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匯率制度轉換

1. 試述世界各國匯率制度的演變過程和中國的匯率制度。

回顧和了解匯率制度，可以使我們對國際金融市場上匯率的波動有更深刻的理解。

在國際金融史上，一共出現了三種匯率制度，即金本位體系下的固定匯率制、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固定匯率制和浮動匯率制。

1、金本位體系下的固定匯率制

1880-1914年的35年間，主要西方國家通行金本位制，即各國在流通中使用具有一定成色和重量的金幣作為貨幣，金幣可以自由鑄造、自由兌換及自由輸出入。在金本位體系下，兩國之間貨幣的匯率由它們各自的含金量之比--金平價（Gold Parity）來決定，例如一個英鎊的含金量為113.0015格林，而一個美元的含金量為23.22格林，則:

1英鎊=113.0015/23.22=4.8665美元

只要兩國貨幣的含金量不變，兩國貨幣的匯率就保持穩定。當然，這種固定匯率也要受外匯供求、國際收支的影響，但是匯率的波動僅限於黃金輸送點（Gold Point）。黃金輸送點是指匯價波動而引起黃金從一國輸出或輸入的界限。匯率波動的最高界限是鑄幣平價加運金費用，即黃金輸出點（Gold Export Point）；匯率波動的最低界限是鑄幣平價減運金費用，即黃金輸入點（Gold Import Point）。

當一國國際收支發生逆差，外匯匯率上漲超過黃金輸出點，將引起黃金外流，貨幣流通量減少，通貨緊縮，物價下降，從而提高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能力。輸出增加，輸入減少，導致國際收支恢復平衡；反之，當國際收支發生順差時，外匯匯率下跌低於黃金輸入點，將引起黃金流入，貨幣流通量增加，物價上漲，輸出減少，輸入增加，最後導致國際收支恢復平衡。由於黃金輸送點和物價的機能作用，把匯率波動限制在有限的范圍內，對匯率起到自動調節的作用，從而保持匯率的相對穩定。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35年間，美國、英國、法國、德國等國家的匯率從未發生過升貶值波動。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各國停止黃金輸出入，金本位體系即告解體。第一次世界大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各國貨幣基本上沒有遵守一個普遍的匯率規則，處於混亂的各行其是的狀態。金本位體系的35年是自由資本主義繁榮昌盛的「黃金時代」，固定匯率制保障了國際貿易和信貸的安全，方便生產成本的核算，避免了國際投資的匯率風險，推動了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的發展。但是，嚴格的固定匯率制使各國難以根據本國經濟發展的需要執行有利的貨幣政策，經濟增長受到較大制約。

2、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固定匯率制

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固定匯率制也可以說是以美元為中心的固定匯率制。1944年7月，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勝利的前夕，二戰中的45個同盟國在美國新罕布希爾州（New Hampshire）的布雷頓森林（Bretton Woods）村召開了「聯合和聯盟國家國際貨幣金融會議」，通過了以美國財長助理懷特提出的懷特計劃為基礎的《國際貨幣基金協定》和《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協定》，總稱布雷頓森林協定，從此開始了布雷頓森林體系。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了國際貨幣合作機構（1945年12月成立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又稱「世界銀行」），規定了各國必須遵守的匯率制度以及解決各國國際收支不平衡的措施，從而確定了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

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匯率制度，概括起來就是美元與黃金掛鉤，其它貨幣與美元掛鉤的「雙掛鉤」制度。具體內容是：美國公布美元的含金量，1美元的含金量為0.888671克，美元與黃金的兌換比例為1盎司黃金=35美元。其它貨幣按各自的含金量與美元掛鉤，確定其與美元的匯率。這就意味著其他國家貨幣都釘住美元，美元成了各國貨幣圍繞的中心。各國貨幣對美元的匯率只能在平價上下各1%的限度內波動，1971年12月後調整為平價上下2.25%波動，超過這個限度，各國中央銀行有義務在外匯市場上進行干預，以保持匯率的穩定。只有在一國的國際收支發生「根本性不平衡」時，才允許貶值或升值。各會員國如需變更平價，必須事先通知基金組織，如果變動的幅度在舊平價的10%以下，基金組織應無異議；若超過10%，須取得基金組織同意後才能變更。如果在基金組織反對的情況下，會員國擅自變更貨幣平價，基金組織有權停止該會員國向基金組織借款的權利。

綜上所述，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固定匯率制，實質上是一種可調整的釘住匯率制，它兼有固定匯率與彈性匯率的特點，即在短期內匯率要保持穩定，這類似金本位制度下的固定匯率制；但它又允許在一國國際收支發生根本性不平衡時可以隨時調整，這類似彈性匯率。

1971年8月15日，美國總統尼克松宣布美元貶值和美元停兌黃金，布雷頓森林體系開始崩潰，盡管1971年12月十國集團達成了《史密森協議》，宣布美元貶值，由1盎司黃金等於35美元調整到38美元，匯兌平價的幅度由1%擴大到2.5%，但到1973年2月，美元第二次貶值，歐洲國家及其他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紛紛退出固定匯率制，固定匯率制徹底瓦解。

固定匯率制解體的原因主要是美元供求與黃金儲備之間的矛盾造成的。貨幣間的匯兌平價只是戰後初期世界經濟形勢的反映，美國依靠其雄厚的經濟實力和黃金儲備，高估美元，低估黃金，而隨著日本和西歐經濟復甦和迅速發展，美國的霸權地位不斷下降，美元災加劇了黃金供求狀況的惡化，特別是美國為發展國內經濟及對付越南戰爭造成的國際收支逆差，又不斷增加貨幣發行，這使美元遠遠低於金平價，使黃金官價越來越成為買方一相情願的價格。加之國際市場上投機者抓住固定匯率制的瓦解趨勢推波助瀾，大肆借美元對黃金下賭注，進一步增加了美元的超額供應和對黃金的超額需求，最終美國黃金儲備面臨枯竭的危機，不得不放棄美元金本位，導致固定匯率制徹底崩潰。

3、浮動匯率制度

一般講，全球金融體系自1973年3月以後，以美元為中心的固定匯率制度就不復存在，而被浮動匯率制度所代替。

實行浮動匯率制度的國家大都是世界主要工業國，如、美國、英國、德國、日本等，其他大多數國家和地區仍然實行釘住的匯率制度，其貨幣大都釘住美元、日元、法國法郎等。

在實行浮動匯率制後，各國原規定的貨幣法定含金量或與其他國家訂立紙幣的黃金平價，就不起任何作用了，因此，國家匯率體系趨向復雜化、市場化。

在浮動匯率制下，各國不再規定匯率上下波動的幅度，中央銀行也不再承擔維持波動上下限的義務，各國匯率是根據外匯市場中的外匯供求狀況，自行浮動和調整的結果。同時，一國國際收支狀況所引起的外匯供求變化是影響匯率變化的主要因素－－國際收支順差的國家，外匯供給增加，外國貨幣價格下跌、匯率下浮；國際收支逆差的國家，對外匯的需求增加，外國貨幣價格上漲、匯率上浮。匯率上下波動是外匯市場的正常現象，一國貨幣匯率上浮，就是貨幣升值，下浮就是貶值。

應該說，浮動匯率制是對固定匯率制的進步。隨著全球國際貨幣制度的不斷改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於1978年4月1日修改「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條文並正式生效，實行所謂「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由於新的匯率協議使各國在匯率制度的選擇上具有很強的自由度，所以現在各國實行的匯率制度多種多樣，有單獨浮動、釘住浮動、彈性浮動、聯合浮動等待。

（1）.單獨浮動（Single Float）。指一國貨幣不與其它任何貨幣固定匯率，其匯率根據市場外匯供求關系來決定，目前，包括美國、英國、德國、法國、日本等在內的三十多個國家實行單獨浮動。

（2）.釘住浮動（Pegged Float）。指一國貨幣與另一種貨幣保持固定匯率，隨後者的浮動而浮動。一般地，通貨不穩定的國家可以通過釘住一種穩定的貨幣來約束本國的通貨膨脹，提高貨幣信譽。當然，採用釘住浮動方式，也會使本國的經濟發展受制於被釘住國的經濟狀況，從而蒙受損失。目前全世界約有一百多多個國家或地區採用釘住浮動方式。

（3）.彈性浮動（Elastic Float）。指一國根據自身發展需要，對釘住匯率在一定彈性范圍內可自由浮動，或按一整套經濟指標對匯率進行調整，從而避免釘住浮動匯率的缺陷，獲得外匯管理、貨幣政策方面更多的自主權。目前，巴西、智利、阿根廷、阿富汗、巴林等十幾個國家採用彈性浮動方式。

（4）.聯合浮動（Joint Float）。指國家集團對成員國內部貨幣實行固定匯率，對集團外貨幣則實行聯合的浮動匯率。歐盟（歐共體）11國1979年成立了歐洲貨幣體系，設立了歐洲貨幣單位（ECU），各國貨幣與之掛鉤建立匯兌平價，並構成平價網，各國貨幣的波動必須保持在規定的幅度之內，一旦超過匯率波動預警線，有關各國要共同干預外匯市場。1991年歐盟簽定了《馬斯赫特里特條約》，制定了歐洲貨幣一體化的進程表，1999年1月1日，歐元正式啟動，歐洲貨幣一體化得以實現，歐盟這樣的區域性的貨幣集團已經出現。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中，過去美元在國際金融的一統天下，正在向多極化發展，國際貨幣體系將向各國匯率自由浮動、國際儲備多元化、金融自由化、國際化的趨勢發展

中國匯率制度 我國的匯率制度不同於浮動匯率，固定匯率，而是資本管制。浮動匯率和固定匯率都是中央銀行接受你任何的買賣貨幣的請求，無論數額大小。而中國是不允許你自由兌換外幣的。所以現在西方一直說中國的匯率沒有市場化。
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本次匯率機制改革的主要內容包括三個方面：
一是匯率調控的方式。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幣匯率不再盯住單一美元，而是參照一籃子貨幣、根據市場供求關系來進行浮動。這里的"一籃子貨幣"，是指按照我國對外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選擇若干種主要貨幣，賦予相應的權重，組成一個貨幣籃子。同時，根據國內外經濟金融形勢，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計算人民幣多邊匯率指數的變化，對人民幣匯率進行管理和調節，維護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籃子內的貨幣構成，將綜合考慮在我國對外貿易、外債、外商直接投資等外經貿活動占較大比重的主要國家、地區及其貨幣。參考一籃子表明外幣之間的匯率變化會影響人民幣匯率，但參考一籃子貨幣不等於盯住一籃子貨幣，它還需要將市場供求關系作為另一重要依據，據此形成有管理的浮動匯率。這將有利於增加匯率彈性，抑制單邊投機，維護多邊匯.
二是中間價的確定和日浮動區間。中國人民銀行於每個工作日閉市後公布當日銀行間外匯市場美元等交易貨幣對人民幣匯率的收盤價，作為下一個工作日該貨幣對人民幣交易的中間價格。現階段，每日銀行間外匯市場美元對人民幣的交易價仍在人民銀行公布的美元交易中間價上下0.3%的幅度內浮動，非美元貨幣對人民幣的交易價在人民銀行公布的該貨幣交易中間價3%的幅度內浮動率穩定。
三是起始匯率的調整。2005年7月21日19時，美元對人民幣交易價格調整為1美元兌8.11元人民幣，作為次日銀行間外匯市場上外匯指定銀行之間交易的中間價，外匯指定銀行可自此時起調整對客戶的掛牌匯價。這是一次性地小幅升值2%，並不是指人民幣匯率第一步調整2%，事後還會有進一步的調整。因為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重在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而非人民幣匯率水平在數量上的增減。這一調整幅度主要是根據我國貿易順差程度和結構調整的需要來確定的，同時也考慮了國內企業進行結構調整的適應能力。

2. 人名幣匯率制度的演變

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是我國金融體系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我國發展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可或缺的配套措施。回顧人民幣匯率制度五十多年來的演變,對於我們更好地認清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改革的方向，推進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具有重大意義；對於我們保持現階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更好地為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服務也具有重大意義。
新中國成立以來，人民幣匯率機制經歷了曲折的發展演變過程。我國的外匯體制改革也經歷了一個由高度集中的計劃管理模式，轉變為在外匯留成和外匯上繳體制基礎上的計劃與市場結合的管理模式，然後再轉變為建立在結售匯制上的以供求關系為基礎，市場調節為主的管理模式。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演變以各階段經濟發展為基礎,以各階段經濟體制改革為線索，以改革開放為分界點，可以分為兩大階段。
2.1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的人民幣匯率制度
改革開放前的人民幣匯率安排大致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的管
理浮動和盯住美元再到盯住一籃子貨幣。
2.1.1管理浮動制階段（1949—1952年）
人民幣誕生初期，計劃經濟體制尚未建立，人民政府宣布人民幣不以黃金為基礎，在實際操作中實行的是管理浮動制。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根據人民幣對美元的出口商品比價，進口商品比價和華僑日用生活費比價三者加權平均來確定；這段時期，人民幣匯率確定的依據是物價，其作用實際上是調節對外貿易，照顧僑匯收入。
2.1.2從盯住美元到盯住一籃子貨幣
由於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計劃經濟體制的建立，匯率已失去調節進出口貿易的作用，為了有利於內部核算和編制計劃，人民幣匯率堅持穩定的方針。1955年3月，新幣代替舊幣，直到1971年11月，人民幣匯率在近16年時間里基本保持為1美元=2.4618人民幣。國際上布雷頓森林體系處於鼎盛時期，主要西方貨幣之間的匯率大體穩定，人民幣對西方主要貨幣也相應穩定。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後，人民幣匯率的確定是選擇我國在對外經貿往來中經常使用的若干種貨幣，按其重要程度和政策上的需要等，確定權重，根據這些貨幣在國際上的升降幅度，加權計算出人民幣匯率。實質上是盯住了一籃子貨幣。這種盯住籃子貨幣的匯率安排，操作簡便，在很大程度上能夠抵禦或減少國際匯率波動對我國貨幣的影響，從而保持了人民幣匯率的相對穩定,有利於對外貿易企業的成本核算，利潤預測及減少匯兌風險。從1973年到1979年間,人民幣貨幣籃子的權重,只有為數幾次的調整。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人民幣的主要功能只是起一種輔助性的計算單位的作用。它的變動，對我國外貿進出口的名義利潤有較大影響；但由於外匯當局的調節，人民幣匯率的變動對外貿部門的實際利潤並不起作用。
2.2改革開放後的匯率制度
改革開放後，人民幣匯率制度為更好的適應經濟的發展，經歷了計劃內部雙軌制和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兩個階段。
2.2.1計劃內部的雙軌制(1979—1993年)
1979年起我國實行外貿體制改革。為促進外貿的發展，實現貿易內部結算價和官方匯率並存的雙重匯率，一種是使用非貿易外匯收支的對外公布的匯率（1美元等於1.5人民幣作用,官方匯率），實際是按一籃子貨幣加權平均計算。另一種使用於外匯收支結算的貿易內部結算價（1美元等於2.8人民幣,匯率），實際上按全國平均換匯成本加上一定利潤算出的。因此，本階段我國人民幣匯率事實上實行的是計劃內部的雙軌制。內部結算價旨在糾正人民幣匯率被高估的問題，發揮了匯率作為價格杠桿刺激貿易出口的作用，是當時改革開放後人民幣匯率機制反映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方向的一種進步。
2.2.2盯住美元的管理浮動匯率制(1985—1993年)
在人民幣實行雙軌制的同時，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一直在進行。1985年1月1日起，我國取消內部結算價，恢復單一匯率，人民幣匯率進入「官方匯率與外匯調劑市場匯率」並存時期。1986年，我國實行盯住美元的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這種管理浮動的匯率歸屬於較高彈性的匯率制度。此後，人民幣匯率經過了幾次大幅度下調,到1992年3月，人民幣匯率已下調至1美元=5.74元人民幣。這一時期，外匯調劑市場匯率主要按供求決定，但整個市場處於國家管理之中，必要時國家可採取行政手段對市場匯率進行干預。
2.2.3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1994—至今)
1994年1月1日起，人民幣實現官方匯率與外匯調劑市場匯率並軌.並軌後的匯率向市場匯率靠攏,是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制。1996年11月，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戴相龍宣布中國自12月1日實行人民幣經常項目下的可兌換。亞洲金融危機後，鑒於國內外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化，人民幣成為了實際上的「盯住美元匯率制」,事實證明了這種匯率安排是合理有效的。至此，人民幣匯率明確了進一步走向市場化，使十幾年來的人民幣匯率改革得到進一步深化，並取得了重大突破。
回顧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的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演變發展的歷程,有很多經驗教訓值得我們總結和吸取。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1)一國的匯率制度不可能永遠不變，各個時期的人民幣匯率的安排都是隨著各個事情經濟發展的需要而演變的。(2)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走了一條盯住單一美元---盯住一籃子貨幣---雙重匯率制---盯住單一美元之路,但是，逐步擴大匯率的靈活性和匯率的市場化是這條演變之路的實質。因此，未來的人民幣匯率的改革必然也是朝著市場化方向發展。

3. 請分析人民幣匯率制度的選擇與改革

現行人民幣匯率制度是本次匯率制度改革的最佳選擇，其他中間類型的匯率制度具有的特點決定了他們不能夠成為本次匯率改革選取的目標。匯率改革下一步的方向應該是浮動匯率制度。

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分類（1999），各成員國的匯率制度可分為8類（見表1）。本次匯率制度改革前我國實行的是第三類即盯住美元制度，改革後實行的匯率制度同時兼顧了第三類和第七類的特點。


一、 對現行匯率制度的認識

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參照一籃子貨幣調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較之於原先的匯率制度，從形式上看有三個方面的變化：一是匯率形成機制市場化；二是選取參照一籃子貨幣調節的方式取代原來單一盯住美元的調整方式；三是選取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取代原來的固化的匯率制度，它既吸收了盯住一籃子貨幣制度與管理浮動制度的優點，又擯棄了兩種匯率制度的缺點，從理論上講是人民幣走向區域貨幣道路上的最佳選擇，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能否如理論設想那樣完美，還有待檢驗。

1． 參照一籃子貨幣調節方式優於單一盯住方式。
（1）從貿易多元化的角度看，美國雖然是中國的一個重要貿易夥伴，但也僅佔1/6，比日本和歐盟都略低一些，中國和亞洲的貿易則佔57%。因此，應該參照所有主要貿易國的一籃子貨幣，而不能只盯住美元。另外，改參照一籃子貨幣，會鼓勵人們減少用美元結算，長期而言有助於人民幣成為亞洲地區國際貿易的結算單位與貨幣。
（2）從降低內生交易費用的角度考慮，中國應選擇經濟聯系緊密的國家的貨幣作為人民幣匯率參照的對象。單一的盯住美元，意味著我國的貨幣政策在某種程度上受制於美國的貨幣政策，而且由於中美兩國的經濟情況和政策傾向有很大的差別，單純與美元掛鉤的匯率制度會對我國的貨幣政策有效性產生沖擊。近年來，我國和歐盟、日本以及美國的貿易額分別佔中國總貿易額的比重幾乎相當，歐盟和日本的對華投資也不遜於美國。因此，以一籃子貨幣為參照對象更適應我國的對外經貿往來。
（3）從滿足人民幣匯率政策出口競爭力的目標看，人民幣匯率政策出口競爭力的目標是：穩定出口國際競爭力與進口成本。參照一籃子貨幣制度的突出優點是穩定人民幣的名義貿易加權匯率（如果權數按照貿易比重在各貨幣之間分配）。如果中國與主要貿易夥伴國家沒有嚴重的通貨膨脹差異，參照一籃子貨幣同時也保障了真實貿易加權匯率的穩定。

2． 有管理浮動匯率制度優於原先的固定匯率制度。
（1）從有管理浮動匯率制度本身看，它既具有固定匯率制度的某些優點，又能使匯率保持一定的彈性。在管理浮動匯率制度下，一方面，匯率隨著外匯市場的供求變化而調整，從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發揮對經濟的調節作用；另一方面，貨幣當局可以對匯率進行較多的干預和管理，從而能夠保持本國貨幣匯率的穩定，避免本國貨幣匯率劇烈波動對國內經濟的沖擊。
（2）從我國的國情看，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選擇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有以下的基本優勢：①保證國內貨幣政策的獨立性。盡管我國的貨幣政策在刺激或緊縮經濟方面的作用一直受到理論界的質疑和實踐效果的挑戰，但利用貨幣政策進行前瞻性的微調而平抑經濟波動的作用目前在發達國家卻得到了普遍的認同。因而恰當的利用貨幣政策對我國這種以國內市場為主的發展中大國仍然具有重要的意義。②調整國際收支的靈活性。這種價格的調整可以減輕國際不利環境對國內經濟的影響。③阻止投機沖擊。在20世紀90年代，頻繁的貨幣投機沖擊對資本開放並實行固定匯率制度的國家造成了極為嚴重的損害，這一教訓對我國在未來逐步開放資本市場過程中相當重要。

3． 現行匯率制度並非完美無缺的。
（1）參照一籃子貨幣調節意味著人民幣將逐步不再直接與美元掛鉤，由於我們參照的貨幣實行的均是浮動匯率制度，結果是人民幣對美元的雙邊名義匯率變動頻率與幅度都增加，這會給對外貿易和投資帶來匯率風險。
（2）對於人民幣匯率三項政策目標金融安全、出口競爭力和內外部均衡中的任何一項都難以完全顧及。而對外貿易在中國經濟中具有舉足輕重的特殊地位、我國國內市場經濟制度發育還不完善等現實，又要求目前的匯率政策必須有所側重。
（3）不能充分發揮匯率的調節作用。由於貨幣當局對匯率進行管理浮動，匯率變化的幅度被限制，匯率不能充分反映外匯市場供求狀況，因而難以有效調節商品交易和資本流動。還有可能引發操縱匯率之嫌，容易導致貿易爭端。
通過上述分析，筆者認為：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參照一籃子貨幣調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只是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一個階段性的取向，在人民幣具有區域貨幣功能後就應該再次調整。
二、 對匯率目標區制度的認識

在本次匯率改革前，理論界很多學者提出以兼具本文表1中4、5、6類的貨幣制度特徵的匯率目標區制度作為改革的選擇目標。從實踐看，這種方案沒有得到認可。原因在於：

1． 從理論上看。首先提出匯率目標區理論的弗來明認為一國也許會希望將其貨幣的匯率限定在或接近於某一「目標區」內，如果實際匯率的波動超出了這個目標區，該國就應調整政策使匯率向目標區內移動。後來，克魯格曼進一步將匯率目標區模式化，提出了匯率目標區模型，威廉姆森進一步發揮了匯率目標區理論，他提出了「BBC制度」。多恩布希和帕克將這一思想近年來的發展稱之為BBC規則。為實行匯率目標區制度，貨幣當局要設立一個基礎均衡匯率以便同國內經濟、國際收支的長期趨勢相適應，並且圍繞這一可調整的均衡匯率設定較寬波幅，達到一方面保持匯率基本穩定，一方面使經濟政策具有一定靈活性之目的。但基礎均衡匯率計算很困難，而如果不能計算出合理的基礎均衡匯率，目標區匯率的合理性將在根本上受到動搖。此外，匯率目標區體系應包括哪些貨幣，其寬度和調整頻率應根據什麼標准確定等一系列問題也不好解決，或確立起來具有很大隨機性。

2． 從我國實際看。匯率目標區制度在我國實行有三大難題。（1）匯率目標區制度下的中心匯率難以確定。（2）資本流動性和投機沖擊難以抵擋。（3）我國不滿足實施匯率目標區的三個前提條件，這三個條件是：不同國家的目標值一致；競爭力水平的目標值必須與國內宏觀經濟均衡相協調；貨幣與財政政策的協調。

3． 從實踐效果看。已經崩潰的全球性的匯率目標區—布林頓森林體系和目前正在運行的區域性匯率目標區—歐洲貨幣體系下的歐洲匯率機制是最著名的實踐。從實踐的效果看，布林頓森林體系無以為繼，最終崩潰。歐洲匯率機制運行中也是困難重重。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無論是選擇什麼樣的國家組成匯率目標區，其運行的制度環境與調節機制是無法與歐洲匯率機制相提並論的。
因此，本文認為，類似於匯率目標區制度的中間匯率制度在中國是難以實行的，它既不會成為當今的選擇，也不會成為匯率制度改革下一步的選擇。

三、 對單獨浮動匯率制度的認識

1． 單獨浮動匯率制度具有制度優點，主要體現在：一是均衡匯率水平完全由市場供求所決定，因而不會出現外匯的超額供給有超額需求的問題，外匯資金的利用服從邊際成本等於邊際收益的原理，從而更有效率。二是由於匯率決定於市場的供求，資本的流出入只會引起匯率水平的升降，而不會改變貨幣供應量，使貨幣政策有了較大的獨立性；同時，由於匯率水平的升降能夠自動的調節國際收支使之達到均衡，降低了大量國際儲備的機會成本，減少了中央銀行對市場的頻繁干預。三是在浮動匯率制度下，匯率的變動呈連續、輕微的態勢，投機者的獲利空間狹小，使投機行為相對減弱。

2．我國還缺乏將單獨浮動制度理論上的優點轉化為現實中的優點的實力。從我國的情況來看，宏觀經濟預期具有較大的不穩定性。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體制和經濟結構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而且這種變化還將繼續進行，人們對宏觀經濟的預期也就呈現出高度的不穩定性。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的進一步擴大，對外經濟依存度日益提高，國際間競爭的加劇，對我國經常項目的影響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確定性；加上金融領域的進一步開放，資本的流動性將隨之增強，其結果對我國的貨幣供需產生影響，這些影響也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確定性。因此，在我國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的過程中，對宏觀經濟波動的預期具有高度的不穩定性。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國實行浮動匯率制度，匯率也具有高度的易變性。如果貿然採取一步到位的匯改策略，走上浮動匯率的道路，對我國經濟的負面影響是巨大的。

3． 單獨浮動匯率制度也有其自身的缺陷。最大問題就是存在著匯率的過度波動或匯率的易變性。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並且使經濟中面臨的匯率風險增強。弗里德曼認為，浮動匯率制度之所以出現不穩定。主要是因為與之相關的宏觀經濟的不穩定。由於人們對貨幣供給、實際收入的預期決定著當前的匯率，如果人們的預期是不穩定的，匯率就會表現出易變性，且匯率波動的幅度會大大超過貨幣供給和實際收入的波動幅度。依據該理論，如果人們的預期是穩定的，匯率就應當是穩定的；而事實上則是，在大多數預期穩定或預期較大穩定的情況下，匯率仍然是易變的。因此，一般來說，市場經濟比較發達，對外匯市場調控能力較強的國家，或是參與國際經濟活動較深，需要充分利用匯率機制調節作用的國家，比較適合採用這種匯率制度。

4. 2005年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內容及意義

一、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背景

從2002年末以來，由日本等少數國家開始在國際社會上散布「中國輸出通貨緊縮論」，2003年，這種論調進一步升級為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到2005年前後，日本、美國、歐盟等主要發達國家或基於國內經濟的需要，或迫於國內政治的壓力，要求中國改變匯率制度或強迫人民幣升值。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根據對匯率合理均衡水平的測算，人民幣對美元升值2％至1美元兌8.11元人民幣，同時美元每天浮動范圍限制在上一交易日收盤價的上下3‰之內，對非美元則在1.5％的范圍內浮動。然而，人民幣匯率政策調整，並非受到上述國家的壓力，而是出於對未來的發展道路的高瞻遠矚，主動的調整。之所以選擇目前這個時機來改革匯率機制，是由於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對外開放度提高，以及人民幣升值預期強化等導致外匯儲備快速增加，外匯占款不斷提高，中央銀行不得不大規模發行票據對沖，提高了宏觀經濟調控成本，使得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的成本上升。據最新數據顯示，經濟增長、固定資產投資、進出口等保持高速態勢，物價漲幅等則持續下滑，為匯率機制改革提供了穩定的經濟環境。而美元持續反彈，歐元和日元回軟也為改變盯住美元匯率制度創造了良機。

二、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成本與收益問題

(一)對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成本的反思
由於人民幣改革後有一定的升值，面臨的成本大概有以下幾點：一是可能減少外部需求和出口，並影響到實現短期的經濟增長目標；二是可能增加國外直接投資成本，不利於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三是可能造成結構性調整所帶來的短期失業問題。
但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來看，並非有如上的成本發生，即使有，其影響也十分有限，甚至模糊不清。
1. 人民幣升值對出口的影響可能並不明顯。高盛銀行胡祖六(2003)指出，人民幣匯率出口彈性非常小，匯率調整不會給出口帶來太大的變化。這與中國獨特貿易結構有關。目前來料加工裝配貿易和進料加工貿易在中國的出口中佔55％。同時，來料加工裝配貿易、進料加工貿易和外商的機械設備進口占所有進口的60％，來料加工裝配貿易只賺取固定的工繳費，與匯率的變動基本沒有關系。進口加工貿易的情況也相差不大。同時，中國的部分出口品在國際市場上的佔有率相當的高，而且與競爭對手的成本相差很遠，人民幣升值2％反而會提高出口收入，而不是降低出口收入。
2. 90年代中期以後，FDI(外國直接投資)流入的動因發生了新的變化。更多的FDI來自歐美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投資於中國的目的更傾向於瞄準中國的國內市場，而不像以往那些東南亞中小企業利用中國作為出口加工平台(UNCTAD, 2002)。匯率升值雖然提高了FDI新建投資的投資成本，但是，也提高了美元計價的外商企業在本地的銷售收入。一方面它可能阻礙了一部分利用中國勞動力、土地等各方面成本優勢的FDI流入，但同時也可能鼓勵一批試圖進入中國市場的FDI的流入，因此，2％的人民幣升值並不會對FDI有太大的影響。
3. 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2002年《貿易與發展報告》的計算，在17個重要樣本國家內，中國的單位勞動工資最低，樣本國工資分別是中國工資的2.5-47.8倍不等，即使考慮到單位勞動生產率，17個樣本國家當中也有10個國家高於中國的成本。所以，2％的人民幣升值並不會對就業造成影響。退一步說，即使出口部門的就業受到一定的影響，但從長期來看，考慮到製造業提供就業機會幾乎沒有改變，而服務業提供的就業機會正在大幅度的提高，服務部門增加就業機會完全可以彌補出口部門減少的就業機會。
4. 央行匯率改革使用「參考」而非「盯住」貨幣籃子的做法，其不利之處在於匯率更具靈活性的同時，央行對匯率政策的相機抉擇更容易受到來自政府其他職能部門的影響。所以，央行必須在行使靈活的相機抉擇權和維護匯率政策的動態一致性之間保持微妙的平衡。

(二)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收益的考察
匯率改革的收益是多方面的。第一，將匯率調整到與實際均衡匯率運動趨勢保持一致的水平上，同時也意味著得到了與國際經濟資源配置效率最優的匯率價格。它有利於各個產業的平衡發展，有利於長期的資源配置和經濟增長。第二，匯率積極調整把匯率調整的主動權交到了貨幣管理當局手中，同時也留給貨幣當局一定的政策調整空間，有利於宏觀經濟穩定。第三，匯率改革提升了人民幣購買力，有助於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平。同時匯率升值導致的收入更利於農民和城市的第三產業從業人員。第四，匯率改革等於向市場宣布，中國貨幣當局是以國際收支平衡而不是以狹隘的貿易順差為政策目標的。
從目前中國的現實情況來看，人民幣匯率改革的收益還是非常明顯的，新匯率制度對我國主要產生了以下幾個方面的影響：
雖難以平衡國際收支，但大幅度減少央行的干預頻率
匯率改革後國際收支狀況仍然是調整人民幣匯率的重要基礎，從2005年以來，我國月均外匯儲備增長在150億美元左右，近三個月更是到達了200億美元，外匯儲備始終在持續大幅度的增長。但我們不能簡單的認為，當期的儲備增長扣除外匯順差和外國直接投資外都是熱錢。以2004年的國際收支為例，全年順差2066億美元，其中貨物貿易順差和直接投資順差分別為590億美元和531億美元，這並不能理解為其餘的國際收支順差全部都可歸納為所謂「熱錢」，其餘大多數差額，是可以用經常轉移、證券投資和貿易信貸來解釋的。
中國國際收支平衡更注重於商品和服務貿易兩項的總體平衡，從2000年到2004年，這兩項基本是穩定的，商品貿易大約是200億美元至300億美元的順差，服務貿易大約是100億美元的逆差，這兩項合計占我國GDP的2％左右，占進出口的總額也在2％左右，從今年上半年來看，我國進出口總值達6450.3億美元，高出低進使得貿易順差達到396億美元，突破去年全年水平，而預期下半年中國外貿出口、進口增速分別為22％和18％左右，可實現順差300億美元以上，因此單純依賴匯率改革，並不能迅速、顯著的使國際收支恢復到基本平衡的軌道上來，所以在短期內並不能改變央行對外匯市場的干預，只是減少中央銀行干預外匯市場的頻率，央行只在必要的時候對外匯市場進行以防止匯率出現過大的波動，而不必每天進行干預操作，這時的外匯市場能比較真實地反映匯率的變化。
帶來金融創新熱潮
匯率機制改革之後，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將是一個常態，因此需要相應的衍生工具來規避和鎖定風險，其本身就意味著對加快外匯市場發展和相關金融產品創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8月4日，央行在其上半年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指出，下半年將加快發展外匯市場和各種外匯衍生產品，盡快開辦銀行間遠期外匯交易，推出人民幣對外幣掉期等產品。8月9日，央行決定擴大外匯指定銀行遠期結售匯業務和開辦人民幣與外幣掉期業務。這些衍生工具的推出將有助於穩定現行的匯率，可以通過市場交易形成對人民幣的下一步波動的預期，同時給市場一個導向，從而更好地消化人民幣的匯率風險。
提高銀行對匯率風險管理的能力
「有管理的浮動」考驗了銀行對風險管理的難度，對於這次匯率改革，銀企如果過於關注人民幣對美元和非美元即期匯率的波動區間是遠遠不夠的。
就銀行而言，商業銀行必須對不同幣種的小額和大額現鈔、現匯等具有差別定價能力，必須對來自居民、企業和同業的外匯供求有差別化的定價能力，必須對流動性較好的人民幣兌美元等即期品種和其他流動性相對較弱的非美元品種具有差別的定價能力。這種審時度勢的差別定價，較之央行為外匯交易市場確定的波動區間要靈活得多。如果商業銀行忽視了匯率改革帶來的風險定價挑戰，其貿易融資的信用風險、結售匯凈頭寸的匯率風險，以及外匯代客理財業務風險等都會面臨更多的不確定性。所以，這次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給商業銀行的風險管理能力帶來了挑戰，有助於商業銀行提高其風險管理能力。

三、我國不可能較快地過渡到完全意義的浮動匯率制度
人民幣向有管理的浮動制度回歸，其優勢是明顯的，但從中國實際情況來看，中國不可能較快的過渡到完全意義的浮動匯率，是因為：
(1)我國的金融市場、特別是外匯市場還很不發達。在金融市場體系不完善、不發達的情況下，如果匯率出現大幅度波動，金融市場無法在整體上做出靈敏的反應和自發的調整，就可能造成局部市場的嚴重失衡和秩序混亂；經濟主體無法進行適宜的資產頭寸調整，從而發生嚴重損失。目前我國正規的外匯市場只局限於少數銀行，企業個人無法直接進入，還沒有外匯期貨市場，遠期外匯市場交易也沒有全面開展。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匯率出現大幅度波動，微觀經濟主體、特別是進出口企業將很難通過外匯交易來規避匯率風險。
(2)人民幣還不是國際貨幣。對非國際貨幣國家來說，匯率制度改革過程實際上就是與國際金融制度與規則接軌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基於對政府依賴的慣性，企業除了考慮從市場競爭中謀取利益和發展外，還特別注重從政府及其政策中謀取利益，他們對政府的政策具有很高的期待。因此，政府一旦出現決策失誤，將可能給企業和國家造成巨大的損失，由此招致強烈的反對，匯率制度改革就可能夭折，並可能造成經濟的大幅動盪。
(3)我國金融體系還比較脆弱。我國目前的金融結構仍以銀行間接融資為主，而銀行、特別是國有銀行的不良資產率還相當高。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全面放開匯率，貶值預期會造成人民幣存款被大量提取，升值預期會造成外幣存款被大量提取，嚴重時可能引起擠兌，引發銀行危機，並由此爆發貨幣危機。
(4)我國市場化的金融監管和金融調控體系還不完善。長期以來我國一直執行嚴格的外匯管制，習慣於在狹小的外匯市場上以盯住的方式控制匯率，缺乏一套開放市場條件下外匯管理和市場干預的制度、規則、手段和經驗。在這種情況下，突然完全放開匯率，就未免會出現市場混亂、匯率失控等問題。
(5)我國貨幣錯配矛盾突出。根據戈登斯坦(Goldstein, 2005)教授的定義，所謂貨幣錯配是：「在權益的凈值或凈收入(或二者兼而有之)對匯率的變動非常敏感時，就出現了所謂的『貨幣錯配』。從存量的角度看，貨幣錯配指的是資產負債表對匯率變動的敏感性；從流量的角度看，貨幣錯配則是指損益表對匯率變動的敏感性。凈值(凈收入)對匯率變動的敏感性越高，貨幣錯配的程度就越嚴重。」
貨幣錯配的形成，既有外因也有內因。就外因而言，發展中國家的貨幣錯配是國際貨幣格局的自然產物。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後，國際貨幣體系中的「關鍵貨幣」角色主要是由美元和歐元來承擔，這事實上將歐美以外所有其他國家的貨幣「邊緣化」了。由於國內貨幣無法在國際經濟交往中使用，廣大發展中國家的資產/負債、收入/支出便呈現多種貨幣並存的局面，貨幣錯配由此成為常態。就內因而言，資本市場普遍落後和匯率長期保持固定都加劇了發展中國家貨幣錯配。在資本市場發展滯後的情況下，缺乏有效資金來源的企業不得不通過各種渠道到海外去籌資，而難以尋求到有效投資機會的「過剩」儲蓄又不得不大量流向國際資本市場。由於國際資本市場不接受發展中國家的本幣，資本市場發展滯後導致的跨國資本流動更加劇了發展中國家貨幣錯配。從形成機制看，中國難以避免貨幣錯配。一方面，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還為時甚遠，因而「原罪」和「高儲蓄兩難」特徵在相當長時期內還難以消除；另一方面，中國資本市場的效率低下有目共睹，這無疑加劇了貨幣錯配；此外，長期實施得盯住美元固定匯率制度，已經使中國的微觀經濟主體對貨幣錯配麻木不仁。簡單計算的結果顯示，中國目前已屬貨幣錯配比較嚴重的國家之一。截止2004年底，中國居民持有的外幣資產佔M2的比重已達27％，如果再考慮到中國外債余額在2004年已經高達2285.96億美元的現實，貨幣錯配矛盾顯然更為突出。巨額的貨幣錯配使得中國不可能較快地過渡到完全意義的浮動匯率。

四、完善我國匯率機制的配套措施

隨著中國金融開放的日漸推進，我國需要對人民幣匯率穩定機制進行改革和完善，如何在實行管理浮動匯率制度的過程中避免貨幣錯配風險的失控，避免匯率的大幅度波動，要有一個與之相應的經濟政策作為保障，我們也應當從多方面採取措施，逐步推進改革，以實現真正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

第一，保持較高的外匯儲備水平，加強外匯儲備的管理和運用。較高水平的外匯儲備水平有助於控制貨幣錯配風險。首先，較高水平的外匯儲備是管理浮動匯率制度抵禦國際投機資本沖擊的重要保證。20世紀90年代以來，貨幣危機的威脅促使發展中國家迅速增加了國際儲備。從「保持信心」看，國際儲備水平越高，其「引而不發」的「威脅」作用就越大，國際投機資本對該國的匯率制度就越不敢造次。其次，較高水平的國際儲備可以保證政府有能力接手私人部門的貨幣錯配，通過政府承擔貨幣錯配損失來避免對微觀經濟主體的全面沖擊。

第二，積極參與和構築區域貨幣合作。亞洲地區經濟與貿易聯系的不斷加深為區域金融合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巨額的外匯儲備加強了亞洲資金自我循環和抵禦外部沖擊的實力。中國作為亞洲的經濟發展大國，應積極參與和構築亞洲貨幣合作。(1)以積極的姿態進一步開放金融業，支持區內貿易的發展。(2)發揮香港國際金融兩種新的優勢，並積極推進上海金融中心的建設，使其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優勢和功能互補，由此進一步發揮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綜合功能。(3)在東亞貨幣合作中發揮主導作用，提升人民幣的國際地位。(4)積極加強亞洲各國和各地區的中央銀行的合作。(5)積極推進國內金融體系改革，建立健康的金融體系，並與亞洲各國及時交流降低不良貸款和處置高風險金融機構的經驗與教訓，共同建立亞洲地區金融風險早期預警機制，加強各國各地區金融監管當局的合作，共同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

第三，通過提供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和完善的微觀制度來促進資本市場發展。貨幣錯配的起因之一是發展中國家的資本市場不發達。從這一角度來看，發展資本市場應在管理貨幣錯配奉獻的戰略中居於重要地位。從根本上說，穩定的經濟環境是資本市場發展的前提。在貨幣政策方面，中國應當逐步過渡到通貨膨脹目標制度，而不是簡單地從控制貨幣供應轉向調控利率。在財政政策方面，通過審慎的財政政策來穩定公眾與企業絕對必要。對資本市場發展而言，僅有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還不夠，加強微觀制度層面的建設同樣重要。同時，中國在微觀制度的許多方面都存在阻礙資本市場發展的因素，都需要通過改革來加以完善。

第四，加強資本跨境流動管理。匯率改革後，國際資本流動管理面臨新的壓力：短期資本流動更頻繁；資本流動均衡管理的重要性更突出；外匯管理的有效性難以保證。針對國際資本的非均衡流動，現階段應採取的措施是建立「以不變應萬變」，能應對「升值」和「貶值」壓力交替出現的、均衡管理的新機制：合理調整外匯儲備規模；利用利率和匯率的變動來影響宏觀經濟；靈活利用政策，在制度設計上體現流出入並重，根據實際情況相機抉擇，有效應對「升值」和「貶值」預期的轉換。同時，一方面，加強資本跨境流動管理是加強外債管理和外匯儲備管理，抵禦國際投機資本沖擊匯率的一項重要措施；另一方面，通過針對性的安排，可以限制因國內資本市場發展滯後帶來的「過度」國際借貸和「過度」國際投資。

第五，加強宏觀政策的搭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宏觀政策的搭配基本突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而匯率政策幾乎缺失，隨著人民幣匯率制度將由中間道路向浮動匯率制度演進，匯率政策對經濟的調節作用也將日益突出。因此，應加強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的相互協調，合理搭配。(1)明確匯率政策是貨幣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將匯率納入貨幣政策的框架之中，並使匯率政策發揮其市場調節的作用。(2)運用創新政策工具。但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不協調時，特別是面臨嚴重困境時，可及時採用創新政策工具，以擺脫困境。(3)妥善處理好匯率穩定與匯率失調的關系。穩步、深入推進結構改革，實現各類市場的良好銜接。

5. 匯率選擇理論分析中國目前應選擇怎麼樣的匯率制度

那麼，一國如何選擇適合本國國情的匯率制度？首先應該指出的是，一國匯率制度的選擇不同於國際匯率體系的選擇。相對國際經濟體系而言最優的匯率制度，並不總是適合某國某個經濟發展階段的需要，即並不一定是最優的。但是要確定一國較合適的匯率制度，不得不考慮其所處的國際環境，包括國際貨幣體系所處的發展階段、國際匯率制度、調節機制、資本流動甚至不同的政治體制等因素。同時，如前所述，既然在當今國際貨幣體系中，固定、浮動匯率制度都不能完全避免危機的沖擊，那麼在一國匯率制度的選擇中，具體如何選擇，或者說，應注意些什麼？ （一）尋找最優貨幣區實際上，只要允許國際間的交易，則兩個市場之間不可避免地要發生相互作用，即不論採取何種匯率制度，經濟周期的相互傳遞不可避免，只是傳遞的方式不同而已。傳遞的程度取決於各經濟體的特徵（以不同的彈性表現，大國與小國又有明顯的區別），由此，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有效性也不盡相同。換句話說，選擇何種匯率制度，只是在選擇與外部國家之間經濟周期的傳遞方式而已。著名經濟學家蒙代爾在《資本流動和國家相對大小》一文中，在一個世界的模型分析中，證實了在固定和浮動匯率制度下（資本自由流動），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對本國和世界的影響。證明在固定匯率下，貨幣政策的效果並沒有完全喪失，而是傳遞到了國外；在浮動匯率下，財政政策的效果並沒有喪失，而是傳遞到了世界其他地區。 （二）大國、小國與發達、發展中國家的不同選擇一國的經濟特徵，首先是大國與小國的區別。匯率作為國家之間的貨幣比率，當一個國家沒有對外經濟聯系時，匯率就沒有意義，這時任何匯率制度都沒有區別。因此，匯率制度的選擇必然是基於一國與世界其他國家存在一定的經濟聯系基礎之上的。同樣，這個時候所謂的大國、小國，也與一國對外開放的程度密切相關。在閉關鎖國（或嚴格控制與世界的經濟聯系）的情況下，即使是像中國一樣的大國，在這里也不能認為是一個大國。因為在這種情形下，中國經濟的波動對世界無足輕重，世界經濟的波動對中國來說也是微不足道。因此，這里的大國、小國，既與一國的經濟規模、經濟的多樣性有關，也與一國對外開放程度、在世界經濟中的比重有關。匯率制度的選擇，對於大國和小國，具有不同的意義。以上的討論都以小國為基礎，即本國的宏觀政策、經濟行為不會對世界經濟、貨幣環境造成實質性影響。但對於像美國、歐盟，甚至進入21世紀後的中國這樣的大國而言，其一舉一動都將對世界經濟帶來影響。類似於完全競爭的模型已不能提供足夠的分析線索，這些大國對匯率制度的選擇結果，需要進一步考慮其與世界之間的互動。（三）資本賬戶管制是對匯率制度的一種補充以上分析，原則上是建立在資本賬戶開放的基礎之上的。實際經濟生活中，一國可以通過資本賬戶管理這種「計劃經濟」手段，來調節兩個國家貨幣、金融市場的融合程度，並從數量管理上作為匯率這一價格機制的一種補充。或者說，資本賬戶管制規定了兩國在哪些金融市場將相互融合，哪些市場將相互分割（或不完全分割），從而規定了匯率波動所反映的市場范圍。資本賬戶的管制狀況，是一國金融市場的最重要特徵之一，影響著最優貨幣區的選擇。 （四）固定匯率制度與浮動匯率制度誰主沉浮歷史上，單個國家的固定匯率制度和浮動匯率制度的表現是不一樣的，而且，不同時期不同的國際貨幣體系下的固定匯率制度、浮動匯率制度，也表現出不同的特性。影響匯率制度的最終表現，不僅僅是匯率制度本身的差別，它還與政治環境、國際資本流動有關，與國內的經濟表現、宏觀調控目標、監管措施甚至金融微觀結構有關。說到底，匯率制度是從屬於一個國家的貨幣制度，其作用發揮的優劣結果也是整個貨幣體系與經濟相互作用的結果。因此，單純從一國匯率制度判斷其最後結果的優劣，並沒有明確的答案。更重要的是，國際匯率制度的演變本身，相當程度上只是國際政治環境、資本流動，特別是經濟全球化演進和國家間競爭的一個反映。由於存在網路效應，在匯率制度具體形式的選擇上具有歷史的偶然性，但需要解決的矛盾卻具有歷史的必然性。 （五）中間匯率制度是對固定和浮動匯率制度的揚棄現實世界中存在的匯率，除了固定匯率與浮動匯率之外，還存在大量介於固定匯率與浮動匯率之間的各種中間匯率制度。中間匯率制度本質上是固定匯率制度和浮動匯率制度的一種組合，在某種條件下使用所釘住國家的貨幣政策，在其他條件下則允許本國採取較為靈活的匯率制度。巴里·艾肯格林（1994）、奧伯斯費爾德和羅格夫 （1995）等依據資本高度流動使得匯率承諾變得日益脆弱分析，提出了「兩極論」或「中間空洞論」匯率制度假說。「兩極論」認為，一個國家的匯率制度要麼是固定匯率，要麼是浮動匯率，沒有中間匯率可以選擇。如奧伯斯費爾德和羅格夫認為，「形成和保持信譽已變得越來越困難，甚至像歐洲貨幣體系（EMS）那樣的寬幅匯率目標區也面臨投機攻擊，因而浮動匯率與共同貨幣之間的中間匯率制度不再是合意的。」 （六）不能忽視匯率制度轉換過程本身的重要性最後想指出的是，匯率制度選擇是否合理，有否風險，不僅僅是被選的匯率制度本身，還涉及到從被選前的匯率制度向被選匯率制度這一轉換過程本身。20世紀70年代以來，各國匯率制度頻繁變動（見表4-9）。1975~1999年各國匯率制度變動次數合計高達310次之多。其中，退出次數最多的就是單一貨幣釘住制度，而同時轉換到這一制度的為39次；進入合計次數最多的就是任意干預的管理浮動匯率制度，達107次，而同時轉換出這一制度的為82次。從每種匯率制度實際採用的時間看，嚴格釘住制度的久期最長，均值為14.9年，中值為23年；單一貨幣釘住和貨幣籃子釘住的久期次之，均值為9~10年，中值為6~8年；浮動匯率制度的久期最短，均值為4~6年，中值為2~4年。這表明，一是匯率制度轉換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沒有任何一種匯率制度會一勞永逸。當決定匯率制度的主導因素發生變化時，原有的匯率制度必然重新面臨選擇。即匯率制度的選擇不是一個靜態問題，而是一個動態轉換過程，具有歷史階段性。起碼這一從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以來的國際匯率體系歷史性特徵，即使因美國2008年引致了全球危機，但全球都在探索國際體系重建，在今後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內，這一歷史性特徵仍不會消失。二是一國匯率制度往往不是一次性轉換到位，而是需要多次的反復和轉軌。

6. 求 論我國匯率制度改革選題意義，300字 謝謝

一.【1994年以前，我國先後經歷了固定匯率制度和雙軌匯率制度。1994年匯率並軌以後，我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企業和個人按規定向銀行買賣外匯，銀行進入銀行間外匯市場進行交易，形成市場匯率。中央銀行設定一定的匯率浮動范圍，並通過調控市場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實踐證明，這一匯率制度符合中國國情，為中國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為維護地區乃至世界經濟金融的穩定做出了積極貢獻。

1997年以前，人民幣匯率穩中有升，海內外對人民幣的信心不斷增強。但此後由於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為防止亞洲周邊國家和地區貨幣輪番貶值使危機深化，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主動收窄了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隨著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逐步減弱，近年來我國經濟持續平穩較快發展，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化，金融領域改革取得了新的進展，外匯管制進一步放寬，外匯市場建設的深度和廣度不斷拓展，為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創造了條件。 】

二.【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是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的內在要求，也是深化經濟金融體制改革、健全宏觀調控體系的重要內容，符合黨中央和國務院關於建立以市場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穩定的要求，符合我國的長遠利益和根本利益，有利於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對於促進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是緩解對外貿易不平衡、擴大內需以及提升企業國際競爭力、提高對外開放水平的需要。近年來，我國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雙順差持續擴大，加劇了國際收支失衡。2005年6月末，我國外匯儲備達到7110億美元。今年以來對外貿易順差迅速擴大，貿易摩擦進一步加劇。適當調整人民幣匯率水平，改革匯率形成機制，有利於貫徹以內需為主的經濟可持續發展戰略，優化資源配置；有利於增強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提高金融調控的主動性和有效性；有利於保持進出口基本平衡，改善貿易條件；有利於保持物價穩定，降低企業成本；有利於促使企業轉變經營機制，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加快轉變外貿增長方式，提高國際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有利於優化利用外資結構，提高利用外資效果；有利於充分利用「兩種資源」和「兩個市場」，提高對外開放的水平。】

7. 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改革文章

當前人民幣匯率機制的形成，雖然由市場供求來決定，但是從嚴格意義來說，並未形成真正的外匯供求關系。這是因為：
（一）強制結售匯制的缺陷。雖然目前我國對經常項目的外匯支出基本上沒有限制，但是對資本項目仍實行較為嚴格管理，這種體制下形成的外匯交易受到體制約束，不能充分、完全、真實地反映市場的供求關系。加之，在近幾年的實際運行過程中，由於出口貿易增長快，外貿出現大量順差，加上外資的大量流入，特別是1996-1999年年間，人民幣的利率水平高於美元，造成結匯額大於售匯額。表現在銀行業間外匯市場上，外匯持續供大於求，而且同期外匯需求則相對不足。在銀行間外匯市場主體缺乏，市場機制尚未健全的情況下，想通過市場機制來調節外匯供求根本無法做到。雖然央行幾次調整了外匯指定銀行的結售匯頭寸，仍然無法從根本上改變外匯供求關系，於是造成中央銀行被動入市進行干預，充當外匯交易最後差額的承擔者，失去了外匯調控的主動權。
（二）匯率缺乏彈性。1994年以來，除1999年外，我國國際收支無論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都呈現雙順差的局面。外匯市場上人民幣長期處於供大於求的情況，央行對外匯市場的干預不可避免。這表明，人民幣匯率水平不是純粹由市場真實供求所決定。在較大程度上，受國家宏觀經濟政策所制約。近兩年來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只是在1美元兌8.23-8.28元人民幣之間波動，波動幅度和彈性區間極小，匯率基本上釘住美元。
（三）金融市場的不完善。由於利率尚未實現市場化、資本項目未放開、資金不能自由流動、市場金融工具匱乏，這都是造成我國外匯市場仍然是一個不成熟、不完善的市場。因此在今後的一段時期里，央行的干預和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取向對外匯的供求起到較大的調節作用。
改革面臨的思考
（一）如何處理把握好市場供求與國家宏觀政策調控的關系。在逐步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運行體系中，最終必須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才能使外匯資金供求完全放開，真正實現由供求確定匯率運行機制。但需注意的是，資本項目的放開是要具備條件的，放開應逐步有序的進行。在過渡時期，即使逐步實現了資本項目可兌換的情況下，也不能忽視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取向和央行的干預調控作用。
（二）如何保持和實現匯率的穩定與均衡。如何確定一國貨幣的匯率水平，保持一種「最佳」或「適當」的匯率狀況，這涉及所謂「均衡匯率」問題。也就是說，使匯率的變動與經濟內部和外部關系獲得一種協調、合理的關系，能促進和達到內外平衡和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平衡，充分發揮匯率在國民經濟的杠桿調節作用。為此，應進一步鼓勵和推動人民幣匯率的基礎理論研究。比如，對國際價值論、購買力平價論、出口換匯成本、均衡匯率模型、匯率預警模型以及其他理論模型和相關方案，比如盯住單一貨幣或一籃子貨幣、爬行浮動、管理浮動、單獨浮動等都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討。
（三）如何在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和金融市場將全方位的開放框架下，構建和完善人民匯率機制。世貿組織所倡導的基本原則是：自由競爭原則、自由貿易原則、非歧視原則、透明度原則。在這種原則下，為適應和迎接經濟金融全球化的挑戰，為實現經濟金融與國際接軌，就必須消除國內外資本自由流動的障礙，這就要求做到國內外資金價格市場化、進而匯率的市場化。也就是說，在逐步實現資本項目開放的條件下，實現人民幣的自由兌換，這是構築人民幣與外幣價值比較和自由兌換所形成的市場均衡匯率的基礎。只有這樣，才能把國內外市場的價格信號、更直接、更迅速、更准確地反映出來，才能使中國經濟與實現自由競爭和自由貿易原則的國際經濟融合，才能實現國內價格體系逐步與國際市場價格體系靠攏，才能作到競爭機制按照透明度的原則和共同的游戲規則在各個層面上反映出來。這是一個緊迫的大課題和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但絕不能一蹴而就，必須逐步有序地進行。
幾點建議
以當前形勢來判斷，人民幣的匯率總體水平應保持不變，這有助於匯率的穩定，有助於我國和世界經濟貿易的發展。可考慮如下改革措施。
（一）應該對我國建國以來，各個時期，各個階段人民幣匯率制度的形成、特點，問題，結合當時的經濟政治的背景和對外經濟貿易等方面的情況，進行認真總結和反思。特別是當前，人民幣受到國外升值的強大壓力時，更應該沉著應對。要總結成功的經驗，也要總結不利的教訓。
（二）改變盯住美元為「一籃子貨幣」掛鉤的匯率機制。選擇我國對外經貿往來中經常使用的若干種貨幣，按其重要程度確定權重，根據這些貨幣在國際市場上升降幅度，加權計算出人民幣的匯率。這樣的改變，將有助於人民幣匯率的水平更趨於合理。
（三）擴大匯率的彈性區間。目前人民幣匯率每日波動幅度太小，匯率缺乏彈性，可以根據國內外外匯市場的供求等因素把波動的幅度擴大到上下1%。建立內部匯率目標區。目標區上下限可定為10-15%，可根據國內外經濟貿易發展狀況，外匯市場交易狀況和匯率走勢預期以及其他因素進行階段性的調整。保持人民幣匯率調節的長期靈活性，更好的應對投機的沖擊。
（四）緩解人民幣升值預期的壓力。鑒於人民幣有升值的預期，市場已有所反應。1.外資流入有增加的勢頭（包含迴流的外匯）。美元資金除進行投資外，想獲取人民幣升值的好處，匯率走強的歐元、日元也趁勢流入，其結果將造成外匯儲備的增加，同時加大人民幣基礎貨幣的投放，形成國內通貨膨脹的壓力。對此，應加強對外資投向的引導，同時進一步加強外匯儲備的管理和運用。2.國內企業和外商投資企業對美元外匯貸款的需求有較強的增長趨勢，一來美元利率處於低水平，二來沒有匯率風險，甚至可能獲得匯率預期的好處。對此，要引導資金的運用渠道，特別關注把美元換成人民幣使用的投向。3.增加銀行外幣業務的產品和創新。如發行外幣面值的存單、證券，代客進行國外證券買賣，開展外匯與人民幣的遠期買賣、遠期合約、貨幣掉期、外匯期權等業務。進一步溝通本外幣資金的交易、兌換渠道。通過人民幣升值心理預期的契機，進一步活躍外匯市場融資與交易、積極開展規避匯率風險業務，完善供求關系，確保人民幣匯率的穩定。

06年3月21日晚，央行宣布人民幣匯率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藍子貨幣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
從宣布的方案來看，有三個值得注意的特點。一是匯率升值的幅度大大低於市場預期，升值幅度僅為2.07％（21日國家外匯管理公布的人民幣兌美元的中間匯率為100美元＝827.65元人民幣）；二是盡管央行公告稱人民幣不再盯住單一美元，但同時也不盯住一藍子貨幣，而是參考一藍子貨幣。至於這一藍子貨幣是什麼，藍子中的貨幣品種及其結構是什麼並沒有公布。但可以肯定地說，美元占藍子中肯定占重要比重，其次是日元、歐元；三是人民幣確立兌美元的中間匯率後，其波動范圍並沒有拓寬，仍在3‰的范圍之內，波動范圍大大低於實行管理浮動匯率制貨幣的波動幅度。
從以上幾個特點看，我們可以認為這次人民幣匯改是在面臨國際壓力下對人民幣匯率作出的一次漸進式的改革，象徵意義大於實際影響，長遠意義大於短期意義，歷史意義大於實際意義。這次匯改也基本體現了溫總理提出的人民幣匯改的主動性、可控性、漸進性三大原則。
首先，這次匯改意味著央行開始正式運用匯率這一經濟杠桿來調控宏觀經濟的內部平衡和外部平衡。實際上，自90年代中期以來，匯率這一杠桿手段一直處於旁落手段。匯率手段的運用將增強政府調控經濟的能力，更好地發揮政府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
其次，由於這次幅度調整的微調性質，調整幅度大大低於市場預期，市場對人民幣的升值預期將隨這次調整而有增無減，人民幣有可能因此而面臨更大的升值壓力，國際收支的資本項目和隨之相聯的國際儲備資產有可能有增無減。
第三，人民幣有可能中期因此而進入小幅升值的新階段。這將和80年代人民幣的走勢形成鮮明的對比。
第四，央行盡管稱不再盯住單一美元，但因一藍子貨幣的具體情況沒公布，再加上美元的國際地位及中美貿易的重要性，美元仍是人民幣盯住的最重要的貨幣，只不過人民幣盯住美元從原來的顯形盯住改成是隱性盯住。
第五，在宣布升值2％的同時，央行宣布調境內商業銀行美元和港幣存款利率5％，這似乎是企圖對匯率調升的影響起到對沖的作用，減緩因匯改造成的熱幣沖擊。
匯率的變動和匯率制度的改革必將對我國經濟生活帶來重大的影響，對股市影響不可避免。
由於小幅升值後，人民幣的升值預期將有增無減，因此，包括QFII在內的境外資金並不會因為人民幣升值而出逃，而是會進一步注入國內的各類市場。
盡管如此，盡管升值後對不同上市公司可能帶來不同的影響，但是，人民幣升值在宏觀上對出口會有影響，對GDP有一定冷卻作用，因此，對上市公司業績的提升會帶來一定影響，股票市場總體會因此受到抑製作用，特別是當目前市場十分脆弱時，盡管這種抑製作用很小，但有較大的放大效應。
從具體公司來看，旅遊、紡織業等出口價格需求彈性較小產品的行業可能會有較大的影響，但這種影響很大程度上是心理上的。
人民幣進入正常浮動後，也對上市公司的外匯風險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匯率對企業構成的交易風險和經濟風險及會計轉換風險將逐步顯露。

8. 什麼叫中間匯率制度哪些理論可以說明中間制度消亡論

中間匯率制度與金融危機關系的實證研究
朱孟楠 林瑩 喻海燕
摘要: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金融領域的危機呈現出一個新的特點,即危機越來越多地爆發在實行中間匯率制度的國家,而且投機攻擊也越來越多地發生在實行中間匯率制度的國家.是否中間匯率制度與金融危機之間存在某種必然聯系,本文嘗試通過一些實證分析和理論探討,來研究這一問題,以期為我國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深度改革提供一個新的思路.
一,問題的提出
隨著經濟,金融全球化的發生和發展,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金融領域的危機(包括綜合性金融危機,銀行危機,貨幣危機,匯率制度危機等各種類型和程度的危機)呈現出一個新的發展特點,即危機越來越多地爆發在實行中間匯率制度的國家,而且投機攻擊也越來越多地發生在實行中間匯率制度的國家.所謂的中間匯率制度(Intermediate exchange rate regime)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1999年對其成員國的匯率制度分類體系進行重新調整後產生的概念范疇,是指處於完全固定匯率制度和完全自由浮動匯率之間的各種層次的匯率制度,.統計數據顯示,20世紀90年代以來,實行中間匯率制度的國家數所佔比例也有縮小的趨勢,而實行角點匯率制度(除了中間匯率制度之外的匯率制度)國家比例則越來越高.
理論來自於實踐,相應地,理論界也產生一個全新的理論——"中間匯率制度消失論"(The hypothesis of the vanishing intermediate exchange rate regime).該理論認為在資本流動性日益增長的經濟中,一國實行的匯率制度將不得不在完全固定匯率制度和完全自由流動匯率制度之間做出選擇,任何形式的中間匯率制度都是不可持續的.雖然該理論的論點有偏激之嫌,也因此產生了很多反對觀點,但關於這方面的探討正在取代傳統的固定匯率制度和浮動匯率制度的優劣之爭而成為匯率制度選擇理論爭論的焦點問題.
盡管國際學術界關於"中間匯率制度消失論"及其相關問題的探討方興未艾,但對"中間匯率制度消失論"的理論基礎問題仍未有定論,還處於探索階段.但是這一論斷的提出至少表明了中間匯率制度和金融危機之間存在著某種關系,由此導致中間匯率制度的可持續性發展遭到質疑,也才有"消失"之說.目前理論界關於"中間匯率制度消失論"的理論探討較少有對它與金融危機的關系做出較全面,系統論述的,而筆者則認為這方面的研究是有很大的現實和理論意義的.就我國而言,正在實行的匯率制度就是一種中間匯率制度.因此,在不斷開放的經濟,金融背景下,探討中間匯率制度及其與金融危機的關系,對我國匯率制度的選擇與轉換,對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與完善以及任何採取策略防範於未然,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二,中間匯率制度與金融危機關系的實證分析
(一)樣本的選擇
考慮到數據的可獲得性以及"中間匯率制度消失論"產生的年代,本研究的樣本期設定為1990—2001年.樣本國家僅限於已經或者正在融入資本流動日益加劇的國際金融市場的發達市場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具體有澳大利亞,玻利維亞,加拿大,哥倫比亞,埃及,印度尼西亞,義大利,韓國,馬來西亞,墨西哥,奈及利亞,菲律賓,西班牙,瑞典,瑞士,泰國,土耳其,英國,美國,烏拉圭這20個國家.
我們選取三類變數:宏觀經濟變數,金融變數和虛擬變數.宏觀經濟變數包括GDP增長率,實際利率,通貨膨脹率,中央政府赤字與GDP之比,金融變數包括M2與外匯儲備之比,私人部門信貸與GDP之比,銀行流動儲備與銀行資產之比,國內信貸的增長率,此外,我們引入虛擬變數——匯率制度的選擇,即當匯率制度是中間匯率制度時變數值為1,當它是角點匯率制度時變數值為0.樣本變數數據來源是IMF的國際金融統計.
(二)模型的選擇
本文借鑒Demirgüc和Detragiache(1998)在研究銀行危機時的方法,使用多變數logit模型研究匯率制度的選擇與金融危機的關系,具體而言,本研究將匯率制度的選擇以虛擬變數的形式作為解釋變數之一,通過模型得出其對金融危機的發生概率這一被解釋變數的解釋能力.
在樣本觀察期的每個時間段(每年)內,一個國家的危機狀態有兩種可能:存在金融危機或不存在金融危機.則危機這一被解釋變數為一個二元變數,設以代表國家在年份的危機狀態:當危機存在時,取值為1,其概率為;當危機不存在時,取值為0,其概率為.設為解釋變數,它是一個維向量,代表對某一特定國家或地區在某一特定時段的金融危機產生影響的一組變數.是對應解釋變數的系數向量,它的值由模型回歸確定.是概率分布函數.
根據logit函數的定義,可得的概率分布為
(1)
其似然函數為
(2) 設,則可以表示為
(3)
將其代入似然函數,得
(4)
對(3.4)式兩邊取對數,得
(5)
使用logit估計對上述模型進行回歸,得到系數向量的估計值.但是,並非是它所對應的解釋變數的彈性.只是的正負號說明被解釋變數的發生的概率變化的方向.既如果為正值,則解釋變數與危機發生概率呈同方向變動;如果為負值,則該解釋變數與危機發生的概率呈反方向變動.
由於危機發生期間各經濟變數並非是獨立的,當危機發生時,它們之間相互影響會增加,因此,這會影響到模型的回歸結果.考慮到這一點,本研究的樣本剔除了危機持續期間的樣本點,只保留了危機發生前的年份,危機爆發的年份和危機結束後的年份的樣本,以此削弱危機本身對模型回歸結果的干擾.
(三)研究過程及結果
先對所有的九個變數進行回歸,結果由EQ1表示,再對其中的幾個宏觀經濟變數和虛擬變數進行回歸,結果為EQ2,然後對金融變數和虛擬變數進行回歸,結果為EQ3.最後在此基礎上,選出統計檢驗顯著性較好的變數,對這些變數進行回歸,結果為EQ4.表1列出了對九個經濟變數的幾個回歸結果.
在幾個方程中,解釋變數"匯率制度"都以90%或95%通過了統計顯著性檢驗,這說明匯率制度的選擇對危機發生概率存在影響.
在比較logit模型的回歸結果時,通常使用的參數是AIC(Akaike's Information Criterion).根據"最小AIC法則"——AIC值較小的模型回歸效果較好.表3.1所示的多個模型回歸結果中EQ4的效果最好,這是由於該模型的解釋變數選擇是建立在其他回歸模型結果基礎上的.使用EQ4對在其他條件均相同的情況下,中間匯率制度與角點匯率制度引發金融危機的概率做研究,結果顯示,中間匯率制度下誘發金融危機的概率為11.52%,遠遠大於角點匯率制度的1.17%.
表1 logit模型研究結果

EQ1
EQ2
EQ3
EQ4
宏觀經濟變數
GDP增長率
-0.184877**
-0.149640*
-0.159432*
(0.0242)
(0.0625)
(0.0656)
實際利率
-0.013369***
-0.010129***
-0.012098***
(0.0023)
(0.0001)
(0.0013)
通貨膨脹率
0.015943^
0.00375
(0.1816)
(0.6711)
中央政府赤字與GDP之比
0.145525*
0.026868**
0.032395**
(0.0548)
(0.022)
(0.0179)
金融變數
M2與外匯儲備之比
-0.0079887*
-0.045964
(0.0991)
(0.2489)
私人部門信貸與GDP之比
-0.112009^
0.01062
(0.1484)
(0.3967)
銀行流動儲備與銀行資產之比
-12.29622**
-5.050808
-4.514626^
(0.0379)
(0.2538)
(0.1756)
國內信貸的增長率
1.341618
0.054941
(0.2002)
(0.6017)
虛擬變數
匯率制度
2.340511*
2.096929*
1.980507*
2.379285**
(0.0527)
(0.0614)
(0.0781)
(0.0336)
AIC
0.598474
0.592889
0.631794
0.586634
注:單元格中的數字是回歸中各解釋變數所對應的系數,括弧中的數字代表它的概率度.
用^,*,**和***四種符號表示解釋變數通過了顯著性分別為0.80,0.90,0.95和0.99的統計檢驗.
三,中間匯率制度與金融危機關系的理論分析
實證的結果表明中間匯率制度的確比角點匯率制度更容易引發金融危機,其原因,我們認為主要是:
(一)中間匯率制度的隱含擔保(Implicit assurance)易誘發金融道德風險
經濟學中的道德風險(Moral hazard)一般是指在委託—代理關系中,代理人(泛指信息優勢方)受自利本能的驅使,利用制度漏洞和擁有的信息優勢,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而損害委託人(泛指信息劣勢方)或其他代理人的效用所帶來的風險.金融道德風險就是指資金融通過程中,由於代理人的投機敗德行為,而使委託人金融資產遭受損失的可能性.根據Eichengreen和Hausmann(1999),金融體系中的道德風險是一個具有以下性質的問題:銀行擁有有限債務,市場對於銀行承擔的風險具有不對稱信息,當銀行陷入困境時有一定的獲救概率.根據這一定義,在所有金融系統中或多或少都存在道德風險問題.金融體系道德風險中,銀行是金融風險的最主要發生源.在當局監管不力或政府為銀行提供明確或隱含擔保的情況下,銀行就會缺少實行充足風險管理的激勵,在利益最大化的驅使下,將會為了追逐利潤而去冒極大的風險,比如銀行會在超過資本許可和自身經營能力的范圍之外過度借貸,以爭奪國內市場份額,並導致自身資產質量下降等問題.一旦資本流動方向逆轉,就可能發生嚴重的金融問題,甚至危機.
在實行中間匯率制度的國家,政府承諾維護匯率的一個特定價值或者把匯率穩定在一個小范圍之內.實際上政府就向市場傳遞了這樣一個信息:政府有決心,有能力維持中間匯率制度,維持匯率的相對穩定,即相當於為匯率穩定提供了一個隱含擔保.隱含擔保是孳生道德風險的源頭之一.東南亞金融危機中幾個國家的情況就是很好的例子,Krugman(1998)就說過,"雖然金融機構的債權人並沒有來自政府的顯性擔保.然而,媒體報道確實暗示了大多數對泰國財務公司,韓國銀行等金融機構提供資金的那些人相信他們會受風險保護,這些機構所有人與政府很強的政治關系的也加深了這種印象." 銀行,公眾等金融市場借款人預期到政府將會維持匯率不變或沿著其公布的方式小幅變動,這就降低了他們對沖其外幣敞口頭寸(Foreign exposure)的激勵,相反卻增加了他們進行有風險投資的激勵,使得大量外匯頭寸暴露在匯率變動的風險中.同時,由於銀行借貸的是不對沖的外債,為了減小不確定性的發生,外國貸款人多是貸給其短期債務,一些原來的長期項目不得不靠短期貸款提供資金來源,使經濟,金融體系更加不穩定.
事實的情況正是如此. 在20世紀90年代的幾次金融危機中,銀行都沒有完全對沖其外匯風險,以至於在危機發生時許多銀行破產,導致了銀行—貨幣雙生危機(Twin crises).以東南亞金融危機為例,當時在東南亞幾國中與其他成熟市場國家相比的較低的匯率波動率(見表2)使投資者相信當局會對匯率風險進行擔保,結果是導致大量的短期外國資本通過銀行體系的中介流入國內,而銀行等借款人則沒有激勵去對沖外幣借貸(見表3).此時,一旦某個危機信號閃現(比如短期債務的激增等),投資者認為該國金融體系出現問題,匯率可能會下跌,就會用本幣兌換外匯儲備直至政府放棄中間匯率制度,結果是匯率貶值,銀行本幣收入無法償還其外幣債務,只能宣布破產,同時也激活了政府對外國債權人的義務,使政府陷入債務困境之中.
不僅銀行如此,企業和個人的也存在同樣的狀況,在中間匯率制度下,他們也沒有動機完全對沖其借貸外債的匯率風險.比如東南亞金融危機時,在印度尼西亞,許多公司直接從離岸市場貸款,他們的不對沖頭寸使得向其提供本幣貸款的國內銀行遭受了巨大的信貸風險.表4顯示了1996年一些亞洲國家的債務狀況,可見這些國家外國債務占總債務的比重相當高,其中短期外債的比例還普遍高於長期外債的比重.

9. 如何完善人民幣匯率制度（本科論文）

論文要自己寫，多看看財經新聞就能寫好了。

10. 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歷程

匯改歷程：
1979年至1984年:人民幣經歷了從單一匯率到雙重匯率再到單一匯率的變遷。
1985年至1993年:人民幣對外幣官方牌價與外匯調劑價格並存，向雙匯率回歸。
1994年:中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實行銀行結售匯制，取消外匯留成和上繳，建立銀行之間的外匯交易市場，改進匯率形成機制。
2005年:中國建立健全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
人民幣匯率1994年以前一直由國家外匯管理局制定並公布，1994年1月1日人民幣匯率並軌以後，實施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中國銀行，德意志銀行等七家銀行根據前一日銀行間外匯市場形成的價格，公布人民幣對美元等主要貨幣的匯率，各銀行以此為依據，在中國人民銀行規定的浮動幅度內自行掛牌。
近期事件：
2010年4月13日，第四次胡奧會在美國華盛頓舉行，國家主席胡錦濤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態度強硬，超出國際市場的預期。他強調中國致力繼續推進人民幣匯率改革，但只會根據自身經濟發展需要而進行，不會屈服於外部壓力。
2015年8月11日，中國人民銀行完善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報價，並在下一步推進匯改安排中提出加快外匯市場發展，豐富外匯產品，推動外匯市場對外開放，延長外匯交易時間，引入合格境外主體，促進形成境內外一致的人民幣匯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