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1990年日本股市危机的具体情况是什么
从1980开始的，特别在1990年至1995年，第一名的美国和第二名的日本之间的GDP差距是多少？日本GDP超过美国GDP的一半！这也是目前为止唯一一次其它国家和美国的经济差距缩小到一半的程度。日本人在欢呼：只要超过美国的GDP，日本就可以恢复“正常国家”了！美国人没有吭声。
按理说，日本还是美国的盟国，其经济也是美国扶持起来的，美国也没有分裂日本的必要（要分裂，二战时就分裂了，也不用等到80-90年代）。美国也不可能对盟国日本使用“颠覆性煽动”，眼看着美国是阻挡不了日本经济的发展前景的了！世界各国都在兴奋的期待着日本GDP超过美国GDP的那个“历史性时刻”！日本企业更加疯狂，美国经济的象征——洛克菲勒广场被日本人买下了！美国的精神象征——好莱坞被日本人买了！美国人民的心情一下子掉到了谷底。“世界第一”就快保不住了！美国人民的荣耀感在急剧下滑，民间开始蔓延仇日情绪。
1980年，日本的GDP就快到美国的一半了。有一件事情在1985年发生了，1985年美国拉拢其它五国（7国集团）逼迫日本签署了。以“行政手段” 迫使日元升值。其实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日本央行不得“过度”干预外汇市场。日本当时手头有充足的美元外汇储备，如果日本央行干预，日元升不了值。可惜呀，日本是被去了势的太监。美国驻军、政治渗透、连宪法都是美国人帮它度身定做的，想不签广场协议都不可能。
日本最后的结局大家也知道了。1985年9月的广场协议至1988年初.美国要求日元升值。根据协议推高日元，日元兑美元的汇率从协议前的1美元兑240 日元上升到1986年5月时的1美元兑160日元。由于美国里根政府坚持认为日元升值仍不到位，通过口头干预等形式继续推高日元。这样，到1988年年初，日元兑美元的汇率进一步上升到1美元兑120日元,正好比广场协议之前的汇率上升了一倍。
美国人满足了吗？没有。接着看下去，从1993年2月至1995年4月，当时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长贝茨明确表示，为了纠正日美贸易的不均衡，需要有 20%左右的日元升值，当时的日元汇率大致在1美元兑120日元左右，所以，根据美国政府的诱导目标，日元行情很快上升到1美元兑100日元。以后，由于克林顿政府对以汽车摩擦为核心的日美经济关系采取比较严厉的态度。到了1995年4月，日元的汇率急升至1美元兑79日元，创下历史最高记录。
日元升值的后果是什么？洛克菲勒广场重新回到了美国人手中，通用汽车在这个广场的一卖一买中净赚4亿美元！日资在艰难度日中大规模亏本退出美国。美国人民胜利了！成功的击退了日本的经济进攻！我们可以从事例中看看1995年之后，日本和美国的GDP之比重新拉开了距离，而且越来越大！
可能有些网友还是没有明白，日元升值怎么啦？跟我们的谈论有什么关系？日元升值，就是美国对日本的一次经济阻击战！成功的把日本20多年的发展财富大转移到了美国去了。
下面我给个例子大家就清楚了。
假设我是美国财团，我当然知道1985会发生什么，假设我在1983年吧，我用100亿美元兑换成24000亿日元，进入日本市场，购买日本股票和房地产，日本经济的蓬勃导致股市和房地产发疯一样的上涨，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日元开始升值，到1988年初，股市和房地产假设我已经赚到了一倍（5年才翻一倍是最低假设了），那就是48000亿日元。
这时，日元升值到1:120。我把日本的房地产和股票在一年中抛售完，然后兑换回美元，那么，就是400亿美元！在5年时间中，我净赚300亿美元！（还是最低假设）。那么日本呢？突然离开的巨额外资就导致了日本经济的崩溃！经济学用词叫“泡沫经济破灭”。这就是日本常说的：“失去的十年”。而我连本带利的400亿美元回到美国，你想一想，美国经济能不旺盛吗？！！日本“失去的十年”，却正是美国“兴旺的十年”！看看我的上表就知道了。
我说的只是美国财团中的一个，其它财团呢？嘿嘿，而且我的假设还只是到1988年，如果是到1995年，日元升值到1:79，你我能想象美国在这场经济战争的胜利中，到底从日本刮走了多少财富？
美国赚够了，日元现在又重新回到了1:140的位置上，美元的坚挺依然和30年前一样！美元暂时性的贬值，并没有损害到美元的国际地位。这场美日的经济战争，以美国完胜而告终！！
㈡ 什么是外汇储备有哪些功能
外汇储备（Foreign Exchange Reserve）又称为外汇存底，指为了应付国际支付的需要，各国的中央银行及其他政府机构所集中掌握的外汇资产。
外汇储备的具体形式是：政府在国外的短期存款或其他可以在国外兑现的支付手段，如外国有价证券，外国银行的支票、期票、外币汇票等。主要用于清偿国际收支逆差，以及干预外汇市场以维持该国货币的汇率。
外汇储备的功能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调节国际收支，保证对外支付；
二，干预外汇市场，稳定本币汇率；
三，维护国际信誉，提高融资能力；
四，增强综合国力，抵抗金融风险。
㈢ 为什么外汇储备过多会造成通胀
1、高额的外汇储备成本
外汇储备是一种实际资源的象征，它的持有是有机会成本的。持有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等于国内资本生产率减去持有外汇储备的收益率。由于官方储备资产安全性是第一位的，各国的外汇储备一般投资于储备货币国家的短期国债，其收益率较低（二战后平均为1－2％）。这相当于经济发展水平较底的国家（通常是大量储备外汇的国家）向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储备货币的发行国）输出资本。如果中国在借入大量外债的同时并持有巨额外汇储备，等于是以高价从国外借入资金，而且还以低价将国内资金转到国外给外国人使用，其潜在的损失是显然的。实际上，我国在20世纪80－90年代以较高成本借入了大量外债（目前我国外债余额约为1600亿美元），而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主要经济体进入低利率周期，全球金融市场投资收益率也处于低迷期，这些都使我国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降低。同时，持有外汇储备表示暂时放弃一定量实际资源的使用，从而也就丧失将这些资源投入所引起的国内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的提高。由此也凸现了我国高额外汇储备的成本。
2、引发通货膨胀的压力
外汇储备作为一种金融资产，它的变化自然还要对国内的金融运行产生重大影响。由于我国事实上实行的是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安排，作为央行的中国人民银行担当了外汇市场上最终的市场出清者的角色。外汇储备的增多，使人民币的发放增多，因为官方储备是由货币当局购买并持有的，其在货币当局账目上的对应反映就是外汇占款，外汇占款是我国基础货币的主要构成部分。1994年汇率并轨以来，外汇储备的持续快速增加，使得外汇占款成为央行投放基础货币的主要途径。外汇占款使央行投放基础货币相应增多，导致货币供应量增长过快，这会对宏观经济运行和金融形势构成不利影响，给我国货币政策带来了中长期的通货膨胀压力。尽管目前我国还处于通货紧缩阶段，但经济指标已开始好转，不能排除一旦走出紧缩立即陷入通胀的可能性。为此，央行采取了相应的冲销政策：如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频繁进行正回购和发行人民银行票据回笼基础货币，据不完全统计，2003年前5个月，央行回笼基础货币已达4000多亿元，以此来减缓基础货币增速。但由于我国货币市场规模有限，特别是在央行票据的发行量已累计超过了2000个亿的情况下，随着外汇占款持续上升，可供央行进行冲销干预的空间已越来越小。这给央行带来了相当大的困扰：一是货币政策的稳健性受到挑战，货币政策面临中长期的通货膨胀压力。二是由于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事实上的一体化，因此以汇率政策调节外部均衡，以财政和货币政策调节内部均衡的政策分配空间将可能丧失，内外部均衡难以同时达成。这即是央行面临的典型的米得冲突（Meade’s Conflict）。
3、加大人民币的升值压力
在现有的人民币汇率制度下，如果央行没有有效的资产来对冲过多的外汇占款，外汇储备的迅速增加则会推动人民币的不断升值。近段时间来，不仅日本、美国等国家正在极力地鼓吹人民币升值，而且过去外逃的资金也有回流的迹象，甚至于有国际游资“潜渡”中国，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在目前出口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大动力的情况下，出口竞争力的弱化会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影响中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所以人民币目前不宜大幅升值。从这个角度看，外汇储备也不宜过多。
4、增加了储备资产管理的难度和风险
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由于国际资本迅速大规模地流动，金融市场的利率与汇率波动十分激烈，作为国家财富的外汇储备，它的规模过大也就会使国家财富处于巨大的风险之中，高额的外汇储备给储备资产的保值增值管理带来了难度。因为我国外汇储备有相当部分以美元资产的形式存在，近一年多来，美元与欧元的汇价涨跌幅度在30％以上，美元价值的持续走低，使较大比例持有美元的中国外汇储备缩水不可避免；如果粗略地按照60％的美元外汇储备计算，外汇储备中约有1800亿美元正在发生“账面”的损失。另外，近两年来，全球金融市场投资收益率处于低迷期，美联储自2001年以来13次降低利息，联邦基金利率目前已降至1％，处于45年来的历史低位，这也使中国的外汇储备资产投资收益不断降低。外汇储备资产规模越大，其保值增值管理的难度就越大。
㈣ <财经>2008年刊上的一篇文章<中国2008,日本1988 >
以下为现任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CEIBS)经济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先生的一篇文章. 此前, 许先生曾任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的董事总经理兼研究部主管, 美林证券亚太高级经济学家，世界银行顾问。麻省Amherst学院经济学助理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等等. 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中国2008，日本1988？
亚洲两个最大的经济何其相似，区别仅在时间上相隔了20年。
20年前，在世界各地的旅游景点，处处可见摇晃小旗的日本游客；今天从巴黎到洛杉矶，散漫喧哗的国人成为酒店饭馆的新宠。20年前，巨额贸易顺差迫使日元大幅升值，今天处于同样境地的是中国的人民币。20年前，日本人在全球寻觅资产，加州的高尔夫球场、纽约的洛克菲洛中心，无论价格几何，悉数收入囊中；今天轮到中国公司，大手笔购进巴西的铁矿、中亚的油田。20年前，世界10大银行日本占据9席，今天按市值计算，中国已10有其4。20年前，东京的股市和地产掀起非理性狂潮，今天上海的A股突飞猛进，很快就打破了东邻扶桑的泡沫记录。
两个亚洲大国的经济不但形同而且神似。战后日本经济的重建和起飞靠的是投资，投资对GDP的比率从1955年的15%快速上升，到1970年代初期已接近40%。我国经济增长最强有力的推动也是投资，投资率从改革开放初期的25%提高到2006年的42%。作为对照，战后美国的投资率一直稳定在15%的水平上。
表面上看，投资驱动并无不妥，日、中两国先后都实现了经济的高增长和低通胀。从1955年到第一次石油冲击的1973年，日本的GDP增长约为10%，而消费物价通胀年平均不到2%。低通胀的原因是投资形成了新的生产能力，过剩产能下的过度竞争限制了厂商的定价能力。同样由投资驱动，我国当前经济周期的特征也是高增长和低通胀。
高增长掩盖了诸多深层次的结构问题，改革的意愿消失在满足于现状的欣慰之中，低通胀则解除了货币政策当局的警惕，银根松宽，信贷供应充足。信贷刺激了投资，投资带动景气上升，企业盈利的改善诱使银行发出更多的贷款，如此形成投资-景气-信贷之间的循环，进一步强化了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并为日后的流动性泛滥埋下了伏笔。
投资驱动的问题在于增长的不可持续性。如同所有生产要素，投资服从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就像在给定面积的农田里施肥，第一袋肥料可增产100斤的话，第二袋只能增产60斤，第三袋所带来的新增产出更少。换一个等价的说法，为了获得一定的产出增加，农民必须使用越来越多的肥料。同理，为了维持一定的GDP增长比如说10%，仅有高投资率还不够，必须不断提高投资率。然而投资率存在着上限，理论上讲不可能超过100%。现实的上限在哪里？50%？即一年之内所创造价值的一半用于投资，另一半留作消费，这是一个迄今为止世界上从未见过的比率，我国经济距离这一点已经不远了。
一旦投资下滑，增长奇迹终结。自1970年代初开始，日本的投资率从35%的高位上回落，GDP增长率随之降到年平均4%以下，进入1990年代之后，增长基本停顿。人们自然要问，我国的投资率还有多少上升空间？如果投资趋向稳定或者下降，我们是否还能保持高速增长？
除了增长的不可持续性，投资驱动造成经济结构的扭曲，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过度发达，而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相对落后。虽然人均GDP和美国相差不多，日本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仅为65%，比美国低了至少15个百分点。我国服务业产值不到GDP的40%，并且近年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目前与印度相比也要低10多个百分点。
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失衡对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贸易顺差和本币的升值都与之有着很大的关系。服务产品在本土消费，不会引起国际贸易摩擦，而制造业的过剩产能只能由海外市场吸收，强劲的出口实为投资驱动的必然结果。倘若当年日本及时将经济发展的重点转移到服务业，或许可以避免“广场协议”的城下之盟；倘若我们能够及时叫停“二次工业化”的自编狂想曲，或许资源的消耗不致令世界感到难以承受，环境的破坏恐怕也不会严重到今天的地步。
制造业的过度发达源于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指导，日本有产业政策，中国有五年计划。凡政府规划必然是重制造业，轻服务业，因为它既不知道如何也没有足够的信息制定服务业的规划。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日本以往的产业政策实际上都是制造业政策，而我国的五年计划的编制也是围绕制造业展开，对服务业仅轻描淡写，几笔带过。
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区别在于前者多为集中、已知和确定的，而后者却是分散、未知和不确定的。汽车如何制造，看得见摸得着，一个互连网站能否招徕到足够的用户，没有人说得清楚，甚至在街角上开一家餐馆能否赚钱，要到开业经营之后，才能有个大致的估计。服务业在这里包括了对可持续增长至关重要的科技创新，虽然科技产业也有制造业的成分，但它的价值创造主要体现在无形的智力产品上。政府可以规划汽车行业的未来发展，两个汽车公司就是一个行业，但对于服务业特别是科技创新，政府既非专家又缺乏信息，不可能事先做出符合实际的预测与规划。
无论产业政策还是五年计划，政府导向的资源配置不可避免地向制造业倾斜。“日本模式”曾为世人所津津乐道，其核心是政府、工业和金融的三位一体，在产业政策的指导下，银行为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提供廉价资金，企业进行快速的规模扩张。为了强化集体行动能力，银行与企业以及企业之间交叉持股，结成利益共同体。在我国，执行产业政策的是大型中央企业和国有银行，政府所有制则作为协调和沟通的连接纽带。除此之外，地方政府也制定了各自的区域经济规划，运用行政影响为重点项目提供融资。
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规划对企业的约束日趋衰弱，但产业政策以及与其配套的监管却长期压抑了服务业的发展。政府对重要的服务业如金融实施了严格的市场准入、产品开发和定价的管制，不仅限制了这些行业自身的成长，而且由于机构与产品的单一和过分集中在银行业，不能给服务业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银行要求借贷者拥有足够的固定资产作为抵押，并有稳定的现金流以支付利息，制造业因此受到青睐，而服务业和科技企业则遭到遗弃。
日、中两国都非常重视科技，日本建有筑波科技城，中国的科技园区更是遍布全国。然而不无讽刺的是，政府越重视，创新能力的提高似乎就越困难，日本的信息技术落后美国不止10年，而中国在经济高速成长期间甚至少有丰田、索尼那样能够进入高端国际市场的公司。
日本给人以科技发达的印象，其实正如日本前金融相竹中平藏所指出的，日本的特点是二元经济，外向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制造业部门创新能力较强，可与欧美竞争，而国内的金融、地产、建筑、零售等行业长期处于政府的保护之下，产品技术陈旧，效率低下。我国的二元经济也不宜再以城乡划分，而与日本类似，一方面是监管保护和政策扶持下的国有部门，与之并存的是在国内外激烈市场竞争中成长起来的民营部门，我国目前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大多出自后一部门。
创新能力不足成为日、中两国经济的软肋，为保持增长，两国都不得不追加投资，以弥补投资收益递减留下的缺口。美国之所以能够以15%的投资率实现战后的中度增长，关键是通过创新不断改进效率。尽管山姆大叔的增长成绩不如东亚耀眼，但他有理由对85%的消费率感到满意，毕竟发展经济的目的不是增长本身，而是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
当增长失去势头时，日本找到了快速创造财富的捷径——经济泡沫化。由于直接融资手段缺乏和资本市场的畸形，民间储蓄的大部流入商业银行，而银行消化储蓄资金的方法只有放贷。与直接融资不同，贷款会派生出新的存款回流到银行，迫使银行发放新一轮的贷款，由此造成流动性的过剩。股市和地产狂飚曾使东洋感觉已站在世界之巅，同样的纸面繁荣20年后在中国重新上演。
1989年近代历史上最大的泡沫破灭，日本经济从此陷入停滞和萧条，十几年间首相更换有如走马灯，认真反省“日本模式”的只有小泉政府。小泉在任内整顿金融，开放市场，打破交叉持股，缩小政府规模，最能代表其政策取向的，当属邮政储蓄的私有化。
历数“日本模式”的诸要素，产业政策、投资拉动、制造业优先、银行为主的金融等等，所有这些都可追溯到一个源头——政府对经济的积极干预。至于“日本模式”的另一面，消费不足、服务业落后、创新乏力、流动性过剩、资产泡沫，则可以归结为市场的虚弱。实际上，“无形之手”之所以未能充分发挥作用，正在于“有形之手”的过于强势。
今天的日本在发展道路上的十字路口徘徊，沿袭自明治维新以来形成的传统，继续政府主导的“日本株式会社”模式？还是相信市场，倚靠企业和个人的创造力？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决定日本经济的未来走向。中国能否避免日本式的繁荣-萧条大循环？今后几年的政策时关键，希望2008年将是改革开放的第31年，而不是激情与惶恐交织的泡沫元年。
我还没来得及看 先发了 等下再看
㈤ 简述外汇储备过大，对国家的影响。
外汇储备过大可能带来的风险
1、高额的外汇储备成本
外汇储备是一种实际资源的象征，它的持有是有机会成本的。持有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等于国内资本生产率减去持有外汇储备的收益率。由于官方储备资产安全性是第一位的，各国的外汇储备一般投资于储备货币国家的短期国债，其收益率较低（二战后平均为1－2％）。这相当于经济发展水平较底的国家（通常是大量储备外汇的国家）向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储备货币的发行国）输出资本。如果中国在借入大量外债的同时并持有巨额外汇储备，等于是以高价从国外借入资金，而且还以低价将国内资金转到国外给外国人使用，其潜在的损失是显然的。实际上，我国在20世纪80－90年代以较高成本借入了大量外债（目前我国外债余额约为1600亿美元），而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主要经济体进入低利率周期，全球金融市场投资收益率也处于低迷期，这些都使我国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降低。同时，持有外汇储备表示暂时放弃一定量实际资源的使用，从而也就丧失将这些资源投入所引起的国内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的提高。由此也凸现了我国高额外汇储备的成本。
2、引发通货膨胀的压力
外汇储备作为一种金融资产，它的变化自然还要对国内的金融运行产生重大影响。由于我国事实上实行的是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安排，作为央行的中国人民银行担当了外汇市场上最终的市场出清者的角色。外汇储备的增多，使人民币的发放增多，因为官方储备是由货币当局购买并持有的，其在货币当局账目上的对应反映就是外汇占款，外汇占款是我国基础货币的主要构成部分。1994年汇率并轨以来，外汇储备的持续快速增加，使得外汇占款成为央行投放基础货币的主要途径。外汇占款使央行投放基础货币相应增多，导致货币供应量增长过快，这会对宏观经济运行和金融形势构成不利影响，给我国货币政策带来了中长期的通货膨胀压力。尽管目前我国还处于通货紧缩阶段，但经济指标已开始好转，不能排除一旦走出紧缩立即陷入通胀的可能性。为此，央行采取了相应的冲销政策：如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频繁进行正回购和发行人民银行票据回笼基础货币，据不完全统计，2003年前5个月，央行回笼基础货币已达4000多亿元，以此来减缓基础货币增速。但由于我国货币市场规模有限，特别是在央行票据的发行量已累计超过了2000个亿的情况下，随着外汇占款持续上升，可供央行进行冲销干预的空间已越来越小。这给央行带来了相当大的困扰：一是货币政策的稳健性受到挑战，货币政策面临中长期的通货膨胀压力。二是由于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事实上的一体化，因此以汇率政策调节外部均衡，以财政和货币政策调节内部均衡的政策分配空间将可能丧失，内外部均衡难以同时达成。这即是央行面临的典型的米得冲突（Meade’s Conflict）。
3、加大人民币的升值压力
在现有的人民币汇率制度下，如果央行没有有效的资产来对冲过多的外汇占款，外汇储备的迅速增加则会推动人民币的不断升值。近段时间来，不仅日本、美国等国家正在极力地鼓吹人民币升值，而且过去外逃的资金也有回流的迹象，甚至于有国际游资“潜渡”中国，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在目前出口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大动力的情况下，出口竞争力的弱化会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影响中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所以人民币目前不宜大幅升值。从这个角度看，外汇储备也不宜过多。
4、增加了储备资产管理的难度和风险
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由于国际资本迅速大规模地流动，金融市场的利率与汇率波动十分激烈，作为国家财富的外汇储备，它的规模过大也就会使国家财富处于巨大的风险之中，高额的外汇储备给储备资产的保值增值管理带来了难度。因为我国外汇储备有相当部分以美元资产的形式存在，近一年多来，美元与欧元的汇价涨跌幅度在30％以上，美元价值的持续走低，使较大比例持有美元的中国外汇储备缩水不可避免；如果粗略地按照60％的美元外汇储备计算，外汇储备中约有1800亿美元正在发生“账面”的损失。另外，近两年来，全球金融市场投资收益率处于低迷期，美联储自2001年以来13次降低利息，联邦基金利率目前已降至1％，处于45年来的历史低位，这也使中国的外汇储备资产投资收益不断降低。外汇储备资产规模越大，其保值增值管理的难度就越大。
㈥ 推荐一本介绍日本历史，经济，自然人文地理的书
有两本书写日本人的性格的，一是美国人的《菊与刀》，是这方面的经典了。还有一本是韩国人写的《日本人的缩小意识》，很精彩，很有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