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用宏观经济学分析我国为防范金融风险做出的举措
第一、抑制资产泡沫
许多国家爆发金融危机都是由资产泡沫被刺破引起的,日本20世纪90年代发生金融危机就是这个原因,由此我国防范金融风险也必须抑制资产泡沫。
所谓资产泡沫,就是指资产价格上涨过快。在我国,资产价格只统计两种:一种是股价,另一种是房价。抑制资产泡沫既要防止股价涨得太快,又要防止房价涨得太快。目前我国抑制资产泡沫不是指股市,而是指楼市,因为我们估计未来五年内,我国资本市场基本上是平稳上升的过程,股市是慢牛,未来的资产泡沫不可能出现在股市,理由主要是:现在的证券监管部门把监管作为第一要务,对于内部交易、买壳卖壳、资本大鳄,还有场外配资等问题非常关注,不可能出现问题;另外,新股发行(IPO)速度在加快,这么多的新股上市,把股价抬很高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为什么说目前抑制资产泡沫的核心是楼市呢?住房供给与刚性需求的关系,这是观察房地产最主要的角度。如果住房供给过多,超过刚性需求了,就会形成泡沫。现实中,经常有住房供给超过刚性需求的现象,这是房地产业的特点。房子只要有居住功能就必然有另外两个属性:投资属性和金融属性。这两个属性一定会引发另外两个需求:投资性需求和投机性需求。投资性需求指买房是为了收房租;投机性需求指买房是为了拉动房价,赚取差价。住房供给一旦大幅超过了刚性需求,泡沫就会被刺破,日本20世纪90年代的房地产市场波动就是因此产生的。
1985年日本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大量的资本无处可投,银行就把资本贷给人们买房买地,人们买房之后再抵押给银行,之后获取70%的贷款再投资,这种买房子的目的不是为了居住,不是刚性需求,是投资和投机性需求,由此拉动住房价格不断上升。美国为了剪日本的羊毛,迫使日本签订了《广场协议》,要求日元每年升值5%,每年不做任何事情都有5%的回报,导致外资大量涌进日本。流进日本的大量外资也是买房买地进行投资或投机。可这并没有使日本出现问题,因为在日本当时的建筑法下,房子过度增加是不可能的,所以虽然需求旺盛,但房子供给是基本稳定的。后来日本修改了建筑法,允许拆掉旧房建新房,导致住房供给突然增加。到1989年初,一些日本经济学家预测,住房供给远远超过了刚性需求,如果继续放任的话住房泡沫就要被刺破了,建议政府赶快实施紧缩政策,于是日本政府在1989年3月开始实施紧缩政策,首先把股市泡沫刺破了,造成大量的上市公司出现亏损,这些上市公司开始抛售房子;紧接着外资流出。与此同时,日本实行房价税,就是拥有多套房产的个人要交税,这导致拥有多套房产的个人也开始抛售房子。上市公司、外资和拥有多套房产的个人,三大力量同时向市场抛售房子,最终房地产泡沫在1990年被刺破。到现在为止日本还没有完全从危机中走出来。
日本的教训告诉我们,房地产泡沫不能继续吹大,但现在也不能被刺破,只能抑制。对此办法有两个:一个是出台中短期对策,一个是建立长效机制。中短期对策有两条:一条是严格约束投资性需求和投机性需求,因为由这两类需求拉动的住房供给一定会超过刚性需求。刚性需求不限制,可以放开,但是投资性需求和投机性需求必须受到严格限制,现在采取的是限购和限贷政策。一线城市每户家庭最多只能买两套房子,再买就是投机性需求了,就要严格限购限贷了;另一条是约束开发商的行为,严格控制其融资渠道,控制新房价格。另一个办法是建立长效机制。什么是长效机制呢?就是实施租售同权政策、调整一线城市的布局。中央提出建设雄安新区。雄安新区的功能是承载北京非首都功能,调整北京发展的空间布局。首都功能就是四个:政治中心、国际交往中心、文化中心、科技创新中心,除此之外都是非首都功能。比如,经济中心不是首都功能,大量的企业会被迁走。再比如,教育、金融、医疗等都不是首都功能,很多大学、研究机构、金融机构和医疗机构会被迁走或在别的地方开设分支机构。这些功能的外迁,必然伴随着人口的流出,由此北京的房价自然会得到有效的控制。
所以说,防范金融风险第一件事是抑制资产泡沫,重点是楼市而不是股市。
第二、稳住外汇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是这些国家的外汇出了问题,因此对外汇的波动要谨慎对待。2016年中国外汇开始出现波动,一个是人民币持续贬值,二是外汇储备持续减少。人民币持续贬值和外汇储备持续减少会带来金融风险,因此2016年初国务院提出要稳住外汇,从2016年10月开始迄今推出了三条对策。
1、,已经放开的领域一定要坚持继续放开,不能再回到资本管制的老路上去。凡是承诺放开的领域就继续坚持,比如,一张身份证一年可以兑换5万美元,但没有放开的暂时不再放开。对于个人来讲,在外汇方面有三个领域没有放开:一是海外不动产投资,曾经讨论过要不要放开,后来明确暂时不放开。二是海外的证券投资,就是在国外证券市场上进行股票投资,也曾讨论过要不要放开,现在也明确暂时不放开。三是海外的投资类保险。我们放开了消费类保险,比如,个人可以购买美国的医疗类保险,但投资类保险就没有放开。以上三项不仅没放开,还在逐渐收紧。比如,从2017年8月21日起,在海外刷银行卡单笔超过1000元人民币的,银行就需向有关方面报告;如果连续25天刷卡单笔超过1000元人民币的,银行需要核查是正常消费还是转移外汇资金。这些措施都是为了稳住外汇。
2、,限制海外并购。但是对于技术类并购则继续支持。对于海外收购新产品制造企业这种技术类的并购会大力支持,但是非技术类并购则要严格审查。海外不动产投资,海外收购酒店、影院、体育俱乐部等,这类投资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3、,支持海外投资使用本币人民币,尤其是“一带一路”投资。未来“一带一路”投资使用人民币投资,不再动用外汇储备。这对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有好处。“一带一路”投资中我们是主导方,有权选择货币的种类。目前已经有69个国家和地区把人民币作为其外汇储备,比如欧央行就将人民币纳入其外汇储备。人民币和卢布即将以金价作为基础实现直接兑换。2016年,中国是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人民币与卢布直接兑换一旦成功,会大幅减少外汇储备的消耗,这对稳住外汇有巨大的意义。
大致上稳住外汇就是这三个对策:一是外汇改革中承诺已经放开的政策会继续坚持;二是对技术类并购予以支持,非技术类并购严格审查;三是“一带一路”投资中尽量使用人民币。这三条对策执行好了,外汇就基本上稳住了。
第三、稳住债务
很多国家爆发金融危机是由债务引起的,2007年美国的次贷危机还引发了一场国际性的金融危机。
债务分三种:个人债务、企业债务和政府债务。
一是个人债务。一般认为,我国的个人债务不会太高,因为中国人比较节俭、保守,不像美国人习惯于借贷消费,习惯于储蓄。近些年,我国个人负债率上升很快,2015年我国个人负债为GDP的30%,2016年为44%,总量达到了74万亿元,虽然没有达到警戒线,但其过快上升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二是企业债务。我国企业负债率明显偏高,其中主要是国有企业的负债率高,已经远远超过了警戒线。因此中央提出去杠杆的重中之重是国有企业。决策层降低国有企业杠杆率的决心是坚定的,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一个是中国联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在改制中,国家让出了绝对的控股权。另一个例子是东北特钢。过去我们是刚性兑付,购买国有企业的债券最后国家都给兜底了。但东北特钢是破产重组的,不再是刚性兑付。中国联通混改和东北特钢破产重组这两个例子告诉大家,只要下决心把国有企业的负债率降下来,国有企业的负债率就一定会降下来。其实这个过程中会给民营企业提供很多机会。
三是政府债务。现在看来,中央政府债务并不高,因为我们安排每年的财政预算时会坚持一个原则,即当年的赤字率不能超过当年GDP总量的3%。主要是地方政府负债率太高,虽然账面上不高,但潜在的负债率却很高。其中政府平台债务实际上是政府债务,但表现为企业债务。后来地方政府又多了两条增加债务的途径:PPP项目和产业引导基金。一是盲目扩大PPP项目,甚至是包装出PPP项目来,PPP项目是要政府回购的,表现为企业负债,实际上也是政府负债。2016~2017年,PPP项目负债超过4万亿元。二是地方政府产业引导基金。产业引导基金应该动用财政支出。但地方财政往往通过银行借款,表现为企业负债,实际上也是政府负债。PPP项目和产业引导基金在过去两年增加了6万亿元的地方性债务。
总体来讲,稳住债务要关注个人债务过快上升,解决好国有企业负债率过高的问题,解决好地方政府潜在债务上升问题,防止发生金融风险。
第四、治理金融秩序
金融秩序混乱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由改革引起的,改革方向是对的,但是如果规则没有跟上,就会出现秩序混乱;二是由金融创新引起的乱象。
我国还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国家,整个国家的负债率很高。过去几年放开了非银行金融机构,经济领域出现了各类投资公司、保险公司、基金。这个改革方向没有错,但是相关规则没有跟上,于是就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我国2014年放开各类投资公司,投资公司的投资承诺回报一度达20%~30%,这种商业模式显然不能维系。再比如,放开各类基金。基金本该是用自有资金投资,但一些基金动用的是银行资金,我们一清理外围基金,股市就大跌。基金现在存在的很多问题,与相关条例缺乏有关。
还有金融创新引起的乱象,比如比特币。比特币至少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比特币很难被监管,出现较多借助于比特币进行洗钱、犯罪的行为;二是比特币的数量依赖于挖矿的速度,其数量不是政府可以调控的;三是以太币、莱特币、瑞波币等各种数字货币的不断产生,会对比特币的价值产生很大的冲击,其价值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其中潜在的风险是我们未知的,因此2017年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联合叫停ICO。各种金融创新中蕴含的风险是对监管部门巨大的挑战。
我们所讲的治理金融秩序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由改革伴生的,一个是由金融创新引起的。金融乱象怎么解决,要研究,这是金融治理的方向。
第五、运用好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
党的十九大报告第一次提出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未来一段时间,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是我国货币政策的基调。2002年我国的货币供应量M2只有16万亿元,2017年是165万亿元,翻了差不多10倍。衡量一个国家货币是否超发了有一个重要的指标,即货币供应量与GDP的比例。我们现在货币供应量占GDP的比重在200%以上,如果货币供应量再继续这样多下去,会引发金融风险。
反映货币政策的重要指标就是货币供应量和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过去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是两位数,2017年6月份开始降到一位数了,增长速度是8.8%。2017年7月份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一信号释放后,很多企业提出了轻资产的目标,出现了大量卖资产的现象,因为这种高负债、高增长的模式只有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才能维系,一旦国家坚定不移地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种高负债、高增长的模式肯定维系不了。
另一个是宏观审慎政策。金融风险经常在顺周期下积累。在顺周期,人们往往会认为未来很好,不顾及风险,会盲目扩张,盲目负债,结果留下了爆发金融风险的可能。顺周期时期,恰恰是金融风险积累时期。因此,在顺周期的时候,给机构、业务设计一个控制风险积累的办法,采取逆周期政策,达到控制风险的目的,这是宏观审慎政策的目标。另外,市场中行业之间、上下游之间以及企业之间的风险会相互传染,控制这些传导性风险,也是宏观审慎政策的目标。预计未来一段时间还会有很多新规则出台,来防止这种风险的蔓延。
『贰』 适度引导居民部门加杠杆有多重好处
你可以参考一下!
关于居民个人、企业和三个部门在中国经济中的杠杆率(债务/GDP比重),因为统计数据等原因,难有一个精确的数字。但基于公开信息,在两个方面是有共识的:一是全社会杠杆率超过200%,在全世界居前列;二是,在三个部门之间,企业杠杆率最高,次之,居民的杠杆率最低。
具体说来,企业杠杆率被认为在120%~170%,领先于很多大经济体;杠杆率在30%~70%(如果算上更多隐性债务,可能更高);居民杠杆率在40%以内,落后于主要国家。
从上述数字上看,三个部门中,居民加杠杆的空间最大;且居民杠杆形成的银行资产,质量优于企业部门,是银行偏爱的安全产品。央行行长周小川在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记者会上的表态,正应和了这一现实:“从宏观层面看,中国如果想控制杠杆率,应掌握好整个杠杆率,关键还是要如何应对企业杠杆率过高的问题。也有一部分人比较关注地方的杠杆率是否偏高的问题,从总量上讲个人消费贷款的杠杆率不太高”。
分析造成三个部门之间杠杆率差别的原因,有助于判断居民的杠杆空间到底有多大。
三个部门之间的杠杆率差别如此之大,特别是企业部门如此之高,笔者认为根本原因是企业代替和居民部门,提高并维持了其部门的杠杆率(当然,2009年之后企业贷款增加的直接原因在于刺激经济的政策);而不在于中国企业主要依赖于间接融资、不像美国有那么发达的资本市场。资本市场同样不如美国发达的其他几个金砖国家,企业杠杆率甚至不及中国的一半。
如果只考虑认可的账面的债务,杠杆率在30%左右,低于60%的国际警戒线。相信这是各种分析认为仍有加杠杆空间的理由。但如果考虑到地方的各种融资平台债务及全国范围内社会保障的隐性负担,情况显然不容乐观。也因为此,中央对地方债务扩大比较谨慎,在推出地方债务置换的同时,力保全国地产市场不大幅下跌,因为后者是维系地方乃至全国债务状况稳定、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基础。
同样,企业的杠杆率帮助降低了居民的杠杆水平。不是每个居民都有资格加杠杆。稳定的现金收入应是首要条件。因此,对于加杠杆,占全国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民是被排除在外的(包括被寄予厚望的农民工)。周小川行长希望鼓励的群体,应是大部分工薪收入阶层。而他们的收入均直接、间接来自于企业。可在经济不景气、PPI连续几年负增长的情况下,企业要保证不亏损已经很难,维持运营、缴上税费、发下工资,银行贷款是最优选择。
企业部分承担和个人的杠杆率的成本有多高呢?其每年银行贷款利息支出在6万亿元左右(如计算上银行外的融资,成本会更高),超过名义GDP的年度增加额;货币供应量(M2)增量的近一半要用于支付这些利息。就是说,贷款的利息,也要用贷款来还了。经济疲弱、企业无现金利润、亏损,滚雪球般的债务模式不可持续。
是否可以不维持这种模式呢?那就是企业去杠杆(破产,退出市场),对上述的逻辑做一个调整,企业的杠杆率降下来、的杠杆率上升。个人的杠杆率也会下降,因为该破产的企业破产了、有些个人收入下降甚至没有了收入,就失去了承担债务的条件,其历史债务将转嫁给银行。最后的债务接盘者仍是,但真正的损失者是居民个人:如果不让银行破产,那债务只能通过全社会通胀的方式消化;如果允许银行破产,通胀的幅度稍小,银行的储户损失更大。同时伴随的,将是GDP萎缩,资产价格暴跌。
两害相权无轻者。这恐怕也是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自去年起就吹风降低企业社会负担(五险一金)的原因。
周小川行长在前述会议上同时提及:“从中国的情况看,个人住房贷款占银行贷款中的比重还是相对偏低的,有很多国家个人贷款特别是住房贷款可能占总贷款的40%~50%,中国只有百分之十几,比例比较低。”不难理解,希望通过房地产拉动经济增长。
要实现这个预期,须考虑三个问题:房地产行业是否能发挥期望的作用?居民的杠杆空间是否足以满足期望?期望房地产引领的经济增长是否能在未来维持居民的杠杆水平?同时,这种具有明显选择性的政策暗示,也应考虑其他因素,比如中国企业经营性现金流是否可与这些国家比?中国是否有这些国家差不多比重的收入稳定、可加杠杆的居民群体?中国是否能承受大量的企业破产?
我知道所以你知道!
『叁』 国企资产负债率仍然偏高吗
对,仍然偏高。
5月1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的指导意见》,并对国企去杠杆提出要求。这是一个多月以来,中央会议第二次就国企降负债和去杠杆作出部署。专家指出,中央对国企去杠杆问题高度重视,在当前毫不松懈的政策环境和资产负债约束、结构性去杠杆、分类管控等手段支持下,国企去杠杆正驶入快车道。
国企资产负债率仍然偏高
5月11日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还指出,要坚持全覆盖与分类管理相结合,完善内部治理与强化外部约束相结合,通过建立和完善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机制,强化监督管理,做到标本兼治,促使高负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尽快回归合理水平。
此前4月2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也明确,要以结构性去杠杆为基本思路,分部门、分债务类型提出不同要求,地方政府和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要尽快把杠杆降下来,努力实现宏观杠杆率稳定和逐步下降。
“两次会议的密集关注体现了中央对国企降杠杆和防范金融风险的高度重视。当前不少企业债务和杠杆率高,这可能产生一定收益,但同时也带来较大风险,而且最终可能由银行买单,对整个金融系统产生不良影响。”北京科技大学企业与产业发展研究所所长何维达对本报记者分析。
近几年,去杠杆、减负债是国企经济运行中的重要任务。据国资委数据,2017年国企资产负债率比上一年下降0.4个百分点,为65.7%。不过,这一水平仍处高位。同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5.5%。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冯俏彬对本报记者表示,国企去杠杆是目前经济工作的当务之急。资产负债约束有望给出国企资产负债的上限标准,结构性去杠杆和分类管控则针对不同企业的实际情况,从而对国企去杠杆起到更好的指导作用。
运行好转也要持续去杠杆
“如果把企业经营中的资金、资本比喻为血液,去杠杆、降负债就是要想办法‘止血’、‘补血’、‘造血’。”国资委副秘书长彭华岗这样形容去杠杆的重要性。事实上,近年来为降低国有企业负债率,监管部门已出台多项措施。
在“止血”方面,既要加大清理不良资产,降低亏损;也要防控高风险业务等,把“出血点”止住。例如,国资委确定针对三大类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控制标准,其中工业企业为70%,非工业企业为75%,科研设计企业为65%,以更加精准地控制风险;此外,把98家中央企业进行业务分类,将负债水平超过了警戒线、偿债能力比较弱的企业纳入重点管控,控财务杠杆等。
在“补血”方面,本轮去杠杆主要是通过引入各类资本,优化结构实现良性发展,包括增股权融资、通过债转股增加资本等。2017年中央企业通过股票市场和产权市场融资超过3500亿,对央企资本结构有很好的优化。目前已有17家中央企业和有关机构签订了债转股的协议,债转股的框架协议达到了5000亿。
一系列的举措取得了初步成效。国资委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末,中央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为65.9%,较年初下降0.4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地方国有企业负债情况亦有所好转。
以去杠杆倒逼国企改革
当前,对于不少国有企业来说,负债率和银行贷款余额偏高仍是不争的事实。专家分析,去杠杆一方面是要解决负债率偏高这个当前最突出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的需要。
在冯俏彬看来,国有企业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而去杠杆就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点。把这个当务之急解决好,想办法把负债率降下来,可以同步清理僵尸企业、淘汰落后产能,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寻找更大空间,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
“从长期来看,还是要加强市场化改革,让国有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主约束的市场主体。当企业因为投资失误、经营不善而出现资产负债率过高的情况时,债务方面的风险可由企业自行承担,必要的时候进行破产退出或者兼并重组,强化国有企业作为市场经营主体的责任。”冯俏彬说。
专家同时指出,本轮国企去杠杆是在中央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作为2018年重要任务时提出来的,同时新一轮国企改革也正处于攻坚突破的阶段。在此背景下,去杠杆的推力可能会更强。不久前,国资委已明确表示,要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到2020年央企平均资产负债率比2017年底再降低2个百分点。随着一系列更具体、更有力的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措施落地实施,国企去杠杆有望取得实质性突破,并探索建立起长效机制。
『肆』 国际上公认的负债率的警戒线为多少
国际公认的标准是负债率应该控制在20%以下,即20%是所谓的“警戒线水平”。
因为负债率是将外债与经济总规模结合起来分析外债状况,所以,利用负债率测算一国经济对外债的依赖程度,确实是一个较好的指标。
计算公式
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100%
1、负债总额:指公司承担的各项负债的总和,包括流动负债和长期负债。
2、资产总额:指公司拥有的各项资产的总和,包括流动资产和长期资产。
反映企业财务结构是否合理的指标有:
(1)净资产比率=股东权益总额/总资产
该指标主要用来反映企业的资金实力和偿债安全性,它的倒数即为负债比率。净资产比率的高低与企业资金实力成正比,但该比率过高,则说明企业财务结构不尽合理。该指标一般应在50%左右,但对于一些特大型企业而言,该指标的参照标准应有所降低。
(2) 固定资产净值率=固定资产净值/固定资产原值
该指标反映的是企业固定资产的新旧程度和生产能力,一般该指标应超过75%为好。该指标对于工业企业生产能力的评价有着重要的意义。
(3)资本化比率=长期负债/(长期负债+股东股益)
该指标主要用来反映企业需要偿还的及有息长期负债占整个长期营运资金的比重,因而该指标不宜过高,一般应在20%以下。
『伍』 居民加杠杆买房还有很大空间是什么意思
关于居民个人、企业和政府三个部门在中国经济中的杠杆率(债务/GDP比重),因为统计数据等原因,难有一个精确的数字。但基于公开信息,在两个方面是有共识的:一是全社会杠杆率超过200%,在全世界居前列;二是,在三个部门之间,企业杠杆率最高,政府次之,居民的杠杆率最低。
具体说来,企业杠杆率被认为在120%~170%,领先于很多大经济体;政府杠杆率在30%~70%(如果算上更多隐性债务,可能更高);居民杠杆率在40%以内,落后于主要国家。
从上述数字上看,三个部门中,居民加杠杆的空间最大;且居民杠杆形成的银行资产,质量优于企业部门,是银行偏爱的安全产品。央行行长周小川在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记者会上的表态,正应和了这一现实:“从宏观层面看,中国如果想控制杠杆率,应掌握好整个杠杆率,关键还是要如何应对企业杠杆率过高的问题。也有一部分人比较关注地方政府的杠杆率是否偏高的问题,从总量上讲个人消费贷款的杠杆率不太高”。
分析造成三个部门之间杠杆率差别的原因,有助于判断居民的杠杆空间到底有多大。
三个部门之间的杠杆率差别如此之大,特别是企业部门如此之高,笔者认为根本原因是企业代替政府和居民部门,提高并维持了其部门的杠杆率(当然,2009年之后企业贷款增加的直接原因在于政府刺激经济的政策);而不在于中国企业主要依赖于间接融资、不像美国有那么发达的资本市场。资本市场同样不如美国发达的其他几个金砖国家,企业杠杆率甚至不及中国的一半。
如果只考虑政府认可的账面的债务,政府杠杆率在30%左右,低于60%的国际警戒线。相信这是各种分析认为政府仍有加杠杆空间的理由。但如果考虑到地方政府的各种融资平台债务及全国范围内社会保障的隐性负担,情况显然不容乐观。也因为此,中央对地方债务扩大比较谨慎,在推出地方债务置换的同时,力保全国地产市场不大幅下跌,因为后者是维系地方乃至全国债务状况稳定、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基础。
同样,企业的杠杆率帮助降低了居民的杠杆水平。不是每个居民都有资格加杠杆。稳定的现金收入应是首要条件。因此,对于加杠杆,占全国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民是被排除在外的(包括被寄予厚望的农民工)。周小川行长希望鼓励的群体,应是大部分工薪收入阶层。而他们的收入均直接、间接来自于企业。可在经济不景气、PPI连续几年负增长的情况下,企业要保证不亏损已经很难,维持运营、缴上税费、发下工资,银行贷款是最优选择。
企业部分承担政府和个人的杠杆率的成本有多高呢?其每年银行贷款利息支出在6万亿元左右(如计算上银行外的融资,成本会更高),超过名义GDP的年度增加额;货币供应量(M2)增量的近一半要用于支付这些利息。就是说,贷款的利息,也要用贷款来还了。经济疲弱、企业无现金利润、亏损,滚雪球般的债务模式不可持续。
是否可以不维持这种模式呢?那就是企业去杠杆(破产,退出市场),对上述的逻辑做一个调整,企业的杠杆率降下来、政府的杠杆率上升。个人的杠杆率也会下降,因为该破产的企业破产了、有些个人收入下降甚至没有了收入,就失去了承担债务的条件,其历史债务将转嫁给银行。最后的债务接盘者仍是政府,但真正的损失者是居民个人:如果不让银行破产,那债务只能通过全社会通胀的方式消化;如果允许银行破产,通胀的幅度稍小,银行的储户损失更大。同时伴随的,将是GDP萎缩,资产价格暴跌。
两害相权无轻者。这恐怕也是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自去年起就吹风降低企业社会负担(五险一金)的原因。
周小川行长在前述会议上同时提及:“从中国的情况看,个人住房贷款占银行贷款中的比重还是相对偏低的,有很多国家个人贷款特别是住房贷款可能占总贷款的40%~50%,中国只有百分之十几,比例比较低。”不难理解,政府希望通过房地产拉动经济增长。
要实现这个预期,须考虑三个问题:房地产行业是否能发挥期望的作用?居民的杠杆空间是否足以满足政府期望?期望房地产引领的经济增长是否能在未来维持居民的杠杆水平?同时,这种具有明显选择性的政策暗示,也应考虑其他因素,比如中国企业经营性现金流是否可与这些国家比?中国是否有这些国家差不多比重的收入稳定、可加杠杆的居民群体?中国是否能承受大量的企业破产?
『陆』 是努力去杠杆还是在默默加杠杆
凤凰财经讯 在2014年已经较高债务的基础上,2015年的中国经济继续加杠杆,而今年依然继续提高。
近日,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警示:目前我国金融杠杆率不断提高,去年已经超过警戒线,并且至今还在继续提高,这蕴藏着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危险,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也指出,目前我国货币增长继续放大,不但不能去杠杆,还要迅速提高杠杆率。王小鲁担忧称,在此情况下,未来我们离金融危机将不远。
那么我国政府、居民和企业的杠杆情况分别如何呢?今日华泰证券[1.04% 资金 研报]在华尔街见闻发布最新研究结果,对这一情况进行了分析。
中央、地方政府:已接近国际警戒线,仍持续加杠杆
统计显示,截至2015年底,全国政府债务约为388250亿元,占GDP比重为57.37%,国际警戒线为60%,可见我国政府部门杠杆率已然偏高,但低于发达国家。然而,从政府此前表态可以预见,为“稳增长”今后一段时期政府部门仍将处于加杠杆进程。
有许多学者反映,政府部门的“钱”应该花在“正地方”,财政支出应该是帮助经济结构升级、转型的支出。市场预计我国今年一季度的社会融资规模会超过5.5万亿元,而其中居民部门加杠杆基数相对较小,所以5.5万亿元的社会融资,绝大部分还是进入了传统的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广发证券[1.37% 资金 研报]首席经济学家刘煜辉表示其经过调研发现,“地方政府拿这个钱,在现有的政策激励下也没什么人干活,大部分又买入了银行的理财产品,这是中国目前的金融空转的状态。”
居民部门:加杠杆进程,但远低于发达国家
华泰证券报告显示,我国居民部门负债率与发达国家相比明显低,与新兴经济体相比则略高。负债率低与我国的高储蓄率有着必然的联系,此外,居民部门的债务构成单一,只有贷款,其中住房抵押贷款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15年楼市回暖,购房需求集中释放,人们纷纷前去申请公积金贷款买房。近日数据显示,北京、上海、深圳、南京、苏州、合肥、福州等多城市公积金贷款额度吃紧,公积金账户几乎出现“被贷空”的现象。今年房地产持续高温,这一现象恐怕会加剧。
企业部门:去杠杆进程,未来几年仍将持续
报告数据显示,上市公司企业资产负债率变化较为平稳,呈稳中有降格局,工业企业则呈一个明显的下降趋势。产能过剩行业以及部分传统行业去杠杆效果明显。而房地产、部分服务业、新兴产业等行业在不断加杠杆,尤其是房地产行业“加杠杆”明显。此外,大中型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明显偏高,地方企业高于中央企业。
华泰证券预期,企业部门去杠杆趋势在未来几年仍将持续。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企业部门处于加杠杆进程,但是我国企业部门的杠杆率较高。数据显示,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无论与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相比,均居于首位,高出发达国家平均值80个百分点,高出新兴经济体国家平均值66个百分点。由于经济下行、企业盈利能力恶化,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近5年内增加了42个百分点。
对此,央行行长周小川多次强调,我国当前金融体系以间接融资为主,特别是商业银行主导,这个金融格局直接造成了我国总体杠杆率偏高的事实。未来我们将通过股权投资,减少企业对于借贷杠杆的依赖性。
我国2016年的五大经济政策任务中,去杠杆位列其首,但是,真的会“去”吗?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表示,核心问题在于去杠杆和保持适当增长速度存在着矛盾。在经济增速下行趋势未得到扭转的背景下,保持适当增长速度会成为政府的首选。虽然去杠杆关乎经济长远健康发展,但在短期内就会被牺牲。危机持续过程中设定去杠杆的任务,核心的意义在于提醒全社会不能迷失方向,不能过度依赖需求方调控,需要供给侧合理安排去杠杆的路线图。李扬认为,降低杠杆率的唯一出路只能是在控制债务增长速度的同时保持中高速的经济增长。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表示,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似乎陷入了一个高杠杆陷阱,因为我们很难接受短期调整的成本,不但宏观层面去杠杆的可能性很低,微观层面的资产重组也很难推进,金融体系转型更是无法一步到位。黄益平建议,短期内不宜在宏观层面过度强调去杠杆,以政府、居民和民企加杠杆配合国企去杠杆。
楼市去库存应加杠杆还是去杠杆?
关于楼市去库存应该是加杠杆还是减杠杆的问题,在两会期间就被讨论得沸沸扬扬。重庆市长黄奇帆认为,目前房地产领域用加杠杆的办法去库存,风险很大,容易引发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就是先例。而央行行长副行长潘功胜的态度则是,目前中国房地产的杠杆率并不高。
此前,经济学家李迅雷撰文称,同时做到去库存、去产能和去杠杆理论上是可以实现的,但是现实中概率很小。目前看到的,至少在房地产领域,还是为了去库存而加杠杆,但加杠杆的结果,却是一二线城市房价的大涨,三线及以下城市的去库存的效果尚不明显。这是由于市场的自发资源配置之下资金的虹吸效应造成的——资金一致流向那些更具有保值投资前景的一线城市楼市。这种情况不仅会带来对实体产业的抽血,也为三四线城市的去库存难题更添一重难度。
现在的货币政策究竟是稳健的还是宽松的?
最后,华泰证券表示,当前“去杠杆”更需要一个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事实上,我们今年也这么做了,从此前央行降准、逆回购“天天见”,SLF(7天期常备借贷便利操作)“月月见”可见一斑。
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引用数据称,去年的GDP增长率是6.9%,但是名义增长率只有6.4%,相比起来,M2增长率是13.3%,“比GDP增长高了7个百分点。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实际上已经是宽松的了。”
“今年1月份,贷款投放增长2.5万亿,同比多增了1万多亿,按这个速度,我们的货币增长还要继续放大,不但不能去杠杆,还要迅速提高杠杆率。”王小鲁担忧称,“这种情况下,未来我们离金融危机还远吗?”
海通证券[0.06% 资金 研报]副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称,09年至今,中国的M2规模不仅超越美国,而且接近于美国的两倍。有人说,这是中国版的QE,但美国的三次QE,前提是出清,即企业、金融机构和个人都去杠杆了。然后再慢慢加杠杆。中国目前则是在杠杆的基础上加杠杆,在泡沫的条件下创造泡沫, 在债务的基础上增加债务。这就很难实现去杠杆和化解泡沫的目标。如果说,宽松的环境有助于改革的顺利推进,但过度宽松的环境则往往会乐不思蜀。
说到底,我们都明白,提高经济生产率、推动供给侧改革和结构性改革,才是去杠杆最具活力的方式。
『柒』 炒股中的杠杆是什么意思
加杠来杆在股票上的意思是以借自款方式取得资金来购买的股票,特别是指利用保证金信用交易而购买的股票。
在投资中,所谓的杠杆作用,就是指在资本结构中,利用一部分固定利率的资金,如公司债,优先股等,来提高普通股的投资报酬率。
支付公司债利率或付于优先股的股利是事先约定的,如果企业经营所获利润,高于此项固定利率,则支付公司债利息或优先股股利以后,所余归普通股股东享有的利润便大为增加。
(7)宏观杠杆率警戒线扩展阅读:
杠杆比率=正股现货价÷(认股证价格x换股比率)
杠杆反映投资正股相对投资认股证的成本比例。假设杠杆比率为10倍,这只说明投资认股证的成本是投资正股的十分之一,并不表示当正股上升1%,该认股证的价格会上升10%。
以下有两只认购证,它们的到期日和引伸波幅均相同,但行使价不同。从表中可见,以认购证而言,行使价高于正股价的幅度较高,股证价格一般较低,杠杆比率则一般较高。
但若投资者以杠杆预料认股证的潜在升幅,实际表现可能令人感到失望。当正股上升1%时,杠杆比率为6.4倍的认股证A实际只上升4.2%(而不是6.4%),而杠杆比率为16.2倍的认股证B实际只上升6%(而不是16.2.%)。
『捌』 中国经济风险可控吗
有序去杠杆, 风险可控。
尽管已初见成效,但去杠杆不能毕其功于一役,目前也存在一些问题和难点,需要通过有力但有序的措施,使宏观杠杆率逐步回落到合理水平。
去杠杆,国有企业是重中之重。但高杠杆的国企集中在钢铁、煤炭、电力等行业,去杠杆与去产能、补短板等任务相交织,情况复杂。
“市场化债转股和兼并重组应成为重点攻坚方向。目前已有部分企业陆续开展市场化债转股,未来应扩大到更多负债率较高、产品有市场、有竞争能力的企业。”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学院高级研究员董希淼表示。
去杠杆,要发挥企业自身的积极性。“如果企业自身不走出过度扩张、过度负债的传统路子,不主动聚焦核心业务,那么去杠杆就成为金融企业的独角戏,成效不会明显。”一名银行业人士表示。
高杠杆的形成,与我国的金融、财税和国企等体制机制紧密相关。去杠杆要坚持着眼长远、深化改革,强化根源治理。
在金融领域,要丰富金融市场体系,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在财税领域,明确地方政府财权事权;在国企领域,要深化国企改革优化资本结构……从根源上去杠杆、防风险,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去杠杆从本质上来说是要营造一个良好的经济金融生态,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董希淼表示。
守住底线,才有底气。只要我们直面挑战,主动作为,就一定能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为经济行稳致远保驾护航。
来源:新华网
『玖』 什么叫违约重生
违反约定,再次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