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匯管理體制改革方向

❶ 外匯管理體制與我國的國際收支均衡的理論意義和實用價值以及相關的一些知識

外匯管理體制與我國的國際收支均衡的理論意義和實用價值以及相關的一些知識如下：

外匯儲備對於一國國際收支平衡和外匯市場的平穩運行、匯率的穩定具有重要意義，但持有外匯儲備是有機會成本的，因此，如何保持適度的儲備規模，既保證本國的對外清償能力，維持外匯市場的平穩運行；又能夠將儲備的機會成本降至最低，就成為一國外匯儲備管理的一個重要內容。

外匯儲備的影響因素及外匯儲備適度規模的主要理論

理論上說，在特定的需求動機驅使下造成的儲備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金融實力和調節外匯市場能力的增強，能夠體現出宏觀經濟運行狀況的改善，同時也會增加一國宏觀調控當局的調控能力，改善其國際形象，增強國際資本的信心。但是，過量的儲備規模也會造成資源閑置等負面影響。

一般說來，影響外匯儲備需求的因素主要包括：

1、持有儲備的成本，即進口品的投資收益率與持有儲備資產的收益率之間的差額；

2、進入國際金融市場籌借應急資金的能力；

3、對國際收支發生各種沖擊的規模和類型（即短期性沖擊和長期性沖擊）；

4、宏觀經濟運行的調整速度，這主要取決於邊際進口傾向、進口供求彈性、匯率制度的靈活性；外匯外貿管制的程度；各國政策的國際協調等。

5、進出口規模，其中主要是進口規模。這也可以視為一國經濟增長和國民經濟的對外依賴程度，尤其是對進口的依賴程度。

6、中央銀行在國際收支發生不平衡時，原意並且能夠通過各種措施如放鬆或緊縮銀根，削減或增加支出等進行調節的效率。

7、外匯市場的發育程度，以及匯率制度的市場化程度。

8、中央銀行擁有的儲備以外的國際清償能力，如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獲取有條件貸款的能力。

9、未償外債總額及其償還期的特點等。

對於一國中央銀行來說，要想將上述因素全部數量化，並由此來確定一個適當的儲備規模是比較困難的，而且影響一國外匯儲備的因素很多，各國都傾向於使用外匯儲備的合理目標區，該區的上限是能夠滿足一國經濟發展較快時可能出現的最大貿易支付和資本流出量的儲備量即保險儲備量。下限是保證最低限度對外支付所需的儲備量即經常儲備量，只要一國所持有的儲備量在這個區域內，就被認為是合理的外匯儲備規模。關於我國的最適儲備規模問題，一直是經濟界爭論的熱點問題之一。不同的經濟學家從不同的經濟條件出發，對於上述影響因素進行了一定程度的量化，得出了不同的外匯儲備適度規模理論，可以作為研究的借鑒。這些理論主要有以下幾種：

1、特力芬進口比例法。這是由美國經濟學家特力芬（R.Triffin）提出的。他通過對1950年到1957年間12個國家儲備變化的比較研究後認為，一國的外匯儲備對進口的比率一般以40％為適度，低於30％則宏觀當局採取相應措施，20％為最低限度；從全年看，應該保持在25％左右，即以滿足三個月的進口為宜。這一方法簡單易行，而且得到國際組織的認可。但是，這個比率充其量只能說是一個經驗的法則，缺乏理論基礎，而且僅僅考慮到進口對儲備的影響而忽視了許多重要的因素。

2、阿格沃爾模型。由於發展中國家對儲備的需求有不同的特點，如國際收支波動大、實際調節代價比發達國家高、持有儲備的機會成本較高等，阿格沃爾從發展中國家的特點出發，建立了阿格沃爾模型，主要考慮了外匯儲備變動平均數、持有外匯的機會成本、進口傾向、國際收支差額、逆差出現的概率等等。根據這一模型，適度的外匯儲備規模就是持有儲備的邊際成本等於邊際收益時的規模。

3、貨幣供給決定論。這一理論強調，國際收支不平衡是一種貨幣現象，當國內貨幣供應量超過需求量時，多餘的貨幣就會相應流動到國外，從而引起超現金余額的減少。因此，決定外匯儲備需求的主要是國內貨幣供應量的增減。

4、定性分析法。這種方法沒有給出定量的模型，但是強調影響外匯儲備需求量的六個主要因素：

（1）外匯儲備資產質量；

（2）各國經濟政策的合作態度；

（3）國際收支機制的效力；

（4）政府採取調節措施的謹慎態度；

（5）所依賴的清償力的來源及穩定程度；

（6）國際收支的趨勢及其經濟狀況。

5、外匯儲備與債務比率法。這是80年代中期發展起來的一種理論。這一理論認為外匯儲備規模應該保持在外債規模的40％左右。

根據上述幾種理論估算了中國外匯儲備在不同理論框架下的適度規模。各種理論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也存在顯著的缺陷，無論哪一種方法都難以單獨准確地界定一國的外匯儲備規模。因此，需要在充分借鑒西方適度外匯儲備理論的基礎上，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分析當前的外匯儲備適度規模。

❷ 我國現行外匯管理體制包括哪些內容

一、我國外匯管理制度框架。

（一）外匯及外匯管理

所謂外匯, 就是指可以用作國際清償的支付手段和資產。根據我國《外匯管理條例》的規定，我國的外匯包括外國貨幣、外匯支付憑證、外幣有價證券、特別提款權、歐洲貨幣單位以及其它外幣資產。根據各國貨幣在國際清償中的不同特點，外匯又分為自由外匯和記帳外匯。

外匯管理又稱為外匯管制，是指一個國家為了保持本國的國際收支平衡，對外匯的買賣、借貸、轉讓、收支、國際清償、外匯匯率和外匯市場實行一定限制措施的管理制度。其目的在於保持本國的國際收支平衡，限制資本外流，防止外匯投機，促進本國經濟的健康發展。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匯管理條例》規定，我國實行國際收支統計申報制度，凡有國際收支的單位和個人都必須進行國際收支申報。

（二）我國外匯管理制度框架

我國從建國以來一直實行外匯管制。建國初期，基於我國國力較弱以及當時所處的嚴峻的國際國內形勢，我國實行比較嚴格的外匯管理制度。隨著改革開放和經濟的不斷發展，我國順勢頒布了一系列的外匯管理新法規，形成了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匯管理條例》為主，包括其它外匯管理法規、行政規章和其它規范性文件的相對完善的外匯管理法律體系，標志著我國外匯管理進入了一個新時期。

目前，我國外匯管理的職能部門是國家外匯管理局及其分局。

二、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外匯管理

我國的外匯收支分為經常項目外匯和資本項目外匯，對它們分別實施不同的管理措施。

（一）經常項目外匯管理

經常項目是指國際收支中經常發生的項目，包括貿易收支、勞務收支和單方面轉移等。

我國對經常項目下的外匯收入實行銀行結匯制，境內機構的經常項目外匯收入必須匯回國內，並按照國家關於結匯、售匯及付匯管理的規定賣給外匯指定銀行，或者經批准在外匯指定銀行開立外匯賬戶。境內機構原則上不得將經常項目外匯帳戶中的外匯資金轉作定期存款；確需轉作定期存款的，須憑法定的文件向開戶行所在地的外匯局申請。境內機構的經常項目用匯，可按國家關於結匯、售匯及付匯管理的規定，持有效憑證和商業單據向外匯指定銀行購匯支付。境內機構的出口收匯和進口付匯，應當按照國家關於出口收匯核銷管理和進口付匯核銷管理的規定辦理核銷手續。

對於屬於個人所有的外匯，可以自行持有，也可以存入銀行或賣給外匯指定銀行。外匯局對居民個人購匯實行指導性限額及核銷管理，購匯金額在規定限額以內的，居民個人可以持規定的證明材料直接到銀行辦理；購匯金額在限額以上的，居民個人應當持相應的證明材料向外匯局申請，然後再憑外匯局的核准件和相應的證明材料到銀行辦理。外國駐華機構和來華人員的合法人民幣收入，需要匯出境外的，可以持有關的證明材料和憑證倒外匯指定銀行兌付。駐華機構和來華人員由境外匯入或者攜帶入境的外匯，可以自行保存，可以存入銀行或者賣給外匯指定銀行，也可以持有效憑證匯出或者攜帶出境。

（二）資本項目外匯管理

資本項目是指國際收支中因資本輸出和輸入而產生的資產與負債的增減項目，包括直接投資、各類貸款、證券投資等。

境內機構的資本項目外匯收入，除國務院另有規定外，應當調回國內，在外匯指定銀行開列外匯帳戶；賣給外匯指定銀行的，須經外匯管理機關批准。

境內機構向境外投資的外匯管理：境內機構向境外投資，在向審批主管部門申請前，須由外匯管理機關審查其外匯資金來源。境內投資者以外匯資金向境外投資的，應向外匯管理當局繳存所投資金的5％作為匯回利潤保證金；以設備作為投資的，應按資本設備投資額的2.5％繳存匯回利潤保證金。

外債是指境內機構對非居民承擔的以外幣表示的債務。外債一般可分為外國政府貸款、國際金融組織貸款和國際商業貸款。對於國際金融組織貸款和外國政府貸款由國家統一對外舉借；國家對國有商業銀行以及境內中資企業舉借的中長期商業貸款實行余額管理；外商投資企業舉借的中長期外債累計發生額和短期外債累計發生額之和應當控制在審批部門批準的項目總投資和注冊資本之間的差額之內。在差額范圍內，外商投資企業可以自行舉借外債，超出差額的，須經原審批部門重新核定項目總投資。外債資金的使用應當符合國家的相關規定，同時，國家外債管理部門應當根據國家法律對外債和對外擔保實施監管。

外商投資企業經營期滿或因其它原因無法繼續經營而依法終止的，應當依法進行清理並照章納稅。清理納稅後的剩餘財產屬於外方投資者所有的人民幣，可以向外匯指定銀行購匯或攜帶出境；屬於中方投資者所有的外匯，應全部賣給外匯指定銀行。

三、金融機構的外匯業務管理

（一）金融機構經營外匯業務管理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匯管理條例》的相關規定，我國對金融機構經營外匯業務進行如下管理，金融機構經營外匯業務必須報經國家外匯管理機構批准，並領取經營外匯業務許可證；應按規定為客戶開立帳戶，辦理有關外匯業務；應按規定繳存外匯存款准備金，遵守外匯資產負債比例管理的規定，並建立呆帳准備金；外匯指定銀行辦理結匯業務所需的人民幣資金，應當使用自有資金。

（二）金融機構經營外匯業務的監督管理

金融機構經營外匯業務，應接受外匯管理機關的檢查、監督，同時，應當向外匯管理機關報送外匯資產負債表、損益表以及其它財務會計報表和資料。

四、人民幣匯率和外匯市場管理

（一）人民幣匯率管理

匯率是指一國貨幣與另一國貨幣相互折算的比率，匯率的高低由外匯市場供求關系和其它有關政治經濟因素所決定，同時又對一國的國際收支和經濟發展起著重要的反作用。

我國過去一直實行單一的匯率制度。1979年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後，我國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形成官方匯率和調劑市場匯率並存的雙重匯率局面。自1994年1月1日起，我國取消外匯留成，將兩種匯率並軌，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

（二）外匯市場管理

外匯交易市場是指進行外匯買賣的場所，在外匯市場進行交易應當遵循公開、公平、公正和誠實信用的原則。

在我國，外匯市場交易的幣種和形式由國務院外匯管理部門規定和調整。目前允許交易的幣種有人民幣對美元、港元、日元、歐元等。交易的形式包括即期交易和遠期交易；對銀行間的外匯市場只允許進行即期交易，對銀行與客戶之間則允許進行遠期外匯交易。

五、違反外匯管理的法律責任

違反外匯管理的各種行為，一般包括逃匯行為、套匯行為、擾亂金融行為、違反外債管理行為、違反外匯帳戶管理行為、違反外匯核銷管理行為以及違反外匯經營管理行為等，我國的相關法律法規都對這些違反外匯管理的行為予以了定義，並規定了相應的民事、刑事、行政責任。

❸ 1994年國家外匯管理體制改革的主要內容

一、實行外匯收入結匯制，取消外匯分成。

二、實行銀行售匯制，允許人民幣在經常項目下有條件可兌換在實行售匯制後，取消經常項目正常對外支付用匯的計劃審批。

境內企事業單位 、機關和社會團體在此項下的對外支付用匯，持如下有效憑證，用人民幣到外匯指定銀行辦理兌付。

三、建立銀行間外匯市場，改進匯率形成機制，保持合理及相對穩定的人民幣匯率。

四、強化外匯指定銀行的依法經營和服務職能。

五、嚴格外債管理，建立償債基金，確保國家對外信譽對境外資金的借用和償還，國家繼續實行計劃管理、金融條件審批和外債登記制度。

為境外法人(含中資控股的機構和企業)借款出具擔保，必須嚴格按照國家外匯管理局《境內機構對外提供外匯擔保管理辦法》辦理。

六、外商投資企業外匯管理體制仍維持現行辦法。

七、取消境內外幣計價結算，禁止外幣在境內流通。

八、加強國際收支的宏觀管理

1994年外匯管理體制改革的核心內容是實行單一匯率制。

(3)外匯管理體制改革方向擴展閱讀：

建國以後，中國的外匯管理體制發生過多次調整，不同時期各有其鮮明特色。

1993年11月，中國共產黨第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決定》明確要求：「改革外匯管理體制，建立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和統一規范的外匯市場，逐步使人民幣成為可兌換貨幣。」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東南亞各國遭遇重創，而中國安然無恙，94年的外匯管理體制改革功不可沒。

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日益市場化。改革開放之前，人民幣匯率水平由官方確定，實行固定匯率。改革開放之初，形成官定匯率和調劑市場匯率並存的雙重匯率制度。1

994年初，官方匯率與市場匯率並軌，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匯率轉向由市場決定。

參考資料來源：人民網—中國人民銀行關於進一步改革外匯管理體制的公告

❹ 中央銀行獨立性的改革方向

人民銀行的歷史，可以追溯到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召開的「全國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通過決議成立「中共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簡稱蘇維埃國家銀行），並發行貨幣。從土地革命到抗日戰爭時期一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前夕，人民政權被分割成彼此不能連接的區域。各根據地建立了相對獨立、分散管理的根據地銀行，並各自發行在本根據地內流通的貨幣。1948年12月1日，以華北銀行為基礎，合並北海銀行、西北農民銀行，在河北省石家莊市組建了中國人民銀行，並發行人民幣，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中央銀行和法定本位幣。

中國人民銀行成立至今的五十多年，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在體制、職能、地位、作用等方面，都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革。

一、中國人民銀行的創建與國家銀行體系的建立（1948--1952年）

1948年12月1日，中國人民銀行在河北省石家莊市宣布成立。華北人民政府當天發出布告，由中國人民銀行發行的人民幣在華北、華東、西北三區的統一流通，所有公私款項收付及一切交易，均以人民幣為本位貨幣。1949年2月，中國人民銀行由石家莊市遷入北平。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把中國人民銀行納入政務院的直屬單位系列，接受財政經濟委員會指導，與財政部保持密切聯系，賦予其國家銀行職能，承擔發行國家貨幣、經理國家金庫、管理國家金融、穩定金融市場、支持經濟恢復和國家重建的任務。

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中國人民銀行在中央人民政府的統一領導下，著手建立統一的國家銀行體系：一是建立獨立統一的貨幣體系，使人民幣成為境內流通的本位幣，與各經濟部門協同治理通貨膨脹；二是迅速普建分支機構，形成國家銀行體系，接管官僚資本銀行，整頓私營金融業；三是實行金融管理，疏導游資，打擊金銀外幣黑市，取消在華外商銀行的特權，禁止外國貨幣流通，統一管理外匯；四是開展存款、放款、匯兌和外匯業務，促進城鄉物資交流，為迎接經濟建設做准備。到1952年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終結時，中國人民銀行作為人民共和國的國家銀行，建立了全國垂直領導的組織機構體系；統一了人民幣發行，逐步收兌了解放區發行的貨幣，全部清楚並限期兌換了國民黨政府發行的貨幣，很快使人民幣成為全國統一的貨幣；對各類金融機構實行了統一管理。中國人民銀行充分運用貨幣發行和貨幣政策，實行現金管理，開展「收存款、建金庫、靈活調撥」，運用折實儲蓄和存放款利率等手段調控市場貨幣供求，扭轉了新中國成立初期金融市場混亂的狀況，終於制止了國民黨政府遺留下來的長達二十年之久的惡性通貨膨脹。同時，按照「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政策，配合工商業的調整，靈活調度資金，支持了國營經濟的快速成長，適度地增加了對私營經濟和個體經濟的貸款；便利了城鄉物資交流，為人民幣幣值的穩定和國民經濟的恢復與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

二、計劃經濟體制時期的國家銀行（1953--1978年）

在統一的計劃體制中，自上而下的人民銀行體制，成為國家吸收、動員、集中和分配信貸資金的基本手段。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加快，私營金融業納入了公私合營銀行軌道，形成了集中統一的金融體制，中國人民銀行作為國家金融管理和貨幣發行的機構，既是管理金融的國家機關又是全面經營銀行業務的國家銀行。

與高度集中的銀行體制相適應，從1953年開始建立了集中統一的綜合信貸計劃管理體制，即全國的信貸資金，不論是資金來源還是資金運用，都由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統一掌握，實行「統存統貸」的管理辦法銀行信貸計劃納入國家經濟計劃，成為國家管理經濟的重要手段。高度集中的國家銀行體制，為大規模的經濟建設進行全面的金融監督和服務。

中國人民銀行擔負著組織和調節貨幣流通的職能，統一經營各項信貸業務，在國家計劃實施中具有綜合反映和貨幣監督功能。銀行對國有企業提供超定額流動資金貸款、季節性貸款和少量的大修理貸款，對城鄉集體經濟、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提供部分生產流動資金貸款，對農村中的貧困農民提供生產貸款、口糧貸款和其他生活貸款。這種長期資金歸財政、短期資金歸銀行，無償資金歸財政、有償資金歸銀行，定額資金歸財政、超定額資金歸銀行的體制，一直延續到1978年，期間雖有幾次變動，基本格局變化不大。
三、從國家銀行過渡到中央銀行體制（1979--1992年）

1979年1月，為了加強對農村經濟的扶植，恢復了中國農業銀行。同年3月，適應對外開放和國際金融業務發展的新形勢，改革了中國銀行的體制，中國銀行成為國家指定的外匯專業銀行；同時設立了國家外匯管理局。以後，又恢復了國內保險業務，重新建立中國人民保險公司；各地還相繼組建了信託投資公司和城市信用合作社，出現了金融機構多元化和金融業務多樣化的局面。

日益發展的經濟和金融機構的增加，迫切需要加強金融業的統一管理和綜合協調，由中國人民銀行來專門承擔中央銀行職責，成為完善金融體制、更好發展金融業的緊迫議題。1982年7月，國務院批轉中國人民銀行的報告，進一步強調「中國人民銀行是我國的中央銀行，是國務院領導下統一管理全國金融的國家機關」，以此為起點開始了組建專門的中央銀行體制的准備工作。

1983年9月17日，國務院作出決定，由中國人民銀行專門行使中央銀行的職能，並具體規定了人民銀行的10項職責。從1984年1月1日起，中國人民銀行開始專門行使中央銀行的職能，集中力量研究和實施全國金融的宏觀決策，加強信貸總量的控制和金融機構的資金調節，以保持貨幣穩定；同時新設中國工商銀行，人民銀行過去承擔的工商信貸和儲蓄業務由中國工商銀行專業經營；人民銀行分支行的業務實行垂直領導；設立中國人民銀行理事會，作為協調決策機構；建立存款准備金制度和中央銀行對專業銀行的貸款制度，初步確定了中央銀行制度的基本框架。

人民銀行在專門行使中央銀行職能的初期，隨著全國經濟體制改革深化和經濟高速發展，為適應多種金融機構，多種融資渠道和多種信用工具不斷涌現的需要，中國人民銀行不斷改革機制，搞活金融，發展金融市場，促進金融制度創新。中國人民銀行努力探索和改進宏觀調控的手段和方式，在改進計劃調控手段的基礎上，逐步運用利率、存款准備金率、中央銀行貸款等手段來控制信貸和貨幣的供給，以求達到「宏觀管住、微觀搞活、穩中求活」的效果，在制止「信貸膨脹」、「經濟過熱」、促進經濟結構調整的過程中，初步培育了運用貨幣政策調節經濟的能力。

四、逐步強化和完善現代中央銀行制度（1993年至今）

1993年，按照國務院《關於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中國人民銀行進一步強化金融調控、金融監管和金融服務職責，劃轉政策性業務和商業銀行業務。

1995年3月18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銀行法》，首次以國家立法形式確立了中國人民銀行作為中央銀行的地位，標志著中央銀行體制走向了法制化、規范化的軌道，是中央銀行制度建設的重要里程碑。

1998年，按照中央金融工作會議的部署，改革人民銀行管理體制，撤銷省級分行，設立跨省區分行，同時，成立人民銀行系統黨委，對黨的關系實行垂直領導，幹部垂直管理。

2003年，按照黨的十六屆二中全會審議通過的《關於深化行政管理體制和機構改革的意見》和十屆人大一次會議批準的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將中國人民銀行對銀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信託投資公司及其他存款類金融機構的監管職能分離出來，並和中央金融工委的相關職能進行整合，成立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同年9月，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正式批准人民銀行的「三定」調整意見。12月27日，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六次會議審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銀行法（修正案）》。

有關金融監管職責調整後，人民銀行新的職能正式表述為「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維護金融穩定、提供金融服務。」同時，明確界定：「中國人民銀行為國務院組成部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央銀行，是在國務院領導下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維護金融穩定、提供金融服務的宏觀調控部門。」這種職能的變化集中表現為「一個強化、一個轉換和兩個增加」。

「一個強化」，即強化與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有關的職能。人民銀行要大力提高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的水平，靈活運用利率、匯率等各種貨幣政策工具實施宏觀調控；加強對貨幣市場規則的研究和制定，加強對貨幣市場、外匯市場、黃金市場等金融市場的監督與監測，密切關注貨幣市場與房地產市場、證券市場、保險市場之間的關聯渠道、有關政策和風險控制措施，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

❺ 如何進一步全面深化外匯管理改革

進一步深化外匯管理改革，要以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為動力，牢牢把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緊緊圍繞促進國際收支基本平衡這一戰略目標，大膽推進體制改革和機制創新，大力推動貿易和投資便利化，不斷提升外匯管理服務實體經濟能力，以實實在在的改革成果回應廣大人民群眾的熱切期盼。

堅持把服務實體經濟作為做好外匯管理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要增強服務意識，善於換位思考，促進政策調整與市場主體商業運作模式相銜接，為守法合規市場主體盡可能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優化流程和手續，通過改進服務來深化改革，切實提升貿易和投資便利化程度，降低外匯管理的社會成本，真正做到寓管理於服務之中。積極支持地方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結構調整，對於具備條件的地區可通過試點等方式，鼓勵開展外匯管理政策創新。

堅持依法行政和簡政放權。緊緊圍繞處理好政府與市場關系，大力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全面提升行政效能。著力加強外匯管理法規建設，進一步加大法規清理力度，切實推動管理重點從「正面清單」向「負面清單」轉變。深入推動政務公開，加強內控制度建設，不斷完善外匯管理各環節的監督制約機制。

❻ 論文 我國外匯管理體制改革現狀與前景 研究的背景和意義 怎麼寫啊想不出來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的外匯儲備曾有過兩次高速增長時期。第一次是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1994~1997年，隨著社會主義市場體系的初步建立和外匯管理體制的改革，中國外匯儲備終於擺脫了十餘年低速徘徊的局面，出現了連續4年的高增長。第二次發生在21世紀之初。從亞洲危機的沖擊中恢復之後，中國經濟很快就步入了快速的軌道。與此相伴，中國的外匯儲備從2001年始重又快速增長；到了2006年4月底，中國外匯儲備已躍居世界首位，目前已逾萬億美元。

隨著外匯儲備的快速增長，擔心和爭論也紛至沓來。人們或懷疑外匯儲備規模的合理性，或詬病巨額外匯儲備的投資收益，或指責外匯儲備的積累輸入了通貨膨脹，或認為人民幣匯率因此而承受了越來越大的升值壓力，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無獨有偶，就在中國為外匯儲備的迅速積累而惴惴不安之時，世界上其他國家和地區，除去美國和歐盟這兩個在國際儲備體系中擁有「關鍵貨幣」的經濟體，也都出現了外匯儲備迅速增加的情況。此類現象之所以值得關注，其原因在於，這些國家外匯儲備的增加，恰恰是發生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後他們摒棄了實行多年的固定匯率制並轉向各種形式的浮動匯率制之時；而我們一向奉為圭臬的外匯儲備理論卻告訴我們，一國轉向浮動匯率制，將大大減少其對外匯儲備的需求——理論與現實的矛盾，需要給予合理的解釋。

本文旨在以經濟和金融全球化為背景來分析我國外匯儲備管理體制及其改革問題。我們首先從功能轉變的角度對我國外匯儲備的規模進行分析，然後對外匯儲備增長引起國內流動性迅速增加的現象以及貨幣當局的對沖操作進行評論，最後，在借鑒國外管理外匯儲備之經驗的基礎上，探討我國外匯儲備體制的改革問題。

二、外匯儲備的規模：著眼於功能轉變的分析

關於中國外匯儲備迅速增長的現象，一個普遍的擔憂是，從傳統外匯儲備功能角度看，中國目前的外匯儲備規模已經足夠應付支付進口、償還短期債務和穩定匯率的需要。在這種情況下，不停地堆積外匯，等於將我們用寶貴的資源換回的資金低成本地交給外國使用。這一看法值得商榷，因為它忽視了在金融全球化日益深入的背景下，外匯儲備的功能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

要理解20世紀90年代以來浮動匯率制與高額外匯儲備積累相伴相隨的新現象，我們必須從亞洲金融危機的特徵以及世界各國的應對之策說起。

發生在上世紀90年代末期的亞洲金融危機，並不是起因於各國經濟基本面的惡化，而是以國際投機資本對固定匯率制的惡意沖擊為主要特徵的。經過亞洲金融危機之後，世界各經濟體大都放棄了固定匯率制度，轉而實行某種形式的浮動匯率制。但是，近期的實證研究表明，這些經濟體聲稱向浮動匯率制度轉變，並不意味著他們放棄了對匯率的干預。著名國際金融專家麥金農在對這些經濟體的匯率制度進行了縝密研究之後敏銳地指出，在某種程度上，這些經濟體向更為靈活的匯率制度轉變只是一種假象；從匯率的走勢和各經濟體的操作實踐來看，各種自稱自許的浮動匯率制以及管理浮動匯率制等等，其運行特徵更像釘住匯率制度。」他將此概括為「沒有信譽的固定匯率制」。從制度層面上分析，這種匯率制度的基本特徵可以概括為三種制度安排的結合，即公開宣布的彈性匯率制、(出於穩定目的)對匯率的頻繁干預、國家持有大量外匯儲備。我們認為，這種「三位一體」的安排，是新興市場經濟體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金融危機新特徵所做出的理性選擇。

之所以要公開宣布實行浮動匯率制，為的是使投機資本難以獲得關於匯率變動的明確信息，從而大大弱化國際投機資本對一國(地區)匯率展開攻擊的動力；之所以要穩定匯率，是因為對於非關鍵貨幣國家(地區)而言，本國(地區)貨幣匯率對關鍵貨幣保持穩定，事實上將使得本國(地區)經濟、特別是物價水平獲得一種穩定的「名義錨」，從而有助於本國(地區)經濟穩定增長；之所以要保持大量的外匯儲備，為的是使貨幣當局更靈活地干預(而不是像固定匯率制下那樣單方向地干預)外匯市場，從而影響國際投機資本的預期，並據以對國際投機資本保持一種「威懾」，使得他們不敢輕易對本國(地區)貨幣匯率進行攻擊。從實踐效果上看，一國(地區)外匯儲備水平越高，其「引而不發」的「威懾」作用就越大，國際投機資本對該國(地區)的匯率和金融體系就越不敢造次。

此外，為緩和貨幣錯配的不利影響，新興市場經濟體往往需要通過增加外匯儲備來增強公眾對本國(地區)貨幣的信心。在信用貨幣制度下，外匯儲備在某種程度上具有金本位貨幣制度下黃金的功能，一國(地區)的外匯儲備就類似金本位制度下貨幣當局擁有的黃金。擁有大量的外匯儲備，就意味著該國(地區)貨幣當局發行的信用貨幣有一種實際價值的資產——外匯儲備作為支撐。因而，一國外匯儲備越多，居民對該國(地區)信用貨幣的穩定就越有信心，也就越能防止貨幣替代的發生。發達國家的實踐也從另一角度證明了外匯儲備在增強貨幣信心方面的作用。近年來，歐洲央行逐步減少了外匯儲備，但同時黃金儲備卻相應上升。歐元是當前惟一能與美元競爭的國際貨幣，為增強歐元同美元的競爭力，歐洲央行就不能過分依賴美元儲備發揮增強貨幣信心的作用——增加黃金儲備也就成為必然的選擇。

總之，自亞洲金融危機以來，雖然廣大新興市場經濟體普遍實行了浮動匯率制度，但是，其外匯儲備卻未如人們依據傳統理論而推斷的那樣大幅減少，反而有大幅增加，其根本原因就在於，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新興市場經濟體外匯儲備的功能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轉變。

傳統的外匯儲備功能是與固定匯率制度相適應的。其明顯的特點就是十分強調外匯儲備的「務實」功能，即，一旦經濟受到不利沖擊，貨幣當局就准備實實在在地用「真金白銀」去滿足進口、支付債務和干預匯率的需要。在浮動匯率制下，滿足上述三項需要的功能大大弱化了。如今，外匯儲備管理的核心在於「保持信心」，具體而言，浮動匯率制下外匯儲備管理的目標主要包括：支持公眾對本國(地區)貨幣政策與匯率管理政策的信心；通過吸收貨幣危機沖擊以及緩和外部融資渠道阻塞，來克服本國(地區)經濟的外部脆弱性；提供一國(地區)能夠償還外債的市場信心；支持公眾和外部投資者對本國(地區)貨幣穩定的信心；支持政府償還外部債務與使用外匯的需要；應付災難和突發事件。

外匯儲備在「保持信心」方面的作用逐步增大，同時就意味著其作為一國(地區)財富的功能得到強化。換言之，追求國家財富的增長，成為外匯儲備管理日益重要的目標。實證研究表明，通過加強管理，外匯儲備可以取得令人滿意的投資收益。2005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一份題為《外匯儲備的財務成本》的研究報告中，通過對110個國家1990-2004年的全部數據進行嚴格實證分析，得出如下結論：在統計期內，即便將所有的成本(包括機會成本)都考慮在內，除發達國家之外的幾乎所有國家的外匯儲備都獲得了凈收益。應當說，較之同期其他任何投資而言，外匯儲備的投資業績都是毫不遜色的。

中國的情況也是如此。仔細分析我國的國際收支表，我們可以間接地推斷我國外匯儲備的收益情況(圖1)。以2005年為例，當年中國凈投資收益為順差91.2億美元，實現了自1993年以來的首次逆轉；其中，投資收益流入356.2億美元，同比增長92.2%；投資收益流出265.1億美元，同比增長16.9%。在中國的國際收支統計中，中國的投資收益包括「直接投資項下的利潤利息收支和再投資收益、證券投資收益(股息、利息等)和其他投資收益(利息)」。考慮到中國對外投資中官方證券投資(外匯儲備使用)佔主導地位，可以合理地推斷，中國投資收益大幅上升與中國對外資產規模不斷擴大(主要是外匯儲備增加)密切相關。這間接說明，中國外匯儲備的投資收益是令人滿意的。

總結以上分析，我們認為，鑒於外匯儲備的功能已經從滿足進口支付、償還債務和干預匯率全面轉向提供信心並增加國家的財富，鑒於目前我國外匯儲備的收益是令人滿意的，討論外匯儲備規模的大小，已經沒有重要意義了。

三、外匯儲備增長過快的不利影響：流動性過剩及對沖困境

外匯儲備功能的轉變，並不意味規模過大的外匯儲備不會對一國經濟和金融的運行帶來不利的結果。相反，如果外匯儲備管理體制不能根據外匯儲備的功能變化進行「與時俱進」的調整，規模日益增大的外匯儲備也會帶來一些不利的後果，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如果由貨幣當局獨攬外匯資產，它將給國內經濟帶來貨幣供應增長過快、流動性過剩，進而造成潛在通貨膨脹壓力的不利後果。我們看到，這正是當下中國發生的情況。

(一)央行的對沖努力

為了緩解外匯儲備增加對貨幣供應的不利影響，對沖外匯儲備的壓力，央行從2002年就開始了大規模的公開市場操作。起初，公開市場操作集中於以國債為主的現券賣斷操作和回購操作上。然而，由於央行資產負債表中的債券存量相當有限，在經歷了一段不長時期的單向操作之後，央行發現自己陷入了無券可賣的尷尬境地。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作為一種替代手段，央行於2002年9月24日將公開市場操作中未到期的正回購轉換為中央銀行票據，然後再用於回購操作。央行票據從此正式進入中國的債券市場。2003年初，鑒於外匯儲備又比上年驟增742億美元的現實，央行認識到，外匯儲備的增加可能會持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這意味著，對沖由此引起的貨幣供應的過度增加，將成為中國貨幣政策在今後一個較長時期的主要任務。由於可用來實施對沖操作的金融工具依然缺乏，央行遂決定將央行票據作為今後公開市場操作的主要基礎。於是，從2003年4月22日開始，央行票據開始了大規模發行，並作為貨幣市場的一個重要券種被允許在銀行間市場上流通。在從那以後的短短4年多時間里，央行票據的發行規模迅速增大，品種也不斷增多。目前，其未清償額已經超過政策性金融債，成為中國債券市場上僅次於國債的第二大品種。

從以上的簡短回顧不難看出，央行票據是在我國經濟發展和金融改革的特定環境下，在中國迅速融入全球經濟體系，在國內相關領域改革尚在進行之中，特別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機制尚待完善的條件下，為了有效實施貨幣政策做出的現實選擇。在這個意義上，它是具有中國特色的金融創新。

央行票據的產生及發展，對我國金融體制改革和迄今為止的金融宏觀調控發揮了重大作用：其一，中央銀行由此獲得了一種主動、靈活且可大規模操作的金融工具。通過對這種金融工具的買賣，央行實現了在保持其資產規模不斷擴大的條件下，通過對其自身負債結構的調整來調整商業銀行可貸資金量，從而實施反周期的貨幣政策調控的積極效果。其二，由於採用了連續滾動發行方式和競爭性招投標機制，並開拓了比較活躍的二級市場交易(銀行間市場)，央行票據的發行和交易利率逐漸在我國的貨幣市場上發揮了某種基準利率的作用。在這個過程中，央行票據市場的發展，還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我國利率市場化進程的深入。其三，作為一種無風險、規模巨大和交易活躍的基礎性金融債券，央行票據市場的發展不僅推動了我國貨幣市場的快速發展，為各類金融機構實施流動性管理和風險管理提供了有效工具，而且推動了以開發各類金融衍生品為主要內容的金融創新。

(二)央行票據市場進一步發展的困境

但也應當看到，發展央行票據市場，是在我國國債市場發展不充分，其市場密度、深度和彈性均存在缺陷，從而很難為貨幣政策操作提供有效基礎的條件下，央行為了弱化外匯儲備迅速增長之不利影響而做出的「次優」選擇，因此，其存在缺陷再所難免，主要表現在如下三個方面。

1.成本問題

由於央行票據構成央行負債，在其操作過程中，央行需要為其發行的票據支付利息，這便產生了調控成本問題。然而，如果徑直將央行票據的利息支出全部歸諸調控成本，那是不正確的。在理論上，我們可以從兩個角度來衡量央行票據的成本。第一，由於發行央行票據的目的是為了對沖央行因過度買進其他資產(外匯)所造成的基礎貨幣之過度投放，而央行買進的這些資產又是有收益的，所以，分析央行票據的成本，必須將發行央票所支付的利息與其相應增加持有的外匯資產的收益進行比較。第二，在央行的武器庫中，還有一種「對沖」工具，這就是提高法定準備金率。因此，我們還可以將央行購買並持有外匯資產的收益同央行提高法定準備金率所須支付的成本(對法定準備金支付的利息)進行比較。進行了上述比較之後，對於對沖外匯儲備增長的成本問題，顯然應有別樣看法。進一步，我們還可以對發行央票的成本(央票利率)與提高法定準備金率的成本(法定準備金利率)進行比較。很明顯，前者的成本比後者要高。於是，對於近年來央行不斷提高法定準備金率的政策操作，我們可以基於成本的比較找到強有力的解釋。

2.對市場資金供求和利率的影響

無論其目的為何，發行央行票據總意味著央行增加了市場上對資金的需求；反之則相反。央行的這一操作，必然會對市場資金供求和市場利率產生影響。這樣，就在央行大量發行央票來收縮流動性的時候，央行同時也就成為我國貨幣市場上最大的做市商。作為做市商與作為調控當局這兩種矛盾身份的一體化，無疑增加了央行宏觀調控的復雜性，並加重了其在貨幣政策操作的兩個主要對象——貨幣供應量和利率——之間進行協調的難度。在極端的情況下，倘若央行為了降低其操作成本而對央行票據的利率有所追求，就會有操縱利率之嫌——這顯然與央行的市場中立地位和市場穩定功能相悖。事實上，近年來央行票據發行曾出現過若干次流標情況，正反映了市場對央行這種雙重身份存在的質疑。

3.開放經濟條件下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矛盾

發行央行票據為的是對沖外匯儲備的過度增加，其直接出發點在於追求內部均衡。而央行票據市場的供求態勢和由此決定的利率走勢，又將通過其對人民幣資金的供求對比和市場利率之走勢的影響，對外匯市場和人民幣匯率的動態產生沖擊，這便涉及到外部均衡問題。不難看出，單一運用發行央行票據這種手段來同時應付對內均衡和對外均衡兩個經常不一致的目標，不免有顧此失彼之虞。舉例說，為對沖外匯儲備增加而發行央行票據，固然達到了收縮銀根的效果，滿足了對內均衡的要求；但銀根的收縮將導致人民幣利率水平上升，而利率水平的上升，即便沒有進一步刺激投機性外匯的進一步流入，至少也沒有弱化其流入的動力。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我國依然實行固定匯率制，從而無須顧及匯率水平的變動，這一缺陷並不明顯。但是，WTO過渡期的結束以及匯率形成機制的加快改革，無疑加速了我國為開放性大型體的步伐，致使這一缺陷日益凸顯。
在以上所舉的三個缺陷中，第一個缺陷是可以忽略的。因為，所謂成本問題，實際只是財務安排的一個假象——如果把外匯資產和央行票據負債納入同一個核算框架中同時考慮，這個問題事實上並不存在。我們在下文中將集中討論這一問題。真正成為問題的是後兩者。出現第二個缺陷的原因，在於央行在央行票據的操作中不免有自己的利益存在，集做市商與調控者兩個相互對立的職能於一身，難免沖突。出現第三個缺陷的原因，在於日益成長為開放性大型經濟體，從而必須同時兼顧對內均衡和對外均衡兩個相互聯系但經常沖突的目標——將這兩項任務擠壓在單一的對沖操作和提高法定準備金率的操作之中，已經使得央行陷入左支右絀的窘境，並降低了國家總體的宏觀調控效力。四、外匯儲備管理體制的國際經驗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如果外匯儲備管理體制不能根據外匯儲備的功能變化進行「與時俱進」的調整，規模日益增大的外匯儲備將帶來不利的後果。基於這一認識，我們認為，外匯儲備管理體制改革的基本任務之一，就是要阻斷外匯儲備的動態同國內貨幣供應的僵硬聯系。

在探討改革我國外匯儲備管理體制的方略之前，有必要對別國的經驗做些比較分析。通過分析美國、英國、日本、歐盟、韓國、新加坡和我國香港特區等國家和地區的外匯管理體制安排，並分析這些國家和地區實踐經驗背後的理論線索和邏輯關系，我們概括出如下兩點認識。

(一)外匯儲備持有者問題

關於外匯儲備當局的安排，大國和小國有著截然不同的選擇。經濟開放的大國更傾向於由財政部門或貨幣當局之外的專設部門持有外匯儲備，並相應承擔外匯市場干預和匯率穩定職能；而小國則更多地選擇由中央銀行直接持有外匯儲備，並相應承擔外匯市場干預與匯率穩定職能。

對於任何開放型經濟體來說，宏觀調控的任務均可概括為同時追求對內均衡和對外均衡。但是，因經濟規模的不同，從而對內部均衡重要性強調程度的不同，大國和小國處理內外均衡關系的模式存在著重大差異。

對於開放型大國經濟來說，由於客觀上本國經濟的獨立性較強，且始終強調經濟的獨立性，宏觀調控的基本任務，便是要同時實現內外均衡。然而，經濟政策理論(例如「丁伯根法則」)和各國實踐均告訴我們，由於一種政策工具只能實現一個政策目標，要實現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兩個經常不相容的宏觀調控目標，至少需要兩種以上的政策工具。我們看到，像美國、英國、日本、韓國等，均確定了由貨幣當局負責內部均衡、而由財政當局負責外部均衡的分工。由於外匯儲備更多地涉及外部均衡問題，這些國家自然都選擇由財政當局來主導外匯管理體制，並負責制定匯率政策。由財政部門或專設機構主導外匯管理體制的最大好處，在於可以切斷外匯儲備與基礎貨幣供給之間的直接聯動關系，阻隔匯率變動可能對貨幣政策產生的直接影響。同時，由於隔斷了不穩定的外部沖擊，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得到加強，其調控國內經濟運行的能力也得到提高。

小型開放經濟體的情況則不同。由於他們幾乎不存在可以自我支撐的國內經濟體系，其經濟運行是高度依賴全球市場的。這就意味著小型開放經濟體的內外均衡具有一致性，基本上不存在所謂的內外均衡沖突問題，也就無所謂內外均衡的職能分工問題。同樣由於小型經濟體的經濟發展高度依賴外部環境，保持匯率穩定，實現外部均衡，在多數情況下總會成為壓倒一切的目標。新加坡以及我國香港特區便是合適的例證。

這兩個經濟體事實上都不擁有真正意義的中央銀行，也不存在真正意義的貨幣政策。如果一定要進行比較，那麼，他們貨幣政策的惟一目標就是保持匯率穩定。在這種情況下，選擇由貨幣當局負責外匯儲備的管理，以確保本國基礎貨幣供給與外匯儲備的變動保持同步變動關系，是實現匯率穩定和整體經濟正常運行的必要條件。

(二)外匯儲備資產的多樣化

在外匯儲備管理模式的選擇上，儲備規模較大的國家(地區)傾向於對外匯儲備進行分檔管理。其外匯儲備管理的目標，在常規的流動性之外，均有一定的收益率要求。

從國際比較來看，外匯儲備較少(對匯率干預要求較低)的國家(地區)，由於持有外匯資產的機會成本較低，通常採取的是較為簡單的管理模式，其儲備管理的首要目標大都是維持較高的流動性，對外匯儲備的收益性沒有太多的要求。而在那些儲備規模較大的國家(主要集中在亞洲地區)中，出於提高管理效率的考慮，往往對外匯儲備實行了分檔管理，在確保外匯儲備流動性的前提下，將多餘部分進行收益率較高的各種投資，以提高外匯儲備的整體收益水平。

比如，從1997年開始，韓國貨幣當局便將儲備資產分為流動部分、投資部分和信託部分三個部分來管理，並對不同的部分設置不同的投資基準。流動部分由美元存款和短期美國國庫券組成，每季度根據儲備現金流來決定合適的規模，追求高度流動性的目標。投資部分投資於中長期、固定收入的資產，追求收益率目標。以上兩個部分的外匯儲備均由韓國銀行的內設機構進行管理。信託部分同樣追求收益率目標，不同的是，這部分外匯資產是委託給國際知名的資產管理公司進行管理的。根據韓國銀行的解釋，設置這一檔的目的，在於提高儲備收益的同時，提供一條向國際知名管理公司學習先進投資知識的途徑。自2003年開始，韓國進一步成立了由政府全額出資的韓國投資公司(KIC)。從功能設置來看，該公司將作為一家資產管理公司，逐步接受韓國銀行和財政部的委託，管理一部分外匯儲備資產。

新加坡政府亦然。與韓國不同的是，新加坡不僅將國家外匯儲備分為兩檔，而且該兩檔的儲備分別交由管理局和政府投資公司(GIC)來持有並管理，從而實現了機構分離。在這種安排下，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持有的外匯儲備主要用於干預外匯市場，及作為基礎貨幣發行的保證，目的是維持新元匯率的穩定。而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作為一家由政府全額出資的資產管理公司，則接受政府管理外匯儲備的委託，通過其6個海外機構，在全球主要資本市場上對股票、公司債券、貨幣市場證券、甚至金融衍生產品進行投資，來實現外匯儲備收益的長期增長。

我國香港特區也將外匯基金分為支持組合和投資組合兩檔來實行分檔管理。支持組合為貨幣基礎提供支持，進行外匯市場干預，以此確保港元匯率的穩定。投資組合則保證資產的價值及長期購買力，追求較為長期的投資收益。投資基準由外匯基金咨詢委員會制定，其主要內容包括外匯基金對各國及各環節資產類別的投資比重及整體貨幣擺布。外匯基金僱傭全球外聘基金經理負責管理外匯基金約1／3的總資產及所有股票組合。

值得注意的是，類如美國、英國這樣的發達國家，雖然憑借其本幣在國際金融體系中居於「關鍵貨幣」地位而不保持大量外匯儲備，但是，其外匯儲備管理也都含有「在保持流動性和安全性前提下爭取實現利潤最大化」的目標。這說明，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外匯儲備的功能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它作為一國財富的意義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強調。

五、中國外匯儲備管理體制的改革

中國外匯儲備的迅速增長，是由一系列國際和國內因素造成的。就國際而論，全球經濟失衡當推首因；就國內而言，儲蓄過剩並造成國際收支順差，則屬根源。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大量研究顯示，無論是全球經濟失衡還是國內儲蓄過剩，都是由一系列實體經濟因素和體制因素造成的，要在短期內矯正絕非易事。這意味著，外匯儲備持續增長，將是我們在今後一個較長時期中必須面對的情勢。鑒於外匯儲備的增長已經成為影響我國經濟運行日益重要的因素，並已顯示出若干負面影響，鑒於我國現行的外匯儲備體制已經不足以應對這種新的復雜局面，改革傳統的外匯儲備管理體制，創造一個靈活且有效的制度框架，已成當務之急。

(一)根本的任務是建立全球配置資源的戰略

面對國家外匯儲備迅速增長的局面，人們直觀的反應是要將外匯儲備「用掉」。我們認為，這種看法過於簡單化。應當清楚地認識到這樣的事實：如果我們當真能夠大量購買國外的資源、產品和勞務，亦即為外匯儲備找到規模巨大且穩定的非金融用途，外匯儲備就不會增長過快了。反過來說，外匯儲備之所以增長過快，正是因為我們「用」不出去。在此情勢下，簡單地為了減少外匯儲備而不計成本、甚至浪費地「用掉」我們用國內資源和產品交換而來的外匯儲備，肯定是不足取的。

有鑒於此，面對外匯儲備不斷增長的局面，應當提出的任務是促進外匯儲備多渠道使用。綜合別國經驗和我國的實踐，這既包括外匯資產持有機構的多元化，也包括外匯資產投資領域的多樣化。

中國的經濟發展正站在一個新的起點上。在過去近30年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礎上，今後的中國經濟發展勢必更廣泛和更深入地融入全球經濟的運行之中。因此，更加積極、主動地運用全球的資源來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服務，或者說，著眼於全球經濟運行來規劃我國的資源配置戰略，應當成為中國經濟進一步發展的立足點。毫無疑問，外匯儲備管理體制的改革應當被有機地納入這一全球化發展戰略之中。具體而言，我國外匯儲備管理體制改革的主要目標是更加有效和多樣化地使用外匯儲備，實現商品輸出向生產輸出和資本輸出的轉變，並藉此在全球范圍內實現我國產業結構的優化。

(二)改革之一：國家外匯資產持有者的分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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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為止，我國依然實行比較嚴格的外匯管制。在現行的框架下，絕大部分外匯資產都必須集中於貨幣當局，並形成官方外匯儲備；其他經濟主體，包括、居民和其他政府部門在內，都只能在嚴格限定的條件下持有外匯資產。這種外匯管理體制是與傳統體制下國家外匯儲備短缺的情況相適應的；而今的情況是，我們已經開始為外匯儲備積累過多及增長過快而苦惱。為了適應上述變化，放鬆外匯管制已經勢在必行。近來有關當局提出了要大力推行「藏匯於民」的戰略，正是適應了這種轉變的趨勢。

為了便於了解這種戰略轉變，我們首先需要對外匯資產、官方外匯儲備等相關概念進行更全面、更精確的定義。

六、結束語

從本質上說， 外匯儲備管理體制的改革，無論涉及多麼復雜的內容，最終的結果，都是要將原先由貨幣當局獨攬外匯資產的格局改變為由貨幣當局、其他政府機構和廣大企業和居民共同持有的格局。

❼ 我國匯率制度改革的歷史及背景

變革歷程：

1979年至1984年：人民幣經歷了從單一匯率到雙重匯率再到單一匯率的變遷。

1985年至1993年：人民幣對外幣官方牌價與外匯調劑價格並存，向雙匯率回歸。

1994年：中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實行銀行結售匯制，取消外匯留成和上繳，建立銀行之間的外匯交易市場，改進匯率形成機制。

2005年：中國建立健全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

影響匯率制度的重要事件：

人民幣匯率1994年以前一直由國家外匯管理局制定並公布。

1994年1月1日人民幣匯率並軌以後，實施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中國銀行，德意志銀行等七家銀行根據前一日銀行間外匯市場形成的價格，公布人民幣對美元等主要貨幣的匯率，各銀行以此為依據，在中國人民銀行規定的浮動幅度內自行掛牌。

2015年：在制定當日人民幣中間價時，首先參考上日「收盤匯率」，即銀行間外匯市場的人民幣兌美元收盤匯率（外匯市場人民幣兌美元的供需狀況。

同時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變化「，即在一籃子貨幣兌美元匯率有所變化情況下為保持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匯率基本穩定所要求的人民幣對美元雙邊匯率的調整幅度。各家做市商可以根據對不同籃子的權重選擇不同從而報出不同中間價。

形成背景：

1994年以前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新中國成立以來至改革開放前，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人民幣匯率由國家實行嚴格的管理和控制。

根據不同時期的經濟發展需要，改革開放前我國的匯率體制經歷了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單一浮動匯率制（1949～1952年）、五六十年代的單一固定匯率制（1953～1972年）和布雷頓森林體系後以「一籃子貨幣」計算的單一浮動匯率制（1973～1980年）。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國進入了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渡的改革開放新時期。為鼓勵外貿企業出口的積極性，我國的匯率體制從單一匯率制轉為雙重匯率制。

經歷了官方匯率與貿易外匯內部結算價並存（1981～1984年）和官方匯率與外匯調劑價格並存（1985～1993年）兩個匯率雙軌制時期。其中，以外匯留成制為基礎的外匯調劑市場的發展，對促進企業出口創匯、外商投資企業的外匯收支平衡和中央銀行調節貨幣流通均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但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官方匯率與外匯調劑價格並存的人民幣雙軌制的弊端逐漸顯現出來。一方面多種匯率的並存，造成了外匯市場秩序混亂，助長了投機；另一方面，長期外匯黑市的存在不利於人民幣匯率的穩定和人民幣的信譽。外匯體制改革的迫切性日益突出。

1994～2005年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1993年11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要求，「改革外匯體制，建立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和統一規范的外匯市場，逐步使人民幣成為可兌換貨幣。」

1993年12月，國務院正式頒布了《關於進一步改革外匯管理體制的通知》，採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具體包括，實現人民幣官方匯率和外匯調劑價格並軌；建立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取消外匯留成，實行結售匯制度；建立全國統一的外匯交易市場等。

1994年1月1日，人民幣官方匯率與外匯調劑價格正式並軌，我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企業和個人按規定向銀行買賣外匯，銀行進入銀行間外匯市場進行交易，形成市場匯率。中央銀行設定一定的匯率浮動范圍，並通過調控市場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

1997年以前，人民幣匯率穩中有升，海內外對人民幣的信心不斷增強。但此後由於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為防止亞洲周邊國家和地區貨幣輪番貶值使危機深化，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主動收窄了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

隨著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逐步減弱，近幾年來我國經濟持續、平穩較快發展，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化，金融領域改革取得了新的進展，外匯管制進一步放寬，外匯市場建設的深度和廣度不斷拓展，為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創造了條件。

黨中央、國務院於2005年7月21日出台了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改革的內容是，人民幣匯率不再盯住單一美元，而是按照我國對外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

根據對匯率合理均衡水平的測算，人民幣對美元即日升值2%，即1美元兌8.11元人民幣。兩個多月來，人民幣匯率制度有序過渡，平穩運行。

(7)外匯管理體制改革方向擴展閱讀：

現行人民幣匯率制度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人民幣的升值預期，有利於縮小國際收支差距，對於我國金融市場的維護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從一些層面方面看，這一匯率制度依然存在諸多不足之處，比如人民幣匯率因素貿易巨額順差關系太過密切。

「外需」變身為「內需」將推動國內資產泡沫迅速形成，還有一旦人民幣匯率出現拐點，升值預期的消失將導致投機人民幣升值的外資大量出逃等，這些問題都需逐步加以完善。

從長遠來看人民幣匯率應適用浮動匯率安排，而近中期內應完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這是我國人民幣改革的方向所在，也是中心所在。

❽ 什麼是外匯管理改革的戰略目標

國際收支平衡是我國宏觀調控的四大目標之一，是保持社會總供求基本平衡和宏觀經濟穩定的重要標志。因此，維護和促進國際收支平衡，既是外匯管理的核心職責之一，也是長期以來外匯管理改革所要實現的戰略目標。

這些問題反映出我國國際收支平衡的基礎還不十分牢固。特別是隨著我國加速融入世界經濟，通過資本管制來緩解收支失衡的空間越來越窄，短期內雖仍有效，但長期實行，效果會減弱，影響正常的貿易和投資活動。這雖是我國經濟發展與外匯管理體制改革進展到一定階段的特有現象，但與我國經濟發展較多依賴投資和外需、國內儲蓄投資關系沒有理順、人民幣匯率彈性不足、資本流出渠道不暢息息相關。妥善解決這些問題，需要我們堅定不移地全面深化改革，實事求是地推進制度創新，打好外匯管理改革攻堅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