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粮类股票

① 晋商的代表人物有哪几位

晋商（山西商人）代表人物：王现、平遥日升昌票号财东李箴视；平遥蔚字号首任经理毛鸿翙；大德通、大德恒票号祁县乔家的乔景僖、乔景侃、乔景信；明代蒲州大商张四教等等。

晋商首创了中国历史上票号。“票号”是当时商人通商的一种方式，商路遥远，汇通天下，曾在中国历史上显赫一时。直至如今还传颂着“山西人善于经商、善于理财”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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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代表：

1、大盛魁：创始人是王相卿，山西太谷县武家堡人，把“大盛魁”办成旅蒙晋商专做蒙俄贸易、伙计达六千余人、商队骆驼近二万头、年贸易总额达上千万两银子的著名大商号，王相卿也成了垄断蒙古市场的商界巨头。以后又经过十几代人努力，“大盛魁”竟在蒙古大草原上称雄200多年。

2、志成信票号：创始人是员成望，清初太谷沟子村人，资本原为白银3400两，后增为26万两，四年一帐，普通每股红利七八千两，最多开过14000两，资本雄厚，信誉卓著，成为太谷票号中的佼佼者，分号广布天津、张家口、吉祥、沈阳、上海、南京、苏州、汉口、广州、开封、济南等地。

3、曹氏家族：发迹人曹三喜，山西太谷人。财产多达白银千万余两，商号在国内遍布东北、华北、西北各大城市，而国外涉足蒙古、西伯利亚和莫斯科。曹家的商业帝国横跨欧亚两个大陆，纵横几万里，不仅仅在山西人的经商史上、就是中国人的经商史上都创下了不朽的辉煌。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晋商文化

② 三百六十行，是哪些行业

我们生活中常常会用“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句话来勉励身边的朋友，让他们不要对自己的工作感到失望，只要自己能努力的专攻自己的工作，那么也有出人头地的机会。

三百六十行这个名称最早出现在南宋时期，泛指各行各业的行当，用现在通俗点的话说就是各种各样的职业。

平常生活之中，我们也经常用到这个词语，但是你知道三百六十行所指的行业是哪些行业吗？下面就让我来为大家大概的概述一下吧。

首先我们可以把三百六十行大概的归为十大类：第一类是农林牧渔行业、第二类是饮食糖果行业、第三类是纺织服饰行业、第四类是手工业行业、第五类是交通运输行业、第六类是医药卫生行业、第七类是文化教育行业、第八类是休闲娱乐行业、第九类是工艺美术行业、第十类就是除了以上九类之外的行业都是。

农林牧渔行业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搞养殖的、弄苗圃的、干屠宰的，只要和这方面沾边的都是属于这个行业的人。

③ 周公解梦:左右双肩着喜雀屎.何解

梦见＂自己在家解大便解厕所外面＂，基本上有几种寓意，还都是很不错的暗示，请看以下分析：
1. 自己在家解大便，俗称＂屎＂为黄金，也代表财富的意思，最近您与家人若有投资食品、粮食、此类相关饮食产品或相关股票，可以大有斩获！，
2. ＂屎＂为＂米＂之＂尸＂，来自於米粮的东西，并且自己排泻而出，那就与＂股＂有比较深切的关系，况且还是在家里，所以家人与自己都能获利！
3. 唯一不佳之处，在於此梦是＂解厕所外面＂，表示很可能自己获利後会判断错误，没有把财（屎，黄金）放在自己应该存放的金库（厕所）之中，因此这样的梦境也是告诉您：赚到钱就要存起来，存的地方要注意，一定要找个安全可信赖的隐密场所，不然会容易造成损失！

④ 岑春煊的人物生平

据族谱记载，岑春煊的祖上是东汉时排名云台二十八将第六位的功臣岑彭。在宋朝时，落籍浙江余姚的岑彭后裔岑仲淑随狄青平侬智高有功，便世居广西为土司。岑春煊家原本是上林峒长官司的世袭土官，由于乾隆年间改土归流，便成为平民。到其祖父岑苍松时，始以文学起家。岑春煊之父岑毓英因平定云南回民起义有功，官至云贵总督，成为清廷的封疆大吏。
咸丰十一年辛酉三月二十三日（1861年5月2日），岑春煊出生于广西省泗城府西林县那劳村，他是岑毓英第三子，人称“岑三”，因为人性格多变，敢作敢为，又称“颠三” ，原名岑春泽。岑春煊少年时就读于泗城（凌云）云峰书院，后随父亲岑毓英赴任地读书。1879年时，岑毓英考虑到 “滇桂僻处边地，弟子见闻隘陋，无所师法”，便命岑春煊到北京学习。 客居北京的岑春煊是一个有名的纨绔子弟，据汤用彬《新谈往》记载：“春煊少跅弛，自负门第才望，不可一世，黄金结客，车马盈门，如宴也。”他与劳子乔、瑞澄被时人称为“京城三恶少”。
岑春煊因其父恩荫，很快就由监生加捐主事、签分工部学习行走。1881年，他因病请假回家休养，1885年参加广西乡试，考中举人，奉旨到部候差。1888年，他又报效海军经费，奉旨以郎中归本部即补。同年光绪帝大婚，岑春煊充派为办处帮总办。由于这是一个实缺，因而他备受瞩目。这时他听从算命先生的话，把名字“春泽”改为“春煊”。1889年，岑毓英死于云贵总督任上，岑春煊回广西守制，1892年再赴北京，清廷授其光禄寺少卿，旋迁太仆寺少卿，署大理寺卿。 岑春煊登上政治舞台，是在甲午中日战争期间。在战事吃紧，“大臣畏葸不前”的情况下，岑春煊曾两上奏章，毅然“自请效力前敌” ，被派到刘坤一营中当差，不过刘坤一因岑春煊早年放荡声名，不予重任。 当日军在山东荣成登陆、威海告警时，他又主动请缨，被派往烟台总理营务，开掘地营，布置防务，颇尽职守。后来日军猛攻营口，他又请求率军赴援。但由于清朝腐败，中国难逃失败的厄运，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岑春煊对此愤懑难平，辞职离京，隐居桂林，甚至产生了遁入空门、不再出山的念头。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岑春煊目睹国事日非，不能不有所触动。他投身维新变法运动中，先后参加了上海强学会和北京的保国会，并于1897年2月亲自和康有为等人筹议成立了维新变法运动中广西最具影响力的维新社团——桂林圣学会。1898年夏，岑春煊陪其幼弟岑春荫进京赶考，在此期间受光绪帝召见，他除了提出兴学校、练新兵、讲吏治、信赏罚诸条外，还上专折吁请皇帝要操掌实权，不要徒有其名。 戊戌变法时光绪帝下达裁撤冗官的诏令，就是受岑春煊建言的直接影响。
1898年8月31日，岑春煊被擢为广东布政使。他抵达广东后，同以两广总督谭钟麟为首的阻挠改革的顽固派进行了相当果敢的斗争。他在广东吏治改革作为突破口，大刀阔斧地裁撤各闲散机构和人员，甚至把谭钟麟总督衙门中的文案也予以裁并。并拟对谭钟麟的亲信、贪财害命的知府王存善罢官严惩，欲杀一儆百。新旧之争，势不可免，岑、谭二人互相参奏，乃至拍桌相骂。在京的维新派人士也遥相呼应，宋伯鲁递呈了康有为代拟的《请惩办谭钟麟折》，以阻挠新政为由，请严惩褫革。光绪特命湖南巡抚陈宝箴对谭严密访查，“速行参奏”。
岑春煊的目光所及不仅仅广东一隅，他还十分关注北京的形势和全国的变法大局。于外交，他认为李鸿章的联俄政策和康有为的联英政策均不足取。面对列强瓜分，只有“固民”才能“御侮”。于内政，他提出“苏民困”；取消“昭信股票”；查禁米粮出口，抑平粮价；防止白银外溢；设彩票招商局，集民款自修粤汉铁路，防止外资渗入；让商人“自购战舰”等一系列建议。这些建议被光绪部分采纳。
由于岑春煊在变法活动中表现得十分活跃，戊戌政变后亦受牵连，多亏“荣禄为缓颊” ，方得幸免，改调甘肃布政使。岑春煊在甘肃期间，亦不忘上奏弹劾谭钟麟，最后谭钟麟被免去两广总督之职。以藩司弹劾制宪，在有清一代几为仅有，岑春煊也开始以刚直闻名于世。 1900年，义和团运动达到高潮，引来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岑春煊在甘肃听说后，率2000兵马星夜兼程赶来“勤王”，到了北京后被调到张家口驻扎以备俄。 1900年8月14日，北京失守，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仓皇出逃，岑春煊赶来救驾，被任命为前路粮台督办。在此期间，流亡海外的岑也和他的幕僚张鸣岐等人制定了一个帮助光绪夺回政权的计划，试图配合康有为等保皇势力发动政变，但最后还是放弃了。而慈禧太后则因岑春煊雪中送炭而对他极为信任，授其为陕西巡抚，翌年调任山西巡抚。岑春煊审时度势，力言“山陕大灾之后，万不能再开战衅”，令娘子关、固关守军后撤，以示讲和诚意，并解决毓贤在任时的教案遗留问题，并预拨银两给传教士，杜绝联军进兵口实。后来这笔钱被传教士李提摩太捐作山西大学堂创办费用，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大学。除此之外，岑春煊还聘请日本教员，创办了山西农林学堂。在山西兴办新式学堂是他主张变法自强的最早实践。
1902年7月，岑春煊改任广东巡抚，原拟入京陛见后南行赴任，结果四川哥老会蜂起，清廷又命岑春煊赴成都署理四川总督，平定了变乱，并创办警政，处置了一批贪官污吏。其后又为平息广西土匪，清廷令岑春煊署理两广总督，督办广西军务。民国时的风云人物龙济光、陆荣廷等，就是这一时期被岑春煊收编的。除了平息匪乱之外，岑春煊还在两广大力惩办贪官污吏，使“官屠”之威名远扬。另外，岑春煊不遗余力地在广东推行新政，他展开军事改革，他以常备军、续备军、巡警、州县士勇来代替绿营，分别执行作战守备、缉捕清乡、维持治安、护解饷犯的任务，并拟就了精简武员的详细计划。为了扩充军事人才，他大办军事学堂，次第成立了广东将弁学堂、军医学堂、陆军中小学堂、警备学堂等。同时，他还兴建新式学堂，在广州设立了“学务处”专管教育，创办广东法政学堂、两广高等工业学堂、两广方言学堂以及测绘、蚕业、农林等专业学校，并改两广师范学堂为两广优级师范学堂，又选派士子去日本留学，为两广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卓越的贡献。 1906年9月1日，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岑春煊非常欢迎。预备立宪上谕刚一颁布，岑春煊便特派亲信到上海，写信给立宪派的领袖张謇，怂恿他们拉人结社，并捐出开办费一万元，还表示愿每年提供经费一千元。于是，预备立宪公会于1906年12月16日在上海成立，由岑春煊手下的老幕僚郑孝胥充任会长，是为清末影响最大的立宪团体。岑春煊作为该会实际上的发起者和操纵者，其作用不言而喻。岑春煊与海外保皇党人的关系亦迹象昭然。1905年，他曾默许亲信幕僚周善培到香港与梁启超会晤。
岑春煊在两广惩办贪官，损害了庆亲王奕劻及其同党直隶总督袁世凯的利益，而朝中清流领袖军机大臣瞿鸿禨欲扳倒庆、袁，便与岑春煊相联结，引发了“丁未政潮”。1906年9月，庆、袁一派借口片马问题非岑春煊解决不可，使朝廷将岑春煊调为云贵总督。岑春煊没有赴任，却前往上海治病，期间各方人士访谈者甚众，包括康有为的女婿麦孟华。 1907年3月，忽有旨调任岑春煊为四川总督，并且不必进京请训。岑春煊认为这又是庆、袁的诡计，于是坐船从上海到武汉，在武汉电请入觐，又不待上谕而乘火车沿京汉铁路径自赴京。慈禧太后四次召见岑春煊，岑春煊痛陈时局之非，并弹劾庆亲王纵容贪腐，还声称要留在北京作皇上、太后的“看家恶犬”。 慈禧虽未惩办庆亲王，但也嘉奖岑春煊的忠诚，任命他为邮传部尚书。岑春煊刚接受任命，就弹劾了袁世凯的亲信邮传部侍郎朱宝奎，使其革职，后又劝说慈禧罢斥袁世凯另一亲信段芝贵。瞿鸿禨也趁机动员江春霖等言官上章弹劾庆、袁，为岑春煊造势鼓劲，甚至坊间传闻庆、袁将倒台，岑春煊将接替袁世凯来坐镇北洋。
眼看岑春煊就要在京师站稳脚跟，庆、袁地位不保，立刻展开反击，对慈禧说岑春煊是康梁一派，居心叵测，慈禧便怀疑起岑春煊，将他外放为两广总督。1907年4月17日，岑春煊解职出京，他不去广州，却往上海，伺机反扑。远在日本的梁启超得此消息后，于4月23日至5月5日专程回沪等候，企图和岑春煊见面。岑、梁是否见了面，由于行踪诡秘，不得而知。但袁世凯却于此时通过上海道蔡乃煌抛出了一张岑、梁等人在一起的合影呈递慈禧，使慈禧震怒，将岑春煊开缺。伪造照片之事，得到了同盟会员陈少白的帮助，原因是岑春煊过去曾将粤汉铁路收归官办，省港粤路股东与同盟会极为不满，不愿他返粤莅任，因此联手袁世凯除掉岑春煊。但仅六年之后，国民党人又和岑春煊走到一起，故史家感叹“政治上离合靡常是非不一，这却又是一事例”。 丁未政潮后，岑春煊赋闲杭州，后又至上海就医。袁世凯为斩草除根，嗾使蔡乃煌散布不利于岑春煊的谣言，甚至伪造岑春煊劝浙江巡抚增韫“举大事”的信函，所幸增韫以原书寄岑，得以揭发奸谋。 1908年冬慈禧、光绪相继驾崩，袁世凯亦被罢黜，岑春煊才得以在上海静养三年。
1911年，因清政府铁路国有政策，南方数省爆发保路运动，四川尤烈。当年9月15日，岑春煊被清廷任命“赴川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这年夏天，以国会请愿运动失败、皇族内阁成立、保路运动受压等事件为引子，立宪派与清政府的矛盾已到不可调和的程度。岑春煊原本就是立宪派的一员，自然也开始与清政府产生裂痕。他明确反对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并对四川保路运动力持主抚态度，发出《致四川人民各安生业电》，宣称“必当为民请命，决不妄戮一人”。甚至于9月20日致电内阁，辞职相要挟，公然要求清廷“罪己之言与特恩之诏同时并布”。 9月29日，岑春煊前赴四川时途经武昌，与湖广总督瑞澄详商，仍坚持前议，瑞澄再三劝告，岑春煊百折不回。他自知清廷不可能同意他的建议，便电请病假回沪，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岑春煊未作停留，于次日乘轮离开武昌。
清政府接到武昌起义的消息后十分惊恐，决定再次起用岑春煊、袁世凯，于10月14日发布了岑、袁分别补授四川、湖广总督的任命。岑春煊对这一任命再三辞却，清政府多次恳请勿再固辞。立宪派主导的四川保路同志会也宣言：“目前各衙门告示，除将军玉昆、岑宫保而外，我川人均可置之无睹焉可耳”。 岑春煊推辞不过，10月23日勉受川督，但同时提出扩编军队为十营，增拨枪炮子弹，发银一百万两等条件，清政府无法兑现。10月29日，岑春煊因筹划兵饷均不就手，以病情加重为由辞职。清廷只好任命端方暂署川督，虽然还给岑春煊保留位置，但他终不复出。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后，岑春煊公开站在了革命阵营一边，通电要求清廷及袁世凯顺应形势，实行共和。 这标志着他从清廷官僚到民国政客的蜕变。 1912年2月，清帝退位，紧接着袁世凯当了临时大总统。1912年5月，袁世凯让岑春煊担任贵州宣慰使，他不客气地回复，目下“中外治权，是分是合，体段全无，官制各法，甚无依据，正上无道睽，下无法守之时”，如此情形，有“何义可宣，何德足慰？” 他在拒绝袁世凯的同时，又和革命党人保持一定距离。1912年3月，主要由清末立宪派组成的国民公党成立于上海，岑春煊为名誉总理，后该党与同盟会等合并组成国民党，岑春煊当即宣布退出。1912年6月，他利用同盟会员福建军政府民政部长彭寿松行为不检、遭到福建地方势力反对之机，应邀入闽任福建宣抚使，驱彭后企图控制福建未果。1913年初，他又接替了黄兴的粤汉川铁路督办职，打算借“护路为名，寄以军令”，成立两师听命于他的军队，也因袁世凯作梗而搁浅。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案”发生，辛亥后表面平静的政局又剧烈动荡起来，各派政治力量迅速分化集结。岑春煊为革命党人所关注，“西林（岑春煊）勇锐过国民党，孙、黄阴寄厚望” ，特让章士钊去做他的工作。岑春煊与袁世凯素有积怨，双方在反袁问题上一拍即合。4月间，孙中山、黄兴、汪精卫、李根源、宁调元与岑春煊多次秘密会晤。 此后，岑春煊便积极开战其反袁活动，他接连发出通电，严斥袁世凯掩盖‘宋教仁案”与政府的关系，庇护凶犯赵秉钧，干涉制定宪法、擅借善后大借款等违法行径。鉴于统一党被王揖唐出卖，他和章太炎重组统一党，抵制当时大多数“中间”党派纷纷倒向袁世凯的浪潮。他力图扩大反袁统一战线，与章士钊、谭人凤专赴武昌策动黎元洪反袁，并做上海唐绍仪、广西陆荣廷、广东龙济光、龙觐光等人的工作。他与袁世凯公开决裂，6月8日坚辞粤汉川铁路督办职，并在胡汉民介绍下加入了国民党，旗帜鲜明地与南方革命党人居于同一阵线。
1913年7月12日，李烈钧在湖口兴师讨袁，二次革命爆发。16日，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黄兴召开军事会议，推举岑春煊为各省讨袁军大元帅。两天后，岑春煊抵南京就职。22日，各省议会联合会的十八省代表在南京开会补行正式选举手续，全票通过举岑议案，“凡独立省分都督及讨袁军总司令一律归其节制”。 这祥，岑春煊就至少在名义上成为二次革命中各派反袁力量的总指挥，各地分散的反袁势力有了一面统一的公开旗帜。革命党人对此极感兴奋。广东“纯粹之粤派之国民党，则欲戴岑西林为粤督”。 海外英荷属殖民地七十九埠华侨和美国国民党支部专电岑，拥护其为大元帅。 岑春煊俨然成为众望所归的“革命领袖”。
岑春煊制定了联络广东、广西、福建三省“与南方各军一致进行誓师北上”的计划。7月29日，他偕李根源、马君武到达广州，当即发出劝旧部陆荣廷、龙济光讨袁电，邀约诸人至梧州面筹一切，并允代筹军饷，被陆、龙拒绝。8月1日上午，岑春煊在广州召集高级军事会议，举行北伐誓死大会。但二次革命的形势却急转直下，7月28日，南京战事便已失败，黄兴逃往日本。龙济光部在袁世凯的命令下由梧州东下进攻广州，岑春煊固守不弃，8月4日夜，观音山已有敌“大炮震撼”，广州民军也发生哗变，岑春煊的北伐计划未及发动便宣告破灭。他本人也仓促出逃香港，转赴新加坡，流亡南洋。 岑春煊亡命新加坡以后，与陈炯明、李烈钧、熊克武、柏文蔚等人成立了“中华水利促进社”，进行反袁活动。1915年12月，袁世凯决意称帝，蔡锷等在云南掀起护国运动，岑春煊闻变后立即从南洋赶回国内，1916年1月17日抵上海，寓梁启超处，与国内的蔡锷、唐继尧、陆荣廷、李烈钧，香港的李根源、柏文蔚、程潜，美国的黄兴等人保持频繁联系。一时间，梁启超在沪寓所成为海内外反袁势力进行联络的一个最重要据点。
按照原计划，岑春煊欲往护国运动的大本营——云南。但当时护国军最感棘手的是“饷械俱缺”。经唐继尧电请，岑春煊于1916年1月底由张耀曾陪同改赴日本。3月20日，岑以云南军政府代表名义向日本借得一百万日元和部分枪械弹药。
云南独立后，两广成为关键。岑在促使两广独立上起了特殊作用，致书广东督军龙济光，要求他们“审机立决，迎合时势人心，起而为滇黔后劲，结成一气，据以号召全国义声”。 在各方压力下，陆、龙先后宣布独立，滇黔桂粤连成一片，护国运动的声势顿时大增。为了协调动作，岑春煊、梁启超等人打算成立一个具有独立各省联盟性质的组织。4月19日，岑春煊由香港抵广东肇庆，筹备成立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在肇庆，岑春煊任都司令，初步统一了两广军权。
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一个能把所有反袁势力全面联合起来的组织，但在筹组这个组织——军务院的时候，独立各省内部却产生了分歧。龙济光、陆荣廷、梁启超、唐继尧甚至孙中山都认为以岑春煊出任领袖最为合适，唯独蔡锷却激烈反对。云南是首义之区，蔡锷又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大敌当前，若内部不统一，于反袁斗争不利，也与成立军务院的宗旨相悖。为了打破僵局，避免内讧，岑春煊以唐继尧“首义功高，力主推戴”，最后由唐继尧任抚军长，岑春煊副之，兼摄行抚军长职。1916年5月8日，军务院几经酝酿在肇庆如期诞生。
军务院是一个各派的联合体，主要由滇桂两系地方军阀、梁启超的进步党和国民党内以欧事研究会为核心的稳健派组成。这种组合形式给岑春煊提供了绝好的活动场所，他以中介人、调停人、缓冲人和各派联系人的身份出现，成为把各派维系在一起的纽带，很自然地被推为盟主而发挥较大作用。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去，以反袁为目标的军务院失去了维系各派团结的胶着点，梁启超建议撤销军务院，岑春煊等则表示坚决反对，认为倒袁只是成立军务院的目的之一，并非全部目的。他特别提出恢复约法和国会两大问题，于6月8日又致电唐继尧等，明确指出今后新旧约法之争便成为南方义军的“生死存亡之点”。 这份文件在社会上反响很大，与6月9日孙中山《规复约法宣言》前后呼应，成为护法运动的先声。6月16日，岑春煊致电黎元洪，提出恢复约法、总统依法就任、撤军和召集军事特别会议四项为撤消军务院的先决条件。这些条件被北京政府部分接受，梁启超等人更感到应该立即撤消军务院以示响应北方之姿态。岑仍坚持“现在阁员未全就职，国会未经同意，内阁尚未正式成立，吾人仍应自守条例，不必取消”。梁启超等恼羞成怒，四处散播岑春煊缓撤军务院是想“留此为交换条件，是政客逍遥海上，绝不知军中甘苦，而放言高论”。 迫于梁启超的压力，岑春煊、唐继尧于7月14日宣布撤消军务院，护国运动结束。 岑春煊本来在其就职宣言中称，袁世凯倒台后他就不问政治，惟尽力于社会事业，1916年10月回桂林扫墓后就返回上海静居。但树欲静而风不止，护国运动使岑春煊的政治地位陡然增长，就不可能轻易摆脱政治。1917年6月，孙中山在广州掀起反对段祺瑞的护法运动，西南军阀极力想把岑春煊作为一杆大旗抬出来和孙中山相对抗。在酝酿护法军政府设立大元帅时，李烈钧就向唐继尧献策：“为应付中外大势，则宜推孙中山，为消除两粤障碍，则宜推岑”。1917年11月，桂系军阀莫荣新公开通电，商量湘粤桂三省建立都司令部问题，推岑春煊当都司令，企图将护法军政府挤出广州。与此同时，唐继尧也连发两电，提出在广州成立军事委员会、政务委员会的计划，并由岑春煊总揽筹商事宜 ，企图以岑春煊来取代孙中山。所有这些使岑春煊的权力欲极度膨胀，他亲自出马发起所谓“西南自主各省联合会”，“明为销融陆荣廷孙中山两派之畛域，即暗以具备南方政府之雏型”。该会网罗面极广，李烈钧、方声涛、陈炯明、林虎、唐继尧、章太炎、陆荣廷均在其内；另外还同北方直系的冯国璋、李纯、陈光远“早通声芥”。 1918年1月15日，“中华民国护法各省联合会”在广东成立，奉岑春煊为议和总代表，“隐然与军政府取对峙之势”。孙中山对此强烈抗议，认为该会“于约法无根据，指为督团之第二，事遂中梗”。
以岑春煊为首的反孙派见联合会不能取代军政府，便准备以改组军政府的办法来推倒孙中山，1918年4月10日，广州非常国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决定改组军政府，取消大元帅制，改为总裁合议制。5月4日，孙中山被迫辞职。非常国会推选岑春煊等七人为政务总裁。7月3日，岑春煊自上海至广州，7月5日军政府宣告改组成立，8月21日，军政府举行政务会议，推举岑春煊为主席总裁，他名副其实地当上军政府的头号人物，成了西南军阀的代理人。而孙中山则意识到“南与北如一丘之貉”，离开广州，远走上海。
其后，岑春煊开始主导南北议和。先前在1917年11月，粤桂湘三省组成联军北伐，与北洋军激战于湖南战场。战争开始不久，岑春煊便对战事进行秘密调停。他伸出两只触角，一与北京的冯国璋、王士珍密商；一与南方的直系将领联络。 1918年10月7日，北洋政府代理大总统冯国璋和岑春煊以交战双方最高领袖身份发表主和通电。孙中山积极推动的作为护法战争主要方向的湘南战事偃旗息鼓，声势浩大的护法战争在岑春煊等人的出卖下只剩下陕西等省的局部战斗。1919年2月，南北和平善后会议在上海开幕，虽然不久便无果而终，但岑春煊仍未死心，继续委派章士钊、刘光烈等人在沪同北方徐世昌的代表秘密谈判。 但是，岑春煊没有自己的武装和地盘，他的得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在各派势力中的“平衡”。而由于各方势力的勾心斗角，这种平衡非常脆弱，再加上岑春煊越来越偏向于桂系势力，使他作为各方都能接受的调和者的身份难以维持下去。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率先举起反岑反桂大旗。1919年6月，在国会中倾向孙中山的“照霞楼议员”提出不信任主席总裁案，岑春煊被迫一度辞职。同年8月，孙中山正式宣布与军政府决裂，并开始绸缪武力讨桂计划。
1920年，岑春煊在对四川的控制、南北议和中各派权益的分配和驻粤滇军的指挥权等间题上又与唐继尧完全闹翻，军政府更加风雨飘摇。3月24日，唐继尧将岑春煊秘密与北方议和的内幕文件全部公开，指责此与护法宗旨不符，不能接受，并邀约国会议员来滇。3月29日，军政府总裁兼外交财政部长伍廷芳携带款印出走。广州国会两院秘书厅也在议长林森指挥下，封存卷宗分批运往香港。军政府后院起火，岑春煊气急败坏地违宪派兵搜查国会，引起舆论大哗。伍廷芳、唐绍仪、唐继尧三总裁宣告脱离军政府，军政府七总裁所剩无几。8月7日，在滇国会两院召开联合会议，通过议员万鸿图等人提案，以“毁法误国”罪一致议决罢免岑春煊军政府政务总裁的职务。8月11日，岑春煊孤注一掷，命令桂军进攻福建陈炯明军阵地，粤桂战争开始，桂军兵败如山倒，岑春煊甚至还收到过装着炸弹的木匣。1920年10月23日，陈炯明部兵分三路总攻广州，桂系大势已去，当天岑春煊通电辞职，声称他是受江苏督军李纯自杀而感动，希望西南各省取消自主，北京速开国会，共图善后。次日，军政府被宣布取消，岑春煊再次离粤赴沪，他的政治生命也宣告终结。
岑春煊退居上海以后，仍与章士钊、杨永泰、李根源等多有往来，但都是私人应酬，无关公务。1922年，岑春煊与上海犹太富商哈同夫妇同游苏州，并买宅作久居计。旋与李根源叙旧，自述生平，1930年出版为《乐斋漫笔》一书。1932年淞沪抗战时，岑春煊捐助十九路军三万元以支持抗日。1933年4月27日，岑春煊去世于上海。临终前留下遗言：
“民国初元，息影上海，窃谓共和国已立，势无可翻，理自拥护。观袁氏柄政作威，甚至称帝，前欺清廷孤寡之余，后戮民党俊秀人士。激于义愤，遂尔兴师。护国、护法两役，春煊从国人之后，以勘定祸乱于一时者。职是之故，十载以来，幸还初服，党国蔚然，与观厥成，老朽余年，冀享治平之乐。国家多故，又成鱼烂之形。道路之言，举谓一党专政，弊端绝大。党费出自国币，纵容无数血气未定、学问未成之青年，使之干涉百政，刍狗万物，欲国无乱，何啻却行求前？况乎后十年之政权，都在此辈青年之手，今以修养迫之，期用于不成熟无意识之政党运动，此其断丧社会之人材，虚耗国家之元气，预造未来国家之恶运，尤为无可恢复之损害乎！近自东北告变，国难日深，政党各有指责，春煊以为阳九之会，事属非常之原，国民党独任其艰，应须国民同情顺受之处，亦何止一二数？独至一党之樊，关系太大，如不改弦更张，足以断送国家而有余。春煊与党同一国家，各有子孙。心所谓危，何敢不告？
春煊今年七十有三，近以心脏衰弱，遂形肿胀，气息仅属，百念俱灰。儿辈叩请遗言，顿有感触。吾家三世服官素以清廉自励，既无长物，何用安排？且诸儿多不率教，后惟听其自立，生平耻怀溉犊之爱，临终安用贻谋之谈？惟国家事属一体，为首当为国，而为国之要，不外‘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二语，以党限之，势难尽就，前此任潮（李济深）、德邻（李宗仁）两君来访，曾为郑重揭橥是义；垂尽之声，仍不越此。儿曹其此公布于是，供奉国贤豪长者之参考。国是有豸，无任悚惶。”
岑春煊死后，安葬于上海虹桥万国公墓，文革时墓被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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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在晋商中，有哪几家比较强大

晋商可以追溯到,隋唐之间的武士貜,武则天之父.李渊父子从太原起兵时,木材商人武氏从财力上大力资助,李渊父子的就是凭借但是天下最精华的太原军队和武氏的财力开始夺取全国政权,建国后,武氏并封为国公,地位等同秦琼,程咬金等,可以想象李渊父子当时从武氏那里得到多少财产.而武氏也从他最初聪明的政治投资中得到了巨大的回报.其后还孕育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女皇武则天.

范永斗
范永斗，祖籍山西介休。生活于明末清初的张家口。

早在明朝初年，范氏就在张家口和蒙古地区做生意，历经七代，传至范永斗成为张家口地区对满蒙贸易的汉族大富商，时人称其“贾于边城，以信义著”。当时，居于东北的女真族开始军事扩张，由于和明王朝的敌对关系，他们所需要的军事、生活物质，只能通过张家口的贸易市场获得，也就是以张家口为基地运转过去，范永斗和其他七家商人就开始做这方面的生意，“与辽左通货财,久著信义”。据道光年间的《万全县志》记载：“八家商人者皆山右人，明末时以贸易来张家口。曰：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宇、梁家宾、田生兰、翟堂、黄永发，自本朝龙兴辽左，遣人来口市易者，皆此八家主之。”由于八家商人为清王朝的建立作出了贡献，所以清朝定鼎后，顺治帝没忘为入主中原建立过赫赫功业的八大商家，在紫禁城设宴款待，并赐给服饰。顺治还要给他们封官赏爵，八大商家受宠若惊，竭力推辞。于是，顺治便将他们封为“皇商”（籍隶内务府）。范永斗被命主持贸易事务，并“赐产张家口为世业”。其余七家，亦各有封赏。从此，范永斗等取得了别的商人无法享有的政治经济特权。他不但为皇家采办货物，还借势，广开财路，漫天做起买卖来。他除经营河东、长芦盐业外，还垄断了东北乌苏里、绥芬等地人参等贵重药材的市场，由此又被民间称为“参商”。转眼，范永斗成了拥有数百万之富的大皇商，为八大家中之佼佼者。

后来，继承并发展范永斗事业的是他的孙子范毓。在他手里，把范氏家族的商务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准噶尔部再次叛乱。清政府急派重兵征讨。当时由于路途遥远，且多经沙漠地带，运送军粮成了一个突出的困难。范毓得知此情后，根据自己从小随父在塞外经商，熟悉道路的有利条件，认真核计，与弟范毓联名呈请当朝，自愿以低于朝廷运粮1/3的费用运送军粮，康熙闻奏，立即批准。从此，到乾隆年间，他们多次“力任挽输，辗转沙漠万里，不劳官吏，不扰闾阎”，所运军粮都是“克期必至”。其间或受敌袭，或中途变更运粮计划，几度蒙受重大损失，也都由范氏个人承担下来，节约国费以亿两计，为平定叛乱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个人牺牲和贡献，客观上顺应了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趋势。这对于一个商人来说，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雍正七年（1729年），清廷赐范毓职太仆寺卿，用二品服。从此，范氏为皇商兼获高官，名噪一时。这在清朝200多年的历史上也是罕见的。范毓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去世，他是进入《清史稿》的惟一商人。

贡献：八大皇商之首

晋商旺族“八大家”
在清代，全国排名前16位的大财团都在山西。据史料统计，仅仅把山西几个县域中富户的家产相加，数量就超过了一亿两白银。这个数量甚至比当时国库的存银还要多，切实称得上“富可敌国”牎在中国近代史上，晋商稳居全国商帮之首，称雄商界500余年。在晋商这个显赫群体中，都有哪些“财神”呢？

白手起家通天下 诚信为本数乔家

祁县乔家，是晋商中靠勤劳诚信，白手起家的典型。

乔家始祖乔贵发，祁县乔家堡人。早年是一个衣不遮体，无依无靠的光棍汉。乾隆初年与一位秦姓结拜兄弟一起走西口，先做当铺伙计，后开草料铺，兼做豆腐、豆芽及零星杂货些生意。乾隆二十年（1755年），当地粮食丰收，他们为给自己磨豆腐、生豆芽做准备，趁粮低价时购存了一批黄豆。不料次年黄豆歉收，价钱高涨，于是把黄豆售出，获利颇丰。进而扩大经营，开设了客货栈广盛公。

到嘉庆时，广盛公生意十分兴隆，但一次经营“买树梢”蚀本，几乎倒闭。亏得乔氏平日与当地“相与”诚信往来，信誉尚存，得到来往户支持，延缓了欠款归还日期。经多方筹措，又赖广盛公掌柜悉心经营，扭亏为盈，复兴了乔家基业，遂把“广盛公”改为“复盛公”。乔家子弟恪守祖训，严守家规，家业日益兴旺。而秦姓子弟疏于经营，坐享其成，逐渐抽走股份，最终复盛公几乎成为乔家独资。复盛公成为乔姓商号后，买卖兴隆，在包头先后增开复盛全、复盛西等19个门面，有职工四五百人，成为包头城开办最早、实力最雄厚的商号，故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之说。乔氏依托复字号，又向国内各大中商埠发展。光绪十年（1884年）又设大德通、大德恒票号。到清末乔家在全国各地有票号、钱庄、当铺、粮店等字号200多处，有流动资金700多万两，加上土地、房产等不动产，总资产达千万两以上。

乔贵发一心经商，含辛茹苦，直到30多岁，才娶了一个寡妇，共育三子。长子全德是寡妇程氏带来的，名德星堂，因非乔贵发亲生，这一门没有什么起色。二门全义，堂名宁守堂，子弟多入仕途。三门全美，堂名“在中堂”，其次子乔致庸（1818—1907），是乔家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以儒道之尊，“修身、正己、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心，诚信为本，执着追求，艰苦奋斗，不断开拓，实现了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理想，为乔家的繁荣立下了大功。乔致庸活到89岁，生有六子，但在他心中各有不足，最终把乔家大业交给了他的孙子乔映霞。乔映霞深受家风祖规熏陶，主持乔家以来，事业心强，治家严谨。他针对兄弟与子弟特点，分别立书斋名，曰“不泥古斋”“知不足斋”“日新斋”“自强不息斋”“一日三省斋”等，以资互勉，并明订家规“五不准”：一不准吸鸦片、二不准纳妾、三不准贝者博、四不准冶游、五不准酗酒等。在乔映霞努力下，乔家大业蒸蒸日上，达到了鼎盛。乔映霞思想比较开明，曾率先剪辫子，动员家族妇女解除缠足陋习，又任过区长、禁烟主任，到了事业的顶峰。清朝末年，乔氏票号业务多被官办银行夺走，生意从此走向衰败。

货通俄蒙领风骚 外贸世家是常家

榆次的常家，在晋商中以外贸称著。据“山西外贸志”载：“在恰克图从事对俄贸易众多的山西商号中，经营最长，历史规模最大者，首推榆次车辋常家。常氏一门从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七代，沿袭一百五十多年。尤其在晚清，在恰克图十数个较大商号中，常氏一门独占其四，堪称清代晋商中“外贸世家”。常氏家族经商的始祖常威，当年去张家口经商，从家里出发时，身不带分文，一路以为人占卦算命，赚取吃饭住店钱，得以成行。常威有三个儿子，长子常万圯和三子常万达，都以经商见长。万圯一支，即后来所说的“南常”；万达一支是“北常”。常万达少年聪慧，长大后随父到张家口经商，十年如一日，生活俭仆，为人处事诚恳守信，为商界同行所器重。常家从开布铺，经营布匹、白布走俏、获得厚利，又扩大规模，兼营茶叶、杂货，外销蒙古等地，逐步积累商业资本，设立了大德玉商号。

到乾隆年间，恰克图被清政府定为中俄贸易的唯一地点。中俄贸易的庞大交易都被压缩到了恰克图。常万达看出了其中蕴藏的巨大商机，他将张家口经营的“大德玉”字号改为茶庄，倾其资财来到恰克图，实现了由内贸到外贸的转变。常万达向俄商出口茶叶，兼营绸缎，由俄方引进皮毛、银锭，有出有进，获利甚丰。常万达“满而不盈，视有若无”，不断倍厚资本，为常家外贸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随着事业的发展和资本的增加，常氏先后增设大升玉、大泉玉、大美玉、独慎玉商号，形成了常氏“玉字”连号，遍布苏州、上海、汉口等地，独慎玉还在莫斯科设立了分店。

庚子事变，常氏商业受到一些损失，转而创办近代家庭工业，开办了敦义和蚕桑局、敦睦和织布工厂，获利颇丰。常氏在山西还向近代工业火柴局、保晋矿务公司、晋华纺织公司投过资。常氏十四世常旭春还担任了保晋公司第四任总经理。常氏由商业起家，家境富裕后，便转而让子弟读书子儒。常氏八世常吉为县贡生，是家族中入贡第一人。此后学业有成者延绵不断。到1921年，常氏有4人赴日留学学成回国，有10人从省内外大学毕业，素称“世兼儒贾为业”是晋商中少有的“书香门第”。

常氏商业清末、民国初年逐渐衰落，主要是俄商拖欠巨款，加之俄政府巨额征税，遭受浩劫。据记载，仅在莫斯科所赔累折银140余万两。辛亥革命后，内外货款不结，玉字号随之倒闭。

太谷巨富“三多堂” 商铺规模数曹家

太谷曹家，是明、清之际声势显赫的晋商巨富。

曹氏家族发迹，始于明末清初人曹三喜。当年，曹三喜因生计所迫，随人到东北三座塔（今辽宁辽阳县）经商。他先是租地种菜、种豆，后与人合伙磨豆腐，用豆腐渣养猪。待生意兴盛后，因曹三喜是外乡人，合伙者想多占利润，只好各自经营。曹三喜认为，自己的名字有“三”字，自己在“三座塔”干一定能成功。他勤劳踏实，以诚待人，生意越做越好，增添了酿酒业、杂货业、典当业。之后，又在沈阳、四平、锦州等地设立商号，逐步成为省外大商。清兵入关后，曹家的商号又向关内发展，规模越来越大。到道光、咸丰时期，曹家的商号已遍及半个中国，国外发展到莫斯科。经营项目有银钱业、绸缎、布匹、呢绒、颜料、药材、皮毛、杂货、洋货、酿酒、粮店等等，雇员达37000余人，总资本达1000余万两。曹家创造出总号辖分号、大小分号连锁管理办法，据说，全国各地究竟有多少曹家的商号，连管家的也说不清楚。有钻营者，未通过曹家同意，擅自打着曹家旗号，借贷资金开设商号，只要在其钱庄、银号管辖之下，外贷不足2万两以下，曹家亦不问所以，可见曹家的财势之大。

曹三喜致富后，把资产分成七分，给每个儿子各一分。然后，每家出资10万两，组成管理处，合资经营，称为“曹七合”。道光以后，各门逐渐衰落，惟独“三多堂”兴旺发达。“三多堂”为多福多寿多男子之意。在太谷城西北洗村，有三座并排高耸的四层旧式楼，是“三多堂”的标志。这三座楼，墙厚1．5米，高达15米多，三个穿堂大院，布局是“寿”字形，内套15个大院，房屋280间，共计6000多平方米，也是著名的晋商大院。曹氏商业在清末逐渐衰落，辛亥革命后，曹氏在东北各大城市的票号，被奉系军阀张作霖发行的“奉票”挤兑。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曹氏在东北的票号归伪满政府所有。

蔚字五联竞潇洒 票号世家是侯家

介休侯氏人称“侯百万”，史料记载有资产七八百万两白银。侯氏发迹于清康熙年间，十世侯万瞻，专跑苏、杭州贩卖绸缎、家业发展很快，到他的孙子侯兴域时，已成为赫赫有名的大财主了。

侯兴域是侯家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他继承祖业，用心经营，积累百万。他的三儿子侯庆来更是精明练达，颇有才干，一手掌家，野心勃勃，首先把在平遥开设的经营绸缎、茶叶、钱币的蔚盛长、协泰蔚、厚长来、新泰永都改为蔚字号，后来又把蔚字号改为票号。但侯庆来只活了36岁，他的儿子侯荫昌接管了家业，在与平遥日升昌票号的竞争中，又把其它蔚字号也都改为票号，成为山西赫赫有名的“蔚宇五联号”。经过道光、咸丰到同治，大约三十年间，蔚字号声势日增，分号遍布全国30多个城市大有后来居上气势。

蔚字号的财东侯家，历次分红都获得了巨款利润，有钱有势，骄奢淫逸。侯荫昌的姬孙侯奎，是介休有名的挥金如土的阔少年。当时介休有一句谚语，说“介休县有三不管，侯奎灵哥二大王”，这三个人整日声色犬马，竞相斗富，极尽挥霍之事。光绪末年，大清银行成立后，侯氏票号由盛而衰，渐渐走上了下坡路。

声名卓著“长裕川” 祁县大户是渠家

祁县商人云集，号称祁帮，是清代商界的一支劲旅。而渠家是祁帮中的大户。渠家的茶庄“长裕川”声名卓著，票号“三晋源”汇通天下。

渠家发迹，始自元末明初渠敬信、渠于信、渠忠信三兄弟，从贩运小本生意做起，起先把潞麻和梨贩到祁县，再把祁县的粗布和枣运到上党，年长日久，不辞辛劳，渐渐积累了资金。到清乾隆、嘉庆年间，渠家的生意已涉足对俄、蒙的茶叶贸易。从渠氏十七代源字辈开始，进入了生意兴隆的黄金时代，成为当时晋中八大富户之一。源字辈渠源桢先后与他人合资开设了“百川通”票号、“存义公”票号、“长盛川”票号，并独资开设了“三晋源”票号、“汇源通”票号，在开设票号的同时，渠家在各省设有茶庄、盐店、钱店、当铺、绸缎庄、药材庄等，实现了票号资本与商业资本的相互转化，这是渠家商业经营的特色，并获得了成功，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渠家“百川通”每股分红达两万多两白银。

渠源桢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渠源桢希望长子渠本翘从事商业，但渠本翘天资聪颖，小时候就有“神童”之誉，更热心考取功名。渠源桢对其极为不满，据说，渠本翘考取举人归乡省亲，渠源桢竞跪在门外迎接，弄得很难堪。渠本翘中进士后，曾被清政府派驻日本横滨领事。父子两人矛盾的缓和是在山西保矿运动。1898年，清政府从极低廉的价格，将山西的煤矿、铁矿；开采权，出让给英国商人。消息传开，山西全省哗然，商民各界奔走呼号，展开长达数年的争回矿权、路权的斗争，渠本翘刚刚卸任山西大学堂监督，就投入保矿运动。在晋商保矿运动中，渠家父子配合默契，渠源桢主持渠家大票号协力相助。不但出巨资入股保晋公司，还帮助公司发行、募集股票。渠本翘在保晋公司担任了一年多总经理，就再次入京为官。渠本翘入京后，渠源桢将大半资财铸成银锭埋在自家院里，据说总量达三百万两之多。1919年渠本翘病逝于天津，此后渠家的后代再没有涉入商界，大多数成为学者、教师和作家。

明清两代聚千两 山西首富数亢家

山西平阳府（今临汾市）的亢家，在明清时期聚财数千万两，堪称山西首富。亢氏之后，才是资产在七八百万两的曹、乔、渠、常等诸姓人家。

亢氏起家，传说源自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在山海关与清军作战失败，退出北京撤往西安途中，曾将携带的金银财宝寄存于亢家。后来，李自成牺牲，农民军寄存的金银财宝遂为亢氏所有。但这只是传说，其实，亢氏致富也是经商之道。亢氏首先是大盐商，清代实行盐专卖制，由政府特许盐商凭盐引到指定地点运销。亢氏正是凭这种贩运特权，获取丰利，成为巨富。亢氏在盐商聚集的扬州修建了著名的亢园，显赫一时。其次，亢氏是大粮商。当时在北京，由于是京畿要地，四方辐辏，买米糊口之人倍繁于他省，而北京资本最大，规模最大的粮店就是亢家在正阳门外开设的粮店。在原籍平阳府，亢家“仓廪多至数千”，藏有米粮万石。再次；亢家是一个资本雄厚的典当商。传说当年，亢家为了挤垮当地另一家当铺，连续三个月拿出90尊金罗汉到这家当铺去典当，每尊典银1000两。这家当铺人慌了，问典当人，何以有这么多金罗汉，来人说：“我家主人有金罗汉500尊，现在还410尊等着典当呢！”这家当铺只好让亢家将90尊金罗汉赎回，自己关闭当铺远走他乡去了。此外，当时，亢氏在原籍平阳还拥有大量田宅和储粮，号称“宅第连云，宛如世家”，“上有老苍天，下有亢百万，三年不下雨，陈粮有万石”。

甲第联辉名当世 “世袭皇商”是范家

介休范氏经商始祖叫范永斗，明末时在张家口经商，经常出入辽东，是当时有名的八大商人之一。

由于当时商人经常出入关内外，为满清提供军需物资和情报，满清入关称帝后，顺治皇帝为答谢八大商人，在紫禁城设宴，亲自召见，尝赐朝服，编入“御用皇商”行列。范永斗被任命为主持贸易事务，并“赐产张家口为世业”，取得了别的商人无法享有的经济特权。范毓宾是范永斗的孙子，他具有聪颖卓越的经济头脑，继承祖业后不负众望，使范家商务达到登峰造极的境地。他主政时，担当了“承办、采运军粮”的大官差。清朝初年，康熙皇帝亲征准噶尔部，由于运送军粮花费过大，“输米馈军”付出了惨重代价。作为皇商接受这项官差后，认为虽然返贩军粮艰苦，但依仗自己多年经商的经验，认为不仅有利可图，又可报效国家。他请求以每石米低于官价三分二的价格自费办售军粮，康熙闻奏大喜，遂即准请。范毓宾感受皇恩浩大，表现出令人感慨的忠诚。他凑足144万两白银，补运军粮计为百万余石，为清政府节省费用600余万两。《清史稿·列传》中说，范毓宾“辗转沙漠万里，不劳官吏，不扰闾邻，克期必至，省国费亿万计”，忠诚换来了丰富的回报。范氏家族中有许多人被授予官爵，甲第联辉，显赫一时。朝廷还慷慨地把西北游牧民族的贸易权交给了范家，获得了巨大的商机。范氏由皇商兼获高官，在清朝二百多年历史上实属罕见，范家并不满足于既得利益，继续寻求发展机会。康熙时，国内铜斤（造铜钱用的原料）严重短缺，政府允许商人赴日本购买铜斤。范氏把握时机，奏请内务府，承担了贩运洋铜的大部分业务，获得巨大利益。

范家因官商而兴，因官商而衰。随着清末满清政府的衰败，范氏商务日趋衰落。到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清廷以范氏铜业“亏折日深，以至上年误运误课，拖欠官项累累”、“亏损至一百五六十万两之多”为由，革除范氏内务府、户部等衙门官职，着令严加审讯范清济兄弟，并查封家产，昔日堂堂皇皇的“世袭皇商”变成了阶下之囚。

大名鼎鼎“财神爷” “最后风光”是孔家

在晋商中，有一位大名鼎鼎的“财神爷”，就是太谷的孔祥熙，他是民国时期四大家族之一。

孔祥熙的父祖孔繁慈，年轻时，抽过大烟，把家产抽光了，这也是幼年的孔祥熙曾拣过煤渣的原因。后来孔繁慈在太谷城乡许多地方当过私塾教师，供孔祥熙在基督教会所办的新式学塾学习。1901年秋，孔祥熙赴美，考入耶鲁大学，主修理化，后来又修社会学。1905年进入本院研究院，获理化硕士学位，他的抱负是“提倡教育，振兴家业”。1907年孔祥熙回到北京；那时正值清政府重用留学生。但他婉辞了邮政部、北洋大学等的聘请，决心回太谷办学，在太谷南街基督教公理会明道院附设小学的基础上，增扩课程，创办了太谷第一所中学铭贤学堂。孔祥熙一方面提倡培养新式人才，但对“振兴家业”发财致富并未忘怀。1912年，他从生活中看到煤油已成为民间点灯照明的必需品的商机，便同五叔孔繁杏设立的祥记公司，向英商亚细亚火油公司交付了一部保证金，从而取得了在山西经销火油（煤油）的总代理权，独家经营、获利丰厚。孔祥熙也因此成为山西第一位买办商人。

二次革命失败后，孔祥熙东渡日本，在横滨结识了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宋霭龄。宋赞孔为人谦和，“赚钱赚得很得法”“似乎天生有一种理财的本领”，而对孔“在在服佩”。由于双方情投意合，1914年春，孔祥熙与宋霭龄结为伉俪。婚后，宋霭龄向孙中山辞去秘书职务，推荐她的妹妹宋庆龄接替。1915年孔祥熙回国，利用欧战国外需要军工原料的商机，把阳泉的铁砂运往天津出口，在天津创办了“祥记”和“裕华”公司。1926年，国内政界发生剧烈变动，孔祥熙认为“做大官”的“时会机遇”来临，他从美国回到广州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广东分会委员和广东省财政厅长兼后方财政事务。由于在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上，孔祥熙和宋霭龄说服了父母，孔氏家族则通过蒋介石政权获得了极高的政治地位，为家族财富增殖取得了可靠保证。1927年，孔祥熙做了南京政府工商部长，继又选为“国府委员”，从此，官运、财运十分亨通。1933年孔祥熙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并仍兼中，央银行总裁。孔家在借公营私、亦官亦商、因利乘便的情况下，成为中国豪门首富。孔家利用所掌握的权力，谋取私利，大发国难财，究竟聚敛了多少钱财，据说抗战初期宋霭龄在套取外汇的投机中，就“捞了800万英镑”。1939年时，宋霭龄在美存款居重庆政府“所有要人在美国银行中存款的第一位”，被美国记者茜利文称为“中国人民的钱袋”。1944年的“朋分美金公债案”，一时间在山城重庆舆论沸扬，孔祥熙被迫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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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五谷米粮 - 是指什么有那些请详细说明其功效。

内经》∶「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其中五谷指的是粳米、小豆、麦、大豆、黄黍。《类经》中所指的五谷是「米、麻、大豆、麦、黄黍」。 林昱良说，民间所说的五谷杂粮，一般是「稻、黍、稷、麦、菽」。稻指的是稻米、糙米；黍指的是黄米或玉米；稷指的是小米；麦指的是小麦、大麦、荞麦、燕麦等麦类；菽指的就是一般豆类，例如红豆、绿豆、大豆等；杂粮指的是除了水稻、小麦以外的杂食，例如南瓜子、核桃、薏仁等。 市面上贩售的五谷米是由糙米、小米、黑糯米、荞麦、燕麦等五种谷类组合而成，主要成分为蛋白质、醣类、多种维生素、矿物质、胺基酸、微量元素、纤维质、酵素等。 值得注意的是，五谷米营养成分虽较高，但对吃惯白米的人来说，比较不容易消化，如果突然将白米饭完全改成五谷杂粮，可能会产生肠胃消化不良的问题。 专家表示，有些人因为胸闷、腹胀等问题跑遍大小医院，服用过中西药物後，症状不见改善，经过详细问诊後发现，全家人因长期吃五谷米，也有程度不同的肠胃问题，建议患者先停用五谷米，配合健脾助消化的药物後，诸症得到缓解。 医圣张仲景亦将米作为药物或治疗辅助於临床上，如白虎汤、竹叶石膏汤中用粳米来补脾胃之气；风寒感冒服用桂枝汤後，需服用热稀粥来助药力 表邪，古代的粳米即现在的白米，由此可知，粳米可用於病时和病後的调养，五谷米则较不适合当作生病和病後的主食。 专家说，吃惯了白米的人，若要改吃糙米饭或五谷饭时，必须先让自己的肠胃能够适应，另外，在煮饭上也需要一些技巧∶ １．不要一开始就把三餐都改吃五谷饭，因为肠胃无法一下子就完全吸收五谷营养，可能造成肠胃负担，因此产生腹胀，腹痛等症状，建议先从一周一天、每次一餐开始，让肠胃逐渐适应後，再酌量增加天数和次数。 ２．开始煮糙米饭或五谷饭时，加入的水量应该比煮白米时多一些，如此煮成的米较软也容易吸收，减少肠胃的负担。 ３．肾脏病或其他慢性疾病者，应以容易消化的白米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