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杠杆刚兑

❶ 如何做一个理性的投资者

把自己要做的项目了解清楚，不管是公司，还是项目，一个理性的投资者会综合考虑所有的问题之后在做决定，比如风险，周期，利润，真实性等。

❷ 五部委发布资管新规意见稿能打破刚兑迎变局吗

近日，央行联合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局等部门共同起草了《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指导意见》重点关注前期资管业务开展过程中存在的乱加杠杆、多层嵌套、刚性兑付等问题，并提出具体要求。

专家表示，《指导意见》一旦正式出台，将为金融机构资管业务规范发展奠定基础、指明方向。资产管理业务有望告别“野蛮生长”时代，逐渐回归本源。面对“刚性兑付”被打破，专家提醒投资者，在投资理财时要综合考虑风险与收益的平衡。

“从银行资管具体业务来看，保本理财业务的开展将会受到影响。《指导意见》要求资管产品不得承诺保本保收益，保本理财可能面临重新定义，或将其纳入存款产品范畴。根据《指导意见》要求，净值型理财产品可能会快速增加，成为银行理财产品的主流。这对于银行资产管理能力提出较高要求，银行应具有较强的资产配置能力和投资研究能力。” 恒丰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张涛表示。

在业内人士看来，《指导意见》对分级类产品的从严要求，指向二级市场加杠杆行为，体现出金融去杠杆的政策导向。华商基金策略研究员张博炜指出，此次监管对结构化产品限制的进一步加强，意在约束投资者对单一非标资产或是标准化股票债券进行杠杆交易，体现出金融去杠杆、约束金融投机的政策导向。

董希淼和张涛也强调，资管业务更加规范健康地发展，从长远看将利好广大投资者。面对“刚性兑付”被打破，投资者要认识到，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在投资理财时要综合考虑风险与收益的平衡。

❸ 如何层层嵌套放大杠杆

这个意见稿基本上就是把所有资管产品公募化改造，从杠杆比例到集中度的双十规定。专因此从运作上来讲对公募属产品没什么影响，大不了就是委外少点，规模降点，但对银行理财影响还是蛮大。打破刚兑基本上就是取缔了保本型银行理财，这基本上占据了所有理财产品的40%。另外还要求银行理财产品第三方托管、非标、资金池、双十比例等等，基本上是冲着理财去的。而关于通道和产品层层嵌套问题，其实总体还是沿袭了央行金融行政去杠杆的思路，主要是要对资管产品正本清源、防止资金在体系内空转，说实话通道这种监管套利的行为还是早点取缔的好，金融挣不了几个钱，还背了一身风险，大家都相互冲规模，竞争起来也没意思。穿透管理也是央行继续进行宏观审慎大一统管理的手段之一，降低系统性风险。
从去年债市同业去杠杆到现在，央行动作惊人、套路很多、而且抓的痛点也很多，金融很是不适应。短期来讲难过的日子还要持续，但长期行业潜在风险确实会缓解。

❹ 打破刚兑后对普通投资者有何影响

分析师刘银平称，结合资管新规和银行理财细则来看，普通投资者受到的影响主要有：一是产品打破刚性兑付，向净值化发展，以后预期收益类产品将退出市场，取而代之的是净值型理财产品；

“监管的目的主要在于去杠杆、防风险，虽然理财产品打破刚兑，但从投资的角度而言，公募理财产品要回归稳健理财的本质，比如禁止发行分级理财产品、非标投资受限等，所以以后银行理财控风险的能力会更强，投资者的资金也会更加安全。”刘银平表示。

❺ 如何理解当前经济

来源：李迅雷金融与投资作者：李迅雷

究竟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是世界银行在2006年提出来的，即把全球各国（各地区）按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分为高收入、中高收入、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四个等级。从数学角度看，这四个级别的人口都应该各占25%，但因为世行是按国别来分类的，所以实际上不会那么严格去定义只有占全球25%的人口才能成为高收入国家。

按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2015年的最新收入分组标准为：人均国民总收入低于1045美元为低收入国家，在1045至4125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在4126至12735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高于12736美元为高收入国家。2015年世界银行所统计的215个经济体中，高收入国家80个，中等偏上收入国家53个，中等偏下收入国家51个，低收入国家31个。

如今，OECD32个高收入国家加上非OECD48个高收入国家的人口已经超过15亿，约占全球人口的22%，如果中国这个14亿人口大国也能成为高收入国家，即占全球40%的人口国家都属于高收入国家，这岂不是违反数学逻辑了？

有人认为中国到2022年就能成为高收入国家，这是否太乐观了呢？由于全球经济增长的刚性及货币的持续超发，世界银行一定会不断上调成为高收入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门槛，现在是12736美元，五年以后呢，估计要提高到15000美元以上。再者，还得考虑未来人民币对美元的比值因素，如果能够在自由兑换条件下维持现有的比值水平，那么，未来中国人均国民收入至少能接近高收入国家水平。

2017年中国的GDP总额占全球15%，人口占全球18.8%，相差近四个百分点，说明从人均的角度看，中国当务之急不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是要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如果再要寻找中国与全球平均水平的差距，那就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偏低的问题，前者是总量差距，后者是质量差距。

从数学意义上讲，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提法不适用于中国、印度等人口大国，因为中等收入和高收入永远是一个相对数，未来这两个国家的人口就要占全球人口接近40%，而高收入的容量只有25%。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有点像在追赶自己的影子。

经济周期——容易被证伪的古旧理论

如今，谈论经济周期的人比讲股市周期（牛市、熊市）要多。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国内有很大一批投资者都信奉艾略特的波浪理论，大家都去“数浪”，为当时的股市处在周期的哪个阶段争论不休。如今，股市上已经很少有人去研究周期了，因为操作效果不好。有人戏称“线越划越多，钱越赌越少”。即便是后来依据商业周期提出的美林时钟，事实证明也不太适合于资产配置。

经济学上的周期理论，其实也有老朽的感觉。从数学意义上看，所谓周期理论与回归分析法类似，即偏离均值幅度大了，就会回归。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早期，由于政府干预较少，经济的周期性特征比较明显，马克思正是看到了当时社会这一致命缺陷，提出了共产主义理论。如今，无论是哪种体制，政府干预都成为常态，周期被平滑了。

不仅经济周期被平滑，人类的生命周期也被平滑了，如生活水平提高和医疗技术的进步，人口预期寿命、生育年龄等都被大大延后，生育率和死亡率大幅下降。政府在干预经济的同时，还干预生育，后者的目的是为了平滑经济长周期。

2009年和2016年中国经济的回升或企稳，其实都是政府强烈干预的结果。如果把政府干预当做经济周期的回升标志，不免有点牵强。2016、2017年第二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分别只有3.5%和3.2%，而基建投资增速分别高达17.4%和19%，实在看不出我们正在经历一轮朱格拉周期的上升期（所谓设备投资周期）。

朱格拉周期是1862年法国医生、经济学家C Jugla在《论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商业危机以及发生周期》一书中首次提出的。相隔150多年，这么古老的周期观察是否还适用当今社会？尤其对中国这样一个改革开放至今40年都没有过经济危机的国家，死搬硬套这些周期理论就更不合适了。

历史会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与新周期的乐观派相反的，又有所谓“逢八必跌”的悲观派，即98年有亚洲金融危机，08年有次贷危机；但去年也有人提出“逢七必跌”，只是把危机时间的计算提前了一年。

古旧的周期理论之所以在中国还能大行其道，实质上就是这种理论简单粗暴，就像分析星座运势一样，适合于算命——这正是国人特别喜好的。美国纳斯达克指数周五又创历史新高了，前段时间的“股灾”之说即刻就被证伪了。所以，观察期不同太短，取样不能太少，周期理论之所以屡屡被证伪，就是创设者或应用者在这两方面都不达标。

我认为，中国经济增速仍处在下行阶段，符合数理逻辑，因为体量越来越大，总有极限，即便增量不变，增速也会下降。

城市化空间究竟还有多大

很多人认为中国城市化的提升空间还很大，因为目前城市化率不足60%，而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通常在80%以上，也就是说，中国应该还有20%的上升空间。

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时候可以达到80%，不给出时间，结论的意义就不大了。我发现大家在讨论城市化空间的时候，往往会忽略一个维度：人口年龄结构。

因为人口流动与人口年龄有关，年龄越大，流动性就越差。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5年中国的流动人口数量减少了500万左右，随后两年都继续减少；2016年进城农民工数量首次减少160万，2017年国内运送旅客人次首次出现下降。也就是说，以人口流动为特征的城市化进程几乎已经结束了，余下的就是本乡本土的城市化。

反观欧美日的城市化过程，都是在人口年龄结构比较年轻的时候就实现了较高的城市化率水平，如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的城市化率就达到了70%，但日本此后的城市化率上升速度就非常缓慢。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一直较快，这与政策导向有关，但目前农民工的平均年龄已经超过全国劳动力的平均年龄，今后外出农民工告老还乡的趋势会越来越明显，如上海、北京等超大城市的人口减少与1970-90年初东京等大城市人口下降有类似之处，日本城市化从75%跨入80%花费25年（1975-2000年）。

由于中国当前的人口结构已经类似于日本的90年代，即老龄化水平大幅提高。因此，如果不考虑政策因素，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应该要放缓了。估计未来中国城市化率的水平应该在70%左右见顶，理由见《当城市化遇到老龄化》。

为何高层如此强调系统性金融风险

早在2015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提出“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的底线”，之后，无论是十九大报告还是其他重要报告，高层都提出“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的要求。

为何在2008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的时候，中国没有太担忧国内的金融风险；反而是在欧美经济复苏的时候，那么担心既然风险呢？这是因为10年前，美国的杠杆率很高，中国很低；如今，美国的部分杠杆率水平回落明显，中国则居高不下。

不少人认为，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杠杆率水平并不高，但如果从人口年龄结构这个维度去看杠杆率水平，显然是过高了，即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与所处的发展阶段的错位——未富先老。因此，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治理产能过剩问题，降低全社会杠杆率水平。

回顾历史，大部分国家都是在危机爆发过程中实现去杠杆的，不管是美国、日本，还是南美和东南亚国家，都因杠杆率过高而爆发危机，都因危机而降低了杠杆率。中国则是主动去杠杆，这正是体现了我们的制度优势。去杠杆容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不去杠杆则注定会爆发金融危机，两弊相衡取其轻。

有一个很著名的故事：阿基米德与国王下棋，国王输了，国王问阿基米德要什么奖赏？阿基米德对国王说：“我只要在棋盘上第一格放一粒米，第二格放二粒，第三格放四粒，第四格放八粒?按这个方法放满整个棋盘就行。”这看作是一个加杠杆案例，国王如果按此倍率加杠杆，即可就破产了。

若反过来去杠杆呢？国际象棋总共64格，在全部加满的情况下，如果只去掉最后一格，名义上只去一格内的米粒数量，实际上需要却去掉1845亿吨大米。也就是说，去掉一格的实际含义是杠杆率降低50%。这当然是一个极端例子，只是想说明去杠杆容易引发资金链断裂的风险。

就我国而言，社会杠杆率水平的快速上升，与“隐性刚兑”有很大关系，只要能打破刚兑，则杠杆率水平将急速下降，资产泡沫将迅速破灭，但随着而来可能就是系统性风险的爆发。如果把资产定价中的风险溢价用这个公式表述：风险溢价=流动性溢价+信用溢价，那么新三板的大跌原因在于流动性不足，即流动性溢价大幅上升；而信用债的风险在于企业出现财务危机，最近有些信用债大幅下跌，原因也是去杠杆背景下的某些金融控股集团的信用溢价大幅上升。

高层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担忧是合乎逻辑的，因为他们站位高，看得更清楚。例如，近期两会期间，最高领导在山东代表团会议上就提出：”凡是成功的企业，要攀登到事业顶峰，都要靠心无旁骛攻主业。交叉混业也是为了相得益彰发展主业，而不能是投机趋利。”这段讲话，对于当前那些获得全牌照的金融控股集团，或是对已经深度涉足金融业务的互联网巨无霸和大型实体企业而言，可能要好好回味了。

2017年金融业对GDP贡献了7.9%，尽管占比已经回落，但依然偏高。当前，金融监管重点放在资产端，而中央最近又建议人大要重点监督政府的支出预算和政策的执行质量。说白了，监管已经从总量管理到结构调控，从树干监督到达细枝末叶了。

总之，分析中国经济需要多个维度去思考，才能够看得深、看得透。如前所说的时间维度（时间权重、周期的本质、人口老龄化等）是一个重要维度，空间维度（象棋格子的倍数效应、观察高度等）也是一个重要维度。

在1988年之前，也就是改革开放已经九年了，政府仍一直以工农业总产值或社会总产值的增长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总产值水分最大，属于总量指标；1988-2017年，这30年基本上把GDP作为首要目标，GDP实际上是增量指标；当前政策的着力点已经在经济运行的质量，所以，中国经济步入到追求质量阶段。

从总量到增量再到质量，这三个概念在数学上非常容易区分，但在对社会经济领域进行分析时，发现很多人把数学基础知识都忘了，宁愿相信奇迹而不在乎逻辑。

要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大到需要优化国家治理结构，小到要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如果中国经济质量能够持续提升，而且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那么，股价指数的走势是否应该看得更乐观些呢？因为股价指数是经济质量指标。美国的股价指数远超GDP增速，原因在于企业盈利增速和ROE的上升。

如果我们真的看重质量，那么，中等收入水平能否跨越，城市化率高低、GDP增速是否处在周期的上升阶段等都不重要了。

来源：李迅雷金融与投资

❻ 关于挑选信托，投资组合如何分散风险

今年以来，资管市场颇不平静

从年初的头部网络借贷平台，到260多家私募的跑路，再到信托产品的接连违约，上半年可谓是轰轰隆隆，雷声不断；

当下一个时期属于经济增速的换挡期，金融供给侧结构改革步入深水区；加上复杂的外部经济环境和《资管新规》的大限，金融业风险在近半年的时间得到了集中的释放和爆发，不光是私募和网络借贷，甚至连信托公司发行的主动管理产品和券商的资管计划，纷纷出现暴雷和违约，让人猝不及防。

现实中表现为引入第三方公司，进行一个资金差额补助和担保，考察担保措施要着力考察担保人公司的实力，这个和之前考察交易对手实际是一个性质，这里便不再赘述。

信托风险持续，且行且珍惜。

本文在简要介绍了当前信托业风险现状，然后梳理了信托投资存在哪些风险，包括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管理和操作风险的诸多方面。同时针对这次的风险，列出了投资者重点关注的几个方面。

交易对手的实力，第一还款来源和用途，抵押质押情况，交易结构以及担保措施等。这五个方面，能够帮助投资者构建一个基本的观察信托的一个维度和视角。当然本文只是一个引子，每一个风险点和每一个判断标准之后，都是一篇文章，连起来就是一本教科书式了，这里只是做一个概括和说明，

❼ 是金融去杠杆 还是实体去杠杆

关于金融加杠杆和去杠杆的问题，市场讨论的非常的多，不过目前并没有统一的定义和相对完整的分析，市场的解读也比较混乱，为了帮助投资者理解和跟踪这个体系，我们撰写了这个报告。
思路上主要是基于债券市场，对金融加杠杆的过程进行了三个层次的简单拆分：
1）负债端套利过程的持续，即理财与委外的扩张；
2）央行利率走廊维持货币市场流动性的稳定与宽松；
3）实体的刚兑，因为金融加杠杆，最终对应了实体信用的扩张。
而这三个层次是相互影响和作用的，比如理财与委外的扩张，在同业资金端，大致可以看成是金融机构之间的“广义拆借”变多，它与货币市场流动性的松紧会有密切的关系，而货币市场流动性的宽松与否也会影响到理财委外扩张的可持续性，因此未来这两个过程如何演变，是非常值得重视和研究的，流动性创造机制的变化将对债券市场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而就第三个层次，金融加杠杆最终加在实体上，因此实体经济的刚兑是非常重要的条件，如果实体开始去杠杆，信用条件恶化，也会影响到负债端的问题，比如今年4月份等。但之后刚兑持续，是债市上涨的重要条件，当然，房地产的上涨，也是金融加杠杆过程中的重要话题。
当下的债券市场，最关键和最重要的一个逻辑，是“钱多+资产少”。钱多的含义，市场普遍认同的是理财（委外）资金多，而资产少，则是指满足收益率要求的安全的债券资产。
如果理财资金主要是来自于企业和居民的收入，那么从宏观上来说，“钱多、资产少”大致可以看成是“货币多，经济差”的代名词。这里的货币，不是基础货币，而是指广义货币，而从货币银行学的角度，我们知道广义货币，是通过基础货币派生的，而这个过程，需要实体经济和金融机构之间的信贷行为，或者金融机构之间的信贷行为来实现，所以基础货币环境，也就是货币市场流动性环境的松紧，会对这个派生过程有重要的影响，而央行正是通过调控货币市场流动性，来影响这个派生过程，从而达到调控金融机构行为和实体经济的目的。
回到债券市场，当下普遍的模式是理财资金持续扩张，并且委外的动力很强，非银行金融机构拿到这一笔钱，买入债券资产，再在货币市场上进行加杠杆，这应该是一个相对简明的完整的过程。
当下金融加杠杆和去杠杆，是市场讨论的最为热烈的名词，但什么是金融的加杠杆和去杠杆，却没有非常明确的定义，这里我们不妨基于这个过程，对金融加杠杆的概念进行一些总结，我个人倾向于，这个过程可以分成三个层次来理解。
第一个层次，大致可以理解成为回购市场的融资层面。即金融机构买入债券，然后以债券作为质押，到回购市场上进行融资，这可能也是债券和贷款两者之间的一个关键区别，即同样作为企业的融资工具，但债券可以通过回购市场来提升杠杆。当下，回购市场的融资规模迅速扩张，并且金融机构多缩短负债的久期来进行杠杆操作，就是这个层面的加杠杆行为的体现。

❽ 如何看待2015年的中国经济形势 请分析2016年中国经济走势

2015年中国经济增速约在6.9%，从物价走势看处于比东亚危机和次贷危机之后更为严峻的通货紧缩中，其间还有股市异常动荡，以及外围局势不稳的困扰。前瞻2016年，中国经济可能出现怎样的趋势？我们的猜测如下：
1.经济下行压力可能略有缓解。
在2015年9~10月份，CPI和PPI之间的差异达到7.2个百分点以上，这显示了2011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加深的不景气状况。目前，令CPI下行的因素在于农产品价格和食品价格，令CPI回升的因素在于基数效应和服务业用工成本的推升。令PPI下行的因素在于美元指数的持续走强，令PPI有所改善的因素在于基数效应。
综合权衡，从2015年11月份开始，中国CPI和PPI之间的差异可能温和缩小。从物价的搭配看，可能暗示2016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会略有缓解。同时，在2015年余下的两个月时间内，央行降准和降息的可能性也会减弱。
2.投资增速将跌破10%。
2014年和2015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分别为20%和17%，预期2016年中国投资增速可能跌破10%。支持投资的三大因素中，工业投资有好转的可能性很弱，房地产投资增速将仅在0~3%之间，关键因素在于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2015年基建投资规模可能在13.5万亿元，即便要维持12%的基建投资增速，也意味着2016年基建投资规模要维持在15万亿元以上，这极具挑战。即便财政政策将赤字率放松到3%甚至3.5%，也难以支撑基建投资持续膨胀，更何况财政发力的主要方式可能是供给侧政策的减税，而非基建。
3.实体经济利润率会有轻微改善。
2016年，从工业投资、增加值和利润总额这些总量指标看，要观察到中国实体经济的改善是比较困难的。但也许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的税后净利润率会有所改善，这个净利润率在2014和2015年分别在5.5%和5.2%，到2016年工业企业利润率也许会轻微回升到2014年的水平。原因有二：一是市场利率保持在稳定低位，改善了企业财务成本，并且企业债务成本的重置定价可能持续3年以上；二是PPI也许存在改善的可能。因此对2016年实体经济的状况可能会出现判断分歧，关注总量指标者倾向于认为实体经济仍在恶化，关注边际指标者也许会认为出现改善的迹象。
4.中国银行业利润增速将进入零时代。
这并不令人奇怪，利率市场化接近完成，影子银行重新萎缩，实体贷款需求不振，中间业务收入渠道枯竭，这些都迫使中国银行业从2016年开始进入利润零增长时代。2015年银行业可能出现约3%的账面利润增速，之后2~3年中银行业的大致格局是，整体利润零增速，业绩分化加剧，不良资产双升，资本补充困难，行业并购重组提速，银行控股渐成主流。如果说产能过剩行业大多属于政府干预下在次贷危机后三年扩张过快的行业，那么符合政府干预和急剧扩张的银行，主要是中小城商行。
5.人民币汇率日趋灵活。
目前看来，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的可能性很大，2016年也许是人民币国际化逐渐加速发力的一年，央行的可能姿态是减少汇市干预，扩大汇率波幅，引导人民币汇率走上均衡可持续的水平。因此2016年即便美元保持强势，人民币汇率的最大特点也并非贬值，而是波动区间的灵活扩大，市场自我调节能力持续增强。如果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最终围绕6.35上下波幅达到4%左右，也并不令人意外。
6.消费增速可能提升至11%甚至更高。
导致消费持续较强的因素有二：一是涉房。存量住宅和商品住宅交易活跃，目前中国房地产已不太具备对钢材水泥等投资端的拉动能力，但仍具备对家居家电等消费端的拉动能力，2015年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金额可能同比分别增长8%和15%，创造超越2013年的历史峰值，明年地产情况和今年持平的概率较大；二是涉车，尤其是成品油销售金额的改善。
“啃老”现象的普遍化，使居民收入增长放缓和就业困难并未直接冲击消费。2016年，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能上升至60%，而工业的贡献率则持续缩减。
7.A股市场加速常态化。
回顾2013年以来的中国A股市场，融资功能时断时续，监管力度或松或紧，市场热度忽冷忽热，始终不是一个具有融资、重组和投资者保护的常态化、多层次市场。经历了2015年7~8月间异常动荡之后，A股市场正从救市后的非常态加速向新常态回归。IPO的重启、注册制的落地、新三板的分层、股指期货交易的常态化都指日可待，甚至战略新兴板、国际板也并不遥远。在人民币加入SDR之后，2016年回归常态的A股如果被纳入到MSCI指数也并不会令人惊讶。
迄今为止，权益资本在中国居民的财富配置中不足5%，而该比率在美国为20%。此外，非居民对中国证券市场的投资占比不足3%。2016年中国股市加速常态化、市场化和国际化改革不可避免。
8.低利率终于姗姗来迟。
中国从2011年开始就呈现出增长持续放缓，但利率水平却和增长放缓背道而驰，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影子银行系统的不断膨胀，加杠杆加风险的影子银行提高的名义利率水平充实了银行盈利，但目前影子银行在中国已重新萎缩，银行信贷在社会融资总额中的占比重新回到决定性地位；二是利率市场化不可避免地推高利率，缩小利差和迫使中国经济承受去杠杆压力，目前利率市场化已近尾声。
因此从2015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利率水平呈现和经济增长放缓逐步一致的状态。如果未来数年中国经济增长不太可能强劲复苏，那么低利率也将持续。影响未来中国利率的因素有三个：一是国内物价的总体走势，二是央行持续宽松的意愿和手段，三是美元指数和美国国债收益率的变动。总体而言，至少在2016年上半年之前，中国利率水平将平稳，政府和企业债务重置致使债券供应端压力沉重，信用债打破刚兑的阴影不散。
9.中国外贸将受煎熬。
中国外贸增长在上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的前10年年均增速分别高达15%和20%，但这种高增长已逐渐远去，因素有三个：一是全球化在倒退，而不是加速。新兴国家无法再依赖外需型增长，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已从一度高达GDP的5%~10%萎缩到目前的只略高于2%。二是区域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抬头，美国推行的TPP/TTIP都偏离了WTO框架，巴黎恐怖袭击也会迫使欧洲更为右倾和保守，中国也许会尽力推动和相关经济体的自由贸易和投资协定，但难以扭转大局。三是人民币汇率和出口退税等不太可能再用以刺激贸易，中国外贸的增长将越来越依赖中国ODI(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2016年中国外贸仍将和全球贸易一同处于煎熬状态。
10.中国金融改革将呈现新格局。
这种新格局具有两种特点，一是金融改革快于实体经济转型的节奏，二是金融对外开放和国际化快于对内开放和市场化。“十三五”规划给出了中国金融改革的清晰框架，监管框架的变革、人民币国际化和人民币成为硬通货都是“十三五”期间金融变革的应有之果。但实体经济要实现去产能化、战略转移和实现新兴产业的崛起仍然艰难。同时，以亚投行、“一带一路”战略和人民币国际化为核心的金融开放布局，比国内金融改革市场化、私有化的阻力可能小一些。
总体上看，从2016年开始，金融变革新格局可能逐渐清晰。日美等国的历史均显示，一个国家主动引导储蓄和产能的海外布局，是钱、产业和就业都向外走的过程，将对本国资产价格带来长期抑制。

❾ 问个经济问题，去产能和振兴实体经济不矛盾么

前瞻2016年，中国经济可能出现怎样的趋势？我们的猜测如下：1.经济下行压力可能略有缓解。在2015年9~10月份，CPI和PPI之间的差异达到7.2个百分点以上，这显示了2011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加深的不景气状况。目前，令CPI下行的因素在于农产品价格和食品价格，令CPI回升的因素在于基数效应和服务业用工成本的推升。令PPI下行的因素在于美元指数的持续走强，令PPI有所改善的因素在于基数效应。综合权衡，从2015年11月份开始，中国CPI和PPI之间的差异可能温和缩小。从物价的搭配看，可能暗示2016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会略有缓解。同时，在2015年余下的两个月时间内，央行降准和降息的可能性也会减弱。2.投资增速将跌破10%。2014年和2015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分别为20%和17%，预期2016年中国投资增速可能跌破10%。支持投资的三大因素中，工业投资有好转的可能性很弱，房地产投资增速将仅在0~3%之间，关键因素在于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2015年基建投资规模可能在13.5万亿元，即便要维持12%的基建投资增速，也意味着2016年基建投资规模要维持在15万亿元以上，这极具挑战。即便财政政策将赤字率放松到3%甚至3.5%，也难以支撑基建投资持续膨胀，更何况财政发力的主要方式可能是供给侧政策的减税，而非基建。3.实体经济利润率会有轻微改善。2016年，从工业投资、增加值和利润总额这些总量指标看，要观察到中国实体经济的改善是比较困难的。但也许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的税后净利润率会有所改善，这个净利润率在2014和2015年分别在5.5%和5.2%，到2016年工业企业利润率也许会轻微回升到2014年的水平。原因有二：一是市场利率保持在稳定低位，改善了企业财务成本，并且企业债务成本的重置定价可能持续3年以上；二是PPI也许存在改善的可能。因此对2016年实体经济的状况可能会出现判断分歧，关注总量指标者倾向于认为实体经济仍在恶化，关注边际指标者也许会认为出现改善的迹象。4.中国银行业利润增速将进入零时代。这并不令人奇怪，利率市场化接近完成，影子银行重新萎缩，实体贷款需求不振，中间业务收入渠道枯竭，这些都迫使中国银行业从2016年开始进入利润零增长时代。2015年银行业可能出现约3%的账面利润增速，之后2~3年中银行业的大致格局是，整体利润零增速，业绩分化加剧，不良资产双升，资本补充困难，行业并购重组提速，银行控股渐成主流。如果说产能过剩行业大多属于政府干预下在次贷危机后三年扩张过快的行业，那么符合政府干预和急剧扩张的银行，主要是中小城商行。5.人民币汇率日趋灵活。目前看来，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的可能性很大，2016年也许是人民币国际化逐渐加速发力的一年，央行的可能姿态是减少汇市干预，扩大汇率波幅，引导人民币汇率走上均衡可持续的水平。因此2016年即便美元保持强势，人民币汇率的最大特点也并非贬值，而是波动区间的灵活扩大，市场自我调节能力持续增强。如果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最终围绕6.35上下波幅达到4%左右，也并不令人意外。6.消费增速可能提升至11%甚至更高。导致消费持续较强的因素有二：一是涉房。存量住宅和商品住宅交易活跃，目前中国房地产已不太具备对钢材水泥等投资端的拉动能力，但仍具备对家居家电等消费端的拉动能力，2015年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金额可能同比分别增长8%和15%，创造超越2013年的历史峰值，明年地产情况和今年持平的概率较大；二是涉车，尤其是成品油销售金额的改善。“啃老”现象的普遍化，使居民收入增长放缓和就业困难并未直接冲击消费。2016年，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能上升至60%，而工业的贡献率则持续缩减。7.A股市场加速常态化。回顾2013年以来的中国A股市场，融资功能时断时续，监管力度或松或紧，市场热度忽冷忽热，始终不是一个具有融资、重组和投资者保护的常态化、多层次市场。经历了2015年7~8月间异常动荡之后，A股市场正从救市后的非常态加速向新常态回归。IPO的重启、注册制的落地、新三板的分层、股指期货交易的常态化都指日可待，甚至战略新兴板、国际板也并不遥远。在人民币加入SDR之后，2016年回归常态的A股如果被纳入到MSCI指数也并不会令人惊讶。迄今为止，权益资本在中国居民的财富配置中不足5%，而该比率在美国为20%。此外，非居民对中国证券市场的投资占比不足3%。2016年中国股市加速常态化、市场化和国际化改革不可避免。8.低利率终于姗姗来迟。中国从2011年开始就呈现出增长持续放缓，但利率水平却和增长放缓背道而驰，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影子银行系统的不断膨胀，加杠杆加风险的影子银行提高的名义利率水平充实了银行盈利，但目前影子银行在中国已重新萎缩，银行信贷在社会融资总额中的占比重新回到决定性地位；二是利率市场化不可避免地推高利率，缩小利差和迫使中国经济承受去杠杆压力，目前利率市场化已近尾声。因此从2015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利率水平呈现和经济增长放缓逐步一致的状态。如果未来数年中国经济增长不太可能强劲复苏，那么低利率也将持续。影响未来中国利率的因素有三个：一是国内物价的总体走势，二是央行持续宽松的意愿和手段，三是美元指数和美国国债收益率的变动。总体而言，至少在2016年上半年之前，中国利率水平将平稳，政府和企业债务重置致使债券供应端压力沉重，信用债打破刚兑的阴影不散。9.中国外贸将受煎熬。中国外贸增长在上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的前10年年均增速分别高达15%和20%，但这种高增长已逐渐远去，因素有三个：一是全球化在倒退，而不是加速。新兴国家无法再依赖外需型增长，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已从一度高达GDP的5%~10%萎缩到目前的只略高于2%。二是区域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抬头，美国推行的TPP/TTIP都偏离了WTO框架，巴黎恐怖袭击也会迫使欧洲更为右倾和保守，中国也许会尽力推动和相关经济体的自由贸易和投资协定，但难以扭转大局。三是人民币汇率和出口退税等不太可能再用以刺激贸易，中国外贸的增长将越来越依赖中国ODI(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2016年中国外贸仍将和全球贸易一同处于煎熬状态。10.中国金融改革将呈现新格局。这种新格局具有两种特点，一是金融改革快于实体经济转型的节奏，二是金融对外开放和国际化快于对内开放和市场化。“十三五”规划给出了中国金融改革的清晰框架，监管框架的变革、人民币国际化和人民币成为硬通货都是“十三五”期间金融变革的应有之果。但实体经济要实现去产能化、战略转移和实现新兴产业的崛起仍然艰难。同时，以亚投行、“一带一路”战略和人民币国际化为核心的金融开放布局，比国内金融改革市场化、私有化的阻力可能小一些。总体上看，从2016年开始，金融变革新格局可能逐渐清晰。日美等国的历史均显示，一个国家主动引导储蓄和产能的海外布局，是钱、产业和就业都向外走的过程，将对本国资产价格带来长期抑制。

❿ 理财观察、资管“刚兑”、垃圾债违约,让你看到了什么

债券成大资管主要配置资产被称为未来最具发展潜力之一的大资管行业，截至2015年底管理规模已达38万亿元，相当于去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67.67万亿元的一半。具体来看，公募基金占8.34万亿元，券商资管占11.89万亿元，私募基金占5.07万亿元，基金专户4.16万亿元，基金子公司专户8.57万亿元，期货资管0.1万亿元。

关于资金投向问题，相关数据显示，债券是资产配置的大头。据不完全统计，其中约5.98万亿元投向债券，3.84万亿元投向股市，1.51万亿元投向信托计划，此外还有银行委托贷款、票据等。

事实上，2015年资产管理行业的资金汹涌流入债市。表现最明显的就是，与股票型产品发行低迷相反，债券策略产品受到投资者热捧。据某券商营业部人士反映，券商固收型资管产品在销售中受到投资者追捧，常见“秒杀”。收益方面，债券策略型券商资管产品今年一季度跑赢同类机构产品，前十名中占去半壁江山。

债券型基金同样火热。根据私募排排网数据统计，2016年一季度新发行债券策略基金共168只，数量已超过2015年全年发行数量（200只）的八成。从产品类型来看，券商依然是债券策略产品的最大发行机构，产品数量多达110只，占比超过六成。

私募排排网研究员杨建波认为，一季度债券型私募基金新发行量大幅增长，与一季度股市暴跌、弱势震荡有一定关系。他称:“经济较差的环境下，债券投资收益好于股票收益。今年以来，私募基金发行受股市影响较小的债券类产品和量化投资产品比较多，尤其是券商资管更倾向于发行低风险产品。”

一方面是投资者的“买债”热情有增无减，一方面是国内信用债违约风险事件频频被曝出。自今年以来，债券违约的频率明显加大。继南京雨润短融未能足额偿付、构成实质性违约之后，近日，东北特钢也被爆陷入债务危机，并迅速成为信用市场上新的热点。业内人士指出，信用违约是债券投资不得不面临的风险，并且信用风险暴露趋于常态化。

海通证券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师姜超对此表示，除了估值风险和兑付风险，相关债券暂停交易将导致机构难以出货止损，对货币基金等流动性要求较高或即将到期的产品损伤较大；若出现兑付风险的主体采取暂停交易措施，需防范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的双重冲击。

据了解，自2014年超日债违约开始，我国公募债共发生违约事件16起，覆盖民企、央企、地方国企等各类主体，扩散至短融、中票、公司债、企业债等各种债券类型。“受经济下滑、企业承压加剧的影响，债券投资者面临的违约风险越来越大。”德晟资本分析称。

对此，杨建波指出，债券违约事件增多环境下，意味着投资者要承担更高的风险，投资者也将会要求更多的风险补偿，债券收益率有望继续上升，而对于资质不佳的企业来说，发行债券的价格也会更低，收益率更高。

值得一提的是，已披露年报的10家上市银行数据显示，各行债券投资增速明显提升，这主要是受地方政府债务置换的影响。业内普遍认为，出于收益率相对稳定以及资本考量，银行利率债配置意愿难衰减。

踩雷概率大增基金如履薄冰

债市风险愈演愈烈，资管机构受到的挑战越来越大，其中公募基金作为投资“大头”受到的波及也较为直接。随着越来越多的违约事件发生，债券基金踩雷的概率大增。固收类基金旱涝保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如何加强信用风险的防范成为摆在基金经理面前的难题。

4月11日，中国铁路物资股份公司发布公告称，由于该公司业务规模持续萎缩，经营效益有所下滑，正在对下一步的改革脱困措施及债务偿付安排等重大事项进行论证。鉴于此，该公司相关债务融资工具于当日起暂停交易，待相关事项确定后，再申请恢复交易。一天之后，浙交投发布子公司债务违约的公告。

债券违约现象密集出现，部分基金也因此不幸“踩雷”。相关媒体根据去年年报的统计表明，3家基金公司旗下的4只债基或许被牵扯其中，它们总共持有债券的市值合计为1.11亿元。具体说来，易方达基金旗下的易方达纯债1年定期开放债券A与长城基金旗下的长城久盈分级债均持有“13铁物资MTN002”:其中，易方达纯债1年定期开放债券A持仓总量为50万张，持仓总市值为5037.50万元，占基金净值比例为4.91%，占债券市值比是2.78%；长城久盈纯债分级债持仓总量为40万张，持仓总市值为4030.00万元，占基金净值比例为7.88%，占债券市值比是7.32%。

此外，万家基金旗下的货币市场基金万家现金宝与混合债券型基金万家双利债券均持有“15铁物资SCP005”，两只基金持仓总量分别为15万张、5万张，持仓总市值分别为1500.02万元、500.95万元，持仓市值分别占基金净值比例为5.03%、6.15%，占债券市值比例分别为11.28%、7.51%。

“信用债违约事件正成为债券基金不得不规避的"地雷"。从构成实质性违约的山水水泥、东北特钢再到已经暂停交易的中铁物资，真是防不胜防。”北京一位债券基金经理表示，债券违约刚刚开始，信用风险暴露趋于常态化，信用债会出现较大分化，基金投资需要筛选，甚至操作手法都要改变。

去年至今发生的十余起违约债券中，基金公司集体“中招”的不在少数。如此前山水水泥中票、雨润短融违约事件中，涉“雷”基金公司在10家以上。

债市风险给基金经理头上“悬了一把剑”。“当前风险防范应该置于投资策略的首位，对于资金管理人而言，切实做好信用风险筛查和合理控制久期风险是有效手段。”有基金经理认为，二季度债券操作或需以休整为主，同时可关注后期市场下跌带来的交易机会。信用利差目前已处于极低的水平，加上近期信用事件频发，二季度信用利差走扩概率较大，可适当调整信用债的持仓。

对于如何选择债券投资标的，创金合信鑫安保本基金拟任基金经理王一兵表示:“未来在投资信用债时，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将是信用分析的关键，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民企，也适用于国企类别的发行主体，弱化国企或央企背后隐含的政府隐形信用增强因素。不踩雷，将是规避向下折损风险的第一要素。”

在债券的投资上，把握好波段性投资机会则成为不少基金经理的共识。上海某中型基金公司的债券型基金经理表示，对风险的管控会成为今年投资业绩好坏的关键。在债券市场信用事件频发和权益市场间歇性巨震的大背景下，努力守住风险底线，同时努力把握出现的每个投资机会，通过灵活的大类资产配置获取超额收益。

据悉，为了防止信用债违约带来的流动性风险，个别基金公司已经对购买即将到期的企业债所占流通盘比例作了规定，如果去除掉机构持有部分后，一旦超过一定比例，就不允许公司交易买入。

目前债市投资已经进入新常态，虽然目前损失率仍然不高，但未来会越来越市场化，对基金公司的风控要求将越来越高。

债转股重启引资管热议

另一债市大事件是国内债转股重启的脚步渐行渐近。作为上世纪末为国企脱困祭出的“利器”之一，债转股在当前不良资产急升的背景下受到高关注。目前来看，关于债转股操作尚存在许多争议，对银行到底影响如何，资管公司能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也正在讨论之中。

所谓债转股，是指国家组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银行的不良资产，把原来银行与企业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转变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企业间的控股（或持股）与被控股的关系，债权转为股权后，原来的还本付息就转变为按股分红。国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实际上成为企业阶段性持股的股东，依法行使股东权利，参与公司重大事务决策，但不参与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在企业经济状况好转以后，通过上市、转让或企业回购形式回收这笔资金。

随着中国经济转型进入深水区，中国推进高负债企业去杠杆化的迫切性提升，债转股被认为是解决债务问题的开端。

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出席二十国集团（G20）华盛顿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主席国新闻发布会期间曾经表示，中国正在酝酿改革给全社会降杠杆，比如外界正在讨论的债转股，但还没有确定实施方案。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出席4月14日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OECD）记者会上也表示，债转股是项新政策，细节仍在讨论。

虽然债转股是处理不良资产的国际常用举措之一，但始终具有争议。高盛在3月研究报告中表示，要想让债转股真正有助于解决中国不良资产的问题，需要满足以下条件。首先，债转股需要合理架构并市场定价，比如价格和交易结构需要反映投资风险和回报；其次，长线上，允许债务人获利退出；其三，退出机制到位，退出方式包括上市或并购。海外投资人担心，如果运用不当，债转股措施将给中国僵尸企业继续存活的契机，或是此措施只能短期美化银行资产负债表，无益于消解银行业的长期风险。

国泰君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林采宜日前发表文章称，大部分债转股的结果都是“假股真债”，使得企业去杠杆只是停留在报表上，宏观经济的真实杠杆率被掩盖，实体经济过度杠杆化的风险加大。如果只是通过债转股，把银行的不良债权转移到表外去，没有在财务上对其潜在损失率做充分的处理，那么，宏观经济下行产生的银行坏账风险只是被暂时隐匿了，而不是被化解了，债转股在这里扮演的是自欺欺人的报表魔术师角色。

不过，也有行业人士对债转股的实施充满期待。华泰证券分析师罗毅表示，从总体看，债转股有利于实现“靴子落地”的效果，银行的隐含不良资产得到积极处置，企业端的改革得以顺利推进；银行以股东身份参与企业运作，也将提振市场对于企业发展的信心。

目前来看，债转股似乎正渐行渐近，据国开行某高层透露，首批债转股规模为1万亿元，国家开发银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招商银行等银行入选第一批债转股试点。据悉，银行有望自建资管公司承接债务。

3月8日，中国最大民营造船厂熔盛重工（现更名为华荣能源）发布公告称，拟向22家债权银行发行141亿股，向1000家供应商债权人发行30亿股，共发行171亿股，以抵消公司的171亿元债务。

招商证券认为，尽管现有《商业银行法》禁止银行持有企业股权。不过公告表明“银行可以通过债权人"指定实体"持有股权，比如子公司，如若该方法能够实施，或将成为未来不良贷款处置的一种备选方案。”未来不良贷款置换为股权的案例或将越来越多。

“具体形式上，或采用债转股试点与投贷联动试点配合。”姜超预计，银行或将成立新的资产管理公司（AMC），设立股权投资基金，撬动社会资本，直接承接银行债务。其中，该股权投资基金作为GP（普通合伙人），银行理财资金或类似资管计划作为LP（有限合伙人）。

部分资管公司也看准了债转股的投资机会。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总裁张晓松表示，资管公司实行债转股，从法律上看不存在什么障碍。而其他金融机构还存在一些限制，长城资管希望能够成为中国首先的债转股试点资产管理公司。

在业内人士看来，债转股要真正落地并起到积极的效果，仍需要经历一系列的监管细则，而一旦其重启的大幕真正拉开，整个大资管的产业链也将顺势而动。

打破刚性兑付推动转型

长期以来，中国债券市场，尤其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与国企的债券一直都被笼罩在刚性兑付的“魔咒”之下。随着近年来债务违约风险事件频发，部分债券通过政府出面协调帮助发行人、银行和承销商等相关机构解决处置，或发行人债务重组等方式最终实现偿付，但债券市场打破刚性兑付已成为趋势。一旦刚性兑付被彻底打破，整个国内资管市场也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

事实上，刚性兑付同样已成为资管发展和转型的“拦路虎”。近日一份由光大银行和波士顿咨询公司共同发布的报告披露，过去三年，我国市场管理资产总规模的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51%，但在此期间很多资金处于闲置状态。

BCG合伙人、中国金融业智库负责人何大勇表示，在我国刚性兑付的环境下，客户资金成本黏性高，客户并不真正承担自身投资的风险，而资管机构难以持续获得匹配的低风险优质资产，从而对资管行业的产品收益率、新增规模和风险管理造成叠加影响。

“刚性兑付导致资金价格扭曲，推高无风险收益。伴随着近两年风险事件频发，打破刚兑成为监管与从业者的共识。但打破刚兑难以一步到位，需要监管机构、资管机构和投资者三方共同有计划地迎接"后刚兑"时代，避免发生系统性风险。”何大勇认为。

基金行业呼吁打破刚性兑付的声音也一直存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会长洪磊近日表示，解决资管市场的问题核心在于打破刚兑，推动完成基金产品募集规范成为他到任后最重要的工作。

在业内人士看来，打破刚性兑付是国内资管市场成长的必经阶段。著名经济学家宋清辉表示，“允许债券违约，打破刚性兑付有利于市场的公平和自我调节，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债券出现违约。如果刚性兑付一直存在，意味着高风险高收益的债券将受到追捧，这显然不利于提高投资者的风险意识，也不利于债市的中长期发展。”

央企“刚性兑付”的幻想已被打破，此前违约的保定天威集团和中煤集团山西华昱能源均为央企持股的下属子公司，中国铁路物资更是直接属于国务院国资委直接管理并持有100%利益的央企之一。而2014年3月，“11超日债”的违约不仅打开了债券市场的潘多拉魔盒，也让信用债刚性兑付成为历史。打破刚性兑付的同时，其可能给市场带来的潜在冲击也不可忽视。虽然债市打破刚性兑付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但违约事件发生后，当事公司也面临各种追偿窘境，这令市场人士开始关注违约发生后的投资者保护和救济途径。

上海某债基基金经理表示，虽然目前债市中，真正打破“刚性兑付”的案例寥寥，但伴随着经济增速放缓持续，以及地方政府维持“刚性兑付”难度加大，预计未来几年打破“刚性兑付”的案例会有较大幅度增加；因此，现在债券市场的投资逻辑，不得不提高控制信用风险的比重，尤其是针对高收益债券的投资，一定要小心其中的违约风险。

有基金经理还指出，由于中国债券市场刚性兑付刚刚打破，债券投资者面对的是债券承销商不尽责、投资者讨债无路、持有人会议无用、法律起诉效果不佳的困境。另外，由于中国目前没有对冲信用风险的工具，债权人利益很难保证。

未来随着违约债券数量的增多，刚性兑付终将被打破。去年12月25日，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表示，经济在变化，谁也不能保证，买了债券，每一家发债的主体都能够按时兑付，具备一定能力的投资者有一定风险分析的能力，还有风险承担的能力。如果发生风险，那就打破刚性兑付，市场该怎么解决怎么解决。如果都是没有风险承担能力和风险分析能力的投资者进到这个市场的话，一旦发生风险，最后还要政府介入，这就形不成一个市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