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金融机构让利

1. 以下哪些不是国家监管部门对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出台的"七不准"规定中的内容

关于中国银监会对银行业金融机构
“七不准”、“四公开”规定的公告
尊敬的客户：
为加强和改善公众金融服务，有效服务实体经济，中国银监会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要认真遵守信贷管理各项规定和业务流程，按照国家利率管理相关规定进行贷款定价，并严格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得以贷转存。银行信贷业务要坚持实贷实付和受托支付原则，将贷款资金足额直接支付给借款人的交易对手，不得强制设定条款或协商约定将部分贷款转为存款。
（二）不得存贷挂钩。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业务和存款业务应严格分离，不得以存款作为审批和发放贷款的前提条件。
（三）不得以贷收费。银行业金融机构不得借发放贷款或以其他方式提供融资之机，要求客户接受不合理中间业务或其他金融服务而收取费用。
（四）不得浮利分费。银行业金融机构要遵循利费分离原则，严格区分收息和收费业务，不得将利息分解为费用收取，严禁变相提高利率。
（五）不得借贷搭售。银行业金融机构不得在发放贷款或以其他方式提供融资时强制捆绑、搭售理财、保险、基金等金融产品。
（六）不得一浮到顶。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贷款定价应充分反映资金成本、风险成本和管理成本，不得笼统将贷款利率上浮至最高限额。
（七）不得转嫁成本。银行业金融机构应依法承担贷款业务及其他服务中产生的尽职调查、押品评估等相关成本，不得将经营成本以费用形式转嫁给客户。
与此同时，中国银监会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要严格遵守国家价格主管部门和监管机构关于金融服务收费的各项政策规定，对现行收费服务价目进行全面梳理检查，及时自查自纠，并严格遵守以下原则：
（一）合规收费。服务收费应科学合理，服从统一定价和名录管理原则。应制定收费价目名录，同一收费项目必须使用统一收费项目名称、内容描述、客户界定等要素，并由法人机构统一制定价格，任何分支机构不得自行制定和调整收费项目名称等要素。对实行政府指导价的收费项目，严格对照相关规定据实收费，并公布收费价目名录和相关依据；对实行市场调节价的收费项目，应在每次制定或调整价格前向社会公示，充分征询消费者意见后纳入收费价目名录并上网公布，严格按照公布的收费价目名录收费。
（二）以质定价。服务收费应合乎质价相符原则，不得对未给客户提供实质性服务、未给客户带来实质性收益、未给客户提升实质性效率的产品和服务收取费用。
（三）公开透明。服务价格应遵循公开透明原则，各项服务必须“明码标价”，充分履行告知义务，使客户明确了解服务内容、方式、功能、效果，以及对应的收费标准，确保客户了解充分信息，自主选择。
（四）减费让利。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切实履行社会责任，对特定对象坚持服务优惠和减费让利原则，明确界定小微企业、“三农”、弱势群体、社会公益等领域相关金融服务的优惠对象范围，公布优惠政策、优惠方式和具体优惠额度，切实体现扶小助弱的商业道德。

2. 央行：金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

11月6日，国新办举行金融机构合理让利落实进展有关情况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
有记者提问，有预测认为，四季度的GDP增速将回到疫情之前的水平，那么金融机构让利政策下一步会不会考虑作出调整？明年是否会延续这一政策？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国强表示，今年以来，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坚持总量政策适度、融资成本下降、支持实体经济三大确定性的方向，以制度和政策的确定性应对高度的不确定性。前期由于疫情原因，不确定性非常大，政策要有确定性，货币政策主要是三个方面，首先是量上要有一定的数量，当然不能太多，不能溢出来。另外，资金价格总体呈下降趋势，要有确定性的预期。还有，资金要去实体经济，不要去玩“钱生钱”的游戏。让这三个确定性应对高度不确定性，效果是好的。
他继续指出，当前国内经济复苏态势良好，央行的政策利率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均保持稳定，企业贷款利率持续下行，并处于历史较低水平。随着LPR改革，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一步顺畅，1.5万亿元的让利目标今年是可以完成的，这些政策为“六稳”“六保”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持。
刘国强认为，目前看，国际上总体呈现出经济复苏的态势，虽然还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但是即使疫情出现反复，也不大可能回到一季度的全面停摆状况，所以总体恢复的方向应该是确定的。这是国际经济的环境。这一段时间，国际上都在讨论未来应对措施退出的问题，特殊时期的政策也不能长期化，大家都在考虑这个问题。一致的意见是，退出是迟早的，也是必须的，但是退出的时机和方式需要进行认真评估，主要是根据经济恢复的状况进行评估。金融还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经济状况决定金融的政策应该怎么去适应。

3. 银行业集体大幅降薪是真的吗

银行业集体大幅降薪不是真的。

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6日回应薪酬问题。中国工商银行表示，2019年，根据国务院部署，财政部推动实施了国有金融企业工资决定机制改革，按照市场化原则核定工资总额。工资总额与整体经营情况相挂钩，履行公司治理程序后决策确定。截至目前，工行没有统一降薪的安排。

中国农业银行表示，农行2019年工资总额按照财政部国有金融企业工资决定机制改革政策核定，遵循市场化的基本方向及公司治理机制的相关要求，与农行经济效益同步增长。今年目前没有降薪的计划和安排。

中国银行表示，2019年，根据国务院工作部署，财政部推动实施了国有金融企业工资决定机制改革，按照市场化的原则核定企业工资总额。中行按照改革后的政策规定，通过公司治理程序确定工资费用，职工工资与企业效益实现同步增长。目前，中行工资费用预算中尚无降薪安排。

中国建设银行表示，建行工资总额按照财政部制定的国有金融企业工资决定机制核定，遵循市场化基本原则和公司治理要求，2019年工资增长与利润增长保持匹配。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和中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建行积极支持做好“六稳”“六保”工作，加大向实体经济让利力度，与企业共克时艰、共生共荣。目前没有降薪的计划安排。

(3)国务院金融机构让利扩展阅读

银行利润实现5.62%的正增长：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速为-6.8%，但银行利润实现5.62%的正增长。银保监会披露，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商业银行累计实现净利润6001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六大行一季度净利润2710亿元，增速保持在1.8%-8.5%之间。

“这样的情况下，银行面临着巨大舆论压力。”招商银行副行长王良曾在该行股东大会上坦言。

6月17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推动金融系统全年向各类企业合理让利1.5万亿元。银保监会也于近日强调，要“更大力度让利实体经济”。

4. 疫情来袭中小企业生存难 看政策如何“让利减负”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今年汽车行业迎来了一个艰难的开局。

日前，丰田汽车宣布考虑到国务院和地方政府的指导方针、以及疫情对零部件和物流带来的影响，决定将中国工厂的停产时间延长至2月16日。同日雷诺也宣称，由于中国供应链中断，其韩国子公司RSM位于釜山的工厂将从2月11日开始持续停产四天。同样面临停产危机的还有FCA，其表示如果中国零部件供应商不能尽快恢复生产，欧洲一工厂将在2-4周内停产。而更早一些的时候，因为中国产零部件的短缺，现代汽车已暂停了韩国境内工厂的生产工作，并将在华工厂推迟到2月17日复工。另外，零部件巨头博世也对因疫情可能引发的断供危机表示了担忧。

图片来源：丰田中国

试想一下，连丰田、FCA、博世这样的车企及零部件巨头面对疫情尚难从容应对，更不用说那些规模相对较小的零部件企业，更是生死就在一线之间。更为关键的是，汽车领域这样的企业并不在少数。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汽车零部件企业总量超过了10万家，其中绝大部分为中小企业。因此，如何保证这类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成了当下关注的重点。

好消息是，为了更好地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近日北京、上海、苏州、重庆、广东、海口、辽宁、青岛等省市相继出台了政策，从减缓企业负担、加大金融支持、稳定职工队伍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为中小企业减负。

加大减负支持力度

主要措施有停征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免中小微企业房租、为经营困难企业办理延期纳税、对相关企业和个人给予税收优惠、补贴小微企业研发成本、缓解疫情造成的突出影响等。

例如在减免企业房屋租金上，上海市就提出中小企业承租本市国有企业的经营性房产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先免收2月、3月两个月租金；对间接承租的企业，应确保租金减免落到实处，使实际经营的中小企业最终受益。

北京市表示中小微企业承租京内市及区属国有企业房产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按照政府要求坚持营业或依照防疫规定关闭停业且不裁员、少裁员的，免收2月份房租；承租用于办公用房的，给予2月份租金50%的减免。对在疫情期间为承租房屋的中小微企业减免租金的企业，由市区政府给予一定资金补贴。

四川省和重庆市的相关政策则是在疫情期间，对承租国有资产类经营用房的中小微企业，减免1至3个月租金。广东省为国有资产类经营用房对受疫情影响较大不能正常经营的民营承租企业免收第一个月租金，减半收取第二、三个月租金。海口市为对承租国有资产类经营用房的中小企业，因受疫情影响未能正常恢复生产的，经企业申请，减免自2020年2月份起3个月的租金。

延期申报纳税方面，上海、北京、苏州、重庆、海口等地均表示受疫情影响纳税申报困难的中小微企业，可依法办理延期缴纳税款，最长不超过3个月。此外，上海市还提出对因疫情影响未能按期申报、缴纳税款的纳税人，经主管税务机关确认后，可免除相应的滞纳金和税务行政处罚。

而辽宁省还提出对受疫情影响，面临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不能按期缴纳水费、电费、燃气费的中小企业，由企业向主管单位申请，经批准后延期缴纳，最长不超过3个月。海口市亦提出对受疫情影响严重而面临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的中小企业，经本市相关主管部门批准后，可先缴交2020年一季度的水、电、气费用总额的50%，剩余的50%最长可延缓3个月补齐，免除企业因延缓缴交费用而产生滞纳金或违约金。

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主要措施有确保小微企业信贷余额不下降、多途径为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加大对流动资金困难企业的支持力度、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拓宽直接融资渠道、加强融资担保支持等。

例如北京、上海、苏州、辽宁、重庆等地均提出对因受疫情影响经营暂时出现困难但有发展前景的企业不抽贷、不断贷、不压贷。其中北京市还提出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中小微企业到期还款困难的，可予以展期或续贷。苏州和重庆则提出各银行机构要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确保2020年小微企业信贷余额不低于2019年同期余额。

此外，北京市还提出中小企业股票质押协议在疫情防控期间到期，企业由于还款困难申请展期的，可与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协商，展期3至6个月。

上海市则鼓励浦发银行、上海银行、上海农商银行加大对抗击疫情和受疫情影响较大行业及中小微企业的信贷投放，疫情防控期间相关贷款利率参照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至少减25个基点，鼓励其他在沪金融机构参照执行。

保障企业正常生产运营

主要措施有实施援企稳岗政策、缓缴社会保险费、实施培训费补贴政策、适当下调职工医保费率、实施灵活用工政策等。

在援企稳岗政策方面，北京市提出对受疫情影响较大，面临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坚持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可按6个月的上年度本市月人均失业保险金标准和参保职工人数，返还失业保险费。

疫情期间，对符合首都功能定位和产业发展方向的中小微企业，截至4月底企业职工平均人数与上年平均人数相比持平或增长20%（不含）以内的，一次性给予该企业3个月应缴纳社会保险费30%的补贴；截至4月底企业职工平均人数与上年平均人数相比增长20%及以上的，一次性给予该企业3个月应缴纳社会保险费50%的补贴。

上海市提出2020年本市将继续对不裁员、少减员、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返还单位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总额的50%，并将本市职工社会保险缴费年度（含职工医保年度）的起止日期调整为当年7月1日至次年6月30日，推迟3个月。而对本市社会保险参保单位、灵活就业人员和城乡居民未能按时办理参保登记、缴纳社会保险费等业务的，允许其在疫情结束后补办。

不仅如此，上海市还提出因受疫情影响导致生产经营困难的企业，可通过调整薪酬、轮岗轮休、弹性工时、综合调剂使用年度内休息日等方式稳定工作岗位，具体方式由企业与员工协商确定。

重庆市则表示对受疫情影响，缴纳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确有困难的中小企业，可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经审核后，给予不少于2个月的应纳税款减免。对不能按期办理纳税申报的中小企业，依法准予延期申报，符合延期缴纳税款条件的，依法准予延期缴纳税款，最长期限不超过3个月。对面临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确实无力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企业，2020年一季度应缴纳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费征收期可延长至4月底。对生产经营出现困难的中小微企业，可申请降低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最低可降至国家规定的5%；对符合重庆市缓缴条件的，允许企业缓缴期限最长可至1年。

优化企业复工环境

主要措施有加强防疫指引、统筹做好防护、全力保障“菜篮子”产品等生活必需品供应、规范企业用工等。

例如广东省就表示要细化复工复产保障方案，一企一策帮助企业协调解决职工返岗特别是专业技术人员返岗，以及口罩、防护服、消毒用品、测温仪等防控物资购置问题。并鼓励大型企业设立集中隔离点，鼓励各类省级以上开发区（高新区、经开区、工业园区）由管委会统一设立集中隔离点。对不具备自行设置集中隔离条件的中小企业，由当地政府集中安排。

上海市亦表示将积极督促和帮助复工复产企业落实防疫安全措施，聚焦各类企业复工和生产经营所需，加强口罩、体温计、消毒液等防疫物资供应。依托长三角区域合作机制，发挥好行业协会、产业联盟等专业机构作用，通过原材料供应、物流运输等多种方式加强企业对接，切实帮助企业复产复工。

辽宁省则提出要全力保障“菜篮子”产品等生活必需品供应，积极组织蔬菜和畜禽等生产，推动相关饲料、屠宰、加工企业加快复工生产，投放库存玉米，保证养殖业生产需要，增加肉蛋奶供给。加强交通运输保障，及时制止擅自设卡拦截、阻断交通等违法行为。

盖世小结：毋庸置疑，上述政策的出台与落实，可以很好地助力中小企业走出眼前的经营困难，尽快恢复生产。然疫情对企业的影响毕竟是方方面面的，除了政府的助力，企业更应依靠自身的能力，积极在疫情中寻找新的商机与商业模式，尽快完成“渡劫”。

本文来源于汽车之家车家号作者，不代表汽车之家的观点立场。

5. 网传金融机构尤其银行要大幅降薪，四大行是怎么回应的

网传金融机构尤其银行要大幅降薪，四大行是怎么回应的？

我感觉并不是像网络上传播的那个样子。

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的银行，其实他们的员工收益总体来说还是比正常的其他工作岗位要高一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有呢，有很多人就觉得银行这个岗位其实不错，在银行里工作的话，可能收益比较高，而且呢晋升的空间也比较大，所以有很多人就选择在这样的啊部门里面工作长期的发展，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空间，至少在很多人看来，这个岗位他的整体的效益和收入水平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大多数人也能够适应这样的一个生活的环境。

以上就是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希望我的回答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喜欢的朋友可以在相关评论区点赞关注，我将会和大家积极互动进行讨论。

6. 刘光溪：《强力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创新，加快培育发展民营金融机构》

强力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创新
加快培育发展民营金融机构
云南省金融办党组书记 主任 刘光溪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完善，我国实体经济市场化水平大幅度提升，为向经济大国转变奠定了坚实基础。金融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成效显著。中央在横向层面形成了多层次、多类别的金融组织体系和金融市场体系，经济货币化程度保持较高水平，金融资产成为居民个人重要的持有资产，金融业全面对外资金融机构开放。金融为我国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流动性和风险分散机制，满足了大规模长期性投资和大规模技术创新的需要，促进了市场专业化分工和交换。可以说，如果没有金融体制改革取得的积极进步，就不可能有实体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我国金融业无论是管理体制还是业务运行机制，其市场化改革滞后于实体经济，形成了大经济小金融的发展现状。在非公经济对GDP贡献占据主导地位的前提下，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基本上延续了国有或者国有控股占据主导地位的发展思路，特别是严格限制民营资本主发起设立金融机构，由此形成一系列的制度体制机制障碍，制约了金融资源对实体经济的基础性配置，对经济体制转轨、经济结构转型和经济增长方式转换构成层层的制度性约束。为此，全国第四次金融工作会议指出“民间借贷是正规金融的补充，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要通过完善法律、法规等制度框架，加强引导和教育，发挥民间借贷的积极作用。支持民间资本参与设立村镇银行，鼓励创业投资机构和股权投资机构投资小型微型企业”。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强调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2013年7月1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金融租赁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这是全国第四次金融工作会议和党的十八报告后，国家第一次明确提出试点民间资本主发起设立风险自担的小微型民营金融机构。2013年8月8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强调进一步丰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机构种类，支持在小微企业集中的地区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等小型金融机构，推动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金融租赁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等民营金融机构。
一、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是我国经济社会大发展逼出来的结果
建国后，我国选择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金融国有化成为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必然选择。从1952年开始，我国对国民时期多元化、多层次的金融体系进行全面改造和整顿，各种金融机构由于官僚资本、私人资本等性质被接管、没收、终止或兼并，成为国营或者公私合营金融机构。1959年起，全国各地金融机构陆续并入当地人民银行，从而形成了大一统的金融体制。1978年，我国实行民生改革开放的兴国战略，从上至下对大一统金融体制进行改革，但基本上延续了人民银行分支式组织结构的特点，国有银行或者保险机构在全国各地设立了分支式的金融机构，快速有效地弥补了省、市、县三级金融机构普遍缺乏的问题。
此次金融体制改革是在公有制为主体前提条件下进行渐进式的改革，政策性、商业性以及合作式金融机构都毫无疑问坚持了向国有或集体所有制靠拢，成为所谓正规、正统的国字号或准国字号的金融机构。这种国有式的金融制度安排基本上排斥各种内生性民营金融机构的发展，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对民间资本主发起设立金融机构则采取了卡压限制甚至禁止等反复无常的态度。特别是面对民间金融蓬勃发展所出现的部分金融风险时，国家金融管理部门不是通过完善金融管理制度，合理引导民间金融发展，而是通过强制性行政手段全面取缔、禁止各种民营金融活动。本世纪初，伴随着四大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在县域一级留下了大量金融服务的空白，民营经济、中小企业、三农经济普遍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这迫切地需要国家金融管理部门放宽金融市场准入限制，中央金融监管部门重新鼓励民间资本参与设立金融机构，支持当地实体经济的发展。
二、大力发展民营金融机构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30年的金融体制改革形成了金融资源高度集中、县域正规金融高度压抑以及民间金融高度脆弱的发展格局，导致金融资源供给与需求不一致。伴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蓬勃兴起，这种大而不当的金融服务体系还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形势，经济与金融服务不协调、不匹配和不适当等问题充分暴露出来。
（一）金融资源高度集中导致民生与三农金融资源供给缺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一统金融体制改革逐步形成了以银行机构、保险机构、证券机构为主体，其它金融机构为补充的现代金融体系，并普遍采用分支式的组织结构。这种金融制度安排为农业反哺工业，集中有限资源推动我国现代化建设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也导致金融资源高度集中，这在银行业方面特别突出。截至2012年末，我国17家主要商业银行资产总额为84万亿元,占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的63.07%。其中五大国有银行占全国银行资产比重为44.93%，占17家主要商业银行比重为71.47%。17家主要商业银行高度集中银行资源，不仅形成“大而不倒”的发展格局，更为重要的是，加剧了县市一级金融资源供给的缺失。我国主要商业银行高度集中了银行资源，不仅形成“大而不倒”的发展格局，更为重要的是，加剧了我国基层金融服务的缺失。
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以及城市信用社等具有合作性质的地方性金融机构，成立的初衷是立足当地，服务三农经济和中小微企业。然而，这些地方合作性金融机构不是农户自愿入股、具有合作性质的基层金融机构，主要是从上而下设立的，其改革基本上延续了向集体所有、国有靠拢的模式。地方政府成为实际的出资人，县级分支机构基本上成为准分支机构，出现脱农进城发展倾向，背离了其成立时宗旨，基层金融缺乏现象并没有得到有效缓解。
（二）区域正规金融分布严重不均需要大力培育发展民营金融机构
在大一统金融体制的演进过程中，国有金融机构主要经历了商业化经营和股份制改造两次大的市场化改革。改革的结果是国有金融机构凭借其分支式组织结构的便利，把金融资源从基层向省市集中，从中西部向东部地区集中，投向效率相对较高的省市和项目，寻求更多的利益空间和发展空间，却加剧了金融资源省市一级的分布不均。
在银行业，东部地区法人机构占全国比重仅为27%，却集中了60.2%的银行资产，其中广东、北京、上海、山东、浙江和江苏六省市的银行业资产总额占全国比重超过50%。同时，全国17家主要商业银行机构的总部全都分布在东部地区。在保险业，东部地区法人保险数量占全国的比例高达86.4%。在证券业，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以及期货公司的总部设立在东部地区的占比分别为67.6%、97%、69.5%。金融机构总部分布不均为金融资源向东部地区集中提供了便利，东部地区的银行贷款、债券融资、股票融资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 53.2%、76%、67.6%。在我国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中，48.4%银行资产集中在东部10省市。
在金融政策、金融监管和金融调控等高度集中在国家层面的背景下，金融资源的过度向东部地区集中，必然导致国家金融政策和调控主要适用于东部发达地区，这从一定程度上剥夺了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的金融发展权。在我国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平衡的条件下，这无疑加剧了金融资源的地区分布不均，这不利于面积广大和人口众多的中西部和东北部地区资本的积累与经济增长，很容易导致我国区域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经济发展出现所谓的李嘉图陷阱。这迫切需要发展自主内生型的、以民营资本为主体的民营金融机构，弥补正规金融省市分布不均所留下的空白。
（三）省市地方金融调控权、发展权严重缺失限制了民营金融机构的发展
我国现有分业垂直的金融管理体制是在大一统金融体制基础上演化而来的，基本上秉承了其高度集中管理的特点。国家金融监管部门不仅主导了全国金融立法权、监管权和调控权，还通过其分支式的组织机构对省市县三级金融实施监管。分支式的金融监管模式存在金融监管链过长，不能及时反映基层的金融信息，金融监管滞后、监管弱化和监管真空在所难免。更为严重的是，高度集中的金融管理完全剥夺了省市一级地方金融的调控权、监管权和发展权，难以对贴近基层、贴近社区、贴近民生的民营金融机构实施有效的管理。这种金融监管制度安排只是饮鸩止渴的权宜之计，并不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长久之策，只能加剧金融供需不平衡矛盾的积累与积攒。
面对众多分散的小微型民营金融机构，国家金融监管部门首先坚持了风险控制优先审慎监管原则，限制民营资本作为主发起人设立金融机构。在过去30年金融体制演进过程中，民营金融屡遭取缔、禁止和打压，只能走向地下、转入灰色，然而却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整治而不倒，在夹缝中迅速成长和膨胀起来，成为所谓正规金融的重要补充，但同时也留下一定的金融风险，对经济社会稳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我国民营金融机构快速发展，由此形成一种倒逼机制，迫切需要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赋予省市一级地主政府金融发展权和管理权，规范和引导民营金融机构的发展。
（四）县域金融高度压抑为民间金融机构发展留下了大量发展空间
我国县域金融体系是强制性外生供给制度变迁的结果，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和金融机构总部通过行政手段在县城一级成立分支机构，解决了大一统金融体制下县域金融机构严重缺失的状况。这种金融制度一方面为县域信用资金流出提供了便利化，导致县级银行机构的存贷比过于低下，存在严重的信贷配给现象，利率机制也难以发挥价格机制作用，调节金融市场实现供求平衡。另外一方面，全国对金融机构采用统一的市场准入标准，忽视了各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存在巨大差异，从某种程度剥夺了基层金融发展权、监管权、调控权等方面话语权，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以及部分保险机构是县域一级主要的金融服务机构，大多只能提供比较单一的和传统的存贷款业务，难以满足民营经济、三农经济多样化的资金需求，不利于经济薄弱领域的资本积累和实体经济的技术创新。
县域金融制度演进必然导致县域金融出现高度压抑，为民间金融留下了大量发展空间，催生了民间借贷、农村合作基金、轮转基金、民间天使基金、私人钱庄等形式多样的民间金融机构。它们以白色、灰色或黑色的身份自由开展各种金融服务，解决农村地区和经济薄弱领域资金不足的困难，但主要采用分散、隐蔽等方式从事经营活动，管理和借贷形式极不规范，留下了一定的风险隐患，地方政府往往成为金融稳定最后处置的直接责任者。
（五）民间金融机构非公开化经营隐藏巨大潜在的金融风险
民间金融作为游离于正规金融体制外的非正规金融，伴随着非公经济的快速发展，重新焕发了蓬勃的生机。这是一种由下而上的诱导性制度安排，是一种自发的、内生的、贴近市场的金融行为，其活动完全遵循市场运行规则，通过利率机制自动地调节市场供求，真正地体现了金融市场上风险与收益相匹配的原则，是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最直接、最为彻底的领域。上世纪90年代，部分地区民间金融机构扩张过快，出现了一定的金融风险。国家金融监管部门基于对金融风险控制的考虑，通过强制性手段关闭、取缔了各种民间金融机构。民间金融并没有因此而消失，而是由地上走向地下，由公开走向灰色、黑色领域，成为影子银行。
游离于正规金融体制之外的影子银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快速扩张，融资总规模约为30万亿元左右，略高于五大国有银行贷款总规模。影子银行快速扩张隐藏了潜在的信用危机，2011年8月以来，浙江温州、河南郑州、内蒙古鄂尔多斯等地先后爆发民间金融危机，最后在地方政府强力介入下才暂时得以稳定。面对民间金融危机，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进一步推动银行业筑好与民间金融之间的防火墙，督促银行业金融机构审慎开展与民营金融机构的合作。这种重防范、轻合理引导其规范发展的监管理念并没有跳出传统压制、限制民营金融发展的思路。大量的民间资本只能继续以灰色或黑色身份存在，这无疑加大了民间金融运行成本和风险，导致正规金融越压抑，民间金融就越自由快速发展的局面。如果不改革和消除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玻璃门、弹簧门所导致的体制机制障碍，合理地引导民间资本主发起设立银行、保险、证券等民营金融机构，新一轮民间金融危机还将会爆发，对我国经济金融稳定造成新一轮冲击。
三、我国民营金融机构的主要优势与弱点
民营金融是相对于国有金融而言，但并不是国有金融机构中非国有持股部分，在这里，众多分散的中小股东并不能对国有金融机构经营和管理发挥决策和主导作用。民营金融机构是由民间资本主发起设立，其资本在机构中占据主导或主要控股地位，经营管理行为自主决定，风险自我承担，优势与弱点同样明显的一种原生态金融。
（一）原生态型
民营金融机构主要诞生在正规金融普遍缺乏区域，这些区域的货币化、商业化和市场化程度较低，实体经济经营规模较小，信用信息分散且流动相对滞后，需要大量小额、分散、流动性较高的金融服务。正规金融机构在这些经济薄弱领域设立分支机构，很难与零星、分散的客户建立良好的长期合作关系，获得相关信用信息需要支付大量的搜索、整理等方面的成本，不能充分发挥大型正规金融机构规模化经营的比较优势。相比较而言，民营金融机构源于民间原始的、散发着自然浓厚乡土气息的信用融资需求，在其诞生的早期是一个过渡性、转轨性和阶段性的金融制度安排，主要对广大农村地区、农户和中小微企业等薄弱领域、薄弱地区提供服务，体现草根性、基层性和内生性的原生态型信用本质。
（二）机动灵活性
大型金融机构为大型企业大项目提供服务，小型金融机构为小型企业提供服务，这是世界各国金融机构演进过程中自然分工的结果，它是不同规模金融机构具有不同的经营特点和比较优势所决定的。国有大型金融机构凭借自身较大的规模优势、较高的管理能力和较强的资金运作能力，能够承受较大经营风险，很容易获得规模报酬，主要对大型企业大型项目提供服务。相比之下，我国目前现有民营金融机构是自发诞生的，所要求的市场准入的门槛相对较低，经营规模较小，所能承受的风险也较小，但具有经营机动灵活的特点，很容易与农户、小微企业建立良好合作关系，提供小额、期限相对较短且流动性较高的信用资金，满足其差异化的融资需求。
（三）无担保性
金融机构是以经营资金为主要对象的特殊企业，对贷款发放有严格限制的标准条件，一般需要借款人提供抵押、质押或保证等担保，为贷款偿还提供保证。大型企业具有较大规模经营优势，很容易满足借款条件，获得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相比较而言，农户主要分布于农村地区，由于地理位置限制，所拥有的财产价值较低，能够提供的抵押能力有限。中小微企业特别是小微型企业普遍处于创业前期阶段，经营风险较大，所拥有的资产价值较低，没有规范经营的财务信息。正规金融机构基于成本和风险的考虑，只给予农户和中小微企业较少的融资支持，这导致二者主要依赖于民营金融机构提供信用资金支持，这是一种基于信誉、血缘、地缘、友缘的无担保关系型融资。民营金融经营比较灵活，很容易与农户、中小微企业建立相互信任的长期合作关系，提供无抵押担保信用融资，有效解决借贷市场由于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信贷配给，弥补大型金融机构所留下金融服务的空白。
（四）市场性
存在就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我国民间金融屡禁不止的原因是我国经济薄弱领域金融服务普遍缺乏。面对广大小额、分散、流动较高的资金需求，正规金融存在严重的供给不足，难以满足薄弱领域正常的金融服务需求。这种状况主要是我国高度集中统一的金融体制所造成的，正规金融机构数量有限，提供金融产品单一，存在严重利率管制，导致信贷市场存在严重的信贷配给。相比较而言，民营金融机构是由民间资本自由发起成立的，是一种满足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性金融机构，特别是灰色与黑色金融机构基本上不存在市场准入限制，它们的信用资金根据市场供求状况自由使用，以满足不同经济主体差异化的金融服务需求，其中利率成为调节资金供给与需求的主要价格机制，基本上体现了风险与收益相匹配的市场原则。民营金融因此成为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最直接、最彻底的领域。
（五）脆弱性
金融发展与金融风险是同一问题的两面，发展必然伴随着风险的出现。民营金融机构源自于民间自发性内生性的金融服务需求，其快速发展同样滋长了脆弱性，特别是在国家监管部门任其自生自灭的条件下，民营金融机构的脆弱性更加突出明显，这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原因所造成。一方面，大多数民营金融机构服务对象是风险较高的群体，高利贷成为普遍现象，这无疑加大农村地区的生活、生产成本和中小微企业经营成本，同时也加大了贷款收回的风险。伴随着经济周期变化导致经济繁荣与衰退的交替，当经济面临不确定性加大时，容易滋生贷款对象的投机性、庞氏性的融资需求，这导致贷款回收存在较高不确定性。另外一方面，民营金融机构小微型、经营风险较高等特点，在筹资市场上很难与大型金融机构竞争，当面临不确定性经营风险加大时，导致信用资金来源与运用的周期存在严重的不匹配。如果人民银行和大型金融机构不对其提供流动性支持，民营金融机构是难以利用筹资市场解决所面临的流动性困难，这容易导致民营金融机构因流动性不足而出现倒闭，对社会稳定造成影响。显然，我国民营金融机构普遍存在脆弱性，是我国金融领域体制机制障碍所造成的，这加大了民间金融正常运行的风险，对经济金融安全构成了一定的威胁。
四、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的理论与实践障碍
我国民营金融机构发展经历了鼓励、禁止取缔、再鼓励的伏起宕跌演进历程，这既有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方面所造成的制度性障碍，也有我国金融实践方面的困境，这导致我国民营金融机构长期以来在夹缝中寻求生存，难以通过阳光化、规范化的经营，逐步成长壮大，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多的支撑和服务保障。
（一）我国民营金融机构发展的理论障碍
建国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在公有制思想的指导下，建立高度集中的大一统金融体制，这种金融体制把民营金融当作异类，完全剥夺了民营金融的基本生存权。改革开放后，伴随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开始向市场经济转轨过渡，我国对大一统金融体制进行改革，但这是在公有制为主体条件下进行渐近式的改革，对民间资本成立金融机构始终持有不确定、不明明朗的态度。每当部分地区出现金融风险的发展态势时，民营金融机构往往成为最后的受害者。特别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温州地区的民营金融机构获得了蓬勃发展，其灵活的经营模式对正规金融机构经营构成了竞争威胁。国家金融监管部门为了维护、保护国有金融机构的正常经营，对民间金融机构进行打压限制，最后被迫关闭、被合并与兼并，逐步走向灰色区域。
在非公经济蓬勃发展并对GDP贡献占据主导地位的状况下，金融领域由于经营的特殊性，存在更为严重的姓公姓私、姓国姓民的思想束缚和理论束缚，严格限制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民间资本只有走向地下、进入灰色区域继续生存，从而构成了我国独特、奇特的民间金融现象，这在世界各国的金融发展史也实属罕见。
（二）我国民营金融机构发展的实践障碍
我国金融机构分布主要与五级行政管理体制相匹配，自然形成层层分支式组织结构，这导致上下级之间存在层层委托代理，金融管理信息不对称不可避免，造成金融管理信息滞后，这无疑加大金融运行的成本。特别是县城以及乡镇一级金融发展普遍存在管理不足的现象，这不仅加大了基层金融服务的缺失，也导致基层金融风险加大，难以形成正常的金融危机风险预警机制和防范机制。面对基层金融风险出现时，国家金融监管部门往往基于风险、监管成本、监管信息等方面的考虑，首先禁止和取缔基层金融机构特别是民营金融机构的发展。上世纪80-90年代，国家金融监管部门就是采用这种方式限制各种民间金融机构的发展。
2006以来，伴随四大国有银行商业化经营和股份制改造，在县域和落后地区留下大量金融服务空白，民营经济、三农经济、中小微企业存在巨大的资金需求缺口，只能求助于民间金融，由此形成的倒逼机制，要求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解决民生领域金融服务缺失的困难。国家金融监管部门重新鼓励民间资本参与设立村镇银行、小贷公司、资金互助社等小微型民营金融机构，表面上看民间资本受鼓励进入金融业，但实际上通过严格的市场准入条件限制民间金融发展。其中，村镇银行要求大型银行机构参与发起设立；小贷公司只贷不存，防止其规模扩张。截至2013年3月31日，全国成立村镇银行共有903家，小贷公司6555家，并且主要分布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对于全国37334个乡镇金融需求无疑于杯水车薪。其中，小微型金融机构贷款规模主要集中在发达地区，仅江苏和浙江两省小贷公司的贷款占全国比重高达31.13%。
2012年，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出台了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实施细则，但相关政策的实质性内容并没有突破姓公姓私、姓国姓民的体制性障碍，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玻璃门与弹簧门现象并没有从实质上得以解决。结果，现有民营金融机构只是局限在小贷、村镇银行、担保公司、典当以及私募股权等几类，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租赁等主要金融领域基本上是国有金融机构一统天下，民营资本只能参与入股，而不是由其主发起设立金融机构，这导致金融市场化改革普遍存在困难。
五、加快推动我国民营金融机构发展的几点建议
金融是现代经济运行的核心，我国要推动实体经济的转型、转轨，就必须以党的十八大报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等为指导，加快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消除体制机制障碍，合理规范引导民间资本成立形式多样的民营金融机构，弥补正规金融所留下的金融服务空白，满足不同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才能充分发挥金融资源对实体经济的配置和引导作用，实现城乡、区域一体化的统筹发展。
（一）要从观念上改变金融机构须有国营、国有的经营观念
金融风险的出现与所有制无关，我国金融体制改革要逐步打破国有与民营的分别界限，消除所有制认识误区在金融领域的负面影响，统一为金融机构。要打破国有金融机构高度集中垄断的现实状况，合理地引导民间资本主发起设立民营金融机构，推动地方金融特别是基层金融、县域金融市场化改革，消除其金融高度压抑状态。
（二）破除政策法律方面的体制机制隐性障碍
国家金融监管部门作为我国金融业的主要管理者，需要推动放权让利的金融体制改革，降低民营金融机构市场准入门槛，特别是要消除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玻璃门与弹簧门现象，完善金融发展的差异化政策，加快金融管理制度建设，为民营资本主发起设立银行、保险和证券等金融机构提供制度支持和保障。
（三）国家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调整与整合
人民银行要进一步完善宏观调控的职能，履行好法律赋予职能与职权，实施好货币政策宏观调控职能，改变依赖信用资金计划控制进行宏观调控的计划手段，为民营金融机构发展留下合法的空间。银监会、证监会与保监会等国家金融管理部门要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职能，探索建立统一规范的金融监管部门，代替目前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部门联系会议，改变目前分业垂直的监管模式，实现金融监管信息共享，为民营金融机构发展提供务实有效的政策支持，推动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
（四）赋予地方政府金融监管调控权
国家金融管理部门要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金融调控权、监管权和发展权，支持地方政府建立地方性金融管理部门，填补地方金融监管缺失，有效地对民营金融机构进行引导和管理，与国家监管部门形成监管合力，形成分层有序的金融管理体系，共同推动民营金融机构发展。强化和落实地方人民政府处置金融风险和维护地方金融稳定的责任。
（五）地方政府要充分发挥属地管理优势支持民营机构的发展
地方政府部门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调，整合金融信息资源，实现信用信息共享，推进地方信用体系和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建设。推动建立民营金融机构运行的监测预警机制，做好对民间融资动态跟踪，确保民营金融机构稳定运行。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建立民营金融机构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完善税收优惠政策，减轻民营金融机构经营负担。合理引导民间资本支持地方特色产业和优势产业的发展。制订支持和鼓励民营金融机构发展的指导性意见，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拓宽薄弱领域、薄弱地区的融资渠道，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对农村地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补贴。

7. 银监会要求银行业向客户让利不少于多少

7月28日至29日，中国银监会召开2017年年中工作座谈会。会议强调，下半年要引导银行业更加注重供给侧的存量重组、增量优化和动能转换，进一步发挥债委会的作用，积极推动债转股落地实施，有效支持去产能去杠杆，引导银行业主动减费，确保全年向客户让利不少于440亿元。

深化改革要有新进展，加强监管要有新作为，坚持“监管姓监”，切实纠正监管定位偏差，回归监管本源，专注监管主业。坚决服从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领导，主动做好监管协调，层层压实监管责任。

银监会有一个监督的作用，相信各银行也不敢乱来。

8. 国家对小微企业有哪些金融扶持政策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020年4月14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落实落细今年以来出台的支持企业政策措施，助力企业渡难关；在减税降费方面，采取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减免增值税、提高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延长交通运输和餐饮住宿等企业亏损结转年限、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保费、缓缴住房公积金、免收收费公路通行费、降低企业用电用气价格等措施，加上去年减税降费政策翘尾，这些可为企业减负1.6万亿元。同时按程序提前下达今年地方政府专项债额度1.29万亿元。在金融支持方面，通过3次降准、再贷款再贴现向金融机构提供3.55万亿元低成本资金，用于向企业发放低利率贷款，另外截至3月底已对约8800亿元企业贷款本息实行延期。下一步，要在扩大实施前期有效政策基础上，多措并举加大积极财政政策实施力度，并抓紧按程序再提前下达一定规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研究进一步加强金融对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支持。帮扶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缓解房租、用工等成本压力。
应答时间：2020-12-14，最新业务变化请以平安银行官网公布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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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重磅信号！央行定调2021年十大工作任务 信息量很大

导读：1月6日央行官网消息，2021年央行工作会议于1月4日召开，总结2020年主要工作，分析当前形势，部署2021年工作。

作为新一年央行工作的“风向标”，2021年央行工作会议近日召开。会议部署了2021年工作十大重点，向市场传递了多个重磅信号。

此次会议定调了2021年的十项工作任务。

一是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

二是继续发挥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和信贷政策精准滴灌作用，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

三是落实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决策部署，完善绿色金融政策框架和激励机制。

四是加快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将主要金融活动、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纳入宏观审慎管理。

五是持续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强风险排查，做好风险应对。

六是深度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严密防控外部金融风险，稳步扩大金融双向开放。

七是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八是深化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改革。

九是持续改进外汇管理和服务。稳妥有序推进资本项目开放。

十是提升金融服务和管理水平。

会议要求，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继续发挥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和信贷政策精准滴灌作用，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

值得一提的是，继2020年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第四季度例会首提“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后，央行工作会议再次指出，要落实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决策部署，完善绿色金融政策框架和激励机制。做好政策设计和规划，引导金融资源向绿色发展领域倾斜。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

在深入分析当前经济金融形势的基础上，会议要求，2021年人民银行系统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稳字当头，抓住重点，守住底线，敢于担当，认真履行国务院金融委办公室职责，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继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有效的金融支持。

为此，会议提出了2021年十项工作任务。其中，第一项要求“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完善货币供应调控机制，保持广义货币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深化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带动存款利率市场化。深化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引导市场预期，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回顾2020年，央行坚持总量政策适度、降低融资成本、支持实体经济三大政策取向，搞好跨周期设计。三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提供1.75万亿元长期流动性。累计推出9万多亿元的货币政策支持措施。前瞻性引导利率下降，推动实现金融系统向实体经济让利1.5万亿元目标。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我国成为全球率先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也是少数实施正常货币政策的主要经济体之一。

从央行工作会议来看，支持实体经济仍将是2021年的重点工作方向。会议的第二项要求提出，“继续发挥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和信贷政策精准滴灌作用，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

如，延续实施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和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两项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下称“两项直达货币政策工具”）。继续运用普惠性再贷款再贴现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三农”、科技创新、小微和民营企业等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牵头发挥金融支持小微企业政策合力。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金融服务有效衔接。

前不久，央行联合银保监会等五部委下发的《关于继续实施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和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政策有关事宜的通知》，明确两项直达货币政策工具均延期至2021年3月31日，且相关资金总额控制在国务院批准的额度内。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表示，2021年还是强调了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一方面，保持广义货币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是从总量上为经济平稳增长创造合理的信贷环境。另一方面，在总量的目标下更加强调灵活精准，聚焦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缓解，如科技创新、绿色金融、三农小微和民营企业等。

落实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决策部署

相比于2020年，央行2021年工作会议将“绿色金融”相关内容专门单拎出来做了部署，并且在十大工作任务中排在第三位。会议要求，落实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决策部署，完善绿色金融政策框架和激励机制。

具体来看，要做好政策设计和规划，引导金融资源向绿色发展领域倾斜，增强金融体系管理气候变化相关风险的能力，推动建设碳排放交易市场为排碳合理定价。逐步健全绿色金融标准体系，明确金融机构监管和信息披露要求，建立政策激励约束体系，完善绿色金融产品和市场体系，持续推进绿色金融国际合作。

值得一提的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作为2021年的重点任务之一，提出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2030年前达到峰值，力争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并要求抓紧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

随后，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2020年第四季度例会上，曾首次提及“促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为目标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在此情况下，监管是否进一步加大对绿色金融的监管指标，引发业内关注。

光大证券研究所金融业首席分析师王一峰认为，预计2021年将在MPA（宏观审慎评估）考核体系中进一步加大对绿色金融的考核力度。今年是以结构性货币政策作为主要发力点。推测信贷政策执行情况将继续纳入MPA考核，对制造业、普惠金融、绿色金融领域信贷支持力度不减，同时提升对国家重大科技创新领域的金融支持。

据央行数据，2020年三季度末，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11.55万亿元，比年初增长16.3%，其中单位绿色贷款余额11.51万亿元，占同期企事业单位贷款的10.5%。分用途看，基础设施绿色升级产业贷款和清洁能源产业贷款余额分别为5.56和3.08万亿元，比年初分别增长17.1%和9.3%。分行业看，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绿色贷款余额3.52万亿元，比年初增长9.9%；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绿色贷款余额3.33万亿元，比年初增长10.3%。

央行行长易纲在新加坡金融科技节上的视频演讲表示，截至2020年6月，中国绿色信贷余额已逾11万亿元人民币，位居世界第一；绿色债券存量规模约1.2万亿元人民币，位居世界第二。他进一步指出，中国的部分绿色金融试验区已经对金融科技和绿色金融的场景融合进行了探索。在湖州，当地政府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搭建了绿色金融综合服务平台，减少环境气候相关信息不对称，帮助绿色企业、项目与金融机构快速对接。人民银行还可通过该平台监测银行绿色贷款等数据。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曾撰文指出，随着碳中和目标的提出，我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也将进一步深化，银行的信贷业务也需要进一步向低碳产业倾斜，加强对绿色产业的支持。与此同时，在强化的减排目标下，可再生能源、新能源汽车、碳捕获与封存（CCS/BECCS）等绿色产业发展潜力巨大，也将为银行带来可持续发展机遇。

10. 请问小微企业贷款转嫁成本是什么意思

强制销售其它产品等强迫行为。

近期，根据群众在国务院“互联网+督查”平台反映的问题线索，国办督查室在先期暗访的基础上，协调中国银保监会及北京银保监局组成核查组赴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简称建行北分）和平安银行北京分行（简称平安北分）就借贷搭售、转嫁成本等问题依法进行现场核查。核查发现，两家银行部分分支机构未积极贯彻落实国家关于深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降低小微企业综合融资成本的部署要求，执行监管规定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抵押类小微企业贷款存在借贷搭售、转嫁成本等问题，变相抬升了小微企业综合融资成本，增加了小微企业负担。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建行北分个别客户经理违规向小微企业借款客户搭售人身险产品

核查发现，建行北分下辖通州分行个别客户经理违背客户真实意愿、强制要求小微企业借款客户在办理贷款过程中购买“贷无忧”人身险产品。该产品以借款人为被保险人，以意外伤害身故及残疾为保险责任，以银行为第一受益人。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间，建行北分下辖通州分行新发放抵押类小微企业贷款137笔、累计发放金额5.92亿元。其中47笔、累计发放金额1.93亿元小微企业贷款的借款人购买了“贷无忧”人身险产品，占全部发放金额的32.60％，占全部发放笔数的34.31％，保费合计47.91万元。

此外，建行北分部分客户经理在推介“贷无忧”人身险产品时，利用银行优势地位，通过话术变相误导客户，使其认为该人身险产品为发放贷款所必须的风险防控措施，导致部分客户错误理解并购买了“贷无忧”人身险产品。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间，建行北分新发放抵押类小微企业贷款2114笔、累计发放金额98.11亿元。其中160笔、累计发放金额6.19亿元小微企业贷款的借款人购买了“贷无忧”人身险产品，占全部发放金额的6.31％，占全部发放笔数的7.57％，保费合计201.85万元。

二、建行北分违规将押品评估费转嫁给小微企业借款客户承担

核查发现，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间，建行北分新发放抵押类小微企业贷款2114笔，上述2114笔贷款押品评估费用均由借款人承担，涉及评估费约为295.58万元。

三、建行北分未区分押品风险状况，要求所有小微企业借款客户为抵押物购买财产保险并承担相应保费

核查发现，建行北分未对小微企业贷款抵押物是否属于“容易受到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影响而造成损失的押品”进行区分，“一刀切”地要求所有小微企业借款客户为抵押物购买财产保险，并承担相应保费，客观上增加了小微企业的综合融资成本。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间，建行北分新发放抵押类小微企业贷款2114笔，上述2114笔贷款抵押物全部购买财产保险，并由小微企业借款客户承担保费，保费合计849.22万元。

此外，建行北分部分客户经理存在变相引导客户到指定保险公司购买财产保险的行为。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间，建行北分新发放抵押类小微企业贷款2114笔，上述2114笔贷款抵押物全部购买财产保险。其中，1393笔购买了建信财产保险有限公司的财产保险，占比65.89％。

四、平安北分违规在个人经营贷款过程中搭售高额人身险产品

核查发现，平安北分违规向个人经营贷款借款人搭售平安福人身险产品。该产品以重大疾病、身故、意外伤害身故及残疾为保险责任，交费频次为年交、交费年期10至30年。2017年6月14日至2019年4月30日间，该行办理个人抵押经营贷款业务4721笔，累计发放金额133.73亿元。其中1295笔、累计发放金额41.58亿元个人经营贷款的借款人购买了平安福人身险产品，占全部发放笔数的27.43％，占全部发放金额的31.09％，保费合计2327.78万元。核查组对部分借款人进行了电话回访及见面访谈，其中13位借款人反映该行在办理贷款过程中，存在强行将购买保险与贷款进行挂钩、违背借款人真实意愿、损害其消费者权益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办理贷款时必须上保险，贷款额度与保费金额挂钩（客户经理要求保费一般为贷款额度的1％），不买保险则贷款利率上调等。

从督查情况看，建行北分、平安北分对国家关于深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降低小微企业综合融资成本的重大决策部署认识不到位、落实不彻底，未切实全面履行社会责任，未真正落实对小微企业服务优惠和减费让利原则，对监管部门明令禁止的借贷搭售、转嫁成本等行为搞变通、打擦边球，内部监督检查缺失，业务、合规、审计三道防线未能切实发挥作用，对分支机构高级管理人员和一线员工行为治理不到位，未能及时发现并有效遏制小微企业贷款业务中的违规行为，影响了国家有关惠企利民政策举措的落实效果，削弱了小微企业的获得感。此外，两家银行过于重视发展中间业务收入等经营效益类考核指标，对保险销售设定的激励机制较高，使得基层业务人员多以短期利益为先，忽视了合规经营、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导致小微企业客户利益受到损害。

中国银保监会对督查发现的问题高度重视，已经约谈建设银行总行、平安银行总行，责令其立查立改，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全行存在的问题。北京银保监局按照相关规定，对建行北分、平安北分有关违规行为依法实施行政处罚并采取相关监管措施，责成两家银行严格落实整改要求，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建行北分已经暂停向小微企业借款人销售“贷无忧”保险，明确由银行承担小微企业贷款抵押物评估费，对不容易受到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影响造成损失的押品不再要求办理抵押物财产保险。平安北分已经停止向个人经营贷款借款人销售保险产品。

着力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明确的重要任务。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要带头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加强普惠金融服务，确保小微企业信贷综合融资成本在2018年基础上再降低1个百分点。有关部门要推动和引导其他金融机构全面履行社会责任，落实对小微企业服务优惠和减费让利原则，实质性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切实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促进就业扩大和新动能成长。有关监管机构要加大监管力度，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在贷款中附加不合理条件、变相抬升企业融资成本、对冲减费让利政策效果的行为，必须坚决整治查处、绝不姑息。国办督查室将对相关工作部署落实情况持续关注，加大督查力度，切实维护中央政令畅通，确保令行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