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汇率贬值

2. 大家认为中国调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有多

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是近年来学界和政策界广泛讨论的话题。财政部部长去年4月在一次校园演讲中说，中国在未来的5~10年内有50%几率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引起各方热议。
现有文献中并不存在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统一定义。美国教授艾肯格林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视同为经济增长失速，即经历一段较长的高速增长期（增速大于3.5%）后进入一段较长的低速增长期（前后增速相差至少2个百分点）。北大王勇教授给出的判定条件是，人均收入的平均增速在长时间内不显著高于同时期的发达国家，亦即收入水平未实现赶超。上述定义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其中艾肯格林强调与本国的过去进行比较，王勇强调与同期发达国家进行比较。笔者以为两者的结合即为完整的定义，换句话说无论是增长失速还是赶超失败，都足以让我们怀疑一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收入的核心是产出，产出可以从需求和供给两个角度讨论。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涉及到的是产出的趋势性变化，更适宜采用供给面分析框架。大而化之地说，供给面分析将增长的源泉归纳为两点，一是有效要素的积累，二是全要素生产率（TFP）的进步。前者可通过要素数量的增加（如物质资本的积累）或要素质量的改善（如人力资本的提升）实现。后者有很多实现途径，最受重视的是技术进步。
增长文献的一个基本共识是，人均产出的可持续增长只能通过TFP的进步或要素质量的改善实现，而无法通过要素数量的增加尤其是物质资本的积累实现，因为后者受制于边际产出递减的铁律。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曾在“亚洲奇迹的神话”一文中旗帜鲜明地指出，若干东亚经济体（不含当时的中国）长时间的高速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物质资本积累实现的，因此不可持续。
以供给面分析框架讨论“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主要成因，并对各个因素的未来演变趋势及其影响进行预测，最后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会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做出判断。
（一）人口结构。
人口结构可通过不同渠道作用于经济增长，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给定其他因素不变，抚养比的下降有助于人均产出的提高。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到最近一两年中国的抚养比持续走低，成为同时期人均产出增长的助力之一。随着婴儿潮世代逐渐步入老年期以及预期寿命的延长，中国社会将不可避免地演变为老龄社会，抚养比已进入不可逆转的上升通道，生育政策的放松也无法扭转这一大趋势，这无疑增大了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几率。
（二）物质资本积累。
中国逾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一定程度上也是通过物质资本积累实现的。根据经济学家彭文生的测算，物质资本积累为1992~2007年间中国实际GDP增长贡献了4个百分点。中国的资本形成主要依靠本国储蓄而非外债，因此更具可持续性。目前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与发达国家仍存较大距离，不少学者据此认为中国仍有通过进一步资本深化实现高速经济增长的空间。
从长期看，资本边际产出递减是颠扑不破的规律，艾肯格林明确指出，增长主要靠投资驱动的国家更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从短期看，中国资本市场中的一系列“摩擦”严重妨碍了资本配置的效率，形成了一部分行业（企业）“融资难”和一部分行业（企业）“重复投资”、“产能过剩”并存的独特局面，在此情况下通过加大投资为经济增长提速很可能得不偿失。2009年“4万亿元”刺激政策留下的诸多后遗症，足以引起我们的警惕。
（三）全要素生产率。
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驱动因素是TFP的进步，因此对东亚增长模式的批评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一系列因素促成了中国TFP的进步，此处强调两点：技术进步和要素配置效率的改善。
技术进步可通过学习、技术引进或自主研发实现，在过去30余年里学习和技术引进是中国技术进步的主要实现途径。中国要素配置效率的改善具有多个面向，既体现为要素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的转移（如早年乡镇企业的兴起和持续多年的城乡劳动力转移），也体现为要素从国有部门向非国有部门的转移（如国企改制和外资企业的壮大）。朱晓东发现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在进入经济起飞轨道后均经历了TFP的长期快速增长，这一势头直到TFP达到美国的60%时才有所减缓。他进一步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TFP虽增长很快，但到2007年才仅达美国的13%，据此可判断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一方面，朱晓东对中国TFP水平的估计可能过低。根据刘培林等的估算，2009年中国的TFP已接近美国的40%；根据PennWorldTable8.1中的数据，2007~2011年间中国的TFP始终在美国的40.3%到41.8%间徘徊（见下表）。另一方面，即使目前中国的TFP水平与美国相比仍较低，也并不必然意味着中国的TFP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事实上，不少研究表明近年来中国TFP增速已明显放缓，如经济学家白重恩和张琼发现2008~2012年间中国TFP的平均增速只有1%，而2003~2007年间这一数字为4%。根据亚洲开发银行2010年的一份预测报告，虽然21世纪前10年里中国TFP的平均增速高达5.5%，但在接下来的20年里这一数字将降至1.5%~2.2%，且将低于部分其他亚洲经济体的同期TFP增速。
中国TFP增长之所以缺乏后劲，可能有如下几点原因：从技术角度看，通过学习和技术引进提高技术水平的空间在不断缩小，而自主研发不仅投入不够（2007年中国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尚不及日韩的一半），其成效也受到落后的创新体制的制约；从要素配置角度看，应该承认中国的要素配置效率还存在较大改善空间，如以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仍偏低、劳动力流动和土地流转还存在较多限制、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仍十分突出。这些问题的存在部分是因为市场失灵，更与政府对市场的无效干预有关。更关键的是，由于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要素市场改革的阻力不低于改革开放以来任何一次重大改革的阻力。
（四）对外开放。
从供给角度看，对外开放可通过增加物质资本存量、推动技术进步、改善要素配置等渠道促进经济增长。另外资本账户开放能使一国私人部门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产，起到增加收入和降低风险的作用。中国的贸易开放程度已较高，所谓“WTO红利”已接近耗尽。但金融开放的空间仍较大，允许企业“走出去”和居民海外投资将有助于增加净海外要素收入。但这一效果的显现需要时日，且短期内积极推进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可能并不成熟。
汇率被低估或高科技出口占比低的国家更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是这些国家更缺少产业升级的动力或能力。而历史经验表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快速实现了产业升级。人民币汇率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确实被严重低估，但近年来升值压力已大大减轻乃至逆转。在高科技出口占比方面，艾肯格林的计算结果表明中国的高科技出口占比（27.5%）仅略高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平均水平（24.1%），而如果考虑到中国接近50%的加工贸易占比，中国出口的科技含量很可能还要更低。
综上所述，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几率较大。除非果断推动新一轮重大改革。中国政府在改革阻力和难度不遑多让的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都成功推动了改革，创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我们衷心期待这一次会做得更好。

3. 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中等收入陷阱”困扰东南亚国家

近期越南经济出现了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是长期累积的结果。主要表现为：通货膨胀严重;贸易逆差迅速扩大，越南盾大幅贬值;股市楼市双双暴跌;国家信用评价下降，国家财政力量薄弱。泰国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基础设施薄弱，缺乏人力资本的积累，教育和科学技术滞后。马来西亚现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在于它依然在使用1970年制定的“新经济政策”(NEP)。

4. 未来几年人民币会贬值吗或升值吗

简单来说，贬值的压力和可能性更大。
这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
首先是从经济环境的角度。由于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高度，正面临一个艰难的转型期，或者说正遭遇“中等收入陷阱”——指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由于无法很好的转型导致发展停滞，从而使得大量被经济增长所掩盖的社会矛盾集中爆发，并进一步拖累社会发展的恶性循环。因此，近两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增长质量变差。经济基本面的由盛转衰对长期处于升值通道的人民币带来了比较大压力。尤其是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经济纷纷复苏，美国甚至已经在讨论加息，而中国还在持续地降息，利差缩小也会加大人民币的贬值压力。
因此，无论是从经济增长，还是从利率平价，人民币都有一定的贬值压力。
其次，从投资者行为来看。中国经济增长停滞后资本会寻求新的出路——美国无疑是个完美的选择。而人民币遭遇贬值压力后，资本也会寻求保值的通道，美元同样是个不错的选择。正所谓越跌越卖，越涨越买，贬值压力下的人民币可能会遭遇巨大的资本流出压力和外汇会对压力，从而进一步增大贬值压力，形成恶性循环。
综上，未来人民币贬值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目前来看，管理层已经通过强行做多以及稳定预期等手段平稳国内的官方汇率，但离岸远期人民币市场的走势仍体现了全球对人民币贬值的担忧。实际上，经济是很难人为操控的，如果中国经济依然找不到新增长点，增长依然乏力或者让国际投资者看不到希望，那么人民币贬值压力将持续。但只要巨额外储还在，现实的贬值就不太可能看到。不过坐吃总会山空，纵有3万多亿外汇储备，究竟能挺多久，还需拭目以待。

5. 中国掉入的是中等收入陷阱吗

“中等收入陷阱”的“逻辑陷阱”

中国经济已经成功地从联合国划分的“低收入经济体”进入了“中高等收入经济体”行列。然而，近年来，面临增速放缓，一些人开始对中国将来能否成为高收入经济体产生焦虑。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一些研究报告都从历史经验角度列举了许多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失败的案例，比如，从1960年算起，当时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只有13个在2008年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其余88个国家或地区要么降至低收入水平，或发展止步不前；二是目前中国发展要解决好创新问题、增长问题，也面临来自国际秩序动荡对中国发展的挑战。

中国作为最有代表性的崛起大国，焦虑主要在于如何维持中高增长，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事实上，在2007年首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的世界银行报告中，并没有对这个概念进行重点深入阐释。此后，鲜有研究报告对这一提法作出公认、统一的定义，背后也缺乏综合、严谨的理论论证。按世界银行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提出这一概念的语义，“中等收入陷阱”是指许多国家在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之后，将会进入经济停滞期，出现贫富悬殊、环境恶化、社会动荡等现象，最终永远徘徊在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之外。深究这个概念，存在的“逻辑陷阱”非常之多。

一是“统计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用人均国民收入（GNI）这个单一指标来衡量发展水平，但GNI并不能全面反映一个国家的国民生活质量、精神状态与发展全貌。从联合国公布的各国国民幸福指数排名看，被视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巴西、墨西哥、阿根廷，排名显著高于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不丹多年来都属于中低收入国家，却被公认为“全球最幸福国家”之一。皮尤中心2014年的调查显示，在高收入的西方发达国家，对未来表示乐观的国民比例普遍在30%以下；而像智利、孟加拉、巴西、越南、中国等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对未来持乐观态度的国民比例一般都在80%以上。阿玛蒂亚·森、罗伯特·巴罗等著名经济学家都认为，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一种统计现象，没有经济学理论中的方法论支撑，是一个相当片面的概念。

二是“对照陷阱”。“中等收入”的标准往往是在与美国、美元的对照中得出的。比如，按美国经济学家胡永泰的说法，各国人均GDP为美国水平55%以上的国家为“高收入国家”；20％-55%的为“中等收入国家”；小于20%的为“低收入国家”。收入多少则按2015年可比美元计算，在4126至12735美元之间的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这样的对照方法明显是站在美国的角度评判世界发展，带有“美国中心主义”色彩。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PPP）法计算，中国、俄罗斯、巴西、墨西哥等人均国民收入均已超过1.3万美元，早已跨过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可见，“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多少带有“美国中心主义”式的傲慢与偏见色彩。

三是“历史陷阱”。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观察，局限在二战后到21世纪初的时间段。在这个时间段，多数国家刚刚实现独立，处于现代国家成长的初级阶段与发展探索期，难免会有不少国家走一些弯路。过早对这些国家盖棺定论，认定其会永远处在“中等收入陷阱”中，恐怕为时尚早。能否尽快跨过“中等收入”这道坎，关键在于能否保持持续发展的势头。成为高收入国家也并不代表未来发展就能高枕无忧，目前日本等高收入国家已经陷入了低增长的困境。有的欧洲高收入国家还因财政困局而陷入国家破产的境地，面临沦为“第三世界国家”的风险。因此应该用动态的、发展的眼光来观察“中等收入陷阱”。从这个角度看，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中的“陷阱”是永远存在的概念，而永远在许多时候代表着虚无。

四是“人口陷阱”。后发的、人口体量较少的国家很难获得经济独立，很容易受外界的影响而无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2016年，全球人口总数达到了74亿，其中27个人口超过5000万的国家拥有全球75%以上的人口量。除去这27个国家，其余经济体的平均人口数只有850万。人口相对较少的经济体，尤其是后发的、人口规模较小的国家，受到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抑制、冲击就会相对较大，甚至很难经济自主，它是必须依赖国外，有时国家存续都存在问题。1950年全球只有84个国家或地区，1970年也只有143个，现在则有200多个。这说明世界上多数经济体的续存时间尚且相对短暂，在全球经济体竞争激烈的常态下，能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小经济体案例，天生就是小概率事件。像中国、印度、巴西等人口体量较大的国家，只要政策得当，社会稳定，国内市场消费能力得以培育，持续增长就是大概率事件。从这个角度看，不能在人口规模不同的国家之间对等地比较经济现象。

当然，平常心看待增长陷阱，不意味要掉以轻心。毕竟，二战后有过连续50年以上人均国民收入增长5%以上的国家总共只有五个，分别是中国（6.7%）、博茨瓦纳（6.0%）、新加坡（5.6%）、韩国（5.5%）和赤道几内亚（5.5%）。中国既要为过往的增长成绩而感到自豪，也要为未来能否继续增长而放平心态，不必过于焦虑，但也不必过于无视。毕竟，对于这个高难度的任务，中国需要从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出发，从长计议，转换发展动力，才能经受实现长期发展目标的考验。

全球增长陷阱的病灶在全球

所有经济体都会因其中的全球化影响而面临增长陷阱。在当前开放型经济、价值链全球化的世界，增长动力与发展变量和外部环境更是分不开。国际金融、大国经济变动、跨国基础设施、地缘政治、国际规则、跨国公司以及国际组织等国际元素，都与每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密切相关。此时，分析增长因素时，不只是分析本身，还要从主权国家的世界观去分析。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许多经济体“增长陷阱”变得更加突出，深层化发展的动力更是贫乏。2016年后，发展状况更为严峻。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增长陷阱”，性质堪称全球经济的“新增长陷阱”。造成“新增长陷阱”的原因主要来自“输入型”经济风险，比如国际金融危机、强国制裁、战争等国际因素，而非像过去那样仅仅聚焦在内部原因。

当下的“新增长陷阱”源于2008年。西方经济体无节制地“印钞救市”，占了全球货币发行量九成，给国际资产价格带来巨大的泡沫，也导致了全球实体经济通缩恶果。经过深层化发展，可以发现，当下全球“负利率”、西方“零增长”、各国金融市场频频波动、汇率震荡、大宗商品长期低迷等全球经济系统性问题，乃至难民潮、恐怖袭击频发等非传统安全层面的“次生灾害”，都源于2008年。2015年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当年的全球增速预期为3.1%。但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已被调低至2.9%，2017年的预期略有复苏，但世界经济仍然没有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即使相比于2008年-2014年平均增速，全球经济也没有提升到当时的3.26%水平。

全球的诸多病灶如果不解决，很难让人看到走出“新增长陷阱”的希望。这主要来自于五个问题：

一是主要经济体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力短缺、长期增长动力不足等难题。目前，中国人的年龄中位数为36岁，而发达经济体却已超过43岁。这就意味着发达经济体不得不面临社保与医保的负担过高、财政赤字、创新能力下降等社会难题。

二是全球财富分配不公“新鸿沟”导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恶果。在《21世纪资本论》中，法国著名经济学家皮凯蒂指出，资本投资的长期年均收益率大大高于劳动报酬的长期年均增长率，导致存量社会财富出现日益扩大。穷人越来越多，会使得社会消费动力不足，依靠社会消费而出现经济新增长很难实现。

三是全球技术创新“中梗阻”使得新兴经济体无法完全享受到平等知识产权与创新的新成果。目前，知识产权为代表的创新获利权产生巨额暴利，发达经济体垄断了暴利，进而通过各种垄断性技术扼制了新技术创新，最终使得创新乏力，无法带动全球经济新一轮增长。

四是全球强势货币“风暴潮”使得热钱“全球漫游”，潜在危害巨大，甚至会引起下一轮的“金融海啸”。1997年，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像马来西亚这样的中等规模经济体，在一夜之间几乎失去一代人的财富。目前，游资像是“风暴潮”，一旦袭来，后果难以想象。

五是地缘政治风险“正反馈”难题，导致了难民潮与恐怖主义等对经济造成伤害的非传统因素。当今世界面临地缘政治风险日益上升，“负反馈”迅速放大，危害到各个经济体的旅游、生产以及各类消费，对各个经济都形成巨大的新增长瓶颈，每个经济体不得不付出巨大的代价来应对。面对五大难题，只有找到合作应对的新框架，全球经济才能共同跨越“增长陷阱”。

中国已充分意识到“中等收入陷阱”危险

在“中等收入陷阱”讨论中，拉美国家常常被视为典型案例。这些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后所暴露出的问题集中表现在，经济增长过度依赖资源开发，贫富差距悬殊，没有技术进步的单纯资本积累使得本国产业链既无法与低收入国家竞争，也无法与高收入国家抗衡。观察中国不难发现，我们早已吸收了拉美国家的发展教训，不仅没有走上拉美老路，而且走出了新型工业化道路。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更加注重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拉美国家在其城镇化进程中，因为政府公共职能缺失，导致了城镇化进程与工业化发展水平不相适应，大量人口涌入城市，而落后的工业无法提供充分的岗位，贫民数量不断增加，出现了大量的贫民窟，引发了很多社会矛盾。同时，官员腐败问题也激发了民众不满情绪，严重阻碍了经济增长。相比之下，我国的城镇化进程有序、扎实地推进。我国大力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优化城镇布局，发展生态文明，提供充足就业岗位，提高城镇化质量；大力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逐步实现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城乡产业发展融合化；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采取切实措施提高城乡居民衣、食、住、行水平，并且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承诺到2020年让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中国的反腐力度也是前所未有的，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极大赢得了民心，社会和谐稳定程度进一步提高。

上述三大举措，足以保证中国不会重蹈拉美国家覆辙，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以史为镜，明确未来。

6. 请问一个国家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志是什么

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4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我个人觉得：
人均收入3000-5000美元这个标准（这个是以前的数据，我觉得应该是购买力的问题。现在由于美联储不断量化宽松，美元的购买力明显下滑，所以标准应该有所提高。）

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志是 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现在中国就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搞不好也会落入这样的陷阱之中）
理论上讲，脱离“中等收入陷阱”不应该以人均收入看，主要还是看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以及经济增长动力足不足？当然人均收入是一个衡量指标。

你说假定2020年中国人均收入达到1万美元，那么是不是代表中国逐步脱离“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隐患？可以算是吧，如果那个时候没有没有大幅贬值！

7. 中国中等收入陷阱

什么时候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的提高，贫富差距是否缩小，公共服务得到基本保障，那么中国不仅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且成为真正的发达国家也指日可待。

至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用惊人的速度上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尽管如今中国的GDP已经超越许多发达国家，但由于中国人口基数众多，它在近阶段也是一直处于发展中国家的位置。

处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大概值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至12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据目前统计，大部分未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来自于拉丁美洲，比如，巴西，智利，和委内瑞拉等。

中国将迈入高收入国家

林毅夫

2020年9月14日，知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在厦洽会发表了一篇《林毅夫：新形势下的全球治理体系》文章阐述了他的观点，在林毅夫先生看来，根据各种预测，中国大陆应在2025年之前可跨过人均收入12700美元的门槛，变成高收入经济体。届时，全世界生活在高收入国家的人口将从现在只占全世界人口16%，大幅提升至34%。社科院学部委员李培林则表示，在2021年-2025年的“十四五”规划期间，中国将由一个中等收入偏上的国家走向高收入国家。李培林表示：“2019年中国人均GDP达到了1万美元左右，按照现在的人口增长、汇率变化，以及经济增长的态势，预计在2021-2025年的五年期间某一个时间点我们将跨过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12600多美元）高收入国家的一个门槛。李培林指出：“我们一般说的发达国家是指经合组织三十多个国家，这三十多个国家的人均GDP低的2.5万，高的大概8万多，所以我们和发达国家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我们也不能轻言，跨过这个坎以后就认为我们跨过了中等收入国家的陷阱，很多国家在这个阶段长期徘徊的情况也是发生过的。

不难发现，中国终将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似乎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如何规避转型期间可能出现的中等收入陷阱，不少的经济学家和学者或是回避或是闪烁其词，并不愿意主动触及这个问题，作为从事信息分析27年的独立智库，安邦从2009年开始着手分析这个问题，并不断预警，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难度不能低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需要的技术持续进步、产业高端化等条件对中国而言都绝非易事。

实际上，对于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决策层的看法有时比学者观点更直白，也更客观。早在2014年11月10日，中国政府领导人在北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同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对话会时曾经表示，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过是肯定要过去的，关键是什么时候迈过去、迈过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发展。领导人表示，我们有信心在改革发展稳定之间，以及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促改革之间找到平衡点，使中国经济行稳致远。政府的表态给出了两个信息

（1）中国现在仍处在中等收入陷阱的阶段，今后肯定会迈过去；

（2）即使迈过中等收入陷阱阶段，也存在以后如何向前发展的问题。

这意味着，跨越之后并不是万事大吉，正如有些学者所言，在高收入阶段也会陷入停滞的陷阱。

中国将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陈功

安邦智库（ANBOUND）首席研究员陈功

安邦智库（ANBOUND）首席研究员陈功在安邦智库首席研究员陈功看来，从历史来看，世界上有多个国家曾经努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但大部分国家都失败了。

战后可以稳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并不多见，虽然从技术层面来讲共有11个国家（赤道几内亚，希腊，爱尔兰，以色列，日本，毛里求斯，葡萄牙，西班牙，波多黎各，新加坡，韩国）先后进入高等收入经济体行列，但其中大多数国家随后的表现并不稳定，真正稳居高收入国家的只有四个——日本、以色列、新加坡和韩国。

其他全球上百个国家经超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和努力，始终都无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些国家即使侥幸暂时跨越，但很快就跌落“神坛”，被打回原形。

统计显示，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经历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诸如马来西亚、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等国家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之后数十年里却一直停滞在人均GDP3000美元至5000美元阶段。世界银行的另一项调查显示，从1960年到2008年间，全球101个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中，只有13个成功发展为高收入经济体。

研究显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其跨越过程中都出现了大量的技术转移和技术吸收，以及随之产生的产业高端化升级。值得注意的是，前述四个国家都是美国进行技术转移的受益国。如果中国寻求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难以回避吸收技术转移升级、产业高端化的过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来说并非易事，有如下因素需要考虑：

（1）人均国民收入的提升速度正在放缓。按世界银行对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收入1.2万美元左右的标准，中国如果维持2017年的增速，大约在2022年将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人均国民收入的达标时间也会变长。如果考虑到中国经济中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实现人均收入达标的时间可能更长。

（2）中国的技术提升并不那么顺利。要成为发达国家，技术提升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科技差别仍然较大，要追上较高水平并以科技来支持经济，这一跨越并不容易实现。尤其是在反全球化浪潮兴起，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科技战的背景下，中国获得技术转移的难度进一步加大。

（3）中国需要进行持续有效的制度改革。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最终都要看制度安排，尤其是在各种红利因素消退之后，新的发展动力往往来自制度改革。客观来看，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仍然存在滞后的问题。

8. 中等收入陷阱表现的主要特征有哪些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奉行GDP增长方式，经过一段时间的经济高速增长使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收入水平时，由于道德沦丧、法治崩溃、坑蒙拐骗黑横行、假冒伪劣毒充斥、腐败与两极分化严重，迅速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并使既得利益集团迅速垄断国家资源、掌控国家经济命脉、掌握国家大部分财富，造成国内市场萎缩、产业升级乏力、增长停滞不前、民族主体性削弱、经济对外依赖性增强的状态。
通常，被困于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表现为：
1、投资比例低；
2、制造业增长缓慢；产业不够多元，如仅依靠能源或者廉价劳动力产品出口，缺乏高科技附加值的产业；
3、劳动力市场状况贫穷；
4、国民受教育程度较低；
5、人口老龄化少子化严重，导致人力成本增加
6、收入不均， 内需不足。

温馨提示：以上信息仅供参考，不代表任何建议。
应答时间：2021-01-06，最新业务变化请以平安银行官网公布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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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跌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后经济会是什么样

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4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我个人觉得：人均收入3000-5000美元这个标准（这个是以前的数据，我觉得应该是购买力的问题。现在由于美联储不断量化宽松，美元的购买力明显下滑，所以标准应该有所提高。）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志是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现在中国就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搞不好也会落入这样的陷阱之中）理论上讲，脱离“中等收入陷阱”不应该以人均收入看，主要还是看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以及经济增长动力足不足？当然人均收入是一个衡量指标。你说假定2020年中国人均收入达到1万美元，那么是不是代表中国逐步脱离“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隐患？可以算是吧，如果那个时候没有没有大幅贬值！

10. 从汇率上看 人民币是生值了 但从近期的物价上涨来看 人民币却是变相贬值了 人民币到底是升了还是降了

相对于现在的形式来讲人民币对外是升级的。对内还是贬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