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汇率政策总结

㈠ 汇率政策的现状

中国实行的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价格、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过去10年里，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同时也为维护亚洲乃至世界金融和经济的稳定做出了贡献。中国经济金融稳定发展，将为周边地区和世界各国提供更大的市场和更多的投资机会，为全球经济注入新的活力。事实证明，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既有利于中国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又有利于亚洲地区和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符合中国实际，应当长期坚持。中国将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在深化金融改革中进一步探索和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增强汇率杠杆对经济的调节作用，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略有节余。采取多种措施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与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是国家四大宏观调控目标。人们的方针是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略有节余。
因此，必须认真落实“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方针，在继续扩大内需、加快结构调整的同时，加大涉外经济政策的调整力度，改善国际收支平衡，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人民币汇率的调整属于结构性调整。人民币调整是必要的，符合中国的自身利益。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政策变化的重点在于调整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而不是人民币汇率本身，中国经济不适合钉牢美元。固定汇率一方面妨碍了中国自己的货币政策，造成资源错配，另一方面也不利于中国国际化进程和经济结构调整。但是政府决定人民币是否做调整和何时做调整，应以国家利益为重，不应受国际关系或市场压力所左右。再一方面，人民币与热钱的涌入也有密切关系。大量投机于人民币升值的热钱涌入，不仅制造巨大的金融风险，而且加大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在一定意义上挟持了中国的汇率政策。但是，热钱流入趋势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放缓，在热钱流入进一步放缓时，便是人民币调整的时候。

㈡ 我国的汇率政策

一、我国汇率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

1、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

2、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

3、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二、中国汇率制度的调控：

1、方式。

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而是参照一篮子货币、根据市场供求关系来进行浮动。这里的"一篮子货币"，是指按照我国对外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选择若干种主要货币，赋予相应的权重，组成一个货币篮子。同时，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计算人民币多边汇率指数的变化，对人民币汇率进行管理和调节，维护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篮子内的货币构成，将综合考虑在我国对外贸易、外债、外商直接投资等外经贸活动占较大比重的主要国家、地区及其货币。参考一篮子表明外币之间的汇率变化会影响人民币汇率，但参考一篮子货币不等于盯住一篮子货币，它还需要将市场供求关系作为另一重要依据，据此形成有管理的浮动汇率。这将有利于增加汇率弹性，抑制单边投机，维护多边汇.

2、中间价。

中国人民银行于每个工作日闭市后公布当日银行间外汇市场美元等交易货币对人民币汇率的收盘价，作为下一个工作日该货币对人民币交易的中间价格。现阶段，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美元对人民币的交易价仍在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交易中间价上下0.3%的幅度内浮动，非美元货币对人民币的交易价在人民银行公布的该货币交易中间价3%的幅度内浮动率稳定。

3、调整。

2005年7月21日19时，美元对人民币的交易价格调整为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作为次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上外汇指定银行之间交易的中间价，外汇指定银行可自此时起调整对客户的挂牌汇价。这是一次性地小幅升值2%，并不是指人民币汇率第一步调整2%，事后还会有进一步的调整。

因为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重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而非人民币汇率水平在数量上的增减。这一调整幅度主要是根据我国贸易顺差程度和结构调整的需要来确定的，同时也考虑了国内企业进行结构调整的适应能力。

㈢ 16.影响汇率制度选择的因素有哪些

影响一国汇率制度选择的主要因素：

1．本国经济的结构性特征
如果一国是小国，那么它就较适宜采用固定性较高的汇率制度，因为这种国家一般与少数几个大国的贸易依存度较高，汇率的浮动会给它的国际贸易带来不便；同时，小国经济内部价格调整的成本较低。相反，如果一国是大国，则一般以实行浮动性较强的汇率制度为宜，因为大国的对外贸易多元化，很难选择一种基准货币实施固定汇率；同时，大国经济内部调整的成本较高，并倾向于追求独立的经济政策。
2．特定的政策目的
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之一就是固定汇率有利于控制国内的通货膨胀。在政府面临着高通胀问题时，如果采用浮动汇率制往往会产生恶性循环。例如，本国高通胀使本国货币不断贬值，本国货币贬值通过成本机制、收入工资机制等因素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本国的通货膨胀。而在固定汇率制下，政府政策的可信性增强，在此基础上的宏观政策调整比较容易收到效果。又如，一国为防止从外国输入通货膨胀而往往选择浮动汇率政策，因为浮动汇率制下一国的货币政策自主权较强，从而赋予了一国抵御通货膨胀于国门之外、同时选择适合本国的通胀率的权利。可见，政策意图在汇率制度选择上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再例如，出口导向型与进口替代型国家对汇率制度的选择也是不一样的。
3．地区性经济合作情况
一国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合作情况也对汇率制度的选择有着重要影响，例如，当两国存在非常密切的贸易往来时，两国间货币保持固定汇率比较有利于相互间经济关系的发展。尤其是在区域内的各个同家，其经济往来的特点往往对它们的汇率制度选择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4．国际国内经济条件的制约
一国在选择汇率制度时还必须考虑国际条件的制约。例如，在国际资金流动数量非常庞大的背景下。对于一国内部金融市场与外界联系非常紧密的国家来说，如果本国对汇率市场干预的实力因各种条件限制而不是非常强的话，那么采用固定性较强的汇率制度的难度无疑是相当大的。
以上是一国在选择汇率制度时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汇率制度的选择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许多结论在理论界也是存在诸多争议的，因此我们在这里的介绍只是初步的。

㈣ 造成2016年下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较大幅度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2016年下半年汇率波动比较大一些，有多种因素。其中，2016年下半年，中国对外投资和其他方面的外部花销比较猛一些，每年下半年这个季节都会多一些，去年多得明显一些，也包括有一些企业在外面收购的热情比较高。第二，美国大选，特朗普当选，之后出现了很多和一般人预期不太符合的变化，因此导致美元指数上升比较猛。在这种情况下，汇率波动比较大。
从外部来看，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之间经济周期和经济政策分化所带来的外溢效应冲击是人民币汇率波动的重要原因。人民币中间价定价新规则——“收盘汇率+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表明，人民币汇率走势更多关注与一篮子货币相关联。2016年以来，上述国家的汇率均呈现明显波动，美元指数最高接近100，最低值不到92。而且，由于美国经济数据的摇摆、英国退欧黑天鹅等事件，汇率市场波动剧烈。
从内部来看，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性和灵活性上升也是汇率正在更多由市场因素驱动的表现。伴随着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深入，汇市的参与主体更加多元化，预期也更为多元化和分散，主体的多元化和行为的变化可能会在短期内加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2016年以来，受企业外币负债去杠杆以及海外兼并收购意愿不断升温等因素影响，中国外汇市场呈现阶段性的外汇供小于求的局面，人民币对美元收盘汇率阶段性地呈现较中间价贬值的走势。
市场对汇率形成机制的变化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离岸和在岸汇差阶段性较大的问题也需要一个过程来逐步化解。2016年2月13日周小川行长接受专访，首次就汇改与市场进行全面系统的政策沟通，是这一轮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注重政策沟通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之后，央行不断强化与市场的沟通，在汇率引导上也更加市场化，干预频次在减少，但在市场出现异常波动时积极干预，有助于预期的稳定。

㈤ 汇率政策和通货膨胀

exchange rate means the value of one currency in terms of another currency.

For instance,the exchange rate of British Pound to EURO is about 1:1.5,which means you can buy 1.5 euros with 1 pound.

So therefore, with a higher exchange rate of pounds the imports will be cheaper for UK residents, and this leads to a increase in aggregate demand,which directly affects inflation.

This type of inflation is called Demand-pull Inflation,caused by increases in aggregate demand.

㈥ 举一个关于汇率政策的例子。。

你好，这是这样的
汇率（又称外汇利率，外汇汇率或外汇行市）两种货币之间的对换的比率，亦可视为一个国家的货币对另一种货币的价值。汇率又是各个国家为了达到其政治目的的金融手段。汇率会因为利率，通货膨胀，国家的政治和每个国家的经济等原因而变动。而汇率是由外汇市场决定。外汇市场开放予不同类型的买家和卖家以作广泛及连续的货币交易(外汇交易除周末外每天24小时进行，即从GMT时间周日8:15至GMT时间周五22:00。即期汇率是指于当前的汇率，而远期汇率则指于当日报价及交易，但于未来特定日期支付的汇率）。
影响因素
（1）国际收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如果一国国际收支为顺差，则外汇收入大于外汇支出，外汇储备增加，该国对于外汇的供给大于对于外汇的需求，同时外国对于该国货币需求增加，则该国外汇汇率下降，本币对外升值；如果为逆差，反之。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不断增加，但美元却保持长期的强势，这是很特殊的情况，也是许多专业人士正在研讨的课题。
（2）通货膨胀率。任何一个国家都有通货膨胀，如果本国通货膨胀率相对于外国高，则本国货币对外贬值，外汇汇率上升。
（3）利率。利率水平对于外汇汇率的影响是通过不同国家的利率水平的不同，促使短期资金流动导致外汇需求变动。如果一国利率提高，外国对于该国货币需求增加，该国货币升值，则其汇率下降。当然利率影响的资本流动是需要考虑远期汇率的影响，只有当利率变动抵消未来汇率不利变动仍有足够的好处，资本才能在国际间流动。[2]
（4）经济增长率。如果一国为高经济增长率，则该国货币汇率高。
（5）财政赤字。如果一国的财政预算出现巨额赤字，则其货币汇率将下降。
（6）外汇储备。如果一国外汇储备高，则该国货币汇率将升高。
（7）投资者的心理预期。投资者的心理预期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汇兑心理学认为外汇汇率是外汇供求双方对货币主观心理评价的集中体现。评价高，信心强，则货币升值。这一理论在解释无数短线或极短线的汇率波动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果对你有帮助，请采纳。

㈦ 求2016人民币汇率变化情况...季度最好 有总结和图表谢啦

2016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总计下跌6.5584%

㈧ 2016年影响国家经济的政策主要有哪些

2016年国经济的主要发展目标和政策基调已基本确立。总体看，2016年宏观经济政策将以稳为主基调，强调供给侧供给，突出长期发展与短期增长的结合，强化市场的力量，保持政策的相对灵活性。
宏观调控：供给为主、需求为辅
近年来，国经济发展面临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工业品价格持续回落，工业企业利润下降;财政收入增速放缓，一些地区甚至出现负增长;潜在风险显性化的可能性增大。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有国际金融危机后外部市场需求变化的因素，但最根本的还是内在因素，即有效供给不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特别是结构性产能过剩比较严重，即主要矛盾正在由需求侧转向供给侧。由于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原因主要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面对的主要是供给侧、结构性、体制性矛盾，因而不可能通过短期刺激政策实现经济反弹，而必须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动力。因此，宏观调控中需要综合运用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使宏观调控从仅需求管理的一维政策，升级为同时包括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二维政策体系。首先确定供给管理政策和需求管理政策之间的组合，然后确定供给管理政策内部和需求管理政策内部具体政策工具的组合。
针对2016年的经济形势以及稳增长的政策目标，虽然需求、供给二者都扩张，但扩张的力度不一样，需求方面是适度扩张，而供给方面则扩张力度较大，因此是以供给扩张为主的双扩张政策组合。
经济管理：坚持四项原则
坚持总量调节和定向施策并举。把握好总供求关系的新变化，保持经济总量基本平衡，明确经济增长合理区间的上下限，加强区间调控、相机调控，加强政策预研储备，备好用好政策工具箱。当经济面临滑出合理区间的风险时，采取更大力度的稳增长措施，以有效缓解经济下行压力。坚持在区间调控基础上，注重实施定向调控、结构性调控，瞄准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特别是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统筹施策、精准发力，推动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努力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坚持短期和中长期结合。一方面，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有效性，通过预调微调，搞好需求管理，促使总需求与总供给基本平衡，熨平短期经济波动，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防范化解各种经济风险。另一方面，着眼于改善中长期供给能力，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结构性改革特别是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化解过剩产能、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增长极、增长带，加快推动经济结构优化，不断提高要素产出效率，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升级，提升经济潜在增长能力，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坚持国内和国际统筹。加快形成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机制，主动加强与主要经济体的政策协调和沟通，更加积极地参与多双边国际经济合作，提升国际话语权，推动国际宏观经济治理结构改革。
坚持改革和发展协调。一方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主动调控、稳中有为，保持经济稳定健康发展，为全面深化改革创造良好环境。另一方面，坚持问题导向，针对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推动有力促进经济平稳发展的改革措施及早出台、加快落地，使改革更加有力地服务于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要通过改革创新引导宏观调控方式创新，以结构性改革破解结构性难题，着力实现经济中高速增长、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
财政：降成本、优结构、促改革
2016年，财政政策一方面着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方面促进适度扩大总需求，力求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增强持续增长动力：
一是加快财税体制改革。推进中央与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全面推开营改增改革，将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纳入试点范围，积极推进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改革，推进消费税改革。
二是稳步加大财政支持力度。主要体现在：提高赤字率，扩大赤字规模，相应增加国债发行规模，合理确定地方政府新增债务限额;进一步实施减税降费政策，坚决遏制各种乱收费，坚决不收“过头税”，给企业和市场主体留有更多可用资金;加大统筹财政资金和盘活存量资金力度。
三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压缩“三公”经费等一般性支出，按可持续、保基本原则安排好民生支出。重点加强基本公共服务，特别是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的支持力度，加强对特定人群特殊困难的帮扶。创新公共服务方式，能够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提供的，不再直接承办，能够由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提供的，广泛吸引社会资本参与，非基本需求主要靠市场解决。
四是增强风险防控意识和能力。继续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完善预算管理机制，将政府存量债务还本付息纳入年初预算，根据批准的限额编制预算调整方案，建立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及债务收支情况随同预算公开的常态机制。强化风险预警，督促风险较高的地区制订中长期债务风险化解规划，新增债券安排与各地区风险程度挂钩。
工业：去产能、提效率
按照企业主体、政府推动、市场引导、依法处置的办法，研究制定全面配套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分类有序处置，妥善处理保持社会稳定和推进结构性改革的关系。化解过剩产能，与深化改革、企业重组、优化升级相结合。一是严控新增产能。进一步加大力度，根据市场需求，设定钢铁和煤炭等全国总量“天花板”。原则上停止审批新建煤矿、新增产能技术改造和煤矿生产能力核增项目。二是淘汰落后产能。对环保、能耗、安全生产达不到标准和生产不合格或淘汰类产能要依法依规有序关停退出。三是优化存量产能。理顺要素价格市场形成机制，提高产业准入能耗、物耗、水耗和生态环保标准，促进企业产品升级，加快向高端、智能、绿色方向转型转产。鼓励企业开展上下游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引导扭亏无望企业主动退出。四是开拓产能利用空间。支持企业利用“互联网 +”、国际产能合作和装备走出去等，积极拓展国内外市场。五是创造新的就业空间，为企业人员转岗提供支撑，支持传统企业开展“双创”。
在化解产能过剩的同时，加快结构升级步伐。聚焦《中国制造2025》重点领域，启动实施一批重大技改升级工程，支持轻工、纺织、钢铁、建材等传统行业有市场的企业提高设计、工艺、装备、能效等水平，有效降低成本，扶持创新型企业和新兴产业成长。促进互联网与制造业融合进一步深化，使得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显著提高，推出旨在推进智能制造、下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等产业发展的多个行动计划。
货币：稳健、灵活、防风险
2016年，国将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优化增量，保持灵活适度，大力推动金融改革开放，切实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促进经济金融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灵活运用各种工具组合，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既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又不随意放水。
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探索建立宏观审慎评估体系。继续运用抵押补充贷款、中期借贷便利、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等货币政策工具，支持金融机构扩大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信贷投放，引导降低社会融资成本，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不断优化信贷结构，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加大信贷政策和产业政策协调配合。按照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要求，全面做好扶贫开发金融服务。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持续释放改革红利。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完善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继续深化金融机构改革。继续加强对区域金融改革的支持。
推动金融市场规范创新发展。防范和化解经济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外汇储备经营管理。
房地产：去库存、促发展
在经济增速下行和高库存压力下，政府更加重视房地产在促进消费和拉动投资方面的重要作用，政策聚焦于挖掘房地产消费潜能，鼓励需求入市，进而恢复并带动投资信心。2016年，将推进以满足新市民住房需求为主的住房体制改革，把去库存作为房地产工作的重点。
按照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要求，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扩大有效需求，打通供需通道，消化库存，稳定房地产市场。落实户籍制度改革方案，允许农业转移人口等非户籍人口在就业地落户，使他们形成在就业地买房或长期租房的预期和需求。明确深化住房制度改革方向，以满足新市民住房需求为主要出发点，以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为主要方向，把公租房扩大到非户籍人口。发展住房租赁市场，鼓励自然人和各类机构投资者购买库存商品房，成为租赁市场的房源提供者，鼓励发展以住房租赁为主营业务的专业化企业。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顺应市场规律调整营销策略，适当降低商品住房价格，促进房地产业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
继续推进棚改货币化安置，努力提高安置比例，将新安排600万套棚户区改造任务。实现公租房货币化，通过市场筹集房源，政府给予租金补贴。改进房地产调控方式，促进房地产企业兼并重组。进一步落实地方调控的主体责任，实施分城施策、分类调控。
农业：由数量转质量，加快产业融合
当前，国农产品中低端供给较为充足，另一方面放心安全的农产品供给又明显不足。因此，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保稻谷、小麦等口粮，保耕地、保产能，保主产区特别是核心产区的粮食生产的前提下，农业生产将由数量为主，逐步转向数量质量并重、更加注重效益，更加满足消费者需求。
充分发挥多种形式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在结构性改革中的引领作用，农业支持政策要向规模经营主体倾斜，惠农政策由普惠向新型经营主体转变。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完善利益联结机制为核心，以制度、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为动力，以新型城镇化为依托，着力构建农业与二三产业交叉融合的现代产业体系，形成城乡一体化的农村发展新格局，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繁荣。
以农牧结合、农林结合、循环发展为导向，优化农业种植养殖结构，建设现代的饲草料产业体系，促进粮食、经济作物、饲草料三元种植结构协调发展。加快农业由生产环节向产前、产后延伸，提高农产品加工转化率和附加值。推进农业与旅游 、教育、文化与产业的深度融合，实现农业从单纯的生产向生态、生活功能的拓展，大力发展比如像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创意农业、农耕体验等等。
土地：有保有压、控制成本
为加强结构性改革，服务稳增长目标，2016年土地政策将强化去产能、去库存、降低企业成本、防范地方债务风险等基调。制定配套政策，盘活企业存量土地，促进“僵尸企业”分类有序处置，稳妥安置分流下岗职工。以煤炭、钢铁行业为重点，加快去产能步伐。严把土地供应关口，三年内对煤炭、钢铁新上项目一律不得核准、备案。与此同时，综合考虑房地产去库存和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实施有保有压的用地政策。积极保障新产业发展用地，对于国家鼓励发展的新产业、新业态，各地可结合地方实际，纳入重点保障范围。以“先存量、后增量”的原则，优先安排新产业用地供应。多种方式供应新产业用地，差别化保障新业态用地，鼓励盘活利用现有用地。
深入研究降低企业特别是实体经济企业用地成本问题，合理确定地价水平，防止企业用地价格过快上涨、加重企业用地成本。创新企业用地模式，鼓励采取长期租赁、先租后让、租让结合等出让方式，降低企业用地成本。对利用存量土地、荒废地开展技术改造项目的企业，加大土地政策支持力度，促进企业转型升级。
区域政策：落实总体战略，加强合作
支持各地发挥比较优势，贯彻落实“一带一路”建设顶层设计以及各省(区、市)参与建设“一带一路”实施方案，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全面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支持三省市制定各自方案和支持政策，稳妥有序推动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推进交通一体化、生态环保、产业发展三个重点领域率先突破，协调推动体制机制改革、创新驱动发展和试点示范。发挥京津冀协同发展辐射带动作用，促进环渤海地区合作发展，支持建立由北京市牵头的环渤海地区合作发展协调机制，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生态环境联防联治、产业发展协同协作、市场要素对接对流、社会保障共建共享等重点领域合作。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发〔2014〕39号)，认真组织实施即将出台的《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支持沿江11省市建立和完善地方政府协商合作机制，高起点高水平合作建设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进沿江产业有序转移和优化升级，加强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推动上中下游地区协调发展、沿海沿江沿边全面开放。发挥长三角区域合作组织作用，加快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带动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为基础，以三大战略为引领，积极推动珠江-西江经济带等经济支撑带建设，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发挥城市群辐射带动作用，鼓励其他地区借鉴京津冀协同发展做法，提高东北地区、中原地区、长江中游、成渝地区、关中平原等城市群内部协同发展水平。推进重点地区一体化发展，支持有条件地区积极探索同城化。根据环境容量和生态空间，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探索建立毗邻省份发展规划衔接机制，推动空间布局的协调和时序安排同步进行。
建立区域合作资金保障机制，创新利益分享与保护补偿机制，强化区域互助机制。尊重基层首创精神，支持各地开展先行先试，积极探索加强区域合作的新路径、新方式，力争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丰富区域合作工作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