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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外匯管理新情況

發布時間:2021-06-01 04:17:26

外匯管理局 個人境外收入2020年有沒有新規定

外匯管理局個人境外收入呢。是沒有新規定定的

② 論文 我國外匯管理體制改革現狀與前景 研究的背景和意義 怎麼寫啊想不出來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的外匯儲備曾有過兩次高速增長時期。第一次是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1994~1997年,隨著社會主義市場體系的初步建立和外匯管理體制的改革,中國外匯儲備終於擺脫了十餘年低速徘徊的局面,出現了連續4年的高增長。第二次發生在21世紀之初。從亞洲危機的沖擊中恢復之後,中國經濟很快就步入了快速的軌道。與此相伴,中國的外匯儲備從2001年始重又快速增長;到了2006年4月底,中國外匯儲備已躍居世界首位,目前已逾萬億美元。

隨著外匯儲備的快速增長,擔心和爭論也紛至沓來。人們或懷疑外匯儲備規模的合理性,或詬病巨額外匯儲備的投資收益,或指責外匯儲備的積累輸入了通貨膨脹,或認為人民幣匯率因此而承受了越來越大的升值壓力,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無獨有偶,就在中國為外匯儲備的迅速積累而惴惴不安之時,世界上其他國家和地區,除去美國和歐盟這兩個在國際儲備體系中擁有「關鍵貨幣」的經濟體,也都出現了外匯儲備迅速增加的情況。此類現象之所以值得關注,其原因在於,這些國家外匯儲備的增加,恰恰是發生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後他們摒棄了實行多年的固定匯率制並轉向各種形式的浮動匯率制之時;而我們一向奉為圭臬的外匯儲備理論卻告訴我們,一國轉向浮動匯率制,將大大減少其對外匯儲備的需求——理論與現實的矛盾,需要給予合理的解釋。

本文旨在以經濟和金融全球化為背景來分析我國外匯儲備管理體制及其改革問題。我們首先從功能轉變的角度對我國外匯儲備的規模進行分析,然後對外匯儲備增長引起國內流動性迅速增加的現象以及貨幣當局的對沖操作進行評論,最後,在借鑒國外管理外匯儲備之經驗的基礎上,探討我國外匯儲備體制的改革問題。

二、外匯儲備的規模:著眼於功能轉變的分析

關於中國外匯儲備迅速增長的現象,一個普遍的擔憂是,從傳統外匯儲備功能角度看,中國目前的外匯儲備規模已經足夠應付支付進口、償還短期債務和穩定匯率的需要。在這種情況下,不停地堆積外匯,等於將我們用寶貴的資源換回的資金低成本地交給外國使用。這一看法值得商榷,因為它忽視了在金融全球化日益深入的背景下,外匯儲備的功能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

要理解20世紀90年代以來浮動匯率制與高額外匯儲備積累相伴相隨的新現象,我們必須從亞洲金融危機的特徵以及世界各國的應對之策說起。

發生在上世紀90年代末期的亞洲金融危機,並不是起因於各國經濟基本面的惡化,而是以國際投機資本對固定匯率制的惡意沖擊為主要特徵的。經過亞洲金融危機之後,世界各經濟體大都放棄了固定匯率制度,轉而實行某種形式的浮動匯率制。但是,近期的實證研究表明,這些經濟體聲稱向浮動匯率制度轉變,並不意味著他們放棄了對匯率的干預。著名國際金融專家麥金農在對這些經濟體的匯率制度進行了縝密研究之後敏銳地指出,在某種程度上,這些經濟體向更為靈活的匯率制度轉變只是一種假象;從匯率的走勢和各經濟體的操作實踐來看,各種自稱自許的浮動匯率制以及管理浮動匯率制等等,其運行特徵更像釘住匯率制度。」他將此概括為「沒有信譽的固定匯率制」。從制度層面上分析,這種匯率制度的基本特徵可以概括為三種制度安排的結合,即公開宣布的彈性匯率制、(出於穩定目的)對匯率的頻繁干預、國家持有大量外匯儲備。我們認為,這種「三位一體」的安排,是新興市場經濟體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金融危機新特徵所做出的理性選擇。

之所以要公開宣布實行浮動匯率制,為的是使投機資本難以獲得關於匯率變動的明確信息,從而大大弱化國際投機資本對一國(地區)匯率展開攻擊的動力;之所以要穩定匯率,是因為對於非關鍵貨幣國家(地區)而言,本國(地區)貨幣匯率對關鍵貨幣保持穩定,事實上將使得本國(地區)經濟、特別是物價水平獲得一種穩定的「名義錨」,從而有助於本國(地區)經濟穩定增長;之所以要保持大量的外匯儲備,為的是使貨幣當局更靈活地干預(而不是像固定匯率制下那樣單方向地干預)外匯市場,從而影響國際投機資本的預期,並據以對國際投機資本保持一種「威懾」,使得他們不敢輕易對本國(地區)貨幣匯率進行攻擊。從實踐效果上看,一國(地區)外匯儲備水平越高,其「引而不發」的「威懾」作用就越大,國際投機資本對該國(地區)的匯率和金融體系就越不敢造次。

此外,為緩和貨幣錯配的不利影響,新興市場經濟體往往需要通過增加外匯儲備來增強公眾對本國(地區)貨幣的信心。在信用貨幣制度下,外匯儲備在某種程度上具有金本位貨幣制度下黃金的功能,一國(地區)的外匯儲備就類似金本位制度下貨幣當局擁有的黃金。擁有大量的外匯儲備,就意味著該國(地區)貨幣當局發行的信用貨幣有一種實際價值的資產——外匯儲備作為支撐。因而,一國外匯儲備越多,居民對該國(地區)信用貨幣的穩定就越有信心,也就越能防止貨幣替代的發生。發達國家的實踐也從另一角度證明了外匯儲備在增強貨幣信心方面的作用。近年來,歐洲央行逐步減少了外匯儲備,但同時黃金儲備卻相應上升。歐元是當前惟一能與美元競爭的國際貨幣,為增強歐元同美元的競爭力,歐洲央行就不能過分依賴美元儲備發揮增強貨幣信心的作用——增加黃金儲備也就成為必然的選擇。

總之,自亞洲金融危機以來,雖然廣大新興市場經濟體普遍實行了浮動匯率制度,但是,其外匯儲備卻未如人們依據傳統理論而推斷的那樣大幅減少,反而有大幅增加,其根本原因就在於,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新興市場經濟體外匯儲備的功能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轉變。

傳統的外匯儲備功能是與固定匯率制度相適應的。其明顯的特點就是十分強調外匯儲備的「務實」功能,即,一旦經濟受到不利沖擊,貨幣當局就准備實實在在地用「真金白銀」去滿足進口、支付債務和干預匯率的需要。在浮動匯率制下,滿足上述三項需要的功能大大弱化了。如今,外匯儲備管理的核心在於「保持信心」,具體而言,浮動匯率制下外匯儲備管理的目標主要包括:支持公眾對本國(地區)貨幣政策與匯率管理政策的信心;通過吸收貨幣危機沖擊以及緩和外部融資渠道阻塞,來克服本國(地區)經濟的外部脆弱性;提供一國(地區)能夠償還外債的市場信心;支持公眾和外部投資者對本國(地區)貨幣穩定的信心;支持政府償還外部債務與使用外匯的需要;應付災難和突發事件。

外匯儲備在「保持信心」方面的作用逐步增大,同時就意味著其作為一國(地區)財富的功能得到強化。換言之,追求國家財富的增長,成為外匯儲備管理日益重要的目標。實證研究表明,通過加強管理,外匯儲備可以取得令人滿意的投資收益。2005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一份題為《外匯儲備的財務成本》的研究報告中,通過對110個國家1990-2004年的全部數據進行嚴格實證分析,得出如下結論:在統計期內,即便將所有的成本(包括機會成本)都考慮在內,除發達國家之外的幾乎所有國家的外匯儲備都獲得了凈收益。應當說,較之同期其他任何投資而言,外匯儲備的投資業績都是毫不遜色的。

中國的情況也是如此。仔細分析我國的國際收支表,我們可以間接地推斷我國外匯儲備的收益情況(圖1)。以2005年為例,當年中國凈投資收益為順差91.2億美元,實現了自1993年以來的首次逆轉;其中,投資收益流入356.2億美元,同比增長92.2%;投資收益流出265.1億美元,同比增長16.9%。在中國的國際收支統計中,中國的投資收益包括「直接投資項下的利潤利息收支和再投資收益、證券投資收益(股息、利息等)和其他投資收益(利息)」。考慮到中國對外投資中官方證券投資(外匯儲備使用)佔主導地位,可以合理地推斷,中國投資收益大幅上升與中國對外資產規模不斷擴大(主要是外匯儲備增加)密切相關。這間接說明,中國外匯儲備的投資收益是令人滿意的。

總結以上分析,我們認為,鑒於外匯儲備的功能已經從滿足進口支付、償還債務和干預匯率全面轉向提供信心並增加國家的財富,鑒於目前我國外匯儲備的收益是令人滿意的,討論外匯儲備規模的大小,已經沒有重要意義了。

三、外匯儲備增長過快的不利影響:流動性過剩及對沖困境

外匯儲備功能的轉變,並不意味規模過大的外匯儲備不會對一國經濟和金融的運行帶來不利的結果。相反,如果外匯儲備管理體制不能根據外匯儲備的功能變化進行「與時俱進」的調整,規模日益增大的外匯儲備也會帶來一些不利的後果,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如果由貨幣當局獨攬外匯資產,它將給國內經濟帶來貨幣供應增長過快、流動性過剩,進而造成潛在通貨膨脹壓力的不利後果。我們看到,這正是當下中國發生的情況。

(一)央行的對沖努力

為了緩解外匯儲備增加對貨幣供應的不利影響,對沖外匯儲備的壓力,央行從2002年就開始了大規模的公開市場操作。起初,公開市場操作集中於以國債為主的現券賣斷操作和回購操作上。然而,由於央行資產負債表中的債券存量相當有限,在經歷了一段不長時期的單向操作之後,央行發現自己陷入了無券可賣的尷尬境地。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作為一種替代手段,央行於2002年9月24日將公開市場操作中未到期的正回購轉換為中央銀行票據,然後再用於回購操作。央行票據從此正式進入中國的債券市場。2003年初,鑒於外匯儲備又比上年驟增742億美元的現實,央行認識到,外匯儲備的增加可能會持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這意味著,對沖由此引起的貨幣供應的過度增加,將成為中國貨幣政策在今後一個較長時期的主要任務。由於可用來實施對沖操作的金融工具依然缺乏,央行遂決定將央行票據作為今後公開市場操作的主要基礎。於是,從2003年4月22日開始,央行票據開始了大規模發行,並作為貨幣市場的一個重要券種被允許在銀行間市場上流通。在從那以後的短短4年多時間里,央行票據的發行規模迅速增大,品種也不斷增多。目前,其未清償額已經超過政策性金融債,成為中國債券市場上僅次於國債的第二大品種。

從以上的簡短回顧不難看出,央行票據是在我國經濟發展和金融改革的特定環境下,在中國迅速融入全球經濟體系,在國內相關領域改革尚在進行之中,特別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機制尚待完善的條件下,為了有效實施貨幣政策做出的現實選擇。在這個意義上,它是具有中國特色的金融創新。

央行票據的產生及發展,對我國金融體制改革和迄今為止的金融宏觀調控發揮了重大作用:其一,中央銀行由此獲得了一種主動、靈活且可大規模操作的金融工具。通過對這種金融工具的買賣,央行實現了在保持其資產規模不斷擴大的條件下,通過對其自身負債結構的調整來調整商業銀行可貸資金量,從而實施反周期的貨幣政策調控的積極效果。其二,由於採用了連續滾動發行方式和競爭性招投標機制,並開拓了比較活躍的二級市場交易(銀行間市場),央行票據的發行和交易利率逐漸在我國的貨幣市場上發揮了某種基準利率的作用。在這個過程中,央行票據市場的發展,還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我國利率市場化進程的深入。其三,作為一種無風險、規模巨大和交易活躍的基礎性金融債券,央行票據市場的發展不僅推動了我國貨幣市場的快速發展,為各類金融機構實施流動性管理和風險管理提供了有效工具,而且推動了以開發各類金融衍生品為主要內容的金融創新。

(二)央行票據市場進一步發展的困境

但也應當看到,發展央行票據市場,是在我國國債市場發展不充分,其市場密度、深度和彈性均存在缺陷,從而很難為貨幣政策操作提供有效基礎的條件下,央行為了弱化外匯儲備迅速增長之不利影響而做出的「次優」選擇,因此,其存在缺陷再所難免,主要表現在如下三個方面。

1.成本問題

由於央行票據構成央行負債,在其操作過程中,央行需要為其發行的票據支付利息,這便產生了調控成本問題。然而,如果徑直將央行票據的利息支出全部歸諸調控成本,那是不正確的。在理論上,我們可以從兩個角度來衡量央行票據的成本。第一,由於發行央行票據的目的是為了對沖央行因過度買進其他資產(外匯)所造成的基礎貨幣之過度投放,而央行買進的這些資產又是有收益的,所以,分析央行票據的成本,必須將發行央票所支付的利息與其相應增加持有的外匯資產的收益進行比較。第二,在央行的武器庫中,還有一種「對沖」工具,這就是提高法定準備金率。因此,我們還可以將央行購買並持有外匯資產的收益同央行提高法定準備金率所須支付的成本(對法定準備金支付的利息)進行比較。進行了上述比較之後,對於對沖外匯儲備增長的成本問題,顯然應有別樣看法。進一步,我們還可以對發行央票的成本(央票利率)與提高法定準備金率的成本(法定準備金利率)進行比較。很明顯,前者的成本比後者要高。於是,對於近年來央行不斷提高法定準備金率的政策操作,我們可以基於成本的比較找到強有力的解釋。

2.對市場資金供求和利率的影響

無論其目的為何,發行央行票據總意味著央行增加了市場上對資金的需求;反之則相反。央行的這一操作,必然會對市場資金供求和市場利率產生影響。這樣,就在央行大量發行央票來收縮流動性的時候,央行同時也就成為我國貨幣市場上最大的做市商。作為做市商與作為調控當局這兩種矛盾身份的一體化,無疑增加了央行宏觀調控的復雜性,並加重了其在貨幣政策操作的兩個主要對象——貨幣供應量和利率——之間進行協調的難度。在極端的情況下,倘若央行為了降低其操作成本而對央行票據的利率有所追求,就會有操縱利率之嫌——這顯然與央行的市場中立地位和市場穩定功能相悖。事實上,近年來央行票據發行曾出現過若干次流標情況,正反映了市場對央行這種雙重身份存在的質疑。

3.開放經濟條件下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矛盾

發行央行票據為的是對沖外匯儲備的過度增加,其直接出發點在於追求內部均衡。而央行票據市場的供求態勢和由此決定的利率走勢,又將通過其對人民幣資金的供求對比和市場利率之走勢的影響,對外匯市場和人民幣匯率的動態產生沖擊,這便涉及到外部均衡問題。不難看出,單一運用發行央行票據這種手段來同時應付對內均衡和對外均衡兩個經常不一致的目標,不免有顧此失彼之虞。舉例說,為對沖外匯儲備增加而發行央行票據,固然達到了收縮銀根的效果,滿足了對內均衡的要求;但銀根的收縮將導致人民幣利率水平上升,而利率水平的上升,即便沒有進一步刺激投機性外匯的進一步流入,至少也沒有弱化其流入的動力。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我國依然實行固定匯率制,從而無須顧及匯率水平的變動,這一缺陷並不明顯。但是,WTO過渡期的結束以及匯率形成機制的加快改革,無疑加速了我國為開放性大型體的步伐,致使這一缺陷日益凸顯。
在以上所舉的三個缺陷中,第一個缺陷是可以忽略的。因為,所謂成本問題,實際只是財務安排的一個假象——如果把外匯資產和央行票據負債納入同一個核算框架中同時考慮,這個問題事實上並不存在。我們在下文中將集中討論這一問題。真正成為問題的是後兩者。出現第二個缺陷的原因,在於央行在央行票據的操作中不免有自己的利益存在,集做市商與調控者兩個相互對立的職能於一身,難免沖突。出現第三個缺陷的原因,在於日益成長為開放性大型經濟體,從而必須同時兼顧對內均衡和對外均衡兩個相互聯系但經常沖突的目標——將這兩項任務擠壓在單一的對沖操作和提高法定準備金率的操作之中,已經使得央行陷入左支右絀的窘境,並降低了國家總體的宏觀調控效力。四、外匯儲備管理體制的國際經驗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如果外匯儲備管理體制不能根據外匯儲備的功能變化進行「與時俱進」的調整,規模日益增大的外匯儲備將帶來不利的後果。基於這一認識,我們認為,外匯儲備管理體制改革的基本任務之一,就是要阻斷外匯儲備的動態同國內貨幣供應的僵硬聯系。

在探討改革我國外匯儲備管理體制的方略之前,有必要對別國的經驗做些比較分析。通過分析美國、英國、日本、歐盟、韓國、新加坡和我國香港特區等國家和地區的外匯管理體制安排,並分析這些國家和地區實踐經驗背後的理論線索和邏輯關系,我們概括出如下兩點認識。

(一)外匯儲備持有者問題

關於外匯儲備當局的安排,大國和小國有著截然不同的選擇。經濟開放的大國更傾向於由財政部門或貨幣當局之外的專設部門持有外匯儲備,並相應承擔外匯市場干預和匯率穩定職能;而小國則更多地選擇由中央銀行直接持有外匯儲備,並相應承擔外匯市場干預與匯率穩定職能。

對於任何開放型經濟體來說,宏觀調控的任務均可概括為同時追求對內均衡和對外均衡。但是,因經濟規模的不同,從而對內部均衡重要性強調程度的不同,大國和小國處理內外均衡關系的模式存在著重大差異。

對於開放型大國經濟來說,由於客觀上本國經濟的獨立性較強,且始終強調經濟的獨立性,宏觀調控的基本任務,便是要同時實現內外均衡。然而,經濟政策理論(例如「丁伯根法則」)和各國實踐均告訴我們,由於一種政策工具只能實現一個政策目標,要實現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兩個經常不相容的宏觀調控目標,至少需要兩種以上的政策工具。我們看到,像美國、英國、日本、韓國等,均確定了由貨幣當局負責內部均衡、而由財政當局負責外部均衡的分工。由於外匯儲備更多地涉及外部均衡問題,這些國家自然都選擇由財政當局來主導外匯管理體制,並負責制定匯率政策。由財政部門或專設機構主導外匯管理體制的最大好處,在於可以切斷外匯儲備與基礎貨幣供給之間的直接聯動關系,阻隔匯率變動可能對貨幣政策產生的直接影響。同時,由於隔斷了不穩定的外部沖擊,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得到加強,其調控國內經濟運行的能力也得到提高。

小型開放經濟體的情況則不同。由於他們幾乎不存在可以自我支撐的國內經濟體系,其經濟運行是高度依賴全球市場的。這就意味著小型開放經濟體的內外均衡具有一致性,基本上不存在所謂的內外均衡沖突問題,也就無所謂內外均衡的職能分工問題。同樣由於小型經濟體的經濟發展高度依賴外部環境,保持匯率穩定,實現外部均衡,在多數情況下總會成為壓倒一切的目標。新加坡以及我國香港特區便是合適的例證。

這兩個經濟體事實上都不擁有真正意義的中央銀行,也不存在真正意義的貨幣政策。如果一定要進行比較,那麼,他們貨幣政策的惟一目標就是保持匯率穩定。在這種情況下,選擇由貨幣當局負責外匯儲備的管理,以確保本國基礎貨幣供給與外匯儲備的變動保持同步變動關系,是實現匯率穩定和整體經濟正常運行的必要條件。

(二)外匯儲備資產的多樣化

在外匯儲備管理模式的選擇上,儲備規模較大的國家(地區)傾向於對外匯儲備進行分檔管理。其外匯儲備管理的目標,在常規的流動性之外,均有一定的收益率要求。

從國際比較來看,外匯儲備較少(對匯率干預要求較低)的國家(地區),由於持有外匯資產的機會成本較低,通常採取的是較為簡單的管理模式,其儲備管理的首要目標大都是維持較高的流動性,對外匯儲備的收益性沒有太多的要求。而在那些儲備規模較大的國家(主要集中在亞洲地區)中,出於提高管理效率的考慮,往往對外匯儲備實行了分檔管理,在確保外匯儲備流動性的前提下,將多餘部分進行收益率較高的各種投資,以提高外匯儲備的整體收益水平。

比如,從1997年開始,韓國貨幣當局便將儲備資產分為流動部分、投資部分和信託部分三個部分來管理,並對不同的部分設置不同的投資基準。流動部分由美元存款和短期美國國庫券組成,每季度根據儲備現金流來決定合適的規模,追求高度流動性的目標。投資部分投資於中長期、固定收入的資產,追求收益率目標。以上兩個部分的外匯儲備均由韓國銀行的內設機構進行管理。信託部分同樣追求收益率目標,不同的是,這部分外匯資產是委託給國際知名的資產管理公司進行管理的。根據韓國銀行的解釋,設置這一檔的目的,在於提高儲備收益的同時,提供一條向國際知名管理公司學習先進投資知識的途徑。自2003年開始,韓國進一步成立了由政府全額出資的韓國投資公司(KIC)。從功能設置來看,該公司將作為一家資產管理公司,逐步接受韓國銀行和財政部的委託,管理一部分外匯儲備資產。

新加坡政府亦然。與韓國不同的是,新加坡不僅將國家外匯儲備分為兩檔,而且該兩檔的儲備分別交由管理局和政府投資公司(GIC)來持有並管理,從而實現了機構分離。在這種安排下,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持有的外匯儲備主要用於干預外匯市場,及作為基礎貨幣發行的保證,目的是維持新元匯率的穩定。而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作為一家由政府全額出資的資產管理公司,則接受政府管理外匯儲備的委託,通過其6個海外機構,在全球主要資本市場上對股票、公司債券、貨幣市場證券、甚至金融衍生產品進行投資,來實現外匯儲備收益的長期增長。

我國香港特區也將外匯基金分為支持組合和投資組合兩檔來實行分檔管理。支持組合為貨幣基礎提供支持,進行外匯市場干預,以此確保港元匯率的穩定。投資組合則保證資產的價值及長期購買力,追求較為長期的投資收益。投資基準由外匯基金咨詢委員會制定,其主要內容包括外匯基金對各國及各環節資產類別的投資比重及整體貨幣擺布。外匯基金僱傭全球外聘基金經理負責管理外匯基金約1/3的總資產及所有股票組合。

值得注意的是,類如美國、英國這樣的發達國家,雖然憑借其本幣在國際金融體系中居於「關鍵貨幣」地位而不保持大量外匯儲備,但是,其外匯儲備管理也都含有「在保持流動性和安全性前提下爭取實現利潤最大化」的目標。這說明,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外匯儲備的功能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它作為一國財富的意義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強調。

五、中國外匯儲備管理體制的改革

中國外匯儲備的迅速增長,是由一系列國際和國內因素造成的。就國際而論,全球經濟失衡當推首因;就國內而言,儲蓄過剩並造成國際收支順差,則屬根源。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大量研究顯示,無論是全球經濟失衡還是國內儲蓄過剩,都是由一系列實體經濟因素和體制因素造成的,要在短期內矯正絕非易事。這意味著,外匯儲備持續增長,將是我們在今後一個較長時期中必須面對的情勢。鑒於外匯儲備的增長已經成為影響我國經濟運行日益重要的因素,並已顯示出若干負面影響,鑒於我國現行的外匯儲備體制已經不足以應對這種新的復雜局面,改革傳統的外匯儲備管理體制,創造一個靈活且有效的制度框架,已成當務之急。

(一)根本的任務是建立全球配置資源的戰略

面對國家外匯儲備迅速增長的局面,人們直觀的反應是要將外匯儲備「用掉」。我們認為,這種看法過於簡單化。應當清楚地認識到這樣的事實:如果我們當真能夠大量購買國外的資源、產品和勞務,亦即為外匯儲備找到規模巨大且穩定的非金融用途,外匯儲備就不會增長過快了。反過來說,外匯儲備之所以增長過快,正是因為我們「用」不出去。在此情勢下,簡單地為了減少外匯儲備而不計成本、甚至浪費地「用掉」我們用國內資源和產品交換而來的外匯儲備,肯定是不足取的。

有鑒於此,面對外匯儲備不斷增長的局面,應當提出的任務是促進外匯儲備多渠道使用。綜合別國經驗和我國的實踐,這既包括外匯資產持有機構的多元化,也包括外匯資產投資領域的多樣化。

中國的經濟發展正站在一個新的起點上。在過去近30年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礎上,今後的中國經濟發展勢必更廣泛和更深入地融入全球經濟的運行之中。因此,更加積極、主動地運用全球的資源來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服務,或者說,著眼於全球經濟運行來規劃我國的資源配置戰略,應當成為中國經濟進一步發展的立足點。毫無疑問,外匯儲備管理體制的改革應當被有機地納入這一全球化發展戰略之中。具體而言,我國外匯儲備管理體制改革的主要目標是更加有效和多樣化地使用外匯儲備,實現商品輸出向生產輸出和資本輸出的轉變,並藉此在全球范圍內實現我國產業結構的優化。

(二)改革之一:國家外匯資產持有者的分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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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為止,我國依然實行比較嚴格的外匯管制。在現行的框架下,絕大部分外匯資產都必須集中於貨幣當局,並形成官方外匯儲備;其他經濟主體,包括、居民和其他政府部門在內,都只能在嚴格限定的條件下持有外匯資產。這種外匯管理體制是與傳統體制下國家外匯儲備短缺的情況相適應的;而今的情況是,我們已經開始為外匯儲備積累過多及增長過快而苦惱。為了適應上述變化,放鬆外匯管制已經勢在必行。近來有關當局提出了要大力推行「藏匯於民」的戰略,正是適應了這種轉變的趨勢。

為了便於了解這種戰略轉變,我們首先需要對外匯資產、官方外匯儲備等相關概念進行更全面、更精確的定義。

六、結束語

從本質上說, 外匯儲備管理體制的改革,無論涉及多麼復雜的內容,最終的結果,都是要將原先由貨幣當局獨攬外匯資產的格局改變為由貨幣當局、其他政府機構和廣大企業和居民共同持有的格局。

③ 2017年外匯管理有什麼新規定

最新的個人購匯說明書中,明確給出了境內個人在辦理個人購匯業務時的六項禁止行為,分別是:

1、不得虛假申報個人購匯信息

2、不得提供不實的證明材料

3、不得出借本人便利化額度協助他人購匯

4、不得借用他人便利化額度實施分拆購匯

5、不得用於境外買房、證券投資、購買人壽保險和投資性返還分紅類保險等尚未開放的資本項目

6、不得參與洗錢、逃稅、地下錢庄交易等違法違規活動。

(3)當前外匯管理新情況擴展閱讀:

主要類型:

1、各國外匯管理制度主要有三種類型:第一種是嚴格型外匯管制,即對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都實行管制,實行這種外匯管制的國家通常經濟比較落後,外匯資金短缺,市場機制不發達,因而試圖通過集中分配和使用外匯以維持穩定的匯價、保障國際收支平衡、維護民族經濟的發展。

2、第二種是部分型外匯管制,即對經常項目的外匯交易原則上不加限制,但對資本項目的外匯交易進行一定的限制。如日本、丹麥、挪威、法國、義大利等約20個國家。

3、第三種是完全自由型外匯管制,即對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的外匯交易均不進行限制,外匯可自由兌換、自由流通、自由出入國境,實行金融自由化。這類國家有美國、英國、瑞士、荷蘭、新加坡和外匯儲備較多的石油輸出國(如科威特、沙烏地阿拉伯等)。

4、中國外匯管理體制基本上屬於部分型外匯管制,對經常項目實行可兌換;對資本項目實行一定的管制;對金融機構的外匯業務實行監管;禁止外幣境內計價結算流通;保稅區實行有區別的外匯管理等。這種外匯管理體系基本適應中國當前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也符合國際慣例。

④ 今年2007中國最新的外匯管理措施有哪些

全國外匯管理工作會議上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日局長胡曉煉在會議上表示,2007年將努力促進國際收支基本平衡,以實現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根據部署,2007年外匯管理工作將把握四方面重點任務:
一是進一步深化外匯管理體制改革。重點是繼續有序放寬企業和個人持匯、用匯限制,加快外匯市場發展,為銀行的金融產品創新創造更加寬松的政策環境,擴大外匯市場產品,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加強外匯儲備經營管理,有效防範風險,積極探索和拓展外匯儲備使用渠道和方式。
二是進一步拓寬對外投資渠道,引導資金有序流出。重點是逐步放寬機構和個人對外金融投資的規模、品種等限制,力爭在擴大對外金融投資方面取得新進展。同時進一步改善境外直接投資外匯管理,繼續大力支持企業"走出去"。
三是加強對跨境短期資本流動特別是投機資本的有效監控。重點是改進外債管理方式,嚴格控制外債過快增長,繼續落實和鞏固貿易外匯收結匯、個人外匯和外資進入房地產等三大監管政策,加強對貿易信貸等資金流入的管理,嚴格監控異常資金流入。
四是積極採取先進的技術手段實施監管。重點是對異常跨境資金流動和非法外匯交易實行嚴密監測,進一步提升外匯管理電子化水平,提高現場檢查和非現場檢查的效率。
外匯管理新規企業受惠 諸多風險需作防範。
根據調整後的外匯管理政策,境內機構有真實貿易背景且有對外支付需要的,可在開戶銀行憑有關法規規定的有效憑證和商業單據,提前辦理購匯,並存入其經常項目外匯賬戶。過去有海外訂單時,國內集團公司需要等到海外的貿易訂單發來,帶齊各類手續單據才能去銀行辦理購匯手續,實際購匯和海外企業需求之間存在時間差,而且購匯方式也是「一單一批,額度很小」。如果外商的訂單周期較短,或者公司自身在海外采購的商品較為緊俏需要預付外匯時,購匯問題就比較突出。此外,由於經常項目外匯賬戶實行限額管理,最高限額標准較低,手續繁瑣,還加大了企業換匯成本,降低企業經濟效益。 而在此次政策調整中,境內機構經常項目外匯賬戶保留的外匯限額,按上年度經常項目外匯收入的80%與經常項目外匯支出的50%之和確定。「按照目前保留外匯的限額,我們公司每個賬戶外匯余額可以達到5000萬美元,完全可以滿足集團公司的日常用匯需求。」
事實上,外匯政策調整的最大亮點是資本項目的進一步放開,而放開後可能加劇市場風險。國際金融專家、研究員譚雅玲認為:「在參考一攬子貨幣的情況下,企業和機構應該理性地對待外匯政策變化。可以借鑒日本的外匯管理經驗,特別是日本企業應對外匯風險的管理。」她介紹說,日本的企業一般會根據外匯價格變化,在歲末年初做出預估,根據匯率變化的資金風險和產品組合,依據企業經營模式及需求,做出應對方案。「這種主動避險的操作方法效果明顯,雖然日元匯率大起大落,但企業經營比較穩定。日本潛在的競爭力已經從貿易大國轉向投資大國。」相比而言,國內的機構和企業滯後於政策的發展,企業習慣依靠於政策的扶持,習慣於依靠銀行方面進行理財。 梅新育則認為,政策制定者在考慮解決企業微觀需求的同時,也需要考慮監管國際游資內流的宏觀經濟管理需求。「『提前錯後』、尤其是貿易信貸操作,已經成為國際游資內流的重要渠道。」另外,目前雖然發展中國家保持著較大規模的資本凈流入,但是國際資本流動方向可能在不久的將來發生顯著逆轉,「必須時刻保持警惕。」
具體政策察看外匯管理局網站

⑤ 外匯管理局最新消息

國家外匯局之前發了一些關於外匯管理的一些新規,將在2016年1月1日開始實行,投資者可能會在最後一天換成美元現金。今年10月,外匯局發布《國家外匯管理局綜合司關於開展個人外匯業務監測系統試運行有關工作的通知》,擬於2016年1月1日停止使用個人結售匯管理信息系統,正式上線個人外匯業務監測系統。望採納~

⑥ 國內外匯的發展目前是處於一個什麼狀況

若從交易技術層面、從市場交易規模等角度考察,10年來中國外匯市場的發展確實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績。和國際外匯市場的新發展相比,我國銀行間外匯市場的交易方式由交易員分別報價,系統按照時間優先、價格優先原則集中撮合成交,從技術層面應當說是符合國際外匯市場發展的趨勢的;中國銀行間外匯市場的交易規模也是連年翻番。但是,如果從市場制度發展的角度看、從市場結構的角度來考察,中國外匯市場依然處於起步階段,在新產品的創新等領域基本上沒有新的進展,這種趨勢尤其表現在中國外匯交易中心的定位等方面。

從市場交易平台的角度看,外匯市場的平台應當是市場化的,目前中國外匯交易中心的市場定位有待明確。在整個外匯市場的發展過程中,中國外匯交易中心究竟應當如何定位、承擔什麼職能,直接影響到下一步外匯交易中心本身的發展,也影響到下一步外匯市場的發展。

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在成立初期採取的是會員制的組織體制,會員交納會員費,並成立理事會,實際上是具有一定市場中介色彩的自律性組織。隨著10年來的發展,外匯交易中心的這種市場色彩反而在淡化,成為監管機構的直接下屬機構。從市場發展的角度看,起碼這不能視為一種進步。

從國際經驗看,如何合理界定中國外匯交易中心這類市場主體的職能和定位,往往成為影響外匯市場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從韓國外匯市場的發展看,韓國參與銀行間外匯市場的金融機構成立的一個自治委員會——漢城外匯市場委員會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自律性組織,韓國的外匯經紀商、韓國銀行和政府也參加了這個委員會,通過市場化的方式推動了韓國外匯市場的發展。在中國台灣省的外匯市場發展中,初期也有定位不清晰的外匯交易中心,成立後一直沒有獲得法律地位,這個交易中心由五家台灣的商業銀行(台銀、中國、第一、華南、彰化)組成,其他銀行可以會員身份參加;隨著台灣外匯市場的發展,交易中心的地位進一步明確了經紀商的功能,促進了交易中心的發展和台灣外匯市場的發展。可見,一個市場化的、定位明確的交易平台對於外匯市場的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外匯市場上,商業銀行等市場主體更為了解市場的需求,能夠對市場作出更為靈敏的反應,通過市場化的方式,將商業銀行引入中國外匯交易中心的運作,無疑有利於外匯市場的發展。

從市場的交易競爭程度看,中央銀行應當逐步降低大規模的持續直接市場干預,著手提高外匯市場的市場競爭程度中央銀行的大規模入市干預,此時市場的監管者和調控者被動地直接成為最大的交易主體,從中長期看不利於外匯市場效率的提高,也降低了外匯市場的市場競爭程度,也降低了中央銀行進行外匯市場進行間接調控的靈活性和迴旋的餘地。

從技術層面看,盡管近兩年來外匯市場推出了歐元/人民幣交易和外幣拆借中介服務,交易時間延長,結售匯統計數據上網,但是在匯率政策方面事實上的釘住美元以及穩定的匯價、央行的大規模直接干預,使得市場參與者認為人民幣匯率有政府擔保,直接制約了外匯市場的發展。

從市場主體的結構看,當前外匯市場存在的一個明顯缺陷,就是交易量在交易主體中的分布過於集中,在銀行間外匯市場的300多家會員中,只有少數幾家銀行占據高度壟斷地位,這種市場主體的同質性、交易分布的集中性可能有利於監管機構的直接監管,但是,因為商業銀行交易行為的趨同性,以及占據主導地位的商業銀行的交易的集中性,一方面使得中央銀行有較大的被動入市干預的壓力,同時也使得匯率形成的市場彈性有待提高。

從國際經驗看,中央銀行對於外匯市場的干預應當是間接地通過商業銀行等市場主體進行的,持續的大規模直接干預的成本實際上趨於上升。因此,中央銀行逐步減少持續的直接干預,引入多元化的市場主體,讓商業銀行等中介機構發揮更為積極的作用,是外匯市場發展的一個重要動力;中央銀行入市干預,應當是在全面掌握市場交易信息的基礎上,通過影響商業銀行的交易行為來進行更有效率。

市場競爭程度不高,同樣還表現在市場流動性的缺乏方面。當前,中國外匯市場上除美元之外的交易品種缺乏流動性,直接制約了市場的發展。外匯市場中的一個規律是,流動性創造流動性。一個流動性好的產品會吸引更多的機構參與交易,機構的參與反過來又增加了該產品的流動性。從當前的市場環境看,提高市場的競爭程度、進而提高市場的流動性,是推動外匯市場發展的一個重要環節。要逐步引入做市商制度,在放開雙邊交易的條件下,有條件引入做市商制度。經過批準的做市商銀行在規定的做市限額內,根據自己的判斷,連續報出願意買賣外匯的價格和金額,提供市場流動性,而不必強調有真實的結售匯背景。同時,還應當吸收更多的市場主體,如保險公司等非銀行金融機構進入市場,嘗試進行貨幣經紀公司的試點;逐步放開實需原則的限制,在增加具有不同交易動機的交易主體基礎上,允許市場參與者在嚴格控制風險的前提下,進行無實需背景的金融交易。

從市場主體結構看,應當為中小金融機構提供更多的交易選擇,改變中小金融機構在當前的外匯市場結構中的被動地位無論是國際市場還是國內市場,外匯市場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勢是交易的集中化和非中介化,大型的銀行越來越主導整個外匯市場的運作過程。與此同時,一大批中小金融機構的市場參與程度在提高,這些客戶在國內的網路較小,但是因為其參與國際業務的經驗較少,信用評級較低,難以通過國際外匯市場進行買賣,希望通過中國外匯交易中心構建的平台進行交易來軋平頭寸。

目前,對應於銀行結售匯櫃台的主要交易品種,銀行間市場有四種貨幣,都是外幣兌人民幣報價。此時容易出現不同外幣之間的交叉匯率、和國際外匯市場之間匯率的差別,一些能夠參與國際外匯市場交易的大銀行,往往會把國內市場流動性較高的美元的交易放在國內的銀行間市場交易,而把相應的歐元、日元和港幣頭寸都通過國外市場轉換為美元的頭寸,中小金融機構則只能被動地接受國內外市場之間的價格差異。因此,在當前的發展階段,中國外匯交易中心應當在控制中小金融機構的信用風險的前提下,積極將中小金融機構作為服務的主要對象之一。

當前,為了改變中小金融機構的這種被動的市場格局,既可以考慮推出美元兌歐元等交叉盤的報價,也可以改變現有的報價方式,將四種貨幣的交易基準價格統一為美元的基準價格,其他主要貨幣和人民幣之間的價格由美元基準價格和國際外匯市場美元和主要國際貨幣之間的價格進行套算。

從市場功能定位看,應當推動當前的外匯市場從以實需為基礎的結售匯頭寸的平補市場,逐步轉化為同時覆蓋實需交易和金融性交易的外匯市場在當前的資本管制條件下,基於交易的實需原則,中國的銀行間外匯市場實際上更多的是一種結售匯頭寸的平補市場,主要是配合結售匯制度下外匯指定銀行平衡結售匯交易產生的頭寸。在這種市場格局下,商業銀行不是基於商業需要或贏利的目的在外匯市場上買賣外匯,其交易行為是為了履行國家外匯管理局關於結售匯周轉頭寸的管理規定。當市場供求出現不平衡時,中央銀行只能被動入市買賣外匯。反觀國際外匯市場的發展,銀行、非銀行金融機構、大型跨國企業和中央銀行基於不同的交易目的,進入外匯市場交易,實需性需求的比率實際上趨於下降,而金融性交易的交易量占市場總的交易量已經超過70%,因此,逐步改革結售匯制度,謹慎地放鬆資本項目管制,擴大外匯市場的金融性交易,是提高當前外匯市場活躍程度的重要方向之一。

與市場功能定位相對應的一個問題是,當前從市場產品結構看,應逐步推出以銀行間遠期交易為代表的新交易品種。目前國內外匯市場只有四個即期交易品種,缺乏遠期交易等交易品種。開展遠期結售匯的四家銀行只能通過即期市場和拆借市場進行平盤,銀行間外匯市場缺乏遠期交易市場,匯率形成僅基於當前的外匯供求,難以迅速反映市場對未來匯率的預期。因此,應積極拓展包括遠期和外幣貨幣對在內的新的交易品種。

有關國際經驗表明,只要有現實的避險交易的需求,就必然會產生相應的避險交易的品種,只不過在不同的管制條件下,這些新品種究竟是在在岸的市場,還是在離岸的市場而已。目前在香港以及海外市場,有關人民幣的遠期交易十分活躍,對於中國在岸市場的遠期交易的發展也是一個外部的推動力。目前我國遠期外匯市場的發展僅限於零售市場上的遠期外匯業務,內容僅包括進出口貿易避險和還本付息避險,完全以實需為原則。應當逐步在銀行間外匯市場推出遠期外匯交易,並為未來退出調期、期貨、期權等業務提供經驗。與此相對照,也可以推出商業銀行的遠期頭寸管理,通過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建立相應的遠期業務平盤機制,為金融機構提供遠期外匯避險機制。

⑦ 對當前我國匯率制度與外匯管理制度的看法

金融服務貿易的完全自由化並不要求資本賬戶的完全開放,所以,履行我國金融服務開放承諾,並不會與現行資本管理制度產生很大沖突。但是,金融服務貿易自由化對資本流動的影響也是客觀存在的,如對資本流動規模的影響和對資本流動穩定性的影響。通過這些變數,金融服務貿易自由化對我國的現行匯率制度產生了不得不面對的挑戰。對我國來說,放棄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是不可能的。因此,從釘住匯率制選擇合適的時機,過渡到真正由市場供求決定的浮動匯率制,就是我國的最佳選擇。

⑧ 關於外匯管理方面的問題

經常項目交易的損益是什麼?就是由於匯率變動對進出口造成的風險.

這與公司價值有什麼聯系?匯率變動對公司現金流的價值造成影響,導致公司價值變動。比如,某大型國際集團在印度辦廠,印度盧比貶值,其他不變,則印度部分美元現金流降低,價值降低。

⑨ 對當前我國外匯管理的幾點思考

(一)外匯及外匯管理

所謂外匯, 就是指可以用作國際清償的支付手段和資產。根據我國《外匯管理條例》的規定,我國的外匯包括外國貨幣、外匯支付憑證、外幣有價證券、特別提款權、歐洲貨幣單位以及其它外幣資產。根據各國貨幣在國際清償中的不同特點,外匯又分為自由外匯和記帳外匯。

外匯管理又稱為外匯管制,是指一個國家為了保持本國的國際收支平衡,對外匯的買賣、借貸、轉讓、收支、國際清償、外匯匯率和外匯市場實行一定限制措施的管理制度。其目的在於保持本國的國際收支平衡,限制資本外流,防止外匯投機,促進本國經濟的健康發展。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匯管理條例》規定,我國實行國際收支統計申報制度,凡有國際收支的單位和個人都必須進行國際收支申報。

(二)我國外匯管理制度框架

我國從建國以來一直實行外匯管制。建國初期,基於我國國力較弱以及當時所處的嚴峻的國際國內形勢,我國實行比較嚴格的外匯管理制度。隨著改革開放和經濟的不斷發展,我國順勢頒布了一系列的外匯管理新法規,形成了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匯管理條例》為主,包括其它外匯管理法規、行政規章和其它規范性文件的相對完善的外匯管理法律體系,標志著我國外匯管理進入了一個新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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