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如何深化财税金融改革（如何看待宏观经济形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家调控宏观经济的两大重要手段，今年以来，新一届政府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全面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为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政策支持和发展动力。
如何看待我国当前的财税金融改革？在经济增速放缓和财政收入增幅下滑的背景下，应当如何更好地深化这一领域的改革？记者为此采访了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
“营改增”倒逼财税体制改革，未来要推进资源税、房产税等改革
8月1日起，“营改增”试点将在全国范围推开，每年可为纳税人减税1200亿元以上，伴随这一改革继续推进，减税额还要上升为年度数千亿元。据测算，去年，“营改增”使上海的经济增长了0.6%左右，增加就业14万人。
“不只是减税，这一改革还会倒逼财税体制的配套改革。”贾康说。随着“营改增”试点逐步向全国各地和全部行业扩围，需要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分配关系，加快财税体制改革。随着“营改增”试点范围的扩大，有关部门必须认真研究和推进三方面工作：一是积极稳妥推进“营改增”在全国范围、各个行业推开。二是调整政府间财政体制安排，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和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三是优化转移支付结构，完善转移支付制度，进一步提高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益。此外，还要完善预算收支管理制度，进一步增强预算的完整性、透明性并提高其绩效水平。
“营改增”对我国当前财税体制改革而言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意义，影响深远。贾康说：“财政问题，实质上是公共资源配置体系与机制问题，要服务全局。当前我国各项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和攻坚阶段，非常有必要使多项改革协调并进，其中包括价、税、财等通盘协调的配套改革。”
贾康认为，从近中期来看，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至少包括这样几方面：进一步通过“营改增”改革，消除服务业发展的重复征税因素，并推动产业结构优化，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分步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积极研究推出环境税改革，理顺基础能源、资源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对节能降耗形成长效杠杆机制。适时扩大房产税改革试点，构建地方税体系。推进个人所得税分步走向“综合加分项扣除”模式的改革，即把工薪收入之外的其他收入也综合纳入超额累进税率的调节范围，并针对家庭赡养负担等因素的不同情况作出专项扣减。积极推进省以下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激发市场主体活力，释放经济发展潜力。
经济增速在合理区间，不需要出台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
今年上半年，我国GDP增长速度7.6%，有市场人士呼吁出台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保证经济增长。贾康认为，在上半年经济增速7.6%的基础上，我国实现全年经济增长预定目标的调控压力并不太大。只要密切跟踪运行态势、相机抉择微调，就能够在后两个季度之后，顺利实现全年7.5%或者更高一些的目标。
2013年以来，新兴经济体特别是金砖国家，呈现经济增长下滑趋势。而从世界范围来看，美国经济增长出现了一定的恢复态势；欧洲应对债务危机取得重要进展，宽松财政政策有望推进经济增长。随着发达经济体复苏过程的推进，新兴经济体的机会和潜力释放空间也有望扩大。
如无特别的情况变化，没有必要重启类似于“4万亿”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方案，可利用当前相对放缓的固定资产投资进度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并立足全局、放眼长远，着力于促使市场更好发挥“优胜劣汰”的作用挤掉一些落后、过剩产能，将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的结构优化、质量提升。
从我国当前财政状况来看，财政必须“过紧日子”，大力压缩行政成本和一般性开支，但对于具有刚性特征的民生支出，必须作为重点来保障。
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让金融业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
针对部分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的融资难的问题，应如何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让金融业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实体经济出现融资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我国社会融资结构不合理、直接融资渠道过少的原因，也有信贷政策不合理、金融市场发展不足、政策性融资机制发展不畅等因素的制约，因此，解决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融资难，应该多管齐下。”贾康说。
信贷政策方面，在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积极促进信贷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配合，改善“三农”和中小微企业发展中的融资状况，积极开展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纠正偏差。同时，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形成科学合理的基准利率曲线，适度联通香港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的利率定价机制，增大金融市场的利率弹性。
金融市场建设方面，应当进一步扩大金融债券、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等发行规模，增加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的境内金融机构主体，逐步推动境内企业赴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完善并优化人民币对外汇期权交易，研究完善存款保险制度方案，做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准备工作。
拓宽融资渠道方面，推进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建设，加快吸引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建立各种为小微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与此同时，应当安排一定比例的政府资金专门用于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培育和发展诸如小额贷款公司、产业创新基金等专业化的市场主体，以及信用担保机构。
作者：吴秋余
2. 政府工作报告解读:怎样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我国金融改革尽管已经取得了较大进展，但与现代金融制度的要求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还难以有效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要下更大的决心，用更大的气力推进金融改革，从根本上破除金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不断增强金融业发展的动力和活力，形成有利于金融稳健发展的体制机制，更好地发挥金融支持经济增长和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作用。
一是继续深化国有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改革。继续完善已上市银行的公司治理，明确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的职责边界，提高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的履职能力，真正建成决策科学、执行有力、监督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切实推进业务发展模式和盈利模式的转变。强化内部控制，建立风险管理长效机制。加大人力资源管理体制改革力度，建立市场化的人力资源管理体制，探索商业银行薪酬体系和激励机制改革。加大上市银行信息披露力度。大力加强基层分支机构改革。继续推进中国农业银行的改革和上市准备工作，着力推进“三农”事业部制建设。继续深化国家开发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的改革，不断推进进出口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改革。通过深化改革，加快形成一批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优质、效益良好、创新能力和竞争力强的现代化银行。
二是大力推进农村金融改革。近年来，虽然我国农村金融不断发展，但是由于多方面原因，农村金融仍然是整个金融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为此，要加快培育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有序发展小额贷款组织，引导社会资金投资设立适应“三农”需要的各类新型金融组织。加大政策性金融对农村改革发展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支持力度，拓展农业发展银行支农领域。全面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全面提高农村金融运行质量和效率，显著改善“三农”金融服务，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持。
三是大力推进小企业金融服务改革。通过改革增加小企业金融服务供给。进一步鼓励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设立不同形式的小企业信贷专营服务机构或小企业服务中心。增加网点数量，扩大小企业金融服务覆盖面。加强信贷机制创新，提高贷款审批效率，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采取动产、应收账款、仓单、股权和知识产权质押等方式，缓解中小企业贷款抵质押不足的矛盾。落实对中小企业融资担保、贴息等扶持政策，设立多层次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基金和担保机构。提高金融机构中小企业贷款比重，确保全年小企业信贷投放的增速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信贷投放的增量高于上年。对商业银行开展中小企业信贷业务实行差异化的监管政策。
四是继续推进资本市场改革。稳妥推进融资融券业务试点，根据试点情况及时完善业务规则，逐步有序扩大试点范围。抓紧做好股指期货推出前的各项准备工作，适时推出股指期货。推动部分改制上市公司整体上市，消除改制上市遗留的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问题。稳步推进创业板建设、新股发行制度等重点领域和重要环节的改革步伐，有序推出符合经济发展需要的证券期货新品种，不断提高市场运行的活力和效率。大力推进我国债券市场发展，积极发展公司债、企业债、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规范发展信用评级机构，促使我国债券市场逐步向健康、成熟、完善和开放的方向迈进。
五是继续深化保险业改革，促进保险业又好又快发展。巩固发展保险公司改制上市成果，推动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整体改制、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在香港上市、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改革。稳步推进商业银行投资保险公司股权试点。完善保险公司治理监管。积极稳妥地推进保险营销体制改革试点，鼓励保险公司结合自身实际探索完善营销模式，维护营销队伍稳定，提高营销队伍素质。提升服务能力，不断扩大保险覆盖面。鼓励各地开展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业保险试点，探索创新“三农”保险经营组织形式，推动农村相互保险和村镇保险试点。逐步扩大小额信贷保证保险的试点区域。推动养老保险业务创新。引导专业健康保险公司的发展和业务转型。在试点的基础上，扩大责任保险的覆盖范围。建立并完善巨灾保险制度。促进内控制度建设，以内控监管为抓手，堵塞保险公司管理漏洞，提升管理水平。通过培育市场，完善行业自主发展的内生机制；通过公司改革，理顺行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通过完善制度，营造行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六是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推动进出口收付汇核销制度改革，简化贸易信贷登记管理。允许企业出口收汇存放境外，进一步便利企业灵活运用外汇资金。推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继续以拓宽资本流出渠道为重点，稳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扩大中资企业外债试点，统一中外资企业外债管理政策。完善全面的外汇债权债务制度。
七是健全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积极参与国际金融规则制定。加强中国人民银行与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机构间的协调合作，提高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监测与管控能力。加强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监管，探索逆周期监管，不断完善具有前瞻性的监管机制。强化资本监管和流动性风险监管。推进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促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积极推动基金组织份额和治理结构改革。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监管标准的讨论制订。加强对国际金融形势的跟踪和评估，预防跨境金融风险传染。严厉打击各种违法违规行为。努力防范各种金融风险，确保金融体系稳健和安全。
3. 政府如何推进金融改革
中国按照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的承诺对金融业全面开放的五年过渡期即将结束,中国金融改革进入倒记时阶段。从中国加入WTO之时起,中国金融体制的改革就成为关注的焦点,然而我们需要清醒地看到改革的成效与今后竞争力的要求相距甚远。在此时刻我们需要对中国金融改革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有充分的认识，现在已经不允许中国的金融改革再出现诸如证券市场改革所出现的错误。我们需要看到中国金融体系的问题，寻找适合中国的金融改革方案，从而才能在最后阶段进行有效的亡羊补牢式的金融改革。
我们需要分析中国金融所面对的风险，目前中国主要的金融风险是中国银行系统积累的大量不良债务，中国证券市场可能引发的金融系统风险以及在金融体制改革的结构调整中引发的经济和社会风险，其中银行系统风险是中国金融体系的最大风险。银行业呆坏账水平居高不下,近三年来，中国金融机构过多地强调不良贷款额和不良贷款比率不断下降，这些指标只会促使金融机构通过扩大信贷投放稀释不良贷款或者收回有利的贷款，实际上则是进一步加大不良贷款的金融风险。按照中国银监会对外公布的数据，到2004年第三季度，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绝对值为1.56万亿元，不良贷款率为15.71%。面对目前近1.6万亿元的不良贷款和即将开放的金融市场,我们看到中国金融机构与跨国银行的差距,我们尚不分析在服务和管理上的差距,仅降低不良贷款额和不良贷款率就是中国本土金融机构短期内必须面对的问题。而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中国金融机构积极投放信贷，而资本、经常账户的双顺差及大量外资通过各种渠道流入中国迫使中国央行只有投放大量基础货币进行对冲。同时中国金融机构提供贷款的结构出现变化，贷款大多投资到大型工程和基本建设中去，人为地增加了中长期贷款比重。中国银行系统希望通过发放新贷款来降低不良贷款率的行为加大中国金融系统的风险。近几年，中国的金融机构业务普遍出现快速增长的趋势，其中信贷业务的增大使人们忽视了资产质量问题所会引发的不良资产问题。尤其是那些呆坏账比例已经偏高、融资能力及抵抗风险能力较差的中小银行容易陷入流动性不足的困境。而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及破产法的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负债的很大一部分终将转化为账面不良贷款，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会长时间存在且不断出现高峰，为此监管当局加强对国有商业银行的监管，但其不良贷款仍然在高位徘徊且时有反弹。此次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实施过程中，部分固定资产投资和土地项目的清理及撤销和停止的部分违规越权项目将形成部分新增不良贷款。中国政府为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选择控制措施以防止风险的进一步加剧，例如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贷款浮息制度以及强化公开市场操作力度，甚至采取行政手段来控制贷款扩张。但是中国央行这些运作不仅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反而加剧金融体系的结构性风险的凸现，在紧缩政策下，一些有活力的股份制银行和较小的金融机构出现流动性紧缩风险。中国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中国居民短期存款，而资金投放却以大型基本建设项目、政府债券、住房贷款为主，这种不合理的资金结构严重制约了中国金融系统的良性发展。中国金融系统的资金长期的流动性问题再次引起我们对中国金融体系未来发展的关注。加强银行监管并不能消除不良贷款，这其中需要政府提供配套措施，使商业银行在完善管理体系和商业运作的基础上不断降低不良贷款的风险，为此加快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成为中国金融体系改革的关键。
4. 如何进行金融体制改革
一是结合国情。中国金融改革已走到深层次阶段，利率市场化将成为一场不可避免的攻坚战。纵观世界各国利率市场化进程，总体上可以分为“外生推动型”和“内生演进型”，其中既有美国、日本等国家的成功案例，也存在一些国家的败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既需要依靠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同时也需要制度、习俗、惯例等“内生”条件的共同作用。“摸着石头过河”是一个有效方法，中国金融体制改革要取得成功，应考虑中国的实际国情，构建配套的宏观环境、市场机制、监管制度以及微观主体，探索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之路。
二是大胆创新。当前中国金融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在于金融资源错配，进而造成市场结构失衡。要打破困局，必须大胆创新，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金融制度体系与架构。党的十八大指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需要从多方面改革创新：比如,改变大银行垄断格局，为民营金融机构、小微金融机构提供政策性支持；突破中小企业股权交易的制度障碍，积极探索区域性股权市场的发展模式，打破区域分隔界限，拓宽中小型及科技创新型企业融资渠道；利用大数据平台，整合互联网金融、传统银行的优势资源，实现金融生态多样化，给实体经济的发展带来新的活力；创新金融监管模式，等等。
三是以人为本。
一方面应推广普惠性金融理念。发展普惠金融，首要解决的就是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增加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内生供给是关键。要充分发挥市场内生性力量的作用，鼓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与小微企业平等对接的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完善对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差异化监管与考核政策，在财税政策方面给予适当的风险补偿；进一步改进完善融资担保服务等多种金融机制，扩大金融服务供给的覆盖面。
另一方面要发挥好政府作用。在以商业金融体系为主导的前提下，打造政策性金融体系，才能让金融改革真正惠及民生，服务百姓。打造政策性金融体系，可从多方面入手：发挥好现有政策性金融机构在城镇化中的重要作用，同时研究建立城市基础设施、政策性金融机构，让政策性资金和市场资金形成合力，加强大病医保领域的政策性金融支持力度，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突出问题；加大对边远贫困地区农业开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中长期信贷支持力度,着力做好农业转移人口的综合性金融服务。
5. 商业银行应该怎样深化改革
商业银行深化改革面临哪些挑战？
当前中国银行业正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在利率市场化、金融脱媒和科技浪潮（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的多重冲击下，传统的银行业发展模式难以适应环境的剧变，经营转型已成为银行业改革发展的必由之路。从国际上看，资产管理将是商业银行经营转型的重要方向之一。据统计，全球最大的20家资产管理公司中大部分为银行或银行子公司，德意志银行、瑞银集团、汇丰银行等均位列其中。许多国际先进银行的资产管理规模超过了表内资产规模，例如纽约梅隆银行，其名下管理的客户资产近1.4万亿美元，而表内资产规模却不足4000亿美元。大资管蕴含了巨大的市场空间，为商业银行转型发展创造了条件。但就目前情况看，商业银行所受到的冲击却更加显而易见：
一是负债业务竞争加剧。在大资管背景下，金融产品愈发丰富，与此同时，存款资源却显得越来越稀缺。出于竞争的需要，商业银行普遍对存款执行利率上浮政策，负债成本随之上升。即便如此，商业银行存款增速仍呈现出放缓的趋势。今年前7个月，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增速6.9%，明显低于去年同期9.7%的水平，其中理财产品分流了约1.6万亿元存款。参考发达国家的历史，随着利率市场化加速推进，未来几年商业银行在低成本资金来源上遭受的冲击还将持续。
二是资产负债表稳定性下降。一方面，存款增速低于资产增速打破了资产负债表的原有平衡。近三年来，银行业各项存款年复合增长率约为13%，而总资产年复合增长率却近17%，二者相差4个百分点左右。为此，商业银行不得不依赖同业存款等短期负债来弥补资金缺口，增大了资产负债表的不稳定性。截至2014年6月末，金融机构同业存款余额已超过21万亿，比2011年增加了7.5万亿。另一方面，负债端竞争加剧了资金来源的不确定性。央行统计数据显示，今年6月份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猛增了3.79万亿元，但7月又大幅减少了1.98万亿元，波动性较大（目前，监管部门加强了对商业银行存款波动性的治理措施，各商业银行都在认真贯彻落实这项要求，严防“冲时点”现象的发生）。与此同时，随着表外资产管理规模的扩大，特别是开放式产品的增长，表内资产负债项目变动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大。此外，在经济转型期可能出现有效需求不足的时候，表外业务还会分流一部分优质的融资项目或投资标的，使表内资产配置的效率下降。
三是流动性与利率风险管理加大。在大资管背景下，商业银行面对不同期限、不同回报要求的表内外资金，必须在资产端匹配相应的资产，以确保负债端的竞争力以及适当的盈利水平。这一过程可能会加大资产与负债的期限错配（集中体现在同业业务上），尤其是在资产证券化、信贷转让平台还不成熟，表外业务的刚性兑付尚未打破的情况下，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面临着很大的挑战。此外，大资管在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同时，造成了市场利率基准的多样化与波动性，增加了商业银行面临的利率风险。
商业银行该如何应对改革？
为了应对大资管背景下的这些挑战，商业银行必须将表外业务纳入资产负债管理的范畴，建立统筹表内外的资产负债管理体系。
一是以资金募集为中心的表内外负债统筹管理。在大资管背景下，客户资金进入银行的渠道逐渐多元化，商业银行应引入并不断完善客户金融资产管理模式，由以存款为中心的管理，转变为覆盖存款、理财及同业存款等表内外负债的统筹管理，建立以成本为导向、以流动性为边界的负债结构优化机制。1、继续突出存款的核心地位，巩固低成本资金来源，充分挖掘渠道、产品和服务的潜力，提高客户粘性与资金稳定性，主动改善被动负债的可控性。2、充分发挥主动负债的作用，量价统筹，建立以资产收益为约束的定价机制，权衡收益空间与规模增长的平衡。重点是吸收稳定性好、成本低的结算性资金满足流动性需要，并通过同业存单、大额存单等创新产品吸收稳定资金以弥补中长期资金缺口。3、加快推动理财业务向资产管理转型，使其逐步摆脱调剂存款、腾挪资产的功能，回归代客理财本质。
二是以资本为中心的表内外资产统筹管理。面对大资管的挑战，资产端应树立表内外资产组合管理的理念，围绕资本约束和价值回报要求，构建资本与资产联动的统筹管理模式。1、强化资本刚性约束，坚持业务发展必须服从于资本约束，规模扩张必须服从于资本支撑能力的经营原则，量入为出，确保全行的风险资产扩张与资本充足水平、市场环境、管理水平、风险控制能力相适应，实现业务和盈利模式的全面转变。2、理顺价值传导机制，把资本回报水平作为表内资产组合管理的依据，并建立基于内部资本充足率（可用经济资本/经济资本占用）的信贷配置机制，实现目标、过程和结果协调统一。3、实现表内外统筹，以能否节约资本、提高资本回报水平作为判断标准，统一规划和管理表外理财（资产管理）、资产证券化和不良资产处置，增强“盘活存量”的主动性，以提高资金运用效率。
三是以价值回报为中心的表内外定价统筹管理。建立以经济增加值和经济资本回报率为核心的客户综合贡献评价模型，促进单一业务定价向客户综合回报定价模式的转变。提高资产与负债业务、表内与表外业务、信贷与非信贷业务、管制与市场化业务之间定价的协调性。1、表内业务以内部资金转移定价为基础，依照统一定价方法、差异化回报要求的原则进行产品定价，从行业、地区、客户等维度细化贷款定价标准与模型，提高定价管理的精细化水平。2、表外业务定价参考表内同质业务的定价水平，并根据承担风险的不同，合理确定定价点差。3、加强网上、网下负债定价管理的集中度，提高主动负债产品间定价的协调性。
四是强化利率、汇率和流动性风险的统筹管理。从缩小风险敞口出发，在坚持风险自担的前提下，统一开展表内外业务的利率、汇率和流动性风险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加强对表外业务期限错配的控制，建立风险限额约束机制，提高风险自行平衡的能力。将可计量的银行账户利率风险以及流动性风险从经营机构充分剥离，体现在内部资金转移定价中，提高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管理理念的传导效率，使经营机构能够在统一的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管理框架内，专注开展业务经营。
6.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答：四个方面
①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
②稳步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③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
④完善金融监管，推进金融创新，提高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竞争力，维护金融稳定。
7. 经济转型期如何推进金融体系改革
经济转型期如何推进金融体系改革
5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在2016金融街论坛上表示，我国金融业改革的着力点是构建现代金融体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改革的体制性目标是建立有效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当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现代金融体系。目前，国务院已决定由人民银行等十部委共同编制国家金融“十三五”专项规划，即“十三五”现代金融体系规划。当前经济转型关键时期，如何推进金融体系改革，探索谋划现代金融体系建设新路径，一时间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对此，国研网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陈道富。
国研网：当前，我国在一系列政策推动以及内外部经济因素影响下，经济正平稳转型到新常态，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我国金融体系面临哪些困难与挑战？
陈道富：我国当前正处于深刻的经济转型期。经济转型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与国际经济的高度融合引起世界经济格局的调整；二是经济增长从高要素投入转向寻求经济效率；三是开始平衡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原有的金融体系大体上是适应原有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模式的，当经济转型时就会出现各种金融困境，这也是金融需要转型的信号。
一、“三元悖论”与“中心外围”结构制约中国的货币政策
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融合，金融的跨境融合就给原来相对独立的金融体系带来冲击，集中表现为所谓的“三元悖论”和“中心外围”结构。
“三元悖论”揭示了一个经济体不同同时实现汇率、利率及资本管制三个目标。“三元悖论”成立是建立在无套利均衡基础上的。如果将汇率看作货币对外价值，利率看作货币的对内价值，资本自由流动则意味着国内外形成一个统一市场，则三元悖论本质上是一价定律在货币领域的体现，即一种商品在一个市场只能有一个价格。要想破坏一价定律，则只需破坏该定律成立的前提条件即可，如一个市场、同质商品、无套利成本等。因此，在不同制度和市场结构下，可以有多种方式达到市场均衡。“三元悖论”仅揭示瞬间无套利均衡要求，无法判断哪个组合的均衡结构更好。
中国当前正在寻找“三元悖论”所揭示的汇率波动、资本管制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三者之间的平衡点。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融合，资本账户逐步开放，跨境资金流动日益频繁、规模巨大。2009年以来，我国国际收支的错误遗漏方向开始从净流入，转为净流出，截至2015年底累计净流出5939亿美元。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从2014年二季度开始出现净流出，截至2015年底累计净流出5600亿美元。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近些年出现较大幅度升值，2011年4月以来，分别升值了27.6%和30%。其中，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波动幅度逐步加大。跨境资金流动规模和频率的增大，在有限的汇率波动幅度内，给国内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带来了较大的挑战。央行的外汇占款和外汇储备分别与2014年的5月和6月达到历史高点，截至2016年1月和2月，分别减少了30906亿元人民币和7908.92亿美元。我国的基础货币余额2015年3月达到历史高点后开始下降，截至2015年底已累计减少2万亿元人民币。
中国的金融体系与世界金融体系的融合，不仅受套利均衡的“三元悖论”约束，还接受了金融资源的世界再配置。从全球动态均衡来看，二战后全世界金融体系存在明显的“中心外围”的美元周期结构。这与是否采取浮动汇率没有太直接关系。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世界采取基于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固定汇率体系，美元波动牵动全球资金流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进入了以浮动为主的汇率体系，但仍呈现明显的美元周期。美国的利率和汇率调整，引导着全球资金的流动。随着资本账户的逐步开放，中国也成为世界美元周期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周期与美国并不完全相同，近些年甚至出现较为明显的分化，但仍深受美元周期。
二、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割裂
金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但中国近些年金融的发展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实体经济发展需要。一方面货币大量投放，各类金融创新活跃，发展迅速，另一方面企业面临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除了承担大量经营风险，还不得不管理并承担大量金融风险。企业不是不得不应对流动性风险（资金使用的期限，与金融体系真正提供的资金期限不匹配，不得不从事期限匹配的流动性管理），甚至卷入金融操作（杠杆率不断提高，通过委托贷款等方式，为其他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乃至进入国外被归入金融业的房地产业和地下金融行业）。此外，通胀预期和资产泡沫的阴霾始终无法消除。
货币凝聚着人类的普遍信任。在经济阶段转换期，特别是经济增长模式和动力的转换期，在原有的增长点和增长模式下出现产能过剩，竞争过于激烈，盈利状况恶化，难以凝聚社会普遍信任。但是新的经济增长点并没有经过社会实践的充分检验，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规模还较小。这样以商业盈利模式为基础的社会信任大幅下降，社会普遍信任转向以物和政府信用为主，表现为房地产和政府信用（含隐性担保）的过度膨胀。
货币借助资产实现扩张或收缩，支持货币扩张的资产价值的来源不同，货币扩张对实体经济具有不同效果。
当实体资产属于新的商业创造(包括新项目、原有项目的扩大、改建等)，货币因此而扩张会带来实体经济的真实扩张，从而引起对现有实体资源的争夺，引发实物资源的相对价格和绝对价格水平的调整。如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当这些投资机会被证明确实具有稳定回报，货币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就能实现良性循环。但当投资机会并不具有稳定回报，成为不良资产，货币金融体系则需要通过不良资产退出实现货币收缩来及时承认错误。如果不良资产不能及时退出，则在经济体中保留了多余的货币创造，产生虚假繁荣的货币基础。
当实体经济属于现有的存量资产，只是实现了证券化进入金融领域（货币的深化）。这种类型的货币扩张不再对实物资源产生增量需求，只是产生金融领域的资产供给。如农村经济（自给自足经济）的货币化，货币的国际化及各类资产的证券化等。货币深化并不会带来对现有资源的增量争夺，只是货币金融体系的边界扩大。
当资产价值增加来源于现有金融资产的价值重估（利率或者风险偏好变化，那么并不产生金融领域的资产供给，只是实现金融资产的再配置。如我国上一轮股市繁荣期，大量上市公司将非上市公司装入上市公司，以获取两者之间的价差，等等。当价值评估重估以合理定价机制为基础时，这是利用金融体系利用其价值评估体系以较低成本提高资源优化配置效率的过程，是广义的套利和资源整合过程。但当价值评估的定价机制不合理，存在非理性因素主导，或者存在内幕交易、市场操纵时，不再是套利和资源整合，而是价值的再分配和欺诈掠夺。
当经济处于转型期是，经济体中的投资机会匮乏，货币扩张越来越多的由存量投资机会证券化和价值重估实现时，货币的大量投放并不能带来实物资源价格的上涨，而会表现为资产价格的上涨。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通货膨胀相对稳定，但不断出现资产泡沫。投资者普遍面临“资产荒”难题，不断寻找价值洼地，提高风险偏好。从微观企业来看，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的企业盈利状况较好，但由于缺乏新的投资机会，上市公司保留较大比例的现金。我国近期更是出现上市公司的盈利不高，但股票价格较高。当房地产价格上涨与货币投放相互实现时，市场参与者陷入了囚徒困境：虽然不看好房地产内在价值，但由于房地产价格上涨会显著损害货币持有者的购买力，不得不参与房地产的追逐。
三、金融运行与金融管理的割裂
微观金融机构从业务发展出发，顺应实体经济转型的需要已进行了大量创新。从实践看，近些年随着我国金融放松管制，金融跨业和跨界融合日趋丰富，传统金融领域外出现了大量创新。受制于本身的缺陷和政府经济社会管理框架的制约，金融管理无法有效回应金融发展。
在相当长时期内，我国金融体系事实上承担着除资源优化配置外的宏观调控、产业政策的功能，“窗口指导”、“行业目录”广泛存在。我国政府（中央和地方、一行三会、监管部门和行业协会、投资者保护机构）在金融领域的职责和管理架构，特别是政府和不同市场主体在风险管理和风险承担方面的界线并不清晰。政府在金融领域中，所有者、监管者、行业促进者、经营者的职责交错，甚者承担了部分社会安全网的职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权责（险）利并不能基本匹配，大量的金融风险最终转化为财政风险和货币风险。
事实上，我国有必要将监管部门应从微观金融风险中解放出来，更多关注行业风险和系统性风险。加强一行三会、中央和地方在监管方面的分工合作。强化政府在平衡市场力量（消费者、投资者保护；反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方面,尤其是防止部分金融机构将某个领域的市场影响力不合理地渗透到其它市场）的职责。需要发挥行业协会在促进行业发展中的作用。充分发挥市场服务机构的作用，推动服务中介的去行政化进程。金融机构应在风险管理方面有一定的自主性并因此承担相应的风险损失，获取必要的风险收益。
国研网：“十三五”时期，金融改革将面临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两大任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列为2016年五大结构性改革任务之一。当前存在哪些金融风险？
陈道富：随着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和经济金融转型的不断深入，过去多年积累的体制机制矛盾让我国进入了金融风险集中暴露期。个人认为金融风险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风险是中国经济阶段性转换和经济下行伴随的风险。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为6.9%，今年的增长目标为6.5%~7%。随着经济下行和世界经济环境的恶化，一些企业会破产退出，同时更多风险也会暴露。这一类风险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无法避免，必须要面对的。
第二类风险是“三期叠加”之前的一些政策所导致的负面效果新的阶段表达而产生的风险。
第三类风险是金融改革本身的风险。金融改革是中国进行的巨大探索，无论是利率、汇率市场化还是资本账户开放或者国内的政策调整，本身都是风险和收益并存的过程。越是伟大的改革转型，越是要踏足未知领域，对未知的探索是金融领域企业家精神的体现，是可能带来巨大收益的。中国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决心“去产能、去库存和去杠杆”，这是主动暴露并解决问题的过程，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金融风险。从投资的角度看，承担资产风险也是获取金融收益的主要途径。因此，金融风险是破旧立新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是“危”和“机”并存，需要在实践中实现“转危为机”。
国研网：在当前经济转型大背景下，您认为金融体系的转型应该如何推进？
陈道富：目前，我们看到金融体系非常火热，看到互联网金融，看到体制外的体系，看到非常火热的金融，所有人都在从事金融业，都在做金融业务。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实体经济融资难等等一些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所以，我们需要寻找实体经济真正响应的方面，大致有三个方面：
第一，金融体系放在更广的范围内，放在经济系统、社会系统里，它的命题是经济发展阶段提出的命题，这个命题就是所谓的新常态或者三期叠加，所以首先要服务于新常态，尤其是转轨过程。转轨过程对金融体系来说，它的价值发现功能，重新创造价值功能，给金融体系提出了很强烈的要求。
第二，金融体系本身，整个世界的金融体系都不是稳定的系统，怎么实现它的优化配置？如果是一个稳定的系统，它是缺乏流动的系统。大家看到的乱，看到的不协调，一方面是发出了信号，在制度上有缺陷、有限制。另一方面，其实反映的是中国金融体系成长、突破过程中的烦恼。金融体系必须要面对他的乱，面对他的不稳，只有真正去面对自己金融体系不稳的根源，才能解决他。所以这个过程，中国需要充满活力、总体稳健的金融体系，这又是矛盾又是统一的过程。微观上需要活力，需要寻找经济的增长点，需要寻找市场机会，需要套利，需要破。在宏观上稳定的系统，一定是权、责、利一致的，中国现在很多问题都是制度设计上在破坏权、责、利，有一些是无意识的破坏了权、责、利，因此，宏观上就要进行对应，所以这是第二个层面，把金融体系变成一个有活力的、稳健的体系，这个过程中需要打破金融体系之间不合理的流动性障碍，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更加开放的系统，所以我们要从市场生发出来，更加市场化，更加开放的系统，需要开放、活力、稳健的系统。
第三，对金融体系来说它不是一张白纸，金融改革会在第三个层面产生问题，中国的金融体系是金融的转型。它最终的目标来源于实体经济，但是它又不是一张白纸，它是在一定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下进行的金融改革，是在原有的金融体系里进行的金融变革，所以它只能是一种成长。这种变革的深度取决于处在哪个层面上，在枝节上的改革、改良，这些年的金融改革中已经做了很多了，就是大家讲的很多物理层面的变革。接下来是理念上的变革，这种变革需要建立在原有的基础上。所以怎样在现有的格局下归位，原有的金融体系相当程度上表现为错位，表现为对金融体系认识上的偏差，所以需要一种归位，需要一种转型的设计，这种归位有横纵两个坐标。
第一个是财政和商业的横的关系，中国一直在处理财政和金融的关系，今天中国很多问题都是来源于金融在执行很多财政、产业的职能，财政和金融之间到底如何协调？如何在这个光谱上处理政府和商业机构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是中国需要重新考虑的，金融体系外施加了很多金融体系不可完成的任务，或者不是最优完成任务的时候，所以首先需要做这方面的讨论。
第二个是纵轴，金融体系怎么发挥作用？整个企业家创新的最初动力就是破坏权、责、利的有限责任，只拿股本金，到这儿而止，这是一个断层。在国家层面可以看到国家隐性担保的行为，都在一定程度上破坏权、责、利的一致，需要在宏观上进行纠偏。但是我需要给你的偏差产生巨大的活力，这是在纵轴上，你会发现怎么划分微观实体的权利，行业监管，金融救助，宏观调控，整个纵轴的关系，这是在商业运行的点上，依然是需要分工才能完成的灵活金融体系，中国在这方面其实有很多的偏差。
为什么讲中国是“成长的烦恼”？小孩子总有青春叛逆期，在小孩不懂事的时候，家长处于爱护，可以给小孩任何指点。但是小孩成长起来了，有自己的思维，自己行为能力的时候，有自己的发展空间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种叛逆。这时候不是把我认为应该怎么做更好的东西给你，而应该是包容的，允许你犯错，允许你探索，允许你有不一样价值观。这里面就会涉及到微观主体、监管部门和宏观救助的关系。从国家的角度来看，任何一个改革真正能推动的力量都是来源于自己，其实最核心的是自己怎么看到自己没有跟上金融变动的情况。
所以国家再怎么管理，怎么面对金融体系更加灵活响应实体经济需求产品的风险点，所谓系统性风险一定是制度上的偏差，使得这种风险可以持续累积。国家要做的，就是在中国这个土地上寻找真正的风险点，建立起针对这样风险点的监管体系、救助体系、宏观调控体系，这是今后三五年会产生化学变化的地方。我希望中国金融体系在未来，能为中国经济新常态形成稳健、灵活、可持续发展的，真正发挥资源优化配置功能的一个体系。
8. 如何积极稳妥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我国金融改革尽管已经取得了较大进展，但与现代金融制度的要求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还难以有效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要下更大的决心，用更大的气力推进金融改革，从根本上破除金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不断增强金融业发展的动力和活力，形成有利于金融稳健发展的体制机制，更好地发挥金融支持经济增长和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作用。
一是继续深化国有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改革。继续完善已上市银行的公司治理，明确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的职责边界，提高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的履职能力，真正建成决策科学、执行有力、监督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切实推进业务发展模式和盈利模式的转变。强化内部控制，建立风险管理长效机制。加大人力资源管理体制改革力度，建立市场化的人力资源管理体制，探索商业银行薪酬体系和激励机制改革。加大上市银行信息披露力度。大力加强基层分支机构改革。继续推进中国农业银行的改革和上市准备工作，着力推进“三农”事业部制建设。继续深化国家开发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的改革，不断推进进出口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改革。通过深化改革，加快形成一批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优质、效益良好、创新能力和竞争力强的现代化银行。
二是大力推进农村金融改革。近年来，虽然我国农村金融不断发展，但是由于多方面原因，农村金融仍然是整个金融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为此，要加快培育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有序发展小额贷款组织，引导社会资金投资设立适应“三农”需要的各类新型金融组织。加大政策性金融对农村改革发展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支持力度，拓展农业发展银行支农领域。全面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全面提高农村金融运行质量和效率，显著改善“三农”金融服务，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持。
三是大力推进小企业金融服务改革。通过改革增加小企业金融服务供给。进一步鼓励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设立不同形式的小企业信贷专营服务机构或小企业服务中心。增加网点数量，扩大小企业金融服务覆盖面。加强信贷机制创新，提高贷款审批效率，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采取动产、应收账款、仓单、股权和知识产权质押等方式，缓解中小企业贷款抵质押不足的矛盾。落实对中小企业融资担保、贴息等扶持政策，设立多层次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基金和担保机构。提高金融机构中小企业贷款比重，确保全年小企业信贷投放的增速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信贷投放的增量高于上年。对商业银行开展中小企业信贷业务实行差异化的监管政策。
四是继续推进资本市场改革。稳妥推进融资融券业务试点，根据试点情况及时完善业务规则，逐步有序扩大试点范围。抓紧做好股指期货推出前的各项准备工作，适时推出股指期货。推动部分改制上市公司整体上市，消除改制上市遗留的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问题。稳步推进创业板建设、新股发行制度等重点领域和重要环节的改革步伐，有序推出符合经济发展需要的证券期货新品种，不断提高市场运行的活力和效率。大力推进我国债券市场发展，积极发展公司债、企业债、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规范发展信用评级机构，促使我国债券市场逐步向健康、成熟、完善和开放的方向迈进。
五是继续深化保险业改革，促进保险业又好又快发展。巩固发展保险公司改制上市成果，推动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整体改制、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在香港上市、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改革。稳步推进商业银行投资保险公司股权试点。完善保险公司治理监管。积极稳妥地推进保险营销体制改革试点，鼓励保险公司结合自身实际探索完善营销模式，维护营销队伍稳定，提高营销队伍素质。提升服务能力，不断扩大保险覆盖面。鼓励各地开展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业保险试点，探索创新“三农”保险经营组织形式，推动农村相互保险和村镇保险试点。逐步扩大小额信贷保证保险的试点区域。推动养老保险业务创新。引导专业健康保险公司的发展和业务转型。在试点的基础上，扩大责任保险的覆盖范围。建立并完善巨灾保险制度。促进内控制度建设，以内控监管为抓手，堵塞保险公司管理漏洞，提升管理水平。通过培育市场，完善行业自主发展的内生机制；通过公司改革，理顺行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通过完善制度，营造行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六是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推动进出口收付汇核销制度改革，简化贸易信贷登记管理。允许企业出口收汇存放境外，进一步便利企业灵活运用外汇资金。推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继续以拓宽资本流出渠道为重点，稳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扩大中资企业外债试点，统一中外资企业外债管理政策。完善全面的外汇债权债务制度。
七是健全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积极参与国际金融规则制定。加强中国人民银行与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机构间的协调合作，提高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监测与管控能力。加强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监管，探索逆周期监管，不断完善具有前瞻性的监管机制。强化资本监管和流动性风险监管。推进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促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积极推动基金组织份额和治理结构改革。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监管标准的讨论制订。加强对国际金融形势的跟踪和评估，预防跨境金融风险传染。严厉打击各种违法违规行为。努力防范各种金融风险，确保金融体系稳健和安全。
9. 如何加快金融体制改革
一是深化国有金融机构改革。推动已改制的国有商业银行等各类国有金融机构完善公司治理，加快转变经营机制和增长方式，加强对基层机构的管理。理顺落实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引导金融机构加大资金投入力度。正确处理好金融促进经济发展与防范金融风险的关系，切实提高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质量，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
二是稳步发展多种所有制中小金融企业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扩大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试点，引导更多信贷资金投向农村，积极扩大农村消费信贷市场。鼓励各类银行设立不同形式的小企业信贷服务机构，完善落实担保、贴息等扶持政策，提高中小企业贷款比重。积极引导民间融资健康发展，抓紧制订《放贷人条例》。
三是推进资本市场改革，维护股票市场稳定，发展和规范债券市场。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开展兼并重组，完善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和回购等政策措施，推进发行制度改革，改善市场供求关系。积极发展企业债、公司债、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等债务融资工具，完善债券市场发行规则与监管标准。稳步发展期货市场，探索农产品期货服务“三农”的运作模式。
四是深化保险业改革，积极发挥保险保障和融资功能。加快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推进农业再保险和巨灾保险体系建设。稳步发展与住房、汽车消费等相关的保险，积极发展建工险、工程险等业务。积极发展个人、团体养老等保险业务，推动健康保险发展。发挥保险公司机构投资者作用和保险资金投融资功能。强化法人机构和高管人员责任。
五是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和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发挥市场在利率决定中的作用，加快货币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建设，完善中央银行利率体系，增强贷款利率下浮弹性。继续按照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增强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六是健全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进一步加强中央银行与金融监管部门的沟通协调，形成监管合力，避免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继续加强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跟踪和评估，高度关注国内金融市场流动性状况、金融机构流动性及资产负债变化，认真排查风险隐患，加强风险监测、预警和防控，维护市场秩序，确保金融体系安全。
10. 32．如何推进金融体制改革
一是深化国有金融机构改革。推动已改制的国有商业银行等各类国有金融机构完善公司治理，加快转变经营机制和增长方式，加强对基层机构的管理。理顺落实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引导金融机构加大资金投入力度。正确处理好金融促进经济发展与防范金融风险的关系，切实提高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质量，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 二是稳步发展多种所有制中小金融企业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扩大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试点，引导更多信贷资金投向农村，积极扩大农村消费信贷市场。鼓励各类银行设立不同形式的小企业信贷服务机构，完善落实担保、贴息等扶持政策，提高中小企业贷款比重。积极引导民间融资健康发展，抓紧制订《放贷人条例》。 三是推进资本市场改革，维护股票市场稳定，发展和规范债券市场。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开展兼并重组，完善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和回购等政策措施，推进发行制度改革，改善市场供求关系。积极发展企业债、公司债、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等债务融资工具，完善债券市场发行规则与监管标准。稳步发展期货市场，探索农产品期货服务“三农”的运作模式。 四是深化保险业改革，积极发挥保险保障和融资功能。加快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推进农业再保险和巨灾保险体系建设。稳步发展与住房、汽车消费等相关的保险，积极发展建工险、工程险等业务。积极发展个人、团体养老等保险业务，推动健康保险发展。发挥保险公司机构投资者作用和保险资金投融资功能。强化法人机构和高管人员责任。 五是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和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发挥市场在利率决定中的作用，加快货币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建设，完善中央银行利率体系，增强贷款利率下浮弹性。继续按照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增强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六是健全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进一步加强中央银行与金融监管部门的沟通协调，形成监管合力，避免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继续加强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跟踪和评估，高度关注国内金融市场流动性状况、金融机构流动性及资产负债变化，认真排查风险隐患，加强风险监测、预警和防控，维护市场秩序，确保金融体系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