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宏观调控的目标从西方经济学的观点看一般认为有四个 1、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经济持续均衡增长； 2、物价总水平的基本稳定； 3、国家对外经济关系的基本稳定，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4、充分就业。 宏观调控的主要方法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财政是国家进行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工具，通过财政把一部分国民收入集中起来进行分配，从而对生产资源的使用、个人收入的分配以及整个宏观经济运行发生巨大的影响。 1、财政支出政策：通过增加或减少政府支出，以适应私人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的变动，从而调节社会总需求。一是增加政府支出，以扩大社会总需求，扩大就业，避免经济衰退；二是减少政府支出，以压缩社会总需求，阻止通货膨胀。 2、财政收入政策：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税收。因此，调整税收成为他们使用财政收入政策的主要手段。税收是国家宏观财政政策的基础，财政收入政策的运用，就是通过调整税收比例，把一部分人的收入进行再分配，以协调各种经济利益关系，并按照政府的意图刺激经济增长。 货币政策：中央银行控制着货币发行权，这是宏观货币政策的基础；企业个人的经济活动都离不开货币、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中央银行制定和惯彻货币政策，调节商业银行的业务活动，以达到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 货币政策服从于宏观调控政策的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但是货币政策不可能同到达到这四个目标，这是因为货币政策在其运用中会受到自身矛盾的限制。因此在运用货币政策上选择其中的一个或二个目标作为优先目标。 1、控制指标的选择：在运用货币政策的过程中，利息率和货币供应量是实施货币政策的两个中心控制指标。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西方国家中央银行一般都把利息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心控制指标，70年代以后，英国等国家先后发现利息率并不是理想的控制目标，而转向以控制货币供应量为主。 2、调节手段：为了控制货币供应量，使其与经济增长相适应，就必须使货币政策的调节手段具有经常、及时和稳定的性质。中央银行所运用的调节手段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改变存款准备金比率。它直接涉及商业银行的流动资金和资金供应。比率调低，可使银行扩大信贷和投资能力；比率调高，会使商业银行法定准备金不足，从而必须减小放货规模或出售其他金融资产，使货币供给量减少。因此，调整存款准备金比率是央行惯彻货币政策的强有力的手段。第二种是调整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帖现率。它对于商业银行的贷款能力和利息率有重大的影响。中央银行的贴现率有较强的示范效应，直接影响市场利息率，它是中央银行调节货币供应量不可缺少的手段。第三是公开市场业务。就是中央银行在金融市场上公开买卖各种有价证券，以控制货币供应量，影响市场利息率水平的政策措施。以上三种手段存款准备金比率的政策对于市场利率、货币供应量、公众预期等都会产生强烈的影响，这是它的优点，也是它的缺点，因为存款准备金比率的微小调整，都会使货币供应量和社会需求成倍的扩大或收缩，其次效果太过猛烈，对经济震动太大，告示效应太强，不利于货币的稳定，也使中央银行很难确定调整时机和调整幅度，因而不宜随时使用，不能作为日常调控的工具，从而使它有了固定化倾向。贴现率也存在明显的缺点，中央银行在使用这一工具控制货币供应量时，处于被动地位，商业银行是否来贴现、贴现数量的多少以及何时来贴现都取决于商业银行，如果商业银行有更好的筹资渠道，它就完全可以不依赖于中央银行；再贴现率的调整只能影响利率的总水平，而不能改变利率结构；同时贴现政策缺乏弹性，再贴现率经常调整，会使商业银行和社会公众无所适从，不能形成稳定的预期。公开市场业务这一作用的发挥需要一些前提条件。第一中央银行必须具备强大的、足以干预和控制整个金融市场的资金实力；第二中央银行对公开市场操作应具有弹性操纵权力，即中央银行有权根据客观经济需要和政策目标来自主决定买卖证券的种类、数量、时机等，不应受受到来自其他方面的干预；第三是金融市场要相对发达、完善，而且要具有全国性，这样才有利于中央银行的意图迅速在全国的传播；第四，金融市场上的证券数量要足够庞大，种类要齐全，结构要合理；第五必须要有其他政策工具的配合。
B. 税收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税收是国家为维持其存在、实现其职能而凭借其政治权力，按照法律预先规定的标准，强制地、无偿地、固定地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手段，也是国家参予国民收入分配的一种方式。国家财政通过税收总量和结构的变化，可以调节证券投资和实际投资规模，抑制社会投资总需求膨胀或者补偿有效投资需求的不足。
随着入世和税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已相继出台或将要出台一些税收调整政策。这些政策对证券市场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且这些影响正日益显现。
税收政策对证券市场的影响主要是国家运用税收杠杆可对证券市场的投资者、证券市场中上市公司的盈利状况进行调节。下面我们就从这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对证券市场的投资者的投资所得规定不同的税种和税率将直接影响着投资者的税后实际收入水平，从而起到鼓励、支持或抑制的作用。对证券市场投资者征收的税种主要是印花税。证券交易印花税曾是我国税收收入中最强劲的增长点。1991－2000年的10年间，沪深股市提供的证券交易印花税总额达1461.58亿元，年均递增210.39％。此外，证券交易印花税占税收总额的比重也由1992年的0.13％提高到2000年的3.78％，是前5年该税总量的5倍。财政部决定，从2001年11月16日起，A、B股交易印花税税率分别由4‰和3‰统一降为2‰。这一政策出台，其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印花税税率下调降低了投资者的交易成本。其次，印花税税率下调符合国际趋势，有利于提高中国证券市场的竞争力，从全球范围内吸引投资。
中国股民感受最直观的恐怕还是印花税对证券市场的调控作用，而国际上亦如此。部分国家仅对卖方征收印花税或交易税，而对买方免征；同时，部分国家按证券持有期限的不同，采取差别化税率，对持有期限较长的投资者课征较低税率。当市场低迷时，适当降低税率可以活跃市场交易，而当市场的非理性行为骤增时，适度提高税率又可以抑止过度投机。这样，证券市场的非正常波动受到抑制。
不过，在经济全球化和增强本国证券市场竞争力的压力下，税赋从轻是近年全球证券市场税制的总体趋势。有关专家认为，征税其实是证券市场的一种资金净流出，因此过高税率会在证券市场中产生一个巨大的资金漏斗，影响市场的良性发展；其次，征税提高了资金的交易成本，导致资金回报率下降，抑制投资者的交易行为，进而影响一级市场的发行，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与证券市场的发展。如法国与德国，高企的证券交易税曾使证券市场发展缓慢，企业筹资困难。于是从1983年开始，法国对证券投资实行优惠税收，德国也于80年代取消了证券交易税，两国证券市场投资者与上市公司迅速增加，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与巴黎证券交易所的国际竞争力也迅速提高。新加坡从2000年6月30日起取消原征收的0.2％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尽管政府预计因此会少收税约7000万新加坡元；香港也拟将证券交易印花税由0.25％下调至0.225％。这一系列的下调，并不一定因为税率过高引起，但税收的比较优势会影响全球的资金流向。
印花税税率下调只是证券税制改革的第一步，随后可能进行的改革对证券市场的影响将是复杂的。目前我国的证券税制结构比较单一，以印花税为主，且比重偏大，不利于实现对证券投资收益的调节。因此，为实现税负公平，就要建立完整、系统的证券交易税制体系。一方面，应拓展税基，证券交易税种应不再实质性地限定在流通股的转让方面；另一方面，在技术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应实行差别税率，或是开征资本利得税取代印花税。当然，在推行这些改革措施时，会对证券市场产生较大冲击力。
免征印花税、改征资本利得税，是全球证券交易税制演变的趋势。有人认为，从我国证券市场的长远发展来看，以资本利得税代替证券交易印花税，也是大势所趋。但矛盾和障碍很多。
首先是“利润确定”的困难性：是按当笔交易课征或是按当月累计交易所得课征，如果出现当期亏损是否可以抵扣，又如何进行抵扣等等，这都需要有具体的规定；同时，开征此税需要有先进的税务电子化系统和科学的稽查技术，这显然在目前我国还不完全具备。
其次，开征资本利得税必须充分估计到其对证券市场的冲击力。我国曾于1994年底盛传将开征证券交易税和股票转让所得税，引起轩然大波，股指巨幅震荡。而同期台湾证券市场也因拟开征资本利得税而造成股指大幅滑落，以至于台湾证券管理当局不得不宣布无限期搁置对资本利得税的课征。因此在国内设立资本利得税应持相当谨慎的态度，特别是在目前印花税率本已较高的情况下，设立该税种可能会使投资者产生增税的印象，从而引发市场大幅振荡。
再次，开征资本利得税需要证券交易税制整体调整的配合。从全球税收制度与全球证券市场税收体系的变革上看，资本利得税只是税收制度的一个环节，其核心功效仅在于重新调整证券投资收益，若只开征此税也无法作到拓展税基、降低税负的效果，还需要有行为税等其他税种的配合，而我国在短期内大幅度调整税制的困难较大。
最后，即使开征资本利得税，也宜采取轻税、差别税率原则。如美国税法规定，纳税人允许以证券投资利得弥补其纳税年度的经营亏损，未冲减的损失可以在限期结转至以后年度冲减；在日本，除被视为营业交易或营业分配的证券利得外，对出售证券的资本利得采取免税的政策，其课税的范围主要集中于大额与频繁交易的投资者。同时，各国对资本利得税一般采取差别税率，如法国以2年为界限区分长短期证券，长期证券交易的资本利得税只是短期证券交易资本利得税的60％。这种差别化的资本利得税制对投资者形成长期投资理念有重要推动作用。
显然目前我国不具备开征资本利得税的基础，但从长远看，随着证券市场结构逐步完善、投资行为日趋理性化，税收征管水平的提高，资本利得税很可能出现在我们身边。
国家向上市公司开征的税收包括流转税和所得税。经过1993年的税制改革以来，流转税的税率以及征收管理模式基本是稳定的，而历年来，大多数上市公司的所得税都是执行33%的名义税率，而实际上通过减免、返还等形式执行着15%的实际税率，造成这种状况除国家对某些行业或某些地区的政策性扶持给予的优惠政策外，还有大量的地方政府越权审批的情况存在。2000年1月11日，国务院下发国发(2000)2号文，规定各地区自行制定的税收先征后返政策，从2000年1月1日起一律停止执行，即由大多数公司实行名义上的33%、实际15%的所得税率，到必须从名义到实际都为33%。据统计，在2001年我国沪深两市的1133家A股上市公司中，有773家享受所得税优惠政策，占公司总数的68.2%。这其中包括享受高新技术企业优惠政策、开发区所得税减免政策和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公司。而享受“先征后返”优惠政策的公司占上述享受所得税优惠政策公司总数的31.4%，占上市公司总数的20%。但是从这样的结构来看，受到财政部通知影响的上市公司约占上市公司总数的20%，但另外500多家享受其他所得税优惠的上市公司，则不受此通知限制。因此，明年我国上市公司中仍会有一半以上可以继续享受税收优惠。而这一政策，对受到财政部通知影响的约20%的上市公司净利润带来了影响可谓不小。此外，2001年第4季度公布的另一项政策，即从今年起，所得税由原先纯粹的地方税，改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并且明确中央与地方各得50%。如此以来，即便各地政府先按33%征税，但其中的16.5%被中央收走了，想要再像以前那样返给上市公司18%是不可能的。这对于一些没有足够思想准备的上市公司来说，影响可能出乎意料地大。
入世后，为履行承诺我国将会逐步降低关税，不断出台的税收政策将对不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实际经营，及其股价和市值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入世后我国农产品的关税限制为0-65%，平均为5%；工业品的关税约束为0-47%，到2004年、最迟不得超过2010年将平均降为8.9%。这种关税约束对民族产业影响最大的当属农业和汽车工业。
另外，2001年末公布的另一项降低关税的举措是：从2002年1月1日起，我国电子产品关税总水平由原来的16.2%降低到10.7%，降幅达33%。2003年大部分信息技术产品将实行零关税；2005年所有信息技术产品将全部实行零关税。这些政策对于因生产、组装或固定资产投资等需要进口此类产品的上市公司不啻为一个利好，而对于生产、研制或经营相似产品的上市公司则可能是一个打击。
此外，为迎接入世挑战，保护国内产业的发展，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为企业公平竞争创造条件，还会有一系列税制改革措施出台。据国家税务总局有关官员透露，我国将在如下几个方面推进税制改革：统一内外企业所得税，并用产业导向性的优惠税收政策替代目前的外资企业普遍优惠税收制度；实施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的转型改革；调整消费税税目，同时相机出台一些新的税种。另外，对涉及国家安全的卫生、环保等产品将实行差别性进口税收政策，对出口产品实行零税率。这些税收政策从总体上对国内上市公司特别是高科技企业、出口产品有比较优势的企业是比较有利的，有助于它们降低成本，增强国际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