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什麼是資產證券化中美的資產證券化市場有何不同
資產證券化是指以基礎資產未來所產生的現金流為償付支持，通過結構化設計進行信用增級，在此基礎上發行資產支持證券（Asset-backed Securities, ABS）的過程。它是以特定資產組合或特定現金流為支持，發行可交易證券的一種融資形式。
陳湛勻指出：資產證券化就是出售基礎資產的未來現金流進行融資的一種直接融資的方式。美國的政府國民抵押協會於1970年首次發行以抵押貸款組合為基礎資產的抵押支持證券-房貸轉付證券，在首次資產證券化成功發行後，資產證券化成為了一種全新的金融創新工具而得到了極大的發展，並且此基礎上，風險證券化產品又被衍生出來。
陳湛勻教授
以下是陳湛勻的部分觀點實錄：
資產證券化（securitization）是以基礎資產（underlying assets）所產生的現金流為償付支持，通過一定的結構設計和資產轉移，對資產的收益和風險進行分離和重組，在資本市場將基礎資產轉換成可以出售或轉讓證券進行融資，並以基礎資產本身所產生的現金流進行償付的一種過程或技術。其中基礎資產就是未來可以產生穩定現金流的資產或是資產組合。原理就是發起人將證券化資產如應收賬款、汽車貸款等預期未來現金流出售給一家有著特殊目的機構(Special Purpose Vehicle, SPV) ，或者SPV主動購買可證券化的資產；SPV將這些資產全部匯聚到資產池內，用資產池中所產生的現金流為證券市場上融資的證券作為支撐，用資產池產生的現金流來為所發行的有價證券進行清償。
簡單來說，資產證券化就是出售基礎資產的未來現金流進行融資的一種直接融資的方式。美國的政府國民抵押協會於1970年首次發行以抵押貸款組合為基礎資產的抵押支持證券-房貸轉付證券，在首次資產證券化成功發行後，資產證券化成為了一種全新的金融創新工具而得到了極大的發展，並且此基礎上，風險證券化產品又被衍生出來。
全球證券化市場目前大約有十萬億美元的規模，主要有住房抵押貸款類、企業貸款類、個人消費貸款類，其中個人消費貸款類包括信用卡、汽車貸款和學生貸款等。美國是全球最大的證券化市場，規模佔全球總量的85％，美國使用資產證券化的方式十分普遍，其中有一半以上的住房抵押貸款、四分之三以上的汽車貸款是靠發行資產證券提供的。而我國近幾年資產證券化的發展也十分迅速，規模在不斷增長。截至2018年底，中國的資產證券化產品存量規模為人民幣2.67萬億元，同比增長34%，是目前亞洲最大、世界第二大資產證券化市場，僅次於美國。
著名經濟學家、全球共德CEO陳湛勻教授簡介：
著名經濟學家，金融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首批統計學博士點專業博士。現任中國上海市投資學會副會長、中國商業聯合會專家委員、中國糧食經濟學會常務理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評審專家，中國首創擬人化資本運營專家，上海電視台「夜話地產湛勻妙語」欄目主持人，中國第一財經、東方衛視、鳳凰衛視等媒體特邀嘉賓，長期應邀為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香港大學授課，已獲近20項國家、省部級優秀科研獎，走訪過100多個國家和地區，被聘為國際論壇峰會和國外大學演講，被譽為具有國際視野、最受歡迎的實戰型權威金融專家，成功輔導不少企業上市。
② 論述：結合資產證券化的內容與特點談談你對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性金融中心危機的看法
美國次貸危機對我國的負面影響
(一)對我國金融機構造成的損失尚難准確估計
究竟我國的銀行業總共投資了多大規模的次級貸款債券及其衍生品仍然是一個謎,目前還沒有確切數據。較為可靠的數字應該是根據銀行的交易對手方提供的數據進行統計,雖然這些統計也許並不完整,但反映的交易卻較為真實。總體來看,次貸危機對我國的影響很可能超過原來的預期,有關各方應對此保持清醒的認識。
(二)對我國金融市場的流動性會產生影響,有可能加劇資產價格膨脹及金融市場大幅波動
由於金融全球化加劇,全球金融市場的聯動性已成事實,次貸危機對我國金融市場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幾個方面:一是國際資本通過對沖基金和私人股權投資基金等形式跨境流動。我國已完全開放經常項目,資本跨境流動的監管已十分困難。二是外資機構以研究報告、研討會、訪談等形式發布各種意見,影響市場預期。三是A股與H股之間的比價關系直接影響A股的定價水平。四是全球金融市場的劇烈波動在很大程度上對我國投資者的心理也產生影響,影響其市場預期。而且全球市場的投資者也對中國因素的關注越來越明顯,我國經濟及金融市場的波動也相應對全球市場的投資產生一定的影響。
(三)對我國出口的負面影響將逐步顯現
總體上看,受美國次貸危機影響,2008年美國經濟增長速度可能進一步放緩,有可能發生經濟衰退。由於我國對美國出口的依賴程度較高,美國經濟進入衰退,特別是美國消費水平下降,對進口商品的需求相應下降,這將從外需方面抑制我國出口的增長。同時,美國經濟衰退會導致貿易保護壓力增大,「中國製造」將面臨更多的反傾銷和反補貼訴訟,而這將削弱我國出口商品國際競爭力,這將對我國經濟增長和就業產生顯著沖擊。
(四)匯率制度會受到挑戰
美國次貸危機導致美國經濟和美元下滑,必然會對主要與美元掛鉤的人民幣匯率產生影響。當前,我國外貿不平衡的矛盾更加突出,人民幣與美元息差倒掛,流動性過剩和通貨膨脹壓力逐步加大,熱錢流入加快及人民幣升值壓力不斷加大。美聯儲利率的調整對人民幣匯率的調整都有相當大的影響,甚至造成直接的沖擊。
(五)房地產市場風險將更加突出
美國次貸危機對我國房地產信貸風險是一個很好的預警。我國房地產信貸沒有信用分級和風險定價,假按揭和假收入資產證明並不少,信貸資產沒有證券化,房地產信貸風險情況不明且風險相對集中在銀行體系內。
(六)境外投資面臨更大的市場風險
目前,美國次貸市場的動盪已擴散到普通公司債市場,導致公司債券價格暴跌。為尋求資金安全,將會有更多的資金湧向美國國債,美元資產組合和資產定價將面臨重新調整,這會給我國巨額的外匯儲備投資和中資銀行外匯資產運用帶來巨大的市場風險。
(七)對貨幣政策有效性構成沖擊
美聯儲持續加息後未來利息政策的走勢以及美國經濟狀況對我國貨幣政策構成相當大的直接沖擊。在人民幣進一步升值預期及通貨膨脹壓力加大的條件下,貨幣政策操作空間趨小。不排除國際資本為迴避歐美次貸危機而通過各種渠道進入我國資產市場,這將加劇我國資產價格膨脹。同時,熱錢的加速流入,還會產生對沖央行抑制流動性過剩的效果,並進一步推高我國股市和房價。
③ 國內外對資產證券化的難點的研究進展
入世：中國開放資本項目的催化劑
亞洲金融危機導致學術界和政府決策層對允許資本跨境自由流動的合理性提出質疑。部分人士直言不諱地將不受限制的、動盪的資本流動視作引發和延長危機的主要因素（克魯格曼1998，斯蒂格利獲1998）。亞洲危機及其後的學術爭論顯然對中國的決策者產生了影響。不僅最初在90年代中期設定的到2000年大幅度取消匯率和資本管制的目標被悄然取消，而且中國政府從此不願公開談及整個資本項目可兌換的問題。許多分析家由此認為中國已經無限期地推遲了資本項目自由化，目標似乎遙遙無期。
筆者卻認為：盡管沒有官方公布的時間表，實現完全的資本項目可兌換將比目前廣泛預期的提早很多。這一目標可能在5年而不是10年或者更長的時間內實現。資本自由流動進程加快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國即將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所發揮的強有力的催化作用。
入世對資本項目的影響
與入也相關的貿易自由化受到眾多關注的同時，入世對資本流動的影響也同樣重要。
首先，根據一系列雙邊協議所規定的世貿准入條件，中國已承諾進行大幅度的貿易改革。平均關稅稅率將由目前的17％左右降低到10％以下。信息技術產品（包括計算機和電信設備）作為中國進口中增長最快的產品，到2005年將享受零關稅率。更為重要的是，絕大部分非關稅壁壘如限額、執照和許可證將被取消。目前，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七大貿易國。入世所要求的更徹底的貿易自由化將進一步增強中國在世界貿易體系中的地位，預計到2005年中國的年均貿易額將達到6000億美元。
貿易限制的減少及貿易額的擴大將大大增加實施現有外匯及資本管制的復雜程度，進一步削弱這些管制的有效性。中國於1996年12月1日正式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第八條款、實現了人民幣經常項目可兌換。盡管資本帳戶並未開放，依然對資本流動實行嚴格管制，資本外逃卻成為一個令人擔憂的問題。原因在於開放的經常帳戶使資本管制難於完全有效。貿易瞞報（特別是進口高報和出口低報），不遵守結售匯制度，逃避官方對對外借款的批准和監督（如廣國投的破產案例），走私、猖撅的騙稅及貪污等都成為資本外逃的重要渠道。中國國際收支平衡表中的錯誤與遺漏項，至少有一部分可歸因於資本非法外逃（胡祖六，1998b）。近年來關於完善國際收支統計的努力顯然未能減少錯誤與遺漏的數額。
考慮到中國進行資本管制的實際經驗，可以十分肯定的是，入世後對外貿易規模的迅速擴大將進一步削弱這些管制的有效性。一個顯而易見的兩難境地是，只要經常項目可兌換，資本項目的管制就難以完全實施。貿易體制越開放，資本遺漏和外逃的渠道就越多。筆者認為，這一明顯的事實將促使政府決策者更早而不是更確地放寬甚至取消資本項目管制。他們將認識至辦此全面的資本管制，不僅難以實現預期的政策目標，而且還會導致大量扭曲和無效的資源分配。
其次，作為入世條件的一部分，中國將在今後的5年內大幅度開放其金融服務貿易。外資銀行將在入世的兩年後獲准經營中國企業的人民幣業務，五年之後經營中國居民的零售業務。外資保險公司將獲准經營中國企業和居民的壽險業務和財險業務，同時現有的地域限制將在入世五年內逐步取消。外國資產管理公司將獲准與中國的基金管理公司組建合資公司（外方股權不超過33％）。同樣，外國證券公司也將獲准同國內的機構組建合資公司（外方股權不超過33％），經營國內人民幣證券的發行、銷售和交易。這些旨在部分開放金融服務貿易的措施，將對資本項目產生深遠的影響。外資金融機構能夠向居民如中資企業和家庭，以及非居民如跨國公司提供在岸和離岸的金融服務，將不可避免地促進跨境資本流動，致使現有的管制過時或失效。
除了這些開放措施，入世還涉及接受一系列的協議，包括商品貿易多邊協議（其中，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h）最為人知）、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以及知識產權中與貿易有關部分的協定（TRIPS）。值得注意的是，服務貿易總協定的有關條款禁止成員國對與提供協定中規定的服務有關的資本交易施加限制。盡管這些協定的主要目的是服務貿易自由化，而不是資本自由流動。服務貿易總協定在全球范圍內（不同於區域的范圍，如經合組織或歐盟），按照服務貿易自由化的規定，要求取消部分資本管制。服務貿易總協定因而敦促像中國這樣的新成員國重新審視並放鬆那些可能實質性阻礙外資金融機構有效進入市場的資本管制。
最後，中國對入世所做的一攬子承諾也要求開放曾～度限制外國投資的行業。這些新開放的行業將包括電信科貿和國內零售及批發。外國投資對其它行業的參與將進一步增加，主要是製造業、農業，也包括商業銀行和保險。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領域在開放程度方面已經優於很多國家，入世之後將更加開放。到2005年，年均外商直接投資預測可達到1000億美元。外商直接投資如此大幅度的上升將大大增加相應的跨境金融交易，如股本與債務融資、跨國公司為對沖風險要求進行的利率與貨幣互換，以及盈利、紅利、利息收入、資本增值和本金的匯回。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的全面滲透，以及跨國公司在其財務計劃與風險管理中需要的一系列復雜而又嶄新的金融交易的擴展，將對中國現有的匯率與資本管制提出嚴峻的挑戰。
資本項目自由化將成為改革進程的自然延伸
中國在資本管制方面的已有經驗對管制的有效性產生了嚴重的疑問。中國入世之後，將採取重大措施放開商品及服務，特別是金融服務的貿易。屆時，維持資本管制的難度可能越來越大。此外，繼續實行資本管制與國內正在進行的經濟改革的目標是不相容的，因為資本管制引起扭曲，誘發資本外逃，降低透明度並因此增加系統的腐敗，同時限制了有效的定價及資本配置。因此，資本自由化將成為中國正在進行的改革進程的自然延伸。盡早自由化將促進國內的結構改革，保證中國的企業和銀行在入世之後提高效率，以迎接全球競爭的挑戰。
為迎接入世，中國已加快了國有經濟戰略重組的步伐，其中民營化是改革戰略的核心。到目前為止，中國政府選擇了國內最大的國有企業在國際資本市場上市，包括中國移動、中國南方航空公司、中國石油及中國聯通等等。但是，將要民營化的國有企業數量眾多，意味著中國不能僅僅依賴國際資本市場，而應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發展國內資本市場，以成功地實現民營化目標。
民營化帶來的是國有企業關停並轉與減員增效，由此對中國的勞動力市場及支離破碎的傳統社會保障制度產生巨大壓力。為了對這些令人痛苦的改革提供社會及政治支持，政府在社會保障，特別是養老金方面進行了改革。長期的目標是建立一個資金完全有保證的民營養老體系，輔之以強制性的公共養老金制度，以此為退休人員提供最低的養老金。為了向養老金制度轉換提供資金，中國將尋求民營化收入與發行長期公債相結合的策略。因此，重要的一環是發展一個有深度、有流動性的資本市場，以此吸納新的民營化，並允許政府出售所持上市（即業已部分民營化）公司的股權。
中國的股票市場盡管只有10年的發展歷史，但其市值已達5900億美元。中國股市令人驚異的發展得益於個人高儲蓄率及公眾對持有高風險證券的「好胃口」。不過，中國股市主要為零售投資者驅動，因而流動性差。缺乏深度而且波動性大。國內大規模民營化計劃中大量等待發行的股票可能帶來市場巨跌甚至崩盤的威脅，並引發政府所擔心的社會不安定。解決的辦法之一是向市場引入機構投資者，如共同基金。養老金和保險公司。隨著國內基金管理行業的發展，政府打算吸引外國投資者通過「合格外國機構投資者」（QFII）的計劃進入國內市場。
合格外國機構投資者計劃有望在今後的18－24個月內引入，這將成為邁向更為自由的資本框架的重要一步。它將首次允許外國資金——盡管是受控制的——進入國內人民幣證券市場。外國機構投資者的參與無疑將對國內市場的發展產生積極的影響，進而推進若乾重大改革，包括民營化和養老金改革。
此外，放鬆資本管制也將幫助中國吸引更多的外國投資進入其剛剛起步、經歷了飛躍發展並具有巨大潛力的信息技術產業。同樣地，放鬆資本流動也有助於作為中國政府另一個戰略目標的西部大開發。正如在中國沿海省市經濟起飛所顯示的那樣，外國投資將在中國欠發達的西部地區的追趕過程中發揮催化劑的作用。
成功的資本項目自由化的前提條件
如果中國入世將最終削弱其資本管制，同時中國認識到資本自由化將大大有利於正在進行的經濟改革和發展目標，那麼唯一剩下的就是可行性的問題，即中國能否在足夠短的時間內實現完全的資本項目可兌換，同時吸取亞洲金融危機的教訓，避免可能的風險。
正是在這個問題上，多數分析家持非常懷疑的態度。廣泛認同的觀點是，中國需要漫長的時間才能作好迎接資本項目完全可兌換的准備。
這一觀點存在兩方面的錯誤。首先，誇大了封閉的資本項目保護中國免受亞洲金融危機沖擊的作用。正如本文曾指出的那樣，中國的資本管制實際上遠不如廣泛認為的那樣有效，這有大量的有關資本外逃的文獻為證。中國得以避免亞洲金融危機惡性傳染的真正原因是中國此前在宏觀調控方面的成功。中國政府在1993—1996年實行的緊縮政策有效治理了幾乎失控的通貨膨脹，同時抑制了經濟過熱及房地產的投機泡沫。1994年以來的貨幣緊縮政策及財政整頓恢復了宏觀穩定並扭轉了外部失衡，經常項目穩步改善，官方外匯儲備快速增長。正是這些經濟基礎性因素，而非資本管制，使中國具備足夠的能力在亞洲危機中應對惡劣的外部沖擊，並避免了人民幣貶值（胡祖六，1998a，1998b）。
中國順利過渡到開放的資本項目需要同樣的宏觀條件。堅實的基礎及良好的經濟政策，對於中國充分享受資本自由流動的益處，同時避免自由而多變的資本流動的潛在不穩定效果，至關重要。
脆弱的國際收支狀況通常是資本項目自由化的主要障礙。但是，中國的國際收支狀況在目前與中期展望均顯穩健。盡管經常項目的盈餘在中國入世之後不可能持續很長時間，但中國的出口競爭力及入世之後大量外國直接投資湧入的前景，意味著中國在中期內不可能經歷大規模的、持續的國際收支失衡。適度的外債規模及充實的外匯儲備也為抵禦外部沖擊提供了保障。中國國際收支狀況的實力成為資本項目自由化成功實現的一個重要前提條件。
放開資本項目的第二個條件是良好的國內金融體系。這可能是中國面臨的最嚴峻的挑戰。但中國政府已經開始了金融改革。中國已經迅速關閉了喪失清償能力的金融機構，如廣國投、海南發展銀行和一大批面臨困境的「小國投」。中國政府已採取措施對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注資，並設立資產管理公司處置這些大銀行的壞賬。中國政府還為處理大量有問題的農村信用社制定處置預案。此外，中國政府還表明了國有銀行民營化的意向，目的是強化其資本基礎並改善其經營。中國人民銀行也努力完善其審慎監管的能力。中央銀行的目標是在今後幾年裡放開國內利率。入世之後銀行部門的逐漸開放將引入競爭和國際經驗，促進國內銀行系統的重組。盡管要使銀行部門恢復健康耗時而費力，但中國已經有了良好的開端。在一段時間（如3－5年）內持續努力改革國內的金融部門將強化其基礎，從而大大提高中國放開資本管制的成熟度。
最後，為了更好地應對入世之後的外部沖擊，中國已經開始從目前事實上與美元掛鉤的匯率制度向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逐漸過渡。國際經驗表明，僵化的匯率制度在資本自由流動的體系下是不可持續的。靈活的匯率及審慎的貨幣和財政政策將大大減少在開放資本帳戶條件下貨幣危機和國際收支危機發生的可能性。因此，中國採取更為靈活的匯率制度將有利於其資本項目的可兌換。
結論
入世將大幅度推進中國的商品和服務對外貿易的自由化，促進貿易和資金流動，並加快與世界經濟的一體化。鑒此，入世將對中國目前的資本管制體系產生巨大的壓力，明顯威脅這些管制的有效性。資本項目可兌換將使提高了的貿易開放度與持續的資本流動限制之間的沖突凸現出來。同時，加速進行的國有企業民營化、養老制度改革、信息技術產業的發展以及西部大開發，將擴大對外國直接投資和證券投資的需求，由此對大幅度放開資本管制產生了強大的推動力。資本自由化將成為中國國內改革進程的自然延伸。中國良好的國際收支狀況、國內金融體系改革取得的進展以及向更為靈活的匯率制度的轉換，也將促進資本項目自由化的進程。由此，本文預測中國有可能在5年，而不是10年或更長的時間內實現資本項目的可兌換。
不過，資本自由化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在可能持續5年的時間內逐步實現。自由化也不意味著各種類型的資本自由流動同時實現，而可能是先放開流入本國的外國直接投資，其次是逐步開放外商對國內人民幣證券投資，再次是本國具備條件的企業對海外直接投資，然後是本國對外借款舉債，最後延伸到國內居民的對外證券投資。
盡管中國爭取入世與資本項目可兌換並沒有直接的聯系，但是中國即將成為世貿組織的成員使資本自由化問題提上了日程。對中國盡早放開資本項目而言，入世既是壓力也是動力，盡管亞洲金融危機使中國的領導層對待資本流動更加慎重。考慮到亞洲金融危機的教訓，中國的決策者可能密切關注國內金融部門改革的順序及資本項目自由化。如果金融改革沒有取得實質性的進展，實現完全的資本項目可兌換的時機就不成熟。同時，還應強調有利於資本自由流動的貨幣和匯兌機制。在這方面，中國已經開始向更為靈活的匯率體制轉換，以更好地應對入世之後的外部沖擊及變化不定的資本流動。
入世之後將實施的大規模的貿易改革和早於一般預期的資本自由化，將給中國經濟帶來巨大的利益，推進其經濟改革進程，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促進生產率和經濟的長期增長。顯然，中國採取一個更為自由化的貿易和投資體制也將會對世界經濟產生重大和深遠的影響。
④ 資產證券化的原因和作用（從銀行、企業和投資者）是什麼
資產證券化，又稱結構化金融，是指以特定基礎資產（或資產組合）未來所產生的現金流為償付支持，通過對現金流的結構化以及增信處理，將流動性較差的存量資產轉換為流動性較強的收益憑證的過程。資產證券化所進行的實際上是未來現金流與當前現金流的轉換，是存量資產與流動資產的轉換。對於經濟發展，特別是在當前我國實體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情況下，資產證券化能夠對盤活存量、提供企業發展資金起到積極作用。從美國的發展歷史看，資產證券化對其經濟發展的確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資產證券化又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金融工具，整個產業涉及眾多機構，盤根錯節，再加上金融本身屬性，因此，它並不是一個不會觸發金融系統風險的產品。
我國資產證券化雖剛起步不久，但在2013年8月國務院常務會議決議提出要進一步擴大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之後，資產證券化發展異常迅速，2014年的發行規模超過前9年之和，而2015年的發行規模又超過前10年之和。從規模上看，2015年資產證券化發行量已躍升為世界第二。資產證券化的快速發展中也出現了一些亂象，值得重視。因此，在資產證券化規模還不大的時候，需要進行前瞻性的研究和規劃，特別是加強對其的監管，這對防範系統性風險具有重要意義。當前我國資產證券化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缺乏信息數據披露機制，缺乏信息共享系統。資產證券化作為一項復雜的金融產品，特別需要信息數據的披露。在美國,《1933年證券法》就是以「完全信息披露」為指導，以保護投資者利益和防止證券欺詐為核心目標的。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設有電子數據存放分析獲取披露系統（EDGAR），並規定所有向公眾發行證券的機構都需要向EDGAR提交電子文檔，而這些文檔又向公眾免費開放。不僅如此，針對資產證券化的特性，SEC還特別設定了額外信息披露標准，如需要公布參與機構信息、證券信息、基礎資產池信息、借款人信息、交易結構信息、靜態池信息、信用增進措施、重要衍生合同等。對於不同資產，如房貸、車貸資產證券化產品，在保護隱私條件下，也需要逐筆披露基礎資產數據。服務機構還需要出具合規報告，受託機構負責人需要對報告進行審閱並簽名承擔相應責任。而我國當前對這類信息數據的披露機制嚴重不足，規則不健全、不完善。
眾所周知，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資產證券化基礎資產的質量惡化。在過度追求發展速度時，資產證券化基礎質量如何控制？對此必須依賴於對數據的分析。這對於監管機構尤其重要。數據分析是及時掌握市場一手信息和發展變化的重要且必要手段。但如果基礎資產數據披露機制不存在，那麼對金融風險的系統分析就無從談起。在我國，企業資產證券化信息平台還不存在。雖然有備案制，但對外不透明。部分業內人士認為，企業資產證券化是私募產品，不需要公開信息。但實際上，這些企業資產證券化產品是在上交所[微博]、深交所[微博]掛牌交易的，面對的是公募基金。特別是，資產證券化產品正在尋求擴大投資人范圍。對於投資人來說，缺乏信息數據的獲取，就無法有足夠的信心來投資產品。而無足夠廣泛的投資人，也無從談起構建活躍的二級市場。
其次，雖然目前資產證券化創新較多，但資產證券化的創新大多集中在基礎資產的擴展上，有實質性意義的創新不多。有的雖然號稱有創新，但也只是局限在某一地域或時段，並沒有實質意義上的突破。特別是，眾多產品在針對投資人需求方面基本沒有什麼變化，而投資人方面的市場需求極大。例如，我們能否設計出對沖利率變化的資產證券化產品？我們能否設計出給貨幣基金投資人的產品？這些供給側產品的設計能夠切實滿足投資人的需要，規避投資風險，增加投資人類別，開拓二級市場。否則，大家千篇一律地抄襲著固有模式，規模好像起來了，但發展的動力卻越來越弱了。
此外，一些創新實質上是在進行政策套利，這對金融體系的宏觀穩定可能起到「混亂」作用。例如，在交易結構上，國內出現了所謂雙SPV的構架。這種結構可以完成「非標轉標」的目的，或者將信貸資產轉移到資產支持專項計劃。表面上看，這是一種創新，但實際上是對監管的一種規避。由於我國資產證券化監管比較散亂，並沒有一種SPV模式可以供所有產品按需選擇，不同產品發起人必須按照所屬監管部門的分類進行業務活動。從一定意義上來說，分業監管制度對資產證券化發展起到了制約作用，不利於行業的長遠發展。在這種狀況下，發起人採用雙SPV可以規避監管格局的限制。但在行業出現問題時，監管部門如何妥善協調解決問題，還有待觀察。深層次上看，通過監管套利已經成為國內金融發展的一種常態。如何簡化監管，管該管之事，放不該管之物，特別值得深思。如果說，通過雙SPV能夠規避分業監管的限制尚屬不得已之舉，而「非標轉標」則純粹是監管政策套利。通過「非標轉標」提升了銀行名義資本充足率，但如果資產本身沒有出表，銀行實際風險並沒有改變。筆者認為，這特別需要引起監管部門的注意。
當前，對資產證券化的理解過度強調資產出表所帶來的好處，卻忽略了其不足之處。而事實上，是否出表僅僅是會計上的一種表現形式。通過資產證券化對一些資產出表的確可以提高當期企業盈利率。但是否可以長期提高企業的盈利水平？這個問題值得研究。事實上，海外對此問題已經有了大量論文，但結論並不一致。不少實證分析認為，企業會利用資產證券化獲得的流動性資金來投資於風險更高的項目上，因此會降低商業銀行的長期資本充足率，並導致銀行經營風險上升。從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發展來看，資產證券化活躍度高的商業銀行所受沖擊更大。但也有論文認為，資產證券化可以降低融資成本、改善風險管理與提高盈利水平，對銀行的風險取決於基礎資產和交易結構的設定。在我國，長期以來，商業銀行追求規模，對縮減資產規模的資產證券化業務還不太關心，因此比重還很小。但隨著企業轉型，資產證券化的發展速度會進一步加快，如何理解資產證券化業務對企業績效的長期作用，而不是追求近期業績，值得研究。
資產證券化的機理是大數定律。也就是說，當資產包里的基礎資產多量、分散時，資產證券化才有助於分散單項資產的違約風險，提高產品的信用度。但事實上，我國信貸資產證券化的資產集中度，相比美國同類產品，要高得多。通過對已發產品的計算，75%的信貸資產證券化中的資產筆數低於50個，覆蓋行業普遍低於20個。而美國，同類產品的資產筆數一般在200～300個，覆蓋行業20～30個。金融結構本身就具有變性和不穩定性，比如，即便在平常是負相關的資產，在危機到來之時，其價格走向也會急劇變化成為正相關且相關系數接近於1。因此，在資產包中基礎資產過低時，資產證券化產品的一些增信措施，如優先/劣後，將失去作用。不但如此，一旦相對安全的優先順序失去劣後層的保護，那麼眾多的優先層的歸集也會爆發系統性的沖擊。
總之，資產證券化業務在我國開展歷史不久，在很多方面還存在缺陷，比如企業資產證券化核心所在的SPV在破產隔離、稅收中性方面都不具備完善的法律支持。但這些缺陷只是造成了業務成本的提升和投資人收益的降低，尚不會帶來系統性風險。而資產信息數據的不透明、不公開，以及不公正的監管套利則會引發系統性風險，或者妨礙監管部門對風險的及時跟蹤和反應，值得監管部門的重視。在當前，監管部門應該盡快完善信息數據披露機制，關注點應該從負面清單轉移到數據的准確性、全面性。在完善SPV法律、會計處置的基礎上，建立市場跟蹤機制，及時處理政策套利，改進業務指導規則，使得資產證券化能被實體經濟更好地運用，而不是成為虛空的金融形式，同時防範潛在的風險。
⑤ 資產證券化研究方法有哪些
http://blog.gutx.com/blog/BlogUserView/stencil009.aspx?username=%C0%D7%D4%F3&date=2005-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