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控股公司监管问题

㈠ 传蚂蚁将重组为央行监管的金融控股公司，这释放了什么信号

随着中国四大部门联合约谈蚂蚁集团之后，就有消息传蚂蚁集团将进行资产重组，在央行的监督下转型成为一家金融控股公司，这些背后究竟释放了什么信号呢？
第一个重要信号：国家坚决维护金融市场的公平竞争，反对资本无限制扩张和垄断。此次事件国家的政策其实很清楚，对垄断行为进行"预防和制止"，对创新行为"引导和鼓励"。国家支持企业创新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但于此同时也规定企业应依法规范发展，完善企业管理制度，坚决反对企业之间不正当竞争和垄断。数字经济是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但是因为少数平台的一家独大会导致其他一些小微企业发展受阻，导致企业在大型平台反竞争中造成不可弥补的伤害。蚂蚁集团的重组释放出了国家监督维护市场管理的决心和意志，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享自己的力量。

㈡ 金融问题

2005年6月中旬外汇市场行情为：即期汇率USD/JPY=116.40/50，3个月远期汇率为17/15。以美国进口商从日本进口价值10亿元的货物，在3个月后支付。为了避免日元兑美元升值所带来的外汇风险，进口商从事了远期外汇交易进行套期保值。此例中：
（1）若美国进口商不采取避免汇率变动奉献的保值措施，现在支付10亿元需要多少美元？
（2）设3个月后USD/JPY=115.00/10，则到2005年9月中旬时支付10亿元需要多少美元？比现在支付日元预计多支出多少美元？
（3）美国进口商如何利用远期外汇市场进行套期保值？
答：即期汇率USD/JPY=116.40/50，3个月远期汇率为17/15,三个月远期汇率USD/JPY=(116.40-0.17)/(116.50-0.15)=116.23/35
(1)现在支付10亿日元,需要的美元数:1000000000/116.40=8591065.29美元
（2）设3个月后USD/JPY=115.00/10，则到2005年9月中旬时支付10亿日元需要美元:1000000000/115=8695652.17美元
比现在支付日元预计多支出:8695652.17-8591065.29=104586.88美元
（3）美国进口商远期买入远期日元10亿(远期价为116.23),这样,到期支付时,需要的美元数=1000000000/116.23=8603630.73美元,与假设的3个月后USD/JPY=115.00/10相比(即不做套期保值)，少付8695652.17-=8603630.73=92021.44美元

㈢ 简述中国金融监管的一般措施。

一、当前国际经济环境给我国现代化建设带来的历史机遇。（一）经济全球化为我国的对外开放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参与国际分工与协作的空间更加广阔。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参与国际分工可以在充分利用本国资源和发挥本国优势的基础上，有效利用国外资源和技术，弥补本国的不足，促进经济的发展。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协作越深刻、越密切、越广泛，创造的新生产力也就越多，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各国参与国际分工创造了一个基本前提和条件，使我们有了一个更加宽广的发展空间。我国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与协调，主张实现东南亚联盟与我国的经济合作，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使我国吸收和借鉴国外文明成果、发展我国经济的步伐加快。此外，日趋统一的国际大市场和激烈的国际竞争也将给予我国经济以更大的激发力，经济全球化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建立了一个打破国家疆界的更加广阔的经济竞争舞台，各国、各企业在经济全球化所搭建的舞台上一显身手，参与国际竞争，将更加有利于推动我国的产品不断优化与进步，激发中国企业努力进取，接受国际竞争的考验。（二）全球资本市场为弥补我国资本不足提供了便利。资金不足一直是阻碍我国经济发展，影响现代化实现的瓶颈。引进国外的资金，是解决我国资金短缺问题的重要途径。经济全球化促使全球资本市场形成，加快资金在全球范围流动速度，为各国引进资本提供了便利条件和可能性。尤其是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以及新的金融工具或金融产品层出不穷，使国际金融市场空前活跃，许多等待投资机会的资金要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寻求最佳回报率。这些情况的出现为我国解决建设资金短缺的问题提供了良机，近年来，我国每年的引进外资规模都在400亿美元左右，连续多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外资引进国，通过引进国外资金促进了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三）国际产业结构调整为加速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有利条件。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的流动，在世界范围引起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转移的浪潮。发达国家集中力量发展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高附加值知识密集型产业，以抢占全球产业结构制高点，同时把劳动密集型产业或传统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我国人力资源充足，劳动力成本低廉，是跨国公司进行国际产业转移的理想场所。为中国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参与国际产业结构调整来加速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创造了条件。中国不可能像西方国家那样花200多年的时间，按部就班地实行工业化、服务化和知识化社会的演进，但是应该看到今日中国有条件也有机遇在完成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同时，推进工业社会向后工业时代发展的历史进程。（四）科学技术在全球的交流与传播为我国吸引国外先进科学技术来实现跨越式发展战略提供了机会。科学技术在全球无国界的发展使任何国家、任何集团、任何个人都已经无力完全垄断和控制新技术的传播，即使能在一定时期控制和垄断科技成果，也不可能永远控制和垄断它。本身已成为商品、可以进入市场买卖的科技成果最终会与一定的产业结合在一起，通过其自身的传递机制，扩散到全球，后进国家有可能利用引进的先进技术，越过或缩短传统产业的发展阶段，赶上和超过先进国家。二、当前国际经济环境给我国现代化建设带来的严峻挑战中国作为现代化建设和市场经济的后来者，从国际经济比较的角度来看，我国现阶段的总体经济发展水平仍然较低，国际经济竞争力尚弱，但参与国际经济分工的程度相对较高，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增长较快，国民经济对国际资本、技术、资源和市场的依存度逐年上升。对外依存度较高而竞争力较低的不平衡状态使我国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自我保护能力相对较弱，这就使得我们在当前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可能遇到一系列问题甚至威胁。（一）产业结构和市场面对的冲击。在当今世界经济体系里，我国仍然属于国际分工体系外围的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总体上仍然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低层次产业为主导，与发达国家形成的主要还是垂直分工。同时，由于我国外贸依存度和资本依存度相对较高，，外贸出口产品结构、出口市场分布和外资来源国结构等方面又存在高度集中现象，使我国经济发展容易受到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周期的不良影响和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中的控股与技术垄断往往容易让国内科学技术含量高的产业和产品市场被跨国公司控制，外商投资企业享受的优惠政策也会挤压国内同行业企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民族工业和产业安全构成威胁。（二）金融安全存在隐患。虽然从整体上看，我国目前的金融体系基本上还是安全的。我国政府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已高度重视金融方面的经济安全问题，并采取了一系列加强对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监管的政策和措施。但从长远看，我国金融体系的安全仍是经济安全诸问题中需予以重点关注的领域。东亚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金融安全是经济安全最复杂也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金融市场必然要进一步开放，国际金融风险将很容易传入我国；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必然使我国金融企业面临外国金融企业的激烈竞争，发达国家在服务业、金融业方面的竞争优势十分明显，我国的金融企业从经营方式到金融技术和金融人才与国际金融市场上发达国家的金融企业相比，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外国金融企业进入我国，还将使金融监管更加困难，一旦国内经济出现问题，或者外资进入骤然减少，或者投机资本乘机涌入，都会酿成严重的金融危机，严重冲击国家经济，对经济安全构成潜在威胁。（三）被迫接受一些对自己不利而且还不熟悉的国际制度和规则的约束。长期以来，发达国家为实现和维护自己的利益，制定了符合自己需要的国际经济秩序。发展中国家要参与国际经济体系，就必须遵守已有的国际条约和惯例，在经济主权上作出某些让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遭到削弱。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融入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中国也将被迫接受一些由西方制定的、对自己不仅相当苛刻而且还不熟悉的国际制度和规则的约束，在某些方面，要依照国际规则对经济管理方式、对外经济政策、法律规则进行一定的调整，这些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我国制定经济政策和执行经济发展战略的自主性。（四）外部不良因素对经济和社会稳定构成的冲击。经济全球化把世界各国纳入一个统一的经济运行体之中，经济的传导性和扩散性日益扩大。随着我国经济开放和融入世界经济步伐的加快，中国经济既会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也会接纳世界经济传递出的各种变量，外部的资源和市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度不断加大；参与经济全球化意味着更多的机会，也隐含着巨大的风险，世界经济的波动会迅速影响到我国国内经济的发展，各类不良因素也会迅速传入国内，构成猛烈的冲击。2001年美国经济出现衰退影响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对外出口也因此受到相当大的影响。世界石油市场价格的涨落也直接影响到国内石油的价格。此外，我国还将直面意识形态的挑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借助经济全球化，推行西方政治模式的全球化，通过经济全球化的各种渠道向我国推广西方的思想理念，快捷开放的互联网为西方的思想文化渗透提供了平台，如何应对敌对势力企图借助经济全球化对我发起的思想政治攻势是不容回避的重大挑战。总之，21世纪的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的进步。当前国际经济环境使我们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只要在参与国际经济合作过程中趋利避害、扬长避短，充分利用新经济所带来的机遇，清醒地认识和防范其可能带来的不利因素与风险，不断增强自己的国际竞争力，那么提高我国综合国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就会早日实现。

㈣ 目前我国金融体制存在哪些问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金融业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金融业为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但是整体来说我国金融体系还面临以下问题：

（一）金融发展格局还不合理

我国间接融资比重高，金融发展格局还不合理等问题仍未解决。金融体系仍然由银行主导，银行业资产占全部金融资产的90%以上，全社会的融资风险仍高度集中于银行体系。资本市场仍具有新兴加转轨的基本阶段性特征，证券业业务结构雷同且业务种类单一，资本扩张和市场融资能力有限；业处于发展初级阶段，保险密度和深度较低，保险产品不丰富保障功能发挥不够。

（二） 金融组织体系和金融服务需要加强与完善

从组织体系看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不足，银行业对民营资本的市场开放仍有空间。从服务领域看农村金融服务需要强化，截至2009年末全国金融机构空白乡镇还有2792个。农村金融产品单一，服务不到位。同时，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往往面临融资困难的问题，金融体系对对民营经济、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仍不足。2012年5月26日，中国银监会制定《中国银监会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实施意见》，2013年7月初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这些举措表明意在完善我国的金融组织体系。

（三） 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和经营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

一些金融改革偏重于机构的增减和人员变动，对金融制度和组织结构创新不够重视。银行业战略规划比较薄弱、竞争同质化考核机制和经营模式不科学等问题尚未得到根本改观。农村金融机构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的问题较为突出，证券公司业务模式比较传统，创新能力较弱。一些保险公司内控和基础管理较为薄弱，治理结构还不完善，市场竞争行为仍不规范。

（四） 金融机构潜在风险和金融系统性风险不容忽视

银行信用风险操作风险仍然突出，市场风险管理水平不高，内部控制需要进一步加强。银行巨量信贷增长存在风险隐患，贷款集中度风险日趋突出，资产负债期限错配有所加剧。国有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普遍存在资本金补充压力，证券保险类机构的经营机制和风险管控能力需要加强。普遍存在的顺周期行为和监管、会计等制度因素不利于防止和化解系统性风险。在分业监管体制下对金融控股公司和交叉性金融业务的监管存在缝隙，此外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融资主体和部分金融产品存在风险隐患。

主要金融价格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有待深化。货币市场利率向信贷市场利率的传导机制不畅，商业银行存款利率上限和贷款利率下限仍有管制长期利率定价缺乏有效的外部基准，金融机构风险定价能力较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存在灵活性不足，市场供求的决定作用有待提高，供求关系不尽合理等问题。

㈤ 清理整顿金融秩序监管重点是哪里

5月24日消息，近日，央行发布《2018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下简称《报告》)，新增“全面清理整顿金融秩序”，引起市场人士对于监管层下一步“防风险”具体举措的猜测。

“比如说，借用互联网金融‘马甲’的民间借贷和大量的金融控股公司，都是无牌照、没有监管主体的对象。”曾刚说，这些机构有非常多潜在的风险，也伤害了很多投资人的利益。这些机构并没有从业的资格和对应的现有的监管制度，全面的“清理整顿”的表述更准确一些。

在曾刚看来，今年监管层恐怕要对未持牌机构、包括之前大量的民间借贷行为以及金融控股公司行为进行规范。“有些要清理的就要清理，不应该存在的要退出市场。如果涉及到违法行为还要追求刑事责任。”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金融机构自身而言，仍然要按照整体金融监管的要求，切实实现服务实体经济和防范金融风险。对于一些所谓的产融结合的金融控股公司，下一步也要制定出台相应的办法进行管理，防止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

来源：人民网

㈥ 次贷危机中暴露出的金融监管的漏洞有哪些

美国次贷危机最早显现迹象是在2007年2月，当时汇丰控股最先发出警告，称由于大批低收入房贷客户无力偿还贷款，公司为其在美国的房屋按揭业务增加18亿美元的坏账拨备。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市场上很少有人注意到问题的严重性，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已经孕育了很久的危机。早在2000年，美国经济学家、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委员爱德华？葛兰里奇就已经向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指出了快速增长的居民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可能造成的风险，希望美国有关监管当局能够“加强这方面的监督和管理”;在2002年，他再次拉响警报，认为“一些次级房屋贷款机构没有任何监管，它们的贷款行为最终会危及美国人实现拥有住房和积累财富的两个美国梦想”;到2004年5月，他更是明确地指出，“快速增长的次级房屋抵押贷款已经引发贷款违约的增加，房屋赎回的增多以及不规范的贷款行为的涌现”;在他2007年9月逝世不久前发表的文章里，葛兰里奇揭示出美国的金融监管存在着严重的空白和失控问题，“次级房贷市场就像是狂野的美国西部，超过一半以上的这类贷款由没有任何联邦监管的独立房贷机构所发放”。

今天我们再次重温葛兰里奇的文章时感到非常遗憾，葛兰里奇的警告并没有得到美国主要货币和监管当局高层的重视。究其原因，有很多因素，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葛兰里奇的绝大多数同事过度相信市场的自我调节作用，相信任何从事放贷的金融机构都有能力控制它们的风险。正如格林斯潘在他2007年的新书《动荡年代》(The Age of Turbulence)里所阐述的那样，“政府干预往往会带来问题，而不能成为解决问题的手段”，“只有在市场自我纠正机制威胁了太多无辜的旁观者的那些危机时期里，监管才是必要的”，他们认为监管往往或者总是会妨碍市场的发展和创新。
但是，在2008年10月23日美国众议院召集的听证会上，执掌美联储达18年之久的格林斯潘坦承，缺乏监管的自由市场存在缺陷，眼下的金融危机证明，他针对自由市场经济体系的想法和做法存在缺陷，这一点让他“震惊”。在次贷危机进一步恶化为金融危机之后，格林斯潘这位自由市场主义的信徒呼吁应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这与其之前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
次贷危机下金融监管的六宗罪
次贷危机所暴露出的金融监管问题，一方面体现在对金融衍生产品设计及交易的监管不足，另一方面也体现在对相关金融机构，如房贷机构、投资银行、银行表外投资实体、评级机构、对冲基金的监管存在漏洞。
金融衍生产品监管——监管存在真空地带
次贷危机被称为“21世纪第一个复杂金融衍生市场危机”。就连美国证监会(SEC)主席克里斯托弗？考克斯也认为，“大量的没有被监管的类似CDS 的衍生品为此次金融危机的头号恶棍”。
2000年，在美国金融行业更加有力的公关活动推动下，美国国会通过了《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解除了对包括被视为华尔街金融创新“毒丸”的信用违约互换(CDS)在内的金融衍生品的法律监管，自此，金融衍生品的风险监控重任则全部落到了华尔街投行等金融机构内部治理的肩上。然而，目前的危机证明，单纯依靠金融机构自身对衍生产品风险进行控制是远远不够的。金融衍生产品监管制度和交易规则的缺陷，助长了衍生产品的过度投机，并最终引爆了危机。
首先，政府在金融衍生产品的设计与构造方面几乎不加干涉，政府隐含地假定衍生品交易双方均能准确理解衍生产品的构造与风险，因此双方的交易纯属市场行为，没有干预的必要。在监管纵容下，金融衍生产品创新逐步偏离了基本经济学原理：一是信用衍生产品的基础产品违背了银行信贷“可偿还性”原则，没有注重借款人的第一还款现金流，而是寄托于抵押物持续升值的前提上;二是衍生产品结构过于复杂，使基础产品的风险在层层设计中变得更加隐蔽，违背了“让客户充分了解金融风险”的原则;三是监管当局对衍生产品的杠杆率没有限制，致使风险过度放大，超出了市场参与者可承受的范围。
第二，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方式分为场内交易和场外交易，大量的CDO、CDS(信用违约掉期)主要通过场外交易(OTC)的方式进行。一般来说，场内交易会受到交易所的监管，但由于场外交易的衍生产品具有非标准性和不透明性，基本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如债券之王比尔？格罗斯(Bill Gross)所说，“金融衍生商品是个新的‘影子银行体系’,是企业与机构间的私人合约，是在正常的央行流动法则之外创造金钱，它不是真正的货币，跟美元相比衍生商品只是写有承诺的纸，甚至只是一个电子符号，它存在于正常的商业管道之外，缺乏有效监管”。
第三，由于金融衍生产品属于表外业务，不需要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显示，银行对相关信息的披露相对有限，监管当局无法得到关于金融机构经营及投资金融衍生产品的充分而准确的信息，一旦出现问题，短期内无法确知问题的严重程度，导致难以采取有效的补救措施。
第四，由于缺乏一个统一的金融衍生产品清算系统，交易缺乏透明度，政府事实上并不清楚市场上各种衍生产品的交易规模与头寸分布，因此一旦危机爆发后，政府在很长时间内甚至不能准确估计危机的严重程度以及波及范围。
房贷机构监管——监管缺失导致次贷发放的失控
2001?2005年，美国房市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保持繁荣。另外，由于资产证券化技术的发展，住房按揭贷款的“发放—销售”模式使风险得以轻易转移，这些因素均刺激了抵押贷款机构超常规发展的欲望。特别是2005年下半年开始，美国众多贷款机构纷纷降低住房按揭贷款的准入标准，放松了资信审查，向大量收入较低、信用记录较差的人发放了“次级按揭贷款，甚至接受了缺乏充分资信证明文件或具有高债务—收入比的借款申请。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放贷标准的降低基本上都发生在联邦银行监管规定的范围之外。此外，信息披露的不充分，使房贷机构得以在脱离消费者监督的条件下大量发放高价贷款。尽管相关监管部门一再要求改善次贷的信息披露，但收效甚微。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发放房屋按揭贷款的不仅仅是商业银行，还包括许多独立的住房贷款公司或经纪商。根据2007年的统计数据，美国市场全部房贷中约60%和高价房贷中约45%经住房贷款经纪商发放，这些经纪商根本不在联邦银行监管机构的监管范围内。

在上述背景下，美国金融监管当局并没有及时对次级贷款的发放标准提供有效指引，也没有及时将独立放贷机构纳入监管体系内。笔者认为，原因无非是两方面：一是过于相信金融机构自身的风险控制能力，认为市场能够通过自行调节解决风险;二是认为次级贷款占美国全部房贷的比例较低，不会引起较大的系统性风险。

在金融机构出于竞争压力及利益驱动，放松资信审查、降低贷款标准的情况下，监管当局应及时对有可能危及金融系统的上述行为进行规范和引导，才能防患于未然。而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前，无论是美联储还是美国财政部，都没有对这一高风险的贷款发出任何警示，这表明美国金融监管部门对次贷监管的确存在疏忽。

投资银行监管——对流动性和资本金缺乏约束

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人们开始将此次危机的诱因集中到美国监管者对华尔街大行过度宽容及监管缺失的制度层面上。在独立投行模式下，美国证监会是投行的唯一监管机构，其对投行的监管也只限于与证券交易相关的活动，相关的审慎性监管和投资风险监管一直存有漏洞，因此一度成就了次贷危机之前美国投资银行高杠杆、高盈利、自由扩张的发展模式。

美国曾在1929年大危机后一度加强了投资银行监管。为了防止危机的再度爆发，美国相继出台了多项重要法律，其中对投资银行业务影响最大的是1933年美国颁布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 Steagall Act of 1933)。这一法律规定商业银行(从事吸取和贷款业务)和投资银行(承销和发行证券)实行严格的分业经营，使真正意义上的投资银行出现了。但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的分业与混业一直是美国政策与立法中争论的主要问题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一体化的发展，分业型的金融体制无法适应国际市场竞争的需要，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分业管理限制了美国投资银行的发展。因此，要求混业经营的呼声越来越高。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逐渐放宽了投资银行的业务限制，并于1999年11月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限制投机和分业经营的禁令全部被解除。也就是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投资银行不受传统银行资本充足率等方面的约束，它们开始通过金融创新广泛使用高杠杆，投资行为越来越短期化，甚至为赚取高额利润不惜违背职业操守。而上述高杠杆化且具有短期行为特点的业务扩张几乎是游离于联邦政府的监管之外的。
从2003年以来，高盛、美林等投行的杠杆率都从十几倍跃升到30倍左右，而商业银行的杠杆率仍只有十几倍。在经济繁荣年代，高杠杆为投行带来丰厚利润。但高杠杆使得投资银行对流动性和维持自身高级别评级的要求很高。一旦市场环境恶化或自身财务状况不佳，被评级公司降低评级，导致融资成本上升，继而出现流动性问题等连锁反应，就容易陷入困境。由于美国对投行的资本金、流动性等均缺乏严格的监管标准，导致风险与资本并不匹配。另外，作为独立法人的投资银行不是美联储的成员，出现问题时也不能得到美联储的救助，只有在商业银行收购投资银行后，美联储才能通过救助商业银行间接救助投资银行。

经过次贷危机的冲击，美国投资银行业进入重新洗牌的阶段。美国五大投行中的三家(贝尔斯登、雷曼和美林)已经垮台，高盛、摩根斯坦利两家硕果仅存的投资银行也于2008年9月申请改组为银行控股公司，这意味着它们从此纳入传统银行的监管体系，美国独立投行高杠杆、高盈利、自由扩张时代宣告终结。

银行“表外投资实体”监管——亏损时重新并表引致信心危机

金融机构常常为特定的融资、并购等交易活动设立特殊目的实体(SPE,即Special Purpose Entities)。在融资活动中，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可注册成立一个与发起人隔离的特殊目的实体。这种实体不需要大额的资本金，一般由其母体注入高等级的债券作为资产，在此基础上通过评级、增信等手段，获得在资本市场发行债券的资格。这样的实体以不同的名称出现，其依据的法律和遵循的监管准则和会计准则也有所差别。

SPE在2001年安然、世通等企业会计丑闻中已经声名狼藉，但在这次金融机构危机中以新的变形体——银行表外投资实体的形式卷土重来。银行表外投资实体是一种由银行发起设立并提供全部或部分债务担保的证券套利安排，主要形式包括专为发行资产支持商业票据(ABCP)而设立的管道公司(conit)、结构性投资工具(SIV, Structured Investment Vehicles)等。

2001年安然公司破产事件发生前，SPE在发生损失时，其损失不须并入其母公司。安然事件促使美国监管当局从公司治理、信息披露以及会计合并准则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监管规则，以加强对SPE的监管。特别是在2003年对相关会计准则做出修改，要求在SPE发生损失时，对其拥有控制权并需承担最终损失的金融机构应将此合并入资产负债表中。

但是，表外投资实体信息不透明的状况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观，对表外实体尤其是银行表外投资实体的有效监管不足的状况依然在延续。
次贷危机爆发以来，表外投资实体的业务模式给设立机构带来的巨大风险逐渐暴露。以SIV为例，银行通过发行短期票据和中期债券，将所得收益投资于如抵押贷款证券等高回报资产，所发行票据与结构性证券之间的差额即银行所得利润。由于旗下的SIV大规模投资于次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次贷危机的爆发给大多数发达国家商业银行均造成巨额损失。例如，管理着全球规模最大SIV资产、约占全球SIV总资产四分之一的花旗集团，由于次贷危机以来SIV资产大幅缩水近40%，被迫于2007年12月将旗下7个结构性投资实体并入资产负债表中。另外，汇丰控股、法国兴业银行(23.12,0.48,2.12%)、西德意志州银行也因旗下SIV的巨额亏损已经将各自的SIV并入资产负债表内。SIV成立之初独立于银行之外，不属于银行本身的业务，但造成损失后，银行按照相关会计原则将其纳入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从而造成了银行的巨额亏损和投资者信心危机。

评级机构监管——利益冲突规制有限，评级方法不够透明

早在美国安然事件及世通公司倒闭案发生时，评级机构就曾因为相关的评级失责问题受到各方的关注和质疑，美国各界也以上述事件为契机开始重新审视信用评级业之运作及监管体制。在此背景下，美国国会于2006年9月通过了《信用评级机构改革法案》。该法案的实施规则虽然填补了美国信用评级业监管体制的空白，但仍未解决诸多根本性问题。

首先，法案对信用评级业利益冲突的监管非常有限，评级机构对结构性融资产品构建的直接参与基本不受法案限制。2006年《信用评级机构改革法案》及其实施规则明令禁止的利益冲突情形只有四种：(1)若评级机构最近财政年度内10%以上的评级收入来自某一发行人，则该评级机构不得参与对其的评级;(2)若评级机构或其评级分析师、评级审核人员直接拥有某一发行人的证券或所有者权益，则该评级机构不得参与对其的评级;(3)评级机构不得参与对与其有关联的发行人的评级;(4)若评级机构的评级分析师、评级审核人员担任某一发行人的董事或管理人员，则该评级机构不得参与对其的评级。

此外，监管部门无权对信用评级模型及方法的科学、合理性进行实质审查，评级的准确性得不到保障。目前评级机构仅仅是简要介绍评级的方法，无论是作为监管部门的美国证监会，还是机构投资者和普通公众，都难以深入了解评级的数据来源和核心的评级方法。这使得市场和监管当局对评级机构的约束作用减弱，评级机构容易出现道德风险。

更重要的是，即使评级失真，投资者受到误导，评级机构通常也无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为其评级只代表评级机构自身对次贷产品信用风险的“看法”，而非投资建议。例如，在美国涉及公司债务评级的法律案件中，法官一般会裁定评级结果属于“观点”，就像报纸的社论一样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的保护。也许只有当法官不再把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视为言论自由范畴内的“观点”，评级机构的现有业务模式才可能被打破，其评级结果的可信度才会得以真正的提高。
对冲基金监管——各国监管理念存在分歧，监管环境总体宽松

目前欧美等主要工业国家对对冲基金的监管比较宽松。首先，各国在是否加强对对冲基金的监管方面还存在分歧，体现为直接监管和间接监管的理念冲突。以德、法为代表的一些欧洲大陆国家坚持前一种监管理念，强调监管的法律强制性、广泛的适用性和市场规则的外部性，而美、英等国则主张后一种监管理念，认为应更多地强调监管的非强制性，市场参与个体的差异性和市场规则的自发性。

自2005年以来，德国对对冲基金提出了强烈质疑，将这个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主张实施政府主导的强制性监管，增强对冲基金的透明度。但德国的主张遭到了美英等国的强烈反对，只好转向“自愿地”建立行业行为规范，起草了《对冲基金行为规范》，目前也仅处于积极寻求相应支持的阶段。

美、英等国认为政府指定的行为规范有可能会扼杀市场自发的金融创新并进一步阻碍市场效率的提高，因此反对在目前的监管框架下对对冲基金提出进一步的监管要求，主张尊重对冲基金的天然特性，由市场自发地进行调节。尽管美联储一向坚持审慎监管原则，但由于衍生品市场属于一个发展迅猛的新兴领域，很多配套的监管制度和法律体系尚未健全。保尔森认为，金融市场监管越少越好。伯南克亦表示，金融监管机构不应为信贷衍生品和对冲基金制定特别规则。

其次，对冲基金事实上在美国和英国享有较为宽松的法律及监管环境。美国实行高度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其监管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以市场为指导，认为市场自律是对冲基金监管的主要方式，不主张对冲基金进行登记注册，从而使对冲基金在信息披露、投资策略等方面享有较大的自由度。根据美国1940年《投资公司法案》及其修正案，对冲基金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对投资公司的监管范围之外，免于注册登记。投资对冲基金的机构和个人的最低资本限额分别为2500万美元和500万美元，投资者人数限定在500人以内。尽管先后发生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和“不凋花”(Amaranth)等大型对冲基金倒闭的事件，但美国仍倾向于维持目前的监管现状。如2007年2月，美国总统金融市场工作小组发布了《私募基金管理指引》，肯定了目前的监管体制，认为足以防止对冲基金及其他形式的私人资本威胁金融系统的稳定。

最后，客观上存在相当的监管难度。从注册地来看，全球大约有55%的对冲基金选择开曼群岛、英属维京群岛以及百慕大等地作为注册地，此类离岸基金管理了全球约2/3的对冲基金资产。在美国注册的对冲基金数量占全球的34%，管理的资产占24%;在欧洲注册的对冲基金数量占全球的9%，管理的资产占11%;剩余的对冲基金大多在亚洲注册。

“吃美国一堑，长中国一智”

美国次贷危机无疑为中国金融风险的防范与监管提供了反面的经验教训，尤其是引起人们对中国住房按揭贷款市场潜在风险的高度关注。中国会不会重蹈美国次贷危机之覆辙？“吃美国一堑，长中国一智”，美国次贷危机对完善我国金融风险的防范与监管具有重要启示。

美国金融监管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采用规则导向监管，即政府部门制定各项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并强制要求被监管对象执行。美国财长保尔森(Hank Paulson)于2007 年1月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演讲时提出，“我们也应该研究在美国采用更多原则导向监管的现实可能性和好处的问题”;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于2007 年5 月发表演讲指出，“监管最好的选择就是用持续的、原则导向和以风险为本的监管方法来应对金融创新。”

美国金融专栏作家吉姆？索罗维基曾以美式足球和英式足球的不同来比喻规则导向监管与原则导向监管的不同：“美式足球(橄榄球)和大部分其它的美国体育运动项目一样，制定了详细的比赛规则，它们有细致入微的比赛规则手册，严格规定了运动员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甚至限制了他们在场上应处的位置);而英式足球是一种更纯粹的以原则导向的体育项目，与众多的美国体育项目相比较，英式足球规则更少，并且赋予裁判员至高的权限，裁判员能够打断比赛进程甚至能影响比赛结果。”

美国的监管规则很多，因为美国金融市场的参与者们更偏好“边界明确的规则”。这种规则体系要求明确说明什么是准许的，什么是不准的。监管者也喜欢明确的规则，因为这样的规则容易执行。结果是市场有越来越多的规则。但是，市场变化如此之快，以至于任何规则都会出现漏洞和例外。另一方面，如果规则太多，各个规则之间就可能出现矛盾，可以说，繁杂的规则也能创造套利的机会。实际情况正是由于这些规则自身愈来愈复杂，最终不能够被人们充分理解，市场开始发展出用以避税或者逃避规则约束的产品和服务。应对快速变化情形的最好办法，就是要有一套清晰的指导原则。

调整监管理念，加强外部监管、功能监管和事前监管

次贷危机是一场系统性风险引发的危机，所受损失的大小基本由参与程度决定，其深层次原因主要是多项因素导致系统性风险不断叠加，但一直没有得到监管及货币当局的足够重视。次贷危机的爆发表明，以金融机构内部风险控制为主、外部监管为辅的风险管理和监管理念无法克服市场固有的缺陷，一方面是由于机构追逐利润的动机可能使机构做出非理性的行为;另一方面，由于金融机构只对机构自身负责，而不对市场整体风险负责，因此其自身扩张行为就易埋下产生系统性风险的隐患。要识别和降低系统性风险，就必须从市场整体发展的角度，加强金融机构的外部监管，通过反周期的监管要求和宏观政策，消除顺周期的风险叠加因素。

另外，现代金融体系的监管应该更多地强化功能监管和统一监管。监管者要能够审慎地评估金融产品，洞悉其对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针对这些变化，监管体系有必要从过去强调针对机构进行监管的模式向功能监管模式过渡，即对各类金融机构的同类型的业务进行统一监管和统一标准的监管，以减少监管的盲区，提高监管的效率。

最后，要变“事后补救”为“事前监管”。虽然美国在次贷危机爆发后开始反思并计划变革金融监管体制，但损失已经发生，并造成了严重影响。最好的办法是加强事前监督，对创新产品进行深入研究，评估金融产品对经济可能带来的风险，将风险消灭在萌芽中。

㈦ 金融控股公司的特点

作为多元化经营的金融企业集团，金融控股公司具有如下特点： （1）监管压力
在金融业分业经营的监管体制下，设立控股公司，由控股公司持有银行和其他金融资产的股权，各金融业务子公司各自持有相关业务牌照，独立经营，接受各自监管部门的监管，符合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精神。同时减少单一金融机构同时开展其他金融业务带来的监管压力。
（2）公司治理
控股公司在公司治理结构上拥有更大的灵活性，不用满足各金融业务监管当局对公司治理结构的规定。例如，在香港，按照《银行业条例》，金融监管局有权审批银行董事会的委任，银行在公司治理方面受到的约束将大于控股公司。 金融控股公司通过收购、兼并不同种类的金融机构，使得金融控股公司本身具有巨大的协同效应的优势。此外金融控股公司在制定企业发展战略时，可以将不同地区、不同金融品种之间的优势加以组合利用。在金融业激烈竞争的环境下，可以有两种选择：
（1)增加单一金融服务产品的数量,如扩大银行地区分行和营业网点,可以多吸收存款。这样作法的意义是大银行只要收购一家小银行,就可以降低小银行的高额成本,由于平均成本的降低而带来了规模经济。
（2）增加金融服务产品的种类，如银行经营证券业务和保险业务。银行的一个网点，可以同时销售证券、基金、保险等不同金融服务产品，这就大大地降低了成本，比分别设立网点要节省许多人力和设立网点的费用。通过增加金融服务产品的种类，由于平均成本的降低带来了范围经济。 （1）控股公司模式有利于降低管理风险。控股公司只行使股权投资的职能，不同业务子公司的管理互相独立，可以保证较高的业务管理能力，避免单一金融机构同时管理其他金融业务的巨大压力。
（2）控股公司模式有利于降低市场风险。在控股公司模式下，银行与其他业务间的交叉销售等商业活动处于市场的监督之下，透明度更高，风险更低。
（3）控股公司模式有助于提高风险承受能力。各项金融业务分别在独立的子公司里进行，一家子公司无需为其他业务的风险承担损失；即使一家子公司出现经营危机,其他子公司还可照常经营,无需以自身的资金去承担责任,从而有利于保障其自身的资金安全。 从募集资金用途来看，控股公司在资金调配上拥有更大的灵活性。例如，当银行因资本金过剩要降低资本金水平时，需要得到有关监管当局的认可，这一过程可能会耗时较长，而控股公司则没有上述限制，有利于提高资本金的使用效率。
同时，控股公司模式在后续融资上更便利。例如按香港的有关规定，向控股公司注入其他资产，只需遵守《香港上市条例》及《收购合并守则》，不需要香港金管局的批准；而任何资产注入上市银行时，都要接受证券监管机构和金管局的双重监管。

㈧ 金融控股公司的审批有什么程序和要求需不需要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或中国保监会的批准

分业监管，看旗下企业涉及哪个行业，归哪个监管部门监管。应该跟人行没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