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机构如何改革

① 商业银行应该怎样深化改革

商业银行深化改革面临哪些挑战？

当前中国银行业正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在利率市场化、金融脱媒和科技浪潮（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的多重冲击下，传统的银行业发展模式难以适应环境的剧变，经营转型已成为银行业改革发展的必由之路。从国际上看，资产管理将是商业银行经营转型的重要方向之一。据统计，全球最大的20家资产管理公司中大部分为银行或银行子公司，德意志银行、瑞银集团、汇丰银行等均位列其中。许多国际先进银行的资产管理规模超过了表内资产规模，例如纽约梅隆银行，其名下管理的客户资产近1.4万亿美元，而表内资产规模却不足4000亿美元。大资管蕴含了巨大的市场空间，为商业银行转型发展创造了条件。但就目前情况看，商业银行所受到的冲击却更加显而易见：

一是负债业务竞争加剧。在大资管背景下，金融产品愈发丰富，与此同时，存款资源却显得越来越稀缺。出于竞争的需要，商业银行普遍对存款执行利率上浮政策，负债成本随之上升。即便如此，商业银行存款增速仍呈现出放缓的趋势。今年前7个月，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增速6.9%，明显低于去年同期9.7%的水平，其中理财产品分流了约1.6万亿元存款。参考发达国家的历史，随着利率市场化加速推进，未来几年商业银行在低成本资金来源上遭受的冲击还将持续。

二是资产负债表稳定性下降。一方面，存款增速低于资产增速打破了资产负债表的原有平衡。近三年来，银行业各项存款年复合增长率约为13%，而总资产年复合增长率却近17%，二者相差4个百分点左右。为此，商业银行不得不依赖同业存款等短期负债来弥补资金缺口，增大了资产负债表的不稳定性。截至2014年6月末，金融机构同业存款余额已超过21万亿，比2011年增加了7.5万亿。另一方面，负债端竞争加剧了资金来源的不确定性。央行统计数据显示，今年6月份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猛增了3.79万亿元，但7月又大幅减少了1.98万亿元，波动性较大（目前，监管部门加强了对商业银行存款波动性的治理措施，各商业银行都在认真贯彻落实这项要求，严防“冲时点”现象的发生）。与此同时，随着表外资产管理规模的扩大，特别是开放式产品的增长，表内资产负债项目变动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大。此外，在经济转型期可能出现有效需求不足的时候，表外业务还会分流一部分优质的融资项目或投资标的，使表内资产配置的效率下降。

三是流动性与利率风险管理加大。在大资管背景下，商业银行面对不同期限、不同回报要求的表内外资金，必须在资产端匹配相应的资产，以确保负债端的竞争力以及适当的盈利水平。这一过程可能会加大资产与负债的期限错配（集中体现在同业业务上），尤其是在资产证券化、信贷转让平台还不成熟，表外业务的刚性兑付尚未打破的情况下，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面临着很大的挑战。此外，大资管在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同时，造成了市场利率基准的多样化与波动性，增加了商业银行面临的利率风险。

商业银行该如何应对改革？

为了应对大资管背景下的这些挑战，商业银行必须将表外业务纳入资产负债管理的范畴，建立统筹表内外的资产负债管理体系。

一是以资金募集为中心的表内外负债统筹管理。在大资管背景下，客户资金进入银行的渠道逐渐多元化，商业银行应引入并不断完善客户金融资产管理模式，由以存款为中心的管理，转变为覆盖存款、理财及同业存款等表内外负债的统筹管理，建立以成本为导向、以流动性为边界的负债结构优化机制。1、继续突出存款的核心地位，巩固低成本资金来源，充分挖掘渠道、产品和服务的潜力，提高客户粘性与资金稳定性，主动改善被动负债的可控性。2、充分发挥主动负债的作用，量价统筹，建立以资产收益为约束的定价机制，权衡收益空间与规模增长的平衡。重点是吸收稳定性好、成本低的结算性资金满足流动性需要，并通过同业存单、大额存单等创新产品吸收稳定资金以弥补中长期资金缺口。3、加快推动理财业务向资产管理转型，使其逐步摆脱调剂存款、腾挪资产的功能，回归代客理财本质。

二是以资本为中心的表内外资产统筹管理。面对大资管的挑战，资产端应树立表内外资产组合管理的理念，围绕资本约束和价值回报要求，构建资本与资产联动的统筹管理模式。1、强化资本刚性约束，坚持业务发展必须服从于资本约束，规模扩张必须服从于资本支撑能力的经营原则，量入为出，确保全行的风险资产扩张与资本充足水平、市场环境、管理水平、风险控制能力相适应，实现业务和盈利模式的全面转变。2、理顺价值传导机制，把资本回报水平作为表内资产组合管理的依据，并建立基于内部资本充足率（可用经济资本/经济资本占用）的信贷配置机制，实现目标、过程和结果协调统一。3、实现表内外统筹，以能否节约资本、提高资本回报水平作为判断标准，统一规划和管理表外理财（资产管理）、资产证券化和不良资产处置，增强“盘活存量”的主动性，以提高资金运用效率。

三是以价值回报为中心的表内外定价统筹管理。建立以经济增加值和经济资本回报率为核心的客户综合贡献评价模型，促进单一业务定价向客户综合回报定价模式的转变。提高资产与负债业务、表内与表外业务、信贷与非信贷业务、管制与市场化业务之间定价的协调性。1、表内业务以内部资金转移定价为基础，依照统一定价方法、差异化回报要求的原则进行产品定价，从行业、地区、客户等维度细化贷款定价标准与模型，提高定价管理的精细化水平。2、表外业务定价参考表内同质业务的定价水平，并根据承担风险的不同，合理确定定价点差。3、加强网上、网下负债定价管理的集中度，提高主动负债产品间定价的协调性。

四是强化利率、汇率和流动性风险的统筹管理。从缩小风险敞口出发，在坚持风险自担的前提下，统一开展表内外业务的利率、汇率和流动性风险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加强对表外业务期限错配的控制，建立风险限额约束机制，提高风险自行平衡的能力。将可计量的银行账户利率风险以及流动性风险从经营机构充分剥离，体现在内部资金转移定价中，提高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管理理念的传导效率，使经营机构能够在统一的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管理框架内，专注开展业务经营。

② 在改革开放后,中国的金融机构逐渐多了起来,国家是如何对中国人民银行进行改革

1998年11月15日，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决定，对中国人民银行管理体制实行改革，撤销省级分行，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置九家分行。

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决定，中国人民银行在京召开全国分行行长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到会并作重要讲话。温家宝说，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中国人民银行管理体制改革的工作开始全面启动。撤销人民银行省级分行，跨行政区设置分行，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要决策，是我国金融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对于建立现代金融体制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温家宝说，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金融业稳步发展，对外开放逐步扩大，金融体制改革逐步深化。到今年10月底，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达9.3万亿元，各项贷款余额8.3万亿元，国家外汇储备达1437亿美元，分别比1978年增长82倍，45倍和845倍；个人储蓄存款余额5.2万亿元，比1978年增长249倍。目前，已经基本形成了由中央银行调控和监督、国家银行为主体、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工、多种金融机构合作、功能互补的金融体系。新的金融体系在抑制通货膨胀和促进经济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金融业在发展中也存在风险。党中央、国务院对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十分重视，去年11月，中央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制定了深化金融改革、整顿金融秩序、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一系列措施。目前，这些措施正在逐步贯彻落实，并已收到成效。

温家宝说，中央银行是金融体系的核心，中央银行管理体制的改革事关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和宏观调控的大局。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和金融市场的发展，现行管理体制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下中央银行依法履行职责的需要，而且与金融机构业务发展不相适应，改革势在必行。这次改革人民银行管理体制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也是当前加强金融监管的迫切需要。人民银行管理体制改革方案，是党中央、国务院经过长期酝酿、反复研究、慎重决策确定的。撤销人民银行省级分行，建立九个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行，有利于增强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的权威性；有利于增强中央银行金融监管的独立性；有利于增强金融监管的统一和效能，在跨省范围内统一调度监管力量，摆脱各方面的干预，严肃查处违规的金融机构和责任人，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率。这项改革标志着中国金融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温家宝说，这次人民银行跨省区市设置分行的改革，牵涉各个方面的关系，工作任务很艰巨。因此，一定要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周密部署。要把各方面的思想统一到中央的决策上来。统一认识，统一行动，确保体制改革和金融监管工作两不误。他对做好人民银行管理体制改革工作提出了三点要求：

一是抓紧配备分行的领导班子。选配好跨省区市分行的领导班子，是这次改革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关键是要坚持正确的干部路线，坚持任人唯贤，坚持德才兼备，坚持干部的“四化”，真正把坚决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有高度革命事业心和强烈的政治责任感，熟悉金融业务，在金融改革和发展中实绩突出、清正廉洁、群众信任的干部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领导干部必须能上能下，能进能出，人民银行各级领导干部，要正确对待权力、名位和去留，自觉服从组织安排，在新的岗位上更好地为党和人民工作。

二是认真履行中央银行职能。这次改革，要贯彻宏观调控权集中于总行，监管权适当集中，金融服务面向基层的原则。要在服务中加强监管，在监管中做好服务，在实践中提高监管和服务的水平。在改革过程中，要严格工作纪律和财经纪律。业务工作不能脱节，不能出现监管真空。跨行政区分行的工作要尽快到位。要与原省级分行做好衔接。体制改革后，要抓紧建立健全新的管理制度，适应新的工作需要。

三是主动争取各方面的支持和配合，确保改革顺利进行。人民银行跨行政区分行的设置，考虑了各地经济和金融的关联度、各地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各地金融业务量以及地理交通条件等要素。在管理体制改革和今后履行职责中，人民银行要主动争取各地党委、政府的关心、支持和配合。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也要关心、支持和帮助人民银行做好改革工作，保证中央银行依法履行职责。要协助人民银行做好干部思想工作，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支持人民银行依法监管，协助人民银行查处金融违规违法案件；对人民银行的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但不干涉人民银行的具体业务；要管理好本地区城市银行和其它小型金融机构，整顿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

温家宝最后要求人民银行各级领导，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认真做好人民银行管理体制改革工作。

会议期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对中央银行管理体制改革工作进行具体部署，并要求人民银行系统广大干部和职工要以对党、对人民、对中央银行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统一安排各项工作，按期推进人民银行管理体制改革。

据介绍，人民银行新设立的九个跨省区市分行分别是：天津分行(管辖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沈阳分行(管辖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分行(管辖上海、浙江、福建)；南京分行(管辖江苏、安徽)；济南分行(管辖山东、河南)；武汉分行(管辖江西、湖北、湖南)；广州分行(管辖广东、广西、海南)；成都分行(管辖四川、贵州、云南、西藏)；西安分行(管辖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撤销北京分行和重庆分行，由总行营业管理部履行所在地中央银行职责。

③ 中国金融业将迎来重大改革了吗

据报道，11月12日，外媒称，中国金融业将迎来重大改革，外国投资者投资证券、银行、保险等领域的投资比例，最迟在五年后将取消所有限制。这意味着外资期待已久的金融领域市场准入问题将得到解决。

分析人士表示，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中国经济的质量、实力和抗风险能力等都有极大的改善和提升，所以我们现在更有信心应对更激烈的挑战，不再惧怕外资的竞争！

希望中国金融行业的改革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

④ 中国今后金融业改革方向

我国金融业下一步的改革方向将从股份制改革转为公司内部治理，增强核心竞争力，使我国金融业能够顺利渡过难关，稳定快速地发展。
目前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金融的冲击有限，中国的金融业目前的资本充足率处在历史的高点，为应对这场危机，做了最好的准备。
中国金融业的改革要经受经济周期、人民币逐步可兑换，和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三大考验。现在经济周期的考验已经开始了，如果金融业成功地经受住了经济周期的考验、人民币逐步可兑换的考验和利率市场化的考验，金融业的改革就成功了！虽然美国的金融危机造成了政府注资、政府控股和国有化，使一些人对市场经济产生了怀疑，但是中国的改革，还要坚定不移地走市场经济的道路。
中国金融业的改革发展，必须始终坚持以下四点：一是必须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我国具体国情出发，思考、研究和解决金融领域的重大问题，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的金融改革开放发展道路；二是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理念，统筹兼顾好各项宏观调控目标之间的关系，在努力维护人民币币值稳定的同时，促进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三是必须始终注重提高金融工作特别是金融调控的预见性、科学性和有效性，正确处理金融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凝聚各方对金融宏观调控和推进改革开放的高度共识；四是必须始终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断研究我国金融业改革开放发展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探索新手段，以改革创新的办法解决制约我国金融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推动金融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⑤ 如何看待金融业的种种变革

我们处身于金融时代。现代社会，人们因为持有信用卡、炒股票、买保险与银行、证券、保险发生联系，还会购买余额宝、银行理财，参与众筹，我们很难与金融绝缘。即使什么都不做，我们的浏览记录、购物行为也会被采集，成为互联网企业预测消费与投资行为的素材。更何况金融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配置资源，已经成为经济生活中的要素，不可或缺。
金融是如此重要，以至于金融业被置于严格的管制中，从机构设立、业务准入到定价机制，管制无处不在。片面的看，金融的历史就是金融管制的历史，金融业的创新是在突破金融管制，金融业门外的“野蛮人”颠覆传统金融的产品也是他们受到较少管制的结果。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这几年金融业的种种变革？这成为“鸿儒论道”在金融领域选题的主要问题来源。
宏观尺度上，中国金融体系是在两条鲜明的主线的引导下发生变革的：利率市场化与金融风险。《利率市场化势如破竹》指出，随着银行理财、信托等融资渠道的发展，利率市场化正处于加速状态，金融脱媒现象明显，新兴金融机构开始活跃。利率市场化推高了传统企业的融资利率水平，也释放了风险。传统金融不得不开始艰难的市场化转型。
自2010年以来，金融体系风险是金融业乃至整个经济体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债务水平较高是其最直接的显现。《企业债致中国金融体系风险高企》采用信贷与GDP的缺口指标计算中国社会债务水平，中国的阙值显着高于10个百分点，最新数据显示2014年三季度的缺口指标为18。4个百分点，已经接近或者达到了传统研究里面的警戒线水平，其中企业债务金融风险是中国最大的系统性风险来源。这并不意味着政府的债务没有风险。《货币幻境下的地方债悬崖》估计算了中国各部门的资产负债表，2012年底，中国五级政府债务规模28。5万亿元左右，省、市和县三级地方政府占了16。5万亿元。按三种偿债率口径计算，地方政府都需要普遍、持续的借新还旧，它们实际上在玩庞氏游戏。金融体系风险的高与低及风险化解的进程直接决定着金融业改革的推进力度和策略。
微观尺度上，中国金融变革在两个维度展开：传统金融的突围和新金融生态的颠覆。过去三十年的金融也是传统金融机构转型的历史，金融机构从政府部门中分离，不断的分化、多元化，形成今天银证保分立的格局，同时还存在大量的民间金融。在利率市场化等的冲击下，分业经营格局受到严重的影响，金融产品不断创新，突破了现有的监管框架，影子银行即是一例，也是今天中国的流动性过剩、低利率、信贷扩张、通胀、房地产泡沫等问题的根源。《影子银行内幕》认为影子银行的资产质量并不亚于银行贷款，而且他们规模太小，还不足以威胁银行系统。相比之下，互联网金融中的P2P贷款，没有担保的P2P难成大器，易在竞争中落败，有担保的P2P则抬高了经营的难度，也限制了规模，其生存难度要远远超过其他金融业态。
传统金融机构不仅遭受新金融业态的冲击，金融业内部的话语权也越来越向银行集中。《保险业能否飞得更高》指出保险业趋于边缘化的尴尬境地，保险作为风险保障的主业发展缓慢，既制约了保险行业的扩张，也让行业的发展方向不明。新形势下，保险业在资金运用、寿险费率市场化、偿付能力新标准、保险销售渠道创新等已经有了很多突破，在更市场化的环境下，对保险机构及其监管也是不小的挑战。
与私人财富增值最密切相关的莫过于证券市场了。为什么炒股不赚钱？为何经济牛而股市熊？《最牛经济难为股市另辟蹊径》以国别、时序等数据为基础，对比股市风险、股票定价、公司上市过程、退市过程以及关联交易等问题，中国股市被经济增长远远抛离并不意外。从问题的主次来看，上市门槛高与退市惩罚机制弱是股市与经济脱钩的主要原因，《资本市场该有怎样的制度改革》从新股发行制度改革、多层次市场命题、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和金融创新原则等四个层面梳理了改革的难点，也给出了资本市场顶层设计的图景。其中新股发行制度改革行将结束，以IPO注册制与转板通道等上市、退市机制再造中国股市，中国股市前景可以期待。

⑥ 商业银行改革是怎么改的

以下资料希望对您有用,谢谢
一、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

与任何领域的改革一样,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需要一些条件。应该说,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从某种程度上将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不利因素变成了有利因素。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提高了中国社会各界对于银行体系稳健经营重要性的认识,提高了对金融体系脆弱性可能带来的巨大的金融风险的认识,坚定了决策层改革国有银行体系的决心。中国顺利渡过亚洲金融危机,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实现了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更为国有商业银行的进一步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经济持续增长所带来的资源优势,使得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更具有可行性。另外,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更提示监管机构和国有商业银行开始高度重视降低不良资产比例的问题。到目前为止,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比例比危机之时下降了近50％。(独家证券参考，全新角度看股市……)

回顾2002年第四季度和2003年第一季度,中国国有银行业的不良资产问题一度成为国外各媒体关注的焦点问题。国外财经杂志和报刊,包括《时代周刊》、《商业周刊》、《经济学家》和《远东经济评论》等,都有重头文章讨论中国的巨额不良资产可能危及经济持续增长。一些人还估计,如果按照贷款的科学分类,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比例可能超过50％,继而对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失去信心,影响外资进入中国金融业。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实际情况要好很多。目前中国国有银行的改革已逐步进入实质性阶段,国有银行的经营业绩在不断改善。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国有银行不良贷款比例每年以3至5个百分点的速度下降。

中央银行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成因以及构成进行过调查,分析表明:由国有商业银行自身经营管理不善所造成的不良贷款在整个不良贷款中所占比例并不高。根据中央银行的调查分析,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历史形成主要来自于政府干预较多、法律环境薄弱、国有商业银行客户群管理不善等原因。具体来看,在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中,约30％的不良贷款是由于受到各级政府干预,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干预所导致；约30％的不良贷款是对国有企业的信贷支持所形成的；约10％的不良贷款是由于国内法律环境不到位、法制观念薄弱以及一些地区执法力度较弱所导致；约有10％的不良贷款是政府通过关停并转部分企业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包括军工产业)所形成。总的来看,仅有20％的不良贷款是由于国有银行自身信贷经营不善所造成的。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原因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都得到了重视,在一些方面有了较大的改善。首先,政府已经基本放弃了对国有商业银行的行政干预。政府部门已经从法律角度明确了商业银行决定贷款的自主性。其次,从政策规定来看,在20世纪80至90年代针对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指引中曾经明确说过,国有商业银行必须对国有企业实行信贷支持。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政府已经逐步放弃了这种指导思想。目前,国有银行已没有义务向国有企业发放贷款。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03年的调查统计显示,目前国有商业银行所发放的贷款中,超过50％的贷款是向非国有企业(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和民营企业)以及居民个人(包括住房抵押贷款和个人消费贷款)发放的。第三,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并取得一定的进展,一些国有大型企业逐步成为上市公司,国有企业经营状况的改善也为商业银行解决不良资产比例过高的问题带来了可能。第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不具备一部完备的《破产法》。有关金融贷款案件,在部分地区存在判决不公的争议,在部分地区还存在执法不严,地方政府干预司法的现象。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有关法律法规,包括《破产法》、《证券法》和《公司法》等正在进一步的修订和完善之中。总体来看,虽然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总体规模较大,但是比较而言,由于国有商业银行自身原因形成的不良贷款比重并不过高,改革是有希望的。

二、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初步进展

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在改革中所处的次序问题,始终是一个改革的战略选择问题,需要历史地分析。改革早期,我们拿出财政和金融资源,优先使用到农业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对外经济改革方面,通过让利方式促进上述领域的改革。各个领域的改革需要消耗相当多的资源,当财政资源很紧、体制上又缺少灵活性时,主要就是金融业承担了改革的成本,其后果之一就是在银行业积累了大量的不良贷款,同时也使金融改革滞后。无疑,当改革发展到一定阶段,我们就应该把改革的重点转到金融行业,解决这些历史包袱。

回顾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进展,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一是在1998年通过财政发行2700亿元特种国债,补充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的不足。1999年至2000年,通过设立资产管理公司的方式,将不良资产进行部分剥离。二是动用现存资源进行不良资产的核销。其中用于核销不良资产的资金主要包括准备金、拨备前利润和原有的资本金。和不良资产规模相比,国有商业银行的准备金覆盖率偏低,如果按照贷款的五级分类,其准备金尚不足以弥补损失类贷款,因此客观上需要动用资本补窟窿。从近年来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性利润来看,运用部分利润逐步弥补准备金的不足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通过这几种方式,两家试点银行将基本上核销掉历史上的贷款损失。三是动用部分外汇储备和黄金储备,注资国有商业银行。应当说,注资只是整个商业银行改革步骤中的一步。如果要想把国有银行真正转变成商业银行,还需要按照国际会计准则和上市公司的要求,对国有银行内部的资产继续进行全面清理,完善内部风险控制制度和公司治理,在新条件下防止出现过量的新的不良资产,保证新注入的资金要有良好的收益和回报。此外,监管机构也将强调对资本充实率的监管,并关注如何在机制上确保不再有新的大规模的不良资产发生。

总的来看,只有通过目标明确的股份制改革,国有商业银行内部才有可能建立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改革才有可能取得实效。

三、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中可能存在的争议

在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过程中,可能存在多方面的争议。我想就两点争议讲一下我的看法,其它争议还可等问答时再讨论。

(一)当前是应该通过加强管理还是应该通过公司制和股份制改造来推进。

应该说,这一争议是改革方案选择中讨论的热点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应先抓企业管理,在抓好企业管理的基础上再考虑进行股份制改造。回顾国有企业的改革进程,我们不难发现类似的争议,即问题是出在管理还是出在企业机制上?是用人问题还是体制问题?如果企业领导人不行,通过更换管理层的方式,银行经营是否能够得到根本好转?在此基础上,再通过一定时间的效益积累,进行公司化和股份制改造,是否可行?多年的经验表明,从这种思路出发,国有企业改革的效果并不乐观。究其根源,国有机构的问题并不仅在于科学管理不够,而是有着更为本质的机制问题。为此,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了企业改革的方向。

如果比较一下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不难发现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存在的高度雷同性。如果过去说国有企业像政府机关,是某种程度上"准官僚体制"；而国有商业银行则更像是一个政府部门,不像商业机构。国有商业银行在人事制度、报酬制度、职工福利、社会保障以及内部激励机制上,都存在明显的行政级别制度和严重的官本位。国有商业银行的负责人决策权也往往受到一定的限制,缺乏市场化经营。基层储蓄网点的吸储员工和业务发展所需要的具有较高风险控制能力的信贷人员在责任上存在明显差异,但是在报酬上并无明显差别。内部激励的不足,加上外部压力的不足,如仅仅依靠加强管理,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恐怕时间会拖得很长。

党的十六大文件中明确肯定了股份制改造的方向,要通过改变公司治理结构来真正改变企业的运行机制,该思路同样适用于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就其本质而言,也是国有企业的改革。

(二)是否应积极推动国有商业银行转变为公众控股的上市公司?

一种观点将上市误解为改革的最终目标,认为上市的目的在于满足融资的需要,以补充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的不足,以解决管理层的内部激励问题。应该看到,国有商业银行上市的目的不仅如此。

上市只是改革步骤中的一个阶段,如果按照进程划分,也仅仅是处于整个改革过程中的前半阶段。事实上,既然国家有能力为国有商业银行注资,则上市主要不是为了筹资,不是为了解决激励问题,改革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建立一整套新的市场激励和约束机制,强调投资者利益,彻底打破国有商业银行的"准官僚体制",改变"官本位"的经营目标,通过合理的绩效激励机制、充分的风险控制和资本约束,将国有商业银行变成真正的市场主体。

上市作为一个重要的步骤,其关键还在于解决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特别是来自其他部门的机关化约束的问题。例如商业银行的税收问题。长期以来,我国对于商业银行的税收,存在一些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规定,税收部门也承认这一点,但因要改的税种税率很多,总要排个先后,在国有商业银行真的面向资本市场和公众投资者之前,改革国有商业银行的税收制度就很难排上议事日程。通过国有商业银行上市的倒计时计划,这些问题的解决才可能摆上日程。在人事、福利、社保、经营自主权等方面也与此类似。只有当国有商业银行面临上市的紧迫性时,各个部门的协助配合及相应变革,才会成为当务之急。事实上,如果没有足够的外部压力,没有哪个主管部门会主动放弃手中的权利,改革的进程就可能延长。

从广义的公司治理来看,商业银行业务运作涉及公众利益,必须增大透明度和提高公众监督的力度。通过股份制改造和上市,国有商业银行必须满足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要求,上市为真正的公众监督创造了条件。因此,政府注资的意义,并不仅仅是为了改善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而是为了建立一个新的高效率运用储蓄的金融中介机制。因此,从更实质的意义看,只有通过上市,通过施加足够的外部压力,才有可能真正建立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切实切断机关化运行机制,保证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成功。

一些大型国有企业的改革,特别是股份制改造和上市之后所发生的变化,为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提供了良好的范例。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些大型国有企业在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前,也同样是机关化的,所有者缺位导致了大量的内部人控制和企业经营效率低下以及业绩较差的情况。在股份制改造和上市之后,对于企业的监管不再停留在政府主管机构的层面上,上市后来自境内外公众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来自境内外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要求,迫使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业务经营、市场战略方面必须更多考虑股东利益。应该说,如果没有股份制改造,没有上市的外部压力,没有战略机构投资者和公众投资者的监督,没有独立董事的引入,内部改革压力恐难以形成改变机制的力量。如果不通过上市,不通过调整股权,没有充分的外部监督和外部压力,改革恐怕难以取得实效。商业银行也是一样的,在其上市后,必须接受股东、监管机构、公众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监督,必须进行详尽的信息披露,必须在健全的会计准则基础上充分考虑股东利益。因此,通过推动上市,才有可能促成规则的整体改变,强化公司治理,真正有效防止出现改革中反复出现的"进一步,退两步,重走回头路"的现象。

四、银行改革的展望:潜力与困难

从有利方面看,虽然我国金融市场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金融产品还不够丰富,金融工程的运用还并不复杂,但是在整个融资结构中,间接融资所占比重很大,我国M2与GDP的比重接近200％,加上中国市场中巨大的人口优势,都将会为我国商业银行开展传统业务、开创新品种,包括中间业务、跨市场金融产品业务、消费信贷、抵押贷款等,带来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从利率结构来看,存贷款利差依然处于较高的水平,商业银行的利润前景看好。

从不利的方面看,我国在金融专业人才方面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但是观察其他产业部门的发展,不难发现,人才的发展虽然需要经历一定的时间,但是总体上来看,中国人勤奋好学,高等院校毕业生数量庞大,在很多技术领域能够较快赶上并适应竞争。当今,年轻人学习金融专业的热情很高,相信只要有恰当的激励,人才发展是能够较快满足需求的。虽然在短期内,我国在金融创新领域的人才也许不足,但是在金融操作和金融工程领域的人才能够较快培养出来。我们相信,随着改革的发展,特别是激励制度的到位,人力资源会迅速发展,也包括吸引海外人才。中国长期以来尊重知识的儒家文化,和良好的教育体系都将促使人才的逐步到位,在改革过程中这个问题将可能迎刃而解。当然,我们当前还需要着重解决能适应现代金融和国际竞争的高端管理人才的短缺问题。

我们不能低估银行改革的艰巨性。从全球范围来看,金融体系的改革比其他领域的改革具有更大的艰巨性,不管是休克疗法还是渐进式改革,共同点是要培育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所没有的、为市场经济服务的机构,要建立相应的法规体系。而机构的建设和法规的健全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完成的。改革需要面对大量机构成长不到位的难题:一是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等金融机构自身的成长不足；二是金融机构的主要客户,特别是贷款客户,即企业的改革和成长问题,比如雅诺斯·科耐(JanosKornai)所说的预算软约束问题,也有存款客户、投资客户是否有正确的判断能力和投资理念等等；三是金融监管机构的建设,包括体制的理顺、目标责任的明确、高素质人才的聚集、机构的公正廉洁等,在转轨过程中都要花时间才能达到；四是会计准则的改革,由于计划经济的会计制度与市场经济的会计制度差距非常大,在理解不够深入、会计师也不足的情况下将西方的会计制度直接移植过来难以立即见效,而逐步改革,逐步接近也存在着每一步改革是否跟得上总体改革要求的问题；五是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和评级机构的发展,这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需要花很长的时间,需要将自身培育和对外开放相结合；六是破产法的演进和执法问题,需要立法、司法、行政方面改革,没有好的破产法和破产程序,就意味着差的信贷环境和偏高的不良贷款水平；七是税收改革和提高公共财政的可信度,特别是作为个人、公司财务的表率,各级财政要解决软约束问题和行为不规范问题；八是风险管理的市场建设,因为金融业必须有风险转移和规避的市场体制；九是机构投资者的成长,这是促进资本市场发展和金融产品发展的必要一环。这些方面的机构成长都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在这些机构成长不够成熟的情况下,希望银行业不良资产很低,资本市场很干净、丑闻很少、保险业非常健康,看来不太现实。我们希望机构成长能够比较顺利一点,但不能过于理想化。金融改革与机构成长是相互促进、互为条件的。

短期内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外资银行进入后对高端客户的竞争将会加剧。根据一些国家的统计分析,对于商业银行来说,最重要的利润来源于客户中10％的高端客户,这些高端客户大约能够为商业银行带来近80％的利润,进入中国的外资银行和国有商业银行竞争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些高端客户。虽然中国的银行业有庞大的服务网络和客户群体,但是如果在高端客户方面竞争失利,有可能出现很大的问题。在中长期中,我们对国内银行改革的前景是有信心的,并希望更多的外资金融机构加入这个市场,促进竞争、创新和改进服务,促进经济繁荣发展。

⑦ 怎样实现中国金融体系的改革目标

1、金融机构体系的构成
（1）现代银行的产生和特征
最早的金融机构是货币经营业，而后演变产生现代银行。
银行是金融体系的主要环节。现代资本主义银行形成的途径：①由早期高利贷性质银 行转化而成；②由资本家合股建立的股份银行。现代银行具有不同于货币经营业的特征。
早期的现代银行都是商业银行，而后从其中分离出另一类型银行--中央银行。
（2）金融机构体系
金融机构体系，是指一国金融机构按照一定的结构形成的整体。
各国金融体系各有特点，一般都包括以下三类环节：商业银行；中央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
（3）我国金融机构体系的建立
我国金融机构体系的建立途径：在各解放区银行的基础上组建中国人民银行，没收官僚资本银行，改造民族资本银行，发展农村信用合作社，由此形成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中心的"大一统"金融机构体系。
（4）我国金融机构体系的改革
大体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①高度集中的金融机构体系；②多元混合型金融机构体系。③中央银行制度下的金融机构体系。
2、政策性金融机构
（1） 政策性金融机构是指那些专门从事政策性金融活动，支持政府发展经济，促进社会全面进步，配合宏观经济调控的金融机构。其特征有：经营目标是实现政府的政策目标；资金主要来自国家预算拨款，在国内发行金融债券和发行国外债券等。资金运用以中长期贷款为主；贷款重点是政府产业政策、社会经济发展计划中重点扶植的项目。
（2） 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种类：开发性；农业政策性；进出口政策性等。
（3） 我国现有的政策性银行有：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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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如何进行金融体制改革

一是结合国情。中国金融改革已走到深层次阶段，利率市场化将成为一场不可避免的攻坚战。纵观世界各国利率市场化进程，总体上可以分为“外生推动型”和“内生演进型”，其中既有美国、日本等国家的成功案例，也存在一些国家的败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既需要依靠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同时也需要制度、习俗、惯例等“内生”条件的共同作用。“摸着石头过河”是一个有效方法，中国金融体制改革要取得成功，应考虑中国的实际国情，构建配套的宏观环境、市场机制、监管制度以及微观主体，探索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之路。
二是大胆创新。当前中国金融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在于金融资源错配，进而造成市场结构失衡。要打破困局，必须大胆创新，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金融制度体系与架构。党的十八大指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需要从多方面改革创新：比如,改变大银行垄断格局，为民营金融机构、小微金融机构提供政策性支持；突破中小企业股权交易的制度障碍，积极探索区域性股权市场的发展模式，打破区域分隔界限，拓宽中小型及科技创新型企业融资渠道；利用大数据平台，整合互联网金融、传统银行的优势资源，实现金融生态多样化，给实体经济的发展带来新的活力；创新金融监管模式，等等。
三是以人为本。
一方面应推广普惠性金融理念。发展普惠金融，首要解决的就是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增加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内生供给是关键。要充分发挥市场内生性力量的作用，鼓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与小微企业平等对接的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完善对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差异化监管与考核政策，在财税政策方面给予适当的风险补偿；进一步改进完善融资担保服务等多种金融机制，扩大金融服务供给的覆盖面。
另一方面要发挥好政府作用。在以商业金融体系为主导的前提下，打造政策性金融体系，才能让金融改革真正惠及民生，服务百姓。打造政策性金融体系，可从多方面入手：发挥好现有政策性金融机构在城镇化中的重要作用，同时研究建立城市基础设施、政策性金融机构，让政策性资金和市场资金形成合力，加强大病医保领域的政策性金融支持力度，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突出问题；加大对边远贫困地区农业开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中长期信贷支持力度,着力做好农业转移人口的综合性金融服务。

⑨ 经济转型期如何推进金融体系改革

经济转型期如何推进金融体系改革
5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在2016金融街论坛上表示，我国金融业改革的着力点是构建现代金融体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改革的体制性目标是建立有效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当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现代金融体系。目前，国务院已决定由人民银行等十部委共同编制国家金融“十三五”专项规划，即“十三五”现代金融体系规划。当前经济转型关键时期，如何推进金融体系改革，探索谋划现代金融体系建设新路径，一时间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对此，国研网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陈道富。
国研网：当前，我国在一系列政策推动以及内外部经济因素影响下，经济正平稳转型到新常态，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我国金融体系面临哪些困难与挑战？
陈道富：我国当前正处于深刻的经济转型期。经济转型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与国际经济的高度融合引起世界经济格局的调整；二是经济增长从高要素投入转向寻求经济效率；三是开始平衡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原有的金融体系大体上是适应原有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模式的，当经济转型时就会出现各种金融困境，这也是金融需要转型的信号。
一、“三元悖论”与“中心外围”结构制约中国的货币政策
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融合，金融的跨境融合就给原来相对独立的金融体系带来冲击，集中表现为所谓的“三元悖论”和“中心外围”结构。
“三元悖论”揭示了一个经济体不同同时实现汇率、利率及资本管制三个目标。“三元悖论”成立是建立在无套利均衡基础上的。如果将汇率看作货币对外价值，利率看作货币的对内价值，资本自由流动则意味着国内外形成一个统一市场，则三元悖论本质上是一价定律在货币领域的体现，即一种商品在一个市场只能有一个价格。要想破坏一价定律，则只需破坏该定律成立的前提条件即可，如一个市场、同质商品、无套利成本等。因此，在不同制度和市场结构下，可以有多种方式达到市场均衡。“三元悖论”仅揭示瞬间无套利均衡要求，无法判断哪个组合的均衡结构更好。
中国当前正在寻找“三元悖论”所揭示的汇率波动、资本管制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三者之间的平衡点。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融合，资本账户逐步开放，跨境资金流动日益频繁、规模巨大。2009年以来，我国国际收支的错误遗漏方向开始从净流入，转为净流出，截至2015年底累计净流出5939亿美元。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从2014年二季度开始出现净流出，截至2015年底累计净流出5600亿美元。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近些年出现较大幅度升值，2011年4月以来，分别升值了27.6%和30%。其中，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波动幅度逐步加大。跨境资金流动规模和频率的增大，在有限的汇率波动幅度内，给国内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带来了较大的挑战。央行的外汇占款和外汇储备分别与2014年的5月和6月达到历史高点，截至2016年1月和2月，分别减少了30906亿元人民币和7908.92亿美元。我国的基础货币余额2015年3月达到历史高点后开始下降，截至2015年底已累计减少2万亿元人民币。
中国的金融体系与世界金融体系的融合，不仅受套利均衡的“三元悖论”约束，还接受了金融资源的世界再配置。从全球动态均衡来看，二战后全世界金融体系存在明显的“中心外围”的美元周期结构。这与是否采取浮动汇率没有太直接关系。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世界采取基于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固定汇率体系，美元波动牵动全球资金流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进入了以浮动为主的汇率体系，但仍呈现明显的美元周期。美国的利率和汇率调整，引导着全球资金的流动。随着资本账户的逐步开放，中国也成为世界美元周期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周期与美国并不完全相同，近些年甚至出现较为明显的分化，但仍深受美元周期。
二、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割裂
金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但中国近些年金融的发展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实体经济发展需要。一方面货币大量投放，各类金融创新活跃，发展迅速，另一方面企业面临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除了承担大量经营风险，还不得不管理并承担大量金融风险。企业不是不得不应对流动性风险（资金使用的期限，与金融体系真正提供的资金期限不匹配，不得不从事期限匹配的流动性管理），甚至卷入金融操作（杠杆率不断提高，通过委托贷款等方式，为其他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乃至进入国外被归入金融业的房地产业和地下金融行业）。此外，通胀预期和资产泡沫的阴霾始终无法消除。
货币凝聚着人类的普遍信任。在经济阶段转换期，特别是经济增长模式和动力的转换期，在原有的增长点和增长模式下出现产能过剩，竞争过于激烈，盈利状况恶化，难以凝聚社会普遍信任。但是新的经济增长点并没有经过社会实践的充分检验，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规模还较小。这样以商业盈利模式为基础的社会信任大幅下降，社会普遍信任转向以物和政府信用为主，表现为房地产和政府信用（含隐性担保）的过度膨胀。
货币借助资产实现扩张或收缩，支持货币扩张的资产价值的来源不同，货币扩张对实体经济具有不同效果。
当实体资产属于新的商业创造(包括新项目、原有项目的扩大、改建等)，货币因此而扩张会带来实体经济的真实扩张，从而引起对现有实体资源的争夺，引发实物资源的相对价格和绝对价格水平的调整。如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当这些投资机会被证明确实具有稳定回报，货币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就能实现良性循环。但当投资机会并不具有稳定回报，成为不良资产，货币金融体系则需要通过不良资产退出实现货币收缩来及时承认错误。如果不良资产不能及时退出，则在经济体中保留了多余的货币创造，产生虚假繁荣的货币基础。
当实体经济属于现有的存量资产，只是实现了证券化进入金融领域（货币的深化）。这种类型的货币扩张不再对实物资源产生增量需求，只是产生金融领域的资产供给。如农村经济（自给自足经济）的货币化，货币的国际化及各类资产的证券化等。货币深化并不会带来对现有资源的增量争夺，只是货币金融体系的边界扩大。
当资产价值增加来源于现有金融资产的价值重估（利率或者风险偏好变化，那么并不产生金融领域的资产供给，只是实现金融资产的再配置。如我国上一轮股市繁荣期，大量上市公司将非上市公司装入上市公司，以获取两者之间的价差，等等。当价值评估重估以合理定价机制为基础时，这是利用金融体系利用其价值评估体系以较低成本提高资源优化配置效率的过程，是广义的套利和资源整合过程。但当价值评估的定价机制不合理，存在非理性因素主导，或者存在内幕交易、市场操纵时，不再是套利和资源整合，而是价值的再分配和欺诈掠夺。
当经济处于转型期是，经济体中的投资机会匮乏，货币扩张越来越多的由存量投资机会证券化和价值重估实现时，货币的大量投放并不能带来实物资源价格的上涨，而会表现为资产价格的上涨。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通货膨胀相对稳定，但不断出现资产泡沫。投资者普遍面临“资产荒”难题，不断寻找价值洼地，提高风险偏好。从微观企业来看，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的企业盈利状况较好，但由于缺乏新的投资机会，上市公司保留较大比例的现金。我国近期更是出现上市公司的盈利不高，但股票价格较高。当房地产价格上涨与货币投放相互实现时，市场参与者陷入了囚徒困境：虽然不看好房地产内在价值，但由于房地产价格上涨会显著损害货币持有者的购买力，不得不参与房地产的追逐。
三、金融运行与金融管理的割裂
微观金融机构从业务发展出发，顺应实体经济转型的需要已进行了大量创新。从实践看，近些年随着我国金融放松管制，金融跨业和跨界融合日趋丰富，传统金融领域外出现了大量创新。受制于本身的缺陷和政府经济社会管理框架的制约，金融管理无法有效回应金融发展。
在相当长时期内，我国金融体系事实上承担着除资源优化配置外的宏观调控、产业政策的功能，“窗口指导”、“行业目录”广泛存在。我国政府（中央和地方、一行三会、监管部门和行业协会、投资者保护机构）在金融领域的职责和管理架构，特别是政府和不同市场主体在风险管理和风险承担方面的界线并不清晰。政府在金融领域中，所有者、监管者、行业促进者、经营者的职责交错，甚者承担了部分社会安全网的职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权责（险）利并不能基本匹配，大量的金融风险最终转化为财政风险和货币风险。
事实上，我国有必要将监管部门应从微观金融风险中解放出来，更多关注行业风险和系统性风险。加强一行三会、中央和地方在监管方面的分工合作。强化政府在平衡市场力量（消费者、投资者保护；反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方面,尤其是防止部分金融机构将某个领域的市场影响力不合理地渗透到其它市场）的职责。需要发挥行业协会在促进行业发展中的作用。充分发挥市场服务机构的作用，推动服务中介的去行政化进程。金融机构应在风险管理方面有一定的自主性并因此承担相应的风险损失，获取必要的风险收益。
国研网：“十三五”时期，金融改革将面临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两大任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列为2016年五大结构性改革任务之一。当前存在哪些金融风险？
陈道富：随着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和经济金融转型的不断深入，过去多年积累的体制机制矛盾让我国进入了金融风险集中暴露期。个人认为金融风险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风险是中国经济阶段性转换和经济下行伴随的风险。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为6.9%，今年的增长目标为6.5%~7%。随着经济下行和世界经济环境的恶化，一些企业会破产退出，同时更多风险也会暴露。这一类风险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无法避免，必须要面对的。
第二类风险是“三期叠加”之前的一些政策所导致的负面效果新的阶段表达而产生的风险。
第三类风险是金融改革本身的风险。金融改革是中国进行的巨大探索，无论是利率、汇率市场化还是资本账户开放或者国内的政策调整，本身都是风险和收益并存的过程。越是伟大的改革转型，越是要踏足未知领域，对未知的探索是金融领域企业家精神的体现，是可能带来巨大收益的。中国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决心“去产能、去库存和去杠杆”，这是主动暴露并解决问题的过程，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金融风险。从投资的角度看，承担资产风险也是获取金融收益的主要途径。因此，金融风险是破旧立新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是“危”和“机”并存，需要在实践中实现“转危为机”。
国研网：在当前经济转型大背景下，您认为金融体系的转型应该如何推进？
陈道富：目前，我们看到金融体系非常火热，看到互联网金融，看到体制外的体系，看到非常火热的金融，所有人都在从事金融业，都在做金融业务。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实体经济融资难等等一些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所以，我们需要寻找实体经济真正响应的方面，大致有三个方面：
第一，金融体系放在更广的范围内，放在经济系统、社会系统里，它的命题是经济发展阶段提出的命题，这个命题就是所谓的新常态或者三期叠加，所以首先要服务于新常态，尤其是转轨过程。转轨过程对金融体系来说，它的价值发现功能，重新创造价值功能，给金融体系提出了很强烈的要求。
第二，金融体系本身，整个世界的金融体系都不是稳定的系统，怎么实现它的优化配置？如果是一个稳定的系统，它是缺乏流动的系统。大家看到的乱，看到的不协调，一方面是发出了信号，在制度上有缺陷、有限制。另一方面，其实反映的是中国金融体系成长、突破过程中的烦恼。金融体系必须要面对他的乱，面对他的不稳，只有真正去面对自己金融体系不稳的根源，才能解决他。所以这个过程，中国需要充满活力、总体稳健的金融体系，这又是矛盾又是统一的过程。微观上需要活力，需要寻找经济的增长点，需要寻找市场机会，需要套利，需要破。在宏观上稳定的系统，一定是权、责、利一致的，中国现在很多问题都是制度设计上在破坏权、责、利，有一些是无意识的破坏了权、责、利，因此，宏观上就要进行对应，所以这是第二个层面，把金融体系变成一个有活力的、稳健的体系，这个过程中需要打破金融体系之间不合理的流动性障碍，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更加开放的系统，所以我们要从市场生发出来，更加市场化，更加开放的系统，需要开放、活力、稳健的系统。
第三，对金融体系来说它不是一张白纸，金融改革会在第三个层面产生问题，中国的金融体系是金融的转型。它最终的目标来源于实体经济，但是它又不是一张白纸，它是在一定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下进行的金融改革，是在原有的金融体系里进行的金融变革，所以它只能是一种成长。这种变革的深度取决于处在哪个层面上，在枝节上的改革、改良，这些年的金融改革中已经做了很多了，就是大家讲的很多物理层面的变革。接下来是理念上的变革，这种变革需要建立在原有的基础上。所以怎样在现有的格局下归位，原有的金融体系相当程度上表现为错位，表现为对金融体系认识上的偏差，所以需要一种归位，需要一种转型的设计，这种归位有横纵两个坐标。
第一个是财政和商业的横的关系，中国一直在处理财政和金融的关系，今天中国很多问题都是来源于金融在执行很多财政、产业的职能，财政和金融之间到底如何协调？如何在这个光谱上处理政府和商业机构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是中国需要重新考虑的，金融体系外施加了很多金融体系不可完成的任务，或者不是最优完成任务的时候，所以首先需要做这方面的讨论。
第二个是纵轴，金融体系怎么发挥作用？整个企业家创新的最初动力就是破坏权、责、利的有限责任，只拿股本金，到这儿而止，这是一个断层。在国家层面可以看到国家隐性担保的行为，都在一定程度上破坏权、责、利的一致，需要在宏观上进行纠偏。但是我需要给你的偏差产生巨大的活力，这是在纵轴上，你会发现怎么划分微观实体的权利，行业监管，金融救助，宏观调控，整个纵轴的关系，这是在商业运行的点上，依然是需要分工才能完成的灵活金融体系，中国在这方面其实有很多的偏差。
为什么讲中国是“成长的烦恼”？小孩子总有青春叛逆期，在小孩不懂事的时候，家长处于爱护，可以给小孩任何指点。但是小孩成长起来了，有自己的思维，自己行为能力的时候，有自己的发展空间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种叛逆。这时候不是把我认为应该怎么做更好的东西给你，而应该是包容的，允许你犯错，允许你探索，允许你有不一样价值观。这里面就会涉及到微观主体、监管部门和宏观救助的关系。从国家的角度来看，任何一个改革真正能推动的力量都是来源于自己，其实最核心的是自己怎么看到自己没有跟上金融变动的情况。
所以国家再怎么管理，怎么面对金融体系更加灵活响应实体经济需求产品的风险点，所谓系统性风险一定是制度上的偏差，使得这种风险可以持续累积。国家要做的，就是在中国这个土地上寻找真正的风险点，建立起针对这样风险点的监管体系、救助体系、宏观调控体系，这是今后三五年会产生化学变化的地方。我希望中国金融体系在未来，能为中国经济新常态形成稳健、灵活、可持续发展的，真正发挥资源优化配置功能的一个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