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完善三农金融服务体系的意义

『壹』 改进我国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思考

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

银监发〔2006〕90号

各银监局，各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国家邮政局邮政储汇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北京、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天津农村合作银行，银监会直接监管的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

为解决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覆盖率低、金融供给不足、竞争不充分等问题，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按照商业可持续原则，适度调整和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降低准入门槛，强化监管约束，加大政策支持，促进农村地区形成投资多元、种类多样、覆盖全面、治理灵活、服务高效的银行业金融服务体系，以更好地改进和加强农村金融服务，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现就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有关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一、适用范围和原则

本意见适用于中西部、东北和海南省的县（市）及县（市）以下地区，以及其他省（区、市）的国定贫困县和省定贫困县（以下统称农村地区）。

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调整涉及面广，要积极、稳妥地开展这项工作，按照“先试点，后推开；先中西部，后内地；先努力解决服务空白问题，后解决竞争不充分问题”的原则和步骤，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完善办法，稳步推开。首批试点选择在四川、青海、甘肃、内蒙古、吉林、湖北6省（区）的农村地区开展。

二、准入政策调整和放宽的具体内容

（一）放开准入资本范围。积极支持和引导境内外银行资本、产业资本和民间资本到农村地区投资、收购、新设以下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一是鼓励各类资本到农村地区新设主要为当地农户提供金融服务的村镇银行。二是农村地区的农民和农村小企业也可按照自愿原则，发起设立为入股社员服务、实行社员民主管理的社区性信用合作组织。三是鼓励境内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在农村地区设立专营贷款业务的全资子公司。四是支持各类资本参股、收购、重组现有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也可将管理相对规范、业务量较大的信用代办站改造为银行业金融机构。五是支持专业经验丰富、经营业绩良好、内控管理能力强的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到农村地区设立分支机构，鼓励现有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在本机构所在地辖内的乡（镇）和行政村增设分支机构。

上述新设银行业法人机构总部原则上设在农村地区，也可以设在大中城市，但其具备贷款服务功能的营业网点只能设在县（市）或县（市）以下的乡（镇）和行政村。农村地区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尤其是新设立的机构，其金融服务必须能够覆盖机构所在地辖内的乡（镇）或行政村。

对在农村地区设立机构的申请，监管机构可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审批。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在农村地区设立分支机构，且开展实质性贷款活动的，不占用其年度分支机构设置规划指标，并可同时在发达地区优先增设分支机构；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在大中城市新设立分支机构的，原则上应在新设机构所在地辖内的县（市）、乡（镇）或行政村也相应设立分支机构。

（二）调低注册资本，取消营运资金限制。根据农村地区金融服务规模及业务复杂程度，合理确定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注册资本。一是在县（市）设立的村镇银行，其注册资本不得低于人民币300万元；在乡（镇）设立的村镇银行，其注册资本不得低于人民币100万元。二是在乡（镇）新设立的信用合作组织，其注册资本不得低于人民币30万元；在行政村新设立的信用合作组织，其注册资本不得低于人民币10万元。三是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设立的专营贷款业务的全资子公司，其注册资本不得低于人民币50万元。四是适当降低农村地区现有银行业金融机构通过合并、重组、改制方式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注册资本，其中，农村合作银行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以县（市）为单位实施统一法人的机构，其注册资本不得低于人民币300万元。

取消境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在县（市）、乡（镇）、行政村设立分支机构拨付营运资金的限额及相关比例的限制。

（三）调整投资人资格，放宽境内投资人持股比例。适当调整境内企业法人向农村地区银行业法人机构投资入股的条件。境内企业法人应具备良好诚信记录、上一年度盈利、年终分配后净资产达到全部资产的10％以上（合并会计报表口径）、资金来源合法等条件。

资产规模超过人民币50亿元，且资本充足率、资产损失准备充足率以及不良资产率等主要审慎监管指标符合监管要求的境内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可以在农村地区设立专营贷款业务的全资子公司。

村镇银行应采取发起方式设立，且应有1家以上（含1家）境内银行业金融机构作为发起人。适度提高境内投资人入股农村地区村镇银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持股比例。其中，单一境内银行业金融机构持股比例不得低于20%，单一自然人持股比例、单一其他非银行企业法人及其关联方合计持股比例不得超过10%。任何单位或个人持有村镇银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股份总额5%以上的，应当事先经监管机构批准。

（四）放宽业务准入条件与范围。在成本可算、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积极支持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办各类银行业务，提供标准化的银行产品与服务。鼓励并扶持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办符合当地客户合理需求的金融创新产品和服务。农村地区银行业法人机构的具体业务准入实行区别对待，因地制宜，由当地监管机构根据其非现场监管及现场检查结果予以审批。

充分利用商业化网络销售政策性金融产品。在农村地区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要充分发挥政策性银行的作用。在不增设机构网点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政策性银行要逐步加大对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力度，加大信贷投入。鼓励政策性银行在农村地区开展业务，并在平等自愿、诚实信用、等价有偿、优势互补原则基础上，与商业性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业务合作，适当拓展业务空间，加大政策性金融支农服务力度。

鼓励大型商业银行创造条件在农村地区设置ATM机，并根据农户、农村经济组织的信用状况向其发行银行卡。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办银行卡业务。

（五）调整董（理）事、高级管理人员准入资格。一是村镇银行的董事应具备与拟任职务相适应的知识、经验及能力，其董事长、高级管理人员应具备从事银行业工作5年以上，或者从事相关经济工作8年以上（其中从事银行业工作2年以上）的工作经验，具备大专以上（含大专）学历。二是在乡（镇）、行政村设立的信用合作组织，其高级管理人员应具备高中或中专以上（含高中或中专）学历。三是专营贷款业务的全资子公司负责人，由其投资人自行决定，事后报备当地监管机构。四是取消在农村地区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分支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审查的行政许可事项，改为参加从业资格考试合格后即可上岗。五是村镇银行、信用合作组织、专营贷款业务的全资子公司，可根据本地产业结构或信贷管理的实际需要，在同等条件下，适量选聘具有农业技术专长的人员作为其董（理）事、高级管理人员，或从事信贷管理工作。

（六）调整新设法人机构或分支机构的审批权限。上述准入政策调整范围内的银行业法人机构设立，分为筹建和开业两个阶段。其筹建申请，由银监分局受理，银监局审查并决定；开业申请，由银监分局受理、审查并决定。在省会城市所辖农村地区设立银行业法人机构的，由银监局受理、审查并决定。

其筹建行政许可事项，其筹建方案应事前报当地监管机构备案（设监管办事处的，报监管办事处备案）。其开业申请，由银监分局受理、审查并决定；未设银监分局的，由银监局受理、审查并决定。

上述法人机构及其分支机构的金融许可证，由决定机关颁发。

（七）实行简洁、灵活的公司治理。农村地区新设的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应针对其机构规模小、业务简单的特点，按照因地制宜、运行科学、治理有效的原则，建立并完善公司治理，在强化决策过程的控制与管理、缩短决策链条、提高决策经营效率的同时，要加强对高级管理层履职行为的约束，防止权力的失控。一是新设立或重组的村镇银行，可只设董事会，并由董事会行使对高级管理层的监督职能。董事会可不设或少设专门委员会，并可视需要设立相应的专门管理小组或岗位，规模微小的村镇银行，其董事长可兼任行长。二是信用合作组织可不设理事会，由其社员大会直接选举产生经营管理层，但应设立由利益相关者组成的监事会。三是专营贷款业务的全资子公司，其经营管理层可由投资人直接委派，并实施监督。

农村地区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要科学设置业务流程和管理流程，精简设置职能部门，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实现高效、安全、稳健运作。

村镇银行、信用合作组织以及专营贷款业务的全资子公司的管理办法另行制定。

外资金融机构除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78号）和《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03年第6号）等法律、法规外，在农村地区的其他准入政策适用本意见。

三、主要监管措施

（一）坚持“低门槛、严监管”的原则，实施审慎监管。要强化对农村地区新设银行业法人机构资本充足率、资产损失准备充足率、不良资产率及单一集团客户授信集中度的持续、动态监管。农村地区新设银行业法人机构必须执行审慎、规范的资产分类制度，在任何时点，其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资产损失准备充足率不得低于100%，内部控制、贷款集中、资产流动性等应严格满足审慎监管要求。村镇银行不得为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贷款。

（二）根据农村地区新设银行业法人机构的资本充足状况及资产质量状况，适时采取差别监管措施。一是对资本充足率大于8%、不良资产率在5%以下的，监管机构可适当减少对其现场检查的频率或范围，支持其稳健发展。二是对资本充足率低于8%、大于4%的，要督促其限期提高资本充足率，并加大非现场监管及现场检查的力度，适时采取限制资产增长速度、固定资产购置、分配红利和其他收入、增设分支机构、开办新业务以及要求其降低风险资产规模等措施，督促其限期进行整改。三是对限期达不到整改要求、资本充足率下降至4%、不良资产率高于15%的，可适时采取责令其调整高级管理人员、停办所有业务、限期重组等措施。四是在限期内仍不能有效实现减负重组、资本充足率降至2%以下的，应适时接管、撤销或破产。

对专营贷款业务的全资子公司，应主要实施合规监管，并与其母公司实施并表监管。

（三）引导和监督新设银行业法人机构的资金投向。原则上，信用合作组织应将其资金全部用于社员，确有资金富余的，可存放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购买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对新设立的信用合作组织，只要其管理规范，诚实守信，运行良好，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可根据其实际需要予以融资支持。鼓励农村地区其他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兼顾当地普惠性和商业可持续性的前提下，将其在当地吸收的资金尽可能多地用于当地。对确已满足当地农村资金需求的，其富余资金可用于购买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发行的金融债券，或通过其他合法渠道向“三农”融资。

（四）建立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支农服务质量评价考核体系。一是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制定满足区域内农民、农村经济对金融服务需求的信贷政策，并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明确的服务目标，保证其贷款业务辐射一定的地域和人群。二是银行业金融机构应根据在农村地区开展贷款业务的特点，积极开展制度创新，构建正向激励约束机制，建立符合“三农”实际的贷款管理制度，培育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适应的信贷文化。三是监管机构应建立对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支农服务质量考核体系，并将考核结果作为对该机构综合评价、行政许可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履职评价的重要内容，促进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安全稳健经营，满足农村地区的有效金融需求。

二○○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贰』 大型商业银行三农金融服务产品与模式创新

但产品创新仍存在一些阻力,影响了银行真正实现"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也阻碍版了核心竞争力的权提高和长远发展。突出表现在:重规模扩张、重存贷款指标的考核等传统思维在银行中依然不同程度存在,对产品创新的重要性认识依然不足;产品创新仍然以产品为导向,没有真正以客户为中心,客户忠诚度和核心价值创造程度不高;产品同质化现象突出,创新的层次较低;现行总分行制的管理体制和内部组织结构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产品创新的活力;产品创新的运行机制不够顺畅,效率较低,难以较好地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风险意识薄弱,与创新配套的规章制度和风险管理体系建设相对滞后,影响了商业银行对新业务和新产品的风险管理。

『叁』 如何做好新形势下的“三农”金融服务

“三农”工作关系国计民生，历来是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加快农村改革做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对于加强和改善“三农”金融服务提供了新机遇，提出了新要求。但也要看到，“三农”金融服务仍然是我国金融服务中比较薄弱的地带，“三农”金融发展中仍存在不少两难问题。笔者认为，做好新形势下的“三农”金融服务，必须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问题，努力把“三农”金融服务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首先，要处理好商业化经营与社会责任的关系，这是困扰“三农”金融服务的根本问题。笔者认为，金融机构服务“三农”应该坚守两个底线：一个是党和国家要求的社会责任底线。金融机构特别是国有控股的金融机构开展“三农”金融服务，是履行国有资本意志的必然要求，不能单纯地追求利润最大化，风险偏好也要建立在履行社会责任的基础上。另一个是商业化经营要求的保本底线。实践证明，不计成本、不讲风险地服务“三农”，会挫伤金融机构的积极性，也会削弱金融机构的长期服务能力。
金融机构在服务“三农”过程中，应当将这两个底线有机地统一起来。一是坚持以发展带动服务“三农”能力提升。金融机构要积极探索商业化服务“三农”的新路子，寓服务于发展之中。二是努力寻求商业化经营和践行社会责任的结合点与平衡点。在对外服务上，金融机构要积极运用商业金融模式支持政策性、公益性强的“三农”发展事业；在考评机制设计上，金融机构在考核基层机构点均、人均业务量和效益时，可探索加入对服务“三农”社会责任相关指标的考量，引导金融机构积极主动地服务“三农”。三是树立和增强“雪中送炭”的责任感。比如，在西藏、新疆等老少边穷地区，虽然经营成本较高，但当地群众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和愿望仍然较强，金融机构应坚持在这些地区设立多种服务网点，以发扬和体现社会责任感和担当精神。
其次，要处理好关于统筹管理和放权搞活的关系。“三农”客户具有受自然条件影响大、区域差异显著、信息不对称等特征，难以与一些金融机构过于集约化的经营体制相适应，这就要求金融机构妥善处理好统筹管理和放权搞活的关系，以进一步贴近市场、贴近“三农”，提高“三农”金融服务的效率。
一是厘清各级机构的职能分工。金融机构要深入基层、员工和客户，理清哪些事项需要总部统筹管理，哪些需要放权到分支机构，在此基础上合理确定各级机构的经营管理权限。二是积极稳妥地推动适度简政放权。金融机构可以采取“试点-评估-优化-推广”的方式，做到既放权于基层，缩短管理和决策链条，又“放而不乱”、风险可控。三是要做好管控引导。在具体经营事项交由分支机构负责的同时，金融机构总部也要切实加强管理、督导，形成服务“三农”的整体合力。
第三，要处理好业务发展与风险控制的关系。能不能科学而艺术地把握好业务发展和风险管理的平衡点，是决定“三农”金融服务成败的关键，最能考验出金融机构的服务能力和管理水平。应注意把握以下几点：
一是要坚守“三农”业务发展的风险底线。金融机构在服务“三农”的过程中，必须始终绷紧风险控制这根弦，坚持底线思维，任何时候都要将不良贷款控制在能“承受”范围内。二是适度提高对“三农”业务的风险容忍度。金融机构应通过优化调整经济增加值、内部转移定价等管理考核指标，打消基层机构服务“三农”的顾虑。监管部门也应坚持差别监管，适当放宽“三农”业务不良贷款等考核指标的监管标准。三是切实加强“三农”业务专业化风险管控能力。这是应对“三农”金融业务风险大的根本之道。
第四，要处理好资源投入和效益产出的关系。现阶段，农村金融资源投入大、经营成本高、效益产出低的问题仍比较突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金融机构对“三农”和县域市场增加资源投入的积极性。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多方努力。
一方面，金融机构要以战略眼光来审视和衡量“三农”金融业务。金融机构要从近景、中景、远景等不同角度进行对比分析，发掘“三农”业务的战略价值和长期效益，做好资源投入的总体规划。另一方面，要积极营造有利于增加农村金融资源投入的外部环境。各级政府应当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好对农村金融服务的各类财税、保险、货币和监管政策支持，强化正向激励。
此外，在发展创新型“三农”金融业务方面，一是要推动服务模式创新。重点是要强化城乡联动、行司联动、境内外联动，提供信贷、发债、票据、租赁、理财、保险等跨领域金融服务，构建新型综合化农村金融服务新模式。二是要推动产品创新。近年来，“三农”金融产品创新聚焦在破除农村抵押担保瓶颈上。农业银行在这方面也进行了积极探索，2009年推出了林权抵押贷款，近三年来累计投放林权抵押贷款172亿元。2014年，农行又率先在同业中推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管理办法》，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欢迎。三是要推动技术创新。当前要着力把互联网金融的理念、技术和产品运用到“三农”金融服务中。

『肆』 简述金融创新的意义

1、金融创新对货币定义和货币划分的意义

从整个货币发展的里程来看，一般认为货币经历了朴素的商品货币阶段、贵金属货币阶段、代用符号货币阶段、电子货币阶段四个阶段。

各阶段就其作为货币的价值与本身所包含的价值而言，具有实物货币、金属货币、信用货币、电子货币、数字货币等多种形式（其中数字现金是电子货币发展的较高阶段形式）。

金融创新的日新月异使得理论界对货币的定义变得日益困难。货币到底是什么？传统的货币定义认为货币是为广大公众所普遍接受的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

马克思和一些当代主流经济学家均认为“货币是一种社会关系”；而米尔顿·弗里德曼和新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哈佛大学的年轻教授曼昆却说“货币是经济中人们经常用于购买其他人的物品与劳务的一组资产”；

社会学家西美尔则把货币视作为“一切价值的公分母”、“价值的现金化”：“货币是人与人之间交换活动的物化，是一种纯粹功能的具体化。”

在围绕着理解和把握货币到底是什么这一问题上，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被长期困扰，特别是金融创新使货币的外延越来越广泛，所以对货币的界定越发复杂。

金融创新，特别是大量金融业务创新后，涌现了许多新型账户，这些账户的出现使传统货币供给层次划分出现混乱，例如NOW、ATS、MMDA等新型账户都具有开具支票的功能，类似于活期存款，理应划入M1，但这些账户余额又大部分放在投资性储蓄账户上，实际上它应属于M2。

由于类似的金融创新，各国对货币供给层次的划分不断进行修改。英国已有M1、M2、M3、DCE、PSL1、PSL2等8个货币供给指标，从1970年到1984年间修改货币定义9次之多。

美国在1971—1984年间共修改货币定义7次，货币供给指标发展到目前的M1、M2、M3、L和Debt 5个。尽管频繁修改，金融创新带来的难题并未完全解决，如电子账户、多功能信用卡和网络支付账户等对应的货币层次，各国中央银行目前尚无明确答案。

所以金融创新使得对与货币的定义和货币层次划分更加难以界定，从而直接影响到货币流通速度的分析与测定。

2、货币流通速度和货币乘数的关系

货币乘数是指在基础货币（高能货币）基础上货币供给量通过商业银行的创造存款货币功能产生派生存款的作用产生的信用扩张倍数。

在一定的名义GDP下，货币乘数B和货币流通速度V之间存在着反比关系，即在一定的产出水平下，货币流通速度增大，则货币乘数减少；反之亦然。所以要分析金融创新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只要找出影响货币乘数的因素，就可以得出相应的结论。

3、从修正的货币乘数看金融创新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

金融创新对货币的定义和货币层次的划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随着金融工具种类的不断丰富，无论是流通中的现金、各类存款等流动性不同的货币供给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金融创新对货币乘数的各种影响因素的影响变化如下。

1）对现金的影响

随着电子技术的日益成熟，电子货币的发展将会成为货币的主流。经济体之间的借贷、消费、转帐等将无一不是通过网络进行结算，支票和现金结算将逐步减少。

特别是数字现金是在银行存款转移支付工具的逐渐深化和对现金通货的逐渐挤占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电子货币的高级发育形态，是货币经历实物货币、贵金属货币、代用符号货币（纸币）等各种发育阶段类型的电子货币的不断发展和演化的产物，

具有良好的匿名性、无限的分割性、真实的价值性、快捷便利和可交换性等一系列的优点，可以推知，数字现金对货币形态演化的这种影响趋势将使数字现金不断挤占现金通货纸币和存款通货的某些形态而逐渐成为未来数字货币时代的最主要流通货币形式之一，

它是现金纸币通货和存款通货的最佳替代者，因此，从其一问世以来便迅速挤占现金和存款通货中数字现金前期各种发育形态的电子货币的位置，并且后来居上。

不难推知，随着数字经济对整体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提高，实体经济对现行的现金纸币通货的需求将因数字现金的逐渐挤占而大幅缩减到少量存在，数字现金则会广为流行，

而结算性临时存款通货的大部分将逐步转化为数字现金形态，小部分仍将以卡型电子货币形态和存款转账型电子货币形态存在，但也将逐渐向数字现金形态转化。

2）金融创新对货币层次和货币乘数的影响

金融创新使传统的货币层次的划分变得越来越模糊，各种货币之间转变的交易成本越来越低，而且货币层次越来越多，如NOW账户、ATS账户等。

特别在西方国家金融市场，由于金融产品不断创新，金融产品日益增多，不同流动性的金融创新产品在不同程度上充当了商品交换的媒介。成为了事实上的货币。

这样一来使货币的供应规模量在不断扩大。这里可以引入一个金融创新下的可以充当货币媒介的可替代性金融资产的一个量，即在货币供应量上加入一个量Mc，所以金融创新下货币供应量为：

M=C+Dr +Dt +Ce +Mc（4）

金融创新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得到解释，其中现金漏损率的降低、替代性金融资产的比例增大和超额准备率的下降都使货币的流通速度降低，而数字现金占活期存款比例则会使货币的流通速度加快。

总的来说，由于数字现金和活期存款的流动性都比较强，所以在一定时期内产生较大的相互替代可能性不大（但是长远来看ce还是增大的），所以要考察在一定时期内货币的流通速度或者货币乘数发生变换总的趋势是：金融创新使货币乘数增大，流通速度下降。

(4)创新完善三农金融服务体系的意义扩展阅读：

金融创新定义虽然大多源于熊彼特经济创新的概念，但各个定义的内涵差异较大，总括起来对于金融创新的理解无外乎有三个层面。

1、宏观层面

宏观层面的金融创新将金融创新与金融史上的重大历史变革等同起来，认为整个金融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创新的历史，金融业的每项重大发展都离不开金融创新。

从这个层面上理解金融创新有如下特点：金融创新的时间跨度长，将整个货币信用的发展史视为金融创新史，金融发展史上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视为金融创新；金融创新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不仅包括金融技术的创新，金融市场的创新；

金融服务，产品的创新，金融企业组织和管理方式的创新，金融服务业结构上的创新，而且还包括现代银行业产生以来有关银行业务，银行支付和清算体系，银行的资产负债管理乃至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体系，国际货币制度等方面的历次变革。

2、中观层面

中观层面的金融创新是指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以后，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中介功能的变化，它可以分为技术创新，产品创新以及制度创新。技术创新是指制造新产品时。采用新的生产要素或重新组合要素，生产方法，管理系统的过程。

产品创新是指产品的供给方生产比传统产品性能更好，质量更优的新产品的过程。制度创新则是指一个系统的形成和功能发生了变化。而使系统效率有所提高的过程。

从这个层面上，可将金融创新定义为，是政府或金融当局和金融机构为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和在金融过程中的内部矛盾运动，防止或转移经营风险和降低成本，为更好地实现流动性，安全性和盈利性目标而逐步改变金融中介功能，创造和组合一个新的高效率的资金营运方式或营运体系的过程。

中观层次的金融创新概念不仅把研究的时间限制在60年代以后，而且研究对象也有明确的内涵，因此，大多数关于金融创新理论的研究均采用此概念。

3、微观层面

微观层面的金融创新仅指金融工具的创新。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信用创新型，如用短期信用来实现中期信用。

以及分散投资者独家承担贷款风险的票据发行便利等；风险转移创新型，它包括能在各经济机构之间相互转移金融工具内在风险的各种新工具，如货币互换、利率互换等；

增加流动创新型，它包括能使原有的金融工具提高变现能力和可转换性的新金融工具，如长期贷款的证券化等：股权创造创新型，它包括使债权变为股权的各种新金融工具，如附有股权认购书的债券等。

『伍』 刘光溪：城乡统筹中三农金融服务瓶颈突破与创新

城乡统筹中三农金融服务瓶颈突破与创新
—关于建立健全基层民生金融服务体系几点思考
云南省金融办党组书记 主任 刘光溪

新世纪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高度关注“三农”问题，中央一号文件连续九年聚焦“三农”经济。党的十七大，胡锦涛同志再次强调，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十七届三中全会专门针对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作出重大决策部署，成为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开辟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指南。可以说，“三农”兴，中国经济兴，“三农”强，则中国经济强。“三农”经济是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建设，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
金融是现代经济运行的核心，“三农”经济发展需要“三农”金融提供支撑和服务保障。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农村金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成为推动农业现代化、新农村建设、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力量。由于深受高度集中高度垄断金融体制的影响，“三农”金融服务体系始终是我国金融体系中最为薄弱的环节，难以满足“三农”经济多样化发展的金融服务需求，融资难、融资贵成为“三农”经济难以突破的瓶颈，进一步制约了农业现代化的提升，“三农”问题依然是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障碍。重新认识、理解“三农”金融服务的内涵，构建适应“三农”经济发展金融服务体系，成为一项长期紧迫、复杂艰巨的任务。
一、以“三农”金融服务助推城乡统筹全面发展
“三农”金融服务长期薄弱，严重制约了“三农”经济的发展，导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难以实现均衡发展，二元经济结构并没发生实质性改变。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金融服务问题，“三农”问题很难实现突破，城乡统筹发展就难以实现。
（一）“三农”金融服务与金融支持“三农”发展之间内涵关系
“三农”金融服务概念与传统意义上普遍使用的金融服务“三农”或金融支持“三农”有着本质的不同。两者主要区别在于谁是主体、谁是核心、谁是出发点和归宿点。金融服务“三农”强调的是以金融机构为主体和核心，一切以金融机构利益是否得到保障和维护为出发点和归宿点，服务“三农”仅仅是金融机构获取自身利益的一种手段。而“三农”金融服务强调以“三农”为主体和核心，一切以“三农”金融需求能否得到满足为出发点和归宿点，凸显了“三农”金融的重要性。简而言之，“三农”金融服务就是要想“三农”所想、急“三农”所急，以“三农”服务为根本，千方百计为“三农”提供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三农”金融服务的提出既是一个重大理念上的突破、转向与创新，也是我们对当前现实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后而提出来的重要概念，这一新思维为如何建设农村金融服务找准了方向，有利于“三农”问题症结的根本破解，具有历史的、宏观的、重大的战略性意义。
（二）以“三农”金融服务全面推动城乡统筹发展
长期以来，“三农”问题的解决思路更多地注重于在农村内部考虑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这种思路的根本缺陷是割裂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与社会其它单元之间的有机关联，实现不了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市、农民与市民之间的良性转换与互动。结果，中央惠农政策如沐春风，但“三农”问题依旧、城乡失衡依旧。“三农”问题必须在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城乡居民统筹发展中逐步解决，才能实现城市带动农村、工业反哺农业，农民致富奔小康。“以工业反哺农业、以城市带动农村”，实行“城乡统筹发展”，是思维方式的重大调整。城乡统筹发展跳出“三农”抓“三农”，突破了把“三农”问题与社会其它单元人为割裂的思维定势，校正了把“三农”作为一个孤立系统单独研究处理的政策取向，把“三农”问题纳入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之中，解决长期以来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
城乡统筹发展需要“三农”金融服务体系提供支撑和服务保障，才能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可持续发展。“三农”金融服务体系相对于城市金融而言，它由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银行等外生型正规金融机构，也包括农村银行、小贷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小微型半正规金融机构，还包括各种地下银行、影子银行等内生型民间金融机构。“三农”金融服务体系较好解决了长期以来城乡金融割据、农村基层金融发展规模与结构严重失衡、农村金融服务严重不足所造成城乡二元金融结构差异，树立了农村金融发展的新思维，通过农村金融体制、机制、制度与政策等一系列创新，实现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的互动促进、城市金融与农村相互协调，促进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的转制、转轨与转变，破解农村金融发展难题，实现城乡统筹全面发展，真正把金融服务作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城乡统筹的重要推动力量，在“三化”（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化“三农”、带“三农”、服务“三农”中发挥重要作用。
二、我国现行“三农”金融服务相关政策措施
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深受大一统金融体制的影响，主要是外来的、外生型金融服务模式。随着国有金融机构股份制改造和金融业对外开放加快推进，我国金融资源进一步向大中城市和发达地区集中，在广大农村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留下大量金融服务空白，农村金融资源缺乏进一步加剧。为了弥补农村金融资源不足，国务院以及相关部委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三农”金融发展政策措施。
(一)中央积极出台农村金融政策
从2004年至今，中央“一号文件”连续9年出台关于“三农”经济发展指导性意见，这说明了“三农”问题复杂性，也展现了中央从战略高度解决“三农”问题的信心与决心。从相关政策支持“三农”重点与难点来看，随着我国农村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对“三农”金融服务提出了更高的、更具体的要求，这种要求从宏观、体制方面逐渐向微观、机制方面转变，向具体政策要求转变，向惠农民生转变，政策措施越来越明确、实在。从深层次上看，是一种自上而下放权让利改革，行政性、政策性空间越来越大，民间性、自发性的农村基层金融组织开始受到普遍关注。
（二）完善农村支付体系建设
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大力支持农村金融支付体系建设，弥补农村基层金融服务网点不足，采取一系列措施增加农村信用社支付结算手段，提高其支付服务能力。吸收符合条件的农村信用社加入大额支付系统和小额支付系统；批准设立农村信用社资金清算中心，拓宽农村信用社支付结算渠道，增强结算功能；推行代理制，鼓励商业银行代理农村信用社支付结算业务，广泛吸收农村信用社加入银行汇票和商业汇票业务，拓宽业务范围；协调各地农村信用联社加快开发和健全省内农村信用社通汇系统，为农村金融发展创造提供良好的金融基础服务。一系列支付结算服务体系建设使广大农村与农民能够真正享受与城市结算汇兑一样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务，对人们金融意识、意念产生了重要积极影响。
（三）鼓励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合理引导民间资本进入“三农”金融服务领域，建立小微型金融机构，成为“三农”金融服务体系建设重要组成部分。2005年，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开始在山西、四川、陕西、贵州和内蒙古5个省区试点，主要以服务“三农”、支持农村经济发展为重点，为农户、个体经营者和微小企业提供小额贷款。2008年，银监会正式发文允许设立“只贷不存”小额贷款公司，对农村金融市场主体的培育发展，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引导民营资本规范发展，起到了较好示范作用。2006年年底，银监会发布《关于放宽农村地区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意见》，允许金融领域对民间资本全面开放，可以参与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四）实行有差别金融监管政策
为了鼓励民间资本流入农村和设立农村金融机构，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环境，人民银行对农村金融机构实行有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对农村信用社给予利率优惠和再贷款支持；发行央行专项票据置换农村信用社不良资产和弥补历年亏损；改革扶贫贴息贷款方式等等。银监会积极试点改革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放宽农村金融机构准入门槛，降低新型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出台农村资金互助社减税优惠政策。税务部门对小额农户贷款利息免征营业税，农村信用社获得减收营业税率优惠，实现了城乡金融机构在税收上的差异优惠政策。2012年，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出台了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实施细则，进一步完善对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监管政策。
三、我国“三农”金融服务存在瓶颈约束
近年来，我国农村金融改革试点发展迅速，有效缓解了广大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三农”发展的融资难题，为深化农村金融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但从整体上看，我国农村金融基础还很薄弱，主要是自上而下的金融体制改革，是典型外生供给型的金融支持“三农”经济服务模式，与“三农”经济内生型金融服务需求相距甚远，对城乡统筹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形成瓶颈制约。
（一）政策扶持不到位
我国农业是弱质产业，农村是弱势区域，农民是弱势群体。农村经济发家庭经营为基础，农户数量庞大，居住分散，农户之间的结构性差别和地区差别大，城乡差距突出。农户收入水平低，单笔存贷款规模小，农户贷款缺乏必要的担保与抵押品，生产和经济“靠天吃饭”，这些问题决定了“三农”的“三弱”问题不可能完全靠市场手段解决，也不可能完全靠现行的农村金融机构来解决。同时，中央与地方财政对“三农”的投入严重不足，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资金需求大，存在巨额缺口，仅靠市场化的金融手段难以解决。“三农”金融服务必须与财政、税收等手段相结合，才能实现优势互补，发挥国家支农经济金融政策的功效。
（二）金融服务主体单一难以满足快速增长需求
我国县级涉农金融机构主要有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及邮政储蓄银行，但是大多分布集中在县城，只有农信社在乡镇一级设立了分支机构。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加快推进，“三农”对金融服务需求量不断增加，需要大量基层金融机构提供信用支持，才能实现农业现代化、产业化，推进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与转换。同时，农村金融机构整体资本充足率较低，经营规模较小，抵抗风险能力较弱，难以满足新农村建设中农业产业化蓬勃发展而产生的资金需求。
（三）“三农”信贷政策约束强
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等支农商业银行受到风险防范与商业化经营的约束，导致农村信贷受到手续复杂、门槛过高、办贷效率较低、风险抵补太弱等诸多因素制约，无法向弱势领域、弱势行业、弱势群体倾斜。为了控制信贷风险，正规金融机构要求农户信贷必须提供抵押担保，由于土地、林地所有权为集体所有，要进行进一步改革存在诸多难度，这无疑增加了农户信贷资金可得性的难度。结果，涉农信贷产品不仅单一而且融资成本过高，主要以零售业务为主，农村资金需求尚未形成规模，并且存在金融资源配置错位、错配的现象，贷款期限与农业生产周期及还款能力不匹配。
（四）“三农”金融服务激励机制尚未真正建立
农村金融服务主体单一，信贷风险相对较大，利润较少，相应影响到信贷产品提供方式。同一笔贷款、同等额度的利润、同样资金的组织，下级分支机构同上级比较，往往要付出更多的劳动与成本，出现“多贷不如少贷、拿不准的不如不贷”等“惧贷”倾向。结果，农村基层银行面临贷款权利上收、上移、上沉等问题，信贷考核机制过于苛刻，正向激励不足而约束有余，严重影响了基层银行高管及信贷人员的营销积极性，消极的“惜贷”思维在“审慎”观念前就先入为主，以利润为中心的考核体系不尽科学合理。
（五）“三农”金融机构服务受到限制
我国“三农”金融服务机构主要是外来供给型服务机构，难以真正发挥支持“三农”经济的作用。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支持农业发展的政策性银行，主要任务是落实好国家宏观调控和强农惠农政策，并不对农村经济提供小额、分散的金融服务。农业银行作为服务农村经济的商业性银行，2007年，中央对农业银行确立了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的改革原则，要求农业银行强化“三农”市场定位和责任。2009年，银监会要求农业银行建立适应“三农”金融服务的事业部管理机制。2010年，人民银行等部委要求农业银行稳步推进“三农”金融事业部制改革。农业银行商业化经营与中央金融管理部门“三农”金融服务行政化目标相冲突，农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并没有强化对“三农”金融服务的支持，而是对大部分乡镇营业网点进行大规模撤并，造成农村金融服务主体缺失加剧。邮政储蓄银行主要对农村地区提供汇兑业务，只提供有限的农业贷款。农村信用社作为一个商业化运作金融机构，既要承担国家政策性农贷制度的职能，又要实行市场化运营，始终游离于政策性与商业性之间。
小贷公司、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三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缓慢，并且大多分布在经济条件较好地区和县级城市，除农村资金互助社外，小贷公司、村镇银行是按照市场化原则运作，风险防范和控制在一定程度上也放缓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进程。农业政策性保险业务尚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商业性保险不太愿意进入农村，使得农业保险覆盖面低，保费额度小，农业风险分散和补偿机制缺失致使农业保险发展严重滞后。
四、国外农村金融发展主要举措与经验启示
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推进过程中，无论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由于二元经济导致二元金融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中小微企业、“三农”经济等实体经济成为金融服务的薄弱领域，普遍存在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构建多元化、多层次的内生型“三农”金融服务体系是推动“三农”经济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途径。
（一）国外农村金融发展的主要举措
美国是世界上农业最发达的国家，建立了完整的农村金融制度，为农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全国划分为12 个农业信贷区，在每一个信贷区成立一家联邦土地银行和中间信贷银行，分别通过国民农业贷款协会和生产信贷协会形成全国性的农业服务网络，提供中期或者短期的动产抵押农业贷款。农业重振管理局、商业信贷公司、农村电气化管理局等政策性金融机构，为农业生产提供长期优惠信贷资金。政策农业保险体系，对所有农场主提供保险。储蓄贷款协会、小企业管理局等机构为农业生产提供小额资金。多层次、全方位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为农业融通资金，为农业现代化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保障。
法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由法国土地银行、法国农业信贷银行、农业信贷互助银行、大众银行、法国互助信贷联合银行、农业互助保险社等构成，形成了相对完善金融服务体系，其中合作社与互助社性质金融机构占据主体地位。法国农村金融发展在国家财政大力支持，具有垂直管理和运作、国有和民营相结合、中央与地方分层发展的特点。
日本为了增加农民收入、稳定农业生产，建立相对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农协是一种农业合作协同组织，主要采用农林中央金库、基层农协以及农业信用联合会 (信农联)三级组织结构，农民以自愿、自主登记的方式加入，协会遍布整个日本的农村。农林渔业金融公库、中小企业金融公库、国际合作银行以及国民生活金融公库作为政策性金融机构，主要向农民提供长期、低息的农业贷款。农业共济协会、渔业共济协会分别提供农业、渔业方面政策性保险。日本农村金融逐渐形成了以农协会合作金融为主体、政策性金融公库和农业保险为补充金融体系，它们共同为农业发展提供资金，保证农民收入稳定。
印度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主要包括印度储备银行、印度农业和农村开发银行、商业银行、地区农村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和土地开发银行等，各金融机构之间分工明确、相互合作，较好地满足了印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不同层次金融需求。政策性银行承担推进商业金融机构改进农村金融服务的支撑和引导职能。合作性金融机构由初级信贷合作社、中心合作银行、邦合作银行三级组成，主要向农民提供中短期贷款。土地开发银行向农民发放小型灌溉设施贷款、土壤改良、林果业种植等方面中长期贷款。国有大商业银行在各项政策引导下，利用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优势，提升农村金融服务的整体水平。
孟加拉国注重发展小额信贷，其目标是传统金融业务不能覆盖但有强烈金融服务需求的低收入群体，提供无抵押和无担保的信用贷款，目的在于使低收入人群摆脱贫困。
（二）国外农村金融发展经验与借鉴
农村金融机构与农业经济之间形成一种良性互促发展、互融共进的关系，成为推动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换、转变的关键。一是构建商业金融、合作金融、政策金融并存多元化、多层次农村金融组织体系，满足农村金融服务多样化需求，推动“三农”经济发展。二是坚持合作制原则，推动农村合作金融在组织机构、民主管理改革和发展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三是形成了职责明确、分工协作的多层次农村金融服务机制，满足不同层次金融服务需求。四是高度重视政策性金融引导和开发作用，支持和保护农业生产。五是充分挥农业保险的作用，形成银行资金与保险结合聚集效应。
国外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对于我国“三农”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一是我们应立足于国内农村金融需求新变化和新特点，加快农村金融组织的创新与培育，最终建立商业金融、合作金融、政策金融、非正规金融并存，主体多元、分工合理、功能互补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二是必须坚持合作制原则和合作制组织结构与运行机制不变原则改革和发展农村合作金融，还原合作制本来面目，使之成为农村金融的支柱。农村合作金融在业务运作上引入市场机制，改进合作金融的微观经营机制，提高合作金融运行效率；在政策上加强政府扶持，强化有效监管，使之成为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独立发展的主力军。三是加强政府财政资金对农村金融机构扶持引导力度，促进农村金融市场健康发展。四是健全农村金融法律制度，引导和规范农村金融市场发展。五是大力推广发展小额信贷，让广大农民享受到普惠金融的“阳光雨露”。
五、我国“三农”金融服务建设的对策建议
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实现城乡统筹发展需要多层次“三农”金融服务体系，为“三化”化“三农”、带“三农”、服务“三农”提供支撑和服务保障，形成政策引导、市场化运作，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及民间金融相结合金融服务体系，培育竞争适度、开放有序、多元化、多层次的农村金融供给主体，构建“覆盖全市、功能完善、协调配合、布局合理、服务高效、监管有力”的多层次、多形式金融市场，形成财政、税收、金融、保险等共同参与金融聚集效应，妥善处理金融创新与防范风险之间的关系，着力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一）明确赋予县级政府对“三农”金融服务管理权
“三农”金融服务具有很强的内生性，鉴于目前我国“三农”金融服务是典型外生供给型金融服务体系，与“三农”经济联系不大，难以满足“三农”经济多样化、多层次金融服务需求。一是国家赋予省市县三级政府创办小微金融机构权利，建立适合“三农”经济发展的小微金融机构。二是赋予民间资本参与设立小微、草根型金融机构创办权，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三是赋予县级政府更多金融调控权和监管权，督导地方金融机构贯彻执行国家金融方针政策、指导其加强自律性管理、防范和处置金融案件、维护良好信用环境，这样才能解决执法与维稳的关系问题。四是建立中央、省、县三级金融监管体系，才能解决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和监管链过长的问题，县级政府对小微金融机构进行管理，填补地方金融监管缺失，与中央监管部门形成监管合力，合理地引导民间资金投向更多实体经济，促进地方新兴金融机构的发展。
（二）创新农村金融体制，着力新型金融机构建设
建立以政策性金融为先导、合作性金融为主体、商业性和民间性金融为两翼的“鹰型”发展战略，树立多元化、多样化、多层次、竞争性的农村金融市场改革目标。一是加快建立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和民间性金融相结合，通过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紧密合作，形成资本充足、功能健全、服务完善、运行安全的多层次农村金融服务组织体系。二是引入和培育多元化金融市场主体，适度增强金融市场竞争，使政府资本、银行资本、民营资本、外资等都能投入到“三农”中来。三是放宽农村金融机构市场准入条件，适当降低农村金融机构准入门槛，促使地下金融浮出水面，真正发挥农村民间潜藏着巨大的金融资源，从根本上激发出民间金融的爆发力，使之成为正规金融的重要补充。四是加快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建设，积极组建村镇银行，促进农村多元商业性金融的合理竞争；引导发展农村资金互助社，有效抑制农村资金外流；多途径支持农村建立小额贷款公司，鼓励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改制为村镇银行。五是鼓励正常的农村非正规金融活动，承认其合法性，鼓励和支持民间资金参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依法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
（三）创新农村金融机制，激发“三农”金融服务活力
实行“鹰型”农村金融发展战略，用好用足各种政策，创新农村金融品种和金融服务方式，推动现有金融创新不断向纵深发展。一是积极探索“六位一体”（农村信用社＋担保机构＋保险机构＋财政＋农业龙头企业＋农户）的支农信贷服务模式，形成金融机构联动机制。二是积极开展中间业务，满足农户全方位的金融服务需求，为农民提供完善的金融服务环境。三是积极推进信用担保制度改革，重点在农户宅基地和房屋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使用权、农户或集体林权、矿权、土地流转等方面做文章、想办法，以解决农村抵押物的范围太窄、价值太小的问题。四是健全农业保险间接补偿机制，降低系统性农村金融经营风险。五是通过建立信贷风险补偿机制、外部担保的经济补偿机制、农业保险的经济补偿机制、巨灾保险的经济补偿机制、农村金融的政策性经济补偿，对“三农”贷款不良贷款或损失进行适当补偿。
（四）创新农村金融政策，推进“三农”金融服务发展
创新农村金融政策是推进“三农”金融服务的关键。一是实施优惠政策激励，促进各项政策及时落实，积极完善配套措施，在地方财力许可的情况下进一步研究制定相关办法。完善金融机构信贷投入考核奖励机制，每年对投入进行统计考评，突出加大对“三农”贷款的单项考核奖励力度，充分调动金融机构的支农积极性。二是充分发挥财税政策对农村金融的导向作用，进一步整合财政支农资金，加大财政贴息力度，改进贴息方式，发挥贴息政策、补贴政策、减免税政策的导向作用，引导各路资金投入“三农”领域。三是加大财政转移支出中用于农村经济发展的比重。加大贷款损失风险补偿、利率补贴政策，建立农贷资金合理的配套机制。四是建立以财政、税收、货币和监管政策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化农村金融政策扶持体系，为农村资金回流创造条件，引导金融机构积极发展涉农业务。
（五）探索实施“三农”金融服务综合配套改革
农村金融服务综合配套改革是推动“三农”经济发展重要支撑和保障。一是加快推进农村宅基地房屋产权确权，激活农村潜在的巨额金融资产，为农户进行抵押贷款提供最大价值的金融支持，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农户对生产发展的资金需要。二是向社会公开发行或私募方式设立各类农业产业投资基金或私募股权基金。三是充分利用现有政策，创新金融产品与服务模式，完善信贷产品为主的业务,充分挖掘信贷资源，积极拓宽服务领域与创新服务模式，满足“三农”金融需求。四是建立城市金融帮扶农村金融的机制，在信贷资金上、人员素质培训上进行支持。在乡镇行政村设立“三农”金融服务工作室，作为农村金融机构服务触角的延伸，协助金融机构开展金融服务。
（六）打造良好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
营造良好金融生态环境是推动农村金融发展外部保障机制。一是努力改善农村信用环境，尽快推进各地适合“三农”金融发展的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完善地方金融生态环境建设考核机制。二是完善农村金融法制建设，针对农村金融发展实际，制定出台《农村金融法》，修改《担保法》等法律法规，建立促进农村金融规范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并加大执法力度，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三是充分运用财政与税收两个杠杆，全方位加大投入，改善“三农”发展的物资基础和社会环境。四是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立足区域比较优势，发展特色农业并实现产业化、规模化、专业化经营，夯实农村金融发展的产业基础。五是鼓励、允许和支持农民建立各种专业合作社或协会。探索建立促进城乡统筹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加快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努力形成城乡发展规划、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劳动就业和社会管理一体化新格局。

『陆』 研究农村金融理论对当前应对中国农村金融改革有何意义

通过对农村金融改革发展的现状和影响因素分析，新常态下农村金融改革发展应该有针对性的选择相应路径，采取有效措施，为实现农村金融改革发展的目标创造有利条件。

• 创新改善“三农”生态环境新思路，建立适应新常态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

在新常态下，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是农村金融改革发展的重要前提。首先，应建立和完善农村金融法律法规体系，政府应积极推进农村金融立法，尽快出台保护农村金融的相关法律法规，加大农村金融机构执法力度。其次，广泛开展信用文化建设活动。对涉农企业和农民进行“金融扫盲”，切实维护金融债权；进一步开展农村企业和农户的信用评级活动，广泛开展创建信用企业、信用乡镇、信用村和信用农户活动，让“诚信是金、诚信是财富”的观念深入人心，并让诚信企业，诚信农民获得更多的信贷支持，获得创业发展更多的金融服务，形成正向激励机制；将失信者列入“不讲信用”的黑名单，对“老赖”实行联合信用惩戒。再次，完善信用担保体系和风险分担机制，提高风险防范能力，切实分散农村金融风险。最后，要建立健全农村金融风险预警体系。结合农村金融风险特点，加强金融风险监测，密切关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农村金融信贷资产质量状况，加强对农村金融机构表外业务与同业业务风险的监测分析，设定预警区间的预警指标，及时向金融机构与金融监管部门发出预警，适时提出农村金融安全运行的对策、建议及风险处置预案。

• 创新推广多元化产品服务，打造属于新常态农村金融的特色产品服务

在开展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方面，应该不断坚持农村金融服务“满意度、便利度和可得性”的原则，序时、有效、稳步实施。一是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引导各地农村金融机构不断创新服务机制和产品策略，大力推广“低成本、可复制、可持续”、“量体裁衣”式的农村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二是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改革部署贯彻落实工作，按照中央对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经营权流转的要求，慎重稳妥地推进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工作，探索实现农民对农村集体资产股份的抵押、担保权能，促进农业生产规模化、农业现代化、农民增收和城乡统筹发展。三是重组盘活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机构向下延伸，重心下移，率先走好“服务”这步棋。除对现有农村金融网点进行全面改造升级，成为精品网点、标杆网点，提升服务品质外，还要对居住分散、交通不便的山区和重点村设立简易服务网点，创办“流动银行”，定期开展“金融服务下乡活动”，减少金融服务网络空白点，为农民打开金融服务的方便大门。五是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创新开展涉农贷款特色业务，满足客户的信贷需求，并通过基金、保险、理财项目等方式，帮助农民实现资产增值，在加强服务覆盖面的同时，实现收入结构多元化。

• 优化提高从业人员素质，培养适合新常态的农村金融专业人才

金融的特殊属性与内在要求决定了行业对从业人员的素质要求较高，但基于多方面的原因，农村金融改革发展目前正面临人才短缺且从业人员素质偏低的难题。因此在新常态下，农村金融改革发展必须从战略高度重视人力资源结构的优化。首先，借鉴国内外的成功经验，完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根据地区农村产业结构或农村金融改革发展的实际需要，建立适合自身发展的人才管理制度，完善人才培养机制、选拔任用机制、评价发现与激励保障机制，通过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形成人才建设长效机制。其次，加大人才的引进与培养力度，不断优化人力资源结构。加强学习培训，大力开展农情、社情、民情教育活动，强化做实农村金融人才支撑，还要着力提高农村金融从业人员的思想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最后，还要进一步加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加强基层基础工作，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特别是要加强农村金融系统各级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

• 充分发挥农村互联网金融“大数据”优势，推动新常态下农村金融改革发展的新浪潮

互联网金融具备门槛低、效率高等多重“大数据”优势，将互联网金融与农村传统金融快速、有效结合，将进一步加快农村金融的发展。首先，要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和平台，加快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自助银行等金融服务品种在农村推广，打通结算“瓶颈”，为“三农”融资和支付提供高效快捷服务，彻底解决金融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其次，坚持以信贷为主，投资理财为辅。要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优势，丰富农村互联网金融产品，整合农村闲散资金和小资金量，以农村资金助力农村经济发展，释放农村金融需求，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再次，竞合推动，实现普惠金融。农村传统金融和互联网金融并非只有竞争，而应相互补充、携手并进。只有传统金融的深度与互联网金融的广度结合，才能创造农村金融新生态，落实国家普惠金融战略。最后，大数据成就大信用金融。大信用金融关键在于"大"，源于大数据科学的应用。大信用金融在个人信用评定工作中能够节约时间，快速计算个人信用给予金融支持，大大提高金融效率，真正实现信用经营与资金经营的分离，推动农村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

『柒』 刘光溪《城乡统筹中三农金融服务瓶颈突破与创新》

城乡统筹中三农金融服务瓶颈突破与创新
—关于建立健全基层民生金融服务体系几点思考
云南省金融办党组书记 主任 刘光溪 2015 中国金融

新世纪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高度关注“三农”问题，中央一号文件连续九年聚焦“三农”经济。党的十七大，胡锦涛同志再次强调，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十七届三中全会专门针对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作出重大决策部署，成为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开辟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指南。可以说，“三农”兴，中国经济兴，“三农”强，则中国经济强。“三农”经济是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建设，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
金融是现代经济运行的核心，“三农”经济发展需要“三农”金融提供支撑和服务保障。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农村金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成为推动农业现代化、新农村建设、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力量。由于深受高度集中高度垄断金融体制的影响，“三农”金融服务体系始终是我国金融体系中最为薄弱的环节，难以满足“三农”经济多样化发展的金融服务需求，融资难、融资贵成为“三农”经济难以突破的瓶颈，进一步制约了农业现代化的提升，“三农”问题依然是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障碍。重新认识、理解“三农”金融服务的内涵，构建适应“三农”经济发展金融服务体系，成为一项长期紧迫、复杂艰巨的任务。
一、以“三农”金融服务助推城乡统筹全面发展
“三农”金融服务长期薄弱，严重制约了“三农”经济的发展，导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难以实现均衡发展，二元经济结构并没发生实质性改变。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金融服务问题，“三农”问题很难实现突破，城乡统筹发展就难以实现。
（一）“三农”金融服务与金融支持“三农”发展之间内涵关系
“三农”金融服务概念与传统意义上普遍使用的金融服务“三农”或金融支持“三农”有着本质的不同。两者主要区别在于谁是主体、谁是核心、谁是出发点和归宿点。金融服务“三农”强调的是以金融机构为主体和核心，一切以金融机构利益是否得到保障和维护为出发点和归宿点，服务“三农”仅仅是金融机构获取自身利益的一种手段。而“三农”金融服务强调以“三农”为主体和核心，一切以“三农”金融需求能否得到满足为出发点和归宿点，凸显了“三农”金融的重要性。简而言之，“三农”金融服务就是要想“三农”所想、急“三农”所急，以“三农”服务为根本，千方百计为“三农”提供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三农”金融服务的提出既是一个重大理念上的突破、转向与创新，也是我们对当前现实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后而提出来的重要概念，这一新思维为如何建设农村金融服务找准了方向，有利于“三农”问题症结的根本破解，具有历史的、宏观的、重大的战略性意义。
（二）以“三农”金融服务全面推动城乡统筹发展
长期以来，“三农”问题的解决思路更多地注重于在农村内部考虑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这种思路的根本缺陷是割裂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与社会其它单元之间的有机关联，实现不了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市、农民与市民之间的良性转换与互动。结果，中央惠农政策如沐春风，但“三农”问题依旧、城乡失衡依旧。“三农”问题必须在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城乡居民统筹发展中逐步解决，才能实现城市带动农村、工业反哺农业，农民致富奔小康。“以工业反哺农业、以城市带动农村”，实行“城乡统筹发展”，是思维方式的重大调整。城乡统筹发展跳出“三农”抓“三农”，突破了把“三农”问题与社会其它单元人为割裂的思维定势，校正了把“三农”作为一个孤立系统单独研究处理的政策取向，把“三农”问题纳入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之中，解决长期以来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
城乡统筹发展需要“三农”金融服务体系提供支撑和服务保障，才能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可持续发展。“三农”金融服务体系相对于城市金融而言，它由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银行等外生型正规金融机构，也包括农村银行、小贷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小微型半正规金融机构，还包括各种地下银行、影子银行等内生型民间金融机构。“三农”金融服务体系较好解决了长期以来城乡金融割据、农村基层金融发展规模与结构严重失衡、农村金融服务严重不足所造成城乡二元金融结构差异，树立了农村金融发展的新思维，通过农村金融体制、机制、制度与政策等一系列创新，实现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的互动促进、城市金融与农村相互协调，促进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的转制、转轨与转变，破解农村金融发展难题，实现城乡统筹全面发展，真正把金融服务作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城乡统筹的重要推动力量，在“三化”（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化“三农”、带“三农”、服务“三农”中发挥重要作用。
二、我国现行“三农”金融服务相关政策措施
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深受大一统金融体制的影响，主要是外来的、外生型金融服务模式。随着国有金融机构股份制改造和金融业对外开放加快推进，我国金融资源进一步向大中城市和发达地区集中，在广大农村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留下大量金融服务空白，农村金融资源缺乏进一步加剧。为了弥补农村金融资源不足，国务院以及相关部委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三农”金融发展政策措施。
(一)中央积极出台农村金融政策
从2004年至今，中央“一号文件”连续9年出台关于“三农”经济发展指导性意见，这说明了“三农”问题复杂性，也展现了中央从战略高度解决“三农”问题的信心与决心。从相关政策支持“三农”重点与难点来看，随着我国农村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对“三农”金融服务提出了更高的、更具体的要求，这种要求从宏观、体制方面逐渐向微观、机制方面转变，向具体政策要求转变，向惠农民生转变，政策措施越来越明确、实在。从深层次上看，是一种自上而下放权让利改革，行政性、政策性空间越来越大，民间性、自发性的农村基层金融组织开始受到普遍关注。
（二）完善农村支付体系建设
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大力支持农村金融支付体系建设，弥补农村基层金融服务网点不足，采取一系列措施增加农村信用社支付结算手段，提高其支付服务能力。吸收符合条件的农村信用社加入大额支付系统和小额支付系统；批准设立农村信用社资金清算中心，拓宽农村信用社支付结算渠道，增强结算功能；推行代理制，鼓励商业银行代理农村信用社支付结算业务，广泛吸收农村信用社加入银行汇票和商业汇票业务，拓宽业务范围；协调各地农村信用联社加快开发和健全省内农村信用社通汇系统，为农村金融发展创造提供良好的金融基础服务。一系列支付结算服务体系建设使广大农村与农民能够真正享受与城市结算汇兑一样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务，对人们金融意识、意念产生了重要积极影响。
（三）鼓励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合理引导民间资本进入“三农”金融服务领域，建立小微型金融机构，成为“三农”金融服务体系建设重要组成部分。2005年，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开始在山西、四川、陕西、贵州和内蒙古5个省区试点，主要以服务“三农”、支持农村经济发展为重点，为农户、个体经营者和微小企业提供小额贷款。2008年，银监会正式发文允许设立“只贷不存”小额贷款公司，对农村金融市场主体的培育发展，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引导民营资本规范发展，起到了较好示范作用。2006年年底，银监会发布《关于放宽农村地区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意见》，允许金融领域对民间资本全面开放，可以参与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四）实行有差别金融监管政策
为了鼓励民间资本流入农村和设立农村金融机构，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环境，人民银行对农村金融机构实行有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对农村信用社给予利率优惠和再贷款支持；发行央行专项票据置换农村信用社不良资产和弥补历年亏损；改革扶贫贴息贷款方式等等。银监会积极试点改革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放宽农村金融机构准入门槛，降低新型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出台农村资金互助社减税优惠政策。税务部门对小额农户贷款利息免征营业税，农村信用社获得减收营业税率优惠，实现了城乡金融机构在税收上的差异优惠政策。2012年，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出台了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实施细则，进一步完善对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监管政策。
三、我国“三农”金融服务存在瓶颈约束
近年来，我国农村金融改革试点发展迅速，有效缓解了广大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三农”发展的融资难题，为深化农村金融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但从整体上看，我国农村金融基础还很薄弱，主要是自上而下的金融体制改革，是典型外生供给型的金融支持“三农”经济服务模式，与“三农”经济内生型金融服务需求相距甚远，对城乡统筹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形成瓶颈制约。
（一）政策扶持不到位
我国农业是弱质产业，农村是弱势区域，农民是弱势群体。农村经济发家庭经营为基础，农户数量庞大，居住分散，农户之间的结构性差别和地区差别大，城乡差距突出。农户收入水平低，单笔存贷款规模小，农户贷款缺乏必要的担保与抵押品，生产和经济“靠天吃饭”，这些问题决定了“三农”的“三弱”问题不可能完全靠市场手段解决，也不可能完全靠现行的农村金融机构来解决。同时，中央与地方财政对“三农”的投入严重不足，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资金需求大，存在巨额缺口，仅靠市场化的金融手段难以解决。“三农”金融服务必须与财政、税收等手段相结合，才能实现优势互补，发挥国家支农经济金融政策的功效。
（二）金融服务主体单一难以满足快速增长需求
我国县级涉农金融机构主要有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及邮政储蓄银行，但是大多分布集中在县城，只有农信社在乡镇一级设立了分支机构。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加快推进，“三农”对金融服务需求量不断增加，需要大量基层金融机构提供信用支持，才能实现农业现代化、产业化，推进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与转换。同时，农村金融机构整体资本充足率较低，经营规模较小，抵抗风险能力较弱，难以满足新农村建设中农业产业化蓬勃发展而产生的资金需求。
（三）“三农”信贷政策约束强
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等支农商业银行受到风险防范与商业化经营的约束，导致农村信贷受到手续复杂、门槛过高、办贷效率较低、风险抵补太弱等诸多因素制约，无法向弱势领域、弱势行业、弱势群体倾斜。为了控制信贷风险，正规金融机构要求农户信贷必须提供抵押担保，由于土地、林地所有权为集体所有，要进行进一步改革存在诸多难度，这无疑增加了农户信贷资金可得性的难度。结果，涉农信贷产品不仅单一而且融资成本过高，主要以零售业务为主，农村资金需求尚未形成规模，并且存在金融资源配置错位、错配的现象，贷款期限与农业生产周期及还款能力不匹配。
（四）“三农”金融服务激励机制尚未真正建立
农村金融服务主体单一，信贷风险相对较大，利润较少，相应影响到信贷产品提供方式。同一笔贷款、同等额度的利润、同样资金的组织，下级分支机构同上级比较，往往要付出更多的劳动与成本，出现“多贷不如少贷、拿不准的不如不贷”等“惧贷”倾向。结果，农村基层银行面临贷款权利上收、上移、上沉等问题，信贷考核机制过于苛刻，正向激励不足而约束有余，严重影响了基层银行高管及信贷人员的营销积极性，消极的“惜贷”思维在“审慎”观念前就先入为主，以利润为中心的考核体系不尽科学合理。
（五）“三农”金融机构服务受到限制
我国“三农”金融服务机构主要是外来供给型服务机构，难以真正发挥支持“三农”经济的作用。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支持农业发展的政策性银行，主要任务是落实好国家宏观调控和强农惠农政策，并不对农村经济提供小额、分散的金融服务。农业银行作为服务农村经济的商业性银行，2007年，中央对农业银行确立了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的改革原则，要求农业银行强化“三农”市场定位和责任。2009年，银监会要求农业银行建立适应“三农”金融服务的事业部管理机制。2010年，人民银行等部委要求农业银行稳步推进“三农”金融事业部制改革。农业银行商业化经营与中央金融管理部门“三农”金融服务行政化目标相冲突，农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并没有强化对“三农”金融服务的支持，而是对大部分乡镇营业网点进行大规模撤并，造成农村金融服务主体缺失加剧。邮政储蓄银行主要对农村地区提供汇兑业务，只提供有限的农业贷款。农村信用社作为一个商业化运作金融机构，既要承担国家政策性农贷制度的职能，又要实行市场化运营，始终游离于政策性与商业性之间。
小贷公司、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三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缓慢，并且大多分布在经济条件较好地区和县级城市，除农村资金互助社外，小贷公司、村镇银行是按照市场化原则运作，风险防范和控制在一定程度上也放缓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进程。农业政策性保险业务尚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商业性保险不太愿意进入农村，使得农业保险覆盖面低，保费额度小，农业风险分散和补偿机制缺失致使农业保险发展严重滞后。
四、国外农村金融发展主要举措与经验启示
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推进过程中，无论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由于二元经济导致二元金融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中小微企业、“三农”经济等实体经济成为金融服务的薄弱领域，普遍存在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构建多元化、多层次的内生型“三农”金融服务体系是推动“三农”经济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途径。
（一）国外农村金融发展的主要举措
美国是世界上农业最发达的国家，建立了完整的农村金融制度，为农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全国划分为12 个农业信贷区，在每一个信贷区成立一家联邦土地银行和中间信贷银行，分别通过国民农业贷款协会和生产信贷协会形成全国性的农业服务网络，提供中期或者短期的动产抵押农业贷款。农业重振管理局、商业信贷公司、农村电气化管理局等政策性金融机构，为农业生产提供长期优惠信贷资金。政策农业保险体系，对所有农场主提供保险。储蓄贷款协会、小企业管理局等机构为农业生产提供小额资金。多层次、全方位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为农业融通资金，为农业现代化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保障。
法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由法国土地银行、法国农业信贷银行、农业信贷互助银行、大众银行、法国互助信贷联合银行、农业互助保险社等构成，形成了相对完善金融服务体系，其中合作社与互助社性质金融机构占据主体地位。法国农村金融发展在国家财政大力支持，具有垂直管理和运作、国有和民营相结合、中央与地方分层发展的特点。
日本为了增加农民收入、稳定农业生产，建立相对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农协是一种农业合作协同组织，主要采用农林中央金库、基层农协以及农业信用联合会 (信农联)三级组织结构，农民以自愿、自主登记的方式加入，协会遍布整个日本的农村。农林渔业金融公库、中小企业金融公库、国际合作银行以及国民生活金融公库作为政策性金融机构，主要向农民提供长期、低息的农业贷款。农业共济协会、渔业共济协会分别提供农业、渔业方面政策性保险。日本农村金融逐渐形成了以农协会合作金融为主体、政策性金融公库和农业保险为补充金融体系，它们共同为农业发展提供资金，保证农民收入稳定。
印度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主要包括印度储备银行、印度农业和农村开发银行、商业银行、地区农村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和土地开发银行等，各金融机构之间分工明确、相互合作，较好地满足了印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不同层次金融需求。政策性银行承担推进商业金融机构改进农村金融服务的支撑和引导职能。合作性金融机构由初级信贷合作社、中心合作银行、邦合作银行三级组成，主要向农民提供中短期贷款。土地开发银行向农民发放小型灌溉设施贷款、土壤改良、林果业种植等方面中长期贷款。国有大商业银行在各项政策引导下，利用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优势，提升农村金融服务的整体水平。
孟加拉国注重发展小额信贷，其目标是传统金融业务不能覆盖但有强烈金融服务需求的低收入群体，提供无抵押和无担保的信用贷款，目的在于使低收入人群摆脱贫困。
（二）国外农村金融发展经验与借鉴
农村金融机构与农业经济之间形成一种良性互促发展、互融共进的关系，成为推动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换、转变的关键。一是构建商业金融、合作金融、政策金融并存多元化、多层次农村金融组织体系，满足农村金融服务多样化需求，推动“三农”经济发展。二是坚持合作制原则，推动农村合作金融在组织机构、民主管理改革和发展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三是形成了职责明确、分工协作的多层次农村金融服务机制，满足不同层次金融服务需求。四是高度重视政策性金融引导和开发作用，支持和保护农业生产。五是充分挥农业保险的作用，形成银行资金与保险结合聚集效应。
国外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对于我国“三农”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一是我们应立足于国内农村金融需求新变化和新特点，加快农村金融组织的创新与培育，最终建立商业金融、合作金融、政策金融、非正规金融并存，主体多元、分工合理、功能互补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二是必须坚持合作制原则和合作制组织结构与运行机制不变原则改革和发展农村合作金融，还原合作制本来面目，使之成为农村金融的支柱。农村合作金融在业务运作上引入市场机制，改进合作金融的微观经营机制，提高合作金融运行效率；在政策上加强政府扶持，强化有效监管，使之成为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独立发展的主力军。三是加强政府财政资金对农村金融机构扶持引导力度，促进农村金融市场健康发展。四是健全农村金融法律制度，引导和规范农村金融市场发展。五是大力推广发展小额信贷，让广大农民享受到普惠金融的“阳光雨露”。
五、我国“三农”金融服务建设的对策建议
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实现城乡统筹发展需要多层次“三农”金融服务体系，为“三化”化“三农”、带“三农”、服务“三农”提供支撑和服务保障，形成政策引导、市场化运作，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及民间金融相结合金融服务体系，培育竞争适度、开放有序、多元化、多层次的农村金融供给主体，构建“覆盖全市、功能完善、协调配合、布局合理、服务高效、监管有力”的多层次、多形式金融市场，形成财政、税收、金融、保险等共同参与金融聚集效应，妥善处理金融创新与防范风险之间的关系，着力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一）明确赋予县级政府对“三农”金融服务管理权
“三农”金融服务具有很强的内生性，鉴于目前我国“三农”金融服务是典型外生供给型金融服务体系，与“三农”经济联系不大，难以满足“三农”经济多样化、多层次金融服务需求。一是国家赋予省市县三级政府创办小微金融机构权利，建立适合“三农”经济发展的小微金融机构。二是赋予民间资本参与设立小微、草根型金融机构创办权，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三是赋予县级政府更多金融调控权和监管权，督导地方金融机构贯彻执行国家金融方针政策、指导其加强自律性管理、防范和处置金融案件、维护良好信用环境，这样才能解决执法与维稳的关系问题。四是建立中央、省、县三级金融监管体系，才能解决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和监管链过长的问题，县级政府对小微金融机构进行管理，填补地方金融监管缺失，与中央监管部门形成监管合力，合理地引导民间资金投向更多实体经济，促进地方新兴金融机构的发展。
（二）创新农村金融体制，着力新型金融机构建设
建立以政策性金融为先导、合作性金融为主体、商业性和民间性金融为两翼的“鹰型”发展战略，树立多元化、多样化、多层次、竞争性的农村金融市场改革目标。一是加快建立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和民间性金融相结合，通过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紧密合作，形成资本充足、功能健全、服务完善、运行安全的多层次农村金融服务组织体系。二是引入和培育多元化金融市场主体，适度增强金融市场竞争，使政府资本、银行资本、民营资本、外资等都能投入到“三农”中来。三是放宽农村金融机构市场准入条件，适当降低农村金融机构准入门槛，促使地下金融浮出水面，真正发挥农村民间潜藏着巨大的金融资源，从根本上激发出民间金融的爆发力，使之成为正规金融的重要补充。四是加快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建设，积极组建村镇银行，促进农村多元商业性金融的合理竞争；引导发展农村资金互助社，有效抑制农村资金外流；多途径支持农村建立小额贷款公司，鼓励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改制为村镇银行。五是鼓励正常的农村非正规金融活动，承认其合法性，鼓励和支持民间资金参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依法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
（三）创新农村金融机制，激发“三农”金融服务活力
实行“鹰型”农村金融发展战略，用好用足各种政策，创新农村金融品种和金融服务方式，推动现有金融创新不断向纵深发展。一是积极探索“六位一体”（农村信用社＋担保机构＋保险机构＋财政＋农业龙头企业＋农户）的支农信贷服务模式，形成金融机构联动机制。二是积极开展中间业务，满足农户全方位的金融服务需求，为农民提供完善的金融服务环境。三是积极推进信用担保制度改革，重点在农户宅基地和房屋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使用权、农户或集体林权、矿权、土地流转等方面做文章、想办法，以解决农村抵押物的范围太窄、价值太小的问题。四是健全农业保险间接补偿机制，降低系统性农村金融经营风险。五是通过建立信贷风险补偿机制、外部担保的经济补偿机制、农业保险的经济补偿机制、巨灾保险的经济补偿机制、农村金融的政策性经济补偿，对“三农”贷款不良贷款或损失进行适当补偿。
（四）创新农村金融政策，推进“三农”金融服务发展
创新农村金融政策是推进“三农”金融服务的关键。一是实施优惠政策激励，促进各项政策及时落实，积极完善配套措施，在地方财力许可的情况下进一步研究制定相关办法。完善金融机构信贷投入考核奖励机制，每年对投入进行统计考评，突出加大对“三农”贷款的单项考核奖励力度，充分调动金融机构的支农积极性。二是充分发挥财税政策对农村金融的导向作用，进一步整合财政支农资金，加大财政贴息力度，改进贴息方式，发挥贴息政策、补贴政策、减免税政策的导向作用，引导各路资金投入“三农”领域。三是加大财政转移支出中用于农村经济发展的比重。加大贷款损失风险补偿、利率补贴政策，建立农贷资金合理的配套机制。四是建立以财政、税收、货币和监管政策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化农村金融政策扶持体系，为农村资金回流创造条件，引导金融机构积极发展涉农业务。
（五）探索实施“三农”金融服务综合配套改革
农村金融服务综合配套改革是推动“三农”经济发展重要支撑和保障。一是加快推进农村宅基地房屋产权确权，激活农村潜在的巨额金融资产，为农户进行抵押贷款提供最大价值的金融支持，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农户对生产发展的资金需要。二是向社会公开发行或私募方式设立各类农业产业投资基金或私募股权基金。三是充分利用现有政策，创新金融产品与服务模式，完善信贷产品为主的业务,充分挖掘信贷资源，积极拓宽服务领域与创新服务模式，满足“三农”金融需求。四是建立城市金融帮扶农村金融的机制，在信贷资金上、人员素质培训上进行支持。在乡镇行政村设立“三农”金融服务工作室，作为农村金融机构服务触角的延伸，协助金融机构开展金融服务。
（六）打造良好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
营造良好金融生态环境是推动农村金融发展外部保障机制。一是努力改善农村信用环境，尽快推进各地适合“三农”金融发展的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完善地方金融生态环境建设考核机制。二是完善农村金融法制建设，针对农村金融发展实际，制定出台《农村金融法》，修改《担保法》等法律法规，建立促进农村金融规范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并加大执法力度，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三是充分运用财政与税收两个杠杆，全方位加大投入，改善“三农”发展的物资基础和社会环境。四是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立足区域比较优势，发展特色农业并实现产业化、规模化、专业化经营，夯实农村金融发展的产业基础。五是鼓励、允许和支持农民建立各种专业合作社或协会。探索建立促进城乡统筹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加快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努力形成城乡发展规划、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劳动就业和社会管理一体化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