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匯管理改革一項重要而緊迫的任務

㈠ 我國目前的外匯儲備管理面臨著什麼挑戰試提出一些可行的對策並說明理由

筆者認為，應盡快對導致外匯儲備激增的宏觀經濟政策進行重大調整，改變多年來實行的出口導向和外資導向的政策，同時對現行外匯管理制度進行必要的改革，變強制結售匯制為意願結售匯制，增大人民幣匯率彈性，並採取有效的政策措施增加企業和居民個人持有外匯的數量。此外，應優化外匯儲備的貨幣結構和資產結構，加強外匯儲備的風險管理，提高外匯儲備的安全性和收益性。總之，只有把高企的外匯儲備規模降下來，實現外匯儲備的適度增長，才有可能實現經濟在內外均衡基礎上的協調和可持續發展

㈡ 如何理解這次改革的重要性緊迫感

從推進改革的方式看，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要求更是前所未有。現階段，隨著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的融匯不斷深化，任何一個領域的改革都會影響到其他領域

㈢ 論文 我國外匯管理體制改革現狀與前景 研究的背景和意義 怎麼寫啊想不出來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的外匯儲備曾有過兩次高速增長時期。第一次是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1994~1997年，隨著社會主義市場體系的初步建立和外匯管理體制的改革，中國外匯儲備終於擺脫了十餘年低速徘徊的局面，出現了連續4年的高增長。第二次發生在21世紀之初。從亞洲危機的沖擊中恢復之後，中國經濟很快就步入了快速的軌道。與此相伴，中國的外匯儲備從2001年始重又快速增長；到了2006年4月底，中國外匯儲備已躍居世界首位，目前已逾萬億美元。

隨著外匯儲備的快速增長，擔心和爭論也紛至沓來。人們或懷疑外匯儲備規模的合理性，或詬病巨額外匯儲備的投資收益，或指責外匯儲備的積累輸入了通貨膨脹，或認為人民幣匯率因此而承受了越來越大的升值壓力，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無獨有偶，就在中國為外匯儲備的迅速積累而惴惴不安之時，世界上其他國家和地區，除去美國和歐盟這兩個在國際儲備體系中擁有「關鍵貨幣」的經濟體，也都出現了外匯儲備迅速增加的情況。此類現象之所以值得關注，其原因在於，這些國家外匯儲備的增加，恰恰是發生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後他們摒棄了實行多年的固定匯率制並轉向各種形式的浮動匯率制之時；而我們一向奉為圭臬的外匯儲備理論卻告訴我們，一國轉向浮動匯率制，將大大減少其對外匯儲備的需求——理論與現實的矛盾，需要給予合理的解釋。

本文旨在以經濟和金融全球化為背景來分析我國外匯儲備管理體制及其改革問題。我們首先從功能轉變的角度對我國外匯儲備的規模進行分析，然後對外匯儲備增長引起國內流動性迅速增加的現象以及貨幣當局的對沖操作進行評論，最後，在借鑒國外管理外匯儲備之經驗的基礎上，探討我國外匯儲備體制的改革問題。

二、外匯儲備的規模：著眼於功能轉變的分析

關於中國外匯儲備迅速增長的現象，一個普遍的擔憂是，從傳統外匯儲備功能角度看，中國目前的外匯儲備規模已經足夠應付支付進口、償還短期債務和穩定匯率的需要。在這種情況下，不停地堆積外匯，等於將我們用寶貴的資源換回的資金低成本地交給外國使用。這一看法值得商榷，因為它忽視了在金融全球化日益深入的背景下，外匯儲備的功能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

要理解20世紀90年代以來浮動匯率制與高額外匯儲備積累相伴相隨的新現象，我們必須從亞洲金融危機的特徵以及世界各國的應對之策說起。

發生在上世紀90年代末期的亞洲金融危機，並不是起因於各國經濟基本面的惡化，而是以國際投機資本對固定匯率制的惡意沖擊為主要特徵的。經過亞洲金融危機之後，世界各經濟體大都放棄了固定匯率制度，轉而實行某種形式的浮動匯率制。但是，近期的實證研究表明，這些經濟體聲稱向浮動匯率制度轉變，並不意味著他們放棄了對匯率的干預。著名國際金融專家麥金農在對這些經濟體的匯率制度進行了縝密研究之後敏銳地指出，在某種程度上，這些經濟體向更為靈活的匯率制度轉變只是一種假象；從匯率的走勢和各經濟體的操作實踐來看，各種自稱自許的浮動匯率制以及管理浮動匯率制等等，其運行特徵更像釘住匯率制度。」他將此概括為「沒有信譽的固定匯率制」。從制度層面上分析，這種匯率制度的基本特徵可以概括為三種制度安排的結合，即公開宣布的彈性匯率制、(出於穩定目的)對匯率的頻繁干預、國家持有大量外匯儲備。我們認為，這種「三位一體」的安排，是新興市場經濟體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金融危機新特徵所做出的理性選擇。

之所以要公開宣布實行浮動匯率制，為的是使投機資本難以獲得關於匯率變動的明確信息，從而大大弱化國際投機資本對一國(地區)匯率展開攻擊的動力；之所以要穩定匯率，是因為對於非關鍵貨幣國家(地區)而言，本國(地區)貨幣匯率對關鍵貨幣保持穩定，事實上將使得本國(地區)經濟、特別是物價水平獲得一種穩定的「名義錨」，從而有助於本國(地區)經濟穩定增長；之所以要保持大量的外匯儲備，為的是使貨幣當局更靈活地干預(而不是像固定匯率制下那樣單方向地干預)外匯市場，從而影響國際投機資本的預期，並據以對國際投機資本保持一種「威懾」，使得他們不敢輕易對本國(地區)貨幣匯率進行攻擊。從實踐效果上看，一國(地區)外匯儲備水平越高，其「引而不發」的「威懾」作用就越大，國際投機資本對該國(地區)的匯率和金融體系就越不敢造次。

此外，為緩和貨幣錯配的不利影響，新興市場經濟體往往需要通過增加外匯儲備來增強公眾對本國(地區)貨幣的信心。在信用貨幣制度下，外匯儲備在某種程度上具有金本位貨幣制度下黃金的功能，一國(地區)的外匯儲備就類似金本位制度下貨幣當局擁有的黃金。擁有大量的外匯儲備，就意味著該國(地區)貨幣當局發行的信用貨幣有一種實際價值的資產——外匯儲備作為支撐。因而，一國外匯儲備越多，居民對該國(地區)信用貨幣的穩定就越有信心，也就越能防止貨幣替代的發生。發達國家的實踐也從另一角度證明了外匯儲備在增強貨幣信心方面的作用。近年來，歐洲央行逐步減少了外匯儲備，但同時黃金儲備卻相應上升。歐元是當前惟一能與美元競爭的國際貨幣，為增強歐元同美元的競爭力，歐洲央行就不能過分依賴美元儲備發揮增強貨幣信心的作用——增加黃金儲備也就成為必然的選擇。

總之，自亞洲金融危機以來，雖然廣大新興市場經濟體普遍實行了浮動匯率制度，但是，其外匯儲備卻未如人們依據傳統理論而推斷的那樣大幅減少，反而有大幅增加，其根本原因就在於，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新興市場經濟體外匯儲備的功能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轉變。

傳統的外匯儲備功能是與固定匯率制度相適應的。其明顯的特點就是十分強調外匯儲備的「務實」功能，即，一旦經濟受到不利沖擊，貨幣當局就准備實實在在地用「真金白銀」去滿足進口、支付債務和干預匯率的需要。在浮動匯率制下，滿足上述三項需要的功能大大弱化了。如今，外匯儲備管理的核心在於「保持信心」，具體而言，浮動匯率制下外匯儲備管理的目標主要包括：支持公眾對本國(地區)貨幣政策與匯率管理政策的信心；通過吸收貨幣危機沖擊以及緩和外部融資渠道阻塞，來克服本國(地區)經濟的外部脆弱性；提供一國(地區)能夠償還外債的市場信心；支持公眾和外部投資者對本國(地區)貨幣穩定的信心；支持政府償還外部債務與使用外匯的需要；應付災難和突發事件。

外匯儲備在「保持信心」方面的作用逐步增大，同時就意味著其作為一國(地區)財富的功能得到強化。換言之，追求國家財富的增長，成為外匯儲備管理日益重要的目標。實證研究表明，通過加強管理，外匯儲備可以取得令人滿意的投資收益。2005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一份題為《外匯儲備的財務成本》的研究報告中，通過對110個國家1990-2004年的全部數據進行嚴格實證分析，得出如下結論：在統計期內，即便將所有的成本(包括機會成本)都考慮在內，除發達國家之外的幾乎所有國家的外匯儲備都獲得了凈收益。應當說，較之同期其他任何投資而言，外匯儲備的投資業績都是毫不遜色的。

中國的情況也是如此。仔細分析我國的國際收支表，我們可以間接地推斷我國外匯儲備的收益情況(圖1)。以2005年為例，當年中國凈投資收益為順差91.2億美元，實現了自1993年以來的首次逆轉；其中，投資收益流入356.2億美元，同比增長92.2%；投資收益流出265.1億美元，同比增長16.9%。在中國的國際收支統計中，中國的投資收益包括「直接投資項下的利潤利息收支和再投資收益、證券投資收益(股息、利息等)和其他投資收益(利息)」。考慮到中國對外投資中官方證券投資(外匯儲備使用)佔主導地位，可以合理地推斷，中國投資收益大幅上升與中國對外資產規模不斷擴大(主要是外匯儲備增加)密切相關。這間接說明，中國外匯儲備的投資收益是令人滿意的。

總結以上分析，我們認為，鑒於外匯儲備的功能已經從滿足進口支付、償還債務和干預匯率全面轉向提供信心並增加國家的財富，鑒於目前我國外匯儲備的收益是令人滿意的，討論外匯儲備規模的大小，已經沒有重要意義了。

三、外匯儲備增長過快的不利影響：流動性過剩及對沖困境

外匯儲備功能的轉變，並不意味規模過大的外匯儲備不會對一國經濟和金融的運行帶來不利的結果。相反，如果外匯儲備管理體制不能根據外匯儲備的功能變化進行「與時俱進」的調整，規模日益增大的外匯儲備也會帶來一些不利的後果，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如果由貨幣當局獨攬外匯資產，它將給國內經濟帶來貨幣供應增長過快、流動性過剩，進而造成潛在通貨膨脹壓力的不利後果。我們看到，這正是當下中國發生的情況。

(一)央行的對沖努力

為了緩解外匯儲備增加對貨幣供應的不利影響，對沖外匯儲備的壓力，央行從2002年就開始了大規模的公開市場操作。起初，公開市場操作集中於以國債為主的現券賣斷操作和回購操作上。然而，由於央行資產負債表中的債券存量相當有限，在經歷了一段不長時期的單向操作之後，央行發現自己陷入了無券可賣的尷尬境地。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作為一種替代手段，央行於2002年9月24日將公開市場操作中未到期的正回購轉換為中央銀行票據，然後再用於回購操作。央行票據從此正式進入中國的債券市場。2003年初，鑒於外匯儲備又比上年驟增742億美元的現實，央行認識到，外匯儲備的增加可能會持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這意味著，對沖由此引起的貨幣供應的過度增加，將成為中國貨幣政策在今後一個較長時期的主要任務。由於可用來實施對沖操作的金融工具依然缺乏，央行遂決定將央行票據作為今後公開市場操作的主要基礎。於是，從2003年4月22日開始，央行票據開始了大規模發行，並作為貨幣市場的一個重要券種被允許在銀行間市場上流通。在從那以後的短短4年多時間里，央行票據的發行規模迅速增大，品種也不斷增多。目前，其未清償額已經超過政策性金融債，成為中國債券市場上僅次於國債的第二大品種。

從以上的簡短回顧不難看出，央行票據是在我國經濟發展和金融改革的特定環境下，在中國迅速融入全球經濟體系，在國內相關領域改革尚在進行之中，特別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機制尚待完善的條件下，為了有效實施貨幣政策做出的現實選擇。在這個意義上，它是具有中國特色的金融創新。

央行票據的產生及發展，對我國金融體制改革和迄今為止的金融宏觀調控發揮了重大作用：其一，中央銀行由此獲得了一種主動、靈活且可大規模操作的金融工具。通過對這種金融工具的買賣，央行實現了在保持其資產規模不斷擴大的條件下，通過對其自身負債結構的調整來調整商業銀行可貸資金量，從而實施反周期的貨幣政策調控的積極效果。其二，由於採用了連續滾動發行方式和競爭性招投標機制，並開拓了比較活躍的二級市場交易(銀行間市場)，央行票據的發行和交易利率逐漸在我國的貨幣市場上發揮了某種基準利率的作用。在這個過程中，央行票據市場的發展，還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我國利率市場化進程的深入。其三，作為一種無風險、規模巨大和交易活躍的基礎性金融債券，央行票據市場的發展不僅推動了我國貨幣市場的快速發展，為各類金融機構實施流動性管理和風險管理提供了有效工具，而且推動了以開發各類金融衍生品為主要內容的金融創新。

(二)央行票據市場進一步發展的困境

但也應當看到，發展央行票據市場，是在我國國債市場發展不充分，其市場密度、深度和彈性均存在缺陷，從而很難為貨幣政策操作提供有效基礎的條件下，央行為了弱化外匯儲備迅速增長之不利影響而做出的「次優」選擇，因此，其存在缺陷再所難免，主要表現在如下三個方面。

1.成本問題

由於央行票據構成央行負債，在其操作過程中，央行需要為其發行的票據支付利息，這便產生了調控成本問題。然而，如果徑直將央行票據的利息支出全部歸諸調控成本，那是不正確的。在理論上，我們可以從兩個角度來衡量央行票據的成本。第一，由於發行央行票據的目的是為了對沖央行因過度買進其他資產(外匯)所造成的基礎貨幣之過度投放，而央行買進的這些資產又是有收益的，所以，分析央行票據的成本，必須將發行央票所支付的利息與其相應增加持有的外匯資產的收益進行比較。第二，在央行的武器庫中，還有一種「對沖」工具，這就是提高法定準備金率。因此，我們還可以將央行購買並持有外匯資產的收益同央行提高法定準備金率所須支付的成本(對法定準備金支付的利息)進行比較。進行了上述比較之後，對於對沖外匯儲備增長的成本問題，顯然應有別樣看法。進一步，我們還可以對發行央票的成本(央票利率)與提高法定準備金率的成本(法定準備金利率)進行比較。很明顯，前者的成本比後者要高。於是，對於近年來央行不斷提高法定準備金率的政策操作，我們可以基於成本的比較找到強有力的解釋。

2.對市場資金供求和利率的影響

無論其目的為何，發行央行票據總意味著央行增加了市場上對資金的需求；反之則相反。央行的這一操作，必然會對市場資金供求和市場利率產生影響。這樣，就在央行大量發行央票來收縮流動性的時候，央行同時也就成為我國貨幣市場上最大的做市商。作為做市商與作為調控當局這兩種矛盾身份的一體化，無疑增加了央行宏觀調控的復雜性，並加重了其在貨幣政策操作的兩個主要對象——貨幣供應量和利率——之間進行協調的難度。在極端的情況下，倘若央行為了降低其操作成本而對央行票據的利率有所追求，就會有操縱利率之嫌——這顯然與央行的市場中立地位和市場穩定功能相悖。事實上，近年來央行票據發行曾出現過若干次流標情況，正反映了市場對央行這種雙重身份存在的質疑。

3.開放經濟條件下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矛盾

發行央行票據為的是對沖外匯儲備的過度增加，其直接出發點在於追求內部均衡。而央行票據市場的供求態勢和由此決定的利率走勢，又將通過其對人民幣資金的供求對比和市場利率之走勢的影響，對外匯市場和人民幣匯率的動態產生沖擊，這便涉及到外部均衡問題。不難看出，單一運用發行央行票據這種手段來同時應付對內均衡和對外均衡兩個經常不一致的目標，不免有顧此失彼之虞。舉例說，為對沖外匯儲備增加而發行央行票據，固然達到了收縮銀根的效果，滿足了對內均衡的要求；但銀根的收縮將導致人民幣利率水平上升，而利率水平的上升，即便沒有進一步刺激投機性外匯的進一步流入，至少也沒有弱化其流入的動力。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我國依然實行固定匯率制，從而無須顧及匯率水平的變動，這一缺陷並不明顯。但是，WTO過渡期的結束以及匯率形成機制的加快改革，無疑加速了我國為開放性大型體的步伐，致使這一缺陷日益凸顯。
在以上所舉的三個缺陷中，第一個缺陷是可以忽略的。因為，所謂成本問題，實際只是財務安排的一個假象——如果把外匯資產和央行票據負債納入同一個核算框架中同時考慮，這個問題事實上並不存在。我們在下文中將集中討論這一問題。真正成為問題的是後兩者。出現第二個缺陷的原因，在於央行在央行票據的操作中不免有自己的利益存在，集做市商與調控者兩個相互對立的職能於一身，難免沖突。出現第三個缺陷的原因，在於日益成長為開放性大型經濟體，從而必須同時兼顧對內均衡和對外均衡兩個相互聯系但經常沖突的目標——將這兩項任務擠壓在單一的對沖操作和提高法定準備金率的操作之中，已經使得央行陷入左支右絀的窘境，並降低了國家總體的宏觀調控效力。四、外匯儲備管理體制的國際經驗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如果外匯儲備管理體制不能根據外匯儲備的功能變化進行「與時俱進」的調整，規模日益增大的外匯儲備將帶來不利的後果。基於這一認識，我們認為，外匯儲備管理體制改革的基本任務之一，就是要阻斷外匯儲備的動態同國內貨幣供應的僵硬聯系。

在探討改革我國外匯儲備管理體制的方略之前，有必要對別國的經驗做些比較分析。通過分析美國、英國、日本、歐盟、韓國、新加坡和我國香港特區等國家和地區的外匯管理體制安排，並分析這些國家和地區實踐經驗背後的理論線索和邏輯關系，我們概括出如下兩點認識。

(一)外匯儲備持有者問題

關於外匯儲備當局的安排，大國和小國有著截然不同的選擇。經濟開放的大國更傾向於由財政部門或貨幣當局之外的專設部門持有外匯儲備，並相應承擔外匯市場干預和匯率穩定職能；而小國則更多地選擇由中央銀行直接持有外匯儲備，並相應承擔外匯市場干預與匯率穩定職能。

對於任何開放型經濟體來說，宏觀調控的任務均可概括為同時追求對內均衡和對外均衡。但是，因經濟規模的不同，從而對內部均衡重要性強調程度的不同，大國和小國處理內外均衡關系的模式存在著重大差異。

對於開放型大國經濟來說，由於客觀上本國經濟的獨立性較強，且始終強調經濟的獨立性，宏觀調控的基本任務，便是要同時實現內外均衡。然而，經濟政策理論(例如「丁伯根法則」)和各國實踐均告訴我們，由於一種政策工具只能實現一個政策目標，要實現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兩個經常不相容的宏觀調控目標，至少需要兩種以上的政策工具。我們看到，像美國、英國、日本、韓國等，均確定了由貨幣當局負責內部均衡、而由財政當局負責外部均衡的分工。由於外匯儲備更多地涉及外部均衡問題，這些國家自然都選擇由財政當局來主導外匯管理體制，並負責制定匯率政策。由財政部門或專設機構主導外匯管理體制的最大好處，在於可以切斷外匯儲備與基礎貨幣供給之間的直接聯動關系，阻隔匯率變動可能對貨幣政策產生的直接影響。同時，由於隔斷了不穩定的外部沖擊，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得到加強，其調控國內經濟運行的能力也得到提高。

小型開放經濟體的情況則不同。由於他們幾乎不存在可以自我支撐的國內經濟體系，其經濟運行是高度依賴全球市場的。這就意味著小型開放經濟體的內外均衡具有一致性，基本上不存在所謂的內外均衡沖突問題，也就無所謂內外均衡的職能分工問題。同樣由於小型經濟體的經濟發展高度依賴外部環境，保持匯率穩定，實現外部均衡，在多數情況下總會成為壓倒一切的目標。新加坡以及我國香港特區便是合適的例證。

這兩個經濟體事實上都不擁有真正意義的中央銀行，也不存在真正意義的貨幣政策。如果一定要進行比較，那麼，他們貨幣政策的惟一目標就是保持匯率穩定。在這種情況下，選擇由貨幣當局負責外匯儲備的管理，以確保本國基礎貨幣供給與外匯儲備的變動保持同步變動關系，是實現匯率穩定和整體經濟正常運行的必要條件。

(二)外匯儲備資產的多樣化

在外匯儲備管理模式的選擇上，儲備規模較大的國家(地區)傾向於對外匯儲備進行分檔管理。其外匯儲備管理的目標，在常規的流動性之外，均有一定的收益率要求。

從國際比較來看，外匯儲備較少(對匯率干預要求較低)的國家(地區)，由於持有外匯資產的機會成本較低，通常採取的是較為簡單的管理模式，其儲備管理的首要目標大都是維持較高的流動性，對外匯儲備的收益性沒有太多的要求。而在那些儲備規模較大的國家(主要集中在亞洲地區)中，出於提高管理效率的考慮，往往對外匯儲備實行了分檔管理，在確保外匯儲備流動性的前提下，將多餘部分進行收益率較高的各種投資，以提高外匯儲備的整體收益水平。

比如，從1997年開始，韓國貨幣當局便將儲備資產分為流動部分、投資部分和信託部分三個部分來管理，並對不同的部分設置不同的投資基準。流動部分由美元存款和短期美國國庫券組成，每季度根據儲備現金流來決定合適的規模，追求高度流動性的目標。投資部分投資於中長期、固定收入的資產，追求收益率目標。以上兩個部分的外匯儲備均由韓國銀行的內設機構進行管理。信託部分同樣追求收益率目標，不同的是，這部分外匯資產是委託給國際知名的資產管理公司進行管理的。根據韓國銀行的解釋，設置這一檔的目的，在於提高儲備收益的同時，提供一條向國際知名管理公司學習先進投資知識的途徑。自2003年開始，韓國進一步成立了由政府全額出資的韓國投資公司(KIC)。從功能設置來看，該公司將作為一家資產管理公司，逐步接受韓國銀行和財政部的委託，管理一部分外匯儲備資產。

新加坡政府亦然。與韓國不同的是，新加坡不僅將國家外匯儲備分為兩檔，而且該兩檔的儲備分別交由管理局和政府投資公司(GIC)來持有並管理，從而實現了機構分離。在這種安排下，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持有的外匯儲備主要用於干預外匯市場，及作為基礎貨幣發行的保證，目的是維持新元匯率的穩定。而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作為一家由政府全額出資的資產管理公司，則接受政府管理外匯儲備的委託，通過其6個海外機構，在全球主要資本市場上對股票、公司債券、貨幣市場證券、甚至金融衍生產品進行投資，來實現外匯儲備收益的長期增長。

我國香港特區也將外匯基金分為支持組合和投資組合兩檔來實行分檔管理。支持組合為貨幣基礎提供支持，進行外匯市場干預，以此確保港元匯率的穩定。投資組合則保證資產的價值及長期購買力，追求較為長期的投資收益。投資基準由外匯基金咨詢委員會制定，其主要內容包括外匯基金對各國及各環節資產類別的投資比重及整體貨幣擺布。外匯基金僱傭全球外聘基金經理負責管理外匯基金約1／3的總資產及所有股票組合。

值得注意的是，類如美國、英國這樣的發達國家，雖然憑借其本幣在國際金融體系中居於「關鍵貨幣」地位而不保持大量外匯儲備，但是，其外匯儲備管理也都含有「在保持流動性和安全性前提下爭取實現利潤最大化」的目標。這說明，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外匯儲備的功能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它作為一國財富的意義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強調。

五、中國外匯儲備管理體制的改革

中國外匯儲備的迅速增長，是由一系列國際和國內因素造成的。就國際而論，全球經濟失衡當推首因；就國內而言，儲蓄過剩並造成國際收支順差，則屬根源。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大量研究顯示，無論是全球經濟失衡還是國內儲蓄過剩，都是由一系列實體經濟因素和體制因素造成的，要在短期內矯正絕非易事。這意味著，外匯儲備持續增長，將是我們在今後一個較長時期中必須面對的情勢。鑒於外匯儲備的增長已經成為影響我國經濟運行日益重要的因素，並已顯示出若干負面影響，鑒於我國現行的外匯儲備體制已經不足以應對這種新的復雜局面，改革傳統的外匯儲備管理體制，創造一個靈活且有效的制度框架，已成當務之急。

(一)根本的任務是建立全球配置資源的戰略

面對國家外匯儲備迅速增長的局面，人們直觀的反應是要將外匯儲備「用掉」。我們認為，這種看法過於簡單化。應當清楚地認識到這樣的事實：如果我們當真能夠大量購買國外的資源、產品和勞務，亦即為外匯儲備找到規模巨大且穩定的非金融用途，外匯儲備就不會增長過快了。反過來說，外匯儲備之所以增長過快，正是因為我們「用」不出去。在此情勢下，簡單地為了減少外匯儲備而不計成本、甚至浪費地「用掉」我們用國內資源和產品交換而來的外匯儲備，肯定是不足取的。

有鑒於此，面對外匯儲備不斷增長的局面，應當提出的任務是促進外匯儲備多渠道使用。綜合別國經驗和我國的實踐，這既包括外匯資產持有機構的多元化，也包括外匯資產投資領域的多樣化。

中國的經濟發展正站在一個新的起點上。在過去近30年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礎上，今後的中國經濟發展勢必更廣泛和更深入地融入全球經濟的運行之中。因此，更加積極、主動地運用全球的資源來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服務，或者說，著眼於全球經濟運行來規劃我國的資源配置戰略，應當成為中國經濟進一步發展的立足點。毫無疑問，外匯儲備管理體制的改革應當被有機地納入這一全球化發展戰略之中。具體而言，我國外匯儲備管理體制改革的主要目標是更加有效和多樣化地使用外匯儲備，實現商品輸出向生產輸出和資本輸出的轉變，並藉此在全球范圍內實現我國產業結構的優化。

(二)改革之一：國家外匯資產持有者的分散化

http://www.fabiao168.com/gjjj/127884.html

迄今為止，我國依然實行比較嚴格的外匯管制。在現行的框架下，絕大部分外匯資產都必須集中於貨幣當局，並形成官方外匯儲備；其他經濟主體，包括、居民和其他政府部門在內，都只能在嚴格限定的條件下持有外匯資產。這種外匯管理體制是與傳統體制下國家外匯儲備短缺的情況相適應的；而今的情況是，我們已經開始為外匯儲備積累過多及增長過快而苦惱。為了適應上述變化，放鬆外匯管制已經勢在必行。近來有關當局提出了要大力推行「藏匯於民」的戰略，正是適應了這種轉變的趨勢。

為了便於了解這種戰略轉變，我們首先需要對外匯資產、官方外匯儲備等相關概念進行更全面、更精確的定義。

六、結束語

從本質上說， 外匯儲備管理體制的改革，無論涉及多麼復雜的內容，最終的結果，都是要將原先由貨幣當局獨攬外匯資產的格局改變為由貨幣當局、其他政府機構和廣大企業和居民共同持有的格局。

㈣ 人民幣匯率制度，未來改革的目標

面對新匯率環境經濟主體要主動校正行為模式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6月26日 09:38 金時網·金融時報

FN記者 黃麗珠 攝影 黑土

編者按 2005年7月21日，我國開始實施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十一個月來，人民幣匯率制度有序過渡，平穩運行。在人民幣匯率改革即將一周年之際，由本報與人民銀行南京分行、江蘇省金融學會共同舉辦了「匯制改革背景下的金融創新與風險規避」專題研討會。此次研討會也是「江蘇金融發展高層論壇

」的開壇之作。其意在促進區域金融和社會經濟發展，及時將研究成果轉化為人總行、政府部門、金融機構和企業的決策參考。以論壇的形式發布最新理論和政策研究成果，也是《理論周刊》實現理論與實踐更大范圍的結合，更好地推動區域經濟、金融良性互動之策。來自國家外匯管理局、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及江蘇省委省政府有關部門、江蘇省社科院、江蘇省銀監局、各商業銀行、有關高校、企業等單位的領導和專家學者與會並作了精彩演講。此次研討會由人民銀行南京分行副行長魏革軍博士主持。

為匯率形成機制營造適宜的宏觀與微觀經濟環境

人民銀行南京分行行長 孫工聲

隨著人民幣可兌換進程的推進，各類經濟主體將面對愈來愈大的機遇和匯率風險。在此情況下，各類經濟主體要積極發揮主觀能動性，充分提高風險意識，學會運用各種避險方式，加大技術創新力度，努力提高匯率避險能力。政府及有關部門也應作出相應調整，為實體經濟營造有利的環境。

一、加大配套政策支持力度，為匯率改革創造良好的氛圍

日本、德國、韓國等國家在經濟崛起過程中升值趨勢的經驗和教訓顯示，匯率改革中從外需帶動轉向內需帶動的增長路徑轉換才是至關重要的。從江蘇的情況來看，要加強財政、金融、稅收、投資、貿易等宏觀政策的協調配合，加大對發展內需和服務業的支持力度，將投資為出口服務的循環，轉變為投資為消費服務的循環，為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創造良好的經濟環境。

今後一段時期，針對目前基礎性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的問題，建議加大公共財政的支出，構建一個良好的社會保障體系，逐漸釋放居民的消費能力。也可考慮通過稅收政策支持企業進行技術改造，降低成本，增加出口產品附加值，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加快轉變外貿增長方式。

二、加快外匯市場建設，為各類經濟主體規避風險提供有效渠道

要進一步加快外匯市場建設步伐。允許不同交易目的的主體進入外匯市場交易，提高外匯市場的競爭程度，同時為使市場參與主體具備風險管理能力，應適當增加匯率期權等衍生工具，拓寬經濟主體規避匯率風險的渠道，從而增加經濟主體的選擇，以減少人民幣升值預期中的投機行為，也使市場對人民幣的價值定價更加真實、准確。

三、引導企業主動適應匯率變化，適當運用金融工具規避風險

企業要進一步提高風險意識，培養和引進相關的專業人員，增強處置匯率風險的能力，增強對外匯市場變化的適應能力。同時，企業要加強成本核算，控制費用開支，進一步擴大利潤空間。並且應注重科技創新，提高核心競爭力，開發高附加值產品，盡快實現產業升級。

四、銀行應積極開發金融衍生產品，提高風險定價能力

商業銀行應適應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形勢和要求，抓住外匯市場快速發展和企業匯率避險需求迅速增長的機遇，正確處理改進金融服務與防範風險的關系，增強服務意識，創新金融產品，推出適應不同需求的外匯避險工具，並相應拓寬遠期結售匯業務的期限設置。

要關注和重視貨幣流動性和匯率彈性問題

金融時報社總編輯 宋輔良

今年5月31日，中國人民銀行公布了《2006年第一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報告》提出匯制改革的目標是「增加人民幣匯率的浮動彈性，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值得注意的是，《報告》中還清楚地闡明了「市場供求」在新體制中的「基礎性作用」。並提到深化外匯制度改革要用「創新手段」等。對「穩步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的涉及，比如QDII，這些政策的引入意在規避風險的前提下，實施有效的金融創新。

近來，我國金融體系內的流動性問題有加劇的態勢。使得貨幣流動性、匯率彈性與經濟政策的獨立性等問題日益引起各界的廣泛關注。人民幣的流動性過剩雖然有國內金融結構的原因，但與美元流動性過剩在中國匯率需增強彈性情況下輸入有著緊密的聯系。巨額外匯儲備占款導致人民幣發行過多是目前人民幣流動性過剩的根源之一。

綜觀國際社會，美元的泛濫只能輸入到以美元為國際儲備貨幣，並且在匯率上主要盯住美元的准固定匯率國家。因此，在當前情況下，不僅外部通貨膨脹可能會輸入我國，而且外部的資本價格、商品價格變化都將傳輸到我國，對此,我們要進行定量的和定性的分析研究,採取有效措施加以妥善應對。

當前，匯制改革工作正在按預定目標向前推進，我們要努力按照主動性、可控性和漸進性原則，不斷完善有管理浮動匯率制度，發揮市場供求在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中的基礎性作用。

同時，要堅定不移地推進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使之成為政企分離、可獨立承擔金融風險的主體；在國內逐步推出外匯套期保值衍生工具和避險產品，為金融機構和企業能夠規避外匯風險奠定基礎；依靠收入政策、稅收政策、信貸政策和匯率政策的組合，擴大內需，減少經濟增長對外需的依賴，實現內外部經濟的均衡發展。這里，我特別強調的一點就是要重點關注經濟微觀主體——銀行和企業對匯率改革和匯率變動的反映，關注他們的反饋，這會使匯率形成機制有一個良好的微觀基礎。

積極應對人民幣升值和通貨膨脹的雙重壓力

江蘇省人民政府副秘書長 汪泉

自去年7月21日我國實施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以來，人民幣匯率盡管在短期內變動的不確定性較大，但從中長期來看，基本呈現出人民幣升值的「漸進性」格局。就是說，人民幣升值的方向是可預期的。這就給外貿出口企業留下了一個「學習期」或「適應期」。對於外貿出口企業來說，與其說面臨匯率不確定性風險，還不如說是面臨能否如期消化匯率升值成本的風險。因此，要求外貿出口企業在「學習期」或「適應期」內，增強匯率風險意識，加強自主創新，挖掘內部潛力，調整產品結構，並學會運用匯率避險工具。金融機構則要積極開發金融衍生產品和工具，加強對外貿出口企業的培訓和咨詢，為企業匯率避險提供優質服務。

在高度關注匯率風險的同時，我們也不應忽視通貨膨脹的風險。近年來，通貨膨脹的壓力已先後在房地產和股票等資產價格等諸多方面均有明顯反映。之所以尚沒有在消費者價格指數(CPI)上充分反映出來，可能有多方面原因：譬如加工業產能過剩，市場過度競爭；糧食等主要農產品並不完全由市場調節，市場供應充足等。特別是由於經濟國際化的發展，國內商品市場價格受國際商品市場價格影響的程度越來越大，國內市場商品和國際市場商品的價格聯動效應日益顯現。如果國際市場商品價格不上漲，國內市場商品價格也難以有較大幅度上漲。

不久前央行已採取了提高貸款基準利率0.27個百分點的調控措施。顯而易見，不提高存款利率是為了促進內需，同時防止增加人民幣升值壓力；提高貸款利率是為了抑制貸款需求，控制信貸投放。但另一方面，利差擴大也可能增加金融機構放款動力。因此，提高貸款基準利率的措施，其重要意義在於發出了央行旨在控制貸款過快增長的強烈信號。如果全球性的加息趨勢進一步發展，特別是歐美等主要貿易國進一步加息，就會給我國在人民幣升值壓力背景下提高存款利率騰出空間。銀根收緊和利率上升，將對信貸和投資過快增長以及資產和商品價格的上漲，起到有力的遏製作用。對此，居民、企業和金融機構都應有所預期和准備，密切關注經濟金融走勢。

周小川行長針對匯率改革指出：「各類經濟主體要主動校正自己的行為模式以進一步適應彈性增加、波動加大的匯率環境。」可以想見，隨著人民幣匯率日益走向彈性化、市場化，以及人民幣可兌換進程的不斷推進，各類經濟主體將會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與挑戰。再過一個月就是人民幣匯率改革一周年，在這個時點下，召開「匯制改革背景下的金融創新與風險規避」專題研討會意義深遠。與會各界人士就匯制改革後，經濟微觀主體如何適應新的匯率形勢的變化，不斷進行金融創新，有效規避匯率風險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交流。各方面眾多觀點的交流和碰撞，生產了許多新的金融智慧，加深和推動了人們對匯制改革背景下的金融創新與風險規避等問題的認識，這將有力地推動這項改革的深入和發展。

市場化是外匯儲備制度改革的根本取向

江蘇銀監局局長周忠明認為，根據蒙代爾-弗萊明模型的「三元悖論」，一個國家在資本自由流動、獨立自主的貨幣政策與固定的匯率制度之間，最多隻能舍一求二，不可兼得。人民銀行作為貨幣政策的制定者，同時，又是事實上最終的和最大的外匯需求方和供給方。既要穩定的貨幣政策，又要保持相對適量的外匯儲備，這雙重角色的沖突使得人民銀行必須有所取捨。

人民銀行是專司貨幣政策的宏觀經濟管理部門，外匯制度應該服從並服務於貨幣政策。因此，人民銀行在外匯管理上的角色需要有根本的轉變，將外匯的供給和需求還給市場和大眾。簡而言之，就是要將目前的藏匯於人民銀行轉變為藏匯於人民和銀行。

藏匯於人民和銀行，是我國外匯管理體制市場化的又一重要進程。市場機制是一種分散決策機制，通過市場價格的波動，全面、准確地反映各方參與者的偏好。藏匯於人民和銀行，就是希望通過市場化方式來消化央行手上過多的外匯儲備，讓國內投資者更便利地進入外匯市場，表達多元化的偏好。外匯市場要由行政性的集中決策向市場化的分散決策轉變，充分發揮市場在匯率形成機制中的基礎性作用。

匯制改革背景下的金融創新

國家外匯管理局國際收支司司長韓紅梅認為，所謂「金融創新」，指在中國現有社會經濟背景下的一種制度創新。國際上已經有成型的外匯市場和外匯產品，像掉期、遠期、期權、期貨等。所以，在產品創新方面，我們還處於學習階段；就制度上來講，國際上也有非常成型的衍生產品、避險產品的制度。我國的金融創新應該是通過市場化的手段，增強企業、銀行和各類經濟主體的競爭能力。

而要想實現金融創新，首先要在觀念上創新。政策制定者要認識到不同交易主體在市場發育過程中不同的作用，不斷完善市場基礎設施，並對市場進行必要的監管。企業要從企業成本核算方面進行觀念更新。雖然企業利用遠期結售匯來規避風險的比例在增長，但是，占總交易量還很低。銀行需要在人員配備、會計核算、技術支持等方面加大創新力度。國外市場主體追求高附加值產品，而我們可以用漸進的方式做好基礎性產品，培育市場後再逐步走向高端產品。

其次，從外匯管理局目前的研究看，要克服制度性約束、增強金融創新，需要加強行業組織的作用。對於監管和政策設計、管理者，需要不斷增強監管能力。同時，在設計產品方面，要加強對市場系統性風險的研究，保證國家金融安全。

外匯管理局作為政府管理部門，主要職責是為商業銀行和企業提供更加充分有效的政策環境和制度保障。我們將努力為更多外匯市場新產品的推出提供良好的市場發展空間和配套政策措施，推進我國外匯市場的健康發展。

不斷增強對匯率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

人民銀行南京分行副行長魏革軍博士認為，經濟主體的靈活性、適應性，是有效實施宏觀經濟政策的基礎。在漸進改革的戰略下，匯率形成機制的變化與各類經濟主體的適應程度既相互關聯，又相互制約、相互促進。我們不能僅僅把目光盯在匯率本身的變化上，應著力觀察匯價背後所隱含的深度和廣度變化。一年來，我國經濟金融結構已經發生了一些明顯變化，金融改革特別是國有商業銀行改革治理結構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外匯市場產品和價格形成機制更加多元化和市場化，各類經濟主體對匯率改革適應性逐步增強。這些變化本身體現了我國關於匯率改革漸進性、可控性和主動性原則，體現了我國經濟的實際狀況和對外開放的整體戰略。

在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後，國際收支不平衡所帶來的種種壓力並沒有根本緩解，經濟主體的適應性也有待增強。這反映了經濟運行的復雜性和經濟結構的特殊性。必須看到，國際收支不平衡不是單純的貨幣問題和匯率問題，需要政策、市場和國際協調多方面的努力。今後一段時期，要盡快減少政策特別是稅收政策和利用外資政策所帶來的扭曲，逐步消除對外貿易和利用外資的非理性繁榮，同時，不斷完善、培育和深化外匯市場。此外，還要重視外匯改革及其相關政策的溝通，為市場主體了解政策、了解改革、適應改革創造更好的條件。

我國匯制改革的遠景目標

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副總裁裴傳智認為，我國匯制改革的遠景目標有兩個：一個是人民幣從局部可兌換到最終完全可兌換；另一個是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從以市場供求為基礎變成把市場供求作為主導的力量。大家知道，由市場供求來決定價格，來決定資源的配置，這是市場規律。市場供求的力量在市場中是最基本、最主導的力量。它的不平衡會引起波動，即引起金融危機或者金融風暴，所以，我們要尊重市場的供求規律，把市場供求作為匯率最終的主導力量。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放棄宏觀調控，放眼當今世界，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放棄對經濟的宏觀調控，只是調控的方式不同而已。市場經濟越不發達，越不成熟，調控的方式更多的是直接的；市場經濟成熟時，更多的是用利率來調節。

那麼，匯率制度改革會給我們帶來什麼機遇和挑戰呢？匯率的波動會帶來風險，這就需要我們規避風險。在市場開放的條件下，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們融入國際社會的程度在不斷加深，就必須學會規避和管理風險。在這種情況下，它會迫使國內金融機構和企業有緊迫感，加快掌握和運用避險工具，同時也給銀行的中間業務進一步打開了空間。

當然，也給我們帶來了挑戰。我們知道，匯率變化以後，即期匯率或遠期匯率怎麼確定，它有成型的經濟理論。但在匯率決定模型中，我們現在知道的主流理論只是其中一個主要的變數而已，而在現實中，操作這些避險工具需要尖端人才。所以，第一個挑戰就是需要知識的創新和人才的創新。第二個挑戰是制度方面的創新。在制度創新方面，一方面監管部門在制度方面要做出更多的創新；另一方面商業銀行在內部制度上也要多創新。第三個挑戰是需要更多的金融避險工具。所有的避險都需要工具。目前我們能夠做的只有遠期和互換，下一步我們需要更多的金融工具。

以風險控制為保障實現銀行業穩健發展

中國銀行江蘇省分行副行長郭寧寧提出，外匯業務是中國銀行的傳統優勢，如何應對匯制改革帶來的變化，是中行關注的重點。匯制改革以後，中行敏感地意識到市場對產品創新的要求，注重研究並及時為企業和個人提供外匯避險、保值、增值的相關金融產品，幫助企業和個人合理運用金融衍生產品規避匯率和市場風險。2005年中國銀行及時推出人民幣貨幣掉期業務，並成為全國首家擁有開辦銀行間人民幣與外幣掉期交易資格的銀行。中行江蘇分行在去年9月份成功敘做了全國第一筆人民幣貨幣掉期業務；研發並敘做了公司及個人人民幣結構型理財產品，向市場推出規避人民幣匯率風險的新產品———補貼式售匯(NDO)和提升式遠期結匯(三角形NDF)；完善國際結算遠期結售匯產品，提供出口信用證項下人民幣押匯業務、(假)遠期信用證、海外代付等業務；研發「出口全益達」、「進口匯利達」、「國內綜合保理」等國際結算新產品，積極向客戶推薦貿易融資產品等。

當然，由於人民幣目前仍屬於不可自由兌換貨幣，雖然從產品角度有很多的國際化經驗可以借鑒，但是，鑒於國內匯率改革政策的循序漸進性，目前有效規避人民幣匯率和利率風險，或者結構較為復雜的理財產品需要銀監部門進一步的審批通過。所以，總體上來說，銀行和客戶操作空間還很有限。

新匯率制度下銀行業的風險管控

南京市商業銀行副行長禹志強認為，在未來幾年裡，主動性、可控性和漸進性的匯率改革政策理念，將貫穿匯率制度改革的始終。匯率制度改革進程的加快，向國內銀行業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對國內銀行的風險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為此，針對匯率制度改革的要求，銀行應採取以下對策：

1、加快觀念轉變，增強適應能力。在市場營銷、內部控制、風險管理、考核激勵等方面及時做出調整，應對變化。2、加強研究力量，提高分析能力。加強對人民幣匯率走勢以及國內金融市場利率走勢的跟蹤分析，為風險產品的定價提供准確的決策依據。3、加強內控制度建設，完善風險管理體系。對金融衍生產品交易中涉及的市場風險、信用風險、操作風險等要建立完整的風險管理辦法和操作流程。4、加強對金融衍生產品的研究，提高創新能力，將外匯市場的成熟產品復制到本幣市場來，從中挖掘獲利的機遇。5、抓住市場機遇，大力發展個人理財產品。6、利用差別定價策略提高利潤，降低風險。商業銀行可根據不同的客戶、不同的交易方式、不同的風險靈活定價，實現規避匯率風險、提高自身利潤的目標。7、推動本外幣交易一體化。通過本外幣市場不同工具的組合運用，實現對沖匯率風險、利率風險等目標。

在固定利率與浮動利率之間尋找平衡

英國渣打銀行南京分行行長陳蓮英認為，利率市場化改革是內地金融改革中的重要一環。先放開貨幣市場利率和債券市場利率，再逐步推進存、貸款利率的市場化，央行按照這樣的思路推進利率市場化進程。這固然減緩了一次性推動利率市場化的風險，但貨幣市場的浮動利率制度與商業銀行存貸款的固定利率制度同時存在，也造成了一些問題。

以剛剛過去的2005年為例。2005年3月，央行大幅下調超額存款准備金率，加之2005年的宏觀調控，商業銀行存款高速增長，貸款增速卻有所回落，這兩項因素導致銀行資金過剩。在資金過剩的局面下，完全自由浮動的貨幣市場利率便自然走低。

根據統計，在2005年3月超額存款准備金率降低之後，銀行間市場利率以及1日回購利率迅速走低，並在5月之後持續連綿的陰跌態勢。

另一方面，商業銀行存款利率由於仍是固定利率制度，而保持2004年9月上調後的基礎不變，即保持在1年期存款利率2.25%的水平上。商業銀行存款利率不變，貨幣市場連續陰跌，在2005年的很多時間里，便出現了貨幣市場主要投資工具利率與存款利率倒掛現象。對我們銀行來說，存、貸款間的利差意味著盈利，持續下跌的貨幣市場利率則意味著損失。

所以，近期央行正採取措施推動貨幣市場利率上行，並有序地進行利率市場化的進一步改革，這對金融及資本市場的發展都有正面影響。

外貿企業規避匯率風險的策略選擇

江蘇蘇美達集團董事長余本禮在發言中說，去年匯制改革啟動當天，人民幣「出其不意」地升值2%，一夜之間我們公司賬戶上收到的外匯賬款，一下子縮水了近1000萬元，影響還是較大的。對於習慣了匯率穩定的外貿企業來說，在匯率變動的不確定性、彈性逐漸增強的現實情況下，該如何規避匯率風險、保證既得利益的實現是對外貿企業經營和管理能力的又一次考驗。為此，在充分利用現有的銀行避險工具；改變貿易結算方式和結算貨幣；加強管理，增強企業自身抗風險能力；尋求政策支持，申請外匯資金集中管理的基礎上，提出幾點建議：

1、期待人民幣匯率及早參照一籃子貨幣自由浮動，使企業盡快適應，並採取有效措施防範匯率風險。

2、目前銀行推出的匯率避險產品種類不夠豐富，實用性不強，希望金融機構盡快提供期貨、期權、互換產品等高端品種，進一步豐富和完善金融避險工具。

3、匯率變動影響的是全部進出口企業，是「一刀切」政策，國家應更多地通過下調出口退稅率、提高利率等手段合理引導企業優化出口產品的結構，促進產業結構升級。

推進外匯制度改革的緊迫性

江蘇省社科院信息研究所所長吳先滿教授認為，外匯制度改革應該加緊推進，其緊迫性來自以下幾方面：

第一，從廣義市場的建立與完善角度來看，外匯市場的發展與完善非常緊迫。目前，外匯市場發展滯後於其他要素市場的發展。在「十一五」期間，外匯改革的重要任務就是進一步推進外匯市場的改革。

第二，從廣義的價格體系建立與完善角度來看，一般商品勞務價格都已放開，市場調節機制基本形成，要素價格形成機制也比較完善，但是，匯率機制的市場化程度還比較低，影響了整個價格體系功能的發揮。在「十一五」期間，要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就必須把價格體系完整地建立起來，要在目前匯率形成機制的基礎上，鞏固成果，深化推進。

第三，從廣義的國家經濟實力來看，匯率制度改革的緊迫性凸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實力增強，成為儲備大國，但同時也隱藏了很多問題。但外匯儲備的增加也為我們更多、更大幅度地推進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提供了有力的條件。

解決人民幣內外價值偏離的策略

南京大學商學院副院長裴平教授提出，糾正人民幣內外價值偏離不可操之過急，要穩步前行。短期內，應在均衡、合理的水平上保持人民幣匯率的基本穩定，積極採取有效措施，緩解人民幣對外升值壓力和對內貶值壓力，減輕內外價值的偏離程度。一是緩解人民幣外部的升值壓力。在人民幣面臨升值壓力的背景下，要調節經濟的內外平衡，須從總量和結構兩方面入手。在總量方面，可以通過刺激總需求或者保持高增長來減輕匯率升值壓力；在結構方面，可以通過調整關稅水平和出口退稅率，放鬆資本流出管制和居民持有外匯的限制，進一步提高國內投資率，以及擴大消費、降低國內儲蓄等。二是預防惡性的通貨膨脹。要求貨幣政策要有預見性或前瞻性，避免貨幣在傳導過程中偏離目標，適度控制貨幣信貸的增長。三是增強公眾對匯率變動的心理准備。在內外部壓力減輕和公眾有心理准備時，擴大匯率浮動區間，可以暫時緩解人民幣內外價值的偏離程度。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有利於短期內維護人民幣匯率的正常浮動，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並為長期內改革和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糾正人民幣內外價值偏離奠定基礎。

㈤ 怎樣認識推進國有企業改革與發展是一項重要而緊迫的

國有企業改革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我們既要充分認識推進國有企業改革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又要清醒地看到這項工作的艱巨性和長期性，有步驟分階段地進行，而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把傳統的國有企業制度改革成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現代企業制度，是一項史無前例的工作，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還需要進行許多探索。比如，如何才能在保持公有制性質的前提下實現國有企業的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如何才能在企業內部建立起規范的法人治理結構，形成健全的高層經理人員的激勵與約束機制；如何才能建立起有效的國有資產管理體系，既保證國有資產的安全，又使其得到有效使用，實現保值增值，等等。解決這些問題，既需要進行理論探索，又需要積累實踐經驗。
國有企業改革面臨著許多實際的困難。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1、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難度大。 從某種意義上說，沒有所有者（投資者）主體的多元化，就沒有真正規范化的公司。我國的《公司法》雖然規定了國有獨資公司的形式，但是同時也規定了只有個別特定行業和生產特殊產品的企業才可以成立國有獨資公司。從改革的實踐來看，許多國有企業雖然改組成了國有獨資公司，但這些公司卻很難實現政企分開，很難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法人實體。這說明，在國有制條件下要實現所有者主體的多元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既有認識方面的問題，也存在不少實際問題。 2、企業債務負擔沉重。 很多國有企業資產負債結構不合理，不少企業資產負債率在70％以上，有些甚至已經資不抵債，面臨破產清算。這種狀況給國有企業改革造成了極大困難，解決這一問題不是短時間能做到的。 3、企業辦社會的問題很普遍。 多數國有企業都辦有學校、醫院、托兒所、幼兒園等非經營性的公益性事業，有些企業的輔助生產部門也很龐大，將它們從企業分離出去，以減輕企業辦社會的負擔，是一項十分艱巨而復雜的工作。 4、富餘人員多。 據測算，在我國國有企業里，存在30％左右的富餘人員，在一些老企業這一比例更高，而要為這些富餘人員尋找出路涉及許多方面的問題。 國有企業改革需要建立和完善相應的法律法規體系。我國已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規，為國有企業改革的深化提供了法律保證，對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起到了促進作用。但是，從總體上來看，我國的法律法規體系還很不健全，立法工作還不適應經濟體制改革進一步深化的需要，圍繞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還必須制定一系列法律法規，如國有資產經營管理方面的法律、國有企業產權交易（重組）方面的法律、建立國有控股公司的法律、社會保障方面的法律、反壟斷方面的法律、拍賣法等，它們都與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密切相關。必須把建立現代公業制度與建立和完善有關的法律法規結合起來進行，並加強公正執法的力度，規范企業行為，保證市場的正常秩序，保證公平競爭，為國有企業改革創造必要的法制環境。

㈥ 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央行回答

央行就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答問
2010年06月20日 來源：人民銀行網站
根據國內外經濟金融形勢和我國國際收支狀況，中國人民銀行決定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記者就此采訪了中國人民銀行新聞發言人。
一、什麼是我國匯改的總方針？
答：2005年7月建立的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是按照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十六屆三中全會的精神，根據我國國情和發展戰略作出的正確選擇，是深化改革和對外開放、特別是加入WTO後適應新的發展和開放格局的必然要求，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符合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是我國的既定政策。此次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仍是這一方針的繼續。
二、如何評估2005年以來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
答：2005年以來的匯改是成功的。2005年以來，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按照主動性、漸進性、可控性原則以我為主有序推進，總體上對我國實體經濟發揮了積極影響，為宏觀調控創造了有利條件，也在應對國內外形勢變化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取得了預期的效果。一是促使企業提高技術水平，加大產品創新力度，提升核心競爭力，使出口保持了較強的整體競爭力。二是匯率浮動為推動產業升級和提高對外開放水平提供了動力和壓力，促進了出口結構優化和外貿發展方式轉變，有利於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三是企業主動適應匯率浮動的意識增強，應對人民幣匯率變動和控制風險的能力提高，外匯市場得到培育和發展。四是向國際社會展示了我國促進全球經濟平衡的努力。
三、國際金融危機期間我國的匯率政策是基於什麼考慮？
答：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給全球和中國經濟帶來了較大的困難和不確定性，我國適當收窄了人民幣波動幅度以應對國際金融危機，這符合我國經濟的自身利益，有助於我國經濟較快的實現穩定和復甦。在國際金融危機最嚴重的時候，許多國家貨幣對美元大幅貶值，而人民幣匯率保持了基本穩定，這是我國穩定外需、抵禦國際金融危機沖擊的需要，也為亞洲乃至全球經濟復甦做出了巨大貢獻。事實說明，這一決策是正確的。
四、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主要內容和特點是什麼？
答：此次在2005年匯改基礎上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人民幣匯率不進行一次性重估調整，重在堅持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繼續按照已公布的外匯市場匯率浮動區間，對人民幣匯率浮動進行動態管理和調節，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促進國際收支基本平衡，維護宏觀經濟和金融市場的穩定。
五、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是否於我有利？
答：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完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是根據我國國情和發展戰略作出的選擇，符合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方向，符合落實科學發展觀的要求，是我國深度融入全球化條件下國家利益的需要，符合我國長遠和根本的核心利益。一是有利於促進結構調整和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浮動匯率可靈活調節內外部比價，有助於引導資源向服務業等內需部門配置，推動產業升級，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減少貿易不平衡和經濟對出口的過度依賴。二是有利於抑制通貨膨脹和資產泡沫。增強宏觀調控的主動性和有效性，改善宏觀調控能力。三是有利於維護戰略機遇期。作為經濟全球化的受益者，繼續推進匯改有利於實現互利共贏、長期合作和共同發展，維護有利於我國經濟發展的戰略機遇期和國際經貿環境。
六、如何將匯改可能帶來的負面沖擊最小化？
答：進一步推進匯改，需要因勢利導、趨利避害，力求使可能發生的負面影響最小化。一是要確保匯率波動幅度可控，防止市場力量引起人民幣匯率超調的可能性。 當前人民幣匯率與均衡水平相比並無太大偏差，不存在大幅波動和變化的基礎。二是要堅持以我為主，使人民幣匯率的有序浮動符合我國經濟基本面和宏觀調控的需要。人民幣匯率浮動有助於我國的國際收支平衡，但不是針對與特定國家的雙邊貿易失衡問題。三是在人民幣匯率管理和調節中要注意採取漸進方式，為企業結構調整留出相應的時間，使企業逐步消化人民幣匯率浮動的影響，促進產業有序轉移和升級，保持我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總體競爭力，引導就業更多向服務業轉移。四是要加強對短期投機資本的監測和管理，防範熱錢大規模流動給國內金融體系造成大的沖擊。
七、當前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時機選擇是否合適？
答：當前是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匯率改革的有利時機。一是當前我國經濟回升向好的基礎進一步鞏固，經濟運行趨於平穩，這為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提供了有利的契機。二是我國正在加快經濟結構調整、轉變發展方式，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使得這一任務更加重要和緊迫。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有利於促進經濟結構調整，提高發展的質量和效益。三是進一步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實現雙向浮動，也是提高宏觀調控的主動性和有效性的需要，可應對不同情景下的外部沖擊。
八、為什麼要參考一籃子貨幣而不是單一美元來看待人民幣匯率水平？
答：隨著對外開放程度不斷提高，我國主要經貿夥伴已呈現明顯的多元化態勢。 資本往來也呈現多樣化和多區域特徵。在此背景下，人民幣匯率如果盯住單一貨幣變化，不適應貿易投資貨幣多元化的需要，也不能反映匯率的實際水平。多種貨幣組成的貨幣籃子及其變化更能准確反映真實的匯率水平。因此，需要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這有利於形成更為科學合理的匯價水平。對企業和居民來說，在當前貿易和資本往來多元化的格局下，不宜單純依據美元來衡量人民幣匯率，而應從雙邊匯率轉向多邊匯率，更多關注籃子匯率變化，以人民幣相對一籃子貨幣的變化來看待人民幣匯率水平。
九、人民幣匯率會不會出現大幅波動？
答：人民幣匯率大幅波動，對我國經濟金融穩定會造成較大的沖擊，不符合我國的根本利益，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是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當前人民幣匯率不存在大幅波動和變化的基礎。目前我國進出口漸趨平衡，2009年我國經常項目順差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已經顯著下降， 人民銀行將繼續按照已公布的外匯市場匯率浮動區間，對人民幣匯率浮動進行動態管理和調節，提高調控水平，改進外匯管理，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維護宏觀經濟和金融市場穩定。我國將積極有效地實行促進經濟結構調整、轉變發展方式的各項宏觀經濟政策，穩步推進各項改革，為人民幣匯率穩定提供良好的政策環境。
十、匯率變動對企業以及就業的影響如何？
答：在主要貨幣實行浮動匯率制的當代國際貨幣體系下，出口企業必然要面對本幣與其他各種貨幣之間匯率的變動。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從事生產銷售等各種經濟活動所面臨的市場環境總是處於不斷變化中，包括原材料價格、勞動工資、市場需求、產品結構以及利率、稅率變化，等等，很多因素的變動幅度大於匯率。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的市場化程度已達到較高水平，較多的企業已具備積極調整和應對市場變化的靈活性和能力。從我國2005年匯改到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惡化前的實際情況看，出口年均增長達23.4%，包括紡織、輕工在內的匯率敏感行業仍保持增長，並未出現顯著虧損和關停。總體來看，匯率浮動為推動產業升級和提高對外開放水平提供了動力和壓力，有利於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當前全球經濟逐步復甦，我國經濟回升向好的基礎進一步鞏固，為繼續平穩推進匯改、最大程度地降低其可能的負面影響創造了有利條件。今後，還將積極創造有利條件，引導和幫助企業加強結構調整。銀行部門也將進一步改進金融服務，協助企業管理匯率風險，為企業發展提供強有力的支持。
進一步推進匯改也有利於增加就業特別是服務業的就業。匯率浮動促使出口從簡單加工轉向深加工和精加工，拉長了生產鏈條，細化了分工，增加了就業崗位。特別是匯率有利於優化資源在貿易品部門與非貿易品部門間的配置，當前有助於就業向服務業的轉移。目前我國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佔比仍然偏低，加快服務業發展將吸納更多就業。總的來看，進一步推進匯改對出口和就業的影響利大於弊。我們將積極穩妥地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積極創造有利條件，引導企業加強結構調整，發揮好匯改在提升對外開放水平、促進就業方面的積極作用。
十一、如何發揮匯率政策與其他政策的相互配合作用，以促進經濟結構調整？
答：在促進國際收支平衡、擴大內需、結構調整等方面，匯率可以發揮積極的調節作用，但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結構性等問題不可能單靠匯率解決，需要與其他政策相互配合來實現結構調整和優化。要繼續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佔比，擴大消費內需，完善社會保障體系。要拓寬民間資本投資渠道和領域，加快民營經濟和服務業發展，理順資源價格形成機制，提升經濟效率和內生增長動力。要繼續加大進口力度，加快「走出去」步伐，進一步便利「走出去」投資和居民購匯用匯。在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過程中，還要加強對資本流動的監測和管理，加大對非法外匯資金的查處力度。
十二、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對企業和個人用匯有何影響？
答：增強國內企業和居民個人用匯及持有外匯資產的便利性、降低兌換成本，是外匯管理改革的重要任務之一。此次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不會增加銀行辦理外匯兌換業務的成本。與全球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相比，我國企業和個人辦理兌換業務的成本是很低的。 銀行間外匯市場的人民幣兌美元交易價的日浮動幅度為美元交易中間價上下千分之五，銀行對客戶掛牌的美元對人民幣現匯買賣價差不得超過美元交易中間價的百分之一，現鈔買賣價差不得超過美元交易中間價的百分之四，我們將繼續執行這一規定。

㈦ 什麼是外匯管理改革的戰略目標

國際收支平衡是我國宏觀調控的四大目標之一，是保持社會總供求基本平衡和宏觀經濟穩定的重要標志。因此，維護和促進國際收支平衡，既是外匯管理的核心職責之一，也是長期以來外匯管理改革所要實現的戰略目標。

這些問題反映出我國國際收支平衡的基礎還不十分牢固。特別是隨著我國加速融入世界經濟，通過資本管制來緩解收支失衡的空間越來越窄，短期內雖仍有效，但長期實行，效果會減弱，影響正常的貿易和投資活動。這雖是我國經濟發展與外匯管理體制改革進展到一定階段的特有現象，但與我國經濟發展較多依賴投資和外需、國內儲蓄投資關系沒有理順、人民幣匯率彈性不足、資本流出渠道不暢息息相關。妥善解決這些問題，需要我們堅定不移地全面深化改革，實事求是地推進制度創新，打好外匯管理改革攻堅戰。

㈧ 外匯管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外匯儲備是指一國政府所持有的國際儲備資產中的外匯部分，即一國政府保有的以外幣表示的債權。外匯儲備是一個國家國際清償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對於平衡國際收支、穩定匯率有重要的影響。 現在我國的外匯儲備金已經超出了G7的總和數量，排行已經居全球首位！好處是外匯多對於抵抗風險方面有利，例如金融風暴的來臨都可規避風險。但弊端是當你外幣貶值，資產就縮水了。這樣，美圓每貶值1%，中國就無形損失30億多人民幣！

現在我國都鼓勵市民手中多持有外幣，而不鼓勵存放在國內銀行的。

㈨ 如何進一步全面深化外匯管理改革

進一步深化外匯管理改革，要以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為動力，牢牢把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緊緊圍繞促進國際收支基本平衡這一戰略目標，大膽推進體制改革和機制創新，大力推動貿易和投資便利化，不斷提升外匯管理服務實體經濟能力，以實實在在的改革成果回應廣大人民群眾的熱切期盼。

堅持把服務實體經濟作為做好外匯管理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要增強服務意識，善於換位思考，促進政策調整與市場主體商業運作模式相銜接，為守法合規市場主體盡可能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優化流程和手續，通過改進服務來深化改革，切實提升貿易和投資便利化程度，降低外匯管理的社會成本，真正做到寓管理於服務之中。積極支持地方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結構調整，對於具備條件的地區可通過試點等方式，鼓勵開展外匯管理政策創新。

堅持依法行政和簡政放權。緊緊圍繞處理好政府與市場關系，大力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全面提升行政效能。著力加強外匯管理法規建設，進一步加大法規清理力度，切實推動管理重點從「正面清單」向「負面清單」轉變。深入推動政務公開，加強內控制度建設，不斷完善外匯管理各環節的監督制約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