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如何完善财政支持农村金融机构政策
一、近年来我国农村金融扶持主要政策执行中存在问题分析
(一)部分政策存在明显的临时性特征，而且数额有限
如财政部关于呆账核销和贷款自主核销政策，仅对金融机构(自2008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发放并认定为不良的中小企业和涉农贷款有效，而此时间段内的新增贷款在近期形成呆账的可能性很小，因此导致短期内该政策“优而不惠”的结果；银行业监管收费政策实行的是三年一定的收费政策，现行政策2010年到期；金融企业涉农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损失准备金税前扣除政策也是自2008年1月1日起至2010年12月31日止执行；对农村信用社的税收减免政策则分试点地区和进一步扩大试点地区，分别执行至2008年底和2009年底。
(二)部分政策尚在试点中或存在局限，受惠面有限
如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2009年仅在黑龙江、山东、河南、湖南、新疆、云南省等6个省(区)试点，2010年则扩大将江苏、安徽、内蒙古3省(区)纳入政策试点范围。又如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仅针对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三类农村金融机构而言，显然对服务农村且服务时间更长、遗留历史问题更多的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不公平。
(三)部分政策缺乏细则与整合，影响了具体执行效果
一是对有关概念内涵与外延缺乏科学的界定容易造成执行的混乱。如关于涉农贷款，在涉农贷款损失准备金税前扣除政策中，特指《涉农贷款专项统计制度》(银发[2007]246号)统计的农户贷款、农村企业及各类组织贷款；但在贷款增量奖励政策中，涉农贷款特指县域金融机构发放的，支持农业生产、农村建设和农民生产生活的贷款，具体统计口径以《涉农贷款专项统计制度》规定为准。根据银发[2007]246号文件，涉农贷款除了农村贷款(农户贷款、农村企业及各类组织贷款)外，还包括城市企业及各类组织涉农贷款。二是现行的农村金融扶持政策有些兑付、奖励条件设置有些笼统；有些程序性规定不甚明了，犹欠细则与整合，特别是缺乏源于基层贷款主体的民主监督及汇总申报考核确认的制度建设；有些则审查、审批程序复杂，各级各部门理解不一致，反复较多，执行成本较高。以上这些都影响到农村金融业务的引导与激励政策的有效实施。
(四)部分政策设置门槛太高，影响了农村金融机构的积极性
如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工作和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工作都强调遵循政府扶持、商业运作、风险可控、管理到位的基本原则，设置了一系列的条件，如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仅“对县域金融机构上年涉农贷款平均余额同比增长超过15%的部分，按2%的比例给予奖励。对上年末不良贷款率同比上升的县域金融机构，不予奖励。”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仅“对上年贷款平均余额同比增长，且达到银监会监管指标要求的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上年贷款平均余额同比增长、上年末存贷比高于50%且达到银监会监管指标要求的村镇银行，按其上年贷款平均余额的2%给予补贴”。这两个政策同时设计了与贷款增长、不良贷款率挂钩两个门槛，显然由于农村金融成本高、效率低的特点，对金融机构支持三农发展和提升农村金融服务质量、水平吸引不大，也不符合制度设计的初衷。
(四)针对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政策扶持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
一是资金扶持力度有待加强。一方面，由于农村信用社长期以来信贷资产质量和统计数据不实，根据2002年末全国农村信用社报表而计算的资不抵债金额并不是真实的损失数量；另一方面，对改革试点地区农村信用社的一半损失，短期内靠地方和信用社自身显然是无法弥补的。二是资金支持方式有待完善。与支持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国家以账面价格收购和剥离银行不良资产以及用外汇储备向银行注资的方式不同，国家对农村信用社改革在资金扶持上采取了“花钱买机制”的方式，力求促进改革措施的真正到位。但由于资金扶持条件的有限性和转制期限的仓促性，致使“花钱买机制”短期内唯以实现预期的理论效果。
二、国外农村金融扶持政策的实践及经验
为促进农村金融的发展，很多国家在农村金融扶持体系建设方面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和实践，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考察国外农村金融扶持政策实线及经验，对我国农村金融政策的建设和完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利用行政和法律等手段对农村金融服务进行强制和引导
一是政府扶持建立农村金融机构。美国、法国、日本都由政府出资设立了专为“三农”发展服务的金融机构，并通过立法明确了农村金融体系的主体和市场地位。印度出台了《银行国有化法案》，明确规定商业银行必须在农村地区设立一定数量的分支机构。印度储备银行要求商业银行在城市开设一家分支机构，必须同时在边远地区开设2-3家分支机构，否则将不予审批。二是对金融机构提供“三农”金融服务的责任进行强制或引导。如印度中央银行规定要求所有的银行包括外资银行要有18%的贷款投入到优先领域，即主要与农业有关的领域。《美国社区再投资法》规定所有的金融机构要把贷款的15%投放到社区，政府对达到法律要求比例的金融机构进行奖励。
(二)利用财税优惠政策对农村金融的可持续发展进行鼓励和引导
为提高农村金融服务“三农”的积极性，各国普遍采取在财政、税收、监管等政策上给予适当优惠。一是财政补贴。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就制定了农业改良资金补贴计划，规定商业银行从事低息农业贷款可以得到政府的利息补贴，因特殊呆账而造成的损失还可以得到政府的补偿。美国则以财政补贴为保障撬动涉农贷款，农场主可用尚未收获的农产品作抵押，从农产品信贷公司取得9个月期限的“无追索权贷款”，当市场价格不利时，农场主以农产品现货归还贷款，贷款公司从政府取得损失补贴。二是税收减免。这是各国普遍采用的一项优惠政策。泰国、荷兰等国家对主要的涉农金融机构给予长期的免税政策。美国的税法规定凡农业贷款占贷款总额25%以上的商业银行，可以在税收方面享受优惠待遇。三是政府直接或间接拨款，扩大农村金融机构资金供给。如日本政府通过提供低利贷款和认购低息贷款，为涉农金融机构提供资金支持。美国联邦土地银行可向金融市场发行债券和票据筹集资金。
(三)把合作金融作为农业金融制度的基础加以重点扶持
美国、德国、日本和法国等许多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合作经济是组织个体农民、个体工商户及中小企业发展经济、参与市场竞争的有效组织形式。合作金融的参加者多是社会中低收入阶层和贫困阶层，是市场竞争中的弱者。美国、日本、德国等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明确信用社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公益法人，免征税收。如美国国会于1937年决定对信用社享受免征联邦收入所得税的待遇，并在《联邦信用社法案》中作了明确的规定。同时，美国信用社的资金来源主要为其社员的储蓄性股份，作为一种长期负债，所有者权益由储备、公积金和未分配的盈余这三部分组成，并不包括储蓄性股份，所以社员存放在信用社的资金名义上仍被称为“股份”，其收益也即为“红利”，而不是利息，从而免征个人利息所得税，这两大免税特点使信用社迅速成为最受欢迎的金融机构。日本在政府的扶持下，建立了全国联网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扎根农村的合作金融组织，在农村发挥着信贷主渠道的作用。
(四)通过完善农村金融市场环境促进农村金融的规范发展和规避风险
在不断通过各种政策强制、鼓励和引导加大农村金融信贷投放的同时，各国政府也十分重视农业保险、担保、农村公共信息服务体系等的建立和健全，以便促进农村金融的规范发展和规避风险。一是支持农业保险的发展。美国于1938年颁布了《联邦农作物保险法》，并在此后进行了多次修正以对所有农作物进行保险。日本早在1929年就颁布了《家畜保险法》，经过多次修改补充，目前，形成了《农业灾害补偿法》。法国政府于1960年7月通过法律规定实行农业保险，1964年建立了农业损害保障制度，拓展了保险范围，并由国家农业灾害委员会负责补偿受灾农民的损失。1982年又通过法律强制实行自然灾害保险。法国农业保险体系基本上由私有保险公司组成，政府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二是健全农村信用担保体系。法国通过地方农业局对法国农业信贷银行向农业合作社提供的农副产品收购贷款进行担保；日本政府农林渔业信用基金协会和农林中央金库则共同出资设立了农林渔业信用基金(日本政府占83%)，对农林中央金库体系提供融资担保，支持其发放涉农贷款。三是改善公共信息服务。德国建立了面向农村的公共信息服务体系、信用体系、土地抵押品登记制度等为农村金融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服务。
三、借鉴外国经验完善我国农村金融扶持政策的建议
国际经验表明，给予农村金融政策扶持是推动农村金融改革发展必不可少的措施。因此，应充分借鉴外国经验，建立完善符合我国实情的农村金融扶持政策，推动金融资源要素向“三农”有效配置。
㈡ 六盘水的金融是如何支持农业发展的 也可以这样说，全国的金融支持农业发展的态度和措施有些什么。
建议你去查一下国家有关“三农”的政策。还有小额信贷这些内容
㈢ 农村金融机构支持农业的发展有哪些
中国农业银行在服务“三农”和发展县域市场的战略下，紧紧围绕贫困地区主导产业和区域性特色行业发展，积极培育贫困地区优势特色产业，大力扶持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发展。形成了以市场为方向，以扶持产业化龙头企业为依托，向产业链最前端的农户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务，促进农业产业转型发展，保障农民的合法收入。据悉，"2012年，农业银行在十四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共投放贷款1888亿元;在592个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和495个省级扶贫开发重点县投放贷款4605亿元，有力促进了贫困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增收”。农业银行还根据地方农业的特点和农户贷款规律，创新推出“农、牧户小额信用贷款、双联农户贷款、新农村民居建设贷款、三农‘市场+商户’贷款等多项特色农贷产品，满足了农户的金融需求，推动了小额信贷的发展，2012年共发放农户贷款3216.3亿元。
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也纷纷推出小额信贷项目，其中，中国工商银行为沃尔玛上游供货商提供融资服务最为典型。沃尔玛的上游供货商大都是微小企业，由于这些企业规模较小，且没有规范的财务管理，往往很难在银行得到贷款，因而，导致这些供货商长期的资金不充足，为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工商业银行对这些供货商实行物流、现金流等封闭式管理，为沃尔玛供货商提供从采购、生产到销售的全流程融资支持。这一新型融资模式迅速破解了沃尔玛供货商的融资困局。其他大型商业银行也都纷纷出台了各种各样的小额信贷业务，不断扩展小额信贷的市场空间，使得中小企业贷款相对容易，相对便捷。
㈣ 关于我的毕业论文 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模式选择 请帮帮忙
浅议农业保险模式选择与农村金融稳健发展
一、农业保险发展缓慢的原因剖析
频频发生的农业自然灾害，在带来巨大的灾害损失的同时，也引发了业内外人士对农业保险问题的反思:在商业保险发达的今天，为何农业保险仍然处于真空?
其一，发展缓慢，救灾复产作用未有效发挥。农业生产经营的高风险，不仅是农业风险的种类多、涉及范围广，更重要的是农业风险发生的概率大。目前，我国农业受灾的比例每年大约在40%以上，比一般发达国家高出10%至20%。农业的高风险，也意味着经营农业保险存在着较大的风险，使得保险公司缺乏拓展农业保险业务的动力，农业保险发展十分缓慢。由于农业保险的缺位，农业自然灾害后救灾复产的资金基本来源于政府及社会捐献。农业保险对平抑农业生产风险、提高农村防灾防损能力及灾后恢复能力、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以浙江省为例，由于地处沿海，农业自然灾害在全国风险区划中属于最高之列，保险财产因台风洪水造成的损失率是上海的46－59倍。仅2005年，全省就有27.1万公顷农作物、28.4万公顷水产遭受台风袭击受灾，3.1万头大牲畜死亡。由于近年来该省每年保费收入只有一两百万元，形成了农民、保险公司“两不愿保”的局面，因此这些损失几乎没有得到商业保险补偿。
其二，机制缺失，未能形成风险利益共同体。农业保险、农村金融对农业、农民、农村企业均具有通过风险支持获得收益的共性特征。但是，农业保险与农村金融目前却未能形成风险利益共同体，让农村金融独自承担“三农”信贷支持的风险和收益。如果农业保险介入，通过与银行机构打造风险利益共同体，则可以使其更好地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吴兴区东林镇为例，全镇龟鳖养殖量最高时超过2000万只，养殖农户数1200多户，已从传统的粮产区变为龟鳖养殖大镇，走出一条特色水产规模化、产业化之路。但2003年开始龟鳖市场行情“突变”，一夜之间造成70%以上的养殖户亏损，农村合作金融机构龟鳖养殖业贷款逾期贷款增加，农业产业化经营风险凸现。在地方政府的积极支持下，通过调减温室龟鳖养殖量、调整养殖品种、建立龟鳖专业合作社等措施，该镇龟鳖养殖业已走出大面积亏损的困境，农户贷款基本上能够正常周转。虽然市场风险基本得到化解，但假若龟鳖行情未能如期转好，那农村合作金融机构2000多万元龟鳖养殖业贷款潜在风险将是巨大的。如果有农业保险分担风险，将使农业贷款的风险大大降低，从而增加农村金融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支持力度，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
其三，立法滞后，导致政策扶持落实不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五十五条明确规定：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但有关农业保险的法律、行政法规至今没有出台。目前，国外实行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国家都对农业保险进行专门立法，界定政府、保险机构和农户的责任、义务和权利。我国没有专门的农业保险立法，农业保险也就无法可依。由于立法滞后，国家提出对农业保险的扶持都是宏观层面的，往往因缺少具体支持政策而落不到实处，这也是农业保险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因素。目前除免征种植业、养殖业保险的营业税之外，对农业保险没有其他财政税收优惠政策，特别是没有直接的保费补贴。由于缺乏政府扶持，受农民收入水平和购买能力所限，如果保险公司完全按照市场价格制定保险费率，农民买不起；如果按农民可以接受的标准制定保险费率，保险公司赔不起。
二、发展农业保险需要创新思路
由于农业受自然灾害影响较大，承担支农重任的银行机构也处在这一风险之下。如果农业保险这个屏障没有建立，任何形式的银行机构潜在风险都是巨大的，这将影响“三农” 的信贷投入，进而影响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笔者以为，在农业保险问题上，需要创新思路，大胆探索，加快发展。
模式一：政策性保险，市场化经营。农业保险有其特性，它针对弱质产业和支付能力弱的群体，属于准公共产品。而农业又属于基础产业，农业保险对整个和谐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稳定起到重要作用，因此农业保险应实行政策性保险。但政府直接开办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容易产生垄断，效率低下。因此，要充分利用商业保险公司的经验和现有资源，采用由政府补贴方式，将农业保险交给商业保险公司运作，实现政府、保险公司、银行机构和农民“四赢”。如在经济发达的浙江，经过一年多时间的酝酿，浙江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共保体于2006年3月1日在杭州成立，中国人保、中华联合、平安等十家成员公司共同签署了共保体章程，标志着业内期待已久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在浙江开始破题。由于浙江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共保体遵循“政府推动＋市场运作”的原则，在试点阶段实行5倍封顶方案，其中农业险累计赔付在保费2倍以内，由共保体全额承担；2至3倍部分，政府与共保体按1：1承担；3至5倍部分，政府与共保体按2：1承担，因此可以较好地化解单家保险公司的经营压力，调动保险公司拓展农业保险业务的积极性。
模式二：专业化机构，综合性经营。由商业保险公司、农业龙头企业、种养大户等出资，成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同时，出台一定的优惠政策，允许农业保险公司综合性经营，鼓励其在从事政策农业保险业务的同时，积极拓展农村地区商业性保险业务，起到“以险养险”的功效，增强农业保险公司从事农业保险的积极性，提高其开发农村保险产品特别是农作物保险产品的能力，减轻政府财政的负担。以2004年12月30日挂牌成立的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为例，该公司借鉴了法国安盟“专业化机构，综合性经营”的“大农险”模式，坚持以服务“三农”为宗旨，根据农业生产力水平、农业风险特点、农民保险需求，充分发挥农业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为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提供种养业险、家财险、人身意外险等“一揽子”保险产品。2005年，该公司就实现保费5506万元，其中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为1114万元，常规性保险业务保费4392万元，开办保险险种55个，使其在完善农村风险保障体系，开发培育农村保险市场的过程中，逐步发展成为以商业化运营方式开办各类涉农保险业务的农业保险公司，进而实现较好的企业效益和社会效益。
模式三：相互制保险，自己保自己。相互制保险公司是所有参加保险的人为自己办理保险而成立的法人组织，也是国际上比较成熟和被广泛采用的一种保险组织形式。与股份制公司相比，相互制保险公司在组织形式、资金来源、经营模式、经营目标和分配机制等方面有很大的区别，其中最大的区别就是追求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和会员利益的最大化。从国外的经验来看，相互制保险公司具有的优势也十分明显：一是相互保险形式适用于道德风险较高的保险；二是相互保险成本较低，为经济条件相对较差的人群寻求保险保障提供了机会；三是由于相互保险公司的投保人具有双重性，因此公司可以灵活调整保险费率，从而可以有效地避免利差损、费差损等问题。目前，相互制保险成为国外保险市场的主流形式之一，公司数量和市场份额比重都占到全球2/5左右。在我国，经中国保监会批准，在原黑龙江农垦总局风险互助体系的基础上，成立了我国第一家相互制保险公司——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并于2005年1月11日正式开业，填补了我国尚无相互制保险公司的空白。由于相互农险公司较少需要政府资金上的支持，具有比较强的可操作性和稳定性，利用这种形式发展农业保险被很多业内人士看好，渔业、全国总工会下属的中国职工互助保险等有望在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试点成功的基础上走得更远。
模式四：银行办保险，尝试双赢路。鉴于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在支持“三农”发展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以及其与农业保险休戚相关的因素，结合“十一五”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推进，建议认真研究在省（市、区）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联社中开展设立农业保险公司的试点。在省（市、区）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联社中设立农业保险公司，一是符合其作为全省（市、区）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行业管理部门的角色，有利于发挥人才优势和交叉销售优势，符合综合经营的发展趋势，形成风险利益共同体，有效提高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综合竞争实力；二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风险有其特殊性，它往往由小而大，由此及彼，一旦发生风险，作为信贷支持主体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影响最大，而农业保险公司的设立，可在一定程度上将这种负面影响和损失降至最低，有效提高信贷风险防范能力；三是以省（市、区）为单位设立农业保险公司，可以推进农业保险的地方性行政法规立法试点工作，从本地实际出发对农业保险的经营目的、性质与定位、经营原则、组织形式、承保范围、保险费率的厘定、保险条款的制订以及对农业保险的监管等做出规定，明确农业保险的地位，并借助税收杠杆的财政积累支持农业保险，有利于促进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支持落到实处。
模式五：政府设基金，防巨灾风险。在国外，许多国家都在农业保险立法中对保险费的分担作了明确的规定，美国法律规定政府补贴保费的30％，加拿大法律规定政府补贴50％。同时，通过提供再保险或建立巨灾保险基金的形式为农业保险提供政策支持。如美国和日本，政府为农业保险，包括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提供高额补贴；在德国和法国，农业保险运作方式虽然市场化，但遇到大的自然灾害和疫情，仍有政府基金作坚强后盾。在我国，由于没有巨灾支持保护体系，巨灾损失完全由保险公司独立承担，大量风险集中于经营主体自身，使得保险赔付率居高不下，保险公司的积极性、承保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受到严重影响。因此，建议抓紧建立中央和省（市、区）两级政府农业巨灾风险基金，对遭遇巨灾损失的农业保险供给主体提供一定程度的补偿。农业巨灾风险基金的来源可以是多渠道的，包括政府财政预算拨款、从农业保险供给主体的年度经营盈余中按一定比例提取，以及赈灾捐款中按一定比例提取等等。同时，对农业保险业务免去营业税的同时，建议减免所得税，鼓励商业保险公司开拓农业保险业务。所减免的税收转入专项农业保险基金，用作应对农业大灾补偿的积累。
㈤ 保险财税金融如何支持农业发展
一、近年来我国农村金融扶持主要政策执行中存在问题分析
(一)部分政策存在明显的临时性特征，而且数额有限
如财政部关于呆账核销和贷款自主核销政策，仅对金融机构(自2008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发放并认定为不良的中小企业和涉农贷款有效，而此时间段内的新增贷款在近期形成呆账的可能性很小，因此导致短期内该政策“优而不惠”的结果；银行业监管收费政策实行的是三年一定的收费政策，现行政策2010年到期；金融企业涉农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损失准备金税前扣除政策也是自2008年1月1日起至2010年12月31日止执行；对农村信用社的税收减免政策则分试点地区和进一步扩大试点地区，分别执行至2008年底和2009年底。
(二)部分政策尚在试点中或存在局限，受惠面有限
如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2009年仅在黑龙江、山东、河南、湖南、新疆、云南省等6个省(区)试点，2010年则扩大将江苏、安徽、内蒙古3省(区)纳入政策试点范围。又如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仅针对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三类农村金融机构而言，显然对服务农村且服务时间更长、遗留历史问题更多的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不公平。
(三)部分政策缺乏细则与整合，影响了具体执行效果
一是对有关概念内涵与外延缺乏科学的界定容易造成执行的混乱。如关于涉农贷款，在涉农贷款损失准备金税前扣除政策中，特指《涉农贷款专项统计制度》(银发[2007]246号)统计的农户贷款、农村企业及各类组织贷款；但在贷款增量奖励政策中，涉农贷款特指县域金融机构发放的，支持农业生产、农村建设和农民生产生活的贷款，具体统计口径以《涉农贷款专项统计制度》规定为准。根据银发[2007]246号文件，涉农贷款除了农村贷款(农户贷款、农村企业及各类组织贷款)外，还包括城市企业及各类组织涉农贷款。二是现行的农村金融扶持政策有些兑付、奖励条件设置有些笼统；有些程序性规定不甚明了，犹欠细则与整合，特别是缺乏源于基层贷款主体的民主监督及汇总申报考核确认的制度建设；有些则审查、审批程序复杂，各级各部门理解不一致，反复较多，执行成本较高。以上这些都影响到农村金融业务的引导与激励政策的有效实施。
(四)部分政策设置门槛太高，影响了农村金融机构的积极性
如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工作和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工作都强调遵循政府扶持、商业运作、风险可控、管理到位的基本原则，设置了一系列的条件，如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仅“对县域金融机构上年涉农贷款平均余额同比增长超过15%的部分，按2%的比例给予奖励。对上年末不良贷款率同比上升的县域金融机构，不予奖励。”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仅“对上年贷款平均余额同比增长，且达到银监会监管指标要求的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上年贷款平均余额同比增长、上年末存贷比高于50%且达到银监会监管指标要求的村镇银行，按其上年贷款平均余额的2%给予补贴”。这两个政策同时设计了与贷款增长、不良贷款率挂钩两个门槛，显然由于农村金融成本高、效率低的特点，对金融机构支持三农发展和提升农村金融服务质量、水平吸引不大，也不符合制度设计的初衷。
(四)针对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政策扶持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
一是资金扶持力度有待加强。一方面，由于农村信用社长期以来信贷资产质量和统计数据不实，根据2002年末全国农村信用社报表而计算的资不抵债金额并不是真实的损失数量；另一方面，对改革试点地区农村信用社的一半损失，短期内靠地方和信用社自身显然是无法弥补的。二是资金支持方式有待完善。与支持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国家以账面价格收购和剥离银行不良资产以及用外汇储备向银行注资的方式不同，国家对农村信用社改革在资金扶持上采取了“花钱买机制”的方式，力求促进改革措施的真正到位。但由于资金扶持条件的有限性和转制期限的仓促性，致使“花钱买机制”短期内唯以实现预期的理论效果。
二、国外农村金融扶持政策的实践及经验
为促进农村金融的发展，很多国家在农村金融扶持体系建设方面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和实践，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考察国外农村金融扶持政策实线及经验，对我国农村金融政策的建设和完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利用行政和法律等手段对农村金融服务进行强制和引导
一是政府扶持建立农村金融机构。美国、法国、日本都由政府出资设立了专为“三农”发展服务的金融机构，并通过立法明确了农村金融体系的主体和市场地位。印度出台了《银行国有化法案》，明确规定商业银行必须在农村地区设立一定数量的分支机构。印度储备银行要求商业银行在城市开设一家分支机构，必须同时在边远地区开设2-3家分支机构，否则将不予审批。二是对金融机构提供“三农”金融服务的责任进行强制或引导。如印度中央银行规定要求所有的银行包括外资银行要有18%的贷款投入到优先领域，即主要与农业有关的领域。《美国社区再投资法》规定所有的金融机构要把贷款的15%投放到社区，政府对达到法律要求比例的金融机构进行奖励。
(二)利用财税优惠政策对农村金融的可持续发展进行鼓励和引导
为提高农村金融服务“三农”的积极性，各国普遍采取在财政、税收、监管等政策上给予适当优惠。一是财政补贴。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就制定了农业改良资金补贴计划，规定商业银行从事低息农业贷款可以得到政府的利息补贴，因特殊呆账而造成的损失还可以得到政府的补偿。美国则以财政补贴为保障撬动涉农贷款，农场主可用尚未收获的农产品作抵押，从农产品信贷公司取得9个月期限的“无追索权贷款”，当市场价格不利时，农场主以农产品现货归还贷款，贷款公司从政府取得损失补贴。二是税收减免。这是各国普遍采用的一项优惠政策。泰国、荷兰等国家对主要的涉农金融机构给予长期的免税政策。美国的税法规定凡农业贷款占贷款总额25%以上的商业银行，可以在税收方面享受优惠待遇。三是政府直接或间接拨款，扩大农村金融机构资金供给。如日本政府通过提供低利贷款和认购低息贷款，为涉农金融机构提供资金支持。美国联邦土地银行可向金融市场发行债券和票据筹集资金。
(三)把合作金融作为农业金融制度的基础加以重点扶持
美国、德国、日本和法国等许多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合作经济是组织个体农民、个体工商户及中小企业发展经济、参与市场竞争的有效组织形式。合作金融的参加者多是社会中低收入阶层和贫困阶层，是市场竞争中的弱者。美国、日本、德国等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明确信用社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公益法人，免征税收。如美国国会于1937年决定对信用社享受免征联邦收入所得税的待遇，并在《联邦信用社法案》中作了明确的规定。同时，美国信用社的资金来源主要为其社员的储蓄性股份，作为一种长期负债，所有者权益由储备、公积金和未分配的盈余这三部分组成，并不包括储蓄性股份，所以社员存放在信用社的资金名义上仍被称为“股份”，其收益也即为“红利”，而不是利息，从而免征个人利息所得税，这两大免税特点使信用社迅速成为最受欢迎的金融机构。日本在政府的扶持下，建立了全国联网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扎根农村的合作金融组织，在农村发挥着信贷主渠道的作用。
(四)通过完善农村金融市场环境促进农村金融的规范发展和规避风险
在不断通过各种政策强制、鼓励和引导加大农村金融信贷投放的同时，各国政府也十分重视农业保险、担保、农村公共信息服务体系等的建立和健全，以便促进农村金融的规范发展和规避风险。一是支持农业保险的发展。美国于1938年颁布了《联邦农作物保险法》，并在此后进行了多次修正以对所有农作物进行保险。日本早在1929年就颁布了《家畜保险法》，经过多次修改补充，目前，形成了《农业灾害补偿法》。法国政府于1960年7月通过法律规定实行农业保险，1964年建立了农业损害保障制度，拓展了保险范围，并由国家农业灾害委员会负责补偿受灾农民的损失。1982年又通过法律强制实行自然灾害保险。法国农业保险体系基本上由私有保险公司组成，政府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二是健全农村信用担保体系。法国通过地方农业局对法国农业信贷银行向农业合作社提供的农副产品收购贷款进行担保；日本政府农林渔业信用基金协会和农林中央金库则共同出资设立了农林渔业信用基金(日本政府占83%)，对农林中央金库体系提供融资担保，支持其发放涉农贷款。三是改善公共信息服务。德国建立了面向农村的公共信息服务体系、信用体系、土地抵押品登记制度等为农村金融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服务。
三、借鉴外国经验完善我国农村金融扶持政策的建议
国际经验表明，给予农村金融政策扶持是推动农村金融改革发展必不可少的措施。因此，应充分借鉴外国经验，建立完善符合我国实情的农村金融扶持政策，推动金融资源要素向“三农”有效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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㈥ 如何做好新形势下的“三农”金融服务
“三农”工作关系国计民生，历来是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加快农村改革做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对于加强和改善“三农”金融服务提供了新机遇，提出了新要求。但也要看到，“三农”金融服务仍然是我国金融服务中比较薄弱的地带，“三农”金融发展中仍存在不少两难问题。笔者认为，做好新形势下的“三农”金融服务，必须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问题，努力把“三农”金融服务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首先，要处理好商业化经营与社会责任的关系，这是困扰“三农”金融服务的根本问题。笔者认为，金融机构服务“三农”应该坚守两个底线：一个是党和国家要求的社会责任底线。金融机构特别是国有控股的金融机构开展“三农”金融服务，是履行国有资本意志的必然要求，不能单纯地追求利润最大化，风险偏好也要建立在履行社会责任的基础上。另一个是商业化经营要求的保本底线。实践证明，不计成本、不讲风险地服务“三农”，会挫伤金融机构的积极性，也会削弱金融机构的长期服务能力。
金融机构在服务“三农”过程中，应当将这两个底线有机地统一起来。一是坚持以发展带动服务“三农”能力提升。金融机构要积极探索商业化服务“三农”的新路子，寓服务于发展之中。二是努力寻求商业化经营和践行社会责任的结合点与平衡点。在对外服务上，金融机构要积极运用商业金融模式支持政策性、公益性强的“三农”发展事业；在考评机制设计上，金融机构在考核基层机构点均、人均业务量和效益时，可探索加入对服务“三农”社会责任相关指标的考量，引导金融机构积极主动地服务“三农”。三是树立和增强“雪中送炭”的责任感。比如，在西藏、新疆等老少边穷地区，虽然经营成本较高，但当地群众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和愿望仍然较强，金融机构应坚持在这些地区设立多种服务网点，以发扬和体现社会责任感和担当精神。
其次，要处理好关于统筹管理和放权搞活的关系。“三农”客户具有受自然条件影响大、区域差异显著、信息不对称等特征，难以与一些金融机构过于集约化的经营体制相适应，这就要求金融机构妥善处理好统筹管理和放权搞活的关系，以进一步贴近市场、贴近“三农”，提高“三农”金融服务的效率。
一是厘清各级机构的职能分工。金融机构要深入基层、员工和客户，理清哪些事项需要总部统筹管理，哪些需要放权到分支机构，在此基础上合理确定各级机构的经营管理权限。二是积极稳妥地推动适度简政放权。金融机构可以采取“试点-评估-优化-推广”的方式，做到既放权于基层，缩短管理和决策链条，又“放而不乱”、风险可控。三是要做好管控引导。在具体经营事项交由分支机构负责的同时，金融机构总部也要切实加强管理、督导，形成服务“三农”的整体合力。
第三，要处理好业务发展与风险控制的关系。能不能科学而艺术地把握好业务发展和风险管理的平衡点，是决定“三农”金融服务成败的关键，最能考验出金融机构的服务能力和管理水平。应注意把握以下几点：
一是要坚守“三农”业务发展的风险底线。金融机构在服务“三农”的过程中，必须始终绷紧风险控制这根弦，坚持底线思维，任何时候都要将不良贷款控制在能“承受”范围内。二是适度提高对“三农”业务的风险容忍度。金融机构应通过优化调整经济增加值、内部转移定价等管理考核指标，打消基层机构服务“三农”的顾虑。监管部门也应坚持差别监管，适当放宽“三农”业务不良贷款等考核指标的监管标准。三是切实加强“三农”业务专业化风险管控能力。这是应对“三农”金融业务风险大的根本之道。
第四，要处理好资源投入和效益产出的关系。现阶段，农村金融资源投入大、经营成本高、效益产出低的问题仍比较突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金融机构对“三农”和县域市场增加资源投入的积极性。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多方努力。
一方面，金融机构要以战略眼光来审视和衡量“三农”金融业务。金融机构要从近景、中景、远景等不同角度进行对比分析，发掘“三农”业务的战略价值和长期效益，做好资源投入的总体规划。另一方面，要积极营造有利于增加农村金融资源投入的外部环境。各级政府应当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好对农村金融服务的各类财税、保险、货币和监管政策支持，强化正向激励。
此外，在发展创新型“三农”金融业务方面，一是要推动服务模式创新。重点是要强化城乡联动、行司联动、境内外联动，提供信贷、发债、票据、租赁、理财、保险等跨领域金融服务，构建新型综合化农村金融服务新模式。二是要推动产品创新。近年来，“三农”金融产品创新聚焦在破除农村抵押担保瓶颈上。农业银行在这方面也进行了积极探索，2009年推出了林权抵押贷款，近三年来累计投放林权抵押贷款172亿元。2014年，农行又率先在同业中推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管理办法》，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欢迎。三是要推动技术创新。当前要着力把互联网金融的理念、技术和产品运用到“三农”金融服务中。
㈦ 为支持三农发展提供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有哪些
“三农”工作关系国计民生，历来是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
党的十内八届三中全会对全容面加快农村改革做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对于加强和改善“三农”金融服务提供了新机遇，提出了新要求。但也要看到，“三农”金融服务仍然是我国金融服务中比较薄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