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法118条

『壹』 民事赔偿的现状

中国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规定散见于一些规范性文件中。在《上海市股份有限公司暂行规定》和《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中，曾有过类似于股东代表诉讼的、以监督和追究董事责任为宗旨的规定。例如，《暂行规定》第92条（六）规定，监事会有权“当董事和经理的行为与公司的利益有抵触时，代表公司与董事和经理交涉，或者对董事和经理提起诉讼。”《规范意见》第65条（六）规定，监事会“代表公司与董事交涉或对董事起诉。”而现行《公司法》第126条（三）则规定，监事可以在“当董事和经理的行为损害公司的利益时，要求董事和经理予以纠正”。以上可以看作是中国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雏型。
应该说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尚未在中国立法中得到正式确立，它既没有象美国《联邦民事诉讼法》那样规定于诉讼法中，也没有象日本《商法》那样规定于实体法中[4]。虽然《公司法》第63条、118条，《证券法》第42条等规定了公司经营者对公司所负的赔偿责任，但法律并没有规定，当公司拒绝或怠于行使请求权时，公司股东是否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代表公司行使诉权以及如何起诉。而现实中，董事会或董事长代表了公司，人们无法期望他们会将自己安排在被告席上，因而，也就使公司的权利未能得到司法上的最终救济，这些规定，长期以来也只是起了装饰门面的作用。股东代表诉讼的特征 第一，诉讼当事人的特定性。（1）股东代表诉讼中的原告只能是持有某公司股份的股东，并且是符合一定条件的股东。这些条件包括：在起诉时必须具有股东资格，而且在侵权行为发生时也具有股东资格；对不法行为没有表示过支持或认可，且竭尽内部救济的股东。在持股比例或持股数量上，各国也不尽相同。日本《商法》经1993年的修改后，已取消了持股数量的规定，即持有一股[5]的股东也可提起股东代表诉讼，但在持股时间上仍规定须持续6个月持有某公司的股份[6]。美国联邦法和较多的州在持股时间上[7]规定了较为严格的“行为时所有”原则（也称“股东同时存在原则”），但在持股数量方面多数不作规定。（2）股东代表诉讼中的被告是董事、监事、其他公司经营管理者等。公司不能作为原告，可是它在代表诉讼中又是真正的原告，法院有利于原告的判决，直接受益人是公司。公司在股东代表诉讼中的诉讼地位相当于证人。
第二，管辖法院的专属性。同投资者集团诉讼一样，按照《民诉法》关于地域管辖的规定，此类案件应由被告住所地或侵权行为地法院管辖，若由侵权行为地法院管辖，则可能发生类似投资者集团诉讼那样，众多法院均有权受理。但此类案件也有其不同于投资者集团诉讼的方面，例如它至少不存在侵权损失结果地的广泛性，也就是说，被告所在地就是公司侵权损失结果地。鉴于被告所在地与侵权损害结果地的一致性，应规定此种诉讼由被告所在地法院专属管辖。
第三，判决承受主体和判决效力的唯一性。公司而非股东是股东代表诉讼裁判结果的直接承受主体。但也有例外，例如，被告是该上市公司控股的多数股东、大部分股东参与违法行为或是无资格起诉的股东、原公司因合并而消灭等。另一方面，法院作出的判决，对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和未参加诉讼的其他股东、公司及社会具有既判效力，判决生效后，不得对同一事项再行起诉，新提起的诉讼案件的事由相同于已判决的诉讼案件，应当算作同一诉讼直接加以处理。
第四，诉讼标的的巨大性。股东代表诉讼的标的一般较大，因此在诉讼费用的计算上有其特殊性，应考虑原告提起诉讼并非首先为自身直接利益的共益权性质。例如日本《商法》在1993年的修改中，将代表诉讼直接界定为非财产之诉（《商法》267条4项）。为配合《商法》的此项修改，日本的《关于民事诉讼费用等的法律》第4条第2项，将股东代表诉讼的标的金额统一视为95万日元，以此为基准计算原告诉讼费为8200日元，实际上是将该类案件划定为非财产案件。
第五，诉讼赔偿的特别性。这样设计的目的在于在保护投资者权益和防止不良诉讼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对诉讼的受损方提供一定的物质补偿。具体地说，当原告胜诉时，被告应当对公司作出赔偿，但同时，原告也能根据其付出而获得相应的赔偿或补偿，例如调查费、诉讼费、律师费等。公司应直接在所获赔偿金额中对原告进行补偿。这样做是因为公司获得的赔偿虽可使包括原告在内的所有股东均获益，但这种利益是均摊的，出于公平的考虑，有必要对原告花费的精力和必要费用加以赔偿或补偿。当原告败诉时，被告可以请求原告股东赔偿，被告请求赔偿的条件是原告起诉的事实显属虚构或存在起诉的恶意，赔偿的费用来自于诉讼担保的费用，赔偿的范围仅限于调查费、诉讼费、律师费等必要费用的酌情赔偿。 第一，关于责任事由。股东代表诉讼的责任事由既有违反忠实义务之责任（一般是法定，如《公司法》第59、60、61、62、63、123条规定的义务，《证券法》第42、63条规定的义务，《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第81条规定的义务等），也有违反善管注意义务之责任。纵观国外的股东代表诉讼被诉董事的责任事由，往往是因违反善管注意义务而被追究赔偿责任者居多。例如市场决策的责任，投资失误的责任，担保的责任，贷款的责任等等。由于违反忠实义务的责任一般均由法律明定，并且是严格责任，故经营者一般较容易避免；但违反善管义务的责任，则未必有法律明定，除故意违反外，过失则难以界定，也是经营者容易随意决策的借口。需要注意的是，股东代表诉讼所涉及的董事责任事由仅限于重大的违法行为，并考虑可以以股东大会特别决议的方式，减免责任人的责任[8]。由于中国存在一股独大等股份相对集中及大股东通常为国家的现象，故在此的立法上应慎重考虑，并应设定一个过渡期。

『贰』 如何判断主力对敲 （转）

主力对敲的手法通常有两种，最常用的手法是使用两条交易跑道，同时对某一只股票发出买卖指令，价位与数量大致相同，这时庄家不预先挂单，因此有时大家在盯盘中会发现委托盘中的买、卖单都很小，成交量中却突然冒出大笔成交。

主力事先在委托盘中挂出一笔大的买单或卖单，然后一路打下去或买上来，迅速吃掉预埋的委托单，从而造成虚假的成交量。 由于许多投资者经常是孤立的、静止的看待成交量，即只注重当日的成交量与价位，主力就投其所好，大量的利用对敲制造骗局和骗线。

又由于对敲与普通的大手成交具有相同的形式，比较容易隐蔽，难以辨别，因此给投资者造成不少麻烦。

研判主力对敲主要应该从成交量的放大情况以及价量配合的情况入手，主力对敲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成交量的增加，但是由于掺杂了人为操纵的因素在里面，这种放量会很不自然，前后缺乏连贯性；在价量配合上也容易脱节。

(2)证券法118条扩展阅读：

美国《1934年证券交易法》第9（a）（1）条、香港《证券与期货条例》第274条（1）、我国《证券法》第77条对这种行为进行了规定。

台湾《证券交易法》第155条第1项第3款就对敲行为进行了规定。相对而言，英国2000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第118条和金融服务管理局（FSA）《市场滥用》守则的规定比较笼统。

对敲主要是为了制造无中生有的成交量以及利用成交量制造有利于庄家的股票价位。庄家操盘常用对敲，过去一般是为了吸引散户跟进，而现在则变成了一种常用的操盘手段，建仓时对敲、震仓时对敲、拉高时对敲、出货时对敲，做反弹行情仍然运用对敲。

『叁』 经济法学作业，求答案！！

11. C; 12. A; 13. A; 14. C; 15. D; 16. C; 17. A; 18.B。
11. 解析： 子公司具有独立人格（有自己的名称、财产、经营场所），为独立的法人。而分公司只是法人的分支机构，无独立财产与人格。
12. 《公司法》第118条第2款：股份有限公司设监事会，其成员不得少于三人。
监事会应当包括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公司职工代表，其中职工代表的比例不得低于三分之一，具体比例由公司章程规定。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13. 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三、独立董事必须具有独立性
下列人员不得担任独立董事：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三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六）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
（七）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人员。
14. 参见《证券法》及《公司法》相关规定，内容过多，暂不写解析。
15. 有限公司股东对外转让股份，必须将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才可。具体见《公司法》第72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
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
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
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16. 此问题涉及合同法，请参照该法第40、41、52、53条之规定。
17. 该题目略有瑕疵，但从BCD三个选项可看出，A勉强可以算对。BCD三个选项记住即可。
18. 非对话方式作出的邀约或承诺，以到达对方时对对方生效。

『肆』 产权交易所规定不得将权益按照标准化交易单位持续挂牌交易，什么意思这样的规定有什么作用

日前，国务院发布《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将先前以各类名目设立的交易所，推到了被清理整顿的风口浪尖。今后，“野蛮生长”的各类交易所或许将结束监管真空期，而投资者的权益保护也将进一步加强。不过，值得关注的是，各类交易所面临的诸多法律困惑仍有待解决
交易所乱象丛生
近年来，一些地区为推进权益(如股权、产权等)和商品市场发展，陆续批准设立了一些从事产权交易、文化艺术品交易和大宗商品中远期交易等各种类型的交易场所。由于缺乏规范管理，在交易场所设立和交易活动中违法违规问题日益突出，风险不断暴露，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目前非经中央政府批准设立的各种交易场所达300多家，交易标的涉及稀贵金属、艺术品、股权、碳排放权，以及农副产品、医药产品等。如今年以来闹得沸沸扬扬的天津文交所，以及噱头十足的华西村商品交易所、中国期酒交易所等等。这些交易所质量参差不齐，存在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
日前，在同济大学法学院、上海市法学会金融法研究会、上海律协期货专业委员会、同济大学上海期货研究院共同举办的“交易所规范发展法律问题研讨会”上，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院长吴弘教授指出了目前国内各类交易所存在的四大“乱象”：
一是交易场所组织者放弃管理，或交易规则设计不合理，或擅自频繁变更规则，运营模式混乱、交易信息不透明，致使投机分子出没，违规炒作、价格操纵等风险事件频发，行情波动剧烈，完全背离规避风险、发现价格的初衷，沦为投机赌博者的舞台，组织者亦牟取暴利，给市场和投资者者带来了严重损失。
二是片面追求交易量，盲目扩大市场规模，通过各种手段吸引投资公众参与。一些未经正规合法注册的交易场所四处诱骗投资者开户交易；一些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平台吸收自然人参加交易，直接埋下社会不稳定的隐患。某交易场所试营业一年内，客户数量已经超过了1万户；某交易所的投资者为达到金卡开户门槛，不惜举债办卡，日开户量曾一度达到300人，平均每天吸收资金1.5亿元。
三是一些交易场所未经批准，违法开展变相证券期货交易活动，将股权、文化艺术品等权益拆分为均等份额公开发行和转让，采取集中竞价、电子撮合、匿名交易、做市商等集中交易方式进行标准化合约交易；或采用期货方式交易大宗现货商品。如个别文化艺术品交易所将不能分割的品种，份额化后集中竞价交易。
四是个别交易场所股东直接参与买卖，甚至发生管理人员侵吞客户资金、经营者卷款逃跑等问题，如2008年华夏交易所数亿元保证金被卷款潜逃，遗留问题至今尚未解决。
除此之外，光大证券法律合规部总经理助理、法学博士胡茂刚也指出了目前国内类期货交易所泛滥，带来的一些不规范运作，例如，自营商代理自然人客户入市，交易占比畸高；交易制度权威性不足，修改没有法定程序；客户资金未实现三方存管；保证金较低或者仓单质押融资超过50%等。
各类交易所“野蛮生长”、“乱象丛生”，有其深层次的原因。在吴弘看来，“既有地方政府受强烈的金融热情驱动，热衷于发展本地交易市场，忽视市场建设规律和政府监管责任的现实；也有相关法制尚不健全，存在监管盲区的问题。”
“当年"原始股"欺诈活动教训应该吸取”，吴弘谈道，“不法分子与非法中介机构就是借助了某些不规范的产权交易场所交易非上市公司股权，被害的投资者数量巨大且具有不确定性，其合法权益遭受了严重的损害：由于受让后没有合法流通渠道，其股东身份也难以获发行公司承认，投资者如同持有废纸一般；一些投资者用自己的血汗钱投入其中，结果钱款被卷走，肥了非法倒卖的中介公司；加上非法交易的行为人往往转移、挥霍部分或全部资金，查处和清退资金的工作也非常困难，以致酿成群体性矛盾，危及社会稳定。”
由此可见，不规范交易场所问题风险性大，社会影响大，如任其发展蔓延下去，极易引发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必须及时清理整顿。
上个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国发〔2011〕38号)规定，“除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所或国务院批准的从事金融产品交易的交易场所外，任何交易场所均不得将任何权益拆分为均等份额公开发行，不得采取集中竞价、做市商等集中交易方式进行交易；不得将权益按照标准化交易单位持续挂牌交易，任何投资者买入后卖出或卖出后买入同一交易品种的时间间隔不得少于5个交易日；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权益持有人累计不得超过200人。”
专家指出，我们应乘着国务院38号文的“东风”，认真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对涉及社会公众参与、采用变相证券期货方式交易的场所坚决整顿。
监管真空期何时结束
各类交易所乱象丛生的根本原因之一，是监管的缺失，因此，如何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管体系制度至关重要。
同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院院长助理刘春彦一针见血地指出，“证券交易所受《证券法》以及证监会制定的《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调整的，受证监会监管；期货交易所受《期货交易管理条例》以及由证监会制定《期货交易所管理办法》调整的，受证监会监管。与之相比，文交所等各类交易所是新生的事物，目前处于模糊地带，既无配套的法律法规对其约束，也不受统一的市场监管机构的监管。文交所性质的难以定位，使得对其监管难以找到明确的归口。天津文交所目前发展形势类似于证券化交易市场，但其交易的又是文化类产品，证监会对其监管难以找到有效的法律依据。”
“现在国内各文交所主要是由文化部门监管，或者根本就没有监管部门。某文交所受到质疑后在媒体上声称向监管部门汇报，未见其下文。目前，郑州文交所因涉嫌违法经营文物被文物局核实调查，虽然最终结果未成定论，但对监管法律的缺位敲响了警钟。”刘春彦补充道。
的确，加强有效监管，是交易所规范发展急需跨过的一道门槛。上海市联合律师事务所贝政明分析道，“目前，从交易所自律管理和对违规行为处罚的权力来源来看，证券、期货交易所对违规行为的处罚其权力来源，一是证券法律、期货条例和交易所管理办法的授权；二是会员大会或股东大会对相关规则表决通过的集体意志；而《天津文化艺术品交易所暂行规则》对此付诸阙如，可谓自设权力。与此同时，天津文交还自行免除义务。”
“二十年交易所潮起潮落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政府监管缺位、急功近利、放任资本逐利与投机，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为此，贝政明律师建议，“建立统一的交易所监管机制势在必行。”
自国务院38号文发布以后，对各类交易所的监管，将提上日程。据了解，此前，对于文交所的监管单位，各方一直没有明确的说法，文交所从工商局注册登记后就处于“放任自由”的状态，规则频繁更改、市场大起大落等问题接连不断。但根据国务院《决定》的规定，“凡使用"交易所"字样的交易场所，除经国务院或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批准之外，必须报省级人民政府批准。”有业内人士猜测，可能会将判断文交所以及相关的艺术品交易是否合乎规定的权力交给地方政府。
不过，也有专家持不同意见，“地方政府是没有权力批准建立文交所的，文交所进行的艺术品份额化交易实际上就是证券化的交易模式，所谓的文交所操作的是股份，操作的模式和规则应该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模式来进行，成立也必须通过证监委甚至国务院批准。如果有人将文交所的保证金卷走，地方政府是否有赔偿的义务？”
不过，“文交所如果让证监会来进行协调、监督、监管，也是存在问题的，证监会按照国家《证券法》规定，只对公募进行管理，而对于文交所涉及的私募，《证券法》并没有给予证监会管理职能。”业内人士表示。
除了文交所的监管职能需进一步明晰外，贵金属交易所和大宗电子市场也需要清理整顿。业内人士指出，“这场监管风暴其实反映了中国资本市场深层次体制上的问题。这一点在黄金上最明显，即中国分业监管的困惑。按照商品属性，黄金应归商务部，按货币属性则应归属央行，按照类似证券、期货的交易方式又属于证监会管辖范围。或许黄金可以作为混业监管的先例，应该成立一个综合监管部门。”
解决三大法律困惑
交易所要规范发展，一方面，需解决好监管难题，而另一方面，需直面三大法律困惑。刘春彦告诉记者，“一是各类交易所的规制法律体系建立；二是各类交易所的法律性质、组织形式；三是各类交易所的规则法律效力。”
首先，需建立各类交易所的规制法律体系。
刘春彦表示，我国证券交易所的法律规范体系的主体是由2005年10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修订颁布的《证券法》和2001年12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修订颁布的《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构成。自《公司法》和《证券法》修订以来，辅助以中国证监会发布或者联合国务院其他部门发布的各种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基本上形成了覆盖证券市场各个主体、各个环节的规章体系，使证券市场法规体系基本健全。
我国虽未颁布《期货交易法》，但2007年2月7日国务院第168次常务会议通过颁布《期货交易管理条例》。中国证监会作为期货市场的监管机关，为贯彻执行《期货交易管理条例》，制定了与之相配套的《期货交易所管理办法》等规章，从而强化了对期货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的管理模式，明确了中国证监会对期货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监管的地位。
“目前，我国尚未出台与各地文交所和艺术品权利份额发行、交易相关的法律法规，也没有出台专门针对艺术品份额发行、交易的管理办法，各地文交所的筹建和艺术品份额的公开发售和交易活动的法律法规依据不足。许多交易所实际上是一个金融机构或者类金融机构。根据一般金融监管的原则，金融类的交易所或者交易场所一定要通过国家强制的法律监管起来，否则会引起系统性风险，引起社会不稳定。”刘春彦分析道。
其次，各类交易所的法律性质、组织形式待明确。
“我国目前没有对文交所等交易所进行规制的相关法律，现有二十四家交易所根据他们的官网载明信息，都是采用公司制的，这就决定交易所要受到《公司法》的调整。这产生两点问题，第一，我国《公司法》第5条规定，公司以其全部法人财产，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第4条也将股东的资产收益权作为股东的第一项权利加以规定，体现了公司的营利性的特征。天津文化产权交易所等多家交易所在交易规则中规定其为非营利性的机构，其实际经营仍然是以盈利为目的，这就造成了矛盾；第二，我国目前的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的组织形式都是采取的会员制，公司以会员的身份共同组成。根据会员制交易所的组织规则，只有取得会员资格的证券公司或期货公司，才可以参与证券交易所或者期货交易所组织的集中交易，非会员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不可参与交易。而文交所没有类似A股券商的中介机构，基于文交所内部的电子交易系统，向文交所上缴一定比例的佣金，投资者可以进行艺术品份额交易买卖，事实上文交所还承担了"交易中介"的角色。由此看来，文交所其实是执行了交易所和券商的双重职能。这样就会造成各方责任不清、信息不透明等一系列的问题。现有的两家证券交易所和四家期货交易所从本质上属于场内交易，其他的交易所不都属于场内交易，场内交易的本质是交易所履行中央对手方职能，交易所也承担履约担保职能。这是其它交易所所不具备的。”刘春彦表示。
第三，如何体现各类交易所的规则法律效力？
据了解，现有的交易所都是公司制的，交易所单方制定的交易规则的法律效力如果存在疑问，交易所是否有权单方更改规则？投资者参与交易是否默认规则的法律效力，这些规则是否通过了有关部门的批准？根据《证券法》第118条的规定，证券交易所依照证券法律、行政法规制定上市规则、交易规则、会员管理规则和其他有关规则，并报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13条规定，期货交易所制定或者修改章程、交易规则，应当经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而现有的这些文化交易所的交易规则未经有关机构批准，其法律效力存疑。
而此次国务院发布的38号文件，则对交易规则规定非常严厉。大成律师事务所(上海)律师、高级合伙人曲峰分析道，“一方面，出台相关规定，控制现货和证券的交易广度，如禁止自行将权益均等化并连续集中竞价，且权益持有人累计不得超过200人。另一方面，清理交易规则。如非经批准的电子交易场所，禁止采取集中竞价、做市商、匿名交易、电子撮合等类期货的标准化合约交易方式，其中还规定同一投资者就一个产品的交易时间间隔不得少于5个交易日。不难看出，监管层试图规避频繁操作和高杠杆风险。”
加强投资者权益保护
此前，各类交易所由于缺乏相应的监管，以及法律法规的规制，存在巨大的风险。尤其是艺术品证券化之后带来的大幅涨跌，使得一些人在暴富的同时，也让部分在高位买进的投资者遭受巨大损失。
今年1月，画家白庚延的《黄河咆哮》以总价600万元在天津文交所上市，短短两个月后，其账面价值被推高到1亿元以上，但此后价格一路下挫，到了10月中旬，《黄河咆哮》的“股价”已从最高点时的18.7元下挫到2.59元，呈现出极端的价格走势，增加了投资者的风险。
专家指出，文交所发行艺术品份额进行交易，将多余资金疏导到文化产业这个蓄水池里，具有一定的资源配置和融资的功能。艺术品份额化交易增加了艺术品的流动性，同一件艺术品在“上市”以后，可以给出更高的估值，因此艺术品份额化交易具有一定的价值发现功能。但是，目前的文化产权交易所都没有统一稳定的定价机制，艺术品的估值缺乏客观依据，没有客观衡量标准的估值体现决定了其涨跌无度的情势，就像天津文化艺术品交易所的艺术品股票一个月暴涨十几倍，更为严重的是，这为市场操纵和投机行为提供了温床，很容易被用来误导和诱惑大众进入陷阱，加大普通投资者的风险。
如今，在交易所整顿风暴的影响下，各地文交所的投资者特别关注自身权益的维护。例如，泰山文交所投资者强调，泰山文化艺术品交易所如果是被直接清理，必须以保证所有投资人不受资金损失为底线，按投资人的买入成本价格回购份额。
而汉唐文交所投资者则表示，汉唐文交所无论整顿或关门，原先投资者与汉唐交易所签订的交易合同都将终止，投资者有权选择退出或者继续和汉唐交易，现在汉唐长时间停牌，给投资者带来很大的资金隐患和不确定性，希望有关部门能够维护投资者权益。对此，汉唐文交所相关负责人回应，“无论采取怎样的解决方案，都会尽最大努力保障投资者的权益。”
对于投资者来说，如何更好地维护自身的权益呢？有律师建议，“应该详细研究相关材料后再提出具体的维权方案。不能仅仅根据主体是工商登记过的，就认为其行为合法，设立交易所需要以国务院等批准作为前置程序，故即使主体注册合法，也不影响其交易所本身的违规性。”
此外，要加强投资者权益保护，还需要有相关的法律规定，也就是说获得法律赋予的各项权利，这方面仍需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
“艺术品份额化交易的投资者到底有哪些法律权利还不清楚，目前多数的文交所交易规则只规定了知情权和按份享有所有权，而对投资者的其他权利及其如何行使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刘春彦进一步指出，“如《天津文化产权交易所暂行规则》第15条规定，投资人享有对艺术品和份额交易信息的知情权，包括但不限于艺术品的基本情况、发售上市过程中披露的重要信息、交易过程中披露的相关信息；第16条规定，投资人按本规则规定享有份额交易权，购买并持有份额即成为该份额标的物的共有人。与我国的证券投资者相比，对艺术品份额投资者的权益保护缺乏相关的法律规定，对于艺术品退市的交割机制，艺术品份额发行期间投资者享有哪些权利和应如何行使这些权利，都没有相关的法律条文进行规定。更为重要的是，投资者的投资如果受到侵害是否享有民事诉讼的权利不清。而《证券法》则规定了投资者可以对因虚假陈述、操纵市场和内幕交易受到侵害时享有民事诉讼的权利。”
“清理整顿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规范发展。”刘春彦告诉记者，“当然还有一个深层次问题，就是如何发挥各类交易所市场主体的创新能力与加强国家监管之间的平衡，维护企业经营自由权。”

『伍』 我国现行法律对金融机构破产有哪些特殊规定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与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金融机构破产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竞争规律的作用下，由于市场变化以及管理团队经营能力的差别，金融机构可能出现经营困难、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境况。在这种情况下，金融机构既有可能通过重整或和解方式走出困境，起死回生，也有可能从此陷入破产，最后走向清算注销。

在过去一个较长时期内，由于金融机构主要是由国家投资设立，而且是作为事业单位运行，因此对于金融机构不论因何种原因出现的经营困境，均由国家出面解决。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形成与完善，对金融机构陷入困境的问题要逐步通过市场的方式来解决，即要通过重整或和解使其缓解纠纷走出困境，或者通过破产清算走向“死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企业破产法》)起草过程中，对于金融机构破产的问题一直存有争议。有人主张纳入《企业破产法》，使金融机构的重整破产完全按市场规律办事；也有人主张不纳入《企业破产法》，直接针对金融机构破产制定专门法律。经过反复讨论和征求意见，最后通过的《企业破产法》作出了将其纳入该法的规定。

金融机构破产的特殊性及国外立法概况

金融机构，即依据有关法律设立的、从事某种金融业务的企业机构。由于国家根据不同金融机构的经营情况分别制定有若干不同的法律，金融机构分为若干不同的类别。我国的金融机构主要包括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此外，金融机构还包括依法设立的其他金融机构，如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有关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期货经纪公司等。金融机构在其市场经营中由于市场变化或经营方面的原因，也会发生一般企业一样的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资产不足以清偿所有债务或者明显不具有清偿能力的情况，需要依法终止经营，解散机构，清理清偿债权债务并消灭法人资格，即需要依法进行破产。

在破产过程中，金融机构具有不同于一般企业的特点：第一，金融机构所从事经营的资产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公司的自有资本或者固有财产，包括企业设立时由股东投入的出资与经营所形成的资产，为公司资本与权益；二是由金融机构管理的客户财产，包括吸收客户的存款，接受委托的投资，吸收的保费，管理的保证金等。金融机构的投资经营活动要以两部分财产来进行，他们既不能只管理客户财产而放弃管理自己的财产，也不能只经营自己的财产而将客户的财产弃之不理。法律要求金融机构在经营中将其自有资产与管理的客户财产严格分离，甚至进行物理分离，严禁将两种财产进行混淆经营，特别禁止侵占客户的利益。金融机构破产时，能用于清偿债务的财产只限于其自有财产，不能拿客户的财产清偿债务。第二，由于上述特点，一旦市场变化或出现经营失误，造成的损失就不仅是金融机构自己的损失，也势必同时造成客户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即使金融机构不能拿客户的财产清偿债务，也往往会导致不能“完璧归赵”地归还客户财产。第三，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破产关闭涉及人数众多，关系到社会稳定，如果启动破产程序，必须经监管机关批准。

对于金融机构破产问题，国外通常采取参加保险或建立基金的做法，即在有关金融机构开业时，就要参加保险或者参与相关基金，向其投入一定的费用，一旦这类金融机构破产，就可将破产事务移交保险公司或有关机构进行处理。

世界各国破产法对于金融机构破产的立法规定也各有不同，有的直接适用破产法，也有的由专门法或特别法加以规定。德国是在破产方面针对金融机构进行专门立法的国家。德国通过立法建立了金融机构破产的预警机制，设立了专门的联邦银行贷款监督管理局，各类银行每年须向监督管理局上报年度财务审计报告。监督管理局对银行实行分类管理。一是对风险较大的银行实行以下措施：进行放贷限额管制；必要时冻结银行资金；重新选择银行主管；禁止银行向其股东分红；派员进驻银行以改善其工作。二是对危机严重的银行从严处理，措施包括：全面冻结银行资产(即停业)；积极寻求新股东注入资金以挽救危机(最长不能超过六个月)；申请银行破产(只有监督管理局才有此权力)。三是注重预警机制，实行银行再保险基金制度。即要求所有银行在开业时按业务额自动交纳一定会费形成基金，一旦银行破产，以此基金支付储户。美国的破产法适用于金融机构的破产。该法规定国内保险公司、银行、储蓄银行、合作银行、信用合作社、住房贷款协会、信贷协会或工业银行、股票经纪人和商品经纪人、投保银行等类似机构都属于该法规定的破产主体。俄罗斯破产法对金融机构破产和特殊主体破产规定得比较详细，除在该法第九章对金融机构，包括信贷组织、保险组织、证券公司等的破产作出规定外，又制定了单行法，如适用于俄罗斯银行业的《关于“信用机构破产”的联邦法》，作为破产法关于金融机构破产规定的支持法。

我国《企业破产法》关于金融机构破产的特殊规定

金融机构破产总体上属于企业破产，要适用《企业破产法》规定的原则与程序，但金融机构有自己的特点，也不能完全依照该法的所有条文来执行。针对金融机构破产的特点，借鉴国外经验，我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有本法第二条规定情形的，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该金融机构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出现重大经营风险的金融机构采取接管、托管等措施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中止以该金融机构为被告或者被执行人的民事诉讼程序或者执行程序。这一规定要求：

第一，金融机构达到破产界限的，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该金融机构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这对国务院金融监管机构来说是一种特定的权力。在一般企业的破产中，能够对债务人提出破产申请的，只有债务人与债权人，以及处于清算中的债务人的有关人员，如法定代表人、高管、股东等。而在金融机构破产中，需要破产的金融机构及其债权人，通常都不会主动提出破产申请，其风险和债务会继续积累、扩大。本条授权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有关金融机构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金融监管机构对其监管的金融机构的风险既了解得比较详细，其评价也比较客观，规定金融监管机构向人民法院提出破产或重整申请对于及时防范、发现和处理这种经营风险十分必要，也有利于对出现经营困难的机构进行及时救助，使其摆脱困境，起死回生。国外很多法律也有这样的规定，有的甚至规定金融机构的破产只能由金融监管机构提出。当然，本条对于金融监管机构提出破产申请的规定，并不排除金融机构本身及其债权人依法提出破产申请的权利。

第二，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可以依法对出现重大经营风险的金融机构，采取接管或托管措施，采取必要的手段对其进行救助与 “整改”，使其摆脱困境。这是其他有关法律对监管机构的一种授权，即对于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采取的相关救助措施，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证券公司违法经营或者出现重大风险，严重危害证券市场秩序、损害投资者利益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对该证券公司采取责令停业整顿，指定其他机构托管、接管或者撤销等监管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保险公司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可能严重危及或者已经危及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的，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可以对该保险公司实行接管。该法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接管组织的组成和接管的实施办法，由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决定，并予以公告。

第三，对于对有关金融机构采取接管、托管等措施的，允许监管机构向人民法院申请中止以该金融机构为被告或者被执行人的民事诉讼程序或者执行程序，如以商业银行为被告的经济纠纷，以信托公司为被告的商事纠纷等。这一规定是针对当前金融机构清算中的特殊情况所采取的应对之策。近几年来，国家对于出现风险的金融机构，绝大多数是由金融监管机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实施接管、托管等风险处置措施的。在此期间，经常发生债权人通过向各地法院提出诉讼或对诉讼结果要求强制执行，抢先取得金融机构的财产，使金融监管机构采取的行政处置措施无法正常实施的情形。为了顺利处置出现风险的金融机构，维护金融和社会稳定，有关监管机构只能进行个案处理，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出通知，要求各级法院中止对被接管、托管的金融机构的民事案件的受理、审理和执行(即所谓“三中止”)。但由于法院采取“三中止”措施法律依据不足，也引起一些当事人的非议，为此，上述规定为这种“三中止”措施的采取提供了法律依据，规定“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出现重大经营风险的金融机构采取接管、托管等措施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中止以该金融机构为被告或者被执行人的民事诉讼程序或者执行程序”。人民法院对这样的申请进行审查后，认为符合法律要求的，应裁定对该申请予以支持，待接管、托管人接管相关业务后，再依据有关法律对这种中止的程序进行恢复或采取其他形式进行处理。

金融机构实施《企业破产法》相关办法的制定

金融机构破产不同于一般企业，因为这类机构的自有资产与他们负责管理的客户财产是分离的，而他们的经营又要包括客户资产。一旦出现破产，他们只能以自有的资产清偿债务，而不能动用客户资产。加之金融机构的破产涉及众多客户的财产利益，针对金融机构破产的这种特点，有关法律对于金融机构破产规定有一些相应的措施。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对于商业银行的破产规定为，商业银行不能支付到期债务，要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同意，由人民法院依法宣告其破产。商业银行被宣告破产的，要由人民法院组织国务院银行业监管机构等有关部门和有关人员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即对商业银行的破产，一是要经银行业监管机构同意，二是要由有关部门参加组成清算组，三是在有关程序上也需要有一些特殊规定。《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规定，信托投资公司不能支付到期债务，经银行业监管机构同意，可向人民法院提出破产申请，即对信托投资公司的破产要经银行业监管机构同意。

针对金融机构破产的特殊性，《企业破产法》也规定了一些原则性要求，对这种要求的实施，有赖于一系列具体措施相支撑，为此，《企业破产法》规定，国务院可以依据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制定实施办法。即对这类机构的破产，从总的原则来说要适用《企业破产法》，但就操作而言，还要由国务院依据《企业破产法》和有关专门的金融法律的规定制定实施办法后，按照《企业破产法》与有关实施办法的规定来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