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贷款的演变史包括

『壹』 个人贷款调查主要包括哪些内容

个人贷款调查主要包括：

1．借款人基本情况；

2．借款人收入情况；

3．借款用途；

4．借款人还款来源、还款能力及还款方式；

5．保证人担保意愿、担保能力或抵(质)押物价值及变现能力。

贷款调查应以实地调查为主、间接调查为辅，采取现场核实、电话查问以及信息咨询等途径和方法。贷款人在不损害借款人合法权益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可将贷款调查中的部分特定事项审慎委托第三方代为办理，但不得将贷款调查的全部事项委托第三方完成。

『贰』 次贷危机的演变过程

次贷是次级按揭贷款，是给信用状况较差，没有收入证明和还款能力证明，其他负债较重的个人的住房按揭贷款。相比于给信用好的人放出的最优利率按揭贷款，次级按揭贷款的利率更高，这个可以理解吧？你还钱的可能性不太高，那我借钱给你利息就要高一些咯。风险大，收益也大嘛。放出这些贷款的机构呢，为了资金尽早回笼，于是就把这些贷款打包，发行债券，类似地，次贷的债券利率当然也肯定比优贷的债券利率要高咯。这样呢，这些债券就得到了很多投资机构，包括投资银行，对冲基金，还有其他基金的青睐，因为回报高嘛。
但是这个回报高有一个很大的前提，就是美国房价不断上涨。怎么说呢？房价不断上涨，楼市大热，虽然这些次级按揭贷款违约率是比较高的（这个也容易理解吧，因为那些人信用状况本来就差，收入证明也没有，其他负债也重，还不起房贷也是容易发生的事情），但放贷的机构即使收不回贷款，它也可以把抵押的房子收回来，再卖出去不就也赚了嘛，因为楼市大热，房价不断涨嘛。
好了，危机如何发生呢？就是06年开始，美国楼市开始掉头，房价开始跌，购房者难以将房屋出售或通过抵押获得融资。那即便放贷的机构钱收不回来，把抵押的房子收了，再卖出去（难说卖不卖得出去，因为房地产市场萎缩，有价也没市）也肯定弥补不了这个放贷出去的损失了。那么，由此发行的债券，也是不值钱了，因为和它关联着的贷款收不回来。之前买了这些债券的机构，不就跟着亏了吗？很多投资银行，对冲基金都买了这些债券或者是由这些债券组成的投资组合，所以就亏了很多。举例，一系列事件包括：
——2007年2月13日美国新世纪金融公司（New Century Finance）发出2006年第四季度盈利预警
——汇丰控股为在美次级房贷业务增加18亿美元坏账拨备
——面对来自华尔街174亿美元逼债，作为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公司——新世纪金融(New Century Financial Corp)在4月2日宣布申请破产保护、裁减54%的员工
——8月2日，德国工业银行宣布盈利预警，后来更估计出现了82亿欧元的亏损（这个数字真的是巨额），因为旗下的一个规模为127亿欧元为“莱茵兰基金”（Rhineland Funding）以及银行本身少量的参与了美国房地产次级抵押贷款市场业务而遭到巨大损失。德国央行召集全国银行同业商讨拯救德国工业银行的篮子计划。
——美国第十大抵押贷款机构——美国住房抵押贷款投资公司8月6日正式向法院申请破产保护，成为继新世纪金融公司之后美国又一家申请破产的大型抵押贷款机构。
——8月8日，美国第五大投行贝尔斯登宣布旗下两支基金倒闭，原因同样是由于次贷风暴
——8月9日，法国第一大银行巴黎银行宣布冻结旗下三支基金，同样是因为投资了美国次贷债券而蒙受巨大损失。此举导致欧洲股市重挫。
——8月13日，日本第二大银行瑞穗银行的母公司瑞穗集团宣布与美国次贷相关损失为6亿日元。日、韩银行已因美国次级房贷风暴产生损失。据瑞银证券日本公司的估计，日本九大银行持有美国次级房贷担保证券已超过一万亿日元。此外，包括Woori在内的五家韩国银行总计投资5.65亿美元的担保债权凭证(CDO)。投资者担心美国次贷问题会对全球金融市场带来强大冲击。不过日本分析师深信日本各银行投资的担保债权凭证绝大多数为最高信用评等，次贷危机影响有限。
——其后花期集团也宣布，7月份有次贷引起的损失达7亿美元，不过对于一个年盈利200亿美元的金融集团，这个也只是小数目。
但次贷风暴引起的危机，已经严重影响各国资金流动性。简单的说，在当前次贷问题前景不明的情况下，各银行自然收紧信贷，避免放贷，这就导致银行间短期同业拆解利率大涨，换句话说，大家都不想把钱放出去，因为也搞不清楚其他银行因为次贷的损失会多大，财务状况如何，所以就把同业拆解利率调高了。那反过来，同业拆借利率很高，导致资金筹集的成本大增，所以连银行自己都不愿意从其他银行借钱。所以资金的流动性就大大降低，这个是有很大风险的，对本国各行各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筹集都有很大影响。美联储，欧洲央行，日本央行等看到目前流动性突然紧缩，所以就向市场紧急注入巨额资金。各国央行在数日内向市场注入超过三千亿美元，方式就是，宣布向各大银行提供比市场上同业拆借利率要低的无限额拆借，这样就可以把同业拆借利率压下来。但这样的举措，又会进一步地向金融市场表明次贷危机的严重性。例如美联储和欧洲央行向市场注入巨资保持流动性，是自9·11恐怖袭击来的首次。
危机是否进一步扩大，就要看各国各银行到底关于次贷的损失有多大了。
总体上看，次贷对于中国的影响甚少，因为中国的资本市场几乎是对外隔绝的。中国五大银行投资美国次贷的数目甚少，目前估计他们总共的损失大概才50亿人民币，所以理论上对中国的影响甚微。但仍然要注意的是，如果次贷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巨大影响，即便中国自身的直接损失很少，但外部环境导致美元的币值，流动性波动极大，对国内的影响也不容低估。

『叁』 逾期贷款基本概述课后测试

1. 在实际工作中，以下哪种客户的付款习惯所占比重最高（ ） √

A

正常还款

A

低价转让资产

B

故意承担违约责任

C

故意歇业

D

无偿转让资产

正确答案： A B D

判断题

9. 客户三分在于选，七分在于管。 √

正确

错误

正确答案： 错误

10. 非财务信息主要是用来评估还款能力的。 √

正确

错误

正确答案： 错误

『肆』 最后贷款人的理论的演变和发展

现代最后贷款人理论集中围绕最后贷款人存在的必要性和巴杰特原则在现代金融市场条件下是否依然有效这两个基本命题展开。 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最后贷款人为现代银行系统提供了重要支持，在出现银行危机时防止了恐慌的蔓延。
自由银行的倡导者否认政府部门作为最后贷款人的必要性。认为银行恐慌产生的唯一理由是对银行系统存在的法律限制，如果没有这些限制，自由竞争的市场就会产生一个防恐慌的银行体系。塞尔金（Selgin，1988、1990）认为最主要的两个限制：一是美国对全国范围内设立分行的限制，二是对商业银行系统自由发行货币的限制。前者可以实现资产的多样化投资，可以防止资产相对价格下跌而引发的银行危机；后者可以允许商业银行随时满足私人对货币的需求。
同时认为，在自由银行体系下，由不完全信息产生的传染性挤提的情况不会发生，因为在活期存款的合约中已经包含了所有详细的信息。他们同时认为，票据清算所能够解决存款类银行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Gorton（1985）、Gorton& Mullineaux（1987）认为，19世纪产生的票据清算所，其结构类似于由所有银行组成的卡特尔组织，建立了一套共同发行货币的体系，使公众难以区分每个成员银行的弱点，它通过发行贷款证书来治理恐慌，这种贷款证书类似于黄金的替代品。同时，限制存款转化为现金也能制止恐慌。Dowd(1984)认为这种限制类似于提供一份期权，在这份期权中，银行保留了延期兑付到未来某个时点的权力，作为补偿，银行将支付延期兑付的利息。 中央银行并不是唯一的最后贷款人。除了中央银行之外，其他机构也可以成为最后贷款人（Timberlake，1984；鲍德，Bordo，1986；费雪，Fischer，1999），如美国的财政部、清算中心和1907年的摩根集团都承担过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加拿大的财政部和外汇管理局等都曾对出现危机的银行进行援助，成功执行最后贷款人职能。
Goodhart指出，当一国出现系统性问题时，除非这些系统性问题只包括一小部分潜在损失，央行可以自行消化，那么央行可以独立解决，否则应该由政府、监管部门和央行共同解决。在大规模的系统性危机中，Goodhart、Schoenmaker（1995）认为应该由政府来买单，同时政府也有权决定社会各方怎样对付危机和由谁来承担损失。 关于最后贷款人的援助方式存在两种争论：通过OMOs(open monitory operations)向整个金融市场提供流动性（货币观点），还是通过贴现窗口或直接贷款给个别金融机构（银行观点）。
货币观点认为，应急性的流动性供应只能通过OMOs向整个市场提供。古德弗兰德和金（Goodfriend & King，1988）、鲍德（Bordo，1990）、舒瓦茨（Schwartz，1992、1995）认为LLR的操作只能通过公开市场操作，以此提高对高能货币存量进行补充。Goodfriend & King、Capie(1999)、Keleher(1999)指出直接向金融机构贷款或贴现将使一些不具有清偿力的银行不能受到市场的惩戒，容易引发商业银行的道德风险，扭曲其行为决策。同时，随着金融市场的高度发展，已经提供了向私人部门信用融资的有效途径，同业市场能充分考虑流动性的有效分配，具有清偿力的金融机构能够通过同业市场获得流动性支持。因此，对个体银行的具体干预既违反市场化原则又没有必要。Kaufman也认为，除非是央行对银行的清偿力有明显的信息优势，否则对个体银行的帮助是没有必要的。他强调了对个体救助的负外部性：不仅会产生道德风险，而且监管当局还会面对政治压力和监管俘获，从而增加更大的负外部性。Kaufman同时扩展了LLR的内涵，认为LLR应该要防止资产的折价出售，因为这样会造成实际财富的损失。他认为，虽然金融市场发展很快，而且变得非常有效，促进了流动性机制的改善，但交易速度的加快也增大了清盘和折价出售的可能性，LLR的目的就是要保护均衡的资产价格不受暂时流动性的影响。
银行观点认为，最后贷款人只能是向个别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古德哈特（1999）指出无流动性但有清偿力的银行会由于同业市场效率低下、不能从其他银行借得款项而发展为无清偿力的银行。最后贷款人向市场提供资金支持会导致准备金供给总量的增加，而向单个机构提供资金支持则不会导致准备金增加。费雪（1999）则认为最后贷款人既可以向市场也可以向单独机构提供贷款。
Hirsch首次把中央银行看作是解决因信息不完备而导致的市场摩擦的一种手段。他认为，中央银行具有的LLR功能类似于提供了一种保险，这会降低私人冒险的成本，但同时会刺激银行的道德风险。同时，LLR给予的监管当局非正式的酌情权又可能导致监管同盟的出现。另一方面，如果存款者认为大银行不会倒闭，那么抵制公共部门管理的策略将会鼓励银行进一步集中。这两种情况的出现都不利于效率的提高。Hirsch强调最优的办法是根据整个金融体系的特征适时调整中央银行的职能。 古典最后贷款人理论的LLR援助对象非常严格地限制在出现暂时流动性不足的金融机构。但在LLR的实践中，金融危机的复杂性使得LLR的援助对象逐渐突破古典流动性界限。因此，一些经济学家认为，LLR可以向不具有清偿力的银行提供帮助。
索洛（Solow，1982）认为无论银行是否到了无法偿债的境地，当出现银行危机时，最后贷款人都应进行援助。以美联储为例，当美国某个银行（尤其是大银行）将要倒闭时，会引起人们对整个金融体系的信任危机。美联储既然对整个金融体系负责，为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它就必须援助陷入危机中、甚至资不抵债的银行。索洛也承认，这种做法会产生某种道德风险，鼓励其他银行有可能冒更大的风险，而公众也失去了监督金融机构的热情。
古德哈特（Goodhart，1985，1987）主张中央银行可以给不具有清偿力的银行提供帮助。主要有三个理由：
第一，中央银行在LLR必须行动时，要区分商业银行到底是流动性危机还是清偿性危机问题是不太现实的。商业银行向LLR申请援助时，存在潜在的声誉损失成本，因为即使是流动性不足的银行，如果向中央银行借款，也表明它在同业市场上已经不具有融资能力，从而被怀疑有清偿力问题。因此，向中央银行借款无需考虑是否是流动性问题还是清偿力问题，只要有足够的抵押品即可。
第二，由于商业银行在生产信息方面的特殊作用，如果LLR让处于困境中的机构破产，有价值的、难以替换的“客户—银行”关系将会失去，保持这些关系的社会利益超过这样做的成本。
第三，因为大银行的破产将毁掉整个银行系统的信心，所以大银行即使没有偿付能力，LLR也只有贷款。
考夫曼（Kaufman，1990）认为，索洛和古德哈特的观点低估了最后贷款人过度援助的风险，这可能会导致面临危机的银行增加在未来对更大援助的需要。他们也忽视了由于最后贷款人延迟让无偿付能力的机构停业，会招致额外的损失及增加最终解决问题的成本。索洛和古德哈特没有意识到最后贷款人可以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而不是贴现窗口贷款来完成其职能。事实上，借助公开市场操作也可以满足最后贷款人对高能货币的紧急需求，因而不必担心如何援助个别的危机银行。由于真实经济活动和总体经济防止了恐慌引起的对货币存量的冲击，最后贷款人就不必害怕个别经营不善的银行发生倒闭。
古德哈特和黄（Goodhart & Huang，1999）认为，一家银行的倒闭会引致金融不稳定，市场主要表现是恐慌，此时很难预测存款人的行为，货币政策操作容易失误。当一家银行向最后贷款人寻求流动性支持时，最后贷款人很难有时间准确判断这家银行是否有清偿力。如果最后贷款人向这家银行提供了贷款援助，而是事后的事实证明这家银行是无清偿力的，则最后贷款人必然要承担财务和声誉方面的损失。因此，最后贷款人对出现危机的银行究竟进行救助还是破产清算，还需谨慎的判断。他们通过建立最后贷款人道德风险模型认为，在单一时期模型下，即在银行倒闭的概率、最后贷款人救助的概率和风险概率既定的情况下，最后贷款人是否实施救助取决于银行规模的大小；在动态和跨时期模型中，即各种概率不确定的情况下，最后贷款人实施救助取决于对道德风险和传染性风险的权衡。如果关注道德风险，最后贷款人会慎重考虑是否实施救助；如果关注系统性风险，则最后贷款人有动力进行救助，由此产生的整个市场的均衡风险会较高。 最后贷款人的过度援助容易导致金融机构道德风险，且大银行相对于中小银行更为明显。因此，通过征收惩罚性高利率、组织私人部门参与救助、实施“建设性模糊”救助条款、严格的事后信息披露等措施有助于缓解这一问题。
考夫曼(1991)、诺切特和泰勒（Rochet & Tirole，1996）认为最后贷款人对银行的援助会产生两个负面影响：一方面，救助促使银行经营者和股东为获得更多的救助补贴而去冒更大的风险；另一方面，最后贷款人向倒闭的金融机构提供资金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了存款人监督金融机构经营行为和业绩的积极性，并且由于救助是对所有存款人提供隐性保险，这也会削弱银行同业监督的积极性。
米什金（Mishkin，2001）认为，这种道德风险在大银行身上表现得更为严重。大银行较中小银行具有更大的系统性影响，其经营失败对金融系统的安全有着更为严重的威胁，因此政府和公众都不希望其倒闭，于是大银行往往成为监管宽容的对象。那些自认为规模很大或很重要的银行相信在发生流动性不足或出现其他问题时，最后贷款人肯定会提供资金援助，因此他们便放松风险约束和危机管理，而从事高风险高收益的业务。同样的原因也使得市场约束力量减弱，因为存款人知道一旦银行陷入困境，政府不会任其破产，自己也不可能遭受太大的损失。于是他们失去了监督银行的动机，也不在银行从事过度冒险行为时通过提取存款进行市场约束。在很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当大的或与政治有联系的金融机构出现危机时，政府便成为解决问题的后援，最后贷款人向经济中投放基础货币，通过货币乘数作用，将大大增加流通中的货币量，从而引发通货膨胀。
汉弗莱（1985）认为，在现代金融环境下，征收惩罚性高利率等于向市场提供了一个促使资金加速抽逃的信号，这反而会加剧银行危机的发生。同时，银行经营者为在短期内获得更高收益以支付贷款高利息，会追求更高的风险。因此，古德哈特和斯科恩梅克（1995）、普拉蒂和希纳西（Prati & Schinasi，1999）认为，在实践中对个别机构的紧急贷款并没有征收比市场利率更高的利率，银行同业市场通常以正常的利率向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救助。
贾利尼（Giannini，1999）指出，通过组织私人部门参与最后贷款人的救助也可以解决道德风险。中央银行以代理人的身份组织有富余资金的银行向缺乏资金的银行提供资金援助。扮演最后贷款人的主要银行承诺在危机时期向问题银行提供信贷，以保证银行体系的正常运作。但古德弗兰德和拉克尔（Lacker，1999）认为，这种信贷行为必须是帕累托改进，中央银行不能强迫其他银行提供信贷。如果中央银行迫使其他银行提供贷款，或以过于偏护危机银行的条件提供贷款，则私人银行提供贷款支持实际上是对倒闭银行的补贴。在充满竞争的金融市场中，资金富余的银行相对于危机银行具有竞争优势，中央银行劝说优势银行帮助自己的竞争对手摆脱困境有一定的难度。因此，道义劝告、规则力量和合作意识的培养是中央银行在协调银行间援助时的重要职责。
科里根（Corrigan，1990）首次提出了“建设性模糊”的最后贷款人概念，指最后贷款人在事先故意模糊履行其职责的可能性，即最后贷款人向其他银行表明，当银行出现危机时，最后贷款人不一定提供资金支持。由于银行不确定自己是否是援助对象，从而对银行形成一种压力，使其谨慎经营。“建设性模糊”要求最后贷款人从谨慎角度出发，关于是否、何时、在何种条件下提供支援的预先承诺应该停止。在做出决策时，最后贷款人要严格分析是否存在着系统性风险。如果已经存在，应考虑应对系统性传染的最优方式，尽量减少对金融市场运行规则的负面影响。
克劳科特（Crockett，1996）认为“建设性模糊”主要有两个作用：一是迫使银行谨慎行事，因为银行自己不知道最后贷款人是否会对它们提供资金支持；二是当最后贷款人对出现流动性不足的银行提供援助时，可让该银行经营者和股东共同承担成本。管理层会意识到一旦银行倒闭，他们将会失去工作，股东将失去资本，因此道德风险会大大减少。实践也表明，“建设性模糊”可以直接约束或间接鼓励银行的经营者和股东谨慎行事，提高自我防范风险意识，增强自我控制、自我约束能力。
建设性模糊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即赋予危机管理机构过大的自由决定权，而自由决定权会带来时间持续性问题，如开始最后贷款人认为不向危机银行提供安全保障比较有利，但事后又觉得向银行提供资金援助可能更为恰当。因此，伊诺克（Enoch）、斯德拉和海米斯（Khamis，1997）认为，可通过严格的事后信息披露办法来评判最后贷款人在处理个案时的自由决定权。 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国与国之间的资本与货币一体化，金融危机超越国别的限制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所有的一切使得在世界范围内寻找最后贷款人的问题进入了理论家和实践者的视野。尤其是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这一问题变得尤为迫切。
早期的金融史认为，“世界经济中心”应当充当国际最后贷款人。费尔南德布劳德尔假设世界经济具有一定的地理范围，“并且总有一个以占主导的城市和城邦（即经济首府，但不一定是政治首府）为代表的极或中心。在金融危机中，当一国的困难将超越国境时，占统治地位的中心就被认为有责任充当其他国家的最终贷款人”，这是由谁来充当国际最后贷款人最早的理论假说。
目前理论界普遍认为，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承担国际最后贷款人职能比较合适。Stanley Fisher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IMF虽然不是国际中央银行，但是仍可以行使国际最后贷款人的职能，而且会做得很好。他认为，IMF作为危机的借款者，更像一个信用合作组织，通过发行基金份额建立资金的蓄水池，再向成员国贷款；作为危机的管理者，它可以组织和协调危机中的成员国，募集更多的资金。
另一种观点认为，国际清算银行（BIS）可以行使这一职能。被称为“中央银行家的俱乐部”的国际清算银行一向积极推动中央银行之间的互相合作和援助。由于各国中央银行的高级官员通过国际清算银行经常会面商谈，保持着经常的联系，这一安排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更为及时，并且没有附加条件。但它在这方面的积极作用仅限于其成员国之间，与发展中国家基本无缘。而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较发达国家普遍，因此，国际清算银行的这种援助是有限的。 随着跨国金融服务的不断扩展和各国金融系统的不断融合，欧盟市场的流动性和效率不断增强，欧洲各国的金融系统性关联更加紧密，随之而来的金融风波也将会影响更多的成员国，尤其是如果一个包含数个持牌银行，并且在数个成员国中开展业务的泛欧银行集团发生流动性冲击，必然会系统性地牵连到各国金融市场以及整个欧洲金融系统。Garry J. Schinasi和Pedro Gustavo Teixeira（2006）研究了当系统性金融风波影响不止一个欧盟成员国时，如何实现最后贷款人功能问题。他们认为，对银行集团行使最后贷款人职能有几种可选的协调模式：
第一种模式依赖于详细的事先安排，被认为是“北欧模式”。这个模式是北欧中央银行谅解备忘录中提出的，适用于银行危机发生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北欧国家中运作。一旦发现危机，将由相关中央银行建立一个协调机制，即危机处置小组。在对银行集团有管辖权的中央银行的领导下，危机处置小组集中对银行集团的财务状况和潜在系统性影响的信息收集和分析。另外，它还集中与银行业管理层进行联系。该小组还负责向各个中央银行决策机构汇报，汇报内容包括危机的系统相关性信息，受影响的银行的偿付能力，最重要的是明确各央行间意见的分歧，目的是让每个中央银行都能了解情况，决策协调。这个模式的主要优点是可以使中央银行间的信息和分析不对称最小化，以减少“囚徒困境”的发生。
第二个协调模式是“监管模式”。因为新巴塞尔协议的实施将增强并表监管者的协调职能，相对于其他中央银行，并表监管者所在地的中央银行可以承担协调职能，这也暗示了某个中央银行相对于其他中央银行来说对银行集团承担更多的责任。例如，这个模式需要更多地考虑集团范围内或欧盟范围的（同国内相比）偿付能力和系统风险。正如并表监管者的作用一样，这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该国中央银行对管辖范围内的银行业集团行使一定的“联邦（federal）”职能。
第三，各国中央银行承担的义务，包括信息交换和在现行运行制度结构下对政策措施进行协调。 主权债务重组中的第一贷款人（LFR）
Daniel Cohen和Richard Portes（2006）提出的解决主权债务问题的一个政策干预机制——IMF的第一贷款人职能，来解决国际间资本流动的结构性缺陷。IMF成员国应事先制定“债务余额制度”（indebtedness regime），这种债务余额制度意味着参与者的积极的承诺，不仅是国家，也包括IMF。IMF应在事先（即国家能进入金融市场时）而不是在危机后，就和国家一起建立调整计划（项目），采取预防性措施防止债务恶化。IMF项目及其实施要让人相信这个国家能以“风险触发”利率，或低于“风险触发”利率迅速重新进入市场。这是IMF贷款的一种适当的催化作用。

『伍』 贷款问题中银E贷显示现有授信和历史授信信息不符合要求是什么意思，有没有办法处理

对照下自己的央行征信是否有逾期或者多头授信。

『陆』 向银行贷款时客户历史沿革及成长历程怎么写

1、如果你是做生意的，则从你做生意的主要大事项写，比如什么时候成立什么公司，什么时候发生什么样的对公司影响较好的重大事项等。
2、如果你是上班的，则写你的社会工作经历。
以上都是简单写一下就成。你不填写银行也不会多管的。

『柒』 关于历史贷款还贷的问题不懂的别乱掺合

此贷款属于历年陈欠贷款，并且应该已经被信用社操作成已置换不良贷款。
目前中国的物权法规定，贷款的诉讼时效期为二年，即贷款到期后二年内，信用社不到法院主张自己的权利，在过诉讼时效后，法院将视为信用社自动放弃此权利，并不予受理。
信用社发放的农业贷款一般期限为一年。因此按时间计算，应该已经过了诉讼时效期，但如果信用社在诉讼失效前对此贷款进行了法院起诉，或通过其他方法（“听说转的时间信用社还把他父亲叫去了，办了什么手续”）保全诉讼时效，那么这笔贷款就仍然有效且受法律保护，是必须要还的。如果信用社没有做任何保全诉讼时效的措施，那么此笔贷款就不用还了，可以赖掉······虽然会有信用社的信贷员催收贷款，一般是因为借款人不知情、不懂法。
既然当时信用社把“他父亲”叫去办了手续，那么现在的贷款借款人的名字应该是“他父亲”。
信用社这样的贷款很多，且大多没有采取什么保全措施，你向你朋友的父亲了解一下情况，如果在贷款存续期间，没有法院起诉船票，或没有在信用社签“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等手续，那么此贷款就真的不用还了。

另：看中你追加100分了，如果不懂，可在“即时会话”留言，信用社员工竭诚为您服务！

『捌』 历史问题答

1、网址：http://www.zgshj.net/html/245/1424.html
2、中国古代科举制度

科举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所参加的人才选拔考试。它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科举制从隋代开始实行，到清光绪二十七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

隋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起源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最早起源于隋代。隋朝统一全国后，为了适应封建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为了扩大封建统治阶级参与政权的要求，加强中央集权，于是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用科举制代替九品中正制。隋炀帝大业三年开设进士科，用考试办法来选取进士。进士一词初见于《礼记·王制》篇，其本义为可以进受爵禄之义。当时主要考时务策，就是有关当时国家政治生活方面的政治论文，叫试策。这种分科取士，以试策取士的办法，在当时虽是草创时期，并不形成制度，但把读书、应考和作官三者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中国选举史上新的一页。唐玄宗时礼部尚书沈既济对这个历史性的变化有过中肯的评价："前代选用，皆州郡察举……至于齐隋，不胜其弊……是以置州府之权而归于吏部。自隋罢外选，招天下之人，聚于京师春还秋住，乌聚云合。"

唐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完备

推翻隋朝的统治后，唐王朝的帝王承袭了隋朝传下来的人才选拔制度，并做了进一步的完善。由此，科举制度逐渐完备起来。在唐代，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
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其中明法、明算、明字等科，不为人重视。俊士等科不经常举行，秀才一科，在唐初要求很高，后来渐废。所以，明经、进士两科便成为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唐高宗以后进士科尤为时人所重。唐朝许多宰相大多是进士出身。常科的考生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生徒，一个是乡贡。由京师及州县学馆出身，而送往尚书省受试者叫生徒；不由学馆而先经州县考试，及第后再送尚书省应试者叫乡贡。由乡贡入京应试者通称举人。州县考试称为解试，尚书省的考试通称省试，或礼部试。礼部试都在春季举行，故又称春闱，闱也就是考场的意思。
明经、进士两科,最初都只是试策，考试的内容为经义或时务。后来两种考试的科目虽有变化，但基本精神是进士重诗赋，明经重帖经、墨义。所谓帖经，就是将经书任揭一页，将左右两边蒙上，中间只开一行，再用纸帖盖三字，令试者填充。墨义是对经文的字句作简单的笔试。帖经与墨义，只要熟读经传和注释就可中试，诗赋则需要具有文学才能。进士科得第很难，所以当时流传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
常科考试最初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后改由礼部侍郎主持，称"权知贡举"。进士及第称"登龙门"，第一名曰状元或状头。同榜人要凑钱举行庆贺活动，以同榜少年二人在名园探采名花，称探花使。要集体到杏园参加宴会，叫探花宴。宴会以后，同到慈恩寺的雁塔下题名以显其荣耀，所以把又把中进士称为"雁塔题名"。唐孟郊曾作《登科后》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遍长安花。"所以，春风得意又成为进士及第的代称。常科登第后，还要经吏部考试，叫选试。合格者，才能授予官职。唐代大家柳宗元进士及第后，以博学宏词，被即刻授予"集贤殿正字"。如果吏部考试落选，只能到节度使那儿去当幕僚，再争取得到国家正式委任的官职。韩愈在考中进士后，三次选试都未通过，不得不去担任节度使的幕僚，才踏进官场。
唐代取士，不仅看考试成绩，还要有各名人士的推荐。因此，考生纷纷奔走于公卿门下，向他们投献自己的代表作，叫投卷。向礼部投的叫公卷，向达官贵人投的叫行卷。投卷确实使有才能的人显露头角，如诗人白居易向顾况投诗《赋得原上草》受到老诗人的极力称赞。但是弄虚作假，欺世盗名的也不乏其人。
武则天载初元年二月，女皇亲自"策问贡人于洛成殿"，这是我国科举制度中殿试的开始，但在唐代并没有形成制度。
在唐代还产生了武举。武举开始于武则天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应武举的考生来源于乡贡，由兵部主考。考试科目有马射、步射、平射、马枪、负重等。"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类升"。

宋朝 -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改革时期

宋代的科举，大体同唐代一样，有常科、制科和武举。相比之下，宋代常科的科目比唐代大为减少，其中进士科仍然最受重视，进士一等多数可官至宰相，所以宋人以进士科为宰相科。宋吕祖谦说："进士之科，往往皆为将相，皆极通显。"当时有焚香礼进士之语。进士科之外，其它科目总称诸科。宋代科举，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进行了重大的改革。
首先，宋代的科举放宽了录取和作用的范围。宋代进士分为三等：一等称进士及等；二等称进士出身；三等赐同进士出身。由于扩大了录取范围，名额也成倍增加。唐代录取进士，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少则几人、十几人。宋代每次录取多达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对于屡考不第的考生，允许他们在遇到皇帝策试时，报名参加附试，叫特奏名。也可奏请皇帝开恩，赏赐出身资格，委派官吏，开后世恩科的先例。
宋代确立了三年一次的三级考试制度。宋初科举，仅有两级考试制度。一级是由各州举行的取解试，一级是礼部举行的省试。宋太祖为了选拔真正踏实于封建统治而又有才干的人担任官职，为之服务，于开宝六年实行殿试。自此以后，殿试成为科举制度的最高一级的考试，并正式确立了州试、省试和殿试的三级科举考试制度。殿试以后，不须再经吏部考试，直接授官。宋太祖还下令，考试及第后，不准对考官称师门，或自称门生。这样，所有及第的人都成了天子门生。殿试后分三甲放榜。南宋以后，还要举行皇帝宣布登科进士名次的典礼，并赐宴于琼苑，故称琼林宴，以后各代仿效，遂成定制。宋代科举，最初是每年举行一次，有时一、二年不定。实英宗治平三年，才正式定为三年一次。每年秋天，各州进行考试，第二年春天，由礼部进行考试。省试当年进行殿试。
从宋代开始，科举开始实行糊名和誉录，并建立防止徇私的新制度。从隋唐开科取士之后，徇私舞弊现象越来越严重。对此，宋代统治者采取了一些措施，主要是糊名和誉录制度的建立。糊名，就是把考生考卷上的姓名、籍贯等密封起来，又称"弥封"或"封弥"。宋太宗时，根据陈靖的建议，对殿试实行糊名制。后来，宋仁宗下诏省试、州试均实行糊名制。但是，糊名之后，还可以认识字画。根据袁州人李夷宾建议，将考生的试卷另行誉录。考官评阅试卷时，不仅仅知道考生的姓名，连考生的字迹也无从辨认。这种制度，对于防止主考官徇情取舍的确发生了很大的效力。但是，到了北宋末年，由于政治日趋腐败，此项制度也就流于形式了。宋代在考试形式上的改革，不但没有革除科举的痼疾，反而使它进一步恶化。
宋代科举在考试内容上也作了较大的改革。宋代科举基本上沿袭唐制，进士科考帖经、墨义和诗赋，弊病很大。进士以声韵为务，多昧古今；明经只强记博诵，而其义理，学而无用。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后，对科举考试的内容着手进行改革，取消诗赋、帖经、墨义，专以经义、论、策取士。所谓经义，与论相似，是篇短文，只限于用经书中的语句作题目，并用经书中的意思去发挥。王安石对考试内容的改革，在于通经致用。熙宁八年，神宗下令废除诗赋、贴经、墨义取士，颁发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和论、策取士。并把《易官义》、《诗经》、《书经》、《周礼》、《礼记》称为大经，《论语》、《孟子》称为兼经，定为应考士子的必读书。规定进士考试为四场：一场考大经，二场考兼经，三场考论，最后一场考策。殿试仅考策，限千字以上。王安石的改革，遭到苏轼等人的反对。后来随着政治斗争的变化，《三经新义》被取消，有时考诗赋，有时考经义，有时兼而有之，变换不定。

明朝 -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鼎盛时期

元代开始，蒙古人统治中原，科举考试进入中落时期，但以四书试士，却是元代所开的先例。
元朝灭亡后，明王朝建立，科举制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明代统治者对科举高度重视，科举方法之严密也超过了以往历代。
明代以前，学校只是为科举输送考生的途径之一。到了明代，进学校却成为了科举的必由之路。明代入国子监学习的，通称监生。监生大体有四类：生员入监读书的称贡监，官僚子弟入监的称荫监，举人入监的称举监，捐资入监的称例监。监生可以直接做官。特别是明初，以监生而出任中央和地方大员的多不胜举。明成祖以后，监生直接做官的机会越来越少，却可以直接参加乡试，通过科举做官。
参加乡试的，除监生外，还有科举生员。只有进入学校，成为生员，才有可能入监学习或成为科举生员。明代的府学、州学、县学、称作郡学或儒学。凡经过本省各级考试进入府、州、县学的，通称生员，俗称秀才。取得生员资格的入学考试叫童试，也叫小考、小试。童生试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三个阶段。院试由各省学政主持，学政又名提督学院，故称这级考试为院试。院试合格者称生员，然后分别分往府、州、县学学习。生员分三等，有廪生、增生、附生。由官府供给膳食的称廪膳生员，简称廪生；定员以外增加的称增广生员，科称增生；于廪生、增生外再增名额，附于诸生之末， 称为附学生员，科称附生。考取生员，是功名的起点。一方面、各府、州、县学中的生员选拔出来为贡生，可以直接进入国子监成为监生。一方面，由各省提学官举行岁考、科考两级考试，按成绩分为六等。科考列一、二等者，取得参加乡试的资格，称科举生员。因此，进入学校是科举阶梯的第一级。
明代正式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是由南、北直隶和各布政使司举行的地方考试。地点在南、北京府、布政使司驻地。每三年一次，逢子、午、卯、酉年举行，又叫乡闱。考试的试场称为贡院。考期在秋季八月，故又称秋闱。凡本省科举生员与监生均可应考。主持乡试的有主考二人，同考四人，提调一人，其它官员若干人。考试分三场，分别于八月九日、十二日和十五日进行。乡试考中的称举人，俗称孝廉，第一名称解元。唐伯虎乡试第一，故称唐解元。乡试中举叫乙榜，又叫乙科。放榜之时，正值桂花飘香，故又称桂榜。放榜后，由巡抚主持鹿鸣宴。席间唱《鹿鸣》诗，跳魁星舞。
会试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考试，又称礼闱。于乡试的第二年即逢辰、戍、未年举行。全国举人在京师会试，考期在春季二月，故称春闱。会试也分三场，分别在二月初九、十二、十五日举行。由于会试是较高一级的考试，同考官的人数比乡试多一倍。主考、同考以及提调等官，都由较高级的官员担任。主考官称总裁，又称座主或座师。考中的称贡士，俗称出贡，别称明经，第一名称会元。
殿试在会师后当年举行，时间最初是三月初一。明宪宗成经八年起，改为三月十五。应试者为贡士。贡士在殿试中均不落榜，只是由皇帝重新安排名次。殿试由皇帝新自主持，只考时务策一道。殿试毕，次日读卷，又次日放榜。录取分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称状元、鼎元，二名榜眼，三名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二、三甲第一名皆称传胪。一、二、三甲通称进士。进士榜称甲榜，或称甲科。进士榜用黄纸书写，故叫黄甲，也称金榜，中进士称金榜题名。
乡试第一名叫解元，会试第一名叫会元，加上殿试一甲第一名的状元，合称三元。连中三元，是科举场中的佳话。明代连中三元者仅洪武年间的许观和正统年间的商辂二人而已。
殿试之后，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其余进士经过考试合格者，叫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考试合格者，分别授予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其余分发各部任主事等职，或以知县优先委用，称为散馆。庶吉士出身的人升迁很快，英宗以后，朝廷形成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局面。
明代乡试、会试头场考八股文。而能否考中，主要取决于八股文的优劣。所以，一般读书人往往把毕生精力用在八股文上。八股文以四书、五经中的文句做题目，只能依照题义阐述其中的义理。措词要用古人语气，即所谓代圣贤立言。格式也很死。结构有一定程式，字数有一定限制，句法要求对偶。八股文也称制义、制艺、时文、时艺、八比文、四书文。八股文即用八个排偶组成的文章，一般分为六段。以首句破题，两句承题，然后阐述为什么，谓之起源。八股文的主要部分，是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四个段落，每个段落各有两段。篇末用大结，称复收大结。八股文是由宋代的经义演变而成。八股文的危害极大，严重束缚人们的思想，是维护封建专制治的工具，同进也把科举考试制度本身引向绝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愤慨地说："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二十一史废"。又说："愚以为八股之害，甚于焚书。"

清代 -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灭亡

清代的科举制度与明代基本相同，但它贯彻的是民族歧视政策。满人享有种种特权，做官不必经过科举途径。清代科举在雍正前分满汉两榜取士，旗人在乡试、会试中享有特殊的优特，只考翻译一篇，称翻译科。以后，虽然改为满人、汉人同试，但参加考试的仍以汉人为最多。
科举制发展到清代，日趋没落，弊端也越来越多。清代统治者对科场舞弊的处分虽然特别严厉，但由于科举制本身的弊病，舞弊越演越烈，科举制终于消亡。
3、隋唐以来，绝大部分历史名人都是进士出身，比如：韩愈、柳宗元、白居易、李商隐、牛僧如、李林甫、苏轼、黄庭坚、于谦、袁崇焕、洪承畴、纪晓岚、刘墉、曾国藩、李鸿章等等，不过也有许多人非进食出身，比如：赵普、和绅、左宗棠等等。

『玖』 中国货币演变史

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并发行了统一的货币——人民币。1949年1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在天津首次正式公布人民币汇率。四十多年来，在不同的时期，人民币汇率安排（exchangeratearrangement）有着不同的特点。

一、改革开放前的人民币汇率安排
建国以来至改革开放前，我国人民币汇率安排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1．第一阶段（1950～1952）。由于人民币没有规定含金量，因此，对西方国家货币的汇率，最初不是按两国货币的黄金平价来确定，而是以“物价对比法”作为基础来计算的。也就是说，建国初期人民币汇率制定的依据是物价水平，这是一种比较市场化的汇率安排。
建国初期，由于国民党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和其他因素的影响，我国物价节节上涨。如上海批发物价指数以1949年6月为100，到1950年3月则上涨至2242.93。由于国内物价上涨、国外物价趋跌的价格对比关系，根据前述政策要求，我国人民币对美元汇价由1949年1月18日1美元＝80元旧人民币，调低至1950年3月13日的1美元＝42000元旧人民币，在一年零一个月的时间内，人民币汇价下调49次。至于和其他外汇的汇价，则是根据它们对美元的汇价进行间接套算的结果。
从1950年3月至1952年底，随着国内物价由上涨转变为下降，同时，由于美国对朝鲜发动了侵略战争，大量抢购战备物资，美国及其盟国接连宣布一系列对我“封锁禁运”的措施，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必须降低外汇汇价，以利于推动本国进口。因此，根据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我国汇率政策的重点也由“推动出口”改变为“进出口兼顾”，并逐步调高人民币汇价。1952年12月，人民币汇价调高至1美元＝26170元旧人民币。
这一时期，我国对外贸易对象主要是美国，对外贸易主要由私营进出口商经营。人民币汇率的及时调整，可以调节进出口贸易，保证出口的增长。
2．第二阶段（1953～1972）。从1953年起，国内物价趋于全面稳定，对外贸易开始由国营公司统一经营，而且主要产品的价格也纳入国家计划。计划经济本身要求对人民币的汇价采取基本稳定的政策，以利于企业内部的核算和各种计划的编制和执行。同时，由于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制度的确立，各国之间的汇价在一定程度上也保持了相对稳定。再加上我国同西方工业国家的直接贸易关系和借贷关系很少，因此，西方各货币汇率变动对我国人民币汇率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在国内物价水平趋于稳定的情况下，我国进行建国以来的首次币制改革。1955年3月1日，开始发行新人民币，新旧人民币折合比率为1:10000。自采用新人民币后，1955年至1971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直是1美元折合2.4618元新人民币。
1971年12月18日，美元兑黄金官价宣布贬值7.89％，人民币汇率相应上调为1美元合2.2673元人民币。
这一时期人民币汇率政策采取了稳定的方针，即在原定的汇率基础上，参照各国政府公布的汇率制定，逐渐同物价脱离。但这时国内外物价差距扩大，进口与出口的成本悬殊，于是外贸系统采取了进出口统负盈亏、实行以进口盈利弥补出口亏损的办法，人民币汇率对进出口的调节作用减弱。
3．第三阶段（1973～1978）。1973年3月以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解体，西方国家普遍实行了浮动汇率制。为了避免西方国家通货膨胀及汇率变动对我国经济的冲击，我国从1973年开始频繁地调整人民币对外币的汇率（仅1978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就调整了61次），而且在计算人民币汇价时，采用了钉住加权的“一篮子”货币的办法，所选用的“篮”中货币都是在我国对外贸易的计价货币中占比重较大的外币，并以这些货币加权平均汇价的变动情况，作为人民币汇价相应调整的依据。
这一时期人民币汇价政策的直接目标仍是维持人民币的基本稳定，针对美元危机不断发生且汇率持续下浮的状况，人民币汇率变动较为频繁，并呈逐渐升值之势。1972年为1美元＝2.24元人民币；1973年1美元＝2.005元人民币；1977年为1美元＝1.755元人民币。
自5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我国一直实行的是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对外自我封闭，对内高度集权，直至80年代初，国家外汇基本上处于零储备状态，外贸进出口主要局限于社会主义国家，且大体收支平衡，国内物价水平也被指令性计划所冻结，尽管人民币汇率严重高估，但它并未带来明显的消极影响。

二、改革后的人民币汇率安排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人民币汇率安排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1．第一阶段（1979～1984）。1979年我国的外贸管理体制开始进行改革，对外贸易由国营外贸部门一家经营改为多家经营。由于我国的物价一直由国家计划规定，长期没有变动，许多商品价格偏低且比价失调，形成了国内外市场价格相差悬殊且出口亏损的状况，这就使人民币汇价不能同时照顾到贸易和非贸易两个方面。为了加强经济核算并适应外贸体制改革的需要，国务院决定从1981年起实行两种汇价制度，即另外制定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并继续保留官方牌价用作非贸易外汇结算价。这就是所谓的“双重汇率制”或“汇率双轨制”。
1980年人民币官方牌价为1美元＝1.5元人民币。从1981年1月到1984年12月期间，我国实行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贸易外汇1美元＝2.80元人民币；官方牌价即非贸易外汇1美元＝1.50元人民币。前者主要适用于进出口贸易及贸易从属费用的结算；后者主要适用于非贸易外汇的兑换和结算，且仍沿用原来的一篮子货币加权平均的计算方法。
随着美元在80年代初期的逐步升值，我国相应调低了公布的人民币外汇牌价，使之同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相接近。1984年底公布的人民币外汇牌价已调至1美元＝2.7963元人民币，与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持平。
2．第二阶段（1985～1990）。在人民币双重汇率制下，外贸企业政策性亏损，加重了财政补贴的负担，而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外国生产厂商对双重汇率提出异议。1985年1月1日，我国又取消了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重新恢复单一汇率制，1美元＝2.80元人民币。
事实上，1986年随着全国性外汇调剂业务的全面展开，又形成了统一的官方牌价与千差万别的市场调剂汇价并存的新双轨制。而且当时全国各地的外汇调剂市场，在每一时点上，市场汇率水平不尽相同。这种官方汇率与市场汇率并存的多重汇率制一直延续到1993年底。其间，外汇调剂市场的汇率形成机制，经历了从开始试办时的人为定价到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过程。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物价上涨速度加快，而西方国家控制通货膨胀取得一定成效。在此情况下，我国政府有意识地运用汇率政策调节经济与外贸，对人民币汇率作了相应持续下调。1995年8月21日，人民币汇率调低至1美元＝2.90元人民币；同年10月3日再次调低至1美元＝3.00元人民币；同年10月30日又调至1美元＝3.20元人民币。
从1986年1月1日起，人民币放弃钉住一篮子货币的做法，改为管理浮动。其目的是要使人民币汇率适应国际价值的要求，且能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
1986年7月5日，人民币汇率再度大幅调低至1美元＝3.7036元人民币。1989年12月16日，人民币汇率又一次的大幅下调，由此前的1美元＝3.7221元人民币调至当日的4.7221元人民币。1990年11月17日，人民币汇率再次大幅下调，并由此前的4.7221调至当日的5.2221元人民币。
从改革开放以后至1991年4月9日的十余年间，人民币汇率政策的特点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分别实施过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与公布牌价并存的双重汇率体制，以及官方汇率与市场汇率并存的多重汇率体制；二是公布的人民币官方汇率按市场情况调整，且呈大幅贬值趋势，这与同期人民币对内实际价值大幅贬值以及我国的国际收支状况是基本上相适应的；三是在人民币官方汇率的调整机制上，做过多种有益的尝试，如钉住一篮子货币的小幅逐步调整方式以及一次性大幅调整的方式，这些为以后实施人民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奠定了基础；四是市场汇率的机制逐步完善；五是市场汇率的调节作用在我国显得越来越大。
3．第三阶段（1991～1993）。自1991年4月9日起，我国开始对人民币官方汇率实施有管理的浮动运行机制。国家对人民币官方汇率进行适时适度、机动灵活、有升有降的浮动调整，改变了以往阶段性大幅度调整汇率的做法。实际上，人民币汇率实行公布的官方汇率与市场汇率（即外汇调剂价格）并存的多重汇率制度。
我国人民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主要指人民币官方汇率的有管理的浮动，其基本特点是，我国的外汇管理机关即国家外汇管理局根据我国改革开放与发展的状况，特别是对外经济活动的要求，参照国际金融市场主要货币汇率的变动情况，对公布的人民币官方汇率进行适时适度、机动灵活、有升有降的浮动调整。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官方汇率数十次小幅调低，但仍赶不上水涨船高的出口换汇成本和外汇调剂价。
4．第四阶段（1994～2005）。从1994年1月1日起，我国实行人民币汇率并轨。1993年12月31日，官方汇率1美元兑换人民币5.8元；调剂市场汇率为1美元兑换人民币8.7元左右。从1994年1月1日起，将这两种汇率合并，实行单一汇率，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定为1美元兑换8.70元人民币。同时，取消外汇收支的指令性计划，取消外汇留成和上缴，实行银行结汇、售汇制度，禁止外币在境内计价、结算和流通，建立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改革汇率形成机制。这次汇率并轨后，我国建立的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到目前为止，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趋稳，并一直保持在1美元＝8.3元左右。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外汇管理体制相继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尤其是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后，我国政府承诺：在2000年之前，将实现经常项目下人民币可兑换。
事实上，1994年我国已开始实行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有条件”的可兑换，并已削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定中的绝大多数限制，如歧视性货币措施或多重汇率安排已完全废除，而绝大多数经常项目交易的用汇和资金转移也不再受到限制。
1996年4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消除了若干在1994年后仍保留的经常帐户下非贸易非经营性交易的汇兑限制；1996年7月，又消除了因私用汇的汇兑限制，扩大了供汇范围，提高了供汇标准，超过标准的购汇在经国家外汇管理局审核起初后即可购汇；1996年7月1日，我国将外商投资企业也全面纳入全国统一的银行结售汇体系，从而取消了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后尚存的经常项目汇兑限制。
1996年11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致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将不再适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14条第2款所规定的过渡性安排，并正式宣布：自1996年12月1日起，我国将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8条第2款、第3款和第4款的义务，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从此不再限制不以资本转移为目的的经常性国际交易支付和转移，不再实行歧视性货币安排和多重汇率制度。
2001年11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郭树清指出，根据中美1998年签订的有关协议，中国承诺将扩大人民币弹性。因此，如果现在中国选择钉住其它币种或采取一揽子货币联系汇率制度，不但会违背承诺，还是一种后退。增加汇率弹性是现实的选择。中国现阶段仍将以稳定汇率为主，同时用足每日3‰的汇率浮动区间，使市场逐渐适应汇率波动。今后将采取措施，提高人民币汇率生成机制的市场化程度，如有效利用银行间市场汇率浮动区间；调整银行结售汇周转头寸管理政策；进一步完善结汇制度。

三、人民币汇率安排的新阶段
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05〕第16号文——关于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相关事宜公告。其主要内容如下：
（1）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形成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
（2）中国人民银行于每个工作日闭市后公布当日银行间外汇市场美元等交易货币对人民币汇率的收盘价，作为下一个工作日该货币对人民币交易的中间价格。
（3）2005年7月21日19∶00时，美元对人民币交易价格调整为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作为次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上外汇指定银行之间交易的中间价，外汇指定银行可自此时起调整对客户的挂牌汇价。
（4）现阶段，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美元对人民币的交易价仍在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交易中间价上下千分之三的幅度内浮动，非美元货币对人民币的交易价在人民银行公布的该货币交易中间价上下一定幅度内浮动。
（5）中国人民银行将根据市场发育状况和经济金融形势，适时调整汇率浮动区间。同时，中国人民银行负责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篮子货币汇率变动，对人民币汇率进行管理和调节，维护人民币汇率的正常浮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维护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稳定。”
这一次的人民币汇率安排改革的核心是放弃单盯美元，改盯一篮子货币，以建立调节自如、管理自主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更富有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从此次人民币短期升值来看，这将有利于缓解国际收支失衡的巨大压力，同时，释放人民币潜在的升值压力，并能淡化人民币兑美元的国际矛盾。从长远战略来看，人民币汇率新机制的建立，将有利于推进人民币汇率安排的市场化改革进程，最终为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实现可兑换创造渐近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