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貸款的演變史包括

『壹』 個人貸款調查主要包括哪些內容

個人貸款調查主要包括：

1．借款人基本情況；

2．借款人收入情況；

3．借款用途；

4．借款人還款來源、還款能力及還款方式；

5．保證人擔保意願、擔保能力或抵(質)押物價值及變現能力。

貸款調查應以實地調查為主、間接調查為輔，採取現場核實、電話查問以及信息咨詢等途徑和方法。貸款人在不損害借款人合法權益和風險可控的前提下，可將貸款調查中的部分特定事項審慎委託第三方代為辦理，但不得將貸款調查的全部事項委託第三方完成。

『貳』 次貸危機的演變過程

次貸是次級按揭貸款，是給信用狀況較差，沒有收入證明和還款能力證明，其他負債較重的個人的住房按揭貸款。相比於給信用好的人放出的最優利率按揭貸款，次級按揭貸款的利率更高，這個可以理解吧？你還錢的可能性不太高，那我借錢給你利息就要高一些咯。風險大，收益也大嘛。放出這些貸款的機構呢，為了資金盡早回籠，於是就把這些貸款打包，發行債券，類似地，次貸的債券利率當然也肯定比優貸的債券利率要高咯。這樣呢，這些債券就得到了很多投資機構，包括投資銀行，對沖基金，還有其他基金的青睞，因為回報高嘛。
但是這個回報高有一個很大的前提，就是美國房價不斷上漲。怎麼說呢？房價不斷上漲，樓市大熱，雖然這些次級按揭貸款違約率是比較高的（這個也容易理解吧，因為那些人信用狀況本來就差，收入證明也沒有，其他負債也重，還不起房貸也是容易發生的事情），但放貸的機構即使收不回貸款，它也可以把抵押的房子收回來，再賣出去不就也賺了嘛，因為樓市大熱，房價不斷漲嘛。
好了，危機如何發生呢？就是06年開始，美國樓市開始掉頭，房價開始跌，購房者難以將房屋出售或通過抵押獲得融資。那即便放貸的機構錢收不回來，把抵押的房子收了，再賣出去（難說賣不賣得出去，因為房地產市場萎縮，有價也沒市）也肯定彌補不了這個放貸出去的損失了。那麼，由此發行的債券，也是不值錢了，因為和它關聯著的貸款收不回來。之前買了這些債券的機構，不就跟著虧了嗎？很多投資銀行，對沖基金都買了這些債券或者是由這些債券組成的投資組合，所以就虧了很多。舉例，一系列事件包括：
——2007年2月13日美國新世紀金融公司（New Century Finance）發出2006年第四季度盈利預警
——匯豐控股為在美次級房貸業務增加18億美元壞賬撥備
——面對來自華爾街174億美元逼債，作為美國第二大次級抵押貸款公司——新世紀金融(New Century Financial Corp)在4月2日宣布申請破產保護、裁減54%的員工
——8月2日，德國工業銀行宣布盈利預警，後來更估計出現了82億歐元的虧損（這個數字真的是巨額），因為旗下的一個規模為127億歐元為「萊茵蘭基金」（Rhineland Funding）以及銀行本身少量的參與了美國房地產次級抵押貸款市場業務而遭到巨大損失。德國央行召集全國銀行同業商討拯救德國工業銀行的籃子計劃。
——美國第十大抵押貸款機構——美國住房抵押貸款投資公司8月6日正式向法院申請破產保護，成為繼新世紀金融公司之後美國又一家申請破產的大型抵押貸款機構。
——8月8日，美國第五大投行貝爾斯登宣布旗下兩支基金倒閉，原因同樣是由於次貸風暴
——8月9日，法國第一大銀行巴黎銀行宣布凍結旗下三支基金，同樣是因為投資了美國次貸債券而蒙受巨大損失。此舉導致歐洲股市重挫。
——8月13日，日本第二大銀行瑞穗銀行的母公司瑞穗集團宣布與美國次貸相關損失為6億日元。日、韓銀行已因美國次級房貸風暴產生損失。據瑞銀證券日本公司的估計，日本九大銀行持有美國次級房貸擔保證券已超過一萬億日元。此外，包括Woori在內的五家韓國銀行總計投資5.65億美元的擔保債權憑證(CDO)。投資者擔心美國次貸問題會對全球金融市場帶來強大沖擊。不過日本分析師深信日本各銀行投資的擔保債權憑證絕大多數為最高信用評等，次貸危機影響有限。
——其後花期集團也宣布，7月份有次貸引起的損失達7億美元，不過對於一個年盈利200億美元的金融集團，這個也只是小數目。
但次貸風暴引起的危機，已經嚴重影響各國資金流動性。簡單的說，在當前次貸問題前景不明的情況下，各銀行自然收緊信貸，避免放貸，這就導致銀行間短期同業拆解利率大漲，換句話說，大家都不想把錢放出去，因為也搞不清楚其他銀行因為次貸的損失會多大，財務狀況如何，所以就把同業拆解利率調高了。那反過來，同業拆借利率很高，導致資金籌集的成本大增，所以連銀行自己都不願意從其他銀行借錢。所以資金的流動性就大大降低，這個是有很大風險的，對本國各行各業發展所需要的資金籌集都有很大影響。美聯儲，歐洲央行，日本央行等看到目前流動性突然緊縮，所以就向市場緊急注入巨額資金。各國央行在數日內向市場注入超過三千億美元，方式就是，宣布向各大銀行提供比市場上同業拆借利率要低的無限額拆借，這樣就可以把同業拆借利率壓下來。但這樣的舉措，又會進一步地向金融市場表明次貸危機的嚴重性。例如美聯儲和歐洲央行向市場注入巨資保持流動性，是自9·11恐怖襲擊來的首次。
危機是否進一步擴大，就要看各國各銀行到底關於次貸的損失有多大了。
總體上看，次貸對於中國的影響甚少，因為中國的資本市場幾乎是對外隔絕的。中國五大銀行投資美國次貸的數目甚少，目前估計他們總共的損失大概才50億人民幣，所以理論上對中國的影響甚微。但仍然要注意的是，如果次貸在全世界范圍內產生巨大影響，即便中國自身的直接損失很少，但外部環境導致美元的幣值，流動性波動極大，對國內的影響也不容低估。

『叄』 逾期貸款基本概述課後測試

1. 在實際工作中，以下哪種客戶的付款習慣所佔比重最高（ ） √

A

正常還款

A

低價轉讓資產

B

故意承擔違約責任

C

故意歇業

D

無償轉讓資產

正確答案： A B D

判斷題

9. 客戶三分在於選，七分在於管。 √

正確

錯誤

正確答案： 錯誤

10. 非財務信息主要是用來評估還款能力的。 √

正確

錯誤

正確答案： 錯誤

『肆』 最後貸款人的理論的演變和發展

現代最後貸款人理論集中圍繞最後貸款人存在的必要性和巴傑特原則在現代金融市場條件下是否依然有效這兩個基本命題展開。 大部分經濟學家認為最後貸款人為現代銀行系統提供了重要支持，在出現銀行危機時防止了恐慌的蔓延。
自由銀行的倡導者否認政府部門作為最後貸款人的必要性。認為銀行恐慌產生的唯一理由是對銀行系統存在的法律限制，如果沒有這些限制，自由競爭的市場就會產生一個防恐慌的銀行體系。塞爾金（Selgin，1988、1990）認為最主要的兩個限制：一是美國對全國范圍內設立分行的限制，二是對商業銀行系統自由發行貨幣的限制。前者可以實現資產的多樣化投資，可以防止資產相對價格下跌而引發的銀行危機；後者可以允許商業銀行隨時滿足私人對貨幣的需求。
同時認為，在自由銀行體系下，由不完全信息產生的傳染性擠提的情況不會發生，因為在活期存款的合約中已經包含了所有詳細的信息。他們同時認為，票據清算所能夠解決存款類銀行中存在的信息不對稱問題。Gorton（1985）、Gorton& Mullineaux（1987）認為，19世紀產生的票據清算所，其結構類似於由所有銀行組成的卡特爾組織，建立了一套共同發行貨幣的體系，使公眾難以區分每個成員銀行的弱點，它通過發行貸款證書來治理恐慌，這種貸款證書類似於黃金的替代品。同時，限制存款轉化為現金也能制止恐慌。Dowd(1984)認為這種限制類似於提供一份期權，在這份期權中，銀行保留了延期兌付到未來某個時點的權力，作為補償，銀行將支付延期兌付的利息。 中央銀行並不是唯一的最後貸款人。除了中央銀行之外，其他機構也可以成為最後貸款人（Timberlake，1984；鮑德，Bordo，1986；費雪，Fischer，1999），如美國的財政部、清算中心和1907年的摩根集團都承擔過最後貸款人的角色，加拿大的財政部和外匯管理局等都曾對出現危機的銀行進行援助，成功執行最後貸款人職能。
Goodhart指出，當一國出現系統性問題時，除非這些系統性問題只包括一小部分潛在損失，央行可以自行消化，那麼央行可以獨立解決，否則應該由政府、監管部門和央行共同解決。在大規模的系統性危機中，Goodhart、Schoenmaker（1995）認為應該由政府來買單，同時政府也有權決定社會各方怎樣對付危機和由誰來承擔損失。 關於最後貸款人的援助方式存在兩種爭論：通過OMOs(open monitory operations)向整個金融市場提供流動性（貨幣觀點），還是通過貼現窗口或直接貸款給個別金融機構（銀行觀點）。
貨幣觀點認為，應急性的流動性供應只能通過OMOs向整個市場提供。古德弗蘭德和金（Goodfriend & King，1988）、鮑德（Bordo，1990）、舒瓦茨（Schwartz，1992、1995）認為LLR的操作只能通過公開市場操作，以此提高對高能貨幣存量進行補充。Goodfriend & King、Capie(1999)、Keleher(1999)指出直接向金融機構貸款或貼現將使一些不具有清償力的銀行不能受到市場的懲戒，容易引發商業銀行的道德風險，扭曲其行為決策。同時，隨著金融市場的高度發展，已經提供了向私人部門信用融資的有效途徑，同業市場能充分考慮流動性的有效分配，具有清償力的金融機構能夠通過同業市場獲得流動性支持。因此，對個體銀行的具體干預既違反市場化原則又沒有必要。Kaufman也認為，除非是央行對銀行的清償力有明顯的信息優勢，否則對個體銀行的幫助是沒有必要的。他強調了對個體救助的負外部性：不僅會產生道德風險，而且監管當局還會面對政治壓力和監管俘獲，從而增加更大的負外部性。Kaufman同時擴展了LLR的內涵，認為LLR應該要防止資產的折價出售，因為這樣會造成實際財富的損失。他認為，雖然金融市場發展很快，而且變得非常有效，促進了流動性機制的改善，但交易速度的加快也增大了清盤和折價出售的可能性，LLR的目的就是要保護均衡的資產價格不受暫時流動性的影響。
銀行觀點認為，最後貸款人只能是向個別金融機構提供流動性支持。古德哈特（1999）指出無流動性但有清償力的銀行會由於同業市場效率低下、不能從其他銀行借得款項而發展為無清償力的銀行。最後貸款人向市場提供資金支持會導致准備金供給總量的增加，而向單個機構提供資金支持則不會導致准備金增加。費雪（1999）則認為最後貸款人既可以向市場也可以向單獨機構提供貸款。
Hirsch首次把中央銀行看作是解決因信息不完備而導致的市場摩擦的一種手段。他認為，中央銀行具有的LLR功能類似於提供了一種保險，這會降低私人冒險的成本，但同時會刺激銀行的道德風險。同時，LLR給予的監管當局非正式的酌情權又可能導致監管同盟的出現。另一方面，如果存款者認為大銀行不會倒閉，那麼抵制公共部門管理的策略將會鼓勵銀行進一步集中。這兩種情況的出現都不利於效率的提高。Hirsch強調最優的辦法是根據整個金融體系的特徵適時調整中央銀行的職能。 古典最後貸款人理論的LLR援助對象非常嚴格地限制在出現暫時流動性不足的金融機構。但在LLR的實踐中，金融危機的復雜性使得LLR的援助對象逐漸突破古典流動性界限。因此，一些經濟學家認為，LLR可以向不具有清償力的銀行提供幫助。
索洛（Solow，1982）認為無論銀行是否到了無法償債的境地，當出現銀行危機時，最後貸款人都應進行援助。以美聯儲為例，當美國某個銀行（尤其是大銀行）將要倒閉時，會引起人們對整個金融體系的信任危機。美聯儲既然對整個金融體系負責，為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它就必須援助陷入危機中、甚至資不抵債的銀行。索洛也承認，這種做法會產生某種道德風險，鼓勵其他銀行有可能冒更大的風險，而公眾也失去了監督金融機構的熱情。
古德哈特（Goodhart，1985，1987）主張中央銀行可以給不具有清償力的銀行提供幫助。主要有三個理由：
第一，中央銀行在LLR必須行動時，要區分商業銀行到底是流動性危機還是清償性危機問題是不太現實的。商業銀行向LLR申請援助時，存在潛在的聲譽損失成本，因為即使是流動性不足的銀行，如果向中央銀行借款，也表明它在同業市場上已經不具有融資能力，從而被懷疑有清償力問題。因此，向中央銀行借款無需考慮是否是流動性問題還是清償力問題，只要有足夠的抵押品即可。
第二，由於商業銀行在生產信息方面的特殊作用，如果LLR讓處於困境中的機構破產，有價值的、難以替換的「客戶—銀行」關系將會失去，保持這些關系的社會利益超過這樣做的成本。
第三，因為大銀行的破產將毀掉整個銀行系統的信心，所以大銀行即使沒有償付能力，LLR也只有貸款。
考夫曼（Kaufman，1990）認為，索洛和古德哈特的觀點低估了最後貸款人過度援助的風險，這可能會導致面臨危機的銀行增加在未來對更大援助的需要。他們也忽視了由於最後貸款人延遲讓無償付能力的機構停業，會招致額外的損失及增加最終解決問題的成本。索洛和古德哈特沒有意識到最後貸款人可以通過公開市場操作而不是貼現窗口貸款來完成其職能。事實上，藉助公開市場操作也可以滿足最後貸款人對高能貨幣的緊急需求，因而不必擔心如何援助個別的危機銀行。由於真實經濟活動和總體經濟防止了恐慌引起的對貨幣存量的沖擊，最後貸款人就不必害怕個別經營不善的銀行發生倒閉。
古德哈特和黃（Goodhart & Huang，1999）認為，一家銀行的倒閉會引致金融不穩定，市場主要表現是恐慌，此時很難預測存款人的行為，貨幣政策操作容易失誤。當一家銀行向最後貸款人尋求流動性支持時，最後貸款人很難有時間准確判斷這家銀行是否有清償力。如果最後貸款人向這家銀行提供了貸款援助，而是事後的事實證明這家銀行是無清償力的，則最後貸款人必然要承擔財務和聲譽方面的損失。因此，最後貸款人對出現危機的銀行究竟進行救助還是破產清算，還需謹慎的判斷。他們通過建立最後貸款人道德風險模型認為，在單一時期模型下，即在銀行倒閉的概率、最後貸款人救助的概率和風險概率既定的情況下，最後貸款人是否實施救助取決於銀行規模的大小；在動態和跨時期模型中，即各種概率不確定的情況下，最後貸款人實施救助取決於對道德風險和傳染性風險的權衡。如果關注道德風險，最後貸款人會慎重考慮是否實施救助；如果關注系統性風險，則最後貸款人有動力進行救助，由此產生的整個市場的均衡風險會較高。 最後貸款人的過度援助容易導致金融機構道德風險，且大銀行相對於中小銀行更為明顯。因此，通過徵收懲罰性高利率、組織私人部門參與救助、實施「建設性模糊」救助條款、嚴格的事後信息披露等措施有助於緩解這一問題。
考夫曼(1991)、諾切特和泰勒（Rochet & Tirole，1996）認為最後貸款人對銀行的援助會產生兩個負面影響：一方面，救助促使銀行經營者和股東為獲得更多的救助補貼而去冒更大的風險；另一方面，最後貸款人向倒閉的金融機構提供資金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了存款人監督金融機構經營行為和業績的積極性，並且由於救助是對所有存款人提供隱性保險，這也會削弱銀行同業監督的積極性。
米什金（Mishkin，2001）認為，這種道德風險在大銀行身上表現得更為嚴重。大銀行較中小銀行具有更大的系統性影響，其經營失敗對金融系統的安全有著更為嚴重的威脅，因此政府和公眾都不希望其倒閉，於是大銀行往往成為監管寬容的對象。那些自認為規模很大或很重要的銀行相信在發生流動性不足或出現其他問題時，最後貸款人肯定會提供資金援助，因此他們便放鬆風險約束和危機管理，而從事高風險高收益的業務。同樣的原因也使得市場約束力量減弱，因為存款人知道一旦銀行陷入困境，政府不會任其破產，自己也不可能遭受太大的損失。於是他們失去了監督銀行的動機，也不在銀行從事過度冒險行為時通過提取存款進行市場約束。在很多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當大的或與政治有聯系的金融機構出現危機時，政府便成為解決問題的後援，最後貸款人向經濟中投放基礎貨幣，通過貨幣乘數作用，將大大增加流通中的貨幣量，從而引發通貨膨脹。
漢弗萊（1985）認為，在現代金融環境下，徵收懲罰性高利率等於向市場提供了一個促使資金加速抽逃的信號，這反而會加劇銀行危機的發生。同時，銀行經營者為在短期內獲得更高收益以支付貸款高利息，會追求更高的風險。因此，古德哈特和斯科恩梅克（1995）、普拉蒂和希納西（Prati & Schinasi，1999）認為，在實踐中對個別機構的緊急貸款並沒有徵收比市場利率更高的利率，銀行同業市場通常以正常的利率向金融機構提供流動性救助。
賈利尼（Giannini，1999）指出，通過組織私人部門參與最後貸款人的救助也可以解決道德風險。中央銀行以代理人的身份組織有富餘資金的銀行向缺乏資金的銀行提供資金援助。扮演最後貸款人的主要銀行承諾在危機時期向問題銀行提供信貸，以保證銀行體系的正常運作。但古德弗蘭德和拉克爾（Lacker，1999）認為，這種信貸行為必須是帕累托改進，中央銀行不能強迫其他銀行提供信貸。如果中央銀行迫使其他銀行提供貸款，或以過於偏護危機銀行的條件提供貸款，則私人銀行提供貸款支持實際上是對倒閉銀行的補貼。在充滿競爭的金融市場中，資金富餘的銀行相對於危機銀行具有競爭優勢，中央銀行勸說優勢銀行幫助自己的競爭對手擺脫困境有一定的難度。因此，道義勸告、規則力量和合作意識的培養是中央銀行在協調銀行間援助時的重要職責。
科里根（Corrigan，1990）首次提出了「建設性模糊」的最後貸款人概念，指最後貸款人在事先故意模糊履行其職責的可能性，即最後貸款人向其他銀行表明，當銀行出現危機時，最後貸款人不一定提供資金支持。由於銀行不確定自己是否是援助對象，從而對銀行形成一種壓力，使其謹慎經營。「建設性模糊」要求最後貸款人從謹慎角度出發，關於是否、何時、在何種條件下提供支援的預先承諾應該停止。在做出決策時，最後貸款人要嚴格分析是否存在著系統性風險。如果已經存在，應考慮應對系統性傳染的最優方式，盡量減少對金融市場運行規則的負面影響。
克勞科特（Crockett，1996）認為「建設性模糊」主要有兩個作用：一是迫使銀行謹慎行事，因為銀行自己不知道最後貸款人是否會對它們提供資金支持；二是當最後貸款人對出現流動性不足的銀行提供援助時，可讓該銀行經營者和股東共同承擔成本。管理層會意識到一旦銀行倒閉，他們將會失去工作，股東將失去資本，因此道德風險會大大減少。實踐也表明，「建設性模糊」可以直接約束或間接鼓勵銀行的經營者和股東謹慎行事，提高自我防範風險意識，增強自我控制、自我約束能力。
建設性模糊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即賦予危機管理機構過大的自由決定權，而自由決定權會帶來時間持續性問題，如開始最後貸款人認為不向危機銀行提供安全保障比較有利，但事後又覺得向銀行提供資金援助可能更為恰當。因此，伊諾克（Enoch）、斯德拉和海米斯（Khamis，1997）認為，可通過嚴格的事後信息披露辦法來評判最後貸款人在處理個案時的自由決定權。 隨著經濟金融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國與國之間的資本與貨幣一體化，金融危機超越國別的限制在世界范圍內傳播。所有的一切使得在世界范圍內尋找最後貸款人的問題進入了理論家和實踐者的視野。尤其是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機、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這一問題變得尤為迫切。
早期的金融史認為，「世界經濟中心」應當充當國際最後貸款人。費爾南德布勞德爾假設世界經濟具有一定的地理范圍，「並且總有一個以佔主導的城市和城邦（即經濟首府，但不一定是政治首府）為代表的極或中心。在金融危機中，當一國的困難將超越國境時，占統治地位的中心就被認為有責任充當其他國家的最終貸款人」，這是由誰來充當國際最後貸款人最早的理論假說。
目前理論界普遍認為，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承擔國際最後貸款人職能比較合適。Stanley Fisher的一份研究報告認為，IMF雖然不是國際中央銀行，但是仍可以行使國際最後貸款人的職能，而且會做得很好。他認為，IMF作為危機的借款者，更像一個信用合作組織，通過發行基金份額建立資金的蓄水池，再向成員國貸款；作為危機的管理者，它可以組織和協調危機中的成員國，募集更多的資金。
另一種觀點認為，國際清算銀行（BIS）可以行使這一職能。被稱為「中央銀行家的俱樂部」的國際清算銀行一向積極推動中央銀行之間的互相合作和援助。由於各國中央銀行的高級官員通過國際清算銀行經常會面商談，保持著經常的聯系，這一安排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援助更為及時，並且沒有附加條件。但它在這方面的積極作用僅限於其成員國之間，與發展中國家基本無緣。而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危機較發達國家普遍，因此，國際清算銀行的這種援助是有限的。 隨著跨國金融服務的不斷擴展和各國金融系統的不斷融合，歐盟市場的流動性和效率不斷增強，歐洲各國的金融系統性關聯更加緊密，隨之而來的金融風波也將會影響更多的成員國，尤其是如果一個包含數個持牌銀行，並且在數個成員國中開展業務的泛歐銀行集團發生流動性沖擊，必然會系統性地牽連到各國金融市場以及整個歐洲金融系統。Garry J. Schinasi和Pedro Gustavo Teixeira（2006）研究了當系統性金融風波影響不止一個歐盟成員國時，如何實現最後貸款人功能問題。他們認為，對銀行集團行使最後貸款人職能有幾種可選的協調模式：
第一種模式依賴於詳細的事先安排，被認為是「北歐模式」。這個模式是北歐中央銀行諒解備忘錄中提出的，適用於銀行危機發生時，在兩個或兩個以上北歐國家中運作。一旦發現危機，將由相關中央銀行建立一個協調機制，即危機處置小組。在對銀行集團有管轄權的中央銀行的領導下，危機處置小組集中對銀行集團的財務狀況和潛在系統性影響的信息收集和分析。另外，它還集中與銀行業管理層進行聯系。該小組還負責向各個中央銀行決策機構匯報，匯報內容包括危機的系統相關性信息，受影響的銀行的償付能力，最重要的是明確各央行間意見的分歧，目的是讓每個中央銀行都能了解情況，決策協調。這個模式的主要優點是可以使中央銀行間的信息和分析不對稱最小化，以減少「囚徒困境」的發生。
第二個協調模式是「監管模式」。因為新巴塞爾協議的實施將增強並表監管者的協調職能，相對於其他中央銀行，並表監管者所在地的中央銀行可以承擔協調職能，這也暗示了某個中央銀行相對於其他中央銀行來說對銀行集團承擔更多的責任。例如，這個模式需要更多地考慮集團范圍內或歐盟范圍的（同國內相比）償付能力和系統風險。正如並表監管者的作用一樣，這在一定程度上給予了該國中央銀行對管轄范圍內的銀行業集團行使一定的「聯邦（federal）」職能。
第三，各國中央銀行承擔的義務，包括信息交換和在現行運行制度結構下對政策措施進行協調。 主權債務重組中的第一貸款人（LFR）
Daniel Cohen和Richard Portes（2006）提出的解決主權債務問題的一個政策干預機制——IMF的第一貸款人職能，來解決國際間資本流動的結構性缺陷。IMF成員國應事先制定「債務余額制度」（indebtedness regime），這種債務余額制度意味著參與者的積極的承諾，不僅是國家，也包括IMF。IMF應在事先（即國家能進入金融市場時）而不是在危機後，就和國家一起建立調整計劃（項目），採取預防性措施防止債務惡化。IMF項目及其實施要讓人相信這個國家能以「風險觸發」利率，或低於「風險觸發」利率迅速重新進入市場。這是IMF貸款的一種適當的催化作用。

『伍』 貸款問題中銀E貸顯示現有授信和歷史授信信息不符合要求是什麼意思，有沒有辦法處理

對照下自己的央行徵信是否有逾期或者多頭授信。

『陸』 向銀行貸款時客戶歷史沿革及成長歷程怎麼寫

1、如果你是做生意的，則從你做生意的主要大事項寫，比如什麼時候成立什麼公司，什麼時候發生什麼樣的對公司影響較好的重大事項等。
2、如果你是上班的，則寫你的社會工作經歷。
以上都是簡單寫一下就成。你不填寫銀行也不會多管的。

『柒』 關於歷史貸款還貸的問題不懂的別亂摻合

此貸款屬於歷年陳欠貸款，並且應該已經被信用社操作成已置換不良貸款。
目前中國的物權法規定，貸款的訴訟時效期為二年，即貸款到期後二年內，信用社不到法院主張自己的權利，在過訴訟時效後，法院將視為信用社自動放棄此權利，並不予受理。
信用社發放的農業貸款一般期限為一年。因此按時間計算，應該已經過了訴訟時效期，但如果信用社在訴訟失效前對此貸款進行了法院起訴，或通過其他方法（「聽說轉的時間信用社還把他父親叫去了，辦了什麼手續」）保全訴訟時效，那麼這筆貸款就仍然有效且受法律保護，是必須要還的。如果信用社沒有做任何保全訴訟時效的措施，那麼此筆貸款就不用還了，可以賴掉······雖然會有信用社的信貸員催收貸款，一般是因為借款人不知情、不懂法。
既然當時信用社把「他父親」叫去辦了手續，那麼現在的貸款借款人的名字應該是「他父親」。
信用社這樣的貸款很多，且大多沒有採取什麼保全措施，你向你朋友的父親了解一下情況，如果在貸款存續期間，沒有法院起訴船票，或沒有在信用社簽「逾期貸款催收通知書」等手續，那麼此貸款就真的不用還了。

另：看中你追加100分了，如果不懂，可在「即時會話」留言，信用社員工竭誠為您服務！

『捌』 歷史問題答

1、網址：http://www.zgshj.net/html/245/1424.html
2、中國古代科舉制度

科舉是中國古代讀書人的所參加的人才選拔考試。它是歷代封建王朝通過考試選拔官吏的一種制度。由於採用分科取士的辦法，所以叫做科舉。科舉制從隋代開始實行，到清光緒二十七年舉行最後一科進士考試為止，經歷了一千三百多年。

隋朝-中國古代科舉制度的起源

中國古代科舉制度最早起源於隋代。隋朝統一全國後，為了適應封建經濟和政治關系的發展變化，為了擴大封建統治階級參與政權的要求，加強中央集權，於是把選拔官吏的權力收歸中央，用科舉制代替九品中正制。隋煬帝大業三年開設進士科，用考試辦法來選取進士。進士一詞初見於《禮記·王制》篇，其本義為可以進受爵祿之義。當時主要考時務策，就是有關當時國家政治生活方面的政治論文，叫試策。這種分科取士，以試策取士的辦法，在當時雖是草創時期，並不形成制度，但把讀書、應考和作官三者緊密結合起來，揭開中國選舉史上新的一頁。唐玄宗時禮部尚書沈既濟對這個歷史性的變化有過中肯的評價："前代選用，皆州郡察舉……至於齊隋，不勝其弊……是以置州府之權而歸於吏部。自隋罷外選，招天下之人，聚於京師春還秋住，烏聚雲合。"

唐朝--中國古代科舉制度的完備

推翻隋朝的統治後，唐王朝的帝王承襲了隋朝傳下來的人才選拔制度，並做了進一步的完善。由此，科舉制度逐漸完備起來。在唐代，考試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兩類。每年分期舉行的稱常科，由皇帝下詔臨時舉行的考試稱制科。
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經、進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種。其中明法、明算、明字等科，不為人重視。俊士等科不經常舉行，秀才一科，在唐初要求很高，後來漸廢。所以，明經、進士兩科便成為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唐高宗以後進士科尤為時人所重。唐朝許多宰相大多是進士出身。常科的考生有兩個來源，一個是生徒，一個是鄉貢。由京師及州縣學館出身，而送往尚書省受試者叫生徒；不由學館而先經州縣考試，及第後再送尚書省應試者叫鄉貢。由鄉貢入京應試者通稱舉人。州縣考試稱為解試，尚書省的考試通稱省試，或禮部試。禮部試都在春季舉行，故又稱春闈，闈也就是考場的意思。
明經、進士兩科,最初都只是試策，考試的內容為經義或時務。後來兩種考試的科目雖有變化，但基本精神是進士重詩賦，明經重帖經、墨義。所謂帖經，就是將經書任揭一頁，將左右兩邊蒙上，中間只開一行，再用紙帖蓋三字，令試者填充。墨義是對經文的字句作簡單的筆試。帖經與墨義，只要熟讀經傳和注釋就可中試，詩賦則需要具有文學才能。進士科得第很難，所以當時流傳有"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的說法。
常科考試最初由吏部考功員外郎主持，後改由禮部侍郎主持，稱"權知貢舉"。進士及第稱"登龍門"，第一名曰狀元或狀頭。同榜人要湊錢舉行慶賀活動，以同榜少年二人在名園探采名花，稱探花使。要集體到杏園參加宴會，叫探花宴。宴會以後，同到慈恩寺的雁塔下題名以顯其榮耀，所以把又把中進士稱為"雁塔題名"。唐孟郊曾作《登科後》詩："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朝看遍長安花。"所以，春風得意又成為進士及第的代稱。常科登第後，還要經吏部考試，叫選試。合格者，才能授予官職。唐代大家柳宗元進士及第後，以博學宏詞，被即刻授予"集賢殿正字"。如果吏部考試落選，只能到節度使那兒去當幕僚，再爭取得到國家正式委任的官職。韓愈在考中進士後，三次選試都未通過，不得不去擔任節度使的幕僚，才踏進官場。
唐代取士，不僅看考試成績，還要有各名人士的推薦。因此，考生紛紛奔走於公卿門下，向他們投獻自己的代表作，叫投卷。向禮部投的叫公卷，向達官貴人投的叫行卷。投卷確實使有才能的人顯露頭角，如詩人白居易向顧況投詩《賦得原上草》受到老詩人的極力稱贊。但是弄虛作假，欺世盜名的也不乏其人。
武則天載初元年二月，女皇親自"策問貢人於洛成殿"，這是我國科舉制度中殿試的開始，但在唐代並沒有形成制度。
在唐代還產生了武舉。武舉開始於武則天長安二年，公元702年。應武舉的考生來源於鄉貢，由兵部主考。考試科目有馬射、步射、平射、馬槍、負重等。"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類升"。

宋朝 - 中國古代科舉制度的改革時期

宋代的科舉，大體同唐代一樣，有常科、制科和武舉。相比之下，宋代常科的科目比唐代大為減少，其中進士科仍然最受重視，進士一等多數可官至宰相，所以宋人以進士科為宰相科。宋呂祖謙說："進士之科，往往皆為將相，皆極通顯。"當時有焚香禮進士之語。進士科之外，其它科目總稱諸科。宋代科舉，在形式和內容上都進行了重大的改革。
首先，宋代的科舉放寬了錄取和作用的范圍。宋代進士分為三等：一等稱進士及等；二等稱進士出身；三等賜同進士出身。由於擴大了錄取范圍，名額也成倍增加。唐代錄取進士，每次不過二、三十人，少則幾人、十幾人。宋代每次錄取多達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對於屢考不第的考生，允許他們在遇到皇帝策試時，報名參加附試，叫特奏名。也可奏請皇帝開恩，賞賜出身資格，委派官吏，開後世恩科的先例。
宋代確立了三年一次的三級考試制度。宋初科舉，僅有兩級考試制度。一級是由各州舉行的取解試，一級是禮部舉行的省試。宋太祖為了選拔真正踏實於封建統治而又有才乾的人擔任官職，為之服務，於開寶六年實行殿試。自此以後，殿試成為科舉制度的最高一級的考試，並正式確立了州試、省試和殿試的三級科舉考試制度。殿試以後，不須再經吏部考試，直接授官。宋太祖還下令，考試及第後，不準對考官稱師門，或自稱門生。這樣，所有及第的人都成了天子門生。殿試後分三甲放榜。南宋以後，還要舉行皇帝宣布登科進士名次的典禮，並賜宴於瓊苑，故稱瓊林宴，以後各代仿效，遂成定製。宋代科舉，最初是每年舉行一次，有時一、二年不定。實英宗治平三年，才正式定為三年一次。每年秋天，各州進行考試，第二年春天，由禮部進行考試。省試當年進行殿試。
從宋代開始，科舉開始實行糊名和譽錄，並建立防止徇私的新制度。從隋唐開科取士之後，徇私舞弊現象越來越嚴重。對此，宋代統治者採取了一些措施，主要是糊名和譽錄制度的建立。糊名，就是把考生考卷上的姓名、籍貫等密封起來，又稱"彌封"或"封彌"。宋太宗時，根據陳靖的建議，對殿試實行糊名制。後來，宋仁宗下詔省試、州試均實行糊名制。但是，糊名之後，還可以認識字畫。根據袁州人李夷賓建議，將考生的試卷另行譽錄。考官評閱試卷時，不僅僅知道考生的姓名，連考生的字跡也無從辨認。這種制度，對於防止主考官徇情取捨的確發生了很大的效力。但是，到了北宋末年，由於政治日趨腐敗，此項制度也就流於形式了。宋代在考試形式上的改革，不但沒有革除科舉的痼疾，反而使它進一步惡化。
宋代科舉在考試內容上也作了較大的改革。宋代科舉基本上沿襲唐制，進士科考帖經、墨義和詩賦，弊病很大。進士以聲韻為務，多昧古今；明經只強記博誦，而其義理，學而無用。王安石任參知政事後，對科舉考試的內容著手進行改革，取消詩賦、帖經、墨義，專以經義、論、策取士。所謂經義，與論相似，是篇短文，只限於用經書中的語句作題目，並用經書中的意思去發揮。王安石對考試內容的改革，在於通經致用。熙寧八年，神宗下令廢除詩賦、貼經、墨義取士，頒發王安石的《三經新義》和論、策取士。並把《易官義》、《詩經》、《書經》、《周禮》、《禮記》稱為大經，《論語》、《孟子》稱為兼經，定為應考士子的必讀書。規定進士考試為四場：一場考大經，二場考兼經，三場考論，最後一場考策。殿試僅考策，限千字以上。王安石的改革，遭到蘇軾等人的反對。後來隨著政治斗爭的變化，《三經新義》被取消，有時考詩賦，有時考經義，有時兼而有之，變換不定。

明朝 - 中國古代科舉制度的鼎盛時期

元代開始，蒙古人統治中原，科舉考試進入中落時期，但以四書試士，卻是元代所開的先例。
元朝滅亡後，明王朝建立，科舉制進入了它的鼎盛時期。明代統治者對科舉高度重視，科舉方法之嚴密也超過了以往歷代。
明代以前，學校只是為科舉輸送考生的途徑之一。到了明代，進學校卻成為了科舉的必由之路。明代入國子監學習的，通稱監生。監生大體有四類：生員入監讀書的稱貢監，官僚子弟入監的稱蔭監，舉人入監的稱舉監，捐資入監的稱例監。監生可以直接做官。特別是明初，以監生而出任中央和地方大員的多不勝舉。明成祖以後，監生直接做官的機會越來越少，卻可以直接參加鄉試，通過科舉做官。
參加鄉試的，除監生外，還有科舉生員。只有進入學校，成為生員，才有可能入監學習或成為科舉生員。明代的府學、州學、縣學、稱作郡學或儒學。凡經過本省各級考試進入府、州、縣學的，通稱生員，俗稱秀才。取得生員資格的入學考試叫童試，也叫小考、小試。童生試包括縣試、府試和院試三個階段。院試由各省學政主持，學政又名提督學院，故稱這級考試為院試。院試合格者稱生員，然後分別分往府、州、縣學學習。生員分三等，有廩生、增生、附生。由官府供給膳食的稱廩膳生員，簡稱廩生；定員以外增加的稱增廣生員，科稱增生；於廩生、增生外再增名額，附於諸生之末， 稱為附學生員，科稱附生。考取生員，是功名的起點。一方面、各府、州、縣學中的生員選拔出來為貢生，可以直接進入國子監成為監生。一方面，由各省提學官舉行歲考、科考兩級考試，按成績分為六等。科考列一、二等者，取得參加鄉試的資格，稱科舉生員。因此，進入學校是科舉階梯的第一級。
明代正式科舉考試分為鄉試、會試、殿試三級。鄉試是由南、北直隸和各布政使司舉行的地方考試。地點在南、北京府、布政使司駐地。每三年一次，逢子、午、卯、酉年舉行，又叫鄉闈。考試的試場稱為貢院。考期在秋季八月，故又稱秋闈。凡本省科舉生員與監生均可應考。主持鄉試的有主考二人，同考四人，提調一人，其它官員若幹人。考試分三場，分別於八月九日、十二日和十五日進行。鄉試考中的稱舉人，俗稱孝廉，第一名稱解元。唐伯虎鄉試第一，故稱唐解元。鄉試中舉叫乙榜，又叫乙科。放榜之時，正值桂花飄香，故又稱桂榜。放榜後，由巡撫主持鹿鳴宴。席間唱《鹿鳴》詩，跳魁星舞。
會試是由禮部主持的全國考試，又稱禮闈。於鄉試的第二年即逢辰、戍、未年舉行。全國舉人在京師會試，考期在春季二月，故稱春闈。會試也分三場，分別在二月初九、十二、十五日舉行。由於會試是較高一級的考試，同考官的人數比鄉試多一倍。主考、同考以及提調等官，都由較高級的官員擔任。主考官稱總裁，又稱座主或座師。考中的稱貢士，俗稱出貢，別稱明經，第一名稱會元。
殿試在會師後當年舉行，時間最初是三月初一。明憲宗成經八年起，改為三月十五。應試者為貢士。貢士在殿試中均不落榜，只是由皇帝重新安排名次。殿試由皇帝新自主持，只考時務策一道。殿試畢，次日讀卷，又次日放榜。錄取分三甲：一甲三名，賜進士及第，第一名稱狀元、鼎元，二名榜眼，三名探花，合稱三鼎甲。二甲賜進士出身，三甲賜同進士出身。二、三甲第一名皆稱傳臚。一、二、三甲通稱進士。進士榜稱甲榜，或稱甲科。進士榜用黃紙書寫，故叫黃甲，也稱金榜，中進士稱金榜題名。
鄉試第一名叫解元，會試第一名叫會元，加上殿試一甲第一名的狀元，合稱三元。連中三元，是科舉場中的佳話。明代連中三元者僅洪武年間的許觀和正統年間的商輅二人而已。
殿試之後，狀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編修。其餘進士經過考試合格者，叫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後考試合格者，分別授予翰林院編修、檢討等官，其餘分發各部任主事等職，或以知縣優先委用，稱為散館。庶吉士出身的人升遷很快，英宗以後，朝廷形成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的局面。
明代鄉試、會試頭場考八股文。而能否考中，主要取決於八股文的優劣。所以，一般讀書人往往把畢生精力用在八股文上。八股文以四書、五經中的文句做題目，只能依照題義闡述其中的義理。措詞要用古人語氣，即所謂代聖賢立言。格式也很死。結構有一定程式，字數有一定限制，句法要求對偶。八股文也稱制義、制藝、時文、時藝、八比文、四書文。八股文即用八個排偶組成的文章，一般分為六段。以首句破題，兩句承題，然後闡述為什麼，謂之起源。八股文的主要部分，是起股、中股、後股、束股四個段落，每個段落各有兩段。篇末用大結，稱復收大結。八股文是由宋代的經義演變而成。八股文的危害極大，嚴重束縛人們的思想，是維護封建專制治的工具，同進也把科舉考試制度本身引向絕路。明末清初著名學者顧炎武憤慨地說："八股盛而《六經》微，十八房興而二十一史廢"。又說："愚以為八股之害，甚於焚書。"

清代 - 中國古代科舉制度的滅亡

清代的科舉制度與明代基本相同，但它貫徹的是民族歧視政策。滿人享有種種特權，做官不必經過科舉途徑。清代科舉在雍正前分滿漢兩榜取士，旗人在鄉試、會試中享有特殊的優特，只考翻譯一篇，稱翻譯科。以後，雖然改為滿人、漢人同試，但參加考試的仍以漢人為最多。
科舉制發展到清代，日趨沒落，弊端也越來越多。清代統治者對科場舞弊的處分雖然特別嚴厲，但由於科舉制本身的弊病，舞弊越演越烈，科舉制終於消亡。
3、隋唐以來，絕大部分歷史名人都是進士出身，比如：韓愈、柳宗元、白居易、李商隱、牛僧如、李林甫、蘇軾、黃庭堅、於謙、袁崇煥、洪承疇、紀曉嵐、劉墉、曾國藩、李鴻章等等，不過也有許多人非進食出身，比如：趙普、和紳、左宗棠等等。

『玖』 中國貨幣演變史

1948年12月1日，中國人民銀行成立，並發行了統一的貨幣——人民幣。1949年1月18日，中國人民銀行在天津首次正式公布人民幣匯率。四十多年來，在不同的時期，人民幣匯率安排（exchangeratearrangement）有著不同的特點。

一、改革開放前的人民幣匯率安排
建國以來至改革開放前，我國人民幣匯率安排大致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
1．第一階段（1950～1952）。由於人民幣沒有規定含金量，因此，對西方國家貨幣的匯率，最初不是按兩國貨幣的黃金平價來確定，而是以「物價對比法」作為基礎來計算的。也就是說，建國初期人民幣匯率制定的依據是物價水平，這是一種比較市場化的匯率安排。
建國初期，由於國民黨統治時期遺留下來的惡性通貨膨脹和其他因素的影響，我國物價節節上漲。如上海批發物價指數以1949年6月為100，到1950年3月則上漲至2242.93。由於國內物價上漲、國外物價趨跌的價格對比關系，根據前述政策要求，我國人民幣對美元匯價由1949年1月18日1美元＝80元舊人民幣，調低至1950年3月13日的1美元＝42000元舊人民幣，在一年零一個月的時間內，人民幣匯價下調49次。至於和其他外匯的匯價，則是根據它們對美元的匯價進行間接套算的結果。
從1950年3月至1952年底，隨著國內物價由上漲轉變為下降，同時，由於美國對朝鮮發動了侵略戰爭，大量搶購戰備物資，美國及其盟國接連宣布一系列對我「封鎖禁運」的措施，在這種情況下，我國必須降低外匯匯價，以利於推動本國進口。因此，根據當時形勢發展的需要，我國匯率政策的重點也由「推動出口」改變為「進出口兼顧」，並逐步調高人民幣匯價。1952年12月，人民幣匯價調高至1美元＝26170元舊人民幣。
這一時期，我國對外貿易對象主要是美國，對外貿易主要由私營進出口商經營。人民幣匯率的及時調整，可以調節進出口貿易，保證出口的增長。
2．第二階段（1953～1972）。從1953年起，國內物價趨於全面穩定，對外貿易開始由國營公司統一經營，而且主要產品的價格也納入國家計劃。計劃經濟本身要求對人民幣的匯價採取基本穩定的政策，以利於企業內部的核算和各種計劃的編制和執行。同時，由於以美元為中心的固定匯率制度的確立，各國之間的匯價在一定程度上也保持了相對穩定。再加上我國同西方工業國家的直接貿易關系和借貸關系很少，因此，西方各貨幣匯率變動對我國人民幣匯率幾乎沒有什麼影響。
在國內物價水平趨於穩定的情況下，我國進行建國以來的首次幣制改革。1955年3月1日，開始發行新人民幣，新舊人民幣摺合比率為1:10000。自採用新人民幣後，1955年至1971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一直是1美元摺合2.4618元新人民幣。
1971年12月18日，美元兌黃金官價宣布貶值7.89％，人民幣匯率相應上調為1美元合2.2673元人民幣。
這一時期人民幣匯率政策採取了穩定的方針，即在原定的匯率基礎上，參照各國政府公布的匯率制定，逐漸同物價脫離。但這時國內外物價差距擴大，進口與出口的成本懸殊，於是外貿系統採取了進出口統負盈虧、實行以進口盈利彌補出口虧損的辦法，人民幣匯率對進出口的調節作用減弱。
3．第三階段（1973～1978）。1973年3月以後，布雷頓森林體系徹底解體，西方國家普遍實行了浮動匯率制。為了避免西方國家通貨膨脹及匯率變動對我國經濟的沖擊，我國從1973年開始頻繁地調整人民幣對外幣的匯率（僅1978年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就調整了61次），而且在計算人民幣匯價時，採用了釘住加權的「一籃子」貨幣的辦法，所選用的「籃」中貨幣都是在我國對外貿易的計價貨幣中佔比重較大的外幣，並以這些貨幣加權平均匯價的變動情況，作為人民幣匯價相應調整的依據。
這一時期人民幣匯價政策的直接目標仍是維持人民幣的基本穩定，針對美元危機不斷發生且匯率持續下浮的狀況，人民幣匯率變動較為頻繁，並呈逐漸升值之勢。1972年為1美元＝2.24元人民幣；1973年1美元＝2.005元人民幣；1977年為1美元＝1.755元人民幣。
自50年代中期以來，由於我國一直實行的是傳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對外自我封閉，對內高度集權，直至80年代初，國家外匯基本上處於零儲備狀態，外貿進出口主要局限於社會主義國家，且大體收支平衡，國內物價水平也被指令性計劃所凍結，盡管人民幣匯率嚴重高估，但它並未帶來明顯的消極影響。

二、改革後的人民幣匯率安排
改革開放以後，我國人民幣匯率安排大致經歷了四個發展階段：
1．第一階段（1979～1984）。1979年我國的外貿管理體制開始進行改革，對外貿易由國營外貿部門一家經營改為多家經營。由於我國的物價一直由國家計劃規定，長期沒有變動，許多商品價格偏低且比價失調，形成了國內外市場價格相差懸殊且出口虧損的狀況，這就使人民幣匯價不能同時照顧到貿易和非貿易兩個方面。為了加強經濟核算並適應外貿體制改革的需要，國務院決定從1981年起實行兩種匯價制度，即另外製定貿易外匯內部結算價，並繼續保留官方牌價用作非貿易外匯結算價。這就是所謂的「雙重匯率制」或「匯率雙軌制」。
1980年人民幣官方牌價為1美元＝1.5元人民幣。從1981年1月到1984年12月期間，我國實行貿易外匯內部結算價，貿易外匯1美元＝2.80元人民幣；官方牌價即非貿易外匯1美元＝1.50元人民幣。前者主要適用於進出口貿易及貿易從屬費用的結算；後者主要適用於非貿易外匯的兌換和結算，且仍沿用原來的一籃子貨幣加權平均的計算方法。
隨著美元在80年代初期的逐步升值，我國相應調低了公布的人民幣外匯牌價，使之同貿易外匯內部結算價相接近。1984年底公布的人民幣外匯牌價已調至1美元＝2.7963元人民幣，與貿易外匯內部結算價持平。
2．第二階段（1985～1990）。在人民幣雙重匯率制下，外貿企業政策性虧損，加重了財政補貼的負擔，而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外國生產廠商對雙重匯率提出異議。1985年1月1日，我國又取消了貿易外匯內部結算價，重新恢復單一匯率制，1美元＝2.80元人民幣。
事實上，1986年隨著全國性外匯調劑業務的全面展開，又形成了統一的官方牌價與千差萬別的市場調劑匯價並存的新雙軌制。而且當時全國各地的外匯調劑市場，在每一時點上，市場匯率水平不盡相同。這種官方匯率與市場匯率並存的多重匯率制一直延續到1993年底。其間，外匯調劑市場的匯率形成機制，經歷了從開始試辦時的人為定價到由市場供求關系決定的過程。
進入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我國物價上漲速度加快，而西方國家控制通貨膨脹取得一定成效。在此情況下，我國政府有意識地運用匯率政策調節經濟與外貿，對人民幣匯率作了相應持續下調。1995年8月21日，人民幣匯率調低至1美元＝2.90元人民幣；同年10月3日再次調低至1美元＝3.00元人民幣；同年10月30日又調至1美元＝3.20元人民幣。
從1986年1月1日起，人民幣放棄釘住一籃子貨幣的做法，改為管理浮動。其目的是要使人民幣匯率適應國際價值的要求，且能在一段時間內保持相對穩定。
1986年7月5日，人民幣匯率再度大幅調低至1美元＝3.7036元人民幣。1989年12月16日，人民幣匯率又一次的大幅下調，由此前的1美元＝3.7221元人民幣調至當日的4.7221元人民幣。1990年11月17日，人民幣匯率再次大幅下調，並由此前的4.7221調至當日的5.2221元人民幣。
從改革開放以後至1991年4月9日的十餘年間，人民幣匯率政策的特點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分別實施過貿易外匯內部結算價與公布牌價並存的雙重匯率體制，以及官方匯率與市場匯率並存的多重匯率體制；二是公布的人民幣官方匯率按市場情況調整，且呈大幅貶值趨勢，這與同期人民幣對內實際價值大幅貶值以及我國的國際收支狀況是基本上相適應的；三是在人民幣官方匯率的調整機制上，做過多種有益的嘗試，如釘住一籃子貨幣的小幅逐步調整方式以及一次性大幅調整的方式，這些為以後實施人民幣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奠定了基礎；四是市場匯率的機制逐步完善；五是市場匯率的調節作用在我國顯得越來越大。
3．第三階段（1991～1993）。自1991年4月9日起，我國開始對人民幣官方匯率實施有管理的浮動運行機制。國家對人民幣官方匯率進行適時適度、機動靈活、有升有降的浮動調整，改變了以往階段性大幅度調整匯率的做法。實際上，人民幣匯率實行公布的官方匯率與市場匯率（即外匯調劑價格）並存的多重匯率制度。
我國人民幣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主要指人民幣官方匯率的有管理的浮動，其基本特點是，我國的外匯管理機關即國家外匯管理局根據我國改革開放與發展的狀況，特別是對外經濟活動的要求，參照國際金融市場主要貨幣匯率的變動情況，對公布的人民幣官方匯率進行適時適度、機動靈活、有升有降的浮動調整。在兩年多的時間里，官方匯率數十次小幅調低，但仍趕不上水漲船高的出口換匯成本和外匯調劑價。
4．第四階段（1994～2005）。從1994年1月1日起，我國實行人民幣匯率並軌。1993年12月31日，官方匯率1美元兌換人民幣5.8元；調劑市場匯率為1美元兌換人民幣8.7元左右。從1994年1月1日起，將這兩種匯率合並，實行單一匯率，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定為1美元兌換8.70元人民幣。同時，取消外匯收支的指令性計劃，取消外匯留成和上繳，實行銀行結匯、售匯制度，禁止外幣在境內計價、結算和流通，建立銀行間外匯交易市場，改革匯率形成機制。這次匯率並軌後，我國建立的是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到目前為止，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趨穩，並一直保持在1美元＝8.3元左右。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我國外匯管理體制相繼進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尤其是1994年外匯體制改革後，我國政府承諾：在2000年之前，將實現經常項目下人民幣可兌換。
事實上，1994年我國已開始實行人民幣在經常項目下「有條件」的可兌換，並已削除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規定中的絕大多數限制，如歧視性貨幣措施或多重匯率安排已完全廢除，而絕大多數經常項目交易的用匯和資金轉移也不再受到限制。
1996年4月1日開始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匯管理條例》，消除了若干在1994年後仍保留的經常帳戶下非貿易非經營性交易的匯兌限制；1996年7月，又消除了因私用匯的匯兌限制，擴大了供匯范圍，提高了供匯標准，超過標準的購匯在經國家外匯管理局審核起初後即可購匯；1996年7月1日，我國將外商投資企業也全面納入全國統一的銀行結售匯體系，從而取消了1994年外匯體制改革後尚存的經常項目匯兌限制。
1996年11月27日，中國人民銀行正式致函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國將不再適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協定第14條第2款所規定的過渡性安排，並正式宣布：自1996年12月1日起，我國將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協定第8條第2款、第3款和第4款的義務，實現人民幣經常項目可兌換，從此不再限制不以資本轉移為目的的經常性國際交易支付和轉移，不再實行歧視性貨幣安排和多重匯率制度。
2001年11月17日，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副局長郭樹清指出，根據中美1998年簽訂的有關協議，中國承諾將擴大人民幣彈性。因此，如果現在中國選擇釘住其它幣種或採取一攬子貨幣聯系匯率制度，不但會違背承諾，還是一種後退。增加匯率彈性是現實的選擇。中國現階段仍將以穩定匯率為主，同時用足每日3‰的匯率浮動區間，使市場逐漸適應匯率波動。今後將採取措施，提高人民幣匯率生成機制的市場化程度，如有效利用銀行間市場匯率浮動區間；調整銀行結售匯周轉頭寸管理政策；進一步完善結匯制度。

三、人民幣匯率安排的新階段
2005年7月21日，中國人民銀行發布〔2005〕第16號文——關於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相關事宜公告。其主要內容如下：
（1）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幣匯率不再盯住單一美元，形成更富彈性的人民幣匯率機制。
（2）中國人民銀行於每個工作日閉市後公布當日銀行間外匯市場美元等交易貨幣對人民幣匯率的收盤價，作為下一個工作日該貨幣對人民幣交易的中間價格。
（3）2005年7月21日19∶00時，美元對人民幣交易價格調整為1美元兌8.11元人民幣，作為次日銀行間外匯市場上外匯指定銀行之間交易的中間價，外匯指定銀行可自此時起調整對客戶的掛牌匯價。
（4）現階段，每日銀行間外匯市場美元對人民幣的交易價仍在人民銀行公布的美元交易中間價上下千分之三的幅度內浮動，非美元貨幣對人民幣的交易價在人民銀行公布的該貨幣交易中間價上下一定幅度內浮動。
（5）中國人民銀行將根據市場發育狀況和經濟金融形勢，適時調整匯率浮動區間。同時，中國人民銀行負責根據國內外經濟金融形勢，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籃子貨幣匯率變動，對人民幣匯率進行管理和調節，維護人民幣匯率的正常浮動，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促進國際收支基本平衡，維護宏觀經濟和金融市場的穩定。」
這一次的人民幣匯率安排改革的核心是放棄單盯美元，改盯一籃子貨幣，以建立調節自如、管理自主的、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更富有彈性的人民幣匯率機制。從此次人民幣短期升值來看，這將有利於緩解國際收支失衡的巨大壓力，同時，釋放人民幣潛在的升值壓力，並能淡化人民幣兌美元的國際矛盾。從長遠戰略來看，人民幣匯率新機制的建立，將有利於推進人民幣匯率安排的市場化改革進程，最終為人民幣在資本項目下實現可兌換創造漸近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