。资本市场包括中长期信贷市场和证券市场。

中长期信贷市场是金融机构与工商企业之间的贷款市场；证券市场是通过证券的发行与交易进行融资的市场，包括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基金市场、保险市场、融资租赁市场等。

『贰』 针对近期影子银行，债市查处，你对商行某一业务（负，资，中）改革的看法，或者管理层监管的思路

影子银行由于在危机成因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引起国外学者和权威机构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金融稳定理事会（FSB）从2011年开始发布对影子银行体系的透视和监管报告。影子银行的概念在向中国传导的同时，适逢金融业的蓬勃发展时期，理财产品、信托业务、资产管理业务等金融创新层出不穷，金融业的资产规模也迅速膨胀，其积聚的风险也在加大，因此，国内外学者、研究机构也开始加强对中国影子银行的认识和研究，监管部门也逐步规范银行的经营行为。本文从银行监管套利的角度对中西方影子银行的发展进行审视，并对防范中国式影子银行提出相应的对策
监管套利的必然性
银行业的运行以提供信用、期限和流动性转换等为特征，由于本身的高杠杆率和未来现金流的不确定性，具有高风险和公共性的特点，因此，从防范系统性风险和保护存款人和投资人的角度出发，历来受到较其他行业更为严格的监管。任何指挥和控制型的监管制度总会激励人们去摆脱这些规则的约束，即监管套利。银行从事监管套利的动机在于对高额利润的追求，而这与银行家们的风险激励政策密切相关。虽然银行都有中长期的规划，但对管理层的考核大都与短期经营成果挂钩，导致银行家经营策略的短期化，激发了银行追求高风险策略的动机。
银行追逐监管套利行为有其必然性，我们可以从行为金融学理念——“动物精神”和示范效应来解释监管套利行为。“动物精神”鼓励人们承担风险、推动创新，单个机构获取监管“溢价”具有示范性，众多机构争相模仿而产生羊群效应，从而形成监管套利的普遍性和爆发性增长，容易导致泡沫的产生和危机的发生。
我们也可以从金融博弈论的角度分析监管套利行为。监管套利分为违规获利和打“擦边球”但并不违规两种行为。与违规获利的诱惑相比，在规则强制下的违规行为受到严厉的查处，因此这种套利行为已不具备普遍性。监管套利更多的是游走于制度边缘的灰色业务。监管套利也是一种协调博弈，通过恰当的联系和沟通，例如诱导性原则和情景性原则，也能达到纳什均衡。但如沟通不好，形成协同谬误，其积聚的风险也会巨大，这在美国次贷危机中得以凸显。
我们还可以从“监管俘获”理论解释监管套利。斯蒂格勒指出，监管者很容易屈从于被监管企业强而有效的压力而修订监管制度，并实施迎合被监管者利益的制度，这就是“监管俘获”。大银行不但有动机去影响监管者满足他们的利益，也有手段去实施，“监管俘获”给主流银行的监管套利提供了便利。
此外，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也使得监管套利活动得以持续进行。由于信息不透明和监管的高成本，监管套利在业界为常态。商业银行监管套利行为大多发生在利用监管制度的盲区进行正常的业务活动，这些并不触及监管“红线”的灰色领域的套利行为掩盖在复杂多样的正常经营和交易活动中，要获取、吸收和消化这些真实信息存在很大难度且监管成本很高。
中西方国家银行监管套利的模式和影响
由于中西方国家对银行业监管的侧重点不同，监管套利的模式也体现出差异，在西方，主要为监管资本套利，而在中国，主要表现为信贷规模套利。
（一）监管资本套利
起源于1988年的巴塞尔资本协议成为全球银行业监管的普适准则，在西方，对银行的监管主要围绕着资本监管进行，中国的银行业监管部门也确立了对银行进行资本充足率监管的主要内容，因此，监管资本套利构成了中外银行监管套利的主要内容。监管资本套利，主要利用对资产风险测度上的缺陷来调节资本比率。资产证券化是银行转移信贷和利率风险、提高流动性、增加非利息收入以及改进资本比率的重要手段。资产证券化和其他金融创新工具的使用给银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一些银行通过资本监管套利的策略避免了对监管资本的要求，构成了对监管资本标准有效性的侵蚀，但事实上其面临的经济上的风险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
监管资本套利的发展贯穿于巴塞尔银行监管规则变迁的始终。Basel I导致监管资本套利被广泛知晓， Basel II的引进对信用风险的评估提供了三种可供选择的方法，即标准法、内部评级法和高级评级法，其目的是用这些方法计算的资本比率能够与银行面临的实际经济风险更加相符。但在Basel II下，监管资本套利仍是商业银行面临资本约束下满足监管要求的一个重要手段，并且愈演愈烈，也是诱发2007-2009年美国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基于危机的教训以及巴塞尔Ⅱ在监管方面暴露的不足，2010年12月，巴塞尔委员会正式公布了巴塞尔Ⅲ。这套框架的面世不仅标志着新一代多层次系统性的资本监管框架形成，而且对银行业进行多维度的微观和宏观审慎监管，但能否完全避免资本监管套利还有待观察。
（二）信贷规模套利
现阶段，中国银行业的监管更多的是针对银行的存贷比管理和信贷规模“窗口指导”，因此，围绕着信贷规模的套利活动，成为另一主要的监管套利类型。信贷规模套利的路径主要有借助票据融资渠道、信贷资产转让渠道、同业代付渠道、汇率利率渠道、信托渠道、委托贷款渠道、理财产品渠道、非银机构（如券商、基金、保险等）的资产管理业务渠道等。限于篇幅，本文不对其路径做介绍。
信贷规模套利，其引起的后果是: 信贷规模数据失真、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受阻、金融机构间发展的不平衡加剧、资产价格泡沫高涨、金融脆弱性和风险加大。
影子银行和政策应对
不管是监管资本套利还是信贷规模套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以脱离于传统银行监管视野下的影子银行为载体来进行。
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将影子银行定义为受监管的银行体系之外的信贷中介所从事的活动和实体。影子银行也可以定义为那些行使着期限、信用和流动性转换功能的金融中介，但并没有得到央行的流动性支持或公共部门的信用保证。影子银行可被划分为三个比较明显的类型——政府发起的影子银行、银行体系内部的影子银行、银行体系外部的影子银行。影子银行体系在为市场的参与者和企业提供可选择的资金和流动性来源的同时，给监管套利带来便利。这些套利机会来源于以下几点：1.金融监管框架的不完整性；2.Basel II下资本充足规则对信用评级的依赖性；3.会计处理和监管主体决策的随意性和偶然性。 据FSB在2012发布的全球影子银行跟踪调查报告显示，2011年末占全球GDP86%和全球金融资产90%的25个独立主权国家和地区的影子银行体系规模达到了67万亿美元（这里的影子银行是指除了央行、银行、公共金融机构、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之外的其他金融中介），相当于所有被调查经济主体GDP总和的111%。
对中国银行业来说，由于监管更多的是针对银行的存贷比管理和信贷规模的“窗口指导”，再加上跨行业的监管分割和监管竞争，围绕着信贷规模的套利活动，构成了“中国式影子银行”的一大特点。对中国影子银行的定义，不能仅仅以有无监管来区分，而更应该从影子银行的功能方面加以界定。在缺乏央行的流动性支持下，只要这个主体或载体的活动具有期限、信用和流动性转换的功能，必然会放大其杠杆率，给银行提供监管套利的便利，就应将其归结为影子银行。那么，中国影子银行的规模有多大？从央行公布的社会融资规模数据中银行贷款占比的趋势变化可看出端倪。2002年，银行本外币贷款占比95%，2006年下降为77%，2012年降到57.7%，今年一季度为51.9%。在社会融资结构的多元化中，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和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等间接融资的占比在2012年占到23%。若考虑到金融租赁、非标准债权等尚未计入的融资，实际的社会融资规模要比公布出来的数据更大，这与影子银行所起的作用密切相关。部分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非信贷类资产的占比已超过50%，这些非信贷类资产的迅速增长是以同业合作或其他创新产品的运用来实现的，但不乏影子银行的作用。
防范以信贷规模套利为特点的中国式影子银行的风险，除了对银行业加强监管和规范外，更应该在监管制度和监管内容上加以改进，适应金融发展的变化。例如，淡化存贷比监管、取消贷款规模管理、引入杠杆率指标；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步伐；完善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等指标，为货币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永远是金融市场发展的主旋律，由金融创新所引起的监管套利活动和影子银行体系，有其自身的成长规律，同样经历萌芽、成长、壮大到风险累积，直至系统性风险爆发等阶段。因此，在构建完善的审慎监管框架内容中，有必要全面透视商业银行进行的各种监管套利行为，需要适时将影子银行纳入监管范畴，并不断改进监管标准和监管方式，达到金融监管和市场约束之间的平衡

『叁』 银行跨区域发展过程中在政策方面存在哪些问题和困难

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通过对已实现跨区域发展的59家城商行及其设立的162家异地分支机构进行统计分析，并对其运行情况进行研究，笔者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来分析城商行跨区域发展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
（一）宏观层面
所谓宏观层面，就是从国家经济金融体系、银行体系的视角来分析城商行跨区域发展带来的问题。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1、扎堆进入发达地区，加剧金融资源分布的不平衡格局
与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均衡格局相适应，我国的金融发展和金融资源分布也呈现出明显的区域不均衡性，即东部地区的金融发展（体现为发展速度、发展水平以及金融创新等方面）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则优于西部地区；金融资源（体现为金融机构数量、金融人才以及存、贷款等业务量）更多的集中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依次递减。这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资源具有向经济发达且金融生态良好的地区集聚的特征的一般规律。显然，作为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的市场主体，城商行在选择设立异地分支机构的目标城市时不可能违背上述规律。现实也确实如此。被允许跨区域发展的城商行，几乎都将目标首先瞄准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统计数据显示，已实现跨区域发展的59家城商行设立的162家异地分支机构中，位于东部地区的有104家，占到64%；位于我国经济最发达的三大经济圈——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的异地分支机构数量分别为45家、11家和39家，合计95家，占比59%。城商行跨区域发展扎堆进入经济发达地区的特征十分明显。毫无疑问，这将进一步加剧我国金融资源分布地区间不平衡的情况，中西部地区金融资源缺乏、金融服务不足的问题可能因此进一步恶化。此外，实现跨省设立异地分支机构的城商行共32家，其中，东部地区24家，占比为75%，西部地区5家，占比16%。实现跨省发展后，城商行的发展空间进一步拓展，其发展速度和潜力将超过那些仅在省内跨区域发展和未实现跨区域发展的城商行。因此，实现跨省发展的城商行在区域分布上的不均衡性也将进一步加大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城商行已有的发展差距
2、服务区域拓展，多层次银行体系出现断层
一个由不同性质、不同规模、服务于不同区域的各类商业银行组成的多层次银行体系，对于满足一国经济体中不同层次经济主体的金融需求，从而促进经济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我国，农村信用社、城商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国有银行分别定位和服务于农村、单个城市、区域和全国，组成了我国多层次的银行体系。近年来，股份制商业银行已逐步发展为全国性商业银行，服务网络延伸至全国。服务地方的重任就落在了农村信用社和城商行身上，两者也成为地方金融的主力，尤其是城商行。而跨区域发展后，城商行的服务区域不再局限于地方，其地方金融的定位发生变化，并最终发展为区域性和全国性商业银行。如此一来，原有的由地方性银行、区域性银行和全国性银行组成的多层次、相对均衡的银行体系，转变为“倒金字塔”型银行体系，更多的银行和绝大多数金融资源向高端聚集，定位并服务于地方基层的银行相对不足，造成银行体系的不均衡发展。
3、原有定位发生变化，恶化中小企业金融服务
城商行自成立伊始就定位于中小，是我国银行体系中服务于中小企业的主力军。一批城商行亦因此在中小企业业务上形成自身特色，有效满足了当地中小企业的金融需求。需要注意的是，银行业务具有明显的规模效应，因此商业银行往往有做大规模的冲动，特别是原有业务限制取消之后，曾经受到限制的银行有着更为强烈的扩张冲动。对城商行来说，跨区域发展是做大规模的必由之路。而事实也显示，城商行实现跨区域发展后，规模扩张速度明显提升。那些实现跨区域发展的城商行比以往更有意愿和能力做大客户、大项目。因为从对银行规模扩张的贡献角度来看，大企业要远远超过中小企业。更为重要的是，城商行跨区域设立的异地分行在成立初期，出于生存和满足总行考核的要求，往往将市场目标瞄准大客户、大企业，以便在短期内迅速做大规模。这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城商行原有“立足中小”的市场定位。如果没有相关的干预措施，随着越来越多的城商行实现跨区域发展，城商行原有的服务中小的定位会逐步淡化，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将因此而进一步恶化。
（二）中观层面
城商行异地分行在主要省（市）的分布情况
所谓中观层面，就是从某个区域、该区域中的经济金融体系以及城商行群体的角度分析城商行跨区域发展产生的问题，体现在两个方面：
1、跨区域发展高度同质化，打破地区竞争态势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城商行跨区域发展的路径高度一致，都是首先选择经济最发达的区域进行网点布局。具体到城市选择，北京、上海、天津、深圳等四城市因其独特的经济金融优势，更是城商行跨区域的必选之地。这不可避免造成短期内大量城商行集中进入某个地区甚至于某个城市的情况，从而打破该地区原有的金融竞争态势。如图4所示，截止到2009年底，进入北京、上海、天津和深圳设立分行的城商行数量分别为8家、9家、9家和9家。这些城市的银行业本已处于或接近饱和状态，在业务高度同质化的情况下，大量银行的集中进入必然造成过度竞争问题，恶性竞争、无序竞争随之而来。出于生存和拓展业务的需要，打擦边球甚至于违规操作等现象将不可避免，潜在风险值得关注。
2、争抢业务“熟手”，加大人才流动频率
商业银行既具有资金密集型特征，又具有劳动密集型特征，一项业务的开展需要前台、中台、后台等相关岗位配置大量的人员以完成相应的流程。特别是出于满足监管要求和防范风险的考虑，一项业务必须经过几个不同的环节，由不同的岗位分别操作。城商行新设立的分行要想尽快开业并步入正轨，总行必须尽快为其配备充足的具有业务经验的各类人手。显然，仅靠城商行自身培养是不现实的。更为重要的是，为了适应当地的经济金融环境，异地分行的大部分岗位需要本土人才，而长期以来一直在单一城市开展业务的城商行显然没有这方面的人才储备。因此，在异地分行当地银行业中招聘所需人员就成为现实和唯一的选择。但短期内大量城商行集中进入同一地区，必然加大当地银行业人才的流动频率，特别是那些拥有一定客户资源的客户经理，进而影响当地银行业的业务开展。在高素质银行人才和具有客户资源的人才相对有限的情况下，银行数量的增加虽然有利于人才的流动，充分发挥人才的价值，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恶化原有银行的经营管理环境，提高其运营成本。
（三）微观层面
所谓微观层面，就是从城商行自身角度分析跨区域发展产生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具体包括：
1、缺乏科学规划，跨区域发展带有盲目性
参考：http://wenku..com/link?url=-

『肆』 金融机构与金融机构之间必然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吗它们各自在哪些方面具有不可替代性或绝对优势

金融体系的功能观点认为，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之间是一种静态竞争动态互补的关系，中介与市场之间的互动可以解释为金融创新螺旋，它推动金融体系朝着一个具有充分效率的理想目标演进。就商业银行与资本市场的关系来说，静态地看，商业银行与．资本市场相互竞争，争夺客户和资金。如投资者(储蓄者)直接或通过机构投资者间接持有股票、债券等证券化资产，自然会减少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企业直接进入证券市场筹集资金，会降低对银行信贷，的需求等，双方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动态地看，充满活力、高度．发达的资本市场为商业银行提供了大量新兴业务，为商业银行的业务创新提供了新的平台。当然，这就要求商业银行实现自我转型，由传统走向现代，商业银行必须将未来的业务模式和运作机制建立在资本市场的平台上。资本市场的发展与传统商业银行的转型是相辅相成的，一个更富有效率的具有相当深度和广度的资本市场可以为商业银行提供更多的获利机会、更好的风险管理工具和风险管理方法。传统商业银行掌握着庞大的金融资源，它们的参与将对资本市场规模的扩大、流动性的增强、效率的提高、风险的降低以及产品的多样化等产生重大影响。商业银行与资本市场之间的这种良性互动必然伴随着资金在两者之间的无障碍流动。

『伍』 金融机构支持县域经济发展中存在哪些困难与不足

这个问题就很广了。第一，土地的产权，使用权等等不是很明晰，这就导致很多农业县土地流转不起来，从而制约了城镇化的发展。第二，几大产业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大多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其实一个社会真正发达起来了，应该是第三产业>第二产业>第二产业。第三，县域内存在着很严重的保护主义，也就是没有让聚集效应和扩散效应发挥到最大化。第四，的绩效考核出现着严重的问题，单单以经济增长为指标来衡量的政绩，这使得县域经济不能持续发展和走上了以环境为代价的路子。第五，县域内信息化程度有限，以前信息不发达的时候，完全是靠资源禀赋来带动工业发展，而现在应该用信息化来降低这方面的缺陷。第六，人才的大量缺乏，要明白智力也是一种资源了在现代社会。因此我们应该大力引进人才。

『陆』 如何正确地认识金融机构的发展趋势

借助互联网的优势，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起来，互联网金融以其低成本、非抵押和便捷的融资模式，丰富了金融市场的层次和产品。
但由于监管不到位，暴露的问题也日益严重。阿凡提欢乐贷运营经理张海岩认为，金融机构应充分认识互联网金融带来的便利

『柒』 我国金融机构的现状存在哪些问题

主要来包括以下三个问题自： （1）金融机构体系的结构性比例失衡，抑制了金融机构机构之间的平等竞争。国有商业银行在我国金融机构体系中占主导地位，制约了金融机构间的平等竞争，新型商业银行难与国有商业银行开展平等竞争。 （2）金融机构体系的结构性缺陷仍比较突出。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产与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资产差距过大，证券业保险业整体规模偏小。长期以来，中国金融体系一直以间接融资为主导，直接融资发展缓慢，导致证券也发展规模明显偏小。与国际大型投资银行相比，初总股本外总资产及管理总规模仍然过小。 （3）证券业的市场集中度不足，市场份额过于分散。这种小型化分散化的格局，很难与国际化全能化投行相竞争。

『捌』 论述：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性是世界经济带有普遍性的规律，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这种不平衡性进一步加剧。

（1）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衡。它反映在西方各国国内经济的增长速度和国际经济地位上。20世纪80年代以前，西欧、日本快于美国，美、日、欧经济实力的差距大大缩小，美国在经济上的垄断地位被打破。90年代以来，美国的经济竞争力有所提高，与欧洲、日本相比，显得充满活力。美国经济第一个走出90年代初的低谷。这主要得益于冷战结束后，美国的科技力量经过调整，大量充实到民用工业。因此在高科技领域里的竞争，美国走在世界前列。前一段追赶势头迅猛的日本、德国则稍逊一筹。美国的经济实力仍居世界首位。

（2）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不平衡。这主要反映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差距和经济结构的现代化程度上。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速度上快于发达国家，但由于人口压力很大，人均增长受到很大限制。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起点较高，由于垄断高科技，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有扩大的趋势。另外，在经济结构及其发展阶段上，发达国家的经济进入“后工业社会”，而发展中国家很多目前还徘徊在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过渡阶段。许多发展中国家单一的经济结构没有根本改变，以出口几种产品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技术水平落后，资金短缺，外债严重，人口增长迅速，国内收入分配极不均衡。还有，在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上的差距更大，文化教育事业落后。若不解决这些问题，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只会愈来愈大，成为破坏国际政治稳定、阻碍世界经济繁荣的重大问题。

（3）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历史和国情不同，奉行的经济发展政策差别很大，因此，在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取得经济成功的同时，许多低收入国家的经济仍然停滞不前，发展中国家之间出现贫富差距拉大的现象。在发展中国家中，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是二战后世界经济增长的新亮点。少数国家与地区在一些基本指标上已接近发达国家。

这种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将激化各国之间的矛盾，相互竞争更为激烈，并影响到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