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投资企业外汇法律风险

1.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法律风险案例

朋友，现将中国银行业海外收购美国本土银行第一案始末提供给你，希望对你的论文有所帮助！！

“现在看账面上赔了两三千万美元，但我们始终认为我们的做法非常正确。不能老盯着股价，要从长远看。”3月20日，民生银行董事长董文标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语气坚定地说。

2007年10月8日，民生银行发布分三阶段收购美国联合银行控股公司(NASDAQ：UCBH，下称“联行”)至多20%股份的公告，开创了中国银行业针对美国本土银行收购的第一案。

2008年3月1日，民生银行发布公告称，已获中国银监会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参股美国联合银行4.9%股权，该行已在国家外汇管理局北京外汇管理部完成汇出核准手续，金额为9573万美元。

3月中下旬，《中国企业家》杂志两次专访民生银行董事长董文标以及民生银行、美国联合银行部分管理层，还原此次并购案的始末。

尽管民生入股联行已成定局，但随着美国次贷危机蔓延，联合银行股价与谈判时的转让价相比，已折让过半。回头来看，该起收购对民生银行到底价值几何？民生银行会否进一步采取行动实现既定收购目标？还待事实验证。

谈判始末

2007年7月3日，联行董事长胡少杰与董文标第一次见面。在董的印象中，胡是一个“精干的银行家”，敬业、勤奋、进取，并且“深得美联储的支持”。此前有半年时间，联合银行已经和其他三家中资金融机构有所接触。据知情人士称，其中包括华夏银行和平安保险。直到和民生银行接触后，双方一拍即合，当场就表示愿意继续深入沟通。

1998年11月在纳斯达克上市的联行，总部位于旧金山，是一家华人开办并主要服务于华人的银行。作为美国三大华人银行之一，截至2007年底，总资产额为118亿美元。尽管其资产规模只有民生银行的十分之一，但是在董文标看来，这是一个门当户对的婚姻。“我不可能去收购花旗、汇丰，那是不可能的。”

据董文标讲，在民生银行于2007年2月宣布的未来五年规划中，国际化、多元化、金融控股是主要方向。民生银行在两三年前就与投行及财务顾问做过讨论，谋求进入美国市场，并委托他们帮忙物色一些收购对象。

2007年，美林的客户之一美国联合银行对位于上海的中国第一家全外资银行德富泰银行(BusinessDevelopmentBank)进行收购，与此同时也想寻求一家在形象、业务和文化上都能匹配的中国本土银行进行合作，共同开拓中国市场。美林中国区投资银行主席任克英曾经帮助民生银行上市，与董文标相熟。任于是自然成为双方牵线搭桥的重要人物。

2007年9月，在北京友谊宾馆贵宾楼，双方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谈。

当时在场的有民生银行董事长董文标、民生银行副行长洪崎、董事会秘书毛晓峰、联合银行董事长胡少杰，以及美林中国区投资银行主席任克英。洪崎回忆说，胡是华人，能听懂中文，但只是能说一点儿，需要较长时间阐述的时候，他都讲英文。此时，一旁的任克英等人就成为双方沟通的媒介。而半年之后，胡的中文已经相当流利。

“感觉很重要。”洪崎说，“首先，文化上相通，容易沟通；第二，我们想走出去，双方在业务上能够跨国界合作，形成互补。”

9月底，谈判进入第二步。会面就在位于民生银行十楼的贵宾接待室，内容是关于股份转让和价格的初步方案。当时最主要的问题是决策如何通过美国的监管审批。胡少杰详细地介绍了美国监管的要求，加上美林的建议，双方同意第一步先转让联合银行4.9%股权予民生，第二步达到9.9%，第三步再转让10%。“因为对联合银行来说，4.9%不用报批，话语权比较少，影响力不大；到9.9%的时候，如果不涉及实质性控制权的话，可能问题也不大；到20%的时候问题就比较复杂了。所以分三步走，也是一步一步试探看看。”洪崎说。

9月底、10月初，胡少杰频繁往返于旧金山和北京、上海，来去基本上都是一个人。洪崎说：“他行动很快，有时候就呆一天，我们很短时间谈完一件事，问题解决了，他就又跑去上海(当时联行在上海对德富泰的收购也在进行中)。”又见了三四次面之后，10月初，在美林的项目人员陪同下，洪崎以及一位独董第一次来到联行总部。

一幢位于旧金山市中心的独立写字楼，不是很高，也不是很大，但很气派。里面办公秩序井然，华人居多——这是洪崎对联行总部的直观感受。在这里，他有一间临时休息室。有时，他会特意到楼里四处走走。令洪崎印象深刻的是，每次经过董事长办公室，看到的都是一个背影：胡总是伏在电脑上工作。

民生一行人在联行总部呆了四天，没来得及去各分行。第一天由律师、审计师、投行做尽职调查结果的汇报，后三天进行合作条款的具体谈判和最终定案。

“真正谈条款的时候是很尖锐的，甚至都能谈崩了。有时候从早上一直谈到夜里两三点还僵持不下。”洪崎微笑着、用和缓的语速谈着在联行总部关键的三天谈判。开始先由双方的律师团谈判，律师无法决定哪个条款让多少、哪个条款应该补多少时，一般都分别和洪、胡电话沟通，实在顶不住时，洪崎和胡少杰就出面“单挑”。有两次谈的时间很长，一直谈到下半夜。两个人谁谈到很生气的时候就先暂时退场，出去走走，冷静下来回来再谈。

对于双方妥协与坚持的条款分别是哪些，民生和联行都拒绝做具体的阐述。据洪崎介绍，尖锐的问题主要集中于：民生银行派出的董事进入董事会后对哪些问题可以有参与决策权、是否可以投反对票等话语权，以及股权架构上各自的保护性措施、介入的时间和价格、退出的时间和方式等问题。“万一经营不好的话，我退都退不出来，那也是个问题。总之我们是在寻找一个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有时他们提出不是他们故意不对等，而是因为美联储监管的要求。那我们就让他们拿出法律来看看监管有没有这个要求。有些是有这个要求，但是监管法律的解释是多样性的，而不一定非得是他们的这种解释。”

洪崎切身感受到，美国的一些监管对于国外的一些投资确实限制太多，有很多条款限制投资者的发言权，也有很多条款解释不通，“就看你自己是不是弄清楚这些事儿，有没有去争取了。这一条谈不下来，就考虑看看是不是让一点，然后在另一个条款上再找回来，这样达到一个平衡。这几条我让你，那几条你让我，大家都没吃亏就行了。”显然，各为其主的双方进行的是一场智慧博弈。“所幸双方都比较坦诚，如果有恶意的话，可能就谈不下去了。”

民生方面也和美联储、美国财政部及货币监管部门等进行了沟通，美国方面最关心的是：你们为什么来美国投资？有什么动机、意图？“其实很简单，美国这些银行经营这么好，我们不可能来指导工作，就是来学习的，到占股9.9%的时候，我们派两位董事、两名高管人员，来干什么？我不派人来怎么学习？”

美国之行后，民生银行在去年10月8日正式公开了对联行的收购方案：将分三步收购联合控股，并最终成为其第一大股东。第一步，以约0.97亿-1.45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7.37亿-11.02亿元)的现金，认购联合控股近期拟增发的新股约535万股(占联合控股增发后总股本的4.9%)；第二步，在2008年3月31日(双方协商后可推迟至2008年12月31日)之前，以1.15亿-1.72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8.74亿-13.07亿元)的追加投资，令民生银行在联合控股增持股份至9.9%；第三步，民生银行有权通过购买联合控股发行新股，或联合控股指定的某些售股股东出售老股的方式，进一步增持联合控股股份至20%。民生银行承诺，其所持联行股份将锁定三年，全部总投资不超过25亿元人民币。

此时有外界分析师报告指出：来自淡马锡的董事苏庆赞对此次收购表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联行的主要业务是集中于商业房地产贷款，贸易融资业务的比重相对较低，从整体上和民生战略发展方向不尽一致，其锁定期的规定也不尽合理。

对此，董文标对《中国企业家》说，淡马锡的董事投的是“弃权票”而非“反对票”，“淡马锡作为民生银行的战略投资者，肯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董文标说。此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淡马锡投弃权票是考虑到美国的监管比较严，话语权限制比较多，觉得在美国参股一家银行施展不开。

日前，民生已将第一阶段投资款汇出。胡少杰曾表示：“民生的效益很好，希望能投资民生的股份。”洪崎承认，双方曾沟通过换股的方式，但由于双方规模相差悬殊，若换股，联行在民生所占比重极小。“因而就没有太多实质性地往下谈。”

现在，双方已进入业务合作的商议阶段，联行主要派出一位女副行长，名Sophia，华裔，上海人，五岁移民美国，中文不错。民生已派出两位董事，下一步将派出一位常务副总裁去做业务，“这种参与管理更多的是着重于互相之间的业务对接。”董文标说。

坏账悬疑

按照董文标的设想，首先，贸易融资是双方合作的重点。民生银行有很多从事贸易的客户，正在大力发展贸易融资业务，这与联行的业务特长是契合的。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是美国，如果民生银行能与一家地处美国又为中国客户服务的银行合作，就可以一起拓展贸易融资市场。同时，双方互派专家做现场指导，并分享客户资源。“过一段时间，他们会有一个非常强大的15人团队来帮我们重新设计整个贸易金融业务的流程。”董说。

第二是零售业务和ATM机的合作。联行在美国设有70家分行，在香港、上海和汕头有三家分行，在北京、广州、深圳和台北设有代表处。民生在国内有300多家分行、1370台ATM机构成的网络。双方可在中美的分支机构网络中形成互补，双方的客户到对方银行的ATM机上取钱可以免收手续费。

第三，双方还可以在信用证、汇款业务，以及部分投行业务方面有合作，比如对企业上市方面的策划、咨询和推荐，双方将互相引荐客户和投行资源。

去年10月，国信证券的分析报告曾指出，从估值水平上看，按10月5日的收盘价，联行2007年市盈率为17.3倍，市净率为2.11倍。民生银行的收购价所对应的PE范围约为17-25.5倍，PB范围约是1.96-2.92倍，明显低于当时国内银行股的估值水平。

然而，谁也没料到，随后美国次贷危机一发而不可收拾，联合银行的股价也大幅下挫。对民生并购联行一案的质疑由此而来，主要聚焦于两点：一是收购成本是否过高、收购时机是否不佳；二是房贷坏账对联行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民生银行参股4.9%所支付的价格是联行于2007年9月28日签订策略联盟协议日之前90天的平均股票收市价格，计算结果为每股价格大概在17.89美元，联行上市时每股15美元，而截至3月28日的收盘价为每股7.73美元，之前还曾在7美元左右徘徊过。17倍左右的市盈率也高于目前美国市场银行股的平均值。

从财务上看，这是否意味着民生银行对国际金融波动风险估计不足，选择的并购时机过早、并购代价过大？这也是董文标在这宗收购案中所面对的最大压力。对此，他的解释是：1、民生在第二步与第三步有很大的主动权；2、当前价格的下降，使后期收购成本大大降低；3、这是民生的一个长期战略而不是去炒股票。

“这跟原来我搞海通证券的投资一样，当时大家争议非常大，现在看来是非常了不起的。对联行我们做过全面考察，这家银行非常干净，我认为将来民生银行的概念进入以后，联行的股票做到四五十美元都是没问题的。”董文标表示。对于收购价格的质疑，联行在对《中国企业家》的书面回复中表示，民生银行所做的投资反映出联行的品牌价值，然而，股票市场的表现反映的是现在市场的状况，并不能覆盖公司形象等真正的价值。

“我们谈的时候，美国次贷问题只是一个苗头，没有预料到像现在这么严重。”据洪崎说，胡少杰给他们的解释是，联行99%的房贷都给了华人，与美国本地人不同，华人买房首付款很高，一般会达到25%-30%，而且，华人的还款能力很强。

但是根据民生银行的公告，联合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近年呈现了快速上升的趋势。从2006年底的0.19%增加至2007年中的0.42%。今年3月胡少杰讲出的最新数字是0.6%。而坏账拨备率则从2006年底的504%下降至2007年中的214%，随后在2007年第四季度增加了1800万美元的贷款储备量。胡表示，这是由于受次贷危机的影响。但有知情人士指出，联行认为这笔增加的拨备其实可以不提，提完之后，综合负面影响较多，为此分管财务的副行长辞职。

联行的贷款组合主要集中于美国房地产市场，外界的估算是，与之相关的贷款占比达到77.16%，建筑贷款大概占总贷款额的20%左右。次贷危机连锁影响到建筑市场萎靡，所以联行的贷款业务不会丝毫不受影响。今年的坏账率是否会继续大幅攀升？“对这个问题我们也在继续跟他们沟通，看坏账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是恶性的还是可控的。”对于如果是长期、恶性的，会否影响到已经谈好的条款这个问题，洪崎只表示：“后期会根据情况双方来讨论这个问题，合作的事儿不会单方面作出任何决定。”

3月24日，《中国企业家》曾就此问题询问联行在美国的一个客户，没想到这一质疑迅速传达到联行总部，对方非常紧张，立即反馈出希望沟通的愿望。3月25日中午，记者与联行某位要求匿名的高管电话沟通，对方澄清：“坏账拨备的增加是由于业务量的增加而形成的，而分管财务的副行长辞职原因与此无关，是由于个人原因。”

3月27日早上，联行资深副总裁、市场推广部总监姜绮莲作为其发言人给《中国企业家》打来电话，并通过邮件将本刊的疑问做了逐一答案。据她的回复，联行的贷款分为如下四部分：商业贷款占26%、商业房地产占46%、建筑贷款占21%、个人贷款占7%。目前0.6%的不良贷款率仍远远低于美国业界的平均值。联行认为，在美国经济走下坡路之时，不良贷款率的微幅提升是相当正常的。有鉴于美国经济环境正充满着不确定性，减缓建筑贷款业务是联行在2008年的策略。但是，联行的回复仍然没有对“增加的不良贷款到底来自于哪部分业务”做出正面解释。

不过，某国际投行界资深人士的一番话，有些让人触目惊心：“联合银行是个问题很大的银行。他们20%的贷款是加州的建筑贷款，而加州的建筑市场已经崩溃了。现在，美国很多对冲基金在做空它的股票。”

2. 我国境外投资存在哪些问题企业对境外投资的风险要如何防范

境外投资指投资主体通过投入货币、有价证券、实物、知识产权或技术、股权、债权等资产和权益或提供担保，获得境外所有权、经营管理权及其他相关权益的活动。投资决策风险企业因缺乏对海外投资环境、投资项目的有效风险评估，致使海外投资存在一定盲目性，从而可能出现风险。

从企业角度看，主要是融资风险和投资决策风险，具体有以下五种：

1.企业境外融资风险

我国企业境外投资普遍存在资金短缺问题，究其原因表现为：

一是境外投资企业日常运作中融资渠道主要是当地银行融资、全球授信，应收贴现3种途径，相对於国内融资渠道来说，企业境外投资融资渠道较为狭窄；

二是企业对国际融资环境的研究和重视不足，对国际融资环境还不熟悉，利用国际融资的能力不强；

三是我国对境外投资企业的支持力度不够，比如不完善的国内金融市场无法形成为海外企业输血的融资机制，政府没有建立完善的融资支持以及便利化服务体系等。

2.投资决策风险

决策的失误是企业最大的失误。在境外投资活动中，决策的正确与否往往决定企业的目标能否实现。我国境外投资决策风险主要表现在：

(1)决策盲目，没有建立必要的决策风险分析和控制程序。决策程式通常是根据确定的目标，制定多个备选方案，然後评估各个方案的风险和收益，根据风险评估的结果选定决策方案，否则很难保证决策的正确性与科学性。

(2)决策实施过程失控，缺乏事中的监督和控制程序。许多境外投资企业没有建立相配套的事中监督和控制程序，不能保证决策按照预先的计划和方案正确实施，在决策环境和企业具体情况发生变化时，没有及时的补救措施，致使投资风险进一步恶化。

3.政府监管及服务风险

从管理角度看，由於我国境外投资存在如多头管理、审批手续繁杂、政府管理制度滞後、境外投资的总体战略规划不清晰等问题，使得企业面临著难“走出去”和盲目“走出去”的风险从监督角度看，政府监督弱化使得境外投资面临国有资产流失。银行信贷控制不力，缺乏事前监督机制等风险；

从政府服务角度看，由於我国政府对海外投资的巨集观调控基本上就是一个项目审批制度，对投资後的监管。跟踪、统计。分析等管理服务功能薄弱，缺乏对海外中资企业的指导。信息咨询等公共服务，因此使很多境外投资企业面临著因对投资所在国的法律法规、外汇政策、税收政策、环保政策的规定瞭解不够充分，对其变化瞭解不够及时.从而造成投资决策时信息不充分。不对称风险。

4.境外投资保护风险

企业到境外投资除了面临国内投资遇到的正常生产经营风险之外，还面临著东道国的政治风险。如果一个国家缺乏境外投资保护制度，那麼境外投资企业除了要承担商业性风险外，还要承担政治风险。一方面由於我国对境外投资缺乏整体战略和行业指导，使得我国企业在境外投资时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和无序性；另一方面由於没有合理的投资保护协定，也使得企业因东道国政治风险遭受的境外投资损失得不到补偿，从而增加了企业境外投资的安全隐忧。

5.投资环境风险

这是因投资所在国环境变化而给企业带来的风险，它包括政治风险，如国家政局不稳定，政权更迭频繁等给境外企业带来的风险，它是海外投资最大、最不可预期的风险，是经营者不能控制的风险；经济风险如汇率风险，合作对象企业的信用风险、经济形势的急剧变化风险等；法律风险如知识产权保护及技术标准壁垒的风险等，它是由於企业外部法律环境发生变化，或由於企业自身及有关各方未按照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有效行使权力、履行义务形成的风险；自然风险如地震、海啸、洪水、冻灾等其他人力不可抗拒的破坏带来的风险。

• 对于其中的系统性风险，要做到：
  

1、做好对投资所在国政治、经济形势的评估，注意借助大型国际投资咨询公司的专业力量

2、改变投资方式，实行海外企业本地化战略，加强对投资所在国的公关策略

3、通过保险手段减少系统风险产生的损失

• 对于其中的经营风险，要注意：

1、境外投资要着眼于增强投资主体的核心能力

2、实行内部诊断制度，完善境外企业的治理结构和管理结构

3、在加强境外企业管理的同时保持其经营的灵活性

3. 到海外做生意，如何降低法律风险

企业“走出去”风险几何，如何防范？“我们在科威特的一个项目官司打了10年，今年7月才胜诉。”24日，在第五届中国公司法务年会（华中分会）会场，葛洲坝集团总法律顾问徐志国现身说法，让数百家欲赴海外发展的鄂企备受启发。
会议由中国公司法务研究院、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贸仲委）等机构联合举办。

与科威特财政部对簿公堂10年

2003年，葛洲坝集团中标科威特苏比亚配水工程项目，合同价约9亿元人民币。科威特政府部门在合同中规定，公司应当执行科威特财政部2002年发布关于反投资法的第2号决议，将合同金额的35%用于科威特境内投资。如果葛洲坝不履行投资义务，将被处以合同总价6%的罚款。
但是，招标文书中并没有这一条款。
事后，葛洲坝集团与科威特财政部在投资项目上存在重大分歧，一直没有实施投资。2006年9月，科威特财政部授权有关部门起诉葛洲坝，要求其支付约5376万元人民币罚金。
公司高度重视此案，组织法务专班奔赴科威特，并聘请当地律师为公司诉讼代理人，但仍在2010年、2012年的初审、二审中败诉。
葛洲坝集团决定向科威特最高法院上诉。公司及代理律师分析认为，2005年，科威特发布了新的反投资政策决议，根据新政策规定，招标文件中并未对葛洲坝投资进行规定，即便合同中有相关条款，也应视为无效。
经过多次补充材料，2016年7月，这场长达10年的官司终于一锤定音：葛洲坝胜诉，撤销原审判决，驳回原告科威特财政部的诉讼请求。“10年官司，教训深刻。”徐志国说，该案件警示每一个准备走出去的企业，在开展重大项目前，一定要做好各种风险评估。

事前防范切不可照搬国内经验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省境外投资新备案企业58家，实际完成对外投资7.5亿美元，增长1倍以上。“海外投资越快，越要防范风险。”中铁大桥局副总法律顾问马建国表示，海外投资风险一般包括政治风险、运营风险、法律风险、安全风险、社会风险和工程风险6大类。
其中，法律风险是最大的风险，包括环保、劳务用工、诚信履约、税收等方面。企业“走出去”投资之前，一定要仔细评估，建立事先预防和事中控制制度。否则很容易陷入被动。
贸仲委湖北分会秘书长姚俊逸表示，“一带一路”沿线6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政策各异，有的地区甚至法律还不健全。鄂企“走出去”，一定要与当地律师机构合作，熟悉当地法律，切不可把国内经验照搬到海外。
一家工程企业负责人举例，一些非洲国家虽不发达，但沿用了欧美法律体系，国内不少企业去投资时，不遵守当地环保等法律，出了问题想找官员“摆平”，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铁四院总法律顾问王维朝表示，为推动中国铁路“走出去”，铁四院成立了法务部，有14名专职法务工作人员，并与多个国家（地区）的律师事务所合作。至今，公司在海外还未发生一起法律纠纷。

企业最好选择回国仲裁

海外投资遇到纠纷怎么办？
姚俊逸建议，企业在签署投资合同时，尽量要求出现纠纷后在国内仲裁、打官司。
他举例，去年，鄂企在海外遭遇了6起仲裁纠纷。事后，企业所在的地方法院在审查案件时发现，绝大部分案件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明显对鄂企不利。如果选择在国内仲裁、打官司，结果会更好。

据悉，贸仲委湖北分会成立9个月以来，已受理6起案件。其中有一半来自周边省份，最大涉案金额超过2亿元。
“在海外打官司，耗时长，投入大，中小企业一般承受不了。”一家在鄂央企法务部负责人介绍，中小企业在海外打官司，一般“10案9败”，成功率不高。
姚俊逸表示，今年以来，贸仲委湖北分会先后展开了7次培训，培训律师、企业法务人员近千人，进一步增强鄂企“走出去”风险防范意识。

4. 国际投资领域存在哪些法律风险

随着国内企业对外贸易增长越来越快,企业也面临诸多的经营风险与挑战,其中所遭遇的法律风险日益突出。当前,企业在国际贸易中常见的法律风险有贸易国环境变化风险、贸易伙伴风险、货币汇兑风险、国际市场价格波动风险、货物运输风险、产品质量风险、知识产权纠纷风险、货物交易风险、贸易投资风险等,这些风险的存在使国内企业处于随时都会遭受冲击与影响的危险之中。因此,国内企业必须从持续、稳定发展出发,运用法律手段,积极实施企业风险防范的策略。

5. 境外投资外汇风险有哪些

境外投资风险是指跨国企业在进行境外投资是所面临的风险与挑战。
境外投资风险的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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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决策风险企业因缺乏对海外投资环境、投资项目的有效风险评估，致使海外投资存在一定盲目性，从而可能出现风险。目前，国内缺乏专门的海外投资风险评估机构以帮助海外投资企业分析和评估海外投资项目的可行性，企业本身受信息渠道、自身评价或判断能力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很难正确判断某项目在国外是否具有发展前景。由于部分海外投资企业对投资项目的前期调查不充分、不科学，从而导致项目投资后经营亏损。
经营管理风险近年来，我国企业跨国经营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很落后。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海外企业中盈利的占55%，其中多为非生产性企业；收支平衡的占28%；亏损的占17%，而且以生产性企业居多。我国企业缺少跨国经营管理的经验，管理体制尚不适应国际化经营的需要，往往使得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遭遇意想不到的风险，这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
从管理体制上看，一些境外国有企业尚未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机制，所有者代表监管不到位，存在严重的“内部人控制”现象。在实施跨国经营决策时，缺乏风险意识和风险制约机制，在投资项目、环境分析、地点选择、合作伙伴选择、经营策略的制定与执行等方面，都缺乏足够的科学论证，因而往往造成重大决策失误，导致国有资产受到严重侵蚀。“中航油”事件就是最好的例证。
从管理人才的培养来看，我国企业也缺乏一整套适应国际市场竞争需要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许多从事跨国经营的企业还没有建立起现代化的人力资本观念，对人才资源管理的认识仍旧停留在人事制度管理的层次上，导致外派人员专业能力和积极性都不高，远远不能适应当今国际市场竞争的需要。
分散化经营与恶性竞争风险我国设立的境外企业分散化经营现象严重，使得企业不但无法在资本、技术、市场、信息以及生产等方面实现资源共享与互补，甚至反而会引发越来越严重的内部过度竞争。这说明这些企业投资母体之间缺乏联系和合作。
另一方面，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趋势下，跨国企业都以兼并或建立策略联盟作为发展手段以实现规模效应，而我国企业显然尚未跟上这种跨国经营的潮流。由于我国从事国际化经营的主体主要是国有企业，至今依然存在着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使得海外的国有企业分支公司即使在业务上有相似和交叉之处，也难以进行有效的合作和信息交流。
国有企业自身机制与国际上跨国公司的通行体制存在较大差距，限制、束缚了海外企业的经营活力和经营理念，使海外中资企业难以像跨国公司的子公司那样以各种手段进行兼并和联盟经营。在同一项目的竞争中，我国企业间往往出现竞相压价、恶性竞争的局面，难以建立起战略联盟，这也从内部进一步增大了企业跨国经营的风险。

境外投资风险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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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际经营环境及管理的复杂性，中国境外投资面临着许多风险，按不同的研究角度分类，其主要风险表现为企业境外融资风险。投资决策风险。政府监管及服务风险、境外投资保护风险。投资环境风险等，其中从政府角度看，主要有监管及服务风险。投资保护风险；从投资所在国角度看，主要是投资环境风险；从企业角度看，主要是融资风险和投资决策风险，其风险程度受投资所在国环境和政府监管、服务与保护力度制约。具体分析如下：
1.企业境外融资风险
我国企业境外投资普遍存在资金短缺问题，究其原因表现为：
一是境外投资企业日常运作中融资渠道主要是当地银行融资、全球授信，应收贴现3种途径，相对于国内融资渠道来说，企业境外投资融资渠道较为狭窄；
二是企业对国际融资环境的研究和重视不足，对国际融资环境还不熟悉，利用国际融资的能力不强；
三是我国对境外投资企业的支持力度不够，比如不完善的国内金融市场无法形成为海外企业输血的融资机制，政府没有建立完善的融资支持以及便利化服务体系等。
2.投资决策风险
决策的失误是企业最大的失误。在境外投资活动中，决策的正确与否往往决定企业的目标能否实现。我国境外投资决策风险主要表现在：
(1)决策盲目，没有建立必要的决策风险分析和控制程序。决策程序通常是根据确定的目标，制定多个备选方案，然后评估各个方案的风险和收益，根据风险评估的结果选定决策方案，否则很难保证决策的正确性与科学性。
(2)决策实施过程失控，缺乏事中的监督和控制程序。许多境外投资企业没有建立相配套的事中监督和控制程序，不能保证决策按照预先的计划和方案正确实施，在决策环境和企业具体情况发生变化时，没有及时的补救措施，致使投资风险进一步恶化。
3.政府监管及服务风险
从管理角度看，由于我国境外投资存在如多头管理、审批手续繁杂、政府管理制度滞后、境外投资的总体战略规划不清晰等问题，使得企业面临着难“走出去”和盲目“走出去”的风险从监督角度看，政府监督弱化使得境外投资面临国有资产流失。银行信贷控制不力，缺乏事前监督机制等风险；
从政府服务角度看，由于我国政府对海外投资的宏观调控基本上就是一个项目审批制度，对投资后的监管。跟踪、统计。分析等管理服务功能薄弱，缺乏对海外中资企业的指导。信息咨询等公共服务，因此使很多境外投资企业面临着因对投资所在国的法律法规、外汇政策、税收政策、环保政策的规定了解不够充分，对其变化了解不够及时.从而造成投资决策时信息不充分。不对称风险。
4.境外投资保护风险
企业到境外投资除了面临国内投资遇到的正常生产经营风险之外，还面临着东道国的政治风险。如果一个国家缺乏境外投资保护制度，那么境外投资企业除了要承担商业性风险外，还要承担政治风险。一方面由于我国对境外投资缺乏整体战略和行业指导，使得我国企业在境外投资时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和无序性；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合理的投资保护协定，也使得企业因东道国政治风险遭受的境外投资损失得不到补偿，从而增加了企业境外投资的安全隐忧。
5.投资环境风险
这是因投资所在国环境变化而给企业带来的风险，它包括政治风险，如国家政局不稳定，政权更迭频繁等给境外企业带来的风险，它是海外投资最大、最不可预期的风险，是经营者不能控制的风险；经济风险如汇率风险，合作对象企业的信用风险、经济形势的急剧变化风险等；法律风险如知识产权保护及技术标准壁垒的风险等，它是由于企业外部法律环境发生变化，或由于企业自身及有关各方未按照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有效行使权力、履行义务形成的风险；自然风险如地震、海啸、洪水、冻灾等其他人力不可抗拒的破坏带来的风险。

6. 通过境外外汇投资公司来炒外汇是不是很不安全的

大型的知名交易商是非常安全的，由资产净值来排：OANDA（1.5亿美元）、嘉盛（8000～9000万美元）、瑞士满汇（MIG）（5000～6000万美元）、FXSOL（2000～3000万美元）。

7. 国际投资的法律风险

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国际投资取代国际贸易而成为国际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动力的事实，结合我国海外投资的实践，集中探讨了我国海外投资法律风险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包括法律风险的界定、法律风险的成因以及我国海外投资者遭到哪些法律风险，并如何防范这些风险。本文的整体结构由五个大部分内容和前言与后记组成。在前言中，论文阐述了海外投资是我国经济发展必然的趋势，国内企业争相向海外发展，在得到更大发展空间的同时，这些投资者也遭遇了各种法律风险，特别近几年国内一些大企业海外遭受了重大法律风险，对企业和国家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害。而我国海外投资者、政府机关管理者及学术界对法律风险的认识和研究严重缺乏，故笔者认为在法治时代必须加强对企业海外投资法律风险的研究，高度重视并积极防范法律风险。本文第一部分首先界定了法律风险的含义，阐述了法律风险既不是违法风险也不同于法律责任、违约责任，而是指人们生产、生活过程中因为不懂法律规范、疏于法律审查、逃避法律监管，使自己的具体法律行为违反了法律或者法律所保护其他主体的权益，从而产生了与行为人主观愿望相违背的不利的法律后果发生的可能性。本部分还简要分析了法律风险的非规范性、非预期性、不利性、不可保性与可防范性五个方面的特征。本文第二部分概述了我国海外投资法律风险中的几种主要的风险。它包括海外投资中企业法律形态选择的法律风险、合同行为的法律风险、经营中的法律风险、知识产权法律风险、海外投资税收法律风险与企业法律文化差异上的法律风险。本文第三部分主要分析了海外投资法律风险产生的原因及危害性。海外投资法律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包括东道国立法上的不完备和执法上的歧视、投资者母国国内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信息服务严重滞后、海外投资者法律意识不强、投资企业内部管理和治理制度不完善。法律风险可能给海外投资者带来商业性的损失、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并抑制海外投资的发展。本文第四部分主要从母国角度提供防范海外投资法律风险的措施。提出加强法律风险宣传；提供海外投资各主要国家的法制信息；完善海外投资审批法制，防范不法投资；利用国际条约，防止东道国滥用法制；充分利用司法协助等措施来防范法律风险。本文第五部分主要从海外投资者的角度提供防范海外投资法律风险的措施。加强法律知识培训，提高投资者法律意识；完善企业法律风险防范内部治理机制，建立健全企业各项规章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设立企业法律顾问制度，在合同的签定、履行和合同文本归档三个阶段进行有效的合同管理；完善海外投资企业的知识产权管理、保护机制；最后是加强企业法律文化建设，在企业内部开展各种宣传法律文化的活动，选用华人华侨作为海外投资企业的跨文化管理人才，充分利用文化信息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