匯率三個階段

A. 國際匯率制度演變有哪幾個階段

搜索幾個詞：金本位，金匯兌本位，布雷頓森林體系，能夠解決你的問題。

B. 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歷程

匯改歷程：
1979年至1984年:人民幣經歷了從單一匯率到雙重匯率再到單一匯率的變遷。
1985年至1993年:人民幣對外幣官方牌價與外匯調劑價格並存，向雙匯率回歸。
1994年:中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實行銀行結售匯制，取消外匯留成和上繳，建立銀行之間的外匯交易市場，改進匯率形成機制。
2005年:中國建立健全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
人民幣匯率1994年以前一直由國家外匯管理局制定並公布，1994年1月1日人民幣匯率並軌以後，實施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中國銀行，德意志銀行等七家銀行根據前一日銀行間外匯市場形成的價格，公布人民幣對美元等主要貨幣的匯率，各銀行以此為依據，在中國人民銀行規定的浮動幅度內自行掛牌。
近期事件：
2010年4月13日，第四次胡奧會在美國華盛頓舉行，國家主席胡錦濤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態度強硬，超出國際市場的預期。他強調中國致力繼續推進人民幣匯率改革，但只會根據自身經濟發展需要而進行，不會屈服於外部壓力。
2015年8月11日，中國人民銀行完善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報價，並在下一步推進匯改安排中提出加快外匯市場發展，豐富外匯產品，推動外匯市場對外開放，延長外匯交易時間，引入合格境外主體，促進形成境內外一致的人民幣匯率。

C. 匯率是怎樣形成的

匯率又稱外匯利率，具體是指一國貨幣與另一國貨幣的比率或比價，或者說是用一國貨幣表示的另一國貨幣的價格。

指的是兩種貨幣之間兌換的比率，亦可視為一個國家的貨幣對另一種貨幣的價值。匯率變動對一國進出口貿易有著直接的調節作用。

在一定條件下，通過使本國貨幣對外貶值，即讓匯率上升，會起到促進出口、限制進口的作用;反之,本國貨幣對外升值，即匯率下降,則起到限制出口、增加進口的作用。

(3)匯率三個階段擴展閱讀

經濟影響：

（一）對貿易收支的影響：匯率對進出口的影響：匯率上升（直接標價法），能起到促進出口、抑制進口的作用。(外匯匯率上漲，本幣匯率下跌）

（二）對非貿易收支的影響

1、對無形貿易收支影響：一國貨幣匯率下跌，外幣購買力提高，本國商品和勞務低廉。本幣購買力降低，國外商品和勞務變貴，有利於該國旅遊與其他勞務收支狀況改善。

2、對單方轉移收入影響：一國貨幣匯率下跌，如果國內價格不變或上漲相對緩慢，對該國單方轉移收支產生不利影響。

3、對資本流出入影響：匯率對長期資本流動影響較小。從短期來看，匯率貶值，資本流出；匯率升值，有利於資本流入。

4、對官方儲備的影響：

①本國貨幣變動通過資本轉移和進口貿易額的增減，直接影響本國外匯儲備的增加或減少。

②儲備貨幣匯率下跌，使保持儲備貨幣國家的外匯儲備的實際價值遭受損失儲備國家因貨幣貶值減少債務負擔，從中獲利。

D. 匯率變動的歷程

1948/12/1中國人民銀行成立，並發行了第一套人民幣
[span]1949/10/1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確定了人民幣作為唯一法定貨幣的地位。因為人民幣並未規定金比價，最初與美元的匯率是根據「購買力平價」方式確定。但建國初期惡性通脹的蔓延，造成人民幣兌美元匯價一降再降，從1949年1月18日1美元=80元舊人民幣，調低至1950年3月13日的1美元=42,000元舊人民幣。從1950年3月至1952年底，隨著國內物價由上漲轉變為下降，以及朝鮮戰爭造成美國及其盟國接連宣布一系列對中國的「封鎖禁運」的措施，中國為推動本國進口亟需的物資，逐步調高人民幣匯價，到1952年12月份，人民幣匯價已經調高至1美元=26,170元舊人民幣。
[span]1955/3/1中國人民銀行發行了第二套人民幣，新人民幣按照摺合比率1：10,000兌換舊人民幣，人民幣匯率也隨著大幅調整至1美元=2.4618元新人民幣左右。
[span]1955－1971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一直是1美元摺合2.4618元新人民幣。
1962年 第三套人民幣發行。
在整個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中國經濟盡管曾出現過通脹等情況，但是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一直維持相對的穩定，這主要是因為當時國內是高度計劃的經濟體制，幾乎所有的物價都是受到嚴格計劃控制的，人民幣匯率也是如此。
[span]1971/12/18布雷頓森里體系出現問題，美國不再追求美元與黃金的固定比價，宣布美元兌黃金官價貶值7.89%，人民幣匯率相應上調為1美元合2.2673元人民幣。
1972－1979布雷頓森林體系徹底解體，西方國家普遍實行了浮動匯率制。中國這一時期頻繁調整匯率，在確定匯率時，中國採取盯住加權的「一籃子」貨幣的方法。這一時期人民幣匯價政策的直接目標仍是維持人民幣的基本穩定，針對美元危機不斷發生且匯率持續下浮的狀況，人民幣匯率變動較為頻繁，並呈逐漸升值之勢。1972年為 1美元=2.24元人民幣；1973年1美元=2.005元人民幣；1977年為1美元=1.755元人民幣。
[span]1978中國開始市場經濟改革之路。
1979作為經濟改革的一部分內容，並為了刺激出口，中國政府啟動外貿管理體制改革，允許企業留有一定比例的外匯。
[span]1981/1由於中國的物價一直由國家計劃控制，存在嚴重的價格失調，形成了國內外市場價格相差懸殊，外貿企業虧損的狀況，這就使人民幣匯價不能同時照顧到貿易和非貿易兩個方面。為了加強經濟核算並適應外貿體制改革的需要，國務院決定從1981年起實行兩種匯價制度，即另外製定貿易外匯內部結算價，並繼續保留官方牌價用作非貿易外匯結算價。這就是所謂的「雙重匯率制」或「匯率雙軌制」。從1981年1月到1984年12月期間，中國實行貿易外匯內部結算價，貿易外匯1美元=2.80元人民幣；官方牌價即非貿易外匯1美元=1.50元人民幣。
1983/9中國人民銀行開始執行央行的職責，剝離傳統商業銀行業務。
1985/1/1中國取消了貿易外匯內部結算價，重新恢復單一匯率制，1美元=2.80元人民幣。
1987第四套人民幣發行
[span]1991/4/9在上世紀90年代初期，由於人民幣被嚴重高估，出口企業虧損嚴重。中國開始對人民幣官方匯率實施有管理的浮動運行機制。國家對人民幣官方匯率進行適時適度、機動靈活、有升有降的浮動調整，改變了以往階段性大幅度調整匯率的做法。實際上，人民幣匯率實行官方匯率與市場匯率(即外匯調劑價格)並存的多重匯率制度。
1994/1中國實行人民幣匯率並軌。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定為1美元兌換8.70元人民幣。同時，取消外匯收支的指令性計劃，取消外匯留成和上繳，實行銀行結匯、售匯制度，禁止外幣在境內計價、結算和流通，建立銀行間外匯交易市場，改革匯率形成機制。這次匯率並軌後，中國建立的是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
[span]1994/4外匯交易中心在上海成立，負責銀行間的外匯交易。
1996/4中國消除了若干在經常帳戶下非貿易非經營性交易的匯兌限制；7月，又消除了因私用匯的匯兌限制，擴大了供匯范圍，提高了供匯標准，超過標準的購匯在經國家外匯管理局審核起初後即可購匯；將外商投資企業也全面納入全國統一的銀行結售匯體系，從而取消了經常項目匯兌限制。
1996/11/27中國人民銀行正式致函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國實現人民幣經常項目可兌換，從此不再限制不以資本轉移為目的的經常性國際交易支付和轉移，不再實行歧視性貨幣安排和多重匯率制度。但此時中國對於資本項目仍加以限制。由於中國擔心金融危機可能引發資本外逃，所以中國對資本流出的限制非常嚴格。
[span]1999第五套人民幣發行。
2001/12中國加入世貿組織
2003美國參議員Schumer首次向國會提出人民幣匯率問題。
2004中國銀行(2.62,0.04,1.55%)壟斷外匯業務的年代成為歷史，金融機構被允許從事外匯交易。
2005/7/21中國啟動匯改，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幣匯率不再盯住單一美元，形成更富彈性的人民幣匯率機制，人民幣立即升值2.1%。
2006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上升到創紀錄的2,330億美元，兩位美國參議員聯合向國會提交提案，若中國不允許人民幣升值，將對來自中國的進口商品課以重稅。
2007美元兌人民幣的即期匯率波動幅度擴大到0.5%。
2008人民幣自2005年匯改以來已經升值了19%，但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人民幣停止了升值走勢。中國央行與韓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香港、白俄羅斯和阿根廷簽署貨幣互換協議
2009人民幣依然是只能在經常項目下自由兌換，由於中國擔心資本的跨國流動會沖擊到金融體系，資本項目下的兌換仍然受限，人民幣離完全的自由兌換的目標似乎還遙不可及。
2010中國穩定人民幣幣值的策略，遭遇到來自美國和歐洲的巨大壓力。

E. 我國匯率改革分為哪三個階段

先簡單介紹一下：
1979年，國務院決定改革我國匯率制度，除保留公布牌價外另外製定略高於公布牌價的貿易外匯內部結算價。
1994年，人民幣市場匯率和官定匯率並軌，實行浮動匯率制度。
1995年4月1日起，中國人民銀行決定，只公布中國外匯交易中心交易幣種的市場匯率，各外匯指定銀行根據外匯市場行情自行制定人民幣對其他可兌換貨幣的牌價。

F. 人民幣匯率制度的發展歷程

第一階段是人民幣內部結算價與官方匯率並存時期(1981～1984年)。改革以前，人民幣匯率長期低於出口創匯成本，但高於國內外消費物價之比。為了擴大出口，人民幣需要貶值，不過人民幣貶值對非貿易外匯收入不利。從兼顧貿易和非貿易兩方面的需要出發，1979年8月政府決定自1981年1月1日起在官方匯率之外實行貿易內部結算匯率，它以全國出口平均換匯成本加一定幅度的利潤計算出來，明顯低於官方匯率。
第二階段是取消內部結算匯率，進入官方匯率與外匯調劑市場匯率並存時期(1985～1993年)。雙重匯率體制明顯調動了出口企業的積極性，國家外匯儲備也有所增加。但是這種安排存在明顯的問題：第一，從對外關系來看，IMF將雙重匯率看作是政府對出口的補貼，發達國家威脅要對我國出口商品徵收補貼稅。第二，從國內角度來看，雙重匯率造成外匯管理工作中的混亂，而且它在外貿部門仍然吃大鍋飯的情況下不能有效抑制進口。所以，從1985年1月1日起取消了內部結算價，人民幣又恢復到單一匯價。
為了配合外貿改革和推行承包制，我國逐步取消財政補貼，從1988年起增加外匯留成比例，普遍設立外匯調劑中心，放開調劑市場匯率，形成官方匯率和調劑市場匯率並存的局面。 第一階段
匯率並軌與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時期(1994～2005年7月)。1994年國家外匯體制改革的總體目標是「改革外匯管理體制，建立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和統一規范的外匯市場，逐步使人民幣成為可兌換的貨幣」。具體措施包括，第一，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1994年1月1日實行人民幣官方匯率與外匯調劑價並軌。第二，實行銀行結售匯制，取消外匯留成和上繳。第三，建立全國統一的、規范的銀行間外匯交易市場，央行通過參與該市場交易管理人民幣匯率，人民幣對外公布的匯率即為該市場所形成的匯率。1996年12月我國實現人民幣經常項目可兌換，從而實現了人民幣自由兌換的重要一步。
1994年以後，我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管理浮動匯率制度，但人民幣對美元的名義匯率除了在1994年1月到1995年8月期間小幅度升值外，始終保持相對穩定狀態。亞洲金融危機以後，由於人民幣與美元脫鉤可能導致人民幣升值，不利於出口增長，中國政府進一步收窄了人民幣匯率的浮動區間。1999年，IMF對中國匯率制度的劃分也從「管理浮動」轉為「釘住單一貨幣的固定釘住制」。
第二階段
2005年7月21日，我國對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進行改革。人民幣匯率不再盯住單一美元，而是選擇若干種主要貨幣組成一個貨幣籃子，同時參考一籃子貨幣計算人民幣多邊匯率指數的變化。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以來，以市場供求為基礎，人民幣總體小幅升值。
2005年7月21日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後，中國人民銀行每個工作日閉市後公布當日銀行間外匯市場美元等交易貨幣對人民幣匯率的收盤價，作為下一個工作日該貨幣對人民幣交易的中間價。自2006年1月4日起，中國人民銀行授權中國外匯交易中心於每個工作日上午9時15分對外公布當日人民幣對美元、歐元、日元和港幣匯率中間價，作為當日銀行間即期外匯市場（含OTC方式和撮合方式）以及銀行櫃台交易匯率的中間價。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新人民幣匯率制度平穩實施充分證明了「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符合我國匯制改革主動性、可控性、漸進性的要求。人民幣匯率將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穩定。

G. 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歷史演變

1、人民幣從1949年到1952年用浮動匯率制度。從1953年到1973年，以計劃經濟制度，人民幣與美金有正式的掛鉤，匯率保持在在1美元兌換2.46元人民幣的水平上。但是在這時代中國大陸的外國貿易很少，所以人民幣匯率意義不是很大。

2、1973年，由於石油危機，世界物價水平上漲，西方國家普遍實行浮動匯率制，匯率波動頻繁。

為了適應國際匯率制度的這種轉變與現實中國際主要貨幣匯率變動帶來的不利影響，根據有利於推行人民幣計價結算，便於貿易，為國外貿易所接受的原則，人民幣匯率參照西方國家貨幣匯率浮動狀況，採用「一籃子貨幣」加權平均計算方法進行調整。

為此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從1973年的1美元兌換2.46元逐步調至1980年的1.50元，美元對人民幣貶值了39.2%。

3、從1980年到1994年，中國大陸有雙重匯率制度。1981年至1984年，初步實行雙重匯率制度，即除官方匯率外，另行規定一種適用進出口貿易結算和外貿單位經濟效益核算的貿易外匯內部結算價格，該價格根據當時的出口換匯成本確定，固定在2.80元的水平。

人民幣官方匯率因內外兩個因素的影響，其對美元由1981年7月的1.50元向下調整至1984年7月的2.30元，人民幣對美元貶值了53.3%。

4、1991年4月至1993年底。這一階段對人民幣匯率實行微調。在兩年多的時間里，官方匯率數十次小幅度調低，但仍趕不上出口換匯成本和外匯調劑價的變化。到1993年底，人民幣對美元官方匯率與調劑匯率分別為5.7和 8.7。

5、2005年7月21日，人民銀行突然宣布，經國務院批准，人民幣匯率改為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改為1美元兌8.11元人民幣，變相升值2%，並且不再與美元掛鉤。

6、2007年5月18日，中國人民銀行發布公告稱，自21日起，銀行間即期外匯市場人民幣對美元交易價浮動幅度由千分之三擴大至千分之五。

受隔夜美元大漲影響，2010年8月12日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及即期匯價雙雙創下一個半月的新低。中國人民銀行授權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公布，12日銀行間外匯市場美元對人民幣匯率的中間價為：1美元對人民幣6.8015元，即期市場開盤報6.7958元。

7、2015年11月2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報6.3154，較前一交易日(10月30日)中間價6.3495升值341點，創2005年7月以來最大百分比升幅。

2015年12月10日，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設於6.4236元，較前一日下調96基點，並再度刷新2011年8月以來最低水平。

8、2016年2月15日，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公布的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報6.5118，較前一交易日上漲196個基點，漲幅達0.30%。與此同時，在岸人民幣對美元即期匯率當日收盤價報報6.4944，較上個交易日收盤價大漲751基點，創下2005年7月匯改以來的最大單日漲幅。

H. 中國匯率變化

針對中國這么一個封閉的市場(之前人民幣在境外不能交易，因為境外沒有人民幣，目前雖然離岸人民幣兌換市場已逐步發展起來，但目前對國內人民幣匯率的定價沒有產生決定性的影響作用，暫時不考慮境外人民幣市場對境內市場的影響，即假設境內仍是個封閉的市場)，國際收支出現順差，代表外幣資金(美元)凈流入，凈流入部分的大部分會在境內變成外幣資金的凈賣出，如果凈賣出部門需要讓市場進行消化，則美元要下跌人民幣要升值；反之國際收支出現逆差，一般來說美元會升值，人民幣會貶值。所以你的說法的對的。
但對於美元，歐元這種貨幣在全球自由流通的貨幣，國際收支順差和逆差對匯率的影響作用會小很多。

I. 什麼是匯率三難選擇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zm/20040624/jj/jr/200406240038_268701.jpg ■一個國家的匯率隨著該國經濟的崛起而調整，這是一個必然的趨勢。日德的經驗表明，浮動匯率、放開資本管制，保持獨立的貨幣政策是大國經濟的必然選擇

從國際經驗來看，經濟大國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往往會遇到匯率升值的內部壓力與外部壓力，能否處理好這個問題，對於該國的宏觀穩定和持續增長，對於該國順利實現經濟崛起，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日本引發通膨和泡沫經濟
上個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日本的進口和出口可以劃分為兩個時期：1970年代以前的貿易平衡時期和1970年代以後的貿易順差時期。
戰後經濟重建時期，日本國內投資需求旺盛，帶動了投資品進口的大量增加。為滿足投資品進口需求的增長，日本政府一方面採取外匯管制措施，一方面鼓勵出口換匯。這個時期日本對外貿易基本保持平衡，成功地保持了開放、平衡的經濟增長路徑。
1970年代以後，日本貿易品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快速提升，日本對外貿易由貿易平衡轉向持續貿易順差，這既來自於進口部門替代能力的增加，也來自於出口部門國際競爭力的不斷提高。
持續的經常項目順差造成了日元升值的外部壓力與內部壓力。相對於日本與德國經濟的迅速崛起，巨額的貿易逆差與資本外流讓美國難以繼續維持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固定匯率。美國與德國、法國、日本等國家協商美元貶值，但是遭到拒絕。
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日本的主流看法是，日本經濟還很脆弱，日元升值會損害國內的經濟發展。對於美歐對日元低估的批評，日本政府相信可以通過國內政策措施緩解這些外部壓力。
日本政府曾於「尼克松沖擊」之前宣布了「八點計劃」，以降低國際收支順差，緩解日元升值壓力。這些計劃包括：增加進口自由化；對不發達國家採取優惠關稅；消減關稅；推進對內對外的資本投資；降低非關稅壁壘；加強對外經濟援助；評價出口稅的刺激作用以及引進「秩序化的市場」等。
除此之外，日本大藏省與日本銀行還極力勸說國內私人銀行更多持有美元資產，這樣有助於國內貨幣當局減少持有美元資產，進而減少貨幣供給高速增長與通貨膨脹的危險。
遺憾的是，「八點計劃」並沒有消除日元升值的預期，私人銀行也根本靠不住，關鍵時候他們還是根據市場信號辦事。尼克松講話之後，在美元貶值的普遍預期下，銀行為了自身的利益不得不大量拋售手中的美元資產。
1971年8月，尼克松總統徹底中斷了美元和黃金的兌換承諾，同時單邊向所有美國進口商品徵收10％的進口附加稅，這意味著其他貨幣對美元升值了10％。市場隨即出現了美元貶值的強烈預期和對美元的大量拋售。
最初，日本銀行不願放棄360日元兌換1美元的匯率水平。但要維持這一匯率，日本政府最大的困難在於必須吸納外匯市場上所有的超額美元供給，無論這些美元是來自貿易順差、美元資本的流入還是國內金融機構拋售的美元資產。事實上，盡管日本當時對資本賬戶還保持嚴格管制，但在尼克松講話後短短兩周內，日本的外匯儲備就因為吸納美元而增長了50％，由此導致基礎貨幣供給新增1.5萬億日元（當時基礎貨幣供給總規模為24萬億日元）。日本面臨著貨幣供給失控和通貨膨脹的嚴重威脅。
大量日元突然流入市場必然會帶來貨幣追逐商品的局面，通貨膨脹在劫難逃。經過1－2年時滯階段，日本經濟出現了嚴重的通貨膨脹。1970年代中期，日本通貨膨脹最高達到了接近25％的水平。
1980年代，日元再度面臨升值壓力。這次日本政府用利率政策為日元升值減壓，不料這種做法起到了為日本1980年代末期的經濟泡沫推波助瀾的作用。
日本儲蓄率非常高，高儲蓄率同時也支撐著非常高的投資率。1985年「廣場協議」以後，日元驟然升值了三分之一，這讓日本的貿易品部門突然難以像過去那樣通過出口為巨大的資本創造利潤，資本流向何處呢？
日本國內金融市場難以在短時間內為這些過剩資本找到合理的出路，於是，大量資本湧向房地產市場和股票市場，泡沫經濟一觸即發。
緊要關頭，日本銀行大幅下調利率，希望能藉此緩解日元升值壓力，減少匯率升值帶給日本經濟的負面影響。遺憾的是，擴張貨幣政策不僅沒有阻擋日元升值趨勢，反而刺激著洪水般的資本湧向房地產和股票市場，泡沫經濟更加嚴重。

德國選擇獨立的貨幣政策
1960年代到1990年代，德國經濟和日本經濟有非常相似的地方，二者都成了戰後世界經濟最突出的亮點，也都經歷了持續的貿易順差。1960到1990年的30年間，德國的對外貿易幾乎無一例外地保持順差，而且順差規模在1965年以後逐步擴大。與日本不同的是，德國的對外貿易更多地在歐洲國家占據較大比重，對美順差遠不如日本那樣集中。
在持續的貿易順差的推動下，馬克持續升值。從1960－1990年，馬克對美元的名義匯率從4.17∶1升值到1.49∶1，期間內累計升值1.79倍。同期馬克經過貿易加權的名義匯率升值1.43倍。無論是對美元的雙邊名義匯率，還是貿易加權的名義匯率，同期馬克升值的幅度都超過了日元。
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以前，馬克對美元保持固定匯率，但德國經濟相對美國經濟走強。固定的匯率無法反映國與國之間的經濟實力變化，為了保持和美元固定的匯率，德國貨幣當局不得不在市場上購入超額供給的美元。貨幣當局美元資產的不斷增加威脅到了國內的物價穩定。尼克松沖擊以後，對國內通貨膨脹深惡痛絕的德國貨幣當局放棄了當時4馬克兌換1美元的固定比價，馬克開始連續升值。
盡管馬克升值，但是德國的貿易順差並沒有因此減少。當時的貿易順差幾乎與馬克升值並駕齊驅，持續的貿易順差不斷推動馬克的進一步升值。1980－1985期間的馬克貶值主要是受到石油危機的影響，危機過後，馬克再次回到以往的強勢路徑上去。
德國貨幣當局政策旗幟鮮明，重心是國內，尤其是國內物價和產出穩定，馬克匯率處於相對次要的地位。在獨立貨幣政策、資本自由流動和固定匯率三難選擇之間，德國貨幣當局同樣選擇了獨立貨幣政策和資本自由流動，讓馬克匯率自由浮動。
比日本幸運的是，藉助歐洲區域內的貨幣聯動機制，歐洲其他國家在一定程度上分擔了馬克升值的壓力，德國馬克匯率較少受到投機資本的沖擊。
歐洲共同體國家於1972年達成協議，區域內各國貨幣之間匯率波動幅度保持在2.25％以內。1979年歐洲貨幣體系正式建立以後，這一區域內的匯率聯動機制也被延續下來。歐洲貨幣聯動機制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把對馬克升值的投機資本轉移到了那些貨幣聯動機制中相對較弱的貨幣身上。無論是來自美國的壓力，還是來自德國自身某項關鍵經濟指標的變化，當市場普遍預期馬克相對美元要升值的時候，投機資本並不直接沖擊馬克，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相對馬克較弱的里拉、英鎊或者是其他歐洲國家貨幣身上。
在投機資本的沖擊下，歐洲匯率聯動機制經歷了芬蘭馬克、英鎊等貨幣與馬克的脫鉤。但是，歐洲貨幣聯動機制最終保持下來。無論如何，匯率聯動機制更有利於區域內的貿易和投資活動，而且，釘住馬克也有利於保持國內更加穩定的物價水平。另外，誰又能保證，如果沒有歐洲匯率聯動機制，這些國家的貨幣不會受到投機資本的沖擊呢？畢竟，匯率聯動之間讓聯動機制內每個國家的貨幣相對美元都強大了很多。

不能讓貨幣政策成為附庸
通過以上對日本、德國1960－1990年匯率波動歷史的回顧與比較，可以得出以下幾方面的啟示：
一國經歷經濟崛起的過程中，會自然而然地遇到貨幣升值的內部壓力與外部壓力，匯率必然要隨著這種趨勢進行調整。匯率升值一方面反映了平衡外部收支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重新調整國內經濟資源配置結構（由貿易品部門轉向非貿易品部門）的需要。
匯率調整的最佳方式是緩慢地漸進調整。經濟基本面的調整往往是緩慢漸進的過程，與此相對應，匯率的調整最好也是緩慢漸進的，這樣的調整過程最符合經濟基本面變化的要求，最有效率。另外，漸進的調整過程有利於國內經濟資源在貿易品和非貿易品部門之間的重新配置。日本的經驗告訴我們，面臨非常突然的大幅匯率調整，國內投資會一下子找不到出路，這部分資本如果大量湧向資本市場，很可能引發泡沫經濟。
浮動匯率、放開資本管制，保持獨立的貨幣政策是大國經濟的必然選擇。在資本自由流動、獨立貨幣政策和固定匯率的三難選擇之間，德國和日本先後都選擇資本自由流動、獨立貨幣政策，放棄了固定匯率。
一個國家作為世界經濟的重要新生力量崛起，必然要求該國的匯率作出相應調整。放開資本管制有助於讓市場更早地發現和解決問題，更有利於在市場找到合理、均衡的匯率水平，是漸進調整匯率的必要保障。一般情況下，不必過分誇大資本項目開放後投機資本對於貨幣的沖擊。德國比日本更早地開放了資本項目下的管制，其貨幣也經歷了不斷的投機性沖擊，但並不足以威脅國內的物價和產出穩定。
對我國而言，在政策目標的取捨方面，要強調維護國內貨幣政策的自主性，絕不能讓貨幣政策成為匯率政策的附庸。
日本試圖利用貨幣政策保匯率，最終匯率沒保住，反而觸發了國內通貨膨脹和泡沫經濟。德國的經驗表明，只要貨幣當局旗幟鮮明地維護國內物價和產出穩定，匯率浮動和資本項目開放並不足以破壞國內經濟。
在一國經濟崛起的過程中，要防止某些大國經常性地指手畫腳，就必須給予外界堅決維護國內貨幣政策自主性的明確信號，同時通過加強國際間的政策協調（如果在非常嚴重的時期也可以訴求於突然的資本管制）緩解國際壓力。
區域貨幣合作有利於區域內強國減少投機資本沖擊，減少匯率升值對貿易品部門的負面影響。利用歐洲貨幣區的匯率聯動機制，德國把投機資本引向了區域內那些弱國貨幣的身上，同時又藉助於區域內的匯率聯動減少了該國貨幣在區域內的升值，保持了區域內的貿易和投資穩定。

J. 中國自1981年開始對人民幣匯率制度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大體可以分為哪幾個時期每個時期有些什麼措施

1.向市場經濟轉軌初期(1979-1993年) 第一階段是人民幣內部結算價與官方匯率並存時期(1981～1984年)。改革以前，人民幣匯率長期低於出口創匯成本，但高於國內外消費物價之比。為了擴大出口，人民幣需要貶值，不過人民幣貶值對非貿易外匯收入不利。從兼顧貿易和非貿易兩方面的需要出發，1979年8月政府決定自1981年1月1日起在官方匯率之外實行貿易內部結算匯率，它以全國出口平均換匯成本加一定幅度的利潤計算出來，明顯低於官方匯率。 第二階段是取消內部結算匯率，進入官方匯率與外匯調劑市場匯率並存時期(1985～1993年)。雙重匯率體制明顯調動了出口企業的積極性，國家外匯儲備也有所增加。但是這種安排存在明顯的問題：第一，從對外關系來看，IMF將雙重匯率看作是政府對出口的補貼，發達國家威脅要對我國出口商品徵收補貼稅。第二，從國內角度來看，雙重匯率造成外匯管理工作中的混亂，而且它在外貿部門仍然吃大鍋飯的情況下不能有效抑制進口。所以，從1985年1月1日起取消了內部結算價，人民幣又恢復到單一匯價。 為了配合外貿改革和推行承包制，我國逐步取消財政補貼，從1988年起增加外匯留成比例，普遍設立外匯調劑中心，放開調劑市場匯率，形成官方匯率和調劑市場匯率並存的局面。 2.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期(1994年至今) 第一階段是匯率並軌與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時期(1994～2005年7月)。1994年國家外匯體制改革的總體目標是「改革外匯管理體制，建立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和統一規范的外匯市場，逐步使人民幣成為可兌換的貨幣」。具體措施包括，第一，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1994年1月1日實行人民幣官方匯率與外匯調劑價並軌。第二，實行銀行結售匯制，取消外匯留成和上繳。第三，建立全國統一的、規菹的銀行間外匯交易市場，央行通過參與該市場交易管理人民幣匯率，人民幣對外公布的匯率即為該市場所形成的匯率。1996年12月我國實現人民幣經常項目可兌換，從而實現了人民幣自由兌換的重要一步。 1994年以後，我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管理浮動匯率制度，但人民幣對美元的名義匯率除了在1994年1月到1995年8月期間小幅度升值外，始終保持相對穩定狀態。亞洲金融危機以後，由於人民幣與美元脫鉤可能導致人民幣升值，不利於出口增長，中國政府進一步收窄了人民幣匯率的浮動區間。1999年，IMF對中國匯率制度的劃分也從「管理浮動」轉為「釘住單一貨幣的固定釘住制」。 第二階段是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的浮動匯率制度(2005年7月21日至今)。釘住製成功地保持了人民幣匯率水平的穩定，有力地促進了外貿和投資的發展。同時也帶來不少問題，突出表現在：第一，對外貿易不平衡狀況加劇。自1994年以來(1998年除外)，中國一直保持國際收支雙順差的格局，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後，雙順差規模持續擴大，2004年經常賬戶盈餘已達到當年GDP的4.2%。第二，雙順差造成中國的外匯儲備迅速增加並帶來了貨幣沖銷操作的壓力，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受到挑戰。第三，粗放的出口增長方式使我國出口品的技術含量低，出口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不強，部分出口產品的資源和能源消耗大、對環境破壞嚴重，不利於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