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控股公司監管問題

㈠ 傳螞蟻將重組為央行監管的金融控股公司，這釋放了什麼信號

隨著中國四大部門聯合約談螞蟻集團之後，就有消息傳螞蟻集團將進行資產重組，在央行的監督下轉型成為一家金融控股公司，這些背後究竟釋放了什麼信號呢？
第一個重要信號：國家堅決維護金融市場的公平競爭，反對資本無限制擴張和壟斷。此次事件國家的政策其實很清楚，對壟斷行為進行"預防和制止"，對創新行為"引導和鼓勵"。國家支持企業創新發展，增強國際競爭力，但於此同時也規定企業應依法規范發展，完善企業管理制度，堅決反對企業之間不正當競爭和壟斷。數字經濟是經濟發展的大趨勢，但是因為少數平台的一家獨大會導致其他一些小微企業發展受阻，導致企業在大型平台反競爭中造成不可彌補的傷害。螞蟻集團的重組釋放出了國家監督維護市場管理的決心和意志，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共享自己的力量。

㈡ 金融問題

2005年6月中旬外匯市場行情為：即期匯率USD/JPY=116.40/50，3個月遠期匯率為17/15。以美國進口商從日本進口價值10億元的貨物，在3個月後支付。為了避免日元兌美元升值所帶來的外匯風險，進口商從事了遠期外匯交易進行套期保值。此例中：
（1）若美國進口商不採取避免匯率變動奉獻的保值措施，現在支付10億元需要多少美元？
（2）設3個月後USD/JPY=115.00/10，則到2005年9月中旬時支付10億元需要多少美元？比現在支付日元預計多支出多少美元？
（3）美國進口商如何利用遠期外匯市場進行套期保值？
答：即期匯率USD/JPY=116.40/50，3個月遠期匯率為17/15,三個月遠期匯率USD/JPY=(116.40-0.17)/(116.50-0.15)=116.23/35
(1)現在支付10億日元,需要的美元數:1000000000/116.40=8591065.29美元
（2）設3個月後USD/JPY=115.00/10，則到2005年9月中旬時支付10億日元需要美元:1000000000/115=8695652.17美元
比現在支付日元預計多支出:8695652.17-8591065.29=104586.88美元
（3）美國進口商遠期買入遠期日元10億(遠期價為116.23),這樣,到期支付時,需要的美元數=1000000000/116.23=8603630.73美元,與假設的3個月後USD/JPY=115.00/10相比(即不做套期保值)，少付8695652.17-=8603630.73=92021.44美元

㈢ 簡述中國金融監管的一般措施。

一、當前國際經濟環境給我國現代化建設帶來的歷史機遇。（一）經濟全球化為我國的對外開放提供了廣闊的平台，參與國際分工與協作的空間更加廣闊。對於一個國家來說，參與國際分工可以在充分利用本國資源和發揮本國優勢的基礎上，有效利用國外資源和技術，彌補本國的不足，促進經濟的發展。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協作越深刻、越密切、越廣泛，創造的新生產力也就越多，經濟全球化為世界各國參與國際分工創造了一個基本前提和條件，使我們有了一個更加寬廣的發展空間。我國積極參與亞太地區的經濟合作與協調，主張實現東南亞聯盟與我國的經濟合作，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融入世界經濟體系，使我國吸收和借鑒國外文明成果、發展我國經濟的步伐加快。此外，日趨統一的國際大市場和激烈的國際競爭也將給予我國經濟以更大的激發力，經濟全球化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建立了一個打破國家疆界的更加廣闊的經濟競爭舞台，各國、各企業在經濟全球化所搭建的舞台上一顯身手，參與國際競爭，將更加有利於推動我國的產品不斷優化與進步，激發中國企業努力進取，接受國際競爭的考驗。（二）全球資本市場為彌補我國資本不足提供了便利。資金不足一直是阻礙我國經濟發展，影響現代化實現的瓶頸。引進國外的資金，是解決我國資金短缺問題的重要途徑。經濟全球化促使全球資本市場形成，加快資金在全球范圍流動速度，為各國引進資本提供了便利條件和可能性。尤其是信息技術的高速發展以及新的金融工具或金融產品層出不窮，使國際金融市場空前活躍，許多等待投資機會的資金要在國際金融市場上尋求最佳回報率。這些情況的出現為我國解決建設資金短缺的問題提供了良機，近年來，我國每年的引進外資規模都在400億美元左右，連續多年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外資引進國，通過引進國外資金促進了國內經濟的快速發展。（三）國際產業結構調整為加速我國產業結構升級提供了有利條件。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的流動，在世界范圍引起產業結構的調整和產業轉移的浪潮。發達國家集中力量發展以信息技術為主導的高附加值知識密集型產業，以搶佔全球產業結構制高點，同時把勞動密集型產業或傳統產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或地區，我國人力資源充足，勞動力成本低廉，是跨國公司進行國際產業轉移的理想場所。為中國引進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參與國際產業結構調整來加速我國的現代化進程創造了條件。中國不可能像西方國家那樣花200多年的時間，按部就班地實行工業化、服務化和知識化社會的演進，但是應該看到今日中國有條件也有機遇在完成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的同時，推進工業社會向後工業時代發展的歷史進程。（四）科學技術在全球的交流與傳播為我國吸引國外先進科學技術來實現跨越式發展戰略提供了機會。科學技術在全球無國界的發展使任何國家、任何集團、任何個人都已經無力完全壟斷和控制新技術的傳播，即使能在一定時期控制和壟斷科技成果，也不可能永遠控制和壟斷它。本身已成為商品、可以進入市場買賣的科技成果最終會與一定的產業結合在一起，通過其自身的傳遞機制，擴散到全球，後進國家有可能利用引進的先進技術，越過或縮短傳統產業的發展階段，趕上和超過先進國家。二、當前國際經濟環境給我國現代化建設帶來的嚴峻挑戰中國作為現代化建設和市場經濟的後來者，從國際經濟比較的角度來看，我國現階段的總體經濟發展水平仍然較低，國際經濟競爭力尚弱，但參與國際經濟分工的程度相對較高，對外貿易和利用外資增長較快，國民經濟對國際資本、技術、資源和市場的依存度逐年上升。對外依存度較高而競爭力較低的不平衡狀態使我國參與國際經濟競爭的自我保護能力相對較弱，這就使得我們在當前的國際經濟環境中可能遇到一系列問題甚至威脅。（一）產業結構和市場面對的沖擊。在當今世界經濟體系裡，我國仍然屬於國際分工體系外圍的發展中國家，產業結構總體上仍然是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的低層次產業為主導，與發達國家形成的主要還是垂直分工。同時，由於我國外貿依存度和資本依存度相對較高，，外貿出口產品結構、出口市場分布和外資來源國結構等方面又存在高度集中現象，使我國經濟發展容易受到發達國家經濟發展周期的不良影響和世界經濟波動的影響。外商直接投資中的控股與技術壟斷往往容易讓國內科學技術含量高的產業和產品市場被跨國公司控制，外商投資企業享受的優惠政策也會擠壓國內同行業企業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對我國民族工業和產業安全構成威脅。（二）金融安全存在隱患。雖然從整體上看，我國目前的金融體系基本上還是安全的。我國政府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前，已高度重視金融方面的經濟安全問題，並採取了一系列加強對金融機構、金融市場監管的政策和措施。但從長遠看，我國金融體系的安全仍是經濟安全諸問題中需予以重點關注的領域。東亞和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教訓表明，金融安全是經濟安全最復雜也是最重要的組成部分。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的進一步擴大，金融市場必然要進一步開放，國際金融風險將很容易傳入我國；金融市場的進一步開放，必然使我國金融企業面臨外國金融企業的激烈競爭，發達國家在服務業、金融業方面的競爭優勢十分明顯，我國的金融企業從經營方式到金融技術和金融人才與國際金融市場上發達國家的金融企業相比，存在相當大的差距；外國金融企業進入我國，還將使金融監管更加困難，一旦國內經濟出現問題，或者外資進入驟然減少，或者投機資本乘機湧入，都會釀成嚴重的金融危機，嚴重沖擊國家經濟，對經濟安全構成潛在威脅。（三）被迫接受一些對自己不利而且還不熟悉的國際制度和規則的約束。長期以來，發達國家為實現和維護自己的利益，制定了符合自己需要的國際經濟秩序。發展中國家要參與國際經濟體系，就必須遵守已有的國際條約和慣例，在經濟主權上作出某些讓步，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主權遭到削弱。隨著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和融入經濟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中國也將被迫接受一些由西方制定的、對自己不僅相當苛刻而且還不熟悉的國際制度和規則的約束，在某些方面，要依照國際規則對經濟管理方式、對外經濟政策、法律規則進行一定的調整，這些在一定程度上也會影響我國制定經濟政策和執行經濟發展戰略的自主性。（四）外部不良因素對經濟和社會穩定構成的沖擊。經濟全球化把世界各國納入一個統一的經濟運行體之中，經濟的傳導性和擴散性日益擴大。隨著我國經濟開放和融入世界經濟步伐的加快，中國經濟既會對世界經濟產生影響，也會接納世界經濟傳遞出的各種變數，外部的資源和市場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影響力度不斷加大；參與經濟全球化意味著更多的機會，也隱含著巨大的風險，世界經濟的波動會迅速影響到我國國內經濟的發展，各類不良因素也會迅速傳入國內，構成猛烈的沖擊。2001年美國經濟出現衰退影響整個世界經濟的發展，我國的對外出口也因此受到相當大的影響。世界石油市場價格的漲落也直接影響到國內石油的價格。此外，我國還將直面意識形態的挑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藉助經濟全球化，推行西方政治模式的全球化，通過經濟全球化的各種渠道向我國推廣西方的思想理念，快捷開放的互聯網為西方的思想文化滲透提供了平台，如何應對敵對勢力企圖藉助經濟全球化對我發起的思想政治攻勢是不容迴避的重大挑戰。總之，21世紀的中國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的發展也需要中國的進步。當前國際經濟環境使我們面臨難得的歷史機遇，也面對嚴峻的挑戰和考驗，只要在參與國際經濟合作過程中趨利避害、揚長避短，充分利用新經濟所帶來的機遇，清醒地認識和防範其可能帶來的不利因素與風險，不斷增強自己的國際競爭力，那麼提高我國綜合國力，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戰略目標就會早日實現。

㈣ 目前我國金融體制存在哪些問題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金融業發展取得了長足的進步，金融業為經濟發展提供了重要支撐，但是整體來說我國金融體系還面臨以下問題：

（一）金融發展格局還不合理

我國間接融資比重高，金融發展格局還不合理等問題仍未解決。金融體系仍然由銀行主導，銀行業資產佔全部金融資產的90%以上，全社會的融資風險仍高度集中於銀行體系。資本市場仍具有新興加轉軌的基本階段性特徵，證券業業務結構雷同且業務種類單一，資本擴張和市場融資能力有限；業處於發展初級階段，保險密度和深度較低，保險產品不豐富保障功能發揮不夠。

（二） 金融組織體系和金融服務需要加強與完善

從組織體系看中小金融機構發展不足，銀行業對民營資本的市場開放仍有空間。從服務領域看農村金融服務需要強化，截至2009年末全國金融機構空白鄉鎮還有2792個。農村金融產品單一，服務不到位。同時，民營企業和中小企業往往面臨融資困難的問題，金融體系對對民營經濟、中小企業的金融服務仍不足。2012年5月26日，中國銀監會制定《中國銀監會關於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銀行業的實施意見》，2013年7月初國務院辦公廳發布《國務院辦公廳關於金融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的指導意見》，這些舉措表明意在完善我國的金融組織體系。

（三） 金融機構公司治理和經營機制需要進一步完善

一些金融改革偏重於機構的增減和人員變動，對金融制度和組織結構創新不夠重視。銀行業戰略規劃比較薄弱、競爭同質化考核機制和經營模式不科學等問題尚未得到根本改觀。農村金融機構法人治理結構不完善的問題較為突出，證券公司業務模式比較傳統，創新能力較弱。一些保險公司內控和基礎管理較為薄弱，治理結構還不完善，市場競爭行為仍不規范。

（四） 金融機構潛在風險和金融系統性風險不容忽視

銀行信用風險操作風險仍然突出，市場風險管理水平不高，內部控制需要進一步加強。銀行巨量信貸增長存在風險隱患，貸款集中度風險日趨突出，資產負債期限錯配有所加劇。國有大型銀行和股份制銀行普遍存在資本金補充壓力，證券保險類機構的經營機制和風險管控能力需要加強。普遍存在的順周期行為和監管、會計等制度因素不利於防止和化解系統性風險。在分業監管體制下對金融控股公司和交叉性金融業務的監管存在縫隙，此外地方政府融資平台等融資主體和部分金融產品存在風險隱患。

主要金融價格形成機制市場化改革有待深化。貨幣市場利率向信貸市場利率的傳導機制不暢，商業銀行存款利率上限和貸款利率下限仍有管制長期利率定價缺乏有效的外部基準，金融機構風險定價能力較低，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存在靈活性不足，市場供求的決定作用有待提高，供求關系不盡合理等問題。

㈤ 清理整頓金融秩序監管重點是哪裡

5月24日消息，近日，央行發布《2018年第一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下簡稱《報告》)，新增「全面清理整頓金融秩序」，引起市場人士對於監管層下一步「防風險」具體舉措的猜測。

「比如說，借用互聯網金融『馬甲』的民間借貸和大量的金融控股公司，都是無牌照、沒有監管主體的對象。」曾剛說，這些機構有非常多潛在的風險，也傷害了很多投資人的利益。這些機構並沒有從業的資格和對應的現有的監管制度，全面的「清理整頓」的表述更准確一些。

在曾剛看來，今年監管層恐怕要對未持牌機構、包括之前大量的民間借貸行為以及金融控股公司行為進行規范。「有些要清理的就要清理，不應該存在的要退出市場。如果涉及到違法行為還要追求刑事責任。」

中國民生銀行首席研究員溫彬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對於金融機構自身而言，仍然要按照整體金融監管的要求，切實實現服務實體經濟和防範金融風險。對於一些所謂的產融結合的金融控股公司，下一步也要制定出台相應的辦法進行管理，防止出現系統性金融風險。

來源：人民網

㈥ 次貸危機中暴露出的金融監管的漏洞有哪些

美國次貸危機最早顯現跡象是在2007年2月，當時匯豐控股最先發出警告，稱由於大批低收入房貸客戶無力償還貸款，公司為其在美國的房屋按揭業務增加18億美元的壞賬撥備。需要指出的是，當時市場上很少有人注意到問題的嚴重性，但實際上這是一個已經孕育了很久的危機。早在2000年，美國經濟學家、前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委員愛德華？葛蘭里奇就已經向當時的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指出了快速增長的居民次級住房抵押貸款可能造成的風險，希望美國有關監管當局能夠「加強這方面的監督和管理」;在2002年，他再次拉響警報，認為「一些次級房屋貸款機構沒有任何監管，它們的貸款行為最終會危及美國人實現擁有住房和積累財富的兩個美國夢想」;到2004年5月，他更是明確地指出，「快速增長的次級房屋抵押貸款已經引發貸款違約的增加，房屋贖回的增多以及不規范的貸款行為的涌現」;在他2007年9月逝世不久前發表的文章里，葛蘭里奇揭示出美國的金融監管存在著嚴重的空白和失控問題，「次級房貸市場就像是狂野的美國西部，超過一半以上的這類貸款由沒有任何聯邦監管的獨立房貸機構所發放」。

今天我們再次重溫葛蘭里奇的文章時感到非常遺憾，葛蘭里奇的警告並沒有得到美國主要貨幣和監管當局高層的重視。究其原因，有很多因素，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葛蘭里奇的絕大多數同事過度相信市場的自我調節作用，相信任何從事放貸的金融機構都有能力控制它們的風險。正如格林斯潘在他2007年的新書《動盪年代》(The Age of Turbulence)里所闡述的那樣，「政府幹預往往會帶來問題，而不能成為解決問題的手段」，「只有在市場自我糾正機制威脅了太多無辜的旁觀者的那些危機時期里，監管才是必要的」，他們認為監管往往或者總是會妨礙市場的發展和創新。
但是，在2008年10月23日美國眾議院召集的聽證會上，執掌美聯儲達18年之久的格林斯潘坦承，缺乏監管的自由市場存在缺陷，眼下的金融危機證明，他針對自由市場經濟體系的想法和做法存在缺陷，這一點讓他「震驚」。在次貸危機進一步惡化為金融危機之後，格林斯潘這位自由市場主義的信徒呼籲應加強對金融機構的監管，這與其之前的態度發生了180度的大轉變。
次貸危機下金融監管的六宗罪
次貸危機所暴露出的金融監管問題，一方面體現在對金融衍生產品設計及交易的監管不足，另一方面也體現在對相關金融機構，如房貸機構、投資銀行、銀行表外投資實體、評級機構、對沖基金的監管存在漏洞。
金融衍生產品監管——監管存在真空地帶
次貸危機被稱為「21世紀第一個復雜金融衍生市場危機」。就連美國證監會(SEC)主席克里斯托弗？考克斯也認為，「大量的沒有被監管的類似CDS 的衍生品為此次金融危機的頭號惡棍」。
2000年，在美國金融行業更加有力的公關活動推動下，美國國會通過了《商品期貨現代化法案》，解除了對包括被視為華爾街金融創新「毒丸」的信用違約互換(CDS)在內的金融衍生品的法律監管，自此，金融衍生品的風險監控重任則全部落到了華爾街投行等金融機構內部治理的肩上。然而，目前的危機證明，單純依靠金融機構自身對衍生產品風險進行控制是遠遠不夠的。金融衍生產品監管制度和交易規則的缺陷，助長了衍生產品的過度投機，並最終引爆了危機。
首先，政府在金融衍生產品的設計與構造方面幾乎不加干涉，政府隱含地假定衍生品交易雙方均能准確理解衍生產品的構造與風險，因此雙方的交易純屬市場行為，沒有干預的必要。在監管縱容下，金融衍生產品創新逐步偏離了基本經濟學原理：一是信用衍生產品的基礎產品違背了銀行信貸「可償還性」原則，沒有注重借款人的第一還款現金流，而是寄託於抵押物持續升值的前提上;二是衍生產品結構過於復雜，使基礎產品的風險在層層設計中變得更加隱蔽，違背了「讓客戶充分了解金融風險」的原則;三是監管當局對衍生產品的杠桿率沒有限制，致使風險過度放大，超出了市場參與者可承受的范圍。
第二，金融衍生產品的交易方式分為場內交易和場外交易，大量的CDO、CDS(信用違約掉期)主要通過場外交易(OTC)的方式進行。一般來說，場內交易會受到交易所的監管，但由於場外交易的衍生產品具有非標准性和不透明性，基本游離於監管體系之外。如債券之王比爾？格羅斯(Bill Gross)所說，「金融衍生商品是個新的『影子銀行體系』,是企業與機構間的私人合約，是在正常的央行流動法則之外創造金錢，它不是真正的貨幣，跟美元相比衍生商品只是寫有承諾的紙，甚至只是一個電子符號，它存在於正常的商業管道之外，缺乏有效監管」。
第三，由於金融衍生產品屬於表外業務，不需要在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中顯示，銀行對相關信息的披露相對有限，監管當局無法得到關於金融機構經營及投資金融衍生產品的充分而准確的信息，一旦出現問題，短期內無法確知問題的嚴重程度，導致難以採取有效的補救措施。
第四，由於缺乏一個統一的金融衍生產品清算系統，交易缺乏透明度，政府事實上並不清楚市場上各種衍生產品的交易規模與頭寸分布，因此一旦危機爆發後，政府在很長時間內甚至不能准確估計危機的嚴重程度以及波及范圍。
房貸機構監管——監管缺失導致次貸發放的失控
2001?2005年，美國房市在長達5年的時間里保持繁榮。另外，由於資產證券化技術的發展，住房按揭貸款的「發放—銷售」模式使風險得以輕易轉移，這些因素均刺激了抵押貸款機構超常規發展的慾望。特別是2005年下半年開始，美國眾多貸款機構紛紛降低住房按揭貸款的准入標准，放鬆了資信審查，向大量收入較低、信用記錄較差的人發放了「次級按揭貸款，甚至接受了缺乏充分資信證明文件或具有高債務—收入比的借款申請。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放貸標準的降低基本上都發生在聯邦銀行監管規定的范圍之外。此外，信息披露的不充分，使房貸機構得以在脫離消費者監督的條件下大量發放高價貸款。盡管相關監管部門一再要求改善次貸的信息披露，但收效甚微。
還有一點需要指出的是，發放房屋按揭貸款的不僅僅是商業銀行，還包括許多獨立的住房貸款公司或經紀商。根據2007年的統計數據，美國市場全部房貸中約60%和高價房貸中約45%經住房貸款經紀商發放，這些經紀商根本不在聯邦銀行監管機構的監管范圍內。

在上述背景下，美國金融監管當局並沒有及時對次級貸款的發放標准提供有效指引，也沒有及時將獨立放貸機構納入監管體系內。筆者認為，原因無非是兩方面：一是過於相信金融機構自身的風險控制能力，認為市場能夠通過自行調節解決風險;二是認為次級貸款佔美國全部房貸的比例較低，不會引起較大的系統性風險。

在金融機構出於競爭壓力及利益驅動，放鬆資信審查、降低貸款標準的情況下，監管當局應及時對有可能危及金融系統的上述行為進行規范和引導，才能防患於未然。而在次貸危機爆發之前，無論是美聯儲還是美國財政部，都沒有對這一高風險的貸款發出任何警示，這表明美國金融監管部門對次貸監管的確存在疏忽。

投資銀行監管——對流動性和資本金缺乏約束

隨著金融危機的蔓延，人們開始將此次危機的誘因集中到美國監管者對華爾街大行過度寬容及監管缺失的制度層面上。在獨立投行模式下，美國證監會是投行的唯一監管機構，其對投行的監管也只限於與證券交易相關的活動，相關的審慎性監管和投資風險監管一直存有漏洞，因此一度成就了次貸危機之前美國投資銀行高杠桿、高盈利、自由擴張的發展模式。

美國曾在1929年大危機後一度加強了投資銀行監管。為了防止危機的再度爆發，美國相繼出台了多項重要法律，其中對投資銀行業務影響最大的是1933年美國頒布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Glass Steagall Act of 1933)。這一法律規定商業銀行(從事吸取和貸款業務)和投資銀行(承銷和發行證券)實行嚴格的分業經營，使真正意義上的投資銀行出現了。但投資銀行與商業銀行的分業與混業一直是美國政策與立法中爭論的主要問題之一。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世界一體化的發展，分業型的金融體制無法適應國際市場競爭的需要，投資銀行和商業銀行分業管理限制了美國投資銀行的發展。因此，要求混業經營的呼聲越來越高。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逐漸放寬了投資銀行的業務限制，並於1999年11月通過了《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限制投機和分業經營的禁令全部被解除。也就是從上世紀90年代後期開始，由於投資銀行不受傳統銀行資本充足率等方面的約束，它們開始通過金融創新廣泛使用高杠桿，投資行為越來越短期化，甚至為賺取高額利潤不惜違背職業操守。而上述高杠桿化且具有短期行為特點的業務擴張幾乎是游離於聯邦政府的監管之外的。
從2003年以來，高盛、美林等投行的杠桿率都從十幾倍躍升到30倍左右，而商業銀行的杠桿率仍只有十幾倍。在經濟繁榮年代，高杠桿為投行帶來豐厚利潤。但高杠桿使得投資銀行對流動性和維持自身高級別評級的要求很高。一旦市場環境惡化或自身財務狀況不佳，被評級公司降低評級，導致融資成本上升，繼而出現流動性問題等連鎖反應，就容易陷入困境。由於美國對投行的資本金、流動性等均缺乏嚴格的監管標准，導致風險與資本並不匹配。另外，作為獨立法人的投資銀行不是美聯儲的成員，出現問題時也不能得到美聯儲的救助，只有在商業銀行收購投資銀行後，美聯儲才能通過救助商業銀行間接救助投資銀行。

經過次貸危機的沖擊，美國投資銀行業進入重新洗牌的階段。美國五大投行中的三家(貝爾斯登、雷曼和美林)已經垮台，高盛、摩根斯坦利兩家碩果僅存的投資銀行也於2008年9月申請改組為銀行控股公司，這意味著它們從此納入傳統銀行的監管體系，美國獨立投行高杠桿、高盈利、自由擴張時代宣告終結。

銀行「表外投資實體」監管——虧損時重新並表引致信心危機

金融機構常常為特定的融資、並購等交易活動設立特殊目的實體(SPE,即Special Purpose Entities)。在融資活動中，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可注冊成立一個與發起人隔離的特殊目的實體。這種實體不需要大額的資本金，一般由其母體注入高等級的債券作為資產，在此基礎上通過評級、增信等手段，獲得在資本市場發行債券的資格。這樣的實體以不同的名稱出現，其依據的法律和遵循的監管准則和會計准則也有所差別。

SPE在2001年安然、世通等企業會計丑聞中已經聲名狼藉，但在這次金融機構危機中以新的變形體——銀行表外投資實體的形式卷土重來。銀行表外投資實體是一種由銀行發起設立並提供全部或部分債務擔保的證券套利安排，主要形式包括專為發行資產支持商業票據(ABCP)而設立的管道公司(conit)、結構性投資工具(SIV, Structured Investment Vehicles)等。

2001年安然公司破產事件發生前，SPE在發生損失時，其損失不須並入其母公司。安然事件促使美國監管當局從公司治理、信息披露以及會計合並准則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監管規則，以加強對SPE的監管。特別是在2003年對相關會計准則做出修改，要求在SPE發生損失時，對其擁有控制權並需承擔最終損失的金融機構應將此合並入資產負債表中。

但是，表外投資實體信息不透明的狀況仍然沒有得到根本改觀，對表外實體尤其是銀行表外投資實體的有效監管不足的狀況依然在延續。
次貸危機爆發以來，表外投資實體的業務模式給設立機構帶來的巨大風險逐漸暴露。以SIV為例，銀行通過發行短期票據和中期債券，將所得收益投資於如抵押貸款證券等高回報資產，所發行票據與結構性證券之間的差額即銀行所得利潤。由於旗下的SIV大規模投資於次級抵押貸款支持證券，次貸危機的爆發給大多數發達國家商業銀行均造成巨額損失。例如，管理著全球規模最大SIV資產、約佔全球SIV總資產四分之一的花旗集團，由於次貸危機以來SIV資產大幅縮水近40%，被迫於2007年12月將旗下7個結構性投資實體並入資產負債表中。另外，匯豐控股、法國興業銀行(23.12,0.48,2.12%)、西德意志州銀行也因旗下SIV的巨額虧損已經將各自的SIV並入資產負債表內。SIV成立之初獨立於銀行之外，不屬於銀行本身的業務，但造成損失後，銀行按照相關會計原則將其納入自己的資產負債表，從而造成了銀行的巨額虧損和投資者信心危機。

評級機構監管——利益沖突規制有限，評級方法不夠透明

早在美國安然事件及世通公司倒閉案發生時，評級機構就曾因為相關的評級失責問題受到各方的關注和質疑，美國各界也以上述事件為契機開始重新審視信用評級業之運作及監管體制。在此背景下，美國國會於2006年9月通過了《信用評級機構改革法案》。該法案的實施規則雖然填補了美國信用評級業監管體制的空白，但仍未解決諸多根本性問題。

首先，法案對信用評級業利益沖突的監管非常有限，評級機構對結構性融資產品構建的直接參與基本不受法案限制。2006年《信用評級機構改革法案》及其實施規則明令禁止的利益沖突情形只有四種：(1)若評級機構最近財政年度內10%以上的評級收入來自某一發行人，則該評級機構不得參與對其的評級;(2)若評級機構或其評級分析師、評級審核人員直接擁有某一發行人的證券或所有者權益，則該評級機構不得參與對其的評級;(3)評級機構不得參與對與其有關聯的發行人的評級;(4)若評級機構的評級分析師、評級審核人員擔任某一發行人的董事或管理人員，則該評級機構不得參與對其的評級。

此外，監管部門無權對信用評級模型及方法的科學、合理性進行實質審查，評級的准確性得不到保障。目前評級機構僅僅是簡要介紹評級的方法，無論是作為監管部門的美國證監會，還是機構投資者和普通公眾，都難以深入了解評級的數據來源和核心的評級方法。這使得市場和監管當局對評級機構的約束作用減弱，評級機構容易出現道德風險。

更重要的是，即使評級失真，投資者受到誤導，評級機構通常也無需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因為其評級只代表評級機構自身對次貸產品信用風險的「看法」，而非投資建議。例如，在美國涉及公司債務評級的法律案件中，法官一般會裁定評級結果屬於「觀點」，就像報紙的社論一樣受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的保護。也許只有當法官不再把評級機構的評級結果視為言論自由范疇內的「觀點」，評級機構的現有業務模式才可能被打破，其評級結果的可信度才會得以真正的提高。
對沖基金監管——各國監管理念存在分歧，監管環境總體寬松

目前歐美等主要工業國家對對沖基金的監管比較寬松。首先，各國在是否加強對對沖基金的監管方面還存在分歧，體現為直接監管和間接監管的理念沖突。以德、法為代表的一些歐洲大陸國家堅持前一種監管理念，強調監管的法律強制性、廣泛的適用性和市場規則的外部性，而美、英等國則主張後一種監管理念，認為應更多地強調監管的非強制性，市場參與個體的差異性和市場規則的自發性。

自2005年以來，德國對對沖基金提出了強烈質疑，將這個問題上升到政治高度，主張實施政府主導的強制性監管，增強對沖基金的透明度。但德國的主張遭到了美英等國的強烈反對，只好轉向「自願地」建立行業行為規范，起草了《對沖基金行為規范》，目前也僅處於積極尋求相應支持的階段。

美、英等國認為政府指定的行為規范有可能會扼殺市場自發的金融創新並進一步阻礙市場效率的提高，因此反對在目前的監管框架下對對沖基金提出進一步的監管要求，主張尊重對沖基金的天然特性，由市場自發地進行調節。盡管美聯儲一向堅持審慎監管原則，但由於衍生品市場屬於一個發展迅猛的新興領域，很多配套的監管制度和法律體系尚未健全。保爾森認為，金融市場監管越少越好。伯南克亦表示，金融監管機構不應為信貸衍生品和對沖基金制定特別規則。

其次，對沖基金事實上在美國和英國享有較為寬松的法律及監管環境。美國實行高度自由的市場經濟體制，其監管原則在一定程度上以市場為指導，認為市場自律是對沖基金監管的主要方式，不主張對沖基金進行登記注冊，從而使對沖基金在信息披露、投資策略等方面享有較大的自由度。根據美國1940年《投資公司法案》及其修正案，對沖基金在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對投資公司的監管范圍之外，免於注冊登記。投資對沖基金的機構和個人的最低資本限額分別為2500萬美元和500萬美元，投資者人數限定在500人以內。盡管先後發生了長期資本管理公司和「不凋花」(Amaranth)等大型對沖基金倒閉的事件，但美國仍傾向於維持目前的監管現狀。如2007年2月，美國總統金融市場工作小組發布了《私募基金管理指引》，肯定了目前的監管體制，認為足以防止對沖基金及其他形式的私人資本威脅金融系統的穩定。

最後，客觀上存在相當的監管難度。從注冊地來看，全球大約有55%的對沖基金選擇開曼群島、英屬維京群島以及百慕大等地作為注冊地，此類離岸基金管理了全球約2/3的對沖基金資產。在美國注冊的對沖基金數量佔全球的34%，管理的資產佔24%;在歐洲注冊的對沖基金數量佔全球的9%，管理的資產佔11%;剩餘的對沖基金大多在亞洲注冊。

「吃美國一塹，長中國一智」

美國次貸危機無疑為中國金融風險的防範與監管提供了反面的經驗教訓，尤其是引起人們對中國住房按揭貸款市場潛在風險的高度關注。中國會不會重蹈美國次貸危機之覆轍？「吃美國一塹，長中國一智」，美國次貸危機對完善我國金融風險的防範與監管具有重要啟示。

美國金融監管模式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採用規則導向監管，即政府部門制定各項法律法規、規章制度，並強制要求被監管對象執行。美國財長保爾森(Hank Paulson)於2007 年1月在喬治華盛頓大學演講時提出，「我們也應該研究在美國採用更多原則導向監管的現實可能性和好處的問題」;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於2007 年5 月發表演講指出，「監管最好的選擇就是用持續的、原則導向和以風險為本的監管方法來應對金融創新。」

美國金融專欄作家吉姆？索羅維基曾以美式足球和英式足球的不同來比喻規則導向監管與原則導向監管的不同：「美式足球(橄欖球)和大部分其它的美國體育運動項目一樣，制定了詳細的比賽規則，它們有細致入微的比賽規則手冊，嚴格規定了運動員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甚至限制了他們在場上應處的位置);而英式足球是一種更純粹的以原則導向的體育項目，與眾多的美國體育項目相比較，英式足球規則更少，並且賦予裁判員至高的許可權，裁判員能夠打斷比賽進程甚至能影響比賽結果。」

美國的監管規則很多，因為美國金融市場的參與者們更偏好「邊界明確的規則」。這種規則體系要求明確說明什麼是准許的，什麼是不準的。監管者也喜歡明確的規則，因為這樣的規則容易執行。結果是市場有越來越多的規則。但是，市場變化如此之快，以至於任何規則都會出現漏洞和例外。另一方面，如果規則太多，各個規則之間就可能出現矛盾，可以說，繁雜的規則也能創造套利的機會。實際情況正是由於這些規則自身愈來愈復雜，最終不能夠被人們充分理解，市場開始發展出用以避稅或者逃避規則約束的產品和服務。應對快速變化情形的最好辦法，就是要有一套清晰的指導原則。

調整監管理念，加強外部監管、功能監管和事前監管

次貸危機是一場系統性風險引發的危機，所受損失的大小基本由參與程度決定，其深層次原因主要是多項因素導致系統性風險不斷疊加，但一直沒有得到監管及貨幣當局的足夠重視。次貸危機的爆發表明，以金融機構內部風險控制為主、外部監管為輔的風險管理和監管理念無法克服市場固有的缺陷，一方面是由於機構追逐利潤的動機可能使機構做出非理性的行為;另一方面，由於金融機構只對機構自身負責，而不對市場整體風險負責，因此其自身擴張行為就易埋下產生系統性風險的隱患。要識別和降低系統性風險，就必須從市場整體發展的角度，加強金融機構的外部監管，通過反周期的監管要求和宏觀政策，消除順周期的風險疊加因素。

另外，現代金融體系的監管應該更多地強化功能監管和統一監管。監管者要能夠審慎地評估金融產品，洞悉其對整個金融體系的風險。針對這些變化，監管體系有必要從過去強調針對機構進行監管的模式向功能監管模式過渡，即對各類金融機構的同類型的業務進行統一監管和統一標準的監管，以減少監管的盲區，提高監管的效率。

最後，要變「事後補救」為「事前監管」。雖然美國在次貸危機爆發後開始反思並計劃變革金融監管體制，但損失已經發生，並造成了嚴重影響。最好的辦法是加強事前監督，對創新產品進行深入研究，評估金融產品對經濟可能帶來的風險，將風險消滅在萌芽中。

㈦ 金融控股公司的特點

作為多元化經營的金融企業集團，金融控股公司具有如下特點： （1）監管壓力
在金融業分業經營的監管體制下，設立控股公司，由控股公司持有銀行和其他金融資產的股權，各金融業務子公司各自持有相關業務牌照，獨立經營，接受各自監管部門的監管，符合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精神。同時減少單一金融機構同時開展其他金融業務帶來的監管壓力。
（2）公司治理
控股公司在公司治理結構上擁有更大的靈活性，不用滿足各金融業務監管當局對公司治理結構的規定。例如，在香港，按照《銀行業條例》，金融監管局有權審批銀行董事會的委任，銀行在公司治理方面受到的約束將大於控股公司。 金融控股公司通過收購、兼並不同種類的金融機構，使得金融控股公司本身具有巨大的協同效應的優勢。此外金融控股公司在制定企業發展戰略時，可以將不同地區、不同金融品種之間的優勢加以組合利用。在金融業激烈競爭的環境下，可以有兩種選擇：
（1)增加單一金融服務產品的數量,如擴大銀行地區分行和營業網點,可以多吸收存款。這樣作法的意義是大銀行只要收購一家小銀行,就可以降低小銀行的高額成本,由於平均成本的降低而帶來了規模經濟。
（2）增加金融服務產品的種類，如銀行經營證券業務和保險業務。銀行的一個網點，可以同時銷售證券、基金、保險等不同金融服務產品，這就大大地降低了成本，比分別設立網點要節省許多人力和設立網點的費用。通過增加金融服務產品的種類，由於平均成本的降低帶來了范圍經濟。 （1）控股公司模式有利於降低管理風險。控股公司只行使股權投資的職能，不同業務子公司的管理互相獨立，可以保證較高的業務管理能力，避免單一金融機構同時管理其他金融業務的巨大壓力。
（2）控股公司模式有利於降低市場風險。在控股公司模式下，銀行與其他業務間的交叉銷售等商業活動處於市場的監督之下，透明度更高，風險更低。
（3）控股公司模式有助於提高風險承受能力。各項金融業務分別在獨立的子公司里進行，一家子公司無需為其他業務的風險承擔損失；即使一家子公司出現經營危機,其他子公司還可照常經營,無需以自身的資金去承擔責任,從而有利於保障其自身的資金安全。 從募集資金用途來看，控股公司在資金調配上擁有更大的靈活性。例如，當銀行因資本金過剩要降低資本金水平時，需要得到有關監管當局的認可，這一過程可能會耗時較長，而控股公司則沒有上述限制，有利於提高資本金的使用效率。
同時，控股公司模式在後續融資上更便利。例如按香港的有關規定，向控股公司注入其他資產，只需遵守《香港上市條例》及《收購合並守則》，不需要香港金管局的批准；而任何資產注入上市銀行時，都要接受證券監管機構和金管局的雙重監管。

㈧ 金融控股公司的審批有什麼程序和要求需不需要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監會或中國保監會的批准

分業監管，看旗下企業涉及哪個行業，歸哪個監管部門監管。應該跟人行沒啥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