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东生股票

❶ 刘东生的学术著作

刘东生发表的文章被SCI论文引用3000余次，2002年获国际“泰勒环境成就奖”。泰勒奖是世界环境科学的最高奖，有“环境科学诺贝尔奖”之称。但令人奇怪的是，刘先生获奖以后，国内媒体普遍反应冷淡。他的研究成果对黄土高原水土保持、植被重建以及东部沙地治理等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他热爱祖国，奉献于地球科学事业，在学术生涯中，孜孜不倦，努力进取，团结奋进，做出了重大的科学贡献。他为国家培养了许多人才，他们已经成为中国地球环境科学研究的骨干。他领导建立了多学科交叉的现代化科学实验室，已成为中国及国际第四纪环境科学的研究中心之一。他的工作推动了地球环境科学的发展，使中国第四纪地质学与环境地质学立于国际地球科学的前沿。
刘东生是中国地球环境科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在近60年从事地学研究中，对中国的古脊椎动物学、第四纪地质学、环境科学和环境地质学、青藏高原与极地考察等科学研究领域，特别是黄土研究方面做出了大量的原创性研究成果，使中国在古全球变化研究领域中跻身世界前列。他在理论研究中的杰出贡献主要是：从20世纪50年代起，对黄土高原进行了大量的野外考察和实验分析，完成了黄河中游黄土分布图、中国黄土分布图和3部专著，并把过去只强调搬运过程的风成作用扩展到物源-搬运-沉积-沉积后变化这一完整过程。

❷ 刘东生的研究领域

▲学术期刊
《地质科学》和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集刊》副主编，《地质学报》和《地质论评》编委等。 刘东生曾多次参加科学考察活动。并曾于1957年兼任《中国第四纪研究》主编，1972年兼任《环境地质与健康》主编。
▲泥盆纪研究
与此同时，他还对泥盆纪的划分与对比，以及恢复泥盆纪时期的古地理做出了贡献。他在这方面的论著有：《殷墟哺乳类补遗》（1948年）、《四川歌乐山哺乳动物群》（与杨钟键合作，1948年）、《山西榆社系哺乳类记述》（与杨钟键合作，1948年）、《南京五通系中鱼化石》（专著，与潘江合作，1957年）、《关于狼鳍鱼》（《科学通报》，1951年）、《中国第四纪沉积物类型分布图的拟制》（与张宗祜合作，1958年）、《气候标志及中国第四纪地层划分》（《中国地质》，1962年）、《湖南临沣鲈形类—新种》（《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2年）等。
▲金属矿产研究
从1949年开始，刘东生进行了铜矿、铁矿、铜镍矿和稀有金属的找矿工作，以及水库坝址的勘探工作。他写了不少有关矿产和工程地质方面的科学报告和论文。主要有：《四川重庆白庙子煤矿地质报告》（与王朝军等合作，1946年）、《扬子江水利发电计划和三峡坝址地质工程报告》（与侯德封等合作，1947年）、《辽宁清源县水湖沟、湾垄、云家岗矿区铜镍矿》（1950年）、《三门峡水库坝址附近第四纪地质报告》（与杜恒俭等合作，1951年）、《内蒙古老哈河石门子水库坝址报告》（与周德贵等合作，1952年）等。
▲黄河中游水土研究
1954年，刘东生参加了关于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的科学考察工作。他领导并参与了对黄土成因及其特性的系统研究工作，写出了有关黄土的专著4册，考察报告1册，受到国内外同行的重视。他还编制了200万分之一中国黄土分布图，50万分之一黄河中游黄土分布图。他用数学方法对黄土的搬运与沉积进行模型研究，论证了黄土是一个具有独特古气候意义的地质建造，这为黄土的洲际对比和全球性黄土成因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对黄土成因的探讨，还为研究黄土的力学性质、黄土的湿陷性、黄土的地下洞室、桥涵、高坝等抗压性能提供了科学依据，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这方面的论著有：《黄河中游水土保持考察报告》（专著，科学出版社出版，1956年）、《黄河中游山西、陕西黄土分布图》（《科学记录》，1958年）、《新黄土和老黄土》（《地质月刊》，1959）、《中国的黄土》（与张宗祜合作，《地质学报》，1962年）、《黄河中游黄土》（专著，科学出版社出版，1964年）、《中国黄土分布图1：200万》（地图出版社出版，1965年）、《黄土的物质成分和结构》（专著，科学出版社出版，1966年）、《中国黄土的堆积与演化》（1979年出席26届国际地质会议论文）、《三十年来中国黄土的研究》（1979年，第三届全国第四纪会议论文，上集）等。
▲黄土地貌研究
20世纪50年代以后，黄土地貌研究进入蓬勃发展阶段。1953年黄秉维首次编制成1:400万黄河中游土壤侵蚀分区图，并发表相应的论文，奠定了黄土地貌研究的基础;1953～1958年,罗来兴等进行了黄土地貌分类和沟道流域侵蚀地貌制图工作，把黄土地貌研究与黄土区土壤侵蚀与水土保持工作紧密相联。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刘东生等不仅在黄土地层学研究中作出了贡献，为确定黄土地貌发育年龄打下了坚实基础，而且在黄土地貌发育的历史过程、黄土性质与现代侵蚀的关系、黄土地貌类型区域分布与黄土下伏原始地面起伏的关系等方面，都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代表性著作有《黄河中游黄土》(1964)、《黄土与环境》(1985)。
▲极地高山研究
1964年，刘东生暂时放下黄土研究工作，与冰川学家施雅风共同主持青藏高原希夏邦马峰科学考察。这座山峰是当时全球8000米以上高峰中唯一的处女峰。刘东生经常注意科研中前沿性研究工作的开展，在研究黄土的同时，对全球科学家感兴趣的青藏高原广大地域、希夏邦马峰、珠穆郎玛峰、托木尔峰、南迦巴瓦峰等地区领导并参与了第四纪冰川及第四纪地质的考察研究，推动了我国高山科考探险工作，前后组织编著了14卷科考报告。与孙鸿烈院士合作关于青藏高原隆起对自然环境条件影响的报告。获中国科学院特等奖1988年，国家科委自然科学一等奖，1989年又获陈嘉庚奖。
1964年以后，刘东生在继续研究第四纪地质和我国黄土的同时，开始以登山考察为主的第四纪古冰川、古气候的研究。他与施雅风等合作共同倡导并组织了两次高山考察，他自任队长和副队长，对我国第四纪冰川、冰期、间冰期的划分进行了研究，对喜马拉雅山的新构造运动、珠峰地区的第四纪地层划分、古气候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将高山考察的成果编成论文集和图片集，这为征服险峰，探索我国的高山资源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也填补了我国在世界、高山考察史方面的空白。他参加编写的论著有：《希夏邦、马峰地区科学考察初步报告》、《希夏邦马峰科学考察论文集》（4卷）、《珠穆朗玛峰科学考察报告》（14卷）、《希夏邦马峰科学考察图片集》、《珠穆朗玛峰科学考察图片集》等。
▲地质学与医学研究
1969年起，刘东生与他人合作开展环境地质学的研究，推动了地质学与医学研究的结合，对我国环境保护科学的发展和机构的建立起了积极作用。他写了《环境地质的出现》（《环境与健康》，1972年）、《环境地质展望》〈环境地质与健康》，1975年），《当前环境科学中的若干问题》、《国际环境科学的发展》、《从肿瘤看环境地质学的研究》（《环境地质与健康》，1979年）、《环境地质学》等。
▲罗布泊地区研究
“我是到了罗布泊新疆的，那是最难到达的，现在很多人都不敢去。有一部分是盐湖，那个盐翘起来，跟刀似的，那个厉害，那个盐一蹭皮，都崩裂了，都起来了，跟冰似的那样，都是盐的那个困难。”
刘东生对在罗布泊科学考察史上第一次使用了便携式光谱仪、大地导电仪（不同深度含盐量测量仪）、卫星全球定位系统等先进设备，很感兴趣，并且说：相对于过去地质科学考察的'老三样'（铁锤、罗盘、放大镜），现在的地质科学考察工作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通过考察，他们得出结论，塔里木河下游及罗布泊地区近年生态恶化的主要原因很明显是过度的农垦，以至生态用水和农业用水之间形成尖锐的矛盾。近几年，有关部门已五次通过塔里木河和孔雀河等，向罗布泊地区进行生态应急输水，但此工程亦面临一定困难。为了彻底恢复和改善塔里木河下游生态，就必须对周围水源河（特别是塔里木河和孔雀河）进行全流域的综合治理。刘东生特别提出：用管道输水的方法还是可以考虑的，虽然造价高些，但可以很大程度地减少蒸发和渗漏。例如，如果向下游输送1.3亿立方米的水，但在途中却损失了3000万立方米，哪个更划算呢？
并明确指出：罗布泊不是游移湖。他们也对罗布泊在卫星影像上的大耳朵形象作了详尽的分析和揭谜。他们还发现罗布泊西北的龙城雅丹地貌并非是以往认为的单纯的风蚀平行糟谷，而是在洪水作用基础上再经风的侵蚀作用最后形成的，也就是属于复合类型的。他们还发现红柳枯枝落叶层与沙层交替沉积形成的红柳沙包年层，以及在古楼兰遗址湖相沉积物中发现的炭屑层。刘东生认为，高分辨率测年手段和丰富环境信息载体对第四纪科学研究有其重要的意义。
▲雅丹地貌研究
“雅丹”一词，原是维吾尔语“雅尔”的变音，意思是陡崖。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一些中外科学家在罗布泊地区见到了大面积分布的相间的土丘和沟谷，并在撰文中采用“雅丹”来形容这一特殊的地貌形态，以后就逐渐为地学界接受和采用了。
中国科学院院士刘东生指出：过去，许多人认为罗布泊雅丹地貌的成因主要是风的吹蚀作用，但是根据实地考察和对航空照片等资料的分析，罗布泊地区的雅丹地貌的成因不只这一种，可以归纳为3种类型。一是由风的吹蚀作用形成的平原地区的雅丹地貌，沟谷长轴走向与当地主风向一致；二是洪水作用形成的邻近山区或湖滨的雅丹地貌，沟谷长轴走向与附近山地洪水的走向一致，并在雅丹的土丘上留有洪水的痕迹；三是在阵发性暴雨和洪水作用的基础上，再经过风的修蚀作用而成的雅丹地貌，沟谷长轴走向既与洪水走向一致，也和当地主风向一致，是二者合一的第三种成因。
▲水洞沟遗址研究
位于宁夏灵武市境内的水洞沟，是与北京周口店等旧石器时代遗址齐名的重要遗址之一。该遗址自1923年由两位法国学者首次发现并发掘以来，考古专家于1959年、1963年和1980年又进行过3次发掘。其中，第二次发掘是由中苏专家联合进行的，第三次是由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亲自主持的。几乎每次发掘都有许多重要发现。2003年至2005年9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在距前几次的发掘地点———第一地点100米以外的第二地点又进行了第五次大规模发掘。刘东生先生认为，水洞沟新的一轮考古工作标志着“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文艺复兴。”
水洞沟遗址是我国最早经过系统发掘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也是我区境内最早进行的考古活动，虽然是由欧洲人进行的，但它无疑是目前所知宁夏现代考古的第一次；水洞沟遗址的文化内涵又是深厚复杂的，它既具有本土特色，又具有欧洲特色，是宁夏境内最早的广义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产物；水洞沟文化所具有的文化内涵产生于荒蛮，影响于后世，引起了世界各地研究旧石器时代文化的专家、学者的广泛注意，也成为宁夏一道亮丽的文化品牌。正如著名地质学家、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得者刘东生院士在《水洞沟-1980年发掘报告》序中所说：“水洞沟不同于一般的考古遗址。它是一个东西文化交流中不断迸发出明亮火花的闪光点。从2万多年前猎人们之间的往来，到现代东西方科学家的共同工作，都体现了这种东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今天，那些在20世纪初为了寻求科学真理和人类价值而到东方来，并为中国科学事业做出过贡献的西方科学家们，以及为了旧石器考古学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开花倾注了毕生精力的裴文中和贾兰坡先生已经离开我们。但是，他们的精神，他们的事业，以及他们所开拓的东西文化交流与世长存，并必将发扬光大。”

❸ 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的管理团队

谢企华：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外部董事。
刘东生：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何木云：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外部董事。
马正武外部董事
袁懋振外部董事
陈向东职工董事 刘东生：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
莫德旺：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周育先：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常委。
宋耀华：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常委。
卞正治：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秘书、总法律顾问。

❹ 刘东生以什么成就获得最高科技奖的

他的成就怎么评价都不为过
刘东生是我国全球环境变化研究领域的专家。当前，人类生存环境正面临一系列的问题，诸如自然环境是怎么变化的？变化原因是什么？趋势又是什么？刘东生从中国的黄土记录中为世界科学界寻找答案。
黄土高原分布面积约４．４×１０５ｋｍ２，厚度最大的超过３００ｍ，这么厚的黄土是怎么形成的？长期以来，在科学界有两类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黄土是“风成”的，由风从沙漠里搬运过来的，这派观点最早由德国科学家提出来的。第二派观点是由前苏联科学家提出来的，认为中国的黄土是“水成”的，即主要是水搬运沉积而成，而且主要是由洪水搬运沉积的。但不论是德国科学家还是前苏联专家都只是在野外考察了中国的黄土高原后得出各自观点，而没有从科学上深入地进行论证。“风成”、“水成”代表了截然不同的两种环境，阐明黄土的成因是黄土环境研究的首要问题。
针对这个问题，刘东生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开始，就组织几十个人的研究队伍对黄土高原十多条大断面徒步进行了野外考察，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系统地采集和分析了大量的实验室样品，编制了大量的图件，完成了黄河中游黄土分布图、中国黄土分布图和三部专著，提出了黄土的“新风成说”，从而平息了世界科学界一百多年来的“风成”和“水成”之争。
黄土的“新风成说”是在吸收了前人的“风成学说”的合理内涵的基础上发展的。刘东生通过研究证明，整个黄土高原的沉积都是风成的。过去的“风成学说”认为，黄土高原的顶部黄土沉积是风成的。刘东生从时间上，把风成作用从黄土高原顶部黄土（大约是７万年）拓展到整个黄土序列（约２５０万年）。同时，刘东生把“风成学说”的概念进行了扩展。过去的“风成学说”只强调黄土的搬运这一个过程作用，“新风成说”则对物源、搬运、搬运时候的风力情况，沉积时候的环境面貌，以及沉积以后的变化这个全过程进行了阐述。刘东生认为，黄土的沉积过程与我们现在看到的沙尘暴一样，是逐渐地从沙漠里面搬运出来，在黄土高原慢慢沉积起来，也就是说，黄土是几百万年来一次次沙尘暴的叠加，它的沉积过程同时记录了环境变化的信息。黄土的“新风成说”为从黄土沉积中提取环境变化信息奠定了基础。
“新风成说”后来在国际上得到广泛的接受，刘东生被公认为“风成学派”代表人。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际上至少有一百位以上的科学家到中国来从事黄土的研究，发表了大量文章，这些文章都是以黄土的“风成说”为出发点的。
正因为这一奠基性的工作，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古全球变化（ＩＧＢＰ－ＰＡＧＥＳ）主席Ｏｌｄｆｉｅｌｄ教授撰文评价说，刘东生是中国黄土古环境研究之父，他的研究在国际学术界所受到的尊重，无论怎么评价都不为过的。

他用行动证明中国科学家走在了前面
上个世纪初期，欧洲科学家通过Ａｌｐｓ山地区的冰川沉积物研究发现，这个地区有四次冰期间冰期的变化，从而提出了四次冰期理论，即在第四纪时期（２５０万年以来），也就是地质历史上最新的一个时期，有四次冷暖的交替，冷的时期叫做冰期，两个冰期之间为温暖的间冰期，地质学上称之为旋回。这个理论后来得到北美、欧洲大陆冰川沉积物研究的证明，此后，四次冰期理论主导了２０世纪前半叶环境变化研究领域。刘东生等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期开始对这个理论提出了挑战。
黄土剖面中有两类颜色和结构都差别很大的地层单元。一类为黄土层，通常呈灰黄色，质地较均一，无明显结构；另一类为古土壤层，呈红色，有明显的土壤结构和土壤发生层次。黄土代表了寒冷干旱的气候环境，而古土壤则代表了暖湿的气候特点，黄土剖面由许多黄土与古土壤交替而成，说明气候冷暖干湿的交替远不止四次。１９５８年刘东生把这项成果以英文发表在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ｃｏｒｄ（《科学记录》）上，引起国际科学家的关注。德国的一位专家马上把它翻译成德文，１９５９年在德国发表，介绍给欧洲的科学家。
１９６１年，刘东生参加华沙会议（国际第四纪大会）的时候，同张宗祜教授一起在大会上报告了黄土－古土壤所揭示的冰期－间冰期多旋回的这一特点。之后，这个气候变化多旋回特点得到了国际上很多研究的证明，上个世纪６０年代中期开始，国际上开始执行深海钻探计划取得了大量深海沉积岩芯，进行了大量分析，这些结果都表明，第四纪时期环境气候变化确实具有多旋回性。多旋回理论可以简单地归纳为：第四纪环境变化为频繁的、周期性的冷暖交替。多旋回理论取代四次冰期经典理论，是全球环境变化研究历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
对刘东生多旋回理论的奠基，国际上也有很多评论。Ｏｌｄｆｉｅｌｄ教授的文章曾经这么说过：“１９６１年，在他出席国际第四纪大会时，就通过典型黄土剖面的研究，提出了第四纪时期古气候变化远比原先视为经典的（四次）冰期要多得多的旋回。”国际黄土研究联合会主席英国Ｓｍａｌｌｅｙ教授在一篇文章中这么写到：“１９６１年的华沙会议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这个会议上，中国科学家报告了黄土的成果……中国科学家显然走在了前面。”

他开启了中国黄土这本天书
全球变化研究是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开始提出、规划，并在８０年代中后期陆续开始实施的，成为全世界科学家们，特别是环境科学家们的一个共同努力的目标。刘东生通过系统研究，重建了２５０万年以来环境变化的历史，成为迄今全球唯一完整的陆地沉积记录。这方面的成果，１９８５年发表在《黄土与环境》中英文专著上，发表以后，应德国科学家的要求又对它进行了修订，以《中国黄土》为题在欧洲重新出版。
对这项工作，国际上的有关科学家表示非常地钦佩与惊讶。华盛顿大学的Ｂｕｓａｃｃａ教授在一篇书评中就这么写到：“曾多少次，地质学家以及那些努力探索第四纪历史的学者们渴望着一个在完整性、时间跨度和详细程度可以与深海岩芯相媲美的陆相岩石记录？我们可以苦苦奋斗去识别、去对比、去定年，可那总共才占第四纪时期一小部分的四五个冰碛垄。我们怎能想到刘东生等对中国的（约）２００米厚、含３０多层古土壤以及无脊椎、脊椎动物和早期人类化石的风成沉积的研究竟然建立了整个第四纪时期的丰富记录！”同时，这些成果已写入欧美的一些教科书，如美国的“ＰＡＬＥＯＣＬＩＭＡＴＯＬＯＧＹ”（《古气候学》）和澳大利亚出版的“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第四纪环境》）。
黄土、深海沉积、极地冰芯的记录已成为全球环境变化的三大国际对比标准。２００２年度“泰勒环境成就奖”评奖委员会评价说，“自然界把它的环境变化写入了３本天书，一本是深海沉积物，一本是极地冰芯沉积，另一本就是中国的黄土沉积物。……刘东生在半个世纪的不懈努力中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开启了这３本天书中的一本——中国的风成黄土沉积。”

他开辟了“青藏高原隆升与环境演变”新领域
１９６４年至今，刘东生一直致力于青藏高原隆起与东亚环境演化的研究，把青藏高原研究同黄土高原研究结合起来，把固体岩石圈的演化同地球表层圈的演化结合起来，开辟了地球科学一个新的研究领域，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地球系统各圈层相互作用已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研究热点。
刘东生研究青藏高原，最早是从了解“长尺度环境演化的控制因素”这个问题开始的。自１９６４年以来的近４０年的时间里，刘东生作为一个地学工作者和高山考察组织者，对青藏高原的希夏邦马峰、珠穆朗玛峰地区、南迦巴瓦峰以及天山的托木尔峰等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科学考察，对高山栎的发现与青藏高原的隆起，雅鲁藏布江缝合线的发现和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的碰撞，及三趾马化石的发现与古环境演变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于１９６６年提出的“青藏高原的隆起对自然环境及人类活动的影响”，成为以后青藏研究走向国际研究前沿的重要指导思想。

他说这是全体地学工作者的荣誉
刘东生对科学事业的执着追求，一丝不苟的扎实学风，团结友爱的人格魅力，吸引着一批又一批学子投身门下。几十年过去了，他带出的研究生多已成为我国地球环境科学研究的骨干，组成蔚为可观的学术梯队。他领导建立的多学科交叉的现代化科学实验室，已成为我国及国际第四纪环境科学的研究中心之一。他的工作推动了地球环境科学的发展，使我国第四纪地质学与环境地质学立于国际地球科学的前沿。
面对荣誉，刘东生说：“我是老科考队员，国家给我的这份荣誉，不是我个人的，是我国全体地学工作者的荣誉。国家授予我最高科学技术奖，我应该奉献给此时此刻身处高山雪地、崇山峻岭从事地学勘探、科考工作的全体地学工作者。”

❺ 刘东生的从事研究

刘东生早期所进行的鱼化石的研究和后来进行的第四纪地质学、环境地质学以及青藏科学考察等项科研工作既具有继承性，也具有独创性。他所取得的科研成果受到国内外的高度重视。其主要科学成就有如下几方面： 刘东生早年便开始从事古脊椎动物的研究工作，在鱼类化石研究方面有独到的见解。1946年，他对南京五通系中鱼化石，甘肃玉门下惠回铺系中的一个新种古鱼——鳕鱼，湖南临沣的鲈形鱼类，四川歌乐山哺乳动物群等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解放前我国鱼化石的研究除瑞典人史天秀有所涉猎外，几乎是空白。刘东生在杨钟键指导下所进行的工作，填补了我国在这方面研究工作的空白。
有着“黄土之父”美誉的刘东生1954年开始从事黄河中游的水土保持工作，先后于1964年、1965年、1966年著述了黄河中游黄土，中国的黄土堆积，黄土的物质成份与结构等获国家科委科技成果二等奖，70年代又继续开始黄土的科研工作，即结合生产实践又带动了第四纪发展，结合新技术，新方法对黄土进行更加深入系统研究，从古气候角度出发，建立了国际上公认的洛川坡头黄土标准刻面，为试图解决黄土与深海沉积对比做出了关于海陆地层及古气候对比的工作。继而完成黄土与环境1985年（中英文献）专著。获中国科学院一等奖，国家科委二等奖。

❻ 刘东生是谁啊

刘东生(1917年11月24日-2008年3月6日),我国著名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欧亚科学院院士、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三届中国科学...

❼ 刘东生的参加科考

1964年，刘东生参加了我国组织的科学考察队，攀登希夏邦马峰，同时还进行了川藏公路波密段泥石流考察。曾于同年任中国科学院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综合考察队副队长，1964年任中国珠穆朗玛峰登山科学考察队副队长、队长。
1964年至今，他一直致力于青藏高原隆起与东亚环境演化的研究，开辟了地球科学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他在地球环境科学研究领域的理论贡献，被国际学术界公认。
1976年任全国食管癌病因综合考察队队长等。
1977年任中国托木尔峰登山科学考察队副队长、队长，同年出席第五届环境理事会。
1979年由贵阳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调回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0年参加青藏高原科学讨论会并任秘书长。 刘东生曾先后到罗马尼亚、波兰、苏联、英国、法国、肯尼亚、美国、西德和瑞士等国家进行考察或出席国际学术会议。
20世纪80年代，刘东生基于中国黄土重建了250万年以来的气候变化历史，使黄土与深海沉积、极地冰芯并列成为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三大支柱，为全球气候变化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为国际科学界所信服。
1991年11月，刘东生前往南极的南设得兰群岛中的乔治王岛，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科学考察。
1996年9月，刘东生赴地处北极北纬78度13分的斯瓦巴德岛考察。
1980年刘东生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1987年获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名誉科学博士学位。
1991年当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1995年获香港岭南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学位。
1996年当选欧亚科学院院士。
2003年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以及中华绿色科技奖特别奖。
2008年3月6日11时52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❽ 刘东生的往事略集

刘东生回到驻地后跑去请教土壤学家朱显谟，朱显谟告诉他，以前被杨钟健称为“红色土”的沉积物可能有地质时期的土壤残留。随后，他们俩一起对“红色土”中的“红色条带”进行研究，证实了它们确实就是古土壤层，而整个“红色土”层就是含有古土壤的黄土沉积。这一重大发现，一方面将黄土沉积的时代，从过去的晚更新世（约10万年）延伸到整个第四纪（200多万年）。另一方面，在黄土剖面中区分出两类颜色和结构都差别很大的地层单元—— 一类为黄土层，通常呈灰黄色，质地较均一，无明显结构；另一类为古土壤层，呈红色，有明显的土壤结构和土壤发生层次。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后，刘东生认识到黄土堆积时期代表了寒冷干旱的气候环境，而古土壤发育时期则代表了暖湿的气候特点，黄土与古土壤的交替代表了第四纪时期气候的大规模波动，黄土剖面由许多黄土与古土壤交替而成，说明气候冷暖干湿的交替远不止4次。1958年刘东生发表在Science Record（《科学记录》）上的论文，引起国际科学家的关注。
刘东生通过系统的研究，重建了250万年以来全球环境变化的历史，成为迄今全球唯一完整的陆地沉积记录。这个成果1985年发表在《黄土与环境》中英文专著上，后应德国科学家的要求又进行了修订，以《中国黄土》为题在欧洲重新出版。
对这项工作，国际上的有关科学家表示钦佩与惊讶。华盛顿大学教授Busacca在一篇书评中写道：“曾多少次，地质学家以及那些努力探索第四纪历史的学者们渴望着一个在完整性、时间跨度和详细程度上可以与深海岩心相媲美的陆相岩石记录。我们可以多年地苦苦奋斗去识别、去对比、去定年，可那总共才占第四纪时期一小部分的四五个冰碛垄。我们怎能想到刘东生等对中国200米厚、含30多层古土壤以及无脊椎、脊椎动物和早期人类化石的风成沉积的研究竟然建立了整个第四纪时期的丰富记录！”
黄土对刘东生这样的地学研究者意味着什么呢？“就好像一架钢琴对一位音乐家。还是这架钢琴，还是‘1234567’七个音符，可以奏出《英雄交响乐》，也可以奏出《黄河大合唱》、《黄河颂》来；就好像红黄蓝三原色对于一位画家，在不同的画家手里，可以画出来《蒙娜丽莎》这样不朽的杰作，也可以画出很多其他东西。”刘东生还强调说，艺术家追求的是情感，而科学家追求的是智慧。他想从黄土研究中找到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答案，找到沙尘暴频频发生的答案，找到今天环境问题的解答。
从上世纪60年代起，刘东生把研究全球环境变化的视野，从黄土高原拓展到青藏高原，致力于青藏高原隆起与东亚环境演化的研究。他高瞻远瞩，把仅从地球固体岩石中寻找环境答案的做法，扩展到整个地球圈，开辟了地球科学的新的研究领域。20世纪90年代后，地球系统各圈层相互作用的研究，已经成为环境学术界的研究热点。
▲承前启后：科学路上，跑好我这一棒
“我1954年开始研究黄土，这50多年的岁月使我感觉离不开黄土，但是更让我离不开的是和我一起工作的这些同志们，他们使得我们国家的黄土研究真正地能够形成科研上的一股力量，还能够真正地做一些事情。”刘东生在领奖和接受采访等多个场合真诚地表示，一起共事的同事和同行是他“人生里头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锦绣文章傲群伦，精博学问育桃李”是学生丁仲礼和朱日祥对刘东生的评价。学生韩家懋则说：“老先生的经历、思想、学术和品德都是一个整体，否则，成就不了今天的他！”
韩家懋回忆起自己第一次见到先生的情景。“我1965年考上先生的研究生，第一年集中在中关村的研究生院上公共课，先生捎信来约我到所里一趟见个面，我就去了。那时候先生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大学者，我一路上还担心怎样与大学者打交道，但见面以后，顾虑全打消了，先生没有一点架子，非常平易近人。问了我大学期间的学习情况之后，他考虑到我是地理专业的学生，鼓励我要加强地质与生物方面的知识储备，好好学习。先生还带我到各实验室转了一圈，认识了大家，就这样与先生的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
“我认识老先生20多年了，不管是1980年组织青藏高原国际科学考察讨论会，还是1991年组织召开国际第四纪科学研讨会，或是1995年西南红壤及其贫困问题的考察，我更多地看到了这位谦和的老先生做人的美德。他尊重人、善待人、包容人、团结人，做人确确实实做到家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工作局原干部、科技部科研诚信建设办公室顾问孟辉回忆起刘东生的两样细微之处：一是尊崇和感激前辈先贤的业绩，感念铺路人的创业之功；二是尊重二线工作人员的劳动。
“我当时读了刘先生写的《科学家的社会责任》，觉得文笔优美、感情真挚。而更重要的是，刘先生这一代科学家对科学精神的传承，往往就体现在这样的细节当中。”孟辉说。
2002年，刘东生获泰勒环境奖后特意去家里给102岁的王恒升院士报喜，王恒升既是刘东生在西南联大时的老师，又是当年地质调查所的同事。王恒升女儿王莹棣回忆说：“那年父亲101岁了，脑子也不大清楚。刘先生还是执弟子礼，毕恭毕敬地把证书展开，捧给父亲看，鞠躬感谢业师的培育之恩。刘先生在西南联大的老师大概仅有父亲健在了。难得刘先生耄耋之年大喜之时，还惦念着60多年前的老师！如此人品风范，怎么不让人敬佩。”
功名显赫的人毕竟稀少，大多数的前辈则默默无闻，湮没在时光的尘雾里。
“1946年我初到地质调查所，一切都觉得新鲜，尤其对地质调查所中非地质专业的人和他们的工作最为印象深刻。许多做二线工作的老师傅的高尚人格、精湛技艺、敬业精神、创新意识和培养人才的热情，都令人敬佩而神往，希望研究地质学史的同行们能为他们写些文章。” 1950年以前的地质调查所，几十年来走出了49位院士，他们的成就建立在更多无名之辈的奉献之上。刘东生身体力行，多次撰文或在相关会议上赞扬地质调查所那些做二线工作的老师们：测量的颜惠敏，仪器装配的胡宝琳，绘图的鲁巨川、白耆彬，磨片、照相的李时俊，制作模型、后来成为古生物学家的胡承志，采集化石的王存义等，赞颂他们出色的工作，希望人们在纪念地质栋梁的同时，不要忽视了幕后工作者的贡献。
80年代从事同位素分析测试工作和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均取得显著成果，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1986年起任研究所副所长兼分析室和同位素室主任，进行了非金属矿的应用研究工作，用于饲料和肥料行业，取得了很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在研究所的管理的改革方面亦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并发表了一系列管理工作论文。

❾ 刘东生的生平事迹

刘东生（1917年11月22日-2008年3月6日）[1]，辽宁沈阳人，籍贯天津，中国地球环境科学研究领域的专家，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被誉为“黄土之父”。[2][3][4]
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地质地理气象系，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991年当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96年当选欧亚科学院院士，200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3][5]
刘东生毕生从事地球科学研究，平息170多年来的黄土成因之争，建立了250万年来最完整的陆相古气候记录，近60年从事地学研究中，在中国的古脊椎动物学、第四纪地质学、环境科学和环境地质学、青藏高原与极地考察等科学研究领域中，特别是黄土研究方面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创立了黄土学，带领中国第四纪研究和古全球变化研究领域跻身于世界领先行列。2008年3月6日去世
——取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