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怎样从社会筹集更多的资金用于社保
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的几种思路
内容提要]
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主要是资金问题，目前主要有无偿性收入筹资，有偿性收入筹资及公有资产出售筹资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筹资实现达不到政策意图，第二种方式受制于财政风险和宏观经济运行的风险，第三种方式有充足的理论依据和现实可操作性，它可以解决目前资金不足的困境。
[ 关键词] 社会保障资金 社会保障税 国债 公有资产出售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的关键是资金问题。社会保障资金的匮乏一直制约着这一制度的完善，从而从根本上影响着以“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为主旨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根据权益与义务配比的原则，社会保障资金应由政府－－企业－－居民个人分项负担。从居民个人来看，预防性储蓄假说已经表明了个人在积极地进行自我保障，这为政府分担了很大一部分难题。但其负面影响也是极大的，即直接影响到居民消费需求的提高，从根本上制约了积极财政政策的扩张效果。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其经济状况的恶化从另一个侧面暗示了政府应该负起社会保障的大部分责任。
政府如何筹集社会保障资金？从中国的实践来看，政府可以通过无偿性收入（税收）、有偿性收入（债务）和变卖公有资产这三种不同的方式来达到政策目标。本文的目的即在于分析比较上述不同方法的成本收益，力图寻求一种可行的途径。
一、 无偿性收入筹资
利用
税收为社会保障制度筹资最大的优势在于它的无偿性。政府没有还本付息的压力。随着“费改税”的逐步推行，开征社会保障税业已提上了议事日程，其主旨在于解决社会保障资金筹集中的非效率问题。在社会保障资金筹集的过程中，环节过多，操作复杂
，人财物耗费巨大，直接导致了效率的低下。开征社会保障税达到“强化社会保险费的征收，解决统筹缴费中的拖欠问题”，“使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固定化、规范化、社会化、集中化”的目的。这一目标在当前难以企及。
（一）提高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效率，实质上是解决资金拖欠，使之能及时、足额取得的问题。社会保障税开征的初步设想是将待业保险、养老保险基金等五大收费项目“费改税”。然而这一设想无助于改变目前资金筹集的困难处境。因为：（1）中国社会保障的范围主要是国有性质的企业和机关的职工，根据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收费理所当然地以国有企业为主。国有企业经济效益普遍低下，拖欠社会保障费是不得已而为之。开征新税后，名称的改变不会对税源的扩大产生多少积极的影响。（2）公共财政的性质决定了以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为特征的林达尔均衡在现实中极难实现，搭便车现象不可避免。在以法制健全、税收征管严密著称的西方诸国中尚且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在法制极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则更是平常不过。（3）开征社会保障税之后，“欠费”现象是消失了，但不过是以“欠税”代替而已。因为中国社会的特色决定了政府文件的效力并不逊色于人大的法令，在某种程度
上还略胜一筹。政策性收费已经具有了税收的强制和固定的特征，它和税都是国家强制力的表现，名称的互换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问题。不可否认，统一的税率可以解决政出多门、收费标准不统一的问题，但若要达到此目的，从行政上进行改革做到政令统一，亦可以取得相同的效果。（4）欠费问题的根本解决在于微观经济主体效益的提高，并且应有健全的法制和严格的执法来保证-----社会保障税显然没有这方面的效力。
（二）从世界各国的实践来看，社会保障税一般是以工资收入为课税对象，普遍实行累进税率的。“职工个人以工薪收入、国有企业以职工工资总额、个体与私营企业主以缴纳所得税为纳税对象，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应纳税由政府预算直接安排。”的税制设计，隐含了这样一个前提，即：预开征的社会保障税的课税对象与已开征的所得税的课税对象同源。对个人（含个体工商户）的课税客体与个人所得税相同；对企业的课税只不过是企业所得税的翻版。因为企业的计税额是纳入成本的，最终只不过是在减少企业所得税的同时，增加了社会保障税而已；行政事业单位职工一手从政府手中拿到薪水，一手又缴纳社会保障税或直接由政府安排，这对增加社会保障收入意义不大。此为其一。其二，如果说开征社会保障税的动因是要解决收费中的高成本问题的话，那么过高的税收成本也可能使得新税的实施效果不容乐观。课税成本的加大是世界性的，如美国在本世纪80年代初期，将其所得税提高1%则会导致每筹集1美元的税收收入所增加的效率成本达到增加收入额的17%-56%。而在中国，据湖南省国税系统的调查，1995年全省税收平均成本收入率为5.31%-47.3%，也就是说税收净收入只有50%多一些
。在个别的税务所，这一比率竟高达179%。如果维持这样的税收收入---成本比率，社会保障资金的运用成本只会水涨船高，而恰恰与预期相反。
抛开社会保障税开征障碍的其它原因不谈，从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目前，政府以无偿的即期收入（税收）来弥补社会保障资金缺口的可能性不大，虽然它在未来税收秩序理顺后自然应该是稳定的资金来源。
二、有偿性收入筹资
发行长期国债来筹集社会保障资金是许多
制度设计者的底线，长期的国债可以为社会保障制度提供必须的资金，可以变现收现付制为基金制，且为国企改革、整个国民经济的好转提供制度保障和充裕的时间。支持这一观点的理由可以概括如下：（1）宏观债务负担不高，“虽然国债及赤字规模的急剧扩大增加了我国财政的债务负担，但仍在经济承受范围之内。国债负担率和财政赤字率远远低于国际警戒线“（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处1999）。(2) 居民应债能力偏低。整个九十年代居民的应债能力基本上在1％上下徘徊，波动很小。而居民储蓄存款增长年均32.7%，增长既快且稳，低下的居民应债能力给政府以充分的发债空间。（3）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的扩大不会引起通货膨胀。1993年以后财政不再向中央银行透支斩断了财政赤字直接形成银行增发货币从而引起通货膨胀的可能性。
下面对以上
理由进行剖析。
1．政府债务与GDP的比例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我国的财政债务与市场经济国家的财政债务并没有直接的可比性，因为市场经济国家的财政债务一般都等于公共部门债务，而我国的公共部门债务或国有部门债务远大于现在所计算的财政债务。其中造成差别最大的两个项目一是国有银行体系的不良资产中的潜在损失，一是隐性养老金债务。国有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至少达12000亿，这是资产管理公司将要接收的总额。除此之外，还有三个部分只能作粗略的估计。一是没有回收希望的坏帐，即按新的贷款分类法划分的第五类贷款。按目前的政策，这些贷款不向资产管理公司转移，由银行自己冲销，这种不良贷款至少有3200亿，（张春霖2000）。二是1996年1月1日以后形成的不良贷款。它不包括在12000亿元之内。按估计应在8800亿元左右。三是政策性银行的不良资产。三家政策性银行的不良资产当在3000亿左右（朱民1999）。如此算来，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总规模当在27000亿元以上
。除去可以回收的，这其中不良贷款的净损失将在19860亿元左右。占据1999年GDP的24％。相比
之下，国家对国有职工的隐性养老金债务（IPD）的总额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因为它取决于未来几十年的一系列经济参数变化，包括经济增长率、实际利率、工资率等。按照世界银行1996年的测算，这部分债务相当于1994年GDP的比例在6％－40％之间。仅仅把银行不良资产损失和隐性养老金债务加在一起，占1999年DGP的比例最高可达64％。如此，还能得出我们的宏观债务率在安全线以下的结论吗？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债悖论[ 1]（ 刘溶沧1999 ）不存在。做出这样结论的一个根本依据是中国国有经济的基本结构是一个由财政、银行、企业组成的“三位一体“，多年改革并没有根本上改变这一性质。财政、银行、企业基本上仍然是国家的三个钱袋，相互间的独立性十分有限。中国仍然面临未完成的改革。
2．居民应债能力的提高受到下列因素的严重制约：
（一）财政因素
（1）财政债务重负。中国财政已经不堪重负，不宜再大量发行国债。因为从中国经济“软着陆”之后，财政正在寻求一种平衡的运行机制，首当其冲的便是大规模地消减财政赤字，但是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这一进程放慢了步伐。政府反危机时采用国债这一政策，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政府的债务偿付到了不得不借助于国际社会的援手时，财政风险就转化了货币风险，进而引起金融动荡。中国政府实行的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曾被认为是防范亚洲金融风险的成功举措。在财政自身难保的形势下，巨额债务缠身的危险决定了提高国债的规模进而提高居民应债能力无异于饮鸠止渴。它只能是权宜之计而决不能长久。
（2）超金边债券的风险
超金边债券是一柄双刃剑，它即是政府吸引公众投资的有力武器，也是使政府陷入泥潭的罪魁祸手。超金边债券是起了加速债务规模膨胀的角色的。它不仅使效率的权衡机制受到损害，而且会使国债的规模以几何级数增长。长此以往，国债规模势必失控，由此导致的财政危机和需求膨胀以及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的风险在所难免（张馨1997）。“超金边债券”如同催化剂一般使这一过程加速。
（3）国债幻觉的消失
随着税收信息不对称的逐步减少和居民纳税意识的提高，公众的国债幻觉也在不断的消失。人们不再认为持有国债是增加一笔财富，而认识到可能会增加未来的税收负担。经济学家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了在高公债--收入比率的国家，李嘉图等价定理成立（达拉马格斯1988）。出于福利最大化的考虑，减少国债的购买量也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二）金融因素
（1）强迫储蓄和异常储蓄
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随着经济决策权力的分散化和风险由集中控制向分散化的转变，未来的不确定性使得居民进行强迫储蓄成为必然。强迫储蓄可以认为是由于自愿事先储蓄、持币待购和谨慎性动机而进行的储蓄，它主要包括：（1）在制度变迁预期下为了预防不测之需的谨慎性储蓄，如养老、防病、失业的储蓄；（2）商品使用价值的特性决定的储蓄，如居民为住宅这一最大的耐用消费品而进行的储蓄；（3）为即期消费易腐性而又是生活必需的商品进行储蓄；（4）教育制度的改革使得父母必须为子女的教育进行储蓄。异常储蓄是指由于税款的流失，国有企业资产的流失，以及国家金融资产转移到个人手中而形成的储蓄（刘保军1998）。随着国家金融存款实名制工程的逐步完成，居民储蓄存款在很大程度
上便得以明示。这样一来，居民用来应债的资金来源便不如现在这般充足。居民的实际应债能力便会大大提高，进一步提高它的余地便不会太大。
（2）过度储蓄的风险
由于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产权主体的一致性,国有银行对国有企业的债权是软约束,加上我国社会保障机制的不健全,政府和企业职工之间存在着隐含的”社会契约”,使得国有银行在政府干预下难以对不能归还贷款的国有企业行使”退出”的惩罚权力。（张军1994）银行贷款回收不利，使得国有银行不良资产越积越多。而与此同时，居民对国有银行的债权却是硬约束，这一软一硬内含着金融风险的可能性。国有银行的性质决定了它不会倒闭，在凭借垄断地位获取利润的同时，它将不良贷款的风险外化给政府，即政府最终要对居民存款负全部责任，这必然会加大财政风险。众所周知，当前财政抵御风险的能力是极其有限的，在财政无偿性收入比重下降的形势下，发债还钱成了唯一的途径。在资本市场不健全的同时，居民将银行储蓄变现，转而投资国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国有银行的性质决定了他实质上是在利用
国家的信用吸储，在银行信用崩溃之时，同样依靠国家信用发行的国债还能有几人去买？居民此时的理性在很大程度
上限制了居民应债能力的提高。
（3）货币替代的风险
货币替代（Currency Substitution）是指一国居民对本币的币值稳定失去信心或本币资产收益率相对较低，从而导致大规模货币兑换以及外币在本国流通的现象。近年来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和对外开放的扩大，国内居民对外币的需求大幅上升，而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以及对资本管制的不对称性（即对资本流入管制较松，而对资本外流管制较严）都促使这种需求转化为现实的资本替代。就其绝对量来说，1994年3月我国居民的个人金融资产约为2.7亿元人民币，其中美元资产占了130多亿，而到了1996年底，美元资产已上升为200多亿元。中国政府承诺人民币不会贬值的诺言，随着周边市场“示范效应”的扩散，居民的信心开始有所动摇。在连续数次降息之后，人民币名义利率已经低于同期美元存款名义利率，在“货币幻觉”的作用下，对人民币贬值的预期加速了资本的外流。据估算，1995年和1996年资本外流的数额已经达到了272.386亿元和212.807亿元(李扬1998),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数量一定有所增加。从长远看，这是侵害居民应债能力的一大隐患。
3．忧虑高赤字与高通胀在通货紧缩的今天有点不合时宜，但必须警惕这种可能谁都不愿接受的结果。在正常情况下政府的财政支出是通过税收融资的。如果政府正常的收入不能满足政府支出的需要，则要发行公债来弥补财政赤字。而如果发债以后仍然不足以弥补，政府就必须通过“印票子“的方式融资。此时就会出现货币供应量增加的问题。而政府出于铸币收益的考虑，更倾向于用这种方式来购买商品和劳务，除非公众相应增加对货币的持有（增加货币需求量），否则就会出现通货膨胀。而物价的上涨与政府欲保有铸币税的矛盾使得通货膨胀进一步恶化。各国政府试图使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企图，几乎无一例外地导致了通货膨胀甚至恶性通货膨胀。这是非常危险的。虽然目前还没有出现通货膨胀的苗头，但持续的刺激，包括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双扩张，有可能在刺激物价上涨的同时带来今人难以相信的后果。目前的中国财政正在危机之中，债务依存度和偿债率都远远超过了国际警戒线，而原来
所谓的宏观应债环境宽松境况并不存在。而且从货币政策的实施来看，一种“以毒攻毒”即以通货膨胀来应对通货紧缩的主张开始成为主流。财政货币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不协调势必造成各自为战的结局。重刺激又会使已经回归理性的泡沫重新膨胀，新一轮的通货膨胀不可避免。
三、公有资产出售筹资
那么，政府的社会保障资金又该从何处筹集？本文的分析可以提供一个可供操作的思路。
借用斯坦利.费希尔和威廉. 易斯特利（Stnley Fisher and William Easterly)的“政府预算约束的经济学”的理论，政府为其赤字筹资的种种基本方式可以用恒等式来表示：
（1）财政赤字＝货币印刷＋外汇储备＋对外借债＋对内借债。
（2）Ð＝（初级赤字／GDP）－（铸币税／GDP）＋（实际利率－GDP增长率）Ð
说明：1、Ð=政府债务/GDP
2、初级赤字＝公共部门非债务支出－（政府税收收入＋政府资产出售收入＋债务和铸币税以外的其它公共部门收入）。
（1）式表明，政府可以通过铸币税收入和资产收入来为赤字筹资。外汇储备是一种政府资产，是政府持有的对外国中央银行的债权，和本国政府持有的其它资产具有相同的性质。当政府用外汇储备来购买外国政府债券或其它金融资产时，这一点就更为清楚。出售外汇可以用来弥补财政赤字，出售其它资产同样也可以成为财政赤字筹资的一种途径，尽管出售其它资产对国际收支和货币供应量产生的效应与出售外汇储备不同。我国拥有一个庞大的公共部门，公共部门资产出售导致的收入增加可以计为初级赤字的减少。
（2）式表明政府在赤字中用铸币税收入和资产出售收入弥补的比例越大，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越不容易
升高，因而也就越有利于强化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弱化财政风险。如果可以用发行大量国债的方式来为社会保障体制筹集资金，那么出售资产同样可以达此目的。资料表明增加的政府开支主要投入了国有部门，发行国债就意味着国有部门的扩大，而出售资产则意味着国有部门规模不变或者收缩。从这个角度来看，发行国债只是一种筹资行为，出售资产筹资可以同时成为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手段，可以把宏观的总量政策与微观的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按照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确定的“有进有退”的方针对国有经济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和布局调整，大幅度收缩战线，这样做有利于财政体系和证券市场的健康，也是中国经济实现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
收缩国有企业要面临短期内社会不稳定风险加大的考验，还不可避免地遇到现有权力和利益集团的重重阻力。这并不能成为我们只顾眼前利益采取“政府分钱分物”“企业跑步钱进”等轻车熟路的扩大国有企业规模的”输血政策”的借口。90年代中期以前，国有企业改革政策的基本目标是搞好每一个国有企业，维持甚至扩大国有经济的地盘。为实现这一目标，政府就必须通过银行和财政体系向国有企业注入资金。在80年代中期财政无能为力之后，政府只好依靠银行体系把居民私人储蓄引入国有企业。但是到90年代中期，这种做法已经难以为继，因为巨额不良贷款已经使银行体系处于相当危险的境地。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政府采取的根本性的化解银行风险的做法使得国有企业作为一个整体从银行获取资金供应愈加困难。在面临“输血政策”和“改革政策”的选择时，后者的眼前风险以及对国有经济进行根本性的改革需要艰难和危险的探索等因素使政府理所当然地选择了前者。即对国有企业继续维持甚至增加资金供应，以缓解国有企业的“实际困难”减少社会上不稳定的风险，也可以保证现在对国有企业拥有实际控制权的利益集团继续保持其控制权。在不增加银行体系风险的条件下做到这一点，财政体系和证券市场就必须负担起把私人储蓄引入国有企业的任务。给定政府现有的税收能力，这意味着更多的政府债务。以国有企业为核心的三位一体是体制内矛盾的核心，不深入内部而仅仅依靠所谓的下岗分流，“减员增效”、持股权等来搞活国有企业是不可能的，二十年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真正解开这一死结，出售国有企业的资产是可行的路。当初以获取低现值的现在已经失去或正在失去劳动能力的居民要求
将自己当年创造的价值变现来解决最基本的生存问题，无论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上还是从人道主义考虑，都是合情合理的。一个有正义的社会和政府应该支持这种要求
，并从行为上加以可行性的操作。当前，出售的资产一定要是有价值的，应做到“靓女先嫁”（樊纲1999）。至于说要卖什么，卖多少，则是一个具体操作的问题。一段时期以来国有股减持的理论依据也在于此。它在具体运作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是意识形态问题和定价问题，如果按照真实价值为参考定价，问题便会迎刃而解。
四、结论
以上
的比较分析表明，当前解决社会保障资金匮乏，特别是历史欠帐问题，一种比较合理而且较易操作的方式就是减持国有股。将筹集到的资金用于解决老职工的保障问题，以解燃眉之急。至于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所需求的资金还应以政府无偿性收入来取得，这有赖于财税体系的完善，更确切地说是“费改税”的真正完成。当然，转变社会保障的操作方式，更多地借助于市场的力量，提倡自我保障也是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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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为什么现在用黄金作为外汇储备
黄金基本不贬值。
③ 军事评论员宋晓军为什么说日本的养老金是中国花的钱
日本财政收入很大一部分依靠国债，日本的国债很多被中国购买作为外汇储备。日本预算现在一半依靠财政收入，一半依靠新发国债，而日本预算支出主要是社会福利，养老金也是里面的大头。
④ 关于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问题...
美国的数量宽松政策是否能够生效 http://www.jrj.com 2009年04月21日 17:17 《中国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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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来看，美国购买长期国债将给我国外汇储备带来账面增值。但长期来看，巨额的美国国债考验着中国的政策选择
何帆 马锦
数量宽松政策的影响机制
2009年3月18日，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发布政策声明，指出美联储将继续保持联邦基金利率在0～0.25％的目标区间不变，同时还推出更为激进的措施：一是通过增加购买7500亿美元的机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和1000亿美元的机构债，扩大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规模，以便为抵押贷款市场和楼市提供更大支持；二是在未来6个月内购买多达300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这标志着美联储的政策导向已经从传统的利率政策转为倚重数量宽松政策(quantitative easing policy)。
通常情况下，美联储主要通过在公开市场操作影响短期利率。但是，随着美联储的不断降息，美国的基准利率已经降到了“零利率边界”。这意味着传统的利率政策基本失效。在此情况下，美联储只好依靠非常规的数量宽松政策。
所谓数量宽松政策，是指中央银行通过增加其资产负债表的规模影响金融市场上的利率水平、资产价格和经济产出。除此之外，中央银行还可以通过改变其资产负债表的结构对利率水平、资产价格等产生影响。有的学者就将前者称为数量宽松，而将后者称为性质宽松(qualitative easing)。举例来说，中央银行可以从金融机构手中购买国债。假设中央银行从一家养老基金手中购买100万美元的国债，养老基金在卖出国债的时候得到了现金，因此其在商业银行的存款就会增加100万美元，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也相应增加。中央银行也可以直接从商业银行手中购买国债。商业银行卖出国债的时候得到了现金，其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就会直接增加。当商业银行的存款增加之后，它就有能力增加贷款，因此，这将带来货币供给的扩大，并刺激经济增长。中央银行购买金融资产的时候，往往会增加流动性较差、风险更高的资产。这是因为，如果中央银行只是购买高质量的资产，对商业银行的帮助不大，只有当中央银行从商业银行那里购买风险较高的资产，才能帮助商业银行减少损失。对于中央银行来说，这意味着中央银行以好资产置换了金融机构的坏资产，金融机构可以“轻装上阵”，但中央银行则要承担相应的风险。
当利率政策无所作为的时候，数量宽松政策依然可以发挥作用。数量宽松政策的影响机制主要有以下渠道：一是资产组合渠道。当各种资产之间不是完全可替代时，居民会在货币供给增加的情况下重新配置资产组合。当中央银行通过数量宽松政策向金融市场提供更多的货币之后，居民可能会觉得手上的现金过多，而把一部分现金换成其他资产。这就导致非货币资产的价格提高。资产价格提高之后，按照托宾Q理论，会拉动投资、刺激经济增长。二是财政渠道。当中央银行购买国债的时候，相当于以通货膨胀税取代了直接税收如收入税，这将使得政府的预算约束更加宽松，可以方便政府放开手脚，实行减税或增加公共开支的政策。三是相对价格渠道。中央银行可能持有各种不同种类、不同期限的金融资产。比如，美联储持有的国债期限从4周到30年不等，但平均的期限是1～4年。如果美联储增加对长期国债的购买，长期国债的价格就会上升，收益率减少，长期国债的利率就会下降。中央银行通过调整资产组合，可以对不同金融产品的相对价格产生影响。
美国的数量宽松政策能否生效
美联储采取数量宽松政策的主要目的：一是弥补国债发行缺口，继续向世界推销美国国债。根据奥巴马政府的预算，2009财年的财政赤字将达到1.75万亿美元，占美国GDP的12.3％。估计2009年美国国债的发行量将达到2万亿美元，而国内外投资者购买的意愿均不强烈。从外国投资者来看，出口导向型和能源输出型国家贸易顺差减少，使其购买能力不足。出于对美元贬值的担忧，原来大量购买美国国债的国家如今也不得不三思而后行，尤其是很多国家开始抛售美国长期国债，转为购买短期国债。从国内投资者看，由于经济不景气和失业加剧，美国居民的收入大幅减少，增持美国国债的数量也不会太大。2009年美国国债的需求可能会有1.8万亿美元，与2万亿美元的国债供给存在至少2000亿美元的缺口。美联储通过购买长期国债，一方面促使长期国债价格上升，可以阻止外国投资者大量抛售美国长期国债，并吸引更多投资者进入国债市场；另一方面，美联储直接购买美国国债也有逼迫他国购买的意味，如果外汇储备充裕的国家和有支付能力的本国民众都不买的话，那就只有美联储自己“印钞”买了。二是改善私人信贷市场条件。由于国外投资者对美国长期国债的减持，长期国债价格持续走低，收益率上升。截至今年3月17日，10年期美国国债的利率一度攀升到3.01％，比年初提高了80个基点。作为金融产品定价的基准，美国国债尤其是长期国债的利率不断上升，无疑会提高银行信贷、企业债券和房地产融资等各项中长期金融工具的融资成本，进一步打击美国经济。美联储购买3000亿美元国债的消息传出，5～10年期国债的利率下降了大约0.5个百分点。美联储希望，随着国债利率走低，抵押贷款利率也能下降，并缓解很多居民的还债压力。三是通过通胀减轻美国债务负担。巨额的赤字将大大增加美国政府的债务负担，而近期国债收益率的攀升也将增大政府的付息负担。美国正处于经济负增长、通货紧缩的局面。如果进入通胀通道的话，可以“一石三鸟”，既降低国债收益率，又提高经济增长率和通胀率，还有助于减轻政府的债务负担。
美联储已经将其资产负债表余额从2007年7月份的8680亿美元推高到了今年3月中旬的32186亿美元。尽管从理论上讲数量宽松政策为中央银行在零利率时代提供了更多的政策工具，但其效果是否有效，仍然有待观察。从历史经验来看，日本曾经在2000～2005年采取了数量宽松政策，但效果并不理想，银行的储备资产增加了，但信贷并未相应增加。美联储的数量宽松政策也可能遇到一系列的挑战：第一，金融危机爆发后，美联储通过降息和提供贷款等方式，已经给商业银行提供了大量的资金。从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角度来看，商业银行的短期存款并不稀缺，但问题是其持有大量价值缩水、缺乏流动性的长期资产。从企业和居民的角度来看，如果以前的过度负债使得企业和居民的资产负债表恶化，那么它们现在最迫切的压力是偿还债务，对借贷的需求也不强烈，因此，数量宽松政策能否有效地解决信贷紧缩的困境，仍然值得怀疑。第二，抵押利率过去一直随着国债利率变化，国债利率下降则抵押贷款利率也下降。但是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由于房地产市场的违约率不断提高，抵押贷款利率和国债利率之间的利差不断扩大。考虑到房地产市场的潜在风险，抵押贷款市场出现了萎缩。因此，数量宽松政策能否传导到住房市场，也不容乐观。第三，货币的超额发行将导致通货膨胀抬头。尽管从目前情况来看美国遇到通货紧缩的压力更大，全球范围内生产能力过剩，近期通货膨胀的压力似乎不大，但是随着经济复苏、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缺口缩小，则通货膨胀很可能卷土重来。数量宽松政策放出来容易，收回去很难。一旦美国遇到通货膨胀的压力，美联储要么提高利率，但这将使得美国经济的复苏更加困难，要么忍受更高的通货膨胀，这将导致美元进一步贬值。
数量宽松政策对中国的影响
美国此次购买长期国债将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国际资本流动报告(TIC)显示，截至2009年1月末，中国已持有7396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居各国持有美国国债总量的首位。短期来看，美国购买长期国债将给我国外汇储备带来账面增值。我国以美国国债形式持有的7396亿美元和以“两房”债券为主的机构债形式持有的5106亿美元，二者均可因债券市场价格的上扬而增值。但长期来看，巨额的美国国债考验着中国的政策选择。如果中国抛售美国国债，将导致美国国债价格大幅下降，甚至会出现债市恐慌性抛盘，那么中国尚未抛出去的美国国债将面临巨大的损失；而如果继续持有美国国债，就要承担美元贬值和资产损失的风险。事实上，自次贷危机以来，中国仍在不断增持美国国债，但增持的数量在逐月下降。从2008年10月到今年1月份，中国分别增持美国国债659亿美元、290亿美元、143亿美元和122亿美元。高额的美国国债余额将成为中国经济更大的掣肘。事实上，美国挽救危机的过程也就是债台高筑的过程。如果中国没有良好的减持措施的话，危机过后，对美国国债持有量也将剧增。
为了更好地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我们应该注意：第一，增强对外话语权。中国要力争在维护世界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上发挥重要作用，在改革国际货币体系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同时要求美国政府制定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为美国国债的市场价值提供担保，并以此作为继续购买美国国债的条件。中国可以承诺不减持美国国债，但美国必须承诺不盲目发行新的国债，而且在发行新国债的时候应和通货膨胀挂钩，甚至可以仿照当年卡特政府在德国发行德国马克债券融资的方式，在中国发行人民币债券，这将有助于中国规避汇率风险。第二，抓住大宗商品价格低迷及海外优质资产价格偏低的有利时机，增加有色金属、能源、铁矿石等的收储量，适当购置海外优质资产、股权等，一方面为国家存储战略资源和潜力资产，另一方面也可使外汇储备更加多元化，提升抗击国际金融危机的能力。第三，加快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只有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交易量不断增多，成为国际性的货币，才能真正摆脱美元贬值的风险，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才能脱离“两难”的困境。目前可逐步推进人民币国际结算、开展双边货币互换，并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山东大学经济学院
⑤ 外汇储备是什么意思其作用
外汇储备（foreign exchange reserve），又称为外汇存底，指一国政府所持有的国际储备资产中的外汇部分，即一国政府保有的以外币表示的债权 。是一个国家货币当局持有并可以随时兑换外国货币的资产。狭义而言，外汇储备指一个国家的外汇积累；广义而言，外汇储备是指以外汇计价的资产，包括现钞、黄金、国外有价证券等。外汇储备是一个国家国际清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对于平衡国际收支、稳定汇率有重要的影响。
外汇储备的具体形式是：政府在国外的短期存款或其他可以在国外兑现的支付手段，如外国有价证券，外国银行的支票、期票、外币汇票等。主要用于清偿国际收支逆差，以及干预外汇市场以维持本国货币的汇率.
外汇储备的作用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调节国际收支，保证对外支付。
二是干预外汇市场，稳定本币汇率。
三是维护国际信誉，提高对外融资能力。
四是增强综合国力和抵抗风险的能力。
一定的外汇储备是一国进行经济调节、实现内外平衡的重要手段。当国际收支出现逆差时，动用外汇储备可以促进国际收支的平衡；当国内宏观经济不平衡，出现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时，可以动用外汇组织进口，从而调节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促进宏观经济的平衡。同时当汇率出现波动时，可以利用外汇储备干预汇率，使之趋于稳定。因此，外汇储备是实现经济均衡稳定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手段，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一国经济更易于受到其他国家经济影响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一般说来，外汇储备的增加不仅可以增强宏观调控的能力，而且有利于维护国家和企业在国际上的信誉，有助于拓展国际贸易、吸引外国投资、降低国内企业融资成本、防范和化解国际金融风险。适度外汇储备水平取决于多种因素，如进出口状况、外债规模、实际利用外资等。应根据持有外汇储备的收益、成本比较和这些方面的状况把外汇储备保持在适度的水平上。
外汇储备作为一个国家经济金融实力的标志，它是弥补本国国际收支逆差，稳定本国汇率以及维持本国国际信誉的物质基础。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往往要持有高于常规水平的外汇储备。但是，外汇储备并非多多益善，近年来我国外汇储备规模的急剧扩大对经济发展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
1、 损害了经济增长的潜力。一定规模的外汇储备流入代表着相应规模的实物资源的流出，这种状况不利于一国经济的增长。如果我国外汇储备的超常增长持续下去，将损害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力。
2、 带来了较大的利差损失。据保守估计，以投资利润率和外汇储备收益率的差额的2%来看，若拥有6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年损失高达100多亿美元。如果考虑到汇率变动的风险，这一潜在损失会更大。另外，很多国家外汇储备构成中绝大部分是美元资产，若美元贬值，则该国的储备资产也将严重缩水。
3、 存在着高额的机会成本损失。我国每年要引进大约500亿美元的外商投资，为此国家要提供大量的税收优惠；同时，我国又持有大约60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闲置不用。这样，一方面是国家财政收入减少，另一方面老百姓省吃俭用借钱给外国人花，其潜在的机会成本不可忽视。
4、 削弱了宏观调控的效果。在现行外汇管理体制下，央行负有无限度对外汇资金回购的责任，因此随着外汇储备的增长，外汇占款投放量不断加大。外汇占款的快速增长不仅从总量上制约了2004年以来宏观调控的效力，还从结构上削弱宏观调控的效果，并进一步加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使央行调控货币政策的空间越来越小。
5、 影响对国际优惠贷款的运用。外汇储备过多会使我国失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优惠贷款。按照IMF的规定，外汇储备充足的国家不但不能享受该组织的优惠低息贷款，还必须在必要时对国际收支发生困难的其他成员国提供帮助。这对我国来讲，不能不说是一种浪费。
⑥ 2017年养老金上调多少
养老金储备是指制度化养老金储备，包括社会养老保险、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个人退休账户、商业养老保险。养老金储备也是重要的国家储备，其地位与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外汇储备及石油储备，而且养老金储备设有个人账户，更是家庭财富的有效组成部分，因此，养老金储备与管理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大力扩张养老金储备，鼓励居民将养老金储备放在家庭理财首位，让养老金储备成为家庭最大财富，我们也要学会将社保、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缴费看作是一种“投资”行为，树立养老金储备、为养老而投资的观念，这是一种投资观改变，也是一种人生观与价值观的改变。只有养老金储备充分的前提下，居民才可能自信消费，从容投资、体面投资。
在没有足够养老金保障的前提下，现实中出现的所谓“资产荒”，是没有足够养老金保障下的“理财慌”、“心理慌”，当然也叫“资产慌”。因此，这种“资产慌”也是养老金空虚下的“资产保值慌”，心发慌，它再次表明了养老保障的重要性。
在美国，个人家庭金融资产中，养老金储备占据了1/3的比例。正是因为美国人做足了养老金储备，因此，他们不炒房、不炒股，甚至也不用存太多钱。2016年统计数据：92%的美国家庭为退休而储蓄;85%的美国家庭拥有DC退休计划账户;67%的美国家庭通过雇主主导的退休计划而购买第一只共同基金;63%的美国家庭拥有IRAs。
第二，未来十年，在私人养老金的支持下，中国公募基金可扩容10倍，它将成为家庭理财的最重要伙伴及选择。这也是“去散户化”的最重要通道之一。
公募基金是专家投资、组合投资、分散投资，也是长期投资、价值投资、责任投资。它是家庭理财的天然盟友和战略伙伴。美国家庭不炒房、不炒股，除了养老金储备，就是购买共同基金。
截至2016年底，美国公募基金净值19.22万亿美元，共同基金16.34万亿美元;9400万个美国人持有共同基金;5490万个美国家庭持有共同基金;43.6%的美国家庭持有共同基金;美国家庭持有共同基金资产中位数为12.5万美元;64%的美国家庭持有共同基金占其金融资产的比例超过一半;美国家庭持有共同基金数量中位数是4只;86%的美国家庭持有股票基金。
截至2016年底，我国公募基金净值仅为9万亿元，如果剔除货币基金，公募基金规模更小，仅有5万亿元左右，因此，我国公募基金规模急需大扩容、大发展。然而，没有养老金支撑的公募基金，做大规模是有难度的。
因此，在养老金储备做实、做大、做强的同时，公募基金也应同步加速发展。唯有如此，才能让养老金与公募基金成为A股“去散户化”的最重要力量，从而改变A股生态。反过来，健康的A股生态，也会为养老金保值增值及公募基金投资绩效的稳定提供肥沃土壤。
在2015年加杠杆的大牛市中，从2014年7月走出2000点到2015年6月最高点5178点，仅用11个月时间，而从5178点跌至2016年1月的最低点2638点，仅用了半年时间，还有全国总动员“大救市”。这一种短牛、快牛、疯牛格局，就是我们的A股生态。
在这样一个A股走势曲线图上，投资管理人必须要有钢铁般的意志和坚强的心脏，所以，我们的养老金投资管理人确实不易，他们既要追求投资绩效应对考核，又要保证养老金安全，这是一个两难的目标。
下面再看看美股生态，近30年来，美股经历了三轮大牛市，第一轮牛市（1987~2000年）长达13年;第二轮牛市（2001~2007年）长达6年;第三轮牛市（2009~2017年）长达8年。
当我们的A股牛市一般只能维持一年半载时，美股牛市却可持续五年、八年、十年，这样的一种慢牛、长牛，它让投资者更体面、更从容，更有耐心，在这样的股市生态下，投资管理人会更幸福，他们更能做长期投资者，更能获得稳健的长期收益率。美国的公募基金也不会像我们的证券投资基金一样在熊市遭遇巨大的赎回压力。
两个股市、两种生态，差异何在？
美股是典型的“机构市”，它与中国典型的“散户市”正好相反。据Morgan Stanley今年6月底的数据显示，在美股交易额中，散户交易占比仅为11%，而中国A股市场散户交易占比却高达85%左右，在牛市甚至超过90%。机构投资者短缺，尤其是养老金与公募基金规模狭小，正是A股“散户市”、“政策市”及“短牛长熊”形成的重要原因。
⑦ 外汇储备到底能不能分给老百姓
张 明经济学家张维迎几年前曾提出将一部分外汇储备分给老百姓的观点，引发了激烈争论。今年春节期间，经济学家邱晓华再次在微博中提出类似观点，同样引发了激烈争论。笔者没有参与这次争论，一直在潜水旁观。截至目前，似乎是反对者居多。
反对者的主要论据有：
第一，外汇储备是央行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对应的负债是央行通过外汇占款发出的基础货币。在负债没有相应缩减的前提下，央行不可能将外汇储备资产直接分给老百姓。换句通俗的话来说，央行当年积累外储的过程是老百姓将美元卖给央行、换回人民币的过程，如果未来老百姓想用手中的人民币换回美元，但央行的外储已分光了，这如何是好？
第二，我国大部分老百姓还是低收入阶层，既不能出国旅游，也无财力把孩子送去国外上学。当他们收到相应的美元之后，很可能会到银行将美元换为人民币，而这些美元最终可能再度回到央行手中变为外储。与其如此麻烦给老百姓发钱，不如央行直接印人民币发给老百姓得了。
第三，针对有人建议可将外储投资收益分给老百姓的建议，反对意见是，当前的外储投资收益已由央行上缴中央财政了。将外储投资收益分给老百姓的建议，其实不过相当于财政部通过各种手段直接给老百姓发钱而已，没有太大意义。
这些反对论据自然都有其道理，至少说明单方面从央行那里剥离出外储并直接分给老百姓的做法，在当前环境下是不可行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以变通的方式来将外储间接地分给老百姓。
让我们来考虑以下一种方案。第一步，由财政部发行一批特别国债；第二步，财政部用这批特别国债与央行外储资产按市场价值置换；第三步，财政部用置换得到的外储资产组建一个主权养老基金，专门投资于海外资产市场；第四步，出台专门的法律法规，规定该主权养老基金的投资收益，百分之百用于充实社保基金账户。主权养老基金的信息披露与治理结构可完全借鉴挪威主权财富基金制定。
先看央行。这样做，央行总资产与总负债均没有变化，唯一的变化仅仅是外币资产变为了本币资产。央行其实从中获得了两大好处：减少了未来人民币升值可能造成的估值损失，获得了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新工具。而用国债替代央票在公开市场操作，可降低冲销成本。
可能有人会问，要是老百姓都要求将手中的人民币换为美元，而央行没有那么多美元了，怎么办？道理很简单，目前国内储蓄超过90万亿人民币，而外汇储备只有3万多亿美元，即使不分外储，也很难满足所有人的换汇需求。举个极端的例子，如果中国一夜之间全面开放资本账户，老百姓选择将四分之一的储蓄兑换为美元后投资于海外市场，这意味着央行目前的外储可能在一夜之间消耗殆尽。央行会放任这种无限制的货币兑换码？
答案自然是不会。央行对此可有多种对策：或实施汇兑限制；或让人民币对美元贬值；或实施负责任的货币政策，降低居民将人民币兑换为美元的动机。有必要提出，有种观点是非常错误的，即央行手中的美元归根结底是老百姓的，千万不能动用，否则未来会出问题。事实上，央行所持美元是央行根据市场价格支付了对价换来的，央行自然有自由处置的权利。当年央行直接用外储注资商业银行，不就是用外币资产置换了人民币资产吗？
再看第二种反对意见，由于该方案并没有把外汇资产直接分到老百姓手里，自然不会有老百姓到银行换汇。而且主权养老基金将所有资金投资于海外，并没增加国内货币量，也不会引发通胀。
最后再看第三种反对意见。这种意见持有者会认为，实施该方案，与财政部直接发债，用募集人民币资金填补社保基金账户没有实质性区别。笔者认为，这两种方式至少存在如下区别：其一，在资本账户尚未完全开放的前提下，间接增加了中国居民部门对海外资产的持有规模，这有助于规避国内的通胀风险以及其他系统性风险；其二，如前所述，降低了央行资产负债表的币种错配，以及潜在的汇兑损失，并赋予了央行更可持续的公开市场操作工具。
其实，上述主权养老基金的操作模式，与中投公司的操作模式基本一致。为什么要另起炉灶呢？关于中投公司的最终资金运用，目前非常模糊。与国有企业一样，中投公司名义上是全民所有制，但老百姓不能从中直接获益。而新成立的主权养老基金将直接承诺将所有投资收益用于充实社保基金账户。鉴于中国外储规模庞大，不妨设立几家主权财富基金，它们相互之间的竞争有助于提高资产管理效率。中投公司成立后外管局的投资策略变化不就是明证么？
简言之，从实际出发，虽然中国政府将外储资产分给老百姓的概率很低，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任何办法让老百姓在金融抑制的背景下从主权资产的海外投资中获益。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经政所国际投资室主任）
⑧ 中国利用外汇储备成立丝路基金有什么作用
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迄今已超过3万亿美元，占全球总外汇储备的30%以上。中国这么庞大的外汇储备能用来干什么？
有人基于“藏汇于民”理念认为， 应当将外汇储备直接分给民众。然而， 这一建议中国外汇管理局已经否定， 因为那将在中国引发通货膨胀。正在美国访问的中国著名经济学者温元凯教授表示，中国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实际上正在被绑架在美国金融危机的战车上”，中国拥有最多一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就已最够所需， 剩余的两万多亿美元应该用来做以下几方面的事情：
“首先就是改善民生。尽快实行中国的全民教育和全民医疗的基本免费系统；第二是要把外汇储备拿出来到全世界去买资源。首先是买矿产资源、买发明创造、买专利、买高科技的公司、有核心技术的上市公司；第三个是买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第四有一个说法是利用大陆的经济实力和台湾发生进一步的合作，形成一个大中华的经济圈。让整个中华民族在全世界进一步的崛起。”
有人计算，如果中国想购买国家，中国三万多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储备能够买下意大利；如果购买大宗商品，三万多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储备购买可以满足中国近13年的石油净进口需求；如果买企业，中国可买下美国最大的10家上市公司。中国著名财经评论人士叶檀近期曾表示，中国需要四五千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就足够了， 因为将外汇数额控制在六个月的支出水平已经属于合理范围； 中国要想控制住外汇储备的疯狂增长，有效使用和管理， 藏汇于民是必须要做的。
然而，，藏汇于民不等于说将外汇储备直接分给民众：
“分给民众呢不恰当。实际上造福于民很关键。而且下一阶段我认为很大的问题是富民政策。而且让富民优先，尤其是政府不要与民争利，包括国企、央企。这是下一阶段改革的大问题。”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对外解释，将外汇储备直接分给百姓， 性质上相当于中央银行随意印发钞票， 扩大货币的发行量， 其结果就是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藏汇于民的障碍不在于政策， 而在于民众持有外汇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