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商業銀行應該怎樣深化改革
商業銀行深化改革面臨哪些挑戰?
當前中國銀行業正處在一個變革的時代。在利率市場化、金融脫媒和科技浪潮(互聯網、大數據、雲計算等)的多重沖擊下,傳統的銀行業發展模式難以適應環境的劇變,經營轉型已成為銀行業改革發展的必由之路。從國際上看,資產管理將是商業銀行經營轉型的重要方向之一。據統計,全球最大的20家資產管理公司中大部分為銀行或銀行子公司,德意志銀行、瑞銀集團、匯豐銀行等均位列其中。許多國際先進銀行的資產管理規模超過了表內資產規模,例如紐約梅隆銀行,其名下管理的客戶資產近1.4萬億美元,而表內資產規模卻不足4000億美元。大資管蘊含了巨大的市場空間,為商業銀行轉型發展創造了條件。但就目前情況看,商業銀行所受到的沖擊卻更加顯而易見:
一是負債業務競爭加劇。在大資管背景下,金融產品愈發豐富,與此同時,存款資源卻顯得越來越稀缺。出於競爭的需要,商業銀行普遍對存款執行利率上浮政策,負債成本隨之上升。即便如此,商業銀行存款增速仍呈現出放緩的趨勢。今年前7個月,金融機構本外幣各項存款增速6.9%,明顯低於去年同期9.7%的水平,其中理財產品分流了約1.6萬億元存款。參考發達國家的歷史,隨著利率市場化加速推進,未來幾年商業銀行在低成本資金來源上遭受的沖擊還將持續。
二是資產負債表穩定性下降。一方面,存款增速低於資產增速打破了資產負債表的原有平衡。近三年來,銀行業各項存款年復合增長率約為13%,而總資產年復合增長率卻近17%,二者相差4個百分點左右。為此,商業銀行不得不依賴同業存款等短期負債來彌補資金缺口,增大了資產負債表的不穩定性。截至2014年6月末,金融機構同業存款余額已超過21萬億,比2011年增加了7.5萬億。另一方面,負債端競爭加劇了資金來源的不確定性。央行統計數據顯示,今年6月份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猛增了3.79萬億元,但7月又大幅減少了1.98萬億元,波動性較大(目前,監管部門加強了對商業銀行存款波動性的治理措施,各商業銀行都在認真貫徹落實這項要求,嚴防「沖時點」現象的發生)。與此同時,隨著表外資產管理規模的擴大,特別是開放式產品的增長,表內資產負債項目變動的不確定性進一步增大。此外,在經濟轉型期可能出現有效需求不足的時候,表外業務還會分流一部分優質的融資項目或投資標的,使表內資產配置的效率下降。
三是流動性與利率風險管理加大。在大資管背景下,商業銀行面對不同期限、不同回報要求的表內外資金,必須在資產端匹配相應的資產,以確保負債端的競爭力以及適當的盈利水平。這一過程可能會加大資產與負債的期限錯配(集中體現在同業業務上),尤其是在資產證券化、信貸轉讓平台還不成熟,表外業務的剛性兌付尚未打破的情況下,商業銀行流動性管理面臨著很大的挑戰。此外,大資管在推動利率市場化改革的同時,造成了市場利率基準的多樣化與波動性,增加了商業銀行面臨的利率風險。
商業銀行該如何應對改革?
為了應對大資管背景下的這些挑戰,商業銀行必須將表外業務納入資產負債管理的范疇,建立統籌表內外的資產負債管理體系。
一是以資金募集為中心的表內外負債統籌管理。在大資管背景下,客戶資金進入銀行的渠道逐漸多元化,商業銀行應引入並不斷完善客戶金融資產管理模式,由以存款為中心的管理,轉變為覆蓋存款、理財及同業存款等表內外負債的統籌管理,建立以成本為導向、以流動性為邊界的負債結構優化機制。1、繼續突出存款的核心地位,鞏固低成本資金來源,充分挖掘渠道、產品和服務的潛力,提高客戶粘性與資金穩定性,主動改善被動負債的可控性。2、充分發揮主動負債的作用,量價統籌,建立以資產收益為約束的定價機制,權衡收益空間與規模增長的平衡。重點是吸收穩定性好、成本低的結算性資金滿足流動性需要,並通過同業存單、大額存單等創新產品吸收穩定資金以彌補中長期資金缺口。3、加快推動理財業務向資產管理轉型,使其逐步擺脫調劑存款、騰挪資產的功能,回歸代客理財本質。
二是以資本為中心的表內外資產統籌管理。面對大資管的挑戰,資產端應樹立表內外資產組合管理的理念,圍繞資本約束和價值回報要求,構建資本與資產聯動的統籌管理模式。1、強化資本剛性約束,堅持業務發展必須服從於資本約束,規模擴張必須服從於資本支撐能力的經營原則,量入為出,確保全行的風險資產擴張與資本充足水平、市場環境、管理水平、風險控制能力相適應,實現業務和盈利模式的全面轉變。2、理順價值傳導機制,把資本回報水平作為表內資產組合管理的依據,並建立基於內部資本充足率(可用經濟資本/經濟資本佔用)的信貸配置機制,實現目標、過程和結果協調統一。3、實現表內外統籌,以能否節約資本、提高資本回報水平作為判斷標准,統一規劃和管理表外理財(資產管理)、資產證券化和不良資產處置,增強「盤活存量」的主動性,以提高資金運用效率。
三是以價值回報為中心的表內外定價統籌管理。建立以經濟增加值和經濟資本回報率為核心的客戶綜合貢獻評價模型,促進單一業務定價向客戶綜合回報定價模式的轉變。提高資產與負債業務、表內與表外業務、信貸與非信貸業務、管制與市場化業務之間定價的協調性。1、表內業務以內部資金轉移定價為基礎,依照統一定價方法、差異化回報要求的原則進行產品定價,從行業、地區、客戶等維度細化貸款定價標准與模型,提高定價管理的精細化水平。2、表外業務定價參考表內同質業務的定價水平,並根據承擔風險的不同,合理確定定價點差。3、加強網上、網下負債定價管理的集中度,提高主動負債產品間定價的協調性。
四是強化利率、匯率和流動性風險的統籌管理。從縮小風險敞口出發,在堅持風險自擔的前提下,統一開展表內外業務的利率、匯率和流動性風險識別、計量、監測和控制。加強對表外業務期限錯配的控制,建立風險限額約束機制,提高風險自行平衡的能力。將可計量的銀行賬戶利率風險以及流動性風險從經營機構充分剝離,體現在內部資金轉移定價中,提高市場風險和流動性風險管理理念的傳導效率,使經營機構能夠在統一的市場風險和流動性風險管理框架內,專注開展業務經營。
② 在改革開放後,中國的金融機構逐漸多了起來,國家是如何對中國人民銀行進行改革
1998年11月15日,黨中央、國務院作出決定,對中國人民銀行管理體制實行改革,撤銷省級分行,跨省(自治區、直轄市)設置九家分行。
為貫徹黨中央、國務院的決定,中國人民銀行在京召開全國分行行長會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溫家寶到會並作重要講話。溫家寶說,根據黨中央、國務院的部署,中國人民銀行管理體制改革的工作開始全面啟動。撤銷人民銀行省級分行,跨行政區設置分行,是黨中央國務院作出的重要決策,是我國金融體制的一項重大改革,對於建立現代金融體制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溫家寶說,改革開放20年來,我國金融業穩步發展,對外開放逐步擴大,金融體制改革逐步深化。到今年10月底,金融機構人民幣各項存款余額達9.3萬億元,各項貸款余額8.3萬億元,國家外匯儲備達1437億美元,分別比1978年增長82倍,45倍和845倍;個人儲蓄存款余額5.2萬億元,比1978年增長249倍。目前,已經基本形成了由中央銀行調控和監督、國家銀行為主體、政策性金融與商業性金融分工、多種金融機構合作、功能互補的金融體系。新的金融體系在抑制通貨膨脹和促進經濟發展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與此同時,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我國金融業在發展中也存在風險。黨中央、國務院對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十分重視,去年11月,中央召開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制定了深化金融改革、整頓金融秩序、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的一系列措施。目前,這些措施正在逐步貫徹落實,並已收到成效。
溫家寶說,中央銀行是金融體系的核心,中央銀行管理體制的改革事關整個經濟體制改革和宏觀調控的大局。隨著金融體制改革的深入和金融市場的發展,現行管理體制已經不能適應新形勢下中央銀行依法履行職責的需要,而且與金融機構業務發展不相適應,改革勢在必行。這次改革人民銀行管理體制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必然要求,也是當前加強金融監管的迫切需要。人民銀行管理體制改革方案,是黨中央、國務院經過長期醞釀、反復研究、慎重決策確定的。撤銷人民銀行省級分行,建立九個跨省(自治區、直轄市)分行,有利於增強中央銀行執行貨幣政策的權威性;有利於增強中央銀行金融監管的獨立性;有利於增強金融監管的統一和效能,在跨省范圍內統一調度監管力量,擺脫各方面的干預,嚴肅查處違規的金融機構和責任人,提高金融監管的效率。這項改革標志著中國金融改革進入了一個新階段,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溫家寶說,這次人民銀行跨省區市設置分行的改革,牽涉各個方面的關系,工作任務很艱巨。因此,一定要加強領導,精心組織,周密部署。要把各方面的思想統一到中央的決策上來。統一認識,統一行動,確保體制改革和金融監管工作兩不誤。他對做好人民銀行管理體制改革工作提出了三點要求:
一是抓緊配備分行的領導班子。選配好跨省區市分行的領導班子,是這次改革順利進行的重要保證。關鍵是要堅持正確的幹部路線,堅持任人唯賢,堅持德才兼備,堅持幹部的「四化」,真正把堅決執行黨的基本路線,有高度革命事業心和強烈的政治責任感,熟悉金融業務,在金融改革和發展中實績突出、清正廉潔、群眾信任的幹部選拔到領導崗位上來。領導幹部必須能上能下,能進能出,人民銀行各級領導幹部,要正確對待權力、名位和去留,自覺服從組織安排,在新的崗位上更好地為黨和人民工作。
二是認真履行中央銀行職能。這次改革,要貫徹宏觀調控權集中於總行,監管權適當集中,金融服務面向基層的原則。要在服務中加強監管,在監管中做好服務,在實踐中提高監管和服務的水平。在改革過程中,要嚴格工作紀律和財經紀律。業務工作不能脫節,不能出現監管真空。跨行政區分行的工作要盡快到位。要與原省級分行做好銜接。體制改革後,要抓緊建立健全新的管理制度,適應新的工作需要。
三是主動爭取各方面的支持和配合,確保改革順利進行。人民銀行跨行政區分行的設置,考慮了各地經濟和金融的關聯度、各地金融市場的發育程度、各地金融業務量以及地理交通條件等要素。在管理體制改革和今後履行職責中,人民銀行要主動爭取各地黨委、政府的關心、支持和配合。各級地方黨委和政府也要關心、支持和幫助人民銀行做好改革工作,保證中央銀行依法履行職責。要協助人民銀行做好乾部思想工作,幫助解決實際困難;要支持人民銀行依法監管,協助人民銀行查處金融違規違法案件;對人民銀行的工作提出批評和建議,但不幹涉人民銀行的具體業務;要管理好本地區城市銀行和其它小型金融機構,整頓金融秩序,防範金融風險。
溫家寶最後要求人民銀行各級領導,在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按照黨中央、國務院的部署,認真做好人民銀行管理體制改革工作。
會議期間,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戴相龍對中央銀行管理體制改革工作進行具體部署,並要求人民銀行系統廣大幹部和職工要以對黨、對人民、對中央銀行事業高度負責的精神統一安排各項工作,按期推進人民銀行管理體制改革。
據介紹,人民銀行新設立的九個跨省區市分行分別是:天津分行(管轄天津、河北、山西、內蒙古);沈陽分行(管轄遼寧、吉林、黑龍江);上海分行(管轄上海、浙江、福建);南京分行(管轄江蘇、安徽);濟南分行(管轄山東、河南);武漢分行(管轄江西、湖北、湖南);廣州分行(管轄廣東、廣西、海南);成都分行(管轄四川、貴州、雲南、西藏);西安分行(管轄陝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撤銷北京分行和重慶分行,由總行營業管理部履行所在地中央銀行職責。
③ 中國金融業將迎來重大改革了嗎
據報道,11月12日,外媒稱,中國金融業將迎來重大改革,外國投資者投資證券、銀行、保險等領域的投資比例,最遲在五年後將取消所有限制。這意味著外資期待已久的金融領域市場准入問題將得到解決。
分析人士表示,經過這么多年的改革開放和發展,中國經濟的質量、實力和抗風險能力等都有極大的改善和提升,所以我們現在更有信心應對更激烈的挑戰,不再懼怕外資的競爭!
希望中國金融行業的改革可以促進經濟的發展!
④ 中國今後金融業改革方向
我國金融業下一步的改革方向將從股份制改革轉為公司內部治理,增強核心競爭力,使我國金融業能夠順利渡過難關,穩定快速地發展。
目前全球金融危機對中國金融的沖擊有限,中國的金融業目前的資本充足率處在歷史的高點,為應對這場危機,做了最好的准備。
中國金融業的改革要經受經濟周期、人民幣逐步可兌換,和逐步推進利率市場化三大考驗。現在經濟周期的考驗已經開始了,如果金融業成功地經受住了經濟周期的考驗、人民幣逐步可兌換的考驗和利率市場化的考驗,金融業的改革就成功了!雖然美國的金融危機造成了政府注資、政府控股和國有化,使一些人對市場經濟產生了懷疑,但是中國的改革,還要堅定不移地走市場經濟的道路。
中國金融業的改革發展,必須始終堅持以下四點:一是必須始終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遵循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從經濟社會發展全局和我國具體國情出發,思考、研究和解決金融領域的重大問題,堅定不移地走有中國特色的金融改革開放發展道路;二是必須始終堅持以人為本的科學理念,統籌兼顧好各項宏觀調控目標之間的關系,在努力維護人民幣幣值穩定的同時,促進經濟增長、充分就業和國際收支平衡;三是必須始終注重提高金融工作特別是金融調控的預見性、科學性和有效性,正確處理金融改革、發展與穩定的關系,凝聚各方對金融宏觀調控和推進改革開放的高度共識;四是必須始終堅持與時俱進、開拓創新,不斷研究我國金融業改革開放發展中的新情況、新問題,探索新手段,以改革創新的辦法解決制約我國金融業可持續發展的根本性問題,推動金融業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⑤ 如何看待金融業的種種變革
我們處身於金融時代。現代社會,人們因為持有信用卡、炒股票、買保險與銀行、證券、保險發生聯系,還會購買余額寶、銀行理財,參與眾籌,我們很難與金融絕緣。即使什麼都不做,我們的瀏覽記錄、購物行為也會被採集,成為互聯網企業預測消費與投資行為的素材。更何況金融可以跨越時間和空間配置資源,已經成為經濟生活中的要素,不可或缺。
金融是如此重要,以至於金融業被置於嚴格的管制中,從機構設立、業務准入到定價機制,管制無處不在。片面的看,金融的歷史就是金融管制的歷史,金融業的創新是在突破金融管制,金融業門外的「野蠻人」顛覆傳統金融的產品也是他們受到較少管制的結果。我們應當如何看待這幾年金融業的種種變革?這成為「鴻儒論道」在金融領域選題的主要問題來源。
宏觀尺度上,中國金融體系是在兩條鮮明的主線的引導下發生變革的:利率市場化與金融風險。《利率市場化勢如破竹》指出,隨著銀行理財、信託等融資渠道的發展,利率市場化正處於加速狀態,金融脫媒現象明顯,新興金融機構開始活躍。利率市場化推高了傳統企業的融資利率水平,也釋放了風險。傳統金融不得不開始艱難的市場化轉型。
自2010年以來,金融體系風險是金融業乃至整個經濟體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債務水平較高是其最直接的顯現。《企業債致中國金融體系風險高企》採用信貸與GDP的缺口指標計算中國社會債務水平,中國的闕值顯著高於10個百分點,最新數據顯示2014年三季度的缺口指標為18。4個百分點,已經接近或者達到了傳統研究裡面的警戒線水平,其中企業債務金融風險是中國最大的系統性風險來源。這並不意味著政府的債務沒有風險。《貨幣幻境下的地方債懸崖》估計算了中國各部門的資產負債表,2012年底,中國五級政府債務規模28。5萬億元左右,省、市和縣三級地方政府佔了16。5萬億元。按三種償債率口徑計算,地方政府都需要普遍、持續的借新還舊,它們實際上在玩龐氏游戲。金融體系風險的高與低及風險化解的進程直接決定著金融業改革的推進力度和策略。
微觀尺度上,中國金融變革在兩個維度展開:傳統金融的突圍和新金融生態的顛覆。過去三十年的金融也是傳統金融機構轉型的歷史,金融機構從政府部門中分離,不斷的分化、多元化,形成今天銀證保分立的格局,同時還存在大量的民間金融。在利率市場化等的沖擊下,分業經營格局受到嚴重的影響,金融產品不斷創新,突破了現有的監管框架,影子銀行即是一例,也是今天中國的流動性過剩、低利率、信貸擴張、通脹、房地產泡沫等問題的根源。《影子銀行內幕》認為影子銀行的資產質量並不亞於銀行貸款,而且他們規模太小,還不足以威脅銀行系統。相比之下,互聯網金融中的P2P貸款,沒有擔保的P2P難成大器,易在競爭中落敗,有擔保的P2P則抬高了經營的難度,也限制了規模,其生存難度要遠遠超過其他金融業態。
傳統金融機構不僅遭受新金融業態的沖擊,金融業內部的話語權也越來越向銀行集中。《保險業能否飛得更高》指出保險業趨於邊緣化的尷尬境地,保險作為風險保障的主業發展緩慢,既制約了保險行業的擴張,也讓行業的發展方向不明。新形勢下,保險業在資金運用、壽險費率市場化、償付能力新標准、保險銷售渠道創新等已經有了很多突破,在更市場化的環境下,對保險機構及其監管也是不小的挑戰。
與私人財富增值最密切相關的莫過於證券市場了。為什麼炒股不賺錢?為何經濟牛而股市熊?《最牛經濟難為股市另闢蹊徑》以國別、時序等數據為基礎,對比股市風險、股票定價、公司上市過程、退市過程以及關聯交易等問題,中國股市被經濟增長遠遠拋離並不意外。從問題的主次來看,上市門檻高與退市懲罰機制弱是股市與經濟脫鉤的主要原因,《資本市場該有怎樣的制度改革》從新股發行制度改革、多層次市場命題、資本市場對外開放和金融創新原則等四個層面梳理了改革的難點,也給出了資本市場頂層設計的圖景。其中新股發行制度改革行將結束,以IPO注冊制與轉板通道等上市、退市機制再造中國股市,中國股市前景可以期待。
⑥ 商業銀行改革是怎麼改的
以下資料希望對您有用,謝謝
一、國有商業銀行改革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
與任何領域的改革一樣,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需要一些條件。應該說,亞洲金融危機的發生,從某種程度上將中國國有商業銀行改革的不利因素變成了有利因素。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提高了中國社會各界對於銀行體系穩健經營重要性的認識,提高了對金融體系脆弱性可能帶來的巨大的金融風險的認識,堅定了決策層改革國有銀行體系的決心。中國順利渡過亞洲金融危機,在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實現了持續、穩定的經濟增長,更為國有商業銀行的進一步改革創造了有利條件,經濟持續增長所帶來的資源優勢,使得國有商業銀行改革更具有可行性。另外,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更提示監管機構和國有商業銀行開始高度重視降低不良資產比例的問題。到目前為止,我國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資產比例比危機之時下降了近50%。(獨家證券參考,全新角度看股市……)
回顧2002年第四季度和2003年第一季度,中國國有銀行業的不良資產問題一度成為國外各媒體關注的焦點問題。國外財經雜志和報刊,包括《時代周刊》、《商業周刊》、《經濟學家》和《遠東經濟評論》等,都有重頭文章討論中國的巨額不良資產可能危及經濟持續增長。一些人還估計,如果按照貸款的科學分類,中國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比例可能超過50%,繼而對中國國有商業銀行的經營失去信心,影響外資進入中國金融業。但是,從目前情況來看,實際情況要好很多。目前中國國有銀行的改革已逐步進入實質性階段,國有銀行的經營業績在不斷改善。統計數據顯示,近年來國有銀行不良貸款比例每年以3至5個百分點的速度下降。
中央銀行對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的成因以及構成進行過調查,分析表明:由國有商業銀行自身經營管理不善所造成的不良貸款在整個不良貸款中所佔比例並不高。根據中央銀行的調查分析,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的歷史形成主要來自於政府幹預較多、法律環境薄弱、國有商業銀行客戶群管理不善等原因。具體來看,在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中,約30%的不良貸款是由於受到各級政府幹預,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干預所導致;約30%的不良貸款是對國有企業的信貸支持所形成的;約10%的不良貸款是由於國內法律環境不到位、法制觀念薄弱以及一些地區執法力度較弱所導致;約有10%的不良貸款是政府通過關停並轉部分企業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包括軍工產業)所形成。總的來看,僅有20%的不良貸款是由於國有銀行自身信貸經營不善所造成的。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原因在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之後都得到了重視,在一些方面有了較大的改善。首先,政府已經基本放棄了對國有商業銀行的行政干預。政府部門已經從法律角度明確了商業銀行決定貸款的自主性。其次,從政策規定來看,在20世紀80至90年代針對國有商業銀行的貸款指引中曾經明確說過,國有商業銀行必須對國有企業實行信貸支持。但是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政府已經逐步放棄了這種指導思想。目前,國有銀行已沒有義務向國有企業發放貸款。根據中國人民銀行2003年的調查統計顯示,目前國有商業銀行所發放的貸款中,超過50%的貸款是向非國有企業(包括外商投資企業和民營企業)以及居民個人(包括住房抵押貸款和個人消費貸款)發放的。第三,隨著國有企業改革的不斷深入並取得一定的進展,一些國有大型企業逐步成為上市公司,國有企業經營狀況的改善也為商業銀行解決不良資產比例過高的問題帶來了可能。第四,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中國不具備一部完備的《破產法》。有關金融貸款案件,在部分地區存在判決不公的爭議,在部分地區還存在執法不嚴,地方政府幹預司法的現象。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有關法律法規,包括《破產法》、《證券法》和《公司法》等正在進一步的修訂和完善之中。總體來看,雖然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總體規模較大,但是比較而言,由於國有商業銀行自身原因形成的不良貸款比重並不過高,改革是有希望的。
二、國有商業銀行改革的初步進展
國有商業銀行改革在改革中所處的次序問題,始終是一個改革的戰略選擇問題,需要歷史地分析。改革早期,我們拿出財政和金融資源,優先使用到農業改革、國有企業改革、對外經濟改革方面,通過讓利方式促進上述領域的改革。各個領域的改革需要消耗相當多的資源,當財政資源很緊、體制上又缺少靈活性時,主要就是金融業承擔了改革的成本,其後果之一就是在銀行業積累了大量的不良貸款,同時也使金融改革滯後。無疑,當改革發展到一定階段,我們就應該把改革的重點轉到金融行業,解決這些歷史包袱。
回顧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進展,主要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一是在1998年通過財政發行2700億元特種國債,補充國有商業銀行資本金的不足。1999年至2000年,通過設立資產管理公司的方式,將不良資產進行部分剝離。二是動用現存資源進行不良資產的核銷。其中用於核銷不良資產的資金主要包括准備金、撥備前利潤和原有的資本金。和不良資產規模相比,國有商業銀行的准備金覆蓋率偏低,如果按照貸款的五級分類,其准備金尚不足以彌補損失類貸款,因此客觀上需要動用資本補窟窿。從近年來國有商業銀行的經營性利潤來看,運用部分利潤逐步彌補准備金的不足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通過這幾種方式,兩家試點銀行將基本上核銷掉歷史上的貸款損失。三是動用部分外匯儲備和黃金儲備,注資國有商業銀行。應當說,注資只是整個商業銀行改革步驟中的一步。如果要想把國有銀行真正轉變成商業銀行,還需要按照國際會計准則和上市公司的要求,對國有銀行內部的資產繼續進行全面清理,完善內部風險控制制度和公司治理,在新條件下防止出現過量的新的不良資產,保證新注入的資金要有良好的收益和回報。此外,監管機構也將強調對資本充實率的監管,並關注如何在機制上確保不再有新的大規模的不良資產發生。
總的來看,只有通過目標明確的股份制改革,國有商業銀行內部才有可能建立和完善公司治理結構,改革才有可能取得實效。
三、國有商業銀行改革中可能存在的爭議
在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過程中,可能存在多方面的爭議。我想就兩點爭議講一下我的看法,其它爭議還可等問答時再討論。
(一)當前是應該通過加強管理還是應該通過公司制和股份制改造來推進。
應該說,這一爭議是改革方案選擇中討論的熱點問題。一種觀點認為,應先抓企業管理,在抓好企業管理的基礎上再考慮進行股份制改造。回顧國有企業的改革進程,我們不難發現類似的爭議,即問題是出在管理還是出在企業機制上?是用人問題還是體制問題?如果企業領導人不行,通過更換管理層的方式,銀行經營是否能夠得到根本好轉?在此基礎上,再通過一定時間的效益積累,進行公司化和股份制改造,是否可行?多年的經驗表明,從這種思路出發,國有企業改革的效果並不樂觀。究其根源,國有機構的問題並不僅在於科學管理不夠,而是有著更為本質的機制問題。為此,十六大和十六屆三中全會再次強調了企業改革的方向。
如果比較一下國有銀行和國有企業,不難發現國有銀行和國有企業存在的高度雷同性。如果過去說國有企業像政府機關,是某種程度上"准官僚體制";而國有商業銀行則更像是一個政府部門,不像商業機構。國有商業銀行在人事制度、報酬制度、職工福利、社會保障以及內部激勵機制上,都存在明顯的行政級別制度和嚴重的官本位。國有商業銀行的負責人決策權也往往受到一定的限制,缺乏市場化經營。基層儲蓄網點的吸儲員工和業務發展所需要的具有較高風險控制能力的信貸人員在責任上存在明顯差異,但是在報酬上並無明顯差別。內部激勵的不足,加上外部壓力的不足,如僅僅依靠加強管理,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恐怕時間會拖得很長。
黨的十六大文件中明確肯定了股份制改造的方向,要通過改變公司治理結構來真正改變企業的運行機制,該思路同樣適用於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就其本質而言,也是國有企業的改革。
(二)是否應積極推動國有商業銀行轉變為公眾控股的上市公司?
一種觀點將上市誤解為改革的最終目標,認為上市的目的在於滿足融資的需要,以補充國有商業銀行資本金的不足,以解決管理層的內部激勵問題。應該看到,國有商業銀行上市的目的不僅如此。
上市只是改革步驟中的一個階段,如果按照進程劃分,也僅僅是處於整個改革過程中的前半階段。事實上,既然國家有能力為國有商業銀行注資,則上市主要不是為了籌資,不是為了解決激勵問題,改革的最終目標是為了建立一整套新的市場激勵和約束機制,強調投資者利益,徹底打破國有商業銀行的"准官僚體制",改變"官本位"的經營目標,通過合理的績效激勵機制、充分的風險控制和資本約束,將國有商業銀行變成真正的市場主體。
上市作為一個重要的步驟,其關鍵還在於解決長期難以解決的問題,特別是來自其他部門的機關化約束的問題。例如商業銀行的稅收問題。長期以來,我國對於商業銀行的稅收,存在一些不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規定,稅收部門也承認這一點,但因要改的稅種稅率很多,總要排個先後,在國有商業銀行真的面向資本市場和公眾投資者之前,改革國有商業銀行的稅收制度就很難排上議事日程。通過國有商業銀行上市的倒計時計劃,這些問題的解決才可能擺上日程。在人事、福利、社保、經營自主權等方面也與此類似。只有當國有商業銀行面臨上市的緊迫性時,各個部門的協助配合及相應變革,才會成為當務之急。事實上,如果沒有足夠的外部壓力,沒有哪個主管部門會主動放棄手中的權利,改革的進程就可能延長。
從廣義的公司治理來看,商業銀行業務運作涉及公眾利益,必須增大透明度和提高公眾監督的力度。通過股份制改造和上市,國有商業銀行必須滿足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要求,上市為真正的公眾監督創造了條件。因此,政府注資的意義,並不僅僅是為了改善銀行的資產負債表,而是為了建立一個新的高效率運用儲蓄的金融中介機制。因此,從更實質的意義看,只有通過上市,通過施加足夠的外部壓力,才有可能真正建立和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切實切斷機關化運行機制,保證國有商業銀行改革成功。
一些大型國有企業的改革,特別是股份制改造和上市之後所發生的變化,為國有商業銀行改革提供了良好的範例。我們可以觀察到,一些大型國有企業在公開發行股票上市之前,也同樣是機關化的,所有者缺位導致了大量的內部人控制和企業經營效率低下以及業績較差的情況。在股份制改造和上市之後,對於企業的監管不再停留在政府主管機構的層面上,上市後來自境內外公眾投資者和機構投資者、來自境內外證券監管機構的監管要求,迫使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業務經營、市場戰略方面必須更多考慮股東利益。應該說,如果沒有股份制改造,沒有上市的外部壓力,沒有戰略機構投資者和公眾投資者的監督,沒有獨立董事的引入,內部改革壓力恐難以形成改變機制的力量。如果不通過上市,不通過調整股權,沒有充分的外部監督和外部壓力,改革恐怕難以取得實效。商業銀行也是一樣的,在其上市後,必須接受股東、監管機構、公眾以及其他利益相關者的監督,必須進行詳盡的信息披露,必須在健全的會計准則基礎上充分考慮股東利益。因此,通過推動上市,才有可能促成規則的整體改變,強化公司治理,真正有效防止出現改革中反復出現的"進一步,退兩步,重走回頭路"的現象。
四、銀行改革的展望:潛力與困難
從有利方面看,雖然我國金融市場還處於發展的初級階段,金融產品還不夠豐富,金融工程的運用還並不復雜,但是在整個融資結構中,間接融資所佔比重很大,我國M2與GDP的比重接近200%,加上中國市場中巨大的人口優勢,都將會為我國商業銀行開展傳統業務、開創新品種,包括中間業務、跨市場金融產品業務、消費信貸、抵押貸款等,帶來巨大的發展空間和潛力。從利率結構來看,存貸款利差依然處於較高的水平,商業銀行的利潤前景看好。
從不利的方面看,我國在金融專業人才方面還存在一定的不足。但是觀察其他產業部門的發展,不難發現,人才的發展雖然需要經歷一定的時間,但是總體上來看,中國人勤奮好學,高等院校畢業生數量龐大,在很多技術領域能夠較快趕上並適應競爭。當今,年輕人學習金融專業的熱情很高,相信只要有恰當的激勵,人才發展是能夠較快滿足需求的。雖然在短期內,我國在金融創新領域的人才也許不足,但是在金融操作和金融工程領域的人才能夠較快培養出來。我們相信,隨著改革的發展,特別是激勵制度的到位,人力資源會迅速發展,也包括吸引海外人才。中國長期以來尊重知識的儒家文化,和良好的教育體系都將促使人才的逐步到位,在改革過程中這個問題將可能迎刃而解。當然,我們當前還需要著重解決能適應現代金融和國際競爭的高端管理人才的短缺問題。
我們不能低估銀行改革的艱巨性。從全球范圍來看,金融體系的改革比其他領域的改革具有更大的艱巨性,不管是休克療法還是漸進式改革,共同點是要培育過去的計劃經濟體制下所沒有的、為市場經濟服務的機構,要建立相應的法規體系。而機構的建設和法規的健全需要較長時間才能完成的。改革需要面對大量機構成長不到位的難題:一是銀行、證券、保險、信託、基金等金融機構自身的成長不足;二是金融機構的主要客戶,特別是貸款客戶,即企業的改革和成長問題,比如雅諾斯·科耐(JanosKornai)所說的預算軟約束問題,也有存款客戶、投資客戶是否有正確的判斷能力和投資理念等等;三是金融監管機構的建設,包括體制的理順、目標責任的明確、高素質人才的聚集、機構的公正廉潔等,在轉軌過程中都要花時間才能達到;四是會計准則的改革,由於計劃經濟的會計制度與市場經濟的會計制度差距非常大,在理解不夠深入、會計師也不足的情況下將西方的會計制度直接移植過來難以立即見效,而逐步改革,逐步接近也存在著每一步改革是否跟得上總體改革要求的問題;五是會計師事務所、資產評估機構和評級機構的發展,這是一個從無到有的過程,需要花很長的時間,需要將自身培育和對外開放相結合;六是破產法的演進和執法問題,需要立法、司法、行政方面改革,沒有好的破產法和破產程序,就意味著差的信貸環境和偏高的不良貸款水平;七是稅收改革和提高公共財政的可信度,特別是作為個人、公司財務的表率,各級財政要解決軟約束問題和行為不規范問題;八是風險管理的市場建設,因為金融業必須有風險轉移和規避的市場體制;九是機構投資者的成長,這是促進資本市場發展和金融產品發展的必要一環。這些方面的機構成長都需要花費較長的時間。在這些機構成長不夠成熟的情況下,希望銀行業不良資產很低,資本市場很乾凈、丑聞很少、保險業非常健康,看來不太現實。我們希望機構成長能夠比較順利一點,但不能過於理想化。金融改革與機構成長是相互促進、互為條件的。
短期內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是外資銀行進入後對高端客戶的競爭將會加劇。根據一些國家的統計分析,對於商業銀行來說,最重要的利潤來源於客戶中10%的高端客戶,這些高端客戶大約能夠為商業銀行帶來近80%的利潤,進入中國的外資銀行和國有商業銀行競爭的主要內容就是這些高端客戶。雖然中國的銀行業有龐大的服務網路和客戶群體,但是如果在高端客戶方面競爭失利,有可能出現很大的問題。在中長期中,我們對國內銀行改革的前景是有信心的,並希望更多的外資金融機構加入這個市場,促進競爭、創新和改進服務,促進經濟繁榮發展。
⑦ 怎樣實現中國金融體系的改革目標
1、金融機構體系的構成
(1)現代銀行的產生和特徵
最早的金融機構是貨幣經營業,而後演變產生現代銀行。
銀行是金融體系的主要環節。現代資本主義銀行形成的途徑:①由早期高利貸性質銀 行轉化而成;②由資本家合股建立的股份銀行。現代銀行具有不同於貨幣經營業的特徵。
早期的現代銀行都是商業銀行,而後從其中分離出另一類型銀行--中央銀行。
(2)金融機構體系
金融機構體系,是指一國金融機構按照一定的結構形成的整體。
各國金融體系各有特點,一般都包括以下三類環節:商業銀行;中央銀行;非銀行金融機構。
(3)我國金融機構體系的建立
我國金融機構體系的建立途徑:在各解放區銀行的基礎上組建中國人民銀行,沒收官僚資本銀行,改造民族資本銀行,發展農村信用合作社,由此形成以中國人民銀行為中心的"大一統"金融機構體系。
(4)我國金融機構體系的改革
大體經歷了如下三個階段:①高度集中的金融機構體系;②多元混合型金融機構體系。③中央銀行制度下的金融機構體系。
2、政策性金融機構
(1) 政策性金融機構是指那些專門從事政策性金融活動,支持政府發展經濟,促進社會全面進步,配合宏觀經濟調控的金融機構。其特徵有:經營目標是實現政府的政策目標;資金主要來自國家預算撥款,在國內發行金融債券和發行國外債券等。資金運用以中長期貸款為主;貸款重點是政府產業政策、社會經濟發展計劃中重點扶植的項目。
(2) 政策性金融機構的種類:開發性;農業政策性;進出口政策性等。
(3) 我國現有的政策性銀行有:國家開發銀行;中國農業發展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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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如何進行金融體制改革
一是結合國情。中國金融改革已走到深層次階段,利率市場化將成為一場不可避免的攻堅戰。縱觀世界各國利率市場化進程,總體上可以分為「外生推動型」和「內生演進型」,其中既有美國、日本等國家的成功案例,也存在一些國家的敗局。我國利率市場化改革既需要依靠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動,同時也需要制度、習俗、慣例等「內生」條件的共同作用。「摸著石頭過河」是一個有效方法,中國金融體制改革要取得成功,應考慮中國的實際國情,構建配套的宏觀環境、市場機制、監管制度以及微觀主體,探索一條有中國特色的利率市場化改革之路。
二是大膽創新。當前中國金融存在的一個主要問題在於金融資源錯配,進而造成市場結構失衡。要打破困局,必須大膽創新,形成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金融制度體系與架構。黨的十八大指出,要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加快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需要從多方面改革創新:比如,改變大銀行壟斷格局,為民營金融機構、小微金融機構提供政策性支持;突破中小企業股權交易的制度障礙,積極探索區域性股權市場的發展模式,打破區域分隔界限,拓寬中小型及科技創新型企業融資渠道;利用大數據平台,整合互聯網金融、傳統銀行的優勢資源,實現金融生態多樣化,給實體經濟的發展帶來新的活力;創新金融監管模式,等等。
三是以人為本。
一方面應推廣普惠性金融理念。發展普惠金融,首要解決的就是小微企業融資難問題,增加小微企業金融服務內生供給是關鍵。要充分發揮市場內生性力量的作用,鼓勵民間資本發起設立與小微企業平等對接的地方性中小金融機構;完善對小微企業金融服務的差異化監管與考核政策,在財稅政策方面給予適當的風險補償;進一步改進完善融資擔保服務等多種金融機制,擴大金融服務供給的覆蓋面。
另一方面要發揮好政府作用。在以商業金融體系為主導的前提下,打造政策性金融體系,才能讓金融改革真正惠及民生,服務百姓。打造政策性金融體系,可從多方面入手:發揮好現有政策性金融機構在城鎮化中的重要作用,同時研究建立城市基礎設施、政策性金融機構,讓政策性資金和市場資金形成合力,加強大病醫保領域的政策性金融支持力度,切實解決人民群眾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突出問題;加大對邊遠貧困地區農業開發、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公共服務設施建設和新型城鎮化發展的中長期信貸支持力度,著力做好農業轉移人口的綜合性金融服務。
⑨ 經濟轉型期如何推進金融體系改革
經濟轉型期如何推進金融體系改革
5月29日,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陳雨露在2016金融街論壇上表示,我國金融業改革的著力點是構建現代金融體系,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金融改革的體制性目標是建立有效發揮市場在金融資源配置當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現代金融體系。目前,國務院已決定由人民銀行等十部委共同編制國家金融「十三五」專項規劃,即「十三五」現代金融體系規劃。當前經濟轉型關鍵時期,如何推進金融體系改革,探索謀劃現代金融體系建設新路徑,一時間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對此,國研網專訪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陳道富。
國研網:當前,我國在一系列政策推動以及內外部經濟因素影響下,經濟正平穩轉型到新常態,在這個轉型的過程中,我國金融體系面臨哪些困難與挑戰?
陳道富:我國當前正處於深刻的經濟轉型期。經濟轉型至少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與國際經濟的高度融合引起世界經濟格局的調整;二是經濟增長從高要素投入轉向尋求經濟效率;三是開始平衡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之間的關系。原有的金融體系大體上是適應原有經濟結構和經濟增長模式的,當經濟轉型時就會出現各種金融困境,這也是金融需要轉型的信號。
一、「三元悖論」與「中心外圍」結構制約中國的貨幣政策
隨著中國與世界經濟的融合,金融的跨境融合就給原來相對獨立的金融體系帶來沖擊,集中表現為所謂的「三元悖論」和「中心外圍」結構。
「三元悖論」揭示了一個經濟體不同同時實現匯率、利率及資本管制三個目標。「三元悖論」成立是建立在無套利均衡基礎上的。如果將匯率看作貨幣對外價值,利率看作貨幣的對內價值,資本自由流動則意味著國內外形成一個統一市場,則三元悖論本質上是一價定律在貨幣領域的體現,即一種商品在一個市場只能有一個價格。要想破壞一價定律,則只需破壞該定律成立的前提條件即可,如一個市場、同質商品、無套利成本等。因此,在不同制度和市場結構下,可以有多種方式達到市場均衡。「三元悖論」僅揭示瞬間無套利均衡要求,無法判斷哪個組合的均衡結構更好。
中國當前正在尋找「三元悖論」所揭示的匯率波動、資本管制和貨幣政策獨立性三者之間的平衡點。隨著中國與世界經濟的融合,資本賬戶逐步開放,跨境資金流動日益頻繁、規模巨大。2009年以來,我國國際收支的錯誤遺漏方向開始從凈流入,轉為凈流出,截至2015年底累計凈流出5939億美元。非儲備性質的金融賬戶從2014年二季度開始出現凈流出,截至2015年底累計凈流出5600億美元。人民幣名義和實際有效匯率近些年出現較大幅度升值,2011年4月以來,分別升值了27.6%和30%。其中,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波動幅度逐步加大。跨境資金流動規模和頻率的增大,在有限的匯率波動幅度內,給國內的貨幣政策獨立性帶來了較大的挑戰。央行的外匯占款和外匯儲備分別與2014年的5月和6月達到歷史高點,截至2016年1月和2月,分別減少了30906億元人民幣和7908.92億美元。我國的基礎貨幣余額2015年3月達到歷史高點後開始下降,截至2015年底已累計減少2萬億元人民幣。
中國的金融體系與世界金融體系的融合,不僅受套利均衡的「三元悖論」約束,還接受了金融資源的世界再配置。從全球動態均衡來看,二戰後全世界金融體系存在明顯的「中心外圍」的美元周期結構。這與是否採取浮動匯率沒有太直接關系。布雷頓森林體系時期,世界採取基於美元與黃金掛鉤的固定匯率體系,美元波動牽動全球資金流動。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後進入了以浮動為主的匯率體系,但仍呈現明顯的美元周期。美國的利率和匯率調整,引導著全球資金的流動。隨著資本賬戶的逐步開放,中國也成為世界美元周期的重要組成部分。雖然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周期與美國並不完全相同,近些年甚至出現較為明顯的分化,但仍深受美元周期。
二、金融與實體經濟的割裂
金融是為實體經濟服務的,但中國近些年金融的發展一定程度上脫離了實體經濟發展需要。一方面貨幣大量投放,各類金融創新活躍,發展迅速,另一方面企業面臨融資難融資貴問題,除了承擔大量經營風險,還不得不管理並承擔大量金融風險。企業不是不得不應對流動性風險(資金使用的期限,與金融體系真正提供的資金期限不匹配,不得不從事期限匹配的流動性管理),甚至捲入金融操作(杠桿率不斷提高,通過委託貸款等方式,為其他企業提供資金支持,乃至進入國外被歸入金融業的房地產業和地下金融行業)。此外,通脹預期和資產泡沫的陰霾始終無法消除。
貨幣凝聚著人類的普遍信任。在經濟階段轉換期,特別是經濟增長模式和動力的轉換期,在原有的增長點和增長模式下出現產能過剩,競爭過於激烈,盈利狀況惡化,難以凝聚社會普遍信任。但是新的經濟增長點並沒有經過社會實踐的充分檢驗,沒有得到社會的普遍認可,規模還較小。這樣以商業盈利模式為基礎的社會信任大幅下降,社會普遍信任轉向以物和政府信用為主,表現為房地產和政府信用(含隱性擔保)的過度膨脹。
貨幣藉助資產實現擴張或收縮,支持貨幣擴張的資產價值的來源不同,貨幣擴張對實體經濟具有不同效果。
當實體資產屬於新的商業創造(包括新項目、原有項目的擴大、改建等),貨幣因此而擴張會帶來實體經濟的真實擴張,從而引起對現有實體資源的爭奪,引發實物資源的相對價格和絕對價格水平的調整。如固定資產投資增加。當這些投資機會被證明確實具有穩定回報,貨幣金融體系與實體經濟就能實現良性循環。但當投資機會並不具有穩定回報,成為不良資產,貨幣金融體系則需要通過不良資產退出實現貨幣收縮來及時承認錯誤。如果不良資產不能及時退出,則在經濟體中保留了多餘的貨幣創造,產生虛假繁榮的貨幣基礎。
當實體經濟屬於現有的存量資產,只是實現了證券化進入金融領域(貨幣的深化)。這種類型的貨幣擴張不再對實物資源產生增量需求,只是產生金融領域的資產供給。如農村經濟(自給自足經濟)的貨幣化,貨幣的國際化及各類資產的證券化等。貨幣深化並不會帶來對現有資源的增量爭奪,只是貨幣金融體系的邊界擴大。
當資產價值增加來源於現有金融資產的價值重估(利率或者風險偏好變化,那麼並不產生金融領域的資產供給,只是實現金融資產的再配置。如我國上一輪股市繁榮期,大量上市公司將非上市公司裝入上市公司,以獲取兩者之間的價差,等等。當價值評估重估以合理定價機制為基礎時,這是利用金融體系利用其價值評估體系以較低成本提高資源優化配置效率的過程,是廣義的套利和資源整合過程。但當價值評估的定價機制不合理,存在非理性因素主導,或者存在內幕交易、市場操縱時,不再是套利和資源整合,而是價值的再分配和欺詐掠奪。
當經濟處於轉型期是,經濟體中的投資機會匱乏,貨幣擴張越來越多的由存量投資機會證券化和價值重估實現時,貨幣的大量投放並不能帶來實物資源價格的上漲,而會表現為資產價格的上漲。
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通貨膨脹相對穩定,但不斷出現資產泡沫。投資者普遍面臨「資產荒」難題,不斷尋找價值窪地,提高風險偏好。從微觀企業來看,美日歐等發達國家的企業盈利狀況較好,但由於缺乏新的投資機會,上市公司保留較大比例的現金。我國近期更是出現上市公司的盈利不高,但股票價格較高。當房地產價格上漲與貨幣投放相互實現時,市場參與者陷入了囚徒困境:雖然不看好房地產內在價值,但由於房地產價格上漲會顯著損害貨幣持有者的購買力,不得不參與房地產的追逐。
三、金融運行與金融管理的割裂
微觀金融機構從業務發展出發,順應實體經濟轉型的需要已進行了大量創新。從實踐看,近些年隨著我國金融放鬆管制,金融跨業和跨界融合日趨豐富,傳統金融領域外出現了大量創新。受制於本身的缺陷和政府經濟社會管理框架的制約,金融管理無法有效回應金融發展。
在相當長時期內,我國金融體系事實上承擔著除資源優化配置外的宏觀調控、產業政策的功能,「窗口指導」、「行業目錄」廣泛存在。我國政府(中央和地方、一行三會、監管部門和行業協會、投資者保護機構)在金融領域的職責和管理架構,特別是政府和不同市場主體在風險管理和風險承擔方面的界線並不清晰。政府在金融領域中,所有者、監管者、行業促進者、經營者的職責交錯,甚者承擔了部分社會安全網的職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權責(險)利並不能基本匹配,大量的金融風險最終轉化為財政風險和貨幣風險。
事實上,我國有必要將監管部門應從微觀金融風險中解放出來,更多關注行業風險和系統性風險。加強一行三會、中央和地方在監管方面的分工合作。強化政府在平衡市場力量(消費者、投資者保護;反壟斷和不正當競爭方面,尤其是防止部分金融機構將某個領域的市場影響力不合理地滲透到其它市場)的職責。需要發揮行業協會在促進行業發展中的作用。充分發揮市場服務機構的作用,推動服務中介的去行政化進程。金融機構應在風險管理方面有一定的自主性並因此承擔相應的風險損失,獲取必要的風險收益。
國研網:「十三五」時期,金融改革將面臨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效率和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兩大任務。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防範化解金融風險」列為2016年五大結構性改革任務之一。當前存在哪些金融風險?
陳道富:隨著經濟增速持續放緩和經濟金融轉型的不斷深入,過去多年積累的體制機制矛盾讓我國進入了金融風險集中暴露期。個人認為金融風險可以分為三種類型:
第一類風險是中國經濟階段性轉換和經濟下行伴隨的風險。2015年,中國經濟增長為6.9%,今年的增長目標為6.5%~7%。隨著經濟下行和世界經濟環境的惡化,一些企業會破產退出,同時更多風險也會暴露。這一類風險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無法避免,必須要面對的。
第二類風險是「三期疊加」之前的一些政策所導致的負面效果新的階段表達而產生的風險。
第三類風險是金融改革本身的風險。金融改革是中國進行的巨大探索,無論是利率、匯率市場化還是資本賬戶開放或者國內的政策調整,本身都是風險和收益並存的過程。越是偉大的改革轉型,越是要踏足未知領域,對未知的探索是金融領域企業家精神的體現,是可能帶來巨大收益的。中國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下決心「去產能、去庫存和去杠桿」,這是主動暴露並解決問題的過程,不可避免地會產生一定的金融風險。從投資的角度看,承擔資產風險也是獲取金融收益的主要途徑。因此,金融風險是破舊立新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是「危」和「機」並存,需要在實踐中實現「轉危為機」。
國研網:在當前經濟轉型大背景下,您認為金融體系的轉型應該如何推進?
陳道富:目前,我們看到金融體系非常火熱,看到互聯網金融,看到體制外的體系,看到非常火熱的金融,所有人都在從事金融業,都在做金融業務。但是,我們也要看到實體經濟融資難等等一些問題依然沒有解決。所以,我們需要尋找實體經濟真正響應的方面,大致有三個方面:
第一,金融體系放在更廣的范圍內,放在經濟系統、社會系統里,它的命題是經濟發展階段提出的命題,這個命題就是所謂的新常態或者三期疊加,所以首先要服務於新常態,尤其是轉軌過程。轉軌過程對金融體系來說,它的價值發現功能,重新創造價值功能,給金融體系提出了很強烈的要求。
第二,金融體系本身,整個世界的金融體系都不是穩定的系統,怎麼實現它的優化配置?如果是一個穩定的系統,它是缺乏流動的系統。大家看到的亂,看到的不協調,一方面是發出了信號,在制度上有缺陷、有限制。另一方面,其實反映的是中國金融體系成長、突破過程中的煩惱。金融體系必須要面對他的亂,面對他的不穩,只有真正去面對自己金融體系不穩的根源,才能解決他。所以這個過程,中國需要充滿活力、總體穩健的金融體系,這又是矛盾又是統一的過程。微觀上需要活力,需要尋找經濟的增長點,需要尋找市場機會,需要套利,需要破。在宏觀上穩定的系統,一定是權、責、利一致的,中國現在很多問題都是制度設計上在破壞權、責、利,有一些是無意識的破壞了權、責、利,因此,宏觀上就要進行對應,所以這是第二個層面,把金融體系變成一個有活力的、穩健的體系,這個過程中需要打破金融體系之間不合理的流動性障礙,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更加開放的系統,所以我們要從市場生發出來,更加市場化,更加開放的系統,需要開放、活力、穩健的系統。
第三,對金融體系來說它不是一張白紙,金融改革會在第三個層面產生問題,中國的金融體系是金融的轉型。它最終的目標來源於實體經濟,但是它又不是一張白紙,它是在一定的經濟和社會環境下進行的金融改革,是在原有的金融體系裡進行的金融變革,所以它只能是一種成長。這種變革的深度取決於處在哪個層面上,在枝節上的改革、改良,這些年的金融改革中已經做了很多了,就是大家講的很多物理層面的變革。接下來是理念上的變革,這種變革需要建立在原有的基礎上。所以怎樣在現有的格局下歸位,原有的金融體系相當程度上表現為錯位,表現為對金融體系認識上的偏差,所以需要一種歸位,需要一種轉型的設計,這種歸位有橫縱兩個坐標。
第一個是財政和商業的橫的關系,中國一直在處理財政和金融的關系,今天中國很多問題都是來源於金融在執行很多財政、產業的職能,財政和金融之間到底如何協調?如何在這個光譜上處理政府和商業機構之間的關系?我覺得這是中國需要重新考慮的,金融體系外施加了很多金融體系不可完成的任務,或者不是最優完成任務的時候,所以首先需要做這方面的討論。
第二個是縱軸,金融體系怎麼發揮作用?整個企業家創新的最初動力就是破壞權、責、利的有限責任,只拿股本金,到這兒而止,這是一個斷層。在國家層面可以看到國家隱性擔保的行為,都在一定程度上破壞權、責、利的一致,需要在宏觀上進行糾偏。但是我需要給你的偏差產生巨大的活力,這是在縱軸上,你會發現怎麼劃分微觀實體的權利,行業監管,金融救助,宏觀調控,整個縱軸的關系,這是在商業運行的點上,依然是需要分工才能完成的靈活金融體系,中國在這方面其實有很多的偏差。
為什麼講中國是「成長的煩惱」?小孩子總有青春叛逆期,在小孩不懂事的時候,家長處於愛護,可以給小孩任何指點。但是小孩成長起來了,有自己的思維,自己行為能力的時候,有自己的發展空間的時候,你會發現有一種叛逆。這時候不是把我認為應該怎麼做更好的東西給你,而應該是包容的,允許你犯錯,允許你探索,允許你有不一樣價值觀。這裡面就會涉及到微觀主體、監管部門和宏觀救助的關系。從國家的角度來看,任何一個改革真正能推動的力量都是來源於自己,其實最核心的是自己怎麼看到自己沒有跟上金融變動的情況。
所以國家再怎麼管理,怎麼面對金融體系更加靈活響應實體經濟需求產品的風險點,所謂系統性風險一定是制度上的偏差,使得這種風險可以持續累積。國家要做的,就是在中國這個土地上尋找真正的風險點,建立起針對這樣風險點的監管體系、救助體系、宏觀調控體系,這是今後三五年會產生化學變化的地方。我希望中國金融體系在未來,能為中國經濟新常態形成穩健、靈活、可持續發展的,真正發揮資源優化配置功能的一個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