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托公司国债期货

㈠ 上海金融是什么公司

不是属于那家公司，只是一个统称。
金融机构(Financial Institution)是指从事金融业有关的金融中介机构，为金融体系的一部分，金融业包括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等行业。

金融机构包括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等。 同时亦指有关放贷的机构，发放贷款给客户在财务上进行周转的公司，而且他们的利息相对也较银行为高，但较方便客户借贷，因为不需繁复的文件进行证明。

(1)信托公司国债期货扩展阅读
上海已经成为全球金融要素市场和基础设施最齐备的城市之一，集聚股票、债券、期货、货币、票据、外汇、黄金、保险、信托等各类全国性金融要素市场和基础设施，年成交总额突破1900万亿元，直接融资额超过12万亿元。

上海已成为我国金融产品最为丰富、金融开放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自由贸易账户功能不断拓展，原油期货、“沪港通”、“沪伦通”、“债券通”、黄金国际板、国债期货等重大金融产品成功推出，跨境人民币业务、投贷联动、跨境ETF等业务创新层出不穷。

上海已成为我国金融发展环境最佳的城市之一，在全国率先设立金融法院，颁布《上海市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条例》和《上海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

信用与消费者保护体系建设不断健全，在沪金融从业人员已超过47万，金融集聚区建设成效明显，在最近一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排名中，上海名列第四。

㈡ 国债期货最后为季月的第二个周五正确么

7月2日，多位知情人士证实，国债期货已获国务院批准，将选择合适时间上市交易。
一位接近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下称“中金所”）的知情人士透露，原以为今年四季度才推出，现在看，国债期货面世时间将大大加快。
事实上，6月起，中金所已悄悄组织期货公司参与“国债期货合约及规则设计”的相关培训。同时，期货公司开展了向银行、保险、信托公司的交易路演。
记者获得的一份国债期货仿真交易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共有149家期货公司、39家证券公司、36家银行、2家保险信托机构等13439个客户参与国债期货仿真交易，日均成交量与持仓量分别是43769手（合428.15亿元交易金额）与90567手（合885.84亿元持仓金额）。
不过，考虑到国债期货曾在1995年因违规交易而被叫停，此次国债期货在规则设计层面，针对交割月逼仓及买方违约采取了特定的风险管理措施。
“没人愿意再重蹈1995年的覆辙。”上述知情人士称，为了更有效地保护投资者利益，国债期货的投资者准入门槛仍在完善中。
两道防火墙防逼仓
记者获得的一份关于国债期货合约与规则设计的培训资料显示，即将推出的国债期货合约与交易规则，将很大程度上延续国债期货仿真交易的某些特点。
2012年2月，国债期货仿真交易在股指期货仿真交易平台正式上线，主要选择面额为100万元，票面利率为3%的5年期名义标准国债为合约标的。合约月份则是最近的三个季月(3、6、9、12季月循环)；每日价格最大波动限制为上一交易日结算价的±2%；最低交易保证金为合约价值的3%；交割方式为实物交割，可交割债券为在最后交割日剩余期限4－7年(不含7年)的固定利息国债；合约代码为TF。
之所以选择3%票面利率与5年期国债，其中一个原因是，通过仿真交易的测试，中金所发现上述合约标的与同期限国债现货价格的拟合度比较高，有利于机构投资者更好地套期保值。而剩余年限4-7年的记账式附息国债则通过“转化计算”，同样能参与交割。“目前，这些交易规则都被延续下来。”上述知情人士透露。
数据显示，国债期货仿真交易价格的日均波动幅度为0.08%，贴近国债现货市场的0.07%；期货与现货的相关系数为96%，基差率基本在+/-1%以内，随着交割日临近，基差逐渐收敛于零（参见“图说资管”专栏）。
不过，此次培训资料显示的国债期货交易规则，仍对仿真交易做出两处修改：一是仿真交易初期最小变动价位为0.01元，今年6月下旬已调整为0.002元；二是仿真交易最初设定3%的最低保证金率，现在同样调低为2%。
“偏高的保证金比率，往往不利于国债期货开展初期的交易活跃度与交易流动性。但中金所做过内部测试，即使最低保证金被调为2%，也能覆盖1个涨跌停板。”上述知情人士透露，目前国债期货的涨跌停幅度拟定为上一交易日结算价的±2%。在极端情况下，如果投资者按2%保证金买涨国债期货，即使当天国债期货跌停2%，等于投资者所有本金亏光，却不至于追加保证金。
记者了解到，2%最低保证金比率，相比欧美国债期货交易市场仍然偏高，如美国CME与欧洲EUREX市场的5年期国债期货保证金比率分别是1.1%与1.25%。
设定偏高的保证金比率，某种程度也是避免1995年国债期货违规交易事件再度发生，上述知情人士称。
1995年2月23日，参与做空327国债的机构抢先得知327国债贴息信息，随即大笔做多国债，令当时的沽空方——上海万国证券在交易最后8分钟砸出1056万口卖单，令当日看涨者全线爆仓。当天晚上，上交所确认空方恶意违规，认定最后8分种的所有的“327”品种期货交易无效，各会员之间实行协议平仓，最终成为国债期货交易被迫叫停的导火索。
前述人士说，此次培训的最大亮点，是中金所借鉴了按照交割期临近，逐级提高保证金与梯度限仓的管理模式，应对潜在的交割约逼仓与买家违约事件，如一般交易月份的最低保证金与最大持仓分别是2%与1200手，但在合约交割前一个月中旬与下旬，中金所将保证金分别提高至3%与4%，其间投资者最大持仓不得超过600手与300手。“这也是借鉴商品期货应对交割月逼仓的做法。”
银行、保险尚有顾虑？
在中金所开展期货公司国债期货交易培训的同时，期货公司业已向银行、保险与信托公司进行国债期货交易路演。
“我们已和几家银行沟通过了，目前合作内容是通过银行渠道，找到更多有意参与国债期货的客户资源。”但银行、保险等机构参与套期保值的热情似乎没有仿真交易那么高。一家国内期货公司高层告诉记者，为了给银行、保险公司一个好印象，个别期货公司专门组建了国债期货研究小组，从债券部门、金融工程部门调集专业人员，研究国债期货的各类套保模型。
但银行、保险公司有自己的顾虑。银行参与国债期货仿真交易，主要是跟踪国债期货与国债现货之间的价格拟合度，以此评估套期保值的可操作性。但落实到实战，银行、保险机构要考虑的风险因素会很多，一家参与仿真交易的银行交易员称，比如国债期货交割时期一旦遭遇季末银行存贷比考核，相关金融机构资金紧张而被迫套现国债期货头寸，往往造成交割月逼仓风险。
为此，中金所将国债期货最后交易日拟定为每个季月的第二个周五，避开每季月下旬的银行资金考核期。
记者也了解到，在仿真交易期间，中金所也顺利完成2次集中交割（TF1203、TF1206）和3次滚动交割（TF1209、 TF1212、TF1303），最低交割率0.49%（157手），最高交割率2.87%（1441手），平均交割比率在1%左右，低于美国3.3%与德国2.61%的国债期货市场平均交割率。
如果国债期货的交易活跃度不高，容易出现涨跌停板，某种程度也加大银行保险的套期保值风险。目前，银行管理层的意见，是先看看初期的交易活跃度，再考虑何时参与银行自有国债头寸的套期保值。“事实上，银行、保险的参与热情并不低，关键是监管部门的态度。”前述人士称。现在监管部门对银行、保险、信托公司参与国债期货的态度仍不明朗，上述银行人士透露，通常监管部门需要一段时间观察，再决定是否允许金融机构投资，及设定资金规模与投资范畴等。
而他所在的银行也已建立专门研究团队，毕竟，利率市场化正“迫使”银行机构借助国债期货规避利率风险；当前中国国债存量超过7万亿元，理论上已拥有充足头寸用于交割。

㈢ 有谁了解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简称“中经开”或“中经信”}（详细）

南方都市报：从喧嚣到沉寂 中经开是如何走向末路？

中经开一手导演了327国债事件、长虹配股事件，操纵东方电子，最后葬身于银广夏造假

中经开：从喧嚣到沉寂

1、327国债事件一战定江山

“这个事件对中国期货业影响实在太大了，经历过的人一辈子都忘不了。”说这话的人是广东科德投资咨询公司的执行总裁邹建中，1997年以前，他是广东联合期货交易所(“广联所”)的副总裁，327国债期货合约上惊心动魄的厮杀，对他来说依然历历在目。

国债期货狂热

邹建中1993年进入广联所的时候，全国刚刚进入第一次期货热，鼎盛时期，全国70%的期货经纪公司汇聚广东，经过1994年整顿后，全国600多家期货经纪公司还有一半在广东。广联所是当时国内11家期货交易所之中，交易量最大的一家。“当时的期货市场管理很乱，证监会还没有管到这一块，成立期货经纪公司只要到工商局登个记就可以开业。”邹说。

1992年底，上海证券交易所首先向证券商自营推出了国债期货交易，并于1993年10月向社会公众开放，北京商品交易所也在期货交易所中率先推出国债期货交易。当时，由于三年宏观调控开始，作为抑制通货膨胀的重要措施，钢材、煤炭、食糖等大宗商品期货品种相继被暂停，加之股市低迷，大量资金扑向国债期货市场，1994年到1995年间，国债期货飞速发展。

1994年10月，广联所推出国债期货品种之后，客户蜂拥而来，门庭若市，日交易金额上百亿元。邹形容当时的盛况是：广州市的各家银行拉业务的踏破门槛，因为广联所平均每天沉淀的客户保证金在10亿元上下。

广联所交投的火爆也引来许多北方机构和客户的资金，这些机构和客户，虽然他们本身也都是有着深厚的背景，与北京、上海的市场大主力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选择了避开上海、北京交易所里实力强劲的大庄家作为自己的交易对手。

327火爆日进千万

327国债是指1992年发行，1995年6月30日到期兑换的3年期国债品种，总共240亿元。

1994年，国内面临两位数高通胀的压力，银行储蓄利率达到10%以上，固定利率的国债自然少人问津，据邹建中回忆，年利率9·５0%的327国债，到期兑付132元，1994年10月时的内在价值也就在124元左右，但是当时国债期货市价还不到116元，为了保证新国债的顺利发行，当时国家对已经发行的国债实行保值贴补，保值贴补率由财政部根据通胀指数每月公布，这就意味着327国债到期将以更高的价格兑付。因此对通货膨胀率和保值补贴率的预期不同，就导致市场主力在多空上形成分歧。

邹建中说，1994年10月，当时公布的保值贴补率为8%，而且每月都不断上升，到12月突破两位数，受此刺激，327国债期货的价格开始直线上涨。从1994年10月的110多元上涨到1995年初的140多元，上涨了20%多。当时国债期货保证金的标准定在2·５%，缴纳250万保证金可以做1亿元市值的交易，20%以上的上涨意味着在短短的三个月内，买入者已经有了相当于本金十余倍的暴利！机构日进千万，欣喜若狂。当时有这样一个插曲：某北方机构客户代表上午打电话回北京，要求再想办法筹资，趁行情如火如荼再做1000万进去，但过了一小时后，该客户电话再次打回北京大本营，告诉那边说：你那1000万不用筹了，我这边刚才已经赚出来了！

保值贴补率博弈

从1995年2月初开始，市场上开始传闻财政部又将提高保值贴补率，327国债将会以148元兑付。面对传闻，市场出现了急剧分化：权倾一时的国内证券界“教父”人物，时任万国证券总裁管金生认为，宏观调控三年的三大目标第一条就是治理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因此没有可能再提高保值贴补率，而且财政部也没有必要为此多支付10多亿元的利息，使财政更加吃力。管金生的观点代表了当时一批券商的看法，因此他们把宝都押在做空上。

“当时的广联所客户里只有几家券商做空，后来也是只有他们损失惨重。”邹建中说。

这个时候，中经开开始进场坚定地做多，中经开做多并没有公开的原因，但中经开的背景市场都很清楚，作为财政部的担负财政资金周转任务的直属机构，中经开在人事、资金、经营运作方面都与财政部有着密切的联系。

当时市场上绝大部分的中小散户和部分机构也做多，这其中就包括了与中经开有亲密关联的北方机构，当时他们的看法就是通货膨胀短期内肯定是控制不住的，保值贴补肯定会涨，327国债的兑付价也会跟着涨。2月中的时候，谁是敌谁是友市场界限已经清楚的划出来了：满山遍野的散户和中小机构，跟着“多头司令”中经开做多，万国证券和辽国发高氏兄弟等一批机构做空。

2月23日之前，多空双方在147元附近增持大量仓单对峙，当时万国证券手中持有200万口的仓单，已经远远超出上交所的规定，327合约每涨跌1元，万国的账面上就将浮动4亿元的盈亏。有知情者后来评论说，其实这个时候，多空都已经没有退路了，由对政策的预期差异变成资金众寡的搏斗。

2·２3烈焰冰山之间

2月23日，财政部发布提高327国债利率的公告，百元面值的327国债将按148·５0元兑付。

当天多空展开最后的生死厮杀，上午开盘后，多方在中经开的率领下，用300万口的多单将前日的148·２1元收盘价一举推至150元，此时空方已经损失惨重，下午开市后，空头主力万国证券的同盟军辽国发终于扛不住了，阵前倒戈空翻多，空方立即溃不成军，327合约在1分钟内竟上涨了2元。接近到152元，意味着多头当天盈利95%以上！当时广联所内一片欢呼之声，多头欣喜若狂。

广联所的北方机构客户，据说此时已飞回上海坐镇指挥，根据其当时的说法是：下午4：22分，在收盘前的最后八分钟，突然出现50万口空单将多头打了个措手不及，期价被打到150元，随后连续几个数十万口将价格打回到148元。此时邹建中在广联所内只看见价格一个劲地往下掉，却根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收市前最后时段竟然出现一笔730万口的巨大卖单，把价位封死在147·５0元，这意味着几分钟内多头们不仅当天盈利全部亏光，而且连本金至少也亏掉一半以上，交易所内外一片目瞪口呆。北方机构当事人事后回忆，自己脸色刷地一下就白了，手足冰凉、全身麻木，有人甚至当场晕倒。事后统计，万国证券最后八分钟共抛出1056万口卖单。

“1056万口的空单意味着什么？意味着2100亿的总市值！当时327国债总共才240亿，这样的天量可谓空前绝后。”即使是数年之后，邹说经历过这次事件的当事人至今依然后怕，没法接受那曾经的一幕：“上交所总经理尉文渊都胆战心惊，不知如何是好，那个结局不知道多少人要倾家荡产！”

收市后半小时，就从上交所传来消息：管金生输红了眼，1056万口的空单需要52·８亿保证金，万国证券根本就拿不出这么多钱。当晚10点多钟，上交所根据来自北京的命令，宣布最后七分钟的交易无效，当天收盘价为151·３0元。如果最后八分钟交易有效，万国证券赚42亿，而现在变成亏16亿。

许多人这一天内在千万身家的暴发户与债台高筑的穷光蛋之间转了个来回。

坐稳江湖地位

中经开做多是从1994年就开始了，但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327国债提高保值贴补却是在最后时刻公布的，当时万国的一位营业部经理说：“券商的不公平竞争是其中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像中经开这样的公司在国债期货上几乎没有亏钱，一直在赚，靠的是信息”。中经开的特殊身份难免让市场有非议：当时中经开的董事长刚从财政部副部长的位置退下，总经理则是财政部综合司司长。

2月23日一天的疯狂，让管金生和万国证券付出承重代价：管金生因贪污、挪用公款被判17年徒刑，“证券王国”万国证券损失14亿元，元气大伤，不久被申银重组，327事件也让刚刚起步的国债期货半途夭折，当年5月17日，中国证监会发出紧急通知，宣布暂停国债期货交易试点。

当时的上交所也受到责难，为什么没有控制住持仓量？为什么会出现200万口甚至上千万口的封单？事后上交所总经理尉文渊黯然去职。邹建中说：“上交所内部控制是有些问题，没有足够保证金电脑怎么可以下单？尉文渊栽就栽在这上面了。”

中经开在当天虽然同样也有违规，却是毫发无损，经此一役反而消灭了几个强有力的对手，羽翼渐丰，而广联所的北方机构们，后来都身家数千万，一些人却从此告别期货市场，甚至成为当地的知名的实业家，对于七年前发生的一切这些人至今讳莫如深。本报记者张国良

㈣ 谁知道因为什么导致全国担保公司崩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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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知道德隆，必须要了解掌舵人唐万新
唐万新的故事是从整整20年前开始的。1986年，唐万新承包一家名叫“朋友”的彩扩部，并从此开始他的商人生涯。唐出身新疆乌鲁木齐市一个干部家庭，父母均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支边的知识分子。唐万新是个天性不安分的人——两次考上大学又两次主动退学，他对经商的兴趣比读书要大，这与他父母对儿子的期望相差甚远。
那正是“十亿人民九亿商”的经商热年代。唐万新很快适应了新的“个体户”角色。新疆当时还没有彩照冲印机，唐万新就亲自坐飞机带着客户的胶卷到广州冲洗，或者托去广州的乘客代为冲洗胶卷。
唐万新还展现无师自通的“借鸡生蛋”的融资才能：彩扩部对外招工，唐万新要求前来报名的在家待业的女青年先交押金，这些押金为彩扩生意提供了宝贵的启动资金。
此外，唐万新出手阔绰，当时能乘坐飞机的大多数是新疆本地经济领域的实力人物，唐就此在当地银行圈结交了广泛的人脉。
据称唐万新在彩扩生意上赚了60万人民币，这在上世纪80年代并不是个小数目。后来唐又尝试过自行车锁、卫星接收器、魔芋挂面等诸多生意，但均遭到失败，他一度还欠下银行180万债务，差点被送进监狱。
“对一个魔法师来说，死只是生命的另一次冒险。”然而，对于唐万新来说，破产只是一个赌徒的另一次冒险的开始。侥幸逃脱牢狱之灾的唐万新又分别在海南热、新疆石油开发热中寻找机遇，但都不很成功。1990年代初中国股市创立，“杨百万”、“孙百万”等股市一夜暴富的故事鼓舞了唐万新，他开始打算到股市上寻找机会。
按照唐万新在公安局的供述，1992年，唐从朋友赵世平那里借了5万元一个人来到西安，在西安先后做了精密合金、西安民生、陕解放等十几家企业的法人股认购权买卖，然后再倒卖给新疆和深圳两地的下家。
这是很赚钱的交易。唐万新从中可以赚取每股0.5元到1.5元的差价。唐在供述里承认：“到1993年3月份，我就赚到了5000万元至7000万元。”唐万新以前在飞机上结交的金融圈的人脉此时发挥了作用，新疆一些金融机构为唐从事此种交易提供资金，使唐完成了大规模的法人股收购。
1992年，唐万新成立新疆德隆国际实业总公司，此时，他已经完成了从屡败屡战的个体户到股市暴发户的蜕变。
这是个需要资金高速运转以及大量融资的行当。唐万新渴望得到一家金融机构作为自己的融资平台。新疆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进入唐的视野。唐打通各种关节，终于得以参股新疆金融租赁(德隆在2000年公开控股)，并在1994年承包了新疆金融租赁在武汉证券交易中心的席位。
在武汉，唐万新窥得金融机构的门径之后，精明地发现其中的漏洞和诀窍，他开始胆大包天地进行国债回购交易，分别向海南华银信托、中农信融得3亿元的巨资进行国债回购。这是唐第一次大手笔豪赌，后来的事实表明，这种豪赌成为日后引爆德隆的定时炸弹之一。巧合的是，武汉也成了唐日后身陷囹圄之地，这是后话。
新疆金融租赁成了唐万新的第一个融资平台，借助于此，唐万新开始了“点石成金”的魔术游戏。唐万新继续在一级半市场上淘金，他总是抢在第一时间飞到准备发行新股的公司的所在地，然后雇佣大量民工认购新股中签表，等新股上市后转手卖掉。唐在西安、上海从事的一级半市场业务一直持续到2001年。
“(我)做一级半市场，前后一共赚了7亿至8亿元。”唐在供述中称。
“融资老鼠会”成形
“懵懂而死，与草木同朽；悟道而生，是为永生。”
———古谚
1995年，唐万新遭遇证券市场上的第一次大溃败。
在当年的“327事件”中，唐在国债期货市场上被强行平仓，巨亏1亿元。事实上，根据有关案卷，自1994年起，唐万新便纠集以前的朋友同学，即所谓的“德隆老战士”，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地大举进入二级市场和国债期货市场。
这是一场中国早期证券市场的庄家对决。以中经开为代表的多方，与万国的管金生以及辽国发的高原、高岭兄弟为代表的空方，发生惨烈对决。在中经开的恶劣手段之下，管金生铤而走险、巨量抛空砸盘，最终导致万国爆仓亏空，高氏兄弟在穿仓后则远走高飞。中经开在6年之后因为在银广夏和东方电子事件扮演了不光彩角色，被勒令清盘，也在2002年黯然退场。
此时的唐万新与这些中国股市早期教父相比，只是一个跟庄的大户而已，不仅如此，由于在国债期货中站错位置及跟错庄，还蒙受了1亿元巨亏。
好在还有一级半市场支撑德隆半壁江山。不过，在国债上伤筋动骨的唐万新并未放弃二级市场，他仍在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操纵手法。股市牛人马晓全盘操控界龙股份的操作手法给唐万新留下深刻印象。
马晓炒作界龙股票时，开创了与上市公司、证券公司等机构进行资金合作的新手法，他用手中的流通筹码抵押融资，同时继续大量收集流通股票，以至于几乎垄断界龙的流通盘。不过，马晓在通化东宝上肆无忌惮地采用此炒作模式，却最终惨遭阻击。
股市的韭菜永远都割不完，虽然马晓在通化东宝出局，但吕梁、唐万新等股市新庄家仍奉之为圭臬，纷纷效仿马晓的手法。“德隆后来在二级市场炒作老三股并没有什么翻新之处，基本模仿界龙在1994年的炒作模式，只不过把时间拉长而已。”一位操盘手如此评价。
新疆屯河1996年上市，彼时德隆持有其9%的股权，这个时候德隆在二级市场上开始悄悄吸纳屯河的流通筹码；此外，到1996年7月湘火炬也有70%的流通股筹码被唐万新吸纳。唐万新此时主要是以个人名义炒股，采用了以手中股票抵押融资、然后再次买入股票的循环抵押买入方式，这种股票质押融资成了日后引爆德隆的又一枚定时炸弹。
但是，到了1996年底，股市形势突变，股价暴跌，在这种情况下唐万新如不追加保证金将有被强行平仓之虞。更严重的是，中央开始整顿金融秩序，清查金融租赁公司在各证券交易中心的资金业务，那些租赁牌照到期的则需要重新领证。
屋漏偏逢连夜雨，新疆金融租赁此时还面临人事更迭，这意味着唐万新挪用新疆金融租赁3亿多元资金的违规行为将很可能曝光。德隆另一高层人士王宏在供述材料声称：1996年底，德隆资不抵债1亿元；德隆负债总额4.2亿元左右，其中欠新疆金融租赁的即有3.2亿元；而德隆资产总值仅3亿多元。
唐万新面临第二次破产危机，迫切需要融入巨资填补在新疆金融租赁的黑洞。唐万新在庭审中承认，他解决危机的办法是“以毒药解毒药”。
金新信托投资有限公司成为唐万新的狩猎目标。在中央清理金融秩序的风暴下，金新信托的原大股东欲转手金新信托股权。出手阔绰的唐万新再次打通各种关节，通过新疆屯河曲线收购金新信托的30%股权。在股权尚未交割完毕之际，唐就迫不及待地率领王宏等德隆老战士进驻金新信托。
类似的故事接着在金新信托上演：唐万新继续施展腾挪大法，利用金新信托违规融资。德隆通过挪用资金、债券、债券保管单等违规方式在短短9个月的时间里融到5亿到7亿元资金。唐万新终于以更大的毒药化解了德隆1996年底的危机。王宏在供述中承认，作为经手人，他为此害怕，“我感到恐惧，后怕，无奈”。
金新信托逐渐取代新疆金融租赁，成为唐万新的第二个重要的融资平台，唐万新通过金新信托在全国设立了20多家办事处，建立委托理财业务融资网络，至此，一个全国性的“融资老鼠会”已然成形。
此外，金新信托还成了唐万新的炒股通道。武汉检察院的起诉书声称，“1997年3月，唐万新组织洪强、唐万川、张业光等人利用金新信托上海宁武部营业部作为操作平台集中买卖‘新疆屯河’股票。”
长庄下的产业整合神话
唐万新能很快领悟并学会庄家的各种操纵手法。不过，他性格中有太多狂想成分，这让他始终没有学会最重要的风险控制能力———抑制内心的贪婪。———一位操盘手
在利用金新信托炒股的过程中，唐万新渐渐感到马晓模式的弊端。新疆屯河、湘火炬被高度套牢，相形之下，君安证券重仓持有的四川长虹通过数年的大比例送股，股价累计涨幅惊人，高达400%。君安证券借以从高位从容出货，获利超过40亿人民币。
君安的成功让“炒股炒成股东”的唐万新艳羡不已，他意识到：庄家需要控制上市公司，然后操纵上市公司大比例送股，才能在二级市场赚钱。
1997年5月，新疆德隆董事局会议在北京达园饭店召开。唐氏兄弟一直把所谓“达园会议”吹捧为“德隆发展史上的遵义会议”，认为这次会议确立了“产业整合的战略路线”。
真相却是灰色的。根据记者拿到的武汉检察院起诉书，这次会议上德隆实际上确定了集中持有上市公司二级市场股票的操作方案。此后，新疆德隆逐步完成了对新疆屯河、合金投资、湘火炬等三家上市公司法人股的收购，并继续组织洪强、董公元、张龙、唐万川、张业光等人在二级市场集中买卖新疆屯河、合金投资、湘火炬的流通股票。
唐万新开始在两个世界跳舞：其一是通过金新信托继续委托理财以获取资金，同时在股市上通吃流通筹码、炒股获利；其二是通过上市公司完成产业整合，成为所谓的“成功实业家”，以报自己当年在实业领域屡战屡败之辱。
这是危险的舞步，1997年以后德隆规模膨胀，金新信托的账外债务持续扩大，这仍然是一个“以一个更大的黑洞来填补前一个黑洞”的饮鸩止渴的游戏。“没有利润来源，完全是净消耗”，王宏在供述中感到茫然无助。
然而，唐万新仍乐观不已，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在他眼里，只要能在股市上迅速赚钱，就能够使用这些利润大大方方填补这些资金黑洞，兑付危机迎刃而解。
1998年8月，唐万新在上海召开新疆德隆董事局扩大会议。根据起诉书，唐万新进一步明确了“集中持股”方案。之后，操作“老三股”的地点转移至上海大厦16楼。唐万新因为要到北京去组建德隆总部，操盘工作交给唐万川和王恩奎(两人分别为唐万新的三哥和姐夫)，两人都直接向唐万新汇报。唐万川具体负责买卖“老三股”，王恩奎负责老三股的统计。
2000年3月，德隆收购重庆证券并将之更名为“德恒证券”，老三股的操作平台也由金新信托转移到德恒证券。起诉书显示：由王恩奎根据统计数据以及唐万川的指令来协调金新信托和德恒证券买卖老三股的先后次序。
在德隆向老三股派驻高管后，老三股在数年时间里连年推出高送股方案，股价也是节节上涨，账面利润丰厚。唐万新在德隆出事后在一封长信中称：“至2000年，累计为客户赚取了30多亿元利润。”
然而，这成了无法兑现的账面利润。在2000年的大牛市中，当唐万新看着股市越来越疯狂时，他隐隐感到不安。有圈子里朋友建议他趁高位出货、了结利润，但唐万新固执地认为股市能涨到10000点，“不愁出不了货”。
这一时间，据唐万新的供述书，除了操作老三股外，“我还买了祁连山、三峡水利、秦丰农业、亚华种业、人福科技、青岛双星、华北制药等(股票)。”
因此，老三股只能屹立不倒，这是德隆在资金市场上构建“老鼠会”和基地股票做庄的标杆和品牌。做庄规模铺得太大的唐万新在这场危险游戏里已经欲罢不能，一位熟悉他的操盘手则称“唐对内心的贪欲失去控制”。
此外，唐万新甚至相信了自己编造的“产业整合”的神话，德隆实业体系大概能带来6亿元的利润，然而，唐在股市的护盘成本一年就要10个亿。
击鼓传花戛然而止
这是一场从一开始就注定是多米诺骨牌的游戏，终于进入了它最后也最具观赏性的阶段。———袁剑《中国证券市场批判》
2000年底长庄股中科创业崩盘。长庄先行者“K先生”吕梁仓皇出逃。吕梁与唐万新渊源甚深。吕梁的名片上身份众多，其中赫然写着他是德隆系两只股票的策划人。
中科创业崩盘无疑是这场危险游戏倒下去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不少吕梁的委托理财客户同时也是德隆的客户。在中科创业崩盘后，这些客户也要求德隆还钱，这是唐万新碰到的又一场兑付危机。
2001年初，金新信托有41亿元委托理财资金要求兑付。在不少地区甚至出现群情激愤的客户打砸营业部的行为。唐万新从这时起的三年时间里一直处于被追债的境地，以至于唐在供述书里哀叹：“自己也成了融资员。”
此时，唐万新发现在老三股上根本无法出货，股市已经走熊，老三股一旦出货就意味着崩盘。唐的一位朋友回忆，“我对唐万新说：‘你应该放松下来！’可是他做不到，因为他知道，一旦放松下来，他和德隆就会崩溃。”
2001年，德隆先后在杭州西湖数度召开会议，几次会议的内容都是如何拯救危机。唐万新与其他7名董事在两项内容上出现严重分歧：一是唐万新认为要挽救金新信托，其他董事则建议让金新信托破产、断腕自救；二是唐万新主张从老三股出货，但其他董事坚决反对，因为德隆体系的庞大“老鼠仓”隐藏其中，利润丰厚超乎想象，出货计划显然与这些董事的利益相悖。
会议的最后结果就是把这场危险游戏玩大：保留金新信托和暂缓老三股出货。唐万新知道自己已经套上“停不了的红舞鞋”。在2001年的寒冷冬天，不可一世的唐万新深感恐惧，他草莽性格中显现脆弱的一面，他对身边人哭道：“德隆有救吗，我能挺过去吗？”
但是哭过之后牞唐万新继续选择铤而走险。此时金新信托已经失去客户的信任，唐万新在供述书中承认：“只要说是德隆的机构，就立刻出现挤兑风波，以德隆的名义再无法做下去。”唐万新需要打造一个新的融资核心平台。2001年10月，在唐万新部署下，上海友联替代金新信托成为处于核心地位的新平台。
唐万新把贪婪之手伸向城市商业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收购金融机构的目的无他，就是为了更方便融资，扩大融资老鼠会。友联逐渐成了整合德隆旗下林林总总金融机构的“司令部”。德隆体系控股及参股的金融机构达到21家，收购了南京大江国投、德恒证券、恒信证券、中富证券、健桥证券等数家证券信托公司，以及昆明市商业银行、株洲市商业银行、南昌市商业银行等商业银行。
唐万新还创造性地谋划出“委托控股”的隐蔽收购模式以躲避监管，即：用客户的委托理财资金收购金融机构股权，股东名册上则仍显示为客户，但实际由德隆持有。唐万新出手阔绰和金钱开道的作风，是其进军金融机构屡屡得手的关键因素。
收购或参股之后，德隆很快露出峥嵘面目：这些金融机构的大量资金很快通过挪用、抵押、担保等手段流失于德隆庞杂的体系中。德隆旗下金融机构以委托理财方式融资450亿元，其中未兑付金额172亿。此外，德隆系企业前后从多个地方的商业银行挪走资金数十亿。甚至德隆系的实业企业和上市公司也沦为唐万新的提款机。重庆实业被德隆令人发指地提走将近10亿人民币。
德隆违规融资的资金大多数投入股市。根据起诉书，从2002年3月至2003年9月，唐万新将老三股的操作平台再次由德恒证券统一到金新信托；从2003年10月起，德隆国际安排中企东方统一操作老三股，唐万川负责总操盘。
公诉人还对德隆的操纵进行一次总清算。按照起诉书，自1997年到2004年4月14日止，唐万新等人利用自有资金和部分委托理财资金，使用24705个股东账号，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势，采取连续买卖、自买自卖等手法，长期大量买卖老三股，造成三只股票价格异常波动，严重扰乱了证券市场秩序。这段时间内，新疆德隆、德隆国际买入“老三股”金额678.36亿元，余股市值为113.14亿元，按移动平均法的计算原理，计算余股成本为162.30亿元，共获累计既得盈利为98.61亿元。
这是一个“挖东墙补西墙”的游戏。只要不断有新的客户资金被骗进来，偿还旧客户的资金，这场击鼓传花的骗局就能维持下去。事实上，通过每年资金的不断借旧还新，德隆早期进入“老三股”的成本早就回收，并非业内人事所宣称的“善庄”、“傻庄”。
唐万新疯狂地把游戏玩大，德隆一高层人士颇有意味地对英国《经济学家》称：“德隆大而不死。”
不过，勒在德隆脖子上的绳索已经收紧。2003年底，新疆啤酒花董事长卷款潜逃，新疆上市公司担保圈由此岌岌可危，各大商业银行开始自查关联方贷款。
唐万新此刻感到大难临头。2004年1月4日，德隆董事局在海口召开扩大会议，唐万新终于下定破釜沉舟的决心：做出纵有损失也要将老三股抛出的秘密决定。“大不了18年白干了。”唐说。
可是为时已晚。2004年4月3日，这是唐万新40岁生日。10天后，合金投资遭遇跌停，德隆帝国彻底崩塌前第一块巨石滑落的声音已经清晰可闻。次日，老三股全线连续跌停，老三股全面崩盘。
转瞬间，德隆帝国分崩离析。
德隆大事记
1992年，新疆德隆实业公司成立，注册资本人民币800万元，这是德隆帝国的开始。
1993年，德隆参股新疆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后来新疆金融租赁成为德隆一个重要的融资平台。
1996-1997年，德隆相继入主新疆屯河、沈阳合金及湘火炬，并陆续在三只股票上建仓，开始了疯狂操纵股票的历史。其间，德隆还收购新疆金新信托，填补挪用新疆金融租赁公司3亿元巨资留下的窟窿。
1997年5月，德隆在北京召开达园会议，这次会议被德隆自己认为是“德隆发展史上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所谓的“产业整合”战略，实则是确定德隆在二级市场上的股票炒作方案。
1997年-2001年间，金新信托在全国设立30余家办事处，开始大规模展开委托理财业务。
1999年，德隆将总部从新疆迁往上海。德隆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成立。
2001年初，受中科创业崩盘影响，金新信托有41亿元委托理财资金需要兑付，这是德隆又一次兑付危机。
2001年6月，上海友联成立，友联逐渐发展成为整合德隆旗下各种金融机构的“司令部”。
2002年，德隆相继控股昆明市商业银行、株洲市商业银行和南昌市商业银行，开始把手伸向银行体系。
2004年4月14日，德隆系股票湘火炬、合金投资和屯河股份首度全面跌停，德隆危机全面爆发。
2004年5月30日，德隆国际召开了董事会暨危机处理工作会议，首度承认“德隆全系统处于危机最深重、困难最严重的时期”。
2004年6月8日，德隆危机进一步升级，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开庭审理了两起有关德隆的案件，各地债权人纷纷通过法律途径向德隆索债，德隆在各地的资产大部分被冻结。
2004年8月26日，新疆德隆、德隆国际、屯河集团与华融公司签订了《资产托管协议》，三公司将其拥有的全部资产不可撤回地全权托管给了华融公司，由华融公司行使全部资产的管理和处置权利；9月4日，华融接受中国证监会委托对德恒证券、恒信证券、中富证券进行托管经营。
虽然最终失败了，但是唐万新没有选择逃避，最后还是回国受审。

㈤ 327国债事件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

一、年2月23日爆发的327国债期货事件，可以说是建国以来罕见的金融地震。

327品种是对1992年发行的3年期国债期货合约的代称。由于其于1995年6月即将交收，现货1992年3年期国债保值贴补率明显低于银行利率，故一向是颇为活跃的炒作题材。

市场在1994年底就传言327等低于同期银行存款利率的国库券可能要加息；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不可能，因为一旦加息需要国家多支出10多亿元的资金，在客观形势吃紧的情况下，显然绝非易事。

于是，围绕着对这一问题的争议，期货市场形成了327品种的多方与空方，该品种价格行情的最大振幅曾达4元多。

二、2月23日，财政部发出公告，关于1992年期国库券保值贴补的消息终于得到证实。多头得理不饶人，咄咄逼人地乘胜追击，而空方却不甘束手就擒。双方围绕327高地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

空方的总指挥是万国证券公司，二号主力辽宁国发(集团)公司。

在148.50元附近，空方集结了大量的兵力。但多方力量势不可挡，一开盘，价位就跳空高开，数百万的空单被轻而易举地吃掉，价格大幅飙升，迅速推高到151.98元。16时22分，离收盘还有8分钟。

正当许多人都以为大局已定时，风云突变，730万口(约合人民币1460亿元)的抛单突然出现在屏幕上，多方顿时兵败如山倒。

最后双方在147.50元的位置鸣金收兵。当日上海国债期货总成交8539.93亿元，其中80%即6800亿元左右集中在327品种上。若按收市价147.50元结算，意味着一大批多头将一贫如洗，甚至陷于无法自拔的资不抵债的泥坑。

交易刚结束，上海证券交易所、证管办就接到了指有会员严重违规操作的控告。根据后来的处理结果，327事件被定性为一起严重的违规事件。

它是在国债期货市场发展过快、交易所监管不严和风险管理滞后的情况下，由上海万国证券公司、辽宁国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少数大户蓄意违规、操纵市场、扭曲价格、严重扰乱市场秩序所引起的国债期货风波。

三、作为327事件主要责任者的万国证券公司，在这次大起大落的剧烈震荡中，一下子就陷入了灭顶之灾。万国证券成立于1988年7月18日，总裁管金生。

这家起步时只有3500万元资本金的证券公司在短短6年的时间就发展成资产规模数十亿元的综合性公司，是中国证券业的一大奇迹。

万国证券成立不到两个月就先声夺人，争取到为意大利国民劳动银行新加坡分行在伦敦发行欧洲日元证券作承销商，成为中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从事同类业务的第一家证券公司。

1992年，万国证券又与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及香港长江实业集团联合收购香港上市公司大众国际51%的股权，又创造了国内证券公司第一次在香港收购控股上市公司的奇迹。

1993年。万国证券在首批券商信用评级中成为唯一获得国内AAA最高信用级别的一家。

1994年，万国证券A股交易占上交所总成交量的22%，B股则达到50%，在上交所会员中首屈一指。当年上市的上海12只B股中有8只是由万国证券作国内主承销商。

如日中天的万国证券打起了“万国证券，证券王国”的旗号，声言要成为中国的野村、中国的美林。然而，在缺乏必要的监管条件下的过于顺利以及由此滋长起来的狂妄自大及膨胀野心，却成了它的“死穴”。

四、万国证券的总裁管金生是上海外国语学院法国文学硕士，毕业后先后就职于上海市级机关、上海信托投资公司。曾担任中美国际投资法研讨会秘书长，由此而受欧共体邀请，到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进修，获法学硕士及商业管理硕士。

1988年学成回国，即着手创办万国证券公司。人生经历上过于一帆风顺，同样容易养成一个人过于自负的性格。他风头出尽，被尊为“中国证券教父”。

327事件后，人们指责管金生用家长制的那一套来领导全国最大的证券公司，而他本人却感到还有一条，这就是万国缺少监督机制。

如果说管金生在327品种上走了眼不过是一种偶然，那么，他以及他所领导的万国在327事件中的所作所为则是一种必然。自从成为中国证券期货市场几乎所向无敌的虎狼之师，他们就太自以为是，也太自信了，他们以为国家不可能因其利率偏低而加息，因而一直在做空。

而当加息的消息被证实时，为了挽救公司可能出现的高达10亿元以上的损失，便不顾一切地铤而走险，违规恶炒。

2月23日下午，空方主力阵营中的辽国发临阵倒戈，突然空翻多，使327品种的创出151.98元的天价。

在大势既去的情况下，最后8分钟，急红了眼的空方司令万国赤膊上阵，先以50万口将价位打到150元，接着连续以几个数十万口的量级把价位再打到148元，最后一笔730万口的巨大卖单令全场目瞪口呆，把价位封死在147.50元。

在这一阵紧锣密鼓的狂轰烂炸之中，万国共抛出1056万口卖单，面值达2112亿元，而所有的327国债总额只有240亿元。也就是说，万国卖空的数额超过了该品种总额的7.8倍。

管金生的一步之差，令万国遭遇了它事业上的滑铁卢，在管本人而言也是其人生道路上的滑铁卢。

(5)信托公司国债期货扩展阅读

“中国的巴林事件”

以万国证券公司为代表的空方主力认为1995年1月起通货膨胀已见顶回落，不会贴息，坚决做空，而其对手方中经开则依据物价翘尾、周边市场“327”品种价格普遍高于上海以及提前了解财政部决策动向等因素，坚决做多，不断推升价位。

1995年2月23日，一直在“327”品种上联合做空的辽宁国发(集团)有限公司抢先得知“327”贴息消息，立即由做空改为做多，使得“327”品种在一分钟内上涨2元，十分钟内上涨3.77元。

做空主力万国证券公司立即陷入困境，按照其当时的持仓量和价位，一旦期货合约到期，履行交割义务，其亏损高达60多亿元。

为维护自己利益，“327”合约空方主力在148.50价位封盘失败后，在交易结束前最后8分钟，空方主力大量透支交易，以700万手、价值1400亿元的巨量空单，将价格打压至147.50元收盘，使“327”合约暴跌3.8元，并使当日开仓的多头全线爆仓，造成了传媒所称的“中国的巴林事件”。

“327”国债交易中的异常情况，震惊了证券市场。事发当日晚上，上交所召集有关各方紧急磋商，最终权衡利弊，确认空方主力恶意违规，宣布最后8分钟所有的“327”品种期货交易无效，各会员之间实行协议平仓。

㈥ 327国债期货事件逼仓行为的双方都是谁

多头：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
空头：万国证券联合辽宁国发集团

㈦ 信托与租赁

我国信托业和信托公司业务发展现状
2001年1月10日,人总行颁布了《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标志着自1999年启动的我国金融信托业第五次整顿工作接近尾声，截至目前，全国239家信托投资公司，应彻底退出信托市场、摘去信托机构牌子的有160家左右，已对外公告摘牌的公司达118家；剩下的80家左右将合并保留为60家左右，其中50家已经经过人民银行总行重新审核登记。当前我国信托业的发展进入关键的转折时期，过去严重偏离主业的信托业务正在完全放弃，新的规范化和规模化的信托投资业务正在兴起。
（一）我国信托业的起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简称《信托法》）于2001年4月28日在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通过，并于当年10月1日正式实施。《信托法》从制度上肯定了信托业在我国现行金融体系中存在的必要性，为我国信托市场（即财产管理市场）构筑了基本的制度框架，将信托活动纳入了规范化和法制化的发展轨道。
按照《信托法》第一章第一节对信托的定义，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
信托在国外已有3800年的历史，因为它一头连着货币市场，一头连着资本市场，一头连着产业市场，既能融资又能投资，被誉为具有无穷的经济活化作用。用美国信托权威思考特的话说，“信托的应用范围，可以和人类的想象力相媲美。”。 在国外将个人财产及金融资产委托给信托投资公司进行管理，已经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信托业已经发展成为现代金融业的重要支柱之一，信托与银行、证券、保险并称为现代金融业的四大支柱。
据最早的文字记载，信托是来源于公元前2548年古埃及人写的遗嘱。但具有原始特性的信托，则起源于英国的“尤斯制”，英国是信托业的发源地。但英国现代信托业却不如美国、日本发达。开办专业信托投资公司，美国比英国还早，美国于1822年成立的纽约农业火险放款公司，后更名为农民放款信托投资公司，是世界上第一家信托投资公司。
中国的信托业始于20世纪初的上海。1921年8月，在上海成立了第一家专业信托投资机构——中国通商信托公司， 1935年在上海成立了中央信托总局。新中国建立至1979年以前，金融信托因为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下，信托没有能得到发展。1979年10月，国内第一家信托机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宣告成立，此后，从中央银行到各专业银行及行业主管部门、地方政府纷纷办起各种形式的信托投资公司，到1988年达到最高峰时共有1000多家，总资产达到6000多亿，占到当时金融总资产的10%，。信托投资公司主要从事的与银行类似的业务，真正的信托投资业务也有开展，如金信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于1992年发行的浙江省内第一只共同基金“金信基金”，1995年8月推出的“个人特约集合委托存款”业务。但是由于缺乏法律上的规范和信托投资公司的管理经验，在1999年人民银行对信托业进行第五次整顿前，信托投资公司仅剩下239家。
从1999年开始，人民银行就对原有的239家信托投资公司进行了清理整顿，拟合并保留60家，目前，已有50家经过了重新审核登记。此次清理整顿采取的方式是：一方面改变部分信托投资公司的企业性质，并让其彻底退出信托市场，另一方面通过资产整合和进行股份制改造，重新审核登记了部分信托投资公司。
在中国信托业发展过程中，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全行业先后经历五次清理整顿。在历史跨入新世纪之时，伴随《信托法》和《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的颁布实施，信托业终于迎来了发展的春天,我国的信托业也必将为加快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繁荣市场经济发挥出巨大的作用。
（二）我国信托业的五次全国性清理整顿
信托与银行、证券、保险并称为金融业的四大支柱，其本来含义是“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然而，我国社会信用体系的缺乏却造成了信托业的先天不足，一直陷于“发展－违规－整顿”的怪圈，自1979年恢复业务以来先后经过五次较大的整顿。在具体业务上，信托公司其实一直从事银行存贷业务、证券业务和实业投资业务，可谓“耕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综观信托业24年波动徘徊的历程，其症结可以用“不务正业”四个字来概括，换言之，功能定位混乱、主次业务颠倒是信托业不断出事儿的根源。
我国信托业发展的几起几落有其客观原因。首先，信托业诞生时缺乏信托基础。一是缺乏一定的市场需求和经济基础。“受人之托，代人理财”是信托的基本功能，因此信托生存的首要条件是有“财”可理。建国以来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采取的是高积累、高投资、低工资、低收入的政策，民间基本上无可理之财。二是缺乏健全的社会信用基础。信托“以信任为基础”，信任关系的确立和稳定是信托赖以生存的土壤。我国社会信用关系尚缺乏刚性，信用链条十分脆弱，契约意识较差；总体而言，信用基础仍十分薄弱。其次，信托制度建设滞后且极不完备。直到2001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正式施行，我国的信托制度才初步确立。在此之前没有一部专门的信托法，也无其他明确信托关系的法律规范。这使信托机构的活动长期缺乏权威的基本准则，令信托业的发展陷入歧途。这些年来，信托公司主要从事银行存贷业务、证券业务和实业投资业务，没有集中到“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主业上来。
1、第一次清理整顿是1982年，国务院针对当时各地基建规模过大，影响了信贷收支的平衡，决定对我国信托业进行清理，规定除国务院批准和国务院授权单位批准的信托投资公司以外，各地区、部门均不得办理信托投资业务，已经办理的限期清理。
2、第二次清理整顿是1985年，国务院针对1984年全国信贷失控、货币发行量过多的情况，要求停止办理信托贷款和信托投资业务，已办理业务要加以清理收缩，次年又对信托业的资金来源加以限定。
3、第三次清理整顿是198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清理整顿信托投资公司的文件，同年10月，人民银行开始整顿信托投资公司。第二年，国务院针对各种信托投资公司发展过快（高峰时共有1000多家），管理较乱的情况，对信托投资公司进行了进一步的清理整顿。
4、第四次清理整顿是1993年，国务院为治理金融系统存在的秩序混乱问题，开始全面清理各级人民银行越权批设的信托投资公司；1995年，人民银行总行对全国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了重新审核登记，并要求国有商业银行与所办的信托投资公司脱钩。
5、第五次清理整顿是1999年，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人民银行总行决定对现有的239家信托投资公司进行全面的整顿撤并，按照“信托为本，分业管理，规模经营，严格监督”的原则，重新规范信托投资业务范围，把银行业和证券业从信托业中分离出去，同时制定出严格的信托投资公司设立条件。
（三）我国信托业的现状
经过第五次清理整，重新登记发牌的信托投资公司普遍经过了资产重组，卸掉了历史的债务包袱，充实了资本金，改进了法人治理结构，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革新了市场经营观念，增强了抗风险能力，夯实了发展的基础，提高了整体的经营管理水平，以诚信为前提条件的信托业必将逐步获得社会的认可。
1、我国信托业目前的政策支撑
进入2001年,以《信托法》、《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和《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的颁布实施为标志，我国信托业基本结束了长达三年的“盘整”格局，跃出谷底，步入规范运行的轨道。2002年5月9日，中国人民银行颁发[2002]第5号令，根据《信托法》和《中国人民银行法》等法律和国务院有关规定再次对《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进行修订，其内容较原《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对信托投资公司业务开展的可操作性方面进行了重大调整，使信托投资公司在发起设立投资基金、设立信托新业务品种的操作程序、受托经营各类债券承销等方面的展业空间有了实质性突破。按照新《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信托投资公司可以直接作为投资基金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而无需先成立基金管理公司，同时，信托投资公司设计信托业务品种可完全根据市场需求进行，而无须向中国人民银行报批核准。《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也于2002年6月13日正式颁发，并在7月18日正式实施，进而为信托投资公司开展资金集合信托业务提供了政策支撑。至此，由《信托法》、新《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和《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文件和规定构建起来的信托公司规范发展的政策平台已经趋于完善。
2、信托投资公司的整合保留
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全国批准保留的信托投资公司为六十家左右，原则上每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保留一至两家，到2003年4月份之前，已有五十余家信托投资公司完成了中国人民银行要求的重新登记工作。其中主要包括：中煤信托、上海国投、华宝信托、重庆新华信托、大连华信、山东英大、爱建信托、陕西国投、中海信托、北京国投、西藏信托、重庆国投、深圳国投、厦门国投、平安信托、中泰信托、吉林信托、山西信托、东莞信托、浙江信托、金新信托、金港信托、金新信托、甘肃信托、西安信托、中融信托、中信信托、山东信托、伊斯兰信托、黔隆信托、苏州信托、外经贸信托、庆泰信托、西部信托、江苏信托等。获准保留的信托投资公司均已领到“准入证”，具备了全面开展规范化信托业务的基本条件。
当前我国信托业在经历了一系列重大的洗礼、重组、整合之后，主要体现出下述几个方面的特点：
（1）相关法规的滞后性与外部环境趋于完善并存。（2）传统业务的局限性与信托品种不断创新并存。（3）总量规模的控制性与信托机构相对稀缺并存。
（4）分业管理的专业性与信托业务多元化并存。
3、我国信托公司业务发展现状及评价
（1）现状
我国信托机构的经营规模，无论总体还是个体，都是比较小的。目前我国信托资产总规模只有5500亿元左右（含未登记的信托公司资产），只占金融业总资产的1／10。管理的信托资产近70亿元。
信托业是我国唯一能同时涉足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产业市场的行业，相比其他金融企业，信托公司最大的优势在于，它不仅打通了金融领域的多个行业，还涉及实业投资和证券投资领域。这种特性使得金融信托业成为三个领域资金交流的桥梁。信托业由于其经营范围的广泛性、产品种类的多样性、经营手段的灵活性和服务功能的独特性，通过信托品种的创新设计、组合运用，对信托财产和自有资金采取出租、出售、贷款、投资、同业拆放、融资、租赁等多种方式，全方位满足各类市场需求，具有明显的综合优势。目前，我国信托业的市场主体是信托投资公司。
1998年10月，央行关闭广国投拉开了第5次信托业整顿的序幕。3年多之后，2002年6月，信托投资贵族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的轰然倒地，则被视为这次历时最久、“推倒重来”式的整顿走向尾声的标志。（注：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曾经是证券市场的“大腕”级机构。“中经开”最早扬名于1995年的“327国债期货”事件。半年后，“中经开”又因在长虹配股事件中严重违规而被证监会处罚。“中经开”最后盛宴是著名的问题股———东方电子和银广夏。这两只问题股飚升的背后都有“中经开”的身影。）
2002年9月，人民银行非银司宣布信托业第5次整顿年内基本完成。经过这场以信托巨子的倒下为结束的整顿，信托业起初躁动不安，既而顾虑重重，最终在市场的高度注视之下迈出了表情复杂的第一步。
2003年1月上海国投推出的“基金债券组合投资资金信托计划”，被普遍视为信托计划进入证券市场的开端。该计划的资金规模达2000万元，50％资金投资于债券，50％投资于基金，因此又被称为“基金中的基金”。目前已披露的6个投资于证券市场的信托计划资金规模总额接近1.5亿元。
3月底，百瑞信托的开放式集合资金信托产品在郑州问世，该计划存续期长达10年，开放期为9年，开放期间，委托人可随时加入信托计划，信托资金将投资于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天津北方国投4月7日推出的“伞型信托计划”由4个子信托构成，每个信托品种合同的上限均为200份。
如果说投资证券市场的信托计划拉开了信托公司挑战基金和券商委托理财业务的序幕，那么上述两款新信托产品更将信托借力基金市场的创新发挥到极致。
人们认为，要想“与人类的想象力相媲美”，信托业仍须发挥其连接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产业市场的独特优势，形成其独一无二的产品链条。
对于单一发展资金信托的潜在风险，业内倍感忧虑。尤其眼下不少信托产品仍然有意无意地搭乘了政府信用的担保，让人担心一种独立的经济主体品格能否在先天畸形的信托业顺利确立。
然而拓展新的业务领域决非易事。被监管部门痛加整顿的信托业开始真正的“戴着镣铐跳舞”；而信托业自身的管理和技术以及外部市场，也制约着更深层次产品的出现。
尽管困难重重，仍有一些公司开始了新的尝试。在资本市场，除了以华宝信托为代表的二级市场“玩家”，越来越多的信托公司开始通过协议受让方式介入上市公司。随着这些信托机构的悄然介入，资本市场并购重组、ESOP（员工持股计划）、MBO（管理层收购）等都面临着更多的可能性。

㈧ 327国债事件的尾声

1995年3月份全国“两会”召开了之际，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经济学家戴园晨发言，要求对万国的违规予以严肃的查处。
1995年5月17日，中国证监会鉴于中国当时不具备开展国债期货交易的基本条件，发出《关于暂停全国范围内国债期货交易试点的紧急通知》，开市仅两年零六个月的国债期货无奈地划上了句号。中国第一个金融期货品种宣告夭折。
1995年9月20日，国家监察部、中国证监会等部门都公布了对“327事件”的调查结果和处理决定，决定说，“这次事件是一起在国债期货市场发展过快、交易所监管不严和风险控制滞后的情况下，由上海万国证券公司、辽宁国发（集团）公司引起的国债期货风波。”决定认为，上海证交所对市场存在过度投机带来的风险估计严重不足，交易规则不完善，风险控制滞后，监督管理不严，致使在短短几个月内屡次发生严重违规交易引起的国债期货风波，在国内外造成极坏的影响。经过四个多月深入调查取证，监察部、中国证监会等部门根据有关法规，对有关责任人分别做出了开除公职、撤消行政领导等纪律处分和调离、免职等组织处分，涉嫌触犯刑律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对违反规定的证券机构进行经济处罚。
1995年4月，管金生辞职。挂职两个月后，其经济犯罪问题开始败露。1995年5月19日，管金生在海南被捕，罪名为贪污、挪用公款40余万元，但并没有违反期货交易规则。
而1995年8月发生的长虹转配股事件和2001年的银广夏事件使得中经开走了一个下降通道。信托业务、房地产投资都不景气，而证券的承销业务又往往因为恶性竞争变得几乎无利可图。1997年，中经开对外支付几次出现危机，78亿元债台高筑。2000年6月，中经开经由国务院批准，成为清理整顿后首批确定保留并移交中央金融工委管理的中央级信托投资公司之一。公司将实业投资剥离给中经投公司，信贷资产已委托给资产管理总部继续清收。

㈨ 求问327国债期货事件

1995年时，国家宏管调控提出三年内大幅降低通货膨胀率的措施，到1994年底、1995年初的时段，通胀率已经被控下调了2.5%左右。众所周知的是，在91~94中国通胀率一直居高不下的这三年里，保值贴息率一直在7~8%的水平上。根据这些数据，时任万国证券总经理，有中国证券教父之称的管金生的预测，“327”国债的保值贴息率不可能上调，即使不下降，也应维持在8%的水平。按照这一计算，“327”国债将以132元的价格兑付。因此当市价在147~148元波动的时候，万国证券联合辽宁国发集团，成为了市场空头主力。而另外一边，1995年的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简称中经开），隶属于财政部，有理由认为，它当时已经知道财政部将上调保值贴息率。因此，中经开成为了多头主力。1995年2月23日，财政部发布公告称，“327”国债将按148.50元兑付，空头判断彻底错误。当日，中经开率领多方借利好大肆买入，将价格推到了151.98元。随后辽国发的高岭、高原兄弟在形势对空头极其不利的情况下由空翻多，将其50万口做空单迅速平仓，反手买入50万口做多，“327”国债在1分钟内涨了2元。这对于万国证券意味着一个沉重打击——60亿人民币的巨额亏损。管金生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在收盘前八分钟时，做出避免巨额亏损的疯狂举措：大举透支卖出国债期货，做空国债。下午四点二十二，在手头并没有足够保证金的前提下，空方突然发难，先以50万口把价位从151.30元轰到150元，然后把价位打到148元，最后一个730万口的巨大卖单把价位打到147.40元。而这笔730万口卖单面值1460亿元。当日开盘的多方全部爆仓，并且由于时间仓促，多方根本没有来得及有所反应，使得这次激烈的多空绞杀终于以万国证券盈利而告终。而另一方面，以中经开为代表的多头，则出现了约40亿元的巨额亏损。1995年2月23日晚上十点，上交所在经过紧急会议后宣布：1995年2月23日16时22分13秒之后的所有交易是异常的无效的，经过此调整当日国债成交额为5400亿元，当日“327”品种的收盘价为违规前最后签订的一笔交易价格151.30元。这也就是说当日收盘前8分钟内空头的所有卖单无效，“327”产品兑付价由会员协议确定。上交所的这一决定，使万国证券的尾盘操作收获瞬间化为泡影。万国亏损56亿人民币，濒临破产。

㈩ "3.27"国债期货风波事件的事件各方

1988年4月，由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成立了中国农业开发信托投资公司。这家小规模的信托公司一开始就有着浓厚的“政府背景”，它以接受财政部农业周转金委托管理起家，之后接受全部财政周转金和农综办资金的委托管理。1992年1月，改名为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简称“中经信”或“中经开”。其业务扩大至信贷、证券、实业投资等自营业务。
“中经开”以其进取与凶悍的风格闻名于业界，中经开最为风光的一仗是1995年327国债期货事件。这场惊心动魄的战役以中经开为代表的多方大获全胜而告终。经济学家韩志国说：“中经开是一个特殊企业。财政部掌管政府调控大权，按常理说，它是不能办企业的。在办了企业的情况下，在327国债期货这样的交易品种中，中经开也理当不能参与，否则就有内幕交易的嫌疑。”中经开的判断左右着多方的判断，而当时保值贴补率与贴息的走势又恰恰与中经开的判断完全吻合，这不能不给中国的资本市场留下一个疑点。
此后使中经开“名声大嗓”的还有同年8月发生的长虹转配股事件和后来的银广夏事件。327之后，中经开走了一个“下降通道”。信托业务、房地产投资都不景气，而证券的承销业务又往往因为恶性竞争变得几乎无利可图。1997年，中经开对外支付几次出现危机，78亿元债台高筑。2000年6月，中经开经由国务院批准，成为清理整顿后首批确定保留并移交中央金融工委管理的中央级信托投资公司之一。公司将实业投资剥离给中经投公司，信贷资产已“模拟委托”给资产管理总部继续清收。 1955年出生，山西孝义人，上海财经大学毕业。1983-1989年，任国家审计署处长;1990年岁末，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尉文渊成为上证所的创始人和第一任总经理。“3.27”事件之后：1995年9月15日，上交所召开理事会免去了尉文渊上交所总经理一职;1996年，创办新盟集团，任董事长;2000年4月出任158海融证券网首席执行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