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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西晉八王之亂的原因

「八王之亂」[1]是西晉統治集團之間一場爭權奪利的激烈斗爭，開始是宮廷政變，後來演化成大規模的屠殺戰爭。在這之前，階級斗爭、民族斗爭本來並不尖銳，社會秩序是比較穩定的。干寶描述說：「太康之中，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余糧棲畝，行旅草舍，外閭不閉。……故於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2]《晉書·食貨志》也說：「平吳之後，……天下無事，賦稅平均，人咸安其業而樂其事。」這些話雖有極大誇張，卻並非子虛烏有。而從「八王之亂」開始後，情況就大不同了。規模比較大的少數民族起義和流民起義，接踵而起，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迅速激化，不過二十幾年，一個強大的帝國就土崩瓦解了。很明顯，「八王之亂」是西晉滅亡的一個關鍵性事件，所以古今論述它的不乏其人，筆者在這里想僅就爆發的原因談一點粗淺的意見。

一

不少人認為，「八王之亂」是晉武帝大封同姓諸王，建立了許多王國所造成的。這種看法符不符合歷史情況呢？
大家知道，曹魏王朝控制諸王十分嚴厲。封國小，地方窮，戶口少，所謂「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3]。特別是諸王沒有實權，「寮屬皆賈豎下才，兵人給其殘老，大數不過二百人」[4]。而且「設防輔、監國之官以伺察之」，諸王行動沒有自由，「游獵不得過三十里」[5]。有一次曹植與曹彪從洛陽回封國，兄弟二人因為很久不見，「欲同路東歸，以敘隔闊之思，而監國使者不聽」。曹植氣憤地寫了首詩咒罵[6]。然而也只是罵罵而已，絲毫無濟於事。由於曹魏王朝控制諸王如此之嚴，「王侯皆思為布衣而不能得」[7]，因而西晉初年一些大臣都把這看成是曹魏之所以輕易被取代的根本原因，認為這種制度使得諸王毫無力量藩衛中央，中央太孤立了[8]。正是在這個認識的基礎上，晉武帝「懲魏氏孤立之敝，故大封宗室」[9]，前前後後大約封了幾十個同姓王。要是單從這個指導思想看，賦予諸王的權力應該很大，然而事實不然。因為一項政治制度的建立不可能超越它的時代條件。在西晉，這些條件主要是：第一，從秦漢以來，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適合於封建經濟基礎，已經逐漸完備，不可移易。王國的權力不可能擺脫這一羈絆。第二，經過東漢末年的戰亂，社會經濟一直未能完全恢復，全國人口到太康元年，包括吳、蜀在內，也才只有1,616萬[10]，和西漢末年2,900多萬比，相差甚遠。王國的規模和制度必然要受它制約。由於這兩個條件，盡管西晉諸王極受尊重，行動也自由得多，然而就實權看，比起曹魏諸王來，卻沒有也不可能有根本的變化。

西漢初年，「藩國大者，誇州兼郡，連城數十」[11]。而西晉只不過「封諸王以郡為國」[12]。而且這個「國」並不全部屬於他，「名山大澤不以封，鹽鐵金銀銅錫，始平之竹園，別都宮室園囿，皆不為屬國」[13]。而對封給他的地區，也無權收取全部民戶的賦稅。如中山國有戶32,000，中山王睦食戶只有5,200；平原國有戶31,000，平原王干食戶只有11,300；梁國有戶13,000，梁王肜食戶只有5,358；太原國有戶14,000，太原王瓌食戶只有5,496；東平國有戶6,400，東平王茂食戶只有3,097，等等[14]。同時，即使諸王所食之戶，大部分剝削收入也要歸晉王朝，諸王只能到手一部分，大體是三分之一[15]。由於財權太小，於是便發生了這樣的事情：中山王睦「遣使募徙國內八縣受逋逃、私占及變易姓名、詐冒復除者七百餘戶，冀州刺史杜友奏睦招誘逋亡，不宜君國」[16]。招誘逋亡，漢魏以來屢見不鮮，是貴族、官僚和豪族大地主與封建王朝爭奪勞動力的慣用伎倆，並不奇怪。奇怪的是中山王睦招誘的是自己封國內的勞動力。表面看來，是自己挖自己的牆腳，其實，正好反映諸王財權太小，王國范圍內的賦稅剝削大部分被晉王朝攫去了，諸王不夠揮霍，所以要另謀生財之道。挖，實際上是挖晉王朝的牆腳。

在官吏的任用上，王國也受極大限制。西晉剛建立時，曾允許諸王「皆自選其文武官」[17]。然而說是「自選」，其實並不能隨心所欲，而要受晉王朝的監督。《晉書·梁王肜傳》：「時諸王自選官屬，肜以汝陰上計吏張蕃為中大夫」，因為蕃「素無行」，犯了法，結果肜「為有司所奏，詔削一縣」。所以有些王也就不敢、不願自選官吏。《晉書·齊王攸傳》：齊國「長吏缺」，攸拒絕自選，下令說：「至於官人敘才，皆朝廷之事，非國所宜裁也」。《晉書·琅邪王伷傳》：封東莞郡王，時晉武帝「特詔諸王自選令長，伷表讓，不許」。在這種情況下，諸王官屬的任命權大概不久又交還了晉王朝。《晉書·吾彥傳》：吳平後歸晉，「時順陽王暢驕縱，前後內史皆誣之以罪。及彥為順陽內史，彥清身率下……。暢不能誣，乃更薦之，冀其去職」。這是內史由晉王朝任命的明證。如果順陽王自選，顯然就不會發生「乃更薦之，冀其去職」的問題了。《晉書·段灼傳》：泰始、咸寧間上書，建議諸王除特殊情況外，「每十五以上悉遣之國。為選中郎、傅、相，才兼文武，以輔佐之」。中郎或即中尉之誤[18]，是王國三卿之一；「傅」即諸王師，因避晉景帝司馬師諱，有時稱傅；「相」即王國相[19]。段灼的話，反映這些主要屬官已全由晉王朝配備了[20]。《晉書·劉頌傳》：太康年間上書建議賦予諸王以實權時說：「至於境內之政，官人用才，自非內史、國相命於天子，其餘眾職及死生之斷，谷帛資實，慶賞刑威，非封爵者，悉得專之。」這段話反過來也就證明當時諸王已被取消了從內史、國相到「其餘眾職」的任命權了。

至於軍隊，王國的數量並不多。《晉書·地理志》記載是大國五千人，次國三千人，小國一千五百人。而且是由晉王朝配備的。《晉書·職官志》稱：諸王「其未之國者，大國置守土百人，次國八十人，小國六十人」。及至議遣諸王就國，荀勖又說：如諸王就國，「國皆置軍，官兵還當給國，而闕邊守」[21]。這里曰「置」，曰「給」，而且要動用邊防軍，可證不是諸王自行豢養的私兵[22]，而應是晉王朝調撥的官軍。這些官軍調撥給諸王後，和晉王朝維持一個什麼樣的關系，史無明文，但根據以下事實，可以作一個推測。第一，曹魏諸王國的軍隊雖然少，也是由中央王朝調撥的，而他們常常被征發調走。《三國志·魏書·陳思王植傳》注引《魏略》：「是後大發士息，及取諸國士。」曹植因為原來得到的士兵才一百五十人，後來士兵的子弟已被調走三批，「其遺孤稚弱，在者無幾，而復被取」，所以上書抗議，方才免除征發。但這只是一種特恩，按制度是可以調走的。第二，西晉的高級文武官員常常由皇帝「加兵」，作為一種榮寵[23]。如《晉書·杜預傳》：「以預為安西軍司，給兵三百人、騎百匹。」《晉書·衛瓘傳》：遷司空，領太子少傅，「加千兵百騎，鼓吹之府」。《晉書·汝南王亮傳》：為太宰，錄尚書事，「給千兵百騎」。《晉書·楊駿傳》：「置參軍六人、步兵三千人、騎千人」。《賈充傳》：「給……兵萬人、騎二千」。這種加兵與王國軍隊有不少共同點。首先，賜給時也是曰「置」，曰「給」，與調撥軍隊給王國的提法相同。其次，主要任務是護衛長官，與王國軍隊護衛諸王相同。如《晉書·楊駿傳》；賈後發動政變，「殿中兵出，燒駿府，……駿兵皆不得出」。《晉書·汝南王亮傳》：楚王瑋攻亮府，「帳下督李龍白外有變，請距之。……長史劉准謂亮曰：……府中俊乂如林，猶可盡力距戰」。駿、亮府中之兵當即晉王朝所加之兵[24]。然而這些加兵並不屬於私人，長官一離任，就和他不發生關系了。如上引衛瓘「加千兵百騎」，後告老免職，所加之兵也就撤銷了。至惠帝時方才作為榮寵，「復千兵」。甚至未離任時，晉王朝也有權免去這部分軍隊。如《晉書·齊王攸傳》：遷驃騎將軍，「後驃騎當罷營兵，兵士數千人戀攸恩德，不肯去，遮京兆主言之，（武）帝乃還攸兵」。西晉驃騎乃虛號，並不主兵[25]。罷營兵當即罷所加之兵[26]，故下面說「帝乃還攸兵」。然還兵乃特恩，可罷所加之兵乃制度。這些說明，「加兵」的最後支配權仍屬晉王朝。第三，當時吳國實行領兵制度，由君主賜給將領以士兵，死後子弟繼續統率，形成世襲。但這些士兵並不屬私人，仍屬孫吳王朝，君主有權奪回，改賜他人[27]。所賜諸王之兵似乎也是如此。《三國志·吳書·孫晧傳》：天紀二年，「立成紀、宣威等十一王，王給三千兵」。而陸抗上書反對，認為「諸王幼沖，未統國事，可且立傅相，輔導賢姿，無用兵馬，以妨要務」[28]。要求孫晧收回，交他統率，抵禦西晉。可見按制度是可以收回的。從以上曹魏、西晉、孫吳的三項制度來推測，西晉王國的軍隊恐怕必要時同樣可由晉王朝調動。

總之，西晉的諸王無論財權、政權、軍權都受晉王朝的限制和控制，實際只不過是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下一種特殊的地方機構而已。所以諸王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都留在京師陪伴皇帝，而不樂意就國。後來實在不得已被迫就國時，「皆戀京師，涕泣而去」[29]。「就國」有時甚至於成為削弱權力、勾心鬥角的一種手段。如晉武帝因為弟齊王攸威望高，怕他留在京師自己死後會奪太子之位，便下詔一再催促他「就國」[30]。又如楚王瑋為衛將軍，領北軍中候，汝南王亮和衛瓘「以瑋性狠戾，不可大任，建議使與諸王之國，瑋甚忿之」[31]。這樣的王國，用劉頌的話就是「法同郡縣，無成國之制」。他認為建立這樣的王國「適足以虧天府之藏，徒棄谷帛之資，無補鎮國衛上之資也」[32]。既然起不到「鎮國衛上」的作用，難道能掀起「八王之亂」的大風浪嗎？所以我認為，說晉武帝大封同姓諸王是「八王之亂」的原因，理由是不充分的。
二

有的人認為，「八王之亂」雖非晉武帝大封同姓諸王所造成，卻是他任諸王以方面重鎮，賦予權力過大的結果。這種看法也值得商榷。
我們知道，咸寧三年（277年）晉武帝在泰始初年已任命了一些王為都督的基礎上，採納了楊珧「異姓諸將居邊，宜參以親戚」[33]的建議，增封諸王為都督，並調換封國，使與都督所在地相近，以擴大其權力[34]。到太康十年（290年），晉武帝臨死前，為了防止叛亂，加強帝室，他再一次增封諸王為都督，任以方面重鎮[35]。這是不是「八王之亂」爆發的主要原因呢？這就需要首先探討一下都督制度。

都督最早建立於魏文帝曹丕之時[36]。它們的正式名稱是都督某州諸軍事或都督某地（如淮北）諸軍事。在中央則叫都督中外諸軍事。其中資歷深、威望高的，加號大都督。西晉沿此制度而更完備，「都督諸軍為上，監諸軍次之，督諸軍為下；使持節為上，持節次之，假節為下」[37]。都督的權力比起諸王來的確擴大了許多。就地方上的都督言，根據官職的不同，可以統率一個州或幾個州的軍隊。大家知道，曹魏及西晉初年地方上的軍隊分為兩類。一是駐扎在地方上的中央軍[38]。一是當地的州郡兵即地方軍。前者駐扎在某州固然歸該州都督直接統率，並且是他的主力；後者由州郡長官直接統率，按制度也歸都督指揮。《晉書·羊祜傳》：為都督荊州諸軍事，有一次與吳將陸抗戰，「遣荊州刺史楊肇攻抗，不克」，「有司奏：祜所統八萬餘人，……乃遣楊肇偏軍入險……」。這條材料說明了三個問題：（一），刺史的州郡兵歸都督指揮[39]。（二）州郡兵不是都督手下主力，只是「偏軍」，主力應是駐扎於荊州的中央軍。由此也就可以解釋為什麼平吳後晉武帝罷州郡兵而不擔心統治受到削弱[40]。（三），都督統軍竟多到八萬人。當然，在這後一問題上有點特殊情況，即荊州都督處於和孫吳對峙而且交鋒最激烈的前線，加上羊祜本人有才幹，極受晉武帝信任，或許軍隊稍多一些[41]，但一般都督所統，相差也並不懸殊[42]。

但是，都督權重只是就制度的一個方面說的。必須看到，魏晉的都督是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下的都督，建立這種機構並賦予它以重權的目的是要它為鞏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服務，而不是起危害作用，因此限制與防範也很厲害。

第一，都督沒有治民權。太康以前曹魏、西晉的都督與東晉南朝的都督不同，後者都督必兼刺史，統軍兼治民[43]；而前者都督往往不兼刺史，刺史另由晉王朝委任。特別是平吳後，一般「都督知軍事，刺史理人，各用人也」[44]。在不兼刺史的情況下，都督僅僅在軍事上可以指揮刺史的州郡兵，而在行政上、財政上，刺史按制度是獨立的。也就是說，都督沒有治民權。大概和這種制度有關吧，刺史有時甚至連軍事上也不服從都督。如《晉書·杜預傳》：為秦州刺史，都督秦州諸軍事石鑒命預出兵擊鮮卑，預拒之，「陳五不可，四不須」。「鑒大怒，復奏預……稽乏軍興……」。《晉書·陳騫傳》：為都督揚州諸軍事，「時（牽）弘為揚州刺史，不承順騫命」。這樣，都督的權力當然要大受限制。

第二，都督沒有任命屬官的權力。其權歸晉王朝。如《晉書·孫楚傳》：石苞為驃騎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孫楚為參軍[45]，「負其材氣，頗侮易於苞，初至，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當然，從孫楚開始，參軍與長官的關系有所變化。「初，參軍不敬府主，楚既輕苞，遂制致敬，自楚始也。」然這只是形式上的更改，任命權歸晉王朝則不變。《晉書·何攀傳》：益州刺史王浚辟攀為別駕，平吳前夕浚升為監梁、益二州諸軍事，遣攀見晉武帝面陳伐吳之策，「帝善之，詔攀參軍事」。說明州刺史僚屬可以自辟，而參軍之任命必須經過皇帝。《晉書·羊祜傳》：「咸寧初，除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得專辟召」。然所謂「專辟召」，僅指辟召一般文職掾屬，至於掌管軍事之長史、司馬、參軍並不在其內。故《晉書·職官志》稱：將軍開府位從公者，「置長史一人，秩一千石」；加兵者（加兵見前），「增置司馬一人，秩千石」；為持節都督者，「增參軍為六人」。據文義都不在辟召范圍內。故羊祜死後，「故參佐劉儈、趙寅、劉彌、孫勃」稱：「昔以謬選，忝備官屬，各得與前征南大將軍祜參同庶事。」此處之參佐應指長史、司馬、參軍，據其語氣，顯然不是羊祜辟召的，而是皇帝選任的。所以他們下面推崇羊祜謙虛不辟召，「雖居其位，不行其制」，臨死前「始辟四掾，未至而隕」。杜預也說：「祜雖開府而不備僚屬」[46]。所謂「不備」，應指象「四掾」這樣的掾屬，而不是參佐。否則羊祜為荊州都督十年，統軍八萬，而不備長史、司馬、參軍，是不可想像的。然而即使這些地位較次要的掾屬，羊祜也不辟召，其原因主要恐怕不是如本傳所說的「謙讓」，而是和前述齊王攸拒絕自選屬官相仿，是為了盡可能避免皇帝的猜忌（參見下石苞事）。這從他「嘉謀讜議，皆焚其草，故世莫聞。凡所進達，人皆不知所由。或謂祜慎密太過者」[47]一事，亦可窺其端倪。事實上在中央集權的西晉，不慎密就可能帶來大禍，因為晉王朝派來的參佐，同時也負有監視的使命。《晉書·唐彬傳》：為使持節，監幽州諸軍事，「參軍許祗密奏之，詔遣御史檻車征彬付廷尉……」，雖「以事直見釋」，卻不能不在都督心中投下極大的陰影。

第三，都督無權自行發兵、募兵。《晉書·李熹傳》：除涼州刺史，加揚威將軍，領護羌校尉，「羌虜犯塞，熹因其隙會，不及啟聞，輒以便宜出軍深入，遂大克獲，以功重免譴……」。大家知道，護羌校尉地位雖低於都督，但作為一級軍事長官，統率大軍鎮壓叛亂的性質是基本相同的[48]。西晉涼州治姑臧，即今甘肅武威，距京師洛陽一、二千里。二地相去如此之遠，而護羌校尉發兵竟需先啟聞皇帝，否則就要受懲罰，可見晉王朝控制之嚴[49]，李熹免譴只是一個特例而已。《晉書·唐彬傳》：任監幽州諸軍事，為參軍許祗密奏（見上），其原因也是因為鮮卑叛亂，「彬欲討之，恐列上俟報，虜必逃散，乃發幽冀車牛」。得到的罪名恐怕也是擅發兵。又《資治通鑒》卷七十泰始八年條：王浚為監梁、益二州諸軍事、益州刺史，為伐吳，大作舟艦，別駕何攀建議：「宜召諸郡兵萬餘人造之，歲終可成」。「浚欲先上須報」[50]。「攀曰：朝廷猝聞召萬兵，必不聽，不如輒（專）召，設當見卻，功夫已成，勢不得止。」這又說明即使發州郡兵，也得上請，而且數量稍多，就不準確。王浚這次擅發兵，不知為什麼沒有受到追究，但可以肯定是不合法的，是違反制度的。不僅發兵權，連募兵權都督也沒有。《晉書·馬隆傳》：自稱能平羌患，晉武帝問其方略，對曰：「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丑虜何足滅哉！」「帝許之。……隆……自旦至中，得三千五百人。」又《通鑒》卷七九泰始八年條：監梁益二州諸軍事王浚為了給平吳作準備，「雖受中制募兵，而無虎符；廣漢太守敦煌張敩收浚從事列上。帝召敩還，責曰：『何不密啟而便收從事？』敩曰：『蜀漢絕遠，劉備嘗用之矣。輒收，臣猶以為輕。』帝善之」。兩條材料合在一起就可看出，募兵必須皇帝批准，而且十分慎重，要有虎符。因為怕擅自募兵，發生象三國的劉備那樣的割據。王浚無虎符，所以軍事上歸他指揮的廣漢太守（屬梁州）也有權扣押他的從事，而且最後博得皇帝贊揚。這還不說明為了防微杜漸西晉制度的周密嗎？

由於都督權重而又受到上述種種限制，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以下情況：
首先，在晉武帝一代，無論異姓都督或諸王兼都督，起的基本上是鞏固西晉統治的積極作用。例如平吳的主力就是徐州都督琅邪王伷、揚州都督王渾、沔北都督胡奮[51]、荊州都督杜預、梁益二州監軍王浚、巴東監軍唐彬。其中王浚軍「旌旗器甲，屬天滿江」，最先進入吳都建業[52]。再如西北邊境，氐羌鮮卑多次侵擾。泰始年間秦州刺史胡烈、涼州刺史牽弘先後敗死。靠都督雍涼等州諸軍事汝陰王駿「善撫御，有威恩」，多次給侵擾者以打擊，方才出現了「遣入質子」，和「二十萬口又來降」的局面。汝陰王駿因此徙封為扶風王，使王國與都督所在地相近，並且一直在這里當了十八年都督，直到死去[53]。

其次，在晉武帝一代沒有一個異姓都督或諸王兼都督敢於叛亂。因為他們很清楚，權力是皇帝賦予的，權力雖大，限制極嚴，一旦用來反抗鞏固的中央集權，自己只會落一個可悲的下場。《晉書·石苞傳》：為大司馬，揚州都督，「鎮撫淮南，士馬強盛，邊境多務，苞既勤庶事，又以威德服物」。但當晉武帝聽信讒言，派大軍掩襲時，石苞不敢作絲毫抵抗，立即「放兵步行，住都亭待罪」。石苞如此馴服，絕非偶然。在曹魏時期，也就在淮南，發生了三次叛亂，反對當時掌握了中央大權的司馬懿父子。第一次是王凌，為揚州都督，外甥令狐愚為兗州刺史，「舅甥並典兵，專淮南之重」[54]。第二次為毋丘儉，也是揚州都督，文欽為揚州刺史，二人手下有兵五、六萬[55]。第三次為諸葛誕，仍是揚州都督，擁有「淮南及淮北郡縣屯田口十餘萬官兵，揚州新附勝兵者四、五萬人」[56]。軍隊都不可謂不多，但由於司馬懿父子挾中央集權之勢，調動全國兵力來鎮壓，三次叛亂很快都失敗了。另一事例是鍾會和鄧艾。鍾會為鎮西將軍、關中都督，鄧艾為征西將軍、隴右都督。二人奉命統大軍伐蜀，很快滅亡了蜀國，立下大功。但由於鄧艾居功驕傲，反對司馬昭「事當須報，不宜輒行」的指令，想要專權，被密告「有反狀」；而鍾會更是「自謂功名蓋世，不可復為人下，加猛將銳卒皆在己手，遂謀反」。結果都得不到部下的支持，先後送了命[57]。這些不能不成為西晉石苞以及其他都督的前車之鑒。

再次，在西晉初臣子心目中，都督地位雖高，權力雖重，因遠在邊地，很容易在皇帝面前遭人離間（石苞即一例）而大禍臨頭，遠不如在京師作官，接近皇帝，討好皇帝，來得保險，並易於飛黃騰達。請看：
《晉書·羊祜傳》：為荊州都督，「貞愨無私，疾惡邪佞」，得罪王戎、王衍，「並憾之」。二人後任職京師，「每言論多毀祜。時人為之語曰：二王當國，羊公無德」。
《晉書·杜預傳》：繼羊祜為荊州都督，平吳時功高勛重，然「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為害，不求益也」。又「累陳家世吏職，武非其功，請退……」。
《晉書·賈充傳》：為尚書令，「專以諂媚取容」，侍中任愷等「咸共疾之」。時氐羌侵擾，晉武帝十分憂慮，任愷乘機推薦賈充，詔以充為使持節、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尚書令三品，持節都督二品，這是升遷。詔令還十分信任地說，有賈充鎮關中，「則吾無西顧之念，遠近獲安矣」。但賈充並不高興，「自以為失職，深銜任愷」。最後采荀勖策，將女兒嫁給太子，方才免除了都督職務和關中之行。
《晉書·張華傳》：為尚書，「名重一時，……有台輔之望焉。而荀勖自以大族，恃帝恩深，憎疾之，每伺間隙，欲出華外鎮。……間言遂行，乃出華為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
《晉書·汝南王亮傳》：為太尉、錄尚書事，及晉武帝病重，「為楊駿所排」，被任為「大都督，督豫州諸軍事，出鎮許昌」。
《晉書·齊王攸傳》：晉武帝逼攸就國時，除了齊王銜，還封他為「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事」。但這絲毫不能增加他的興趣。王渾上書武帝諫阻說：這是「假以都督虛號，而無典戎干方之實，去離天朝，不預王政」[58]。「干方」即總管一個方面之意。《晉書·王沈傳》：「出干監牧方岳之任。」此其省語。但這里並不是說不統率軍隊，毫無權力，而是說，和在中央輔政比起來，當都督是有名無實的。

以上六條材料，通過前兩條，可以看到都督受到中央何等大的牽制和影響。象杜預，既是外戚（娶晉武帝之姑），又立有大功，極受武帝信任，尚且如此憂讒畏譏，小心謹慎，其他都督可想而知。通過後四條材料，又可看到，出任都督如同諸王就國一樣，在西晉初年也成為統治集團間相互排擠的一種重要手段了。

綜上所述，可以概括成這樣一個看法：魏晉建立都督，從制度上說，即賦予重權，又極力限制與防範，目的是既要讓它為鞏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王朝服務，而又不致變成分裂割據力量。從晉武帝統治實踐看，無論異姓都督或諸王兼都督都基本符合這一要求，二十六年中立功累累而無一叛亂事例就是證明。晉武帝認識到這是個成功的經驗，所以在世時廣泛推行。後代封建統治者也認識到都督制度的作用，所以不僅東晉南北朝繼續沿用，而且隋唐至明清的「總管」、「節度使」、「巡撫」等等，也都是以此為楷模而進一步發展建立的[59]。把這樣一個顯然有利於中央集權王朝的制度，看成是「八王之亂」爆發的原因，恐怕是過於強調了它權重的一面，而忽視了對它限制、防範的一面，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三

那末，「八王之亂」的爆發主要是什麼因素造成的呢？我以為就是晉武帝在世時安排的皇位繼承人及輔政大臣不得其人。

我們知道，我國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封建統治機器的有效運轉，在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矛盾比較緩和的情況下，主要靠兩個因素。第一，要靠中央集權制度特別是其中皇帝與宰相，皇帝與地方長官，皇帝與統兵大臣相互關系等具體制度的不斷發展與完備。第二，要靠擁有一個能夠認真實行這一制度的統治集團，尤其重要的是，擁有一個有威望、有才乾的皇帝。二者缺一不可。皇帝有威望、有才幹，統治集團也願意為皇帝鞠躬盡瘁，如果中央集權制度尚未臻於完備程度，則無論如何認真實行，也超越不了歷史階段而高度集權。臣屬、地方必將保有相當大的權力。反過來，制度不管如何高度完備，如果統治集團不能認真實行，特別是沒有一個有威望、有才乾的皇帝（皇帝年幼時則為輔政大臣）控制大局，督促實行，一切就都會落空，制度就等於具文，高度集權的目的同樣無法達到；不僅如此，根據皇帝和統治集團的無能狀況，中央集權制度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壞，甚至統治階級內部矛盾激化，爆發政變或分裂割據戰爭，造成持續的政局混亂。

西晉初年，上述兩個因素基本具備。晉武帝建立新王朝，統一全國，本人有統治才幹，威望也比較高，所以能夠推動整個統治集團繼續實行漢魏以來的制度，把至高無上的權力牢牢握在自己的手中，保持住政局的穩定。同時，當時「土廣人稀」[60]，土地問題不嚴重；晉王朝頒布了占田法、戶調式，罷免了州郡兵，賦稅徭役也不十分沉重，所以整個社會生產是向前發展的。前引干寶《晉紀總論》和《晉書·食貨志》的話就是證明。當然，如所周知，晉武帝和他下面統治集團中一部分人比較奢侈腐化[61]，會不斷加深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以及統治階級內部矛盾，但從現有史料看，到晉武帝死為止，這些矛盾還遠沒有達到激化或接近激化的程度。如果晉武帝死後繼位的皇帝不十分愚蠢，是個中人之才，或者接受顧命的輔政大臣具有相當的威望與才幹，能夠基本上控制政局，西晉王朝肯定還將繼續存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直到統治階級進一步腐朽，生產關系死死地束縛住生產力使之無法發展，各種矛盾激化時為止。

然而繼位皇帝和接受顧命的輔政大臣的情況遠非如此。
晉武帝在世時，根據當時的制度和輿論，可供選擇的繼位人有兩個。一個是惠帝司馬衷。他是晉武帝楊皇後所生，上面有個哥哥早死，下面諸弟又都太小，所以泰始三年被立為太子，是合法的皇位繼承人。但他是個白痴。因而從晉王朝和封建地主階級的利益出發，不少大臣主張廢掉他，比較突出的是衛瓘與和嶠。《晉書·衛瓘傳》：「惠帝之為太子也。……瓘每欲陳啟廢之，而未敢發。後會宴陵雲台，瓘托醉，因跪（武）帝前曰：『臣欲有所啟。』帝曰：『公所言何耶？』瓘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床曰：『此座可惜！』帝意乃悟，因謬曰：『公真大醉耶？』瓘於此不復有言。」又《晉書·和嶠傳》：「嶠見太子不令，因侍坐曰：『皇太子有淳古之風，而季世多偽，

3. 齊王司馬攸既然比太子司馬衷更賢明，為何沒能繼承皇位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來介紹下齊王司馬攸：他原本是司馬昭的二兒子，但因為司馬昭的哥哥司馬師一直沒有兒子，所以司馬昭就把自己這個兒子，過繼給了司馬師，讓他成為司馬師的兒子。

那麼，司馬師為什麼要特意過繼自己弟弟的一個兒子呢？顯然是為了自己死後，能有一個人來繼承他的政治遺產。從某種意義上說，如果司馬師能多活上個10來年，等到司馬師死後，繼承司馬師政治遺產的人肯定是司馬攸，而不是司馬昭。

但可惜的是，因為司馬師死得太早，那個時候司馬攸才七八歲。以司馬攸這種年齡，與他的母親合在一起，那就是典型的孤兒寡母；在當時的背景下，司馬家族強敵環伺，如果讓司馬攸當司馬家族的第三代掌門人，肯定會讓司馬家族的實力受到限制。

在這種背景下，司馬攸就只能把司馬師的政治遺產交出去，改由司馬師的弟弟，同時也是自己血緣上的父親司馬昭來繼承，就這樣，司馬昭就成為司馬家族的第三代掌門人。

4. 三國演義中誰是曹操集團的後勤將領

最重要的當然是荀彧。
永漢元年(189)，舉孝廉，任守宮令，掌管皇帝的筆、墨、紙張等東西。九月，董卓廢少帝劉辯，立獻帝劉協。十一月，董卓自為相國，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荀彧棄官歸家。對父老說：「潁川，四戰之地也，天下有變，常為兵沖，宜亟去之，無久留」(《三國志·魏書·荀彧傳》)。但鄉人多懷戀故土，不願離去。時冀州牧同郡韓馥派人接荀彧，卻無人相隨。荀彧只得獨自將宗族遷至冀州避難。到冀州後，冀州已為袁紹所得，袁紹見荀彧來，待之為上賓。荀彧弟荀諶和同郡辛評、郭圖都在袁紹手下。荀彧卻見袁紹「終不能成大事」(《三國志·魏書·荀彧傳》)。初平二年(191)，荀彧離袁紹而投曹操。曹操見荀彧來投，大悅，說：「吾之子房也」(《三國志· 魏書·荀彧傳》)。任荀彧為司馬，荀彧時年二十九歲。
當時董卓威陵天下，曹操問計於荀彧，荀彧說：「卓暴虐已甚，必以亂終，無能為也」(《三國志·魏書·荀彧傳》)。後董卓派李傕等出關東，虜略各地，至潁川、陳留而歸。荀彧鄉人多數死於戰亂。
初平三年(192)，曹操領兗州牧，後為鎮東將軍。荀彧則以司馬身份隨其征戰。
興平元年(194)，曹操東征陶謙，張邈、陳宮乘機在兗州反曹，暗中迎接呂布。時荀彧和壽張令程昱守鄄城(今山東鄄城北，兗州治所)，呂布到後，派劉翊告訴荀彧：「呂將軍來助曹使君擊陶謙，宜亟供其軍食」(《三國志·魏書·荀彧傳》)。眾人疑惑，唯荀彧知其計，立即命令軍隊加強防，並急召東郡太守夏侯敦。而兗州諸城皆為呂布所佔。當時曹操率大軍出征，留守的兵力很少，而且很多人都與張邈、陳宮勾結。夏侯敦到後，乘夜誅殺謀反者數十人，軍心乃安。
豫州刺史郭貢受呂布煽動，率眾數萬來攻，軍中甚懼。郭貢要求見荀彧，荀彧准備前往，夏侯敦等人說：「君，一州鎮也，往必危，不可。」荀彧說：「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也，今來速，計必未定；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為用，可使中立，若先疑之，彼將怒而成計」(《三國志·魏書·荀彧傳》)。荀彧出城勸說，郭貢見荀彧毫無懼意，便說鄄城易守難攻，引兵而去。荀彧又與程昱定計，保全了范、東阿、卒全三城。不久，曹操揮師濮陽擊敗了呂布。
興平二年(195年)正月，曹操擊敗侵入定陶(今山東定陶西北)的呂布軍。五月，曹操向駐軍巨野(今山東巨野東北)的呂布部將蔣蘭、李封發動攻擊，呂布親自援救，被曹操擊敗，撤退而走。曹操殲滅巨野守軍，斬蔣蘭、李封，乘勝進駐乘氏(今山東巨野西南)。
此時，徐州牧陶謙已死，曹操獲悉後，打算趁機奪取徐州，再回軍消滅呂布。荀彧勸阻說：「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不先定。今以破李封、薛蘭，若分兵東擊陳宮，宮必不敢西顧，以其閑勒兵收熟麥，約食畜谷，一舉而布可破也。破布，然後南結揚州，共討袁術，以臨淮、泗。若舍布而東，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民皆保城，不得樵採。布乘虛寇暴，民心益危，唯鄄城、范、衛可全，其餘非己之有，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且陶謙雖死，徐州未易亡也。彼懲往年之敗，將懼而結親，相為表裡。今東方皆以收麥，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將軍攻之不拔，略之無獲，不出十日，則十萬之眾未戰而自困耳。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人自為守，無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夫事固有棄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權一時之勢，不患本之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願將軍熟慮之」(《三國志·魏書·荀彧傳》)。曹操採納荀彧的意見，放棄進攻徐州的企圖。抓緊戰機，收割熟麥，儲存糧秣，積蓄實力。
不久，曹操少勝多，大敗呂布，呂布連夜棄營撤往徐州。曹操乘勝攻取定陶城，並分別派出部隊收復兗州各縣，兗州遂平。此戰的獲勝，對曹操以後統一北方，成就大業，具有重要的意義，荀彧功不可沒。
建安元年(196年)，隨曹操擊敗黃巾軍。七月，漢獻帝劉協在楊奉、董承等護衛下，從長安(今陝西西安西北)返回洛陽(今河南洛陽東北)。在要不要奉迎天子建都許昌的問題上，曹軍內部發生了爭執。多數人不同意迎接獻帝，理由是「山東未平，韓逼、楊奉新將天子到洛陽，北連張楊，未可卒制」(《三國志·魏書·荀彧傳》)。
荀彧則對曹操說：「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高祖東伐為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播越，將軍首倡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能遠赴關右，然猶分遣將帥，蒙險通使，雖御難於外，乃心無不在王室，是將軍醫天下之素志也。今車駕旋軫？義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舊而增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雄傑，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雖有逆節，必不能為累，明矣。韓暹、楊奉其敢為害!若不時定，四方生心，後雖慮之，無及」(《三國志·魏書·荀彧傳》)。
曹操認為荀彧之言有理，遂應安集將軍董承的秘密召請，親率大軍進抵洛陽，被任命為司隸校尉，奉迎獻帝遷都許昌(今河南許昌東)。曹操被封為大將軍、武平侯，荀彧也升為漢侍中，守尚書令。從此造成曹操奉天子以令諸侯的戰略優勢，並為其此後統一戰爭(參見曹操統一北方的戰爭)的順利實施，奠定了基礎。
荀彧很少隨軍出征，而是「居中持重」(《三國志·魏書·荀彧傳》)，曹操雖然在外征戰，但軍國之事都由荀彧調度籌劃。曹操問荀彧：「誰能代卿為我謀者?」荀彧說「荀攸(荀彧侄)、鍾繇」(《三國志·魏書·荀彧傳》)。荀彧善於舉薦人才，起初舉薦了戲志才，戲志才死後又舉薦了郭嘉。此外，還舉薦了陳髃、杜畿、司馬懿等人，都是當時名士，只有嚴象和韋康後來叛亂，先後敗亡。
自曹操迎天子後，引起了袁紹的不滿。時袁紹雄居北方。曹操則東憂呂布，南拒張綉。建安二年(197年)正月，曹操南征張綉，大敗而歸。袁紹則更加驕矜溢，寫信給曹操，辭語驕慢。曹操閱後大怒，諸將都說是作戰不利的原故。鍾繇因此問荀彧，荀彧說：「公之聰明，必不追咎往事，殆有他慮」(《三國志·魏書·荀彧傳》)。見到曹操後，曹操將袁紹書信讓荀彧觀看，說：「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荀彧說：「古之成敗者，誠有其才，雖弱必強，苟非其人，雖強易弱，劉、項之存亡，足以觀矣。今與公爭天下者，唯袁紹爾。紹貌外寬而內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達不拘，唯才所宜，此度勝也。紹遲重少決，失在後機，公能斷大事，應變無方，此謀勝也。紹御軍寬緩，法令不立，土卒雖眾，其實難用，公法令既明，賞罰必行，士卒雖寡，皆爭致死，此武勝也。紹憑世資，從容飾智，以收名譽，故士之寡能好問者多歸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誠心不為虛美，行己謹儉，而與有功者無所吝惜，故天下忠正效實之士咸願為用，此德勝也。夫以四勝輔天子，扶義征伐，誰敢不從?紹之強其何能為」(《三國志·魏書·荀彧傳》)!
荀彧這番話雖然對曹操贊揚得過分了些，但總約來說，還是比較符合實際的。他不受表面現象的迷惑，能抓住事物劉本質來作分析，這是很不容易的。
曹操聞後大悅，荀彧還說：「不先取呂布，河北亦未易圖也。」曹操說：「然。吾所惑者，又恐紹侵擾關中，亂羌、胡，南誘蜀漢，是我獨以兗、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為將奈何？」荀彧說：「關中將帥以十數，莫能相一，唯韓遂、馬超最強。彼見山東方爭，必各擁眾自保。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相持雖不能久安，比公安定山東，足以不動。鍾繇可屬以西事。則公無憂矣」(《三國志·魏書·荀彧傳》)。
建安三年(198年)五月，曹操大敗張綉；十二月，曹軍攻入下邳，誅殺呂布，平定徐州。建安四年(199年)四月，曹操派部將北渡黃河，擊斬依附袁紹的眭固，攻佔射犬(今河南武陟西北)，控制河內郡(治懷縣，今河南武陟西南)。由於曹操在內線作戰中，集中兵力，各個擊破，速戰速決，逐步由弱變強，據有兗、豫、徐等州，為抗擊袁紹集團准備了條件。
此時，袁紹擊滅幽州公孫瓚，擁有冀(州治鄴縣，今河北臨漳西南)、青(州治臨淄，今山東淄博)、並(州治晉陽，今太原西南)、幽(州治薊縣，今北京城西南)四州之地，成為北方最強大的割據勢力。六月，河北割據勢力袁紹統帶精兵10萬，戰馬萬匹，企圖南下進攻許昌，以實現他「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眾，南向以爭天下」的目的。
圍繞著是否抗袁的問題，在曹操集團內部又展開了一場辯論。名士孔融反對與袁紹抗爭，他說：「紹地廣兵強；田豐、許攸，智計之士也，為之謀；審配、逢紀，盡忠之臣也，任其事；顏良、文丑，勇冠三軍，統其兵：殆難克乎!」荀彧則反駁說：「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後事，若攸家犯其法，必不能縱也，不縱，攸必為變。顏良、文丑，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禽也」(《三國志·魏書·荀彧傳》)。一席話，堅定了曹操戰勝袁紹的信心。
建安五年(200年)，官渡之戰之戰爆發。九月，曹軍軍糧將盡，士卒疲憊，曹操寫信給荀彧，准備退守許昌。荀彧回信說：「今軍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皋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先退者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眾，畫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三國志·魏書·荀彧傳》)。曹操採納其建議，繼續堅守待機。不久，許攸家人犯法入獄，許攸怒而投奔曹操，獻計偷襲烏巢。曹操遂以奇兵襲烏巢(參見烏巢之戰)，斬淳於瓊等人，殲滅袁軍7萬餘人，袁紹僅帶800騎兵渡河北逃，從此一蹶不振。曹操最終取得這場戰略決戰的勝利，奠定了統一中國北方的基礎。
而「審配以許攸家不法，收其妻子，攸怒叛紹；顏良、文丑臨陣授首；田豐以諫見誅」等，和荀彧所預見的完全一樣。
曹操取得官渡之戰勝利，袁紹敗退北走，遣軍屯於倉亭(今山東陽谷境)。建安六年(201年)三月，曹操欲南擊曾與袁紹結盟的荊州劉表。荀攸認為：「今紹敗，其眾離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克？、豫，遠師江、漢，若紹收其餘燼，承虛以出人後，則公事去矣」(《三國志·魏書·荀彧傳》)。曹操納其計，遂於四月揮軍北進，揚兵於黃河之上；對駐守倉亭的袁紹軍發起攻擊，一舉殲滅倉亭袁軍。至此，袁紹主力喪失殆盡。九月，曹操班師返許(今河南許昌東)。次年五月，袁紹因兵敗慚憤，嘔血而亡。
建安八年(203年)，曹操上表，封荀彧為萬歲亭侯。正在擔任尚書令的荀彧看到了曹操的表文。他非常謙虛，認為自己沒有戰功，把表壓了下來。因此，曹操又寫信給他說：「同你共事以來，你幫著糾謬輔政，薦舉人才，提出計策，周密謀劃，做得已很多了。立功不一定都靠作戰，希望你不要推讓。」荀彧這才接受萬歲亭(在今河南新鄭縣內)侯的封爵。
建安九年(204年)，曹操攻克鄴城，領冀州牧。荀彧對曹操說：「宜復古置九州，則冀州所制者廣大，天下服矣。」曹操將要從之，荀彧又說：「若是，則冀州當得河東、馮翊、扶風、西河、幽、並之地，所奪者眾。前日公破袁尚，擒審配，海內震駭。必人人自恐不得保其土地，守其兵眾也；今使分屬冀州，將皆動心。且人多說關右諸將以閉關之計；今聞此，以為必以次見奪。若一旦生變，雖有(善守)(守善)者，轉相脅為非，則袁尚得寬其死，而袁譚懷貳，劉表遂保江、漢之間，天下未易圖也。願公急引兵先定河北，然後修復舊京，南臨荊州，責貢之不入，則天下咸知公意，人人自安。天下大定，乃議古制，此社稷長久之利也」(《三國志·魏書·荀彧傳》)，曹操從之。
當時荀攸為曹操謀主，荀彧與荀攸分主內外，「並貴重」(《三國志·魏書·荀彧傳》)。荀彧將所賜之物皆散給族人和朋友，家無余財。曹操還將安陽公主許荀彧長子荀惲為妻。
建安十年(205年)，河東叛亂，曹操讓荀彧舉薦賢才，荀彧曰：「西平太守京兆杜畿，勇足以當難，智足以應變」(《資治通鑒·卷第六十四》)。曹操遂讓杜畿為河東太守。杜畿到任後，平定叛亂，廣施仁政，在位16年，政績獲譽天下第一。三國志09的荀彧
建安十二年(207年)三月，增荀彧食邑千戶，前後共計二千戶。還要授以三公(當時以太尉、司徒、司空為王公)，荀彧使荀攸推辭十幾次才作罷。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准備討伐劉表，問計於荀彧，荀彧說：今華夏己平，南土知困矣。可顯出宛、葉而間行輕進，以掩其不意」(《三國志·魏書·荀彧傳》)。曹操南征，八月，劉表病死，曹操遂得荊州。
建安十七年(212年)，曹操欲進爵國公、加封九錫(九錫是古代帝王對大臣的九種賞賜，有車馬、衣服、樂器、武士、弓矢等，這是對大臣的最高禮遇)。荀彧認為：「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三國志·魏書·荀彧傳》)，因此惹怒了曹操。
同年，曹操征孫權，讓荀彧到譙縣勞軍，荀彧到達以後，曹操乘機把他留在軍中。封荀彧為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曹操軍至濡須，荀彧因病留在壽春(今安徽壽縣)，不久憂慮而死(關於荀彧的死，史書上還有這樣的說法：當時曹操贈送食物給荀彧，荀彧打開食器，見器中空無一物，因此迫服毒自盡)，時年五十歲。謚敬侯，其子荀惲嗣，後官至虎賁中郎將。第二年，曹操進封魏王。

5. 媒介集團化

中國廣告業轉型的四個關鍵詞

如果對過去的25年做一個回顧，我選擇的是兩組關鍵詞：線性發展與共時性競爭，差距和差異。

1979年，中國的廣告業從零開始，作為一個線性的發展過程來看，必然是從簡單到復雜，而25年的時間也很短暫，這段時間並不夠一個產業從容地擴大規模，但是，對中國廣告業的解讀，還有另一個時間維度，即共時性。由於逐漸開放的競爭環境，最原始的中國廣告業，很快面對的是高度成熟的全球競爭。中國的廣告業不可能在每一個階段都發展得很充分的時候，自然地進入下一個階段，只能跳躍性的成長。如何描述正在發生的變化？探討正在出現的趨勢？我想用這樣四個關鍵詞來概括。

品牌

中國經濟的升級，導致對廣告有更高的需求。中國市場的競爭正在加劇，由渠道競爭為主向以品牌競爭為主過渡。對企業來說，廣告一直是與消費者溝通的主要工具，但是所扮演的角色不同。應該說，廣告一直就很重要，但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重要。因為當貨架上擺滿數十種同類產品時，誰能在消費者心目中擁有自己的位置，就變得至關重要。無論怎樣變化，廣告肯定是樹立品牌的核心工具。因而，中國廣告的黃金時代實際上正在到來，因為在更高層面的競爭，廣告競爭不是輔助性的手段，而是生死攸關的戰略。

速度

中國廣告業的發展速度一直是舉世矚目的。21世紀以來，雖然速度有所平緩，但一個是現有的發展速度從全球來看還是屬於高速度，而另一個是中國的廣告業開始在一個更高的平台加速度增長。中國廣告業，達到第一個1000億元的規模，用了25年的時間。而根據各種預測分析，在目前的基數上，再增加1000億元可能只需要6年左右的時間。1000億元的增量，集中在6年時間內，意味著不可思議的機會。

實力

蛋糕越來越大，機會越來越多，但廣告業的競爭也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未來廣告業的競爭必定是實力的競爭。產品力、文化創意力、咨詢力和整合力是廣告業的核心競爭力。廣告業的服務是以能夠同對手形成差別的產品形式出現，對產品的提煉和包裝推廣是廣告業的生存基礎；廣告業同娛樂業的融合是一個主流趨勢，對廣告業來說，滲入文化創意產業的能力將會為自己的發展拓展新的巨大空間。有咨詢力的廣告公司能夠以小博大，依託長期積累深入研究的專業能力成為某一類行業獲某一領域的不可替代的專家。而整合各種資源的能力也是廣告業未來競爭實力的體現。

需要注意的一個變化是，隨著廣告業競爭的激烈，集中度將會越來越高。集團化是廣告行業的主體。蛋糕增大，但是分蛋糕的對手實力越來越強。跨國廣告集團正在加速進入中國廣告市場，四大集團的較量對廣告業的走向會產生巨大的影響，他們在中國廣告市場的份額有可能會達到很高的比例。

轉型

廣告業的轉型應該在近期會初見分曉。傳播環境和市場環境的巨大變化，推動廣告業必須調整。尤其是傳播環境的變化，正在進入一個劇烈變動的階段，各種變數都會對廣告業產生影響。所以，正在到來的是一個充滿變化的階段，有很多未知的變數。機會與挑戰是並存的。中國的廣告業必須正視變化，習慣於在變化中生存，在變化中迎接挑戰，尋找機會，創造自己的發展空間。

中國廣告業發展現狀及未來趨勢

背 景：宏觀經濟的健康發展 拉動廣告業的整體提升

2003年國民經濟保持了83％的高增長速度，伴隨宏觀經濟的增長，廣告業到了一個嶄新的高度，取得了19．44％的高增長率，佔到國民生產總值的0．92％。自1998年廣告業增長率首次跌破Ⅺ％的底線後(僅為16A％)，持續走低(1999年15．6％，2030年14_5％，2001年1154％，2002年均在15％以下)，2003年則一舉「上揚」到19．44％這一歷史性突破。(該年度廣告市場的增長空間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中國產業結構的調整，二是國民消費模式的結構性突破。表現在廣告投放上的特徵就是廣告投放大幅度增加，行業結構穩中有變)。

2003年廣告投放位於前五位的產品類別依然是房地產、葯品、食品、家用電器和化妝品。住宅消費和汽車消費的持續需求繼續支持了房地產廣告和汽車廣告的增長勢頭。該年度廣告投放的「黑馬」是服裝服飾，共投放44．23億，增長79．50％，躍居到第9位。

總之，國民經濟運行的良好態勢直接推動了廣告市場的健康發展。從當前的國民經濟各行業發展態勢來看，汽車、房地產、醫葯醫療器材、旅遊、通訊產品等行業的發展具有長足的持續性，這種良好的發展勢頭是廣告市場增長的基本條件。隨著行業內競爭的不斷升級，廣告主對消費市場的爭奪也將白熱化。廣告主研究表明，被訪企業首先就是強調策略組合的重要性，其次在被訪企業當前最為側重的營銷策略中，促銷策略的選擇率排名僅次於產品策略。也就是說，在競爭格局中要保持領先，除了產品策略外，廣告戰役等各種促銷大戰將作為重要的營銷利器被競爭者爭相採用，廣告總體投放量還將有所上升。

驅動：廣告公司的規模化生存

中國廣告業1996年以後的發展主要得益於以下兩大驅動：一是追求規模經濟推動了廣告業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二是廣告主的主導地位日益凸顯，推動了廣告業務主體加快調整步伐。其中，近期比較典型的驅動有兩個：

第一，廣告主體各領域加速整合步伐，追求規模化生存。

1.廣告公司的規模化生存

2002年，廣告公司領域有兩個事件引入注意。——則是達美高的消失；一則是上廣的合資。兩個事件背後則代表了兩個趨勢：一是國際廣告集團在全球范圍內進行了更大規模的合並、聯合；二是國際廣告集團「收編」本土廣告公司。在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跨國廣告公司就致力於通過整合媒介資源，謀求在內地廣告市場的一席之地。這些大型廣告公司除了規模巨大化，就是操作全球化。「規模擴張」正是它們強力增長的支撐力。

根據WTO服務貿易減讓表，2003年12月10日以後，中國合資廣告公司將允許外資控股，2005年12月10日以後將允許建立獨資的外企廣告公司。中國廣告業的格局也將隨之發生重大變化。一方面，以4A廣告公司為代表的境外廣告公司會加速深化「本土化」進程；另一方面，將加快收購、控制本土廣告公司的步伐。

根據2003年度廣告生態調查，表示「未來一年有擴張計劃」的廣告公司佔到被調查公司的八成，其中又有—半以上的公司計劃採用「與其他廣告公司建立戰略聯盟」這種擴張方式。廣告公司間的合作將以多種方式進行，包括業務上的合作、股權上的合作、地域上的聯盟等。

而對於廣告公司集團化發展的主流模式，根據2003年廣告業生態調查，廣告公司普遍認同以下三種模式：首先是以業務的互補性或上下游合作為目標的集團化；其次是以媒體資源的規模化為主要目標的集團化；第三，以區域性整合為主要目標的集團化。

2．資本運作和規模擴張

和其他行業的發展一樣，說到規模擴張就要說到資本運作。廣告行業的資本運作形式目前主要有廣告公司間的投融資、行業外特別是廣告主和媒體對廣告公司的投資、廣告公司通過上市進行融資等。2002年末至2003年初的短短一個月內，TOM、白馬和媒體伯樂在香港相繼上市。宏智廣告也借殼上市成功。

獲得資金是廣告公司大舉擴張、並購的一個重要前提。而說到廣告公司發展資金的來源，根據2003廣告生態調查，被訪問的廣告公司中僅有3％其發展資金來源於上市融資；絕大多數的廣告公司其發展資金來源於公司的自我積累。在這方面，跨國廣告公司具有明顯的資金優勢，又有強烈的擴張慾望，大規模並購、參股本土廣告公司的趨勢將愈演愈烈，未來一段時間內，仍將成為中國廣告市場資本運作的主導力量。而本土廣告公司為增強與跨國公司對抗的力量，也將通過股權合作、吸收行業外投資及上市等籌集更多的發展資金，擴大公司規模。資本運作被廣告公司作為實現突破性發展的重要途徑，寄予了厚望。

廣告經營的策略性調整

第二，隨著廣告主主導地位的日趨明確，廣告公司和媒體將提供專業服務作為其核心理念和努力方向，並進一步調整、培育核心競爭力。

廣告主營銷廣告活動系列研究以及廣告生態調查研究表明：廣告市場中的廣告主導由「苗頭」逐漸向「主導地位」發展。隨著這種「歸位」的逐步完成，廣告主將發揮其處於廣告業生存鏈條上游及其核心位置的功能，作為廣告業的「米飯班主」，廣告主將推動廣告市場的盤整力度。

表現之一，就是媒介廣告經營策略的調整。

1．媒介廣告經營策略的調整

隨著20年間媒介幾度擴頻擴版，媒介資源偏緊的情況得到改善；而在這個過程中，隨著消費市場的成熟和分化，廣告主的「媒體觀」也發生了巨大變化，傾向於綜合使用多種媒體，並且積極開發新式媒體，改變了原本依賴四大傳統媒體的局面。這些都直接導致了媒介當年作為廣告市場「老大」優勢地位的日漸弱化。1996年以來，媒介從「坐商」到「行商」，強調客戶導向和專業服務，體現出媒體廣告經營的戰略調整。

表現之二，就是廣告公司的專業化生存。

2．廣告公司的專業化生存

多數行業，尤其是快速消費品行業競爭日趨激烈，廣告主在激烈的競爭中蛻變得日益成熟，在「拼」市場的基礎上積累了豐富的營銷經驗，對廣告公司的要求也日趨專業。無論是跨國廣告公司還是本土廣告公司都面臨著被選擇以及較短時間的合作等等的挑戰，這也是廣告主掌握話語權的直接結果和表現。登陸中國的大部分國際廣告公司都稱以整合營銷傳播服務見長，但隨著對中國企業和市場的了解，也會為了適應本土廣告主的需求而強調其某一環節優勢，期待在某些個別領域進行合作。而本土廣告公司則呈現出兩種典型生態：一類是已頗具規模，以某專項服務，例如以媒介代理發家，為生存和利益所驅動，逐步進入多個服務領域，提供附加功能，形成綜合服務的業務架構；另一類以新生廣告公司為代表，既受限於自身資源，又為了生存會專注某一服務領域，或者提供線下廣告服務，或立足新媒體廣告資源的開發等等，總之強調某專項服務職能，力求在某一環節領域深度發展。總之，無論哪種「生態」，提供專業服務是其宗旨和生存態度。

趨勢:廣告營銷推廣趨勢特徵及其影響

在廣告主營銷推廣的諸多趨勢特徵中，以下兩點對廣告業有著深遠的影響：

1．廣告與終端並重的趨勢

近兩年的廣告研究數據表明，廣告主對促銷活動、人員推銷、公關和直接營銷這幾大線下廣告形式的側重程度不亞於線上廣告。「線上」與「線下」始終是互為呼應、相輔相成的。廣告主在「廣告費用」與「終端推廣費用」的預期投入都呈增長勢頭。其中偏重投入促銷活動的企業達70．2％，與偏重使用廣告的企業比率相差無幾。

2．廣告主實施更具靈活性、前瞻性的媒體戰略戰術

廣告主之間更高層次的競爭需要廣告主在更高的層次上創新並整合的使用媒介。首先廣告本傾向於綜合性使用多種媒體。一方面，單一的、粗放式的媒介投放已經不能滿足日益變化與發展的市場以及日益成熟的消費者；另—方面，傳統媒體廣告環境競爭激烈，傳播效果下降。在被調查企業的媒介選擇中，除了電視媒體和報紙媒體以外，戶外廣告、店頭POP、展覽會等媒體勢頭強勁，專業行業雜志、交通工具等媒體也在被相當多的企業所使用，企業的媒介選擇呈現多元化態勢。

其次，廣告主尋求媒體使用差異化策略，積極開發使用新式媒體。研究發現，互聯網、戶外媒體、直郵廣告、新形式的小眾媒體是廣告主熱衷開發的廣告資源。此外，2002—2003年度，廣告主頻繁借力「事件廣告」、「贊助活動」等諸多樣傳播方式，除了表現出廣告主在營銷推廣戰略戰術方面的進步與成熟，也反映出媒介、廣告代理公司的服務升級，標志著公關等營銷機構介入客戶服務領域，對傳統的廣告營銷服務形成沖擊。

廣告公司定位與業務調整的趨勢及困惑

隨著廣告主在三大關系主體中的「歸位」，廣告主營銷推廣方面的趨勢變化直接導致其對廣告公司服務需求的復雜化、多元化。

首先，轉型期代理制「終結」趨勢使得廣告公司的媒介代理服務受到挑戰。

大量的廣告公司幾乎不可能從媒介代理服務中獲取利潤，生存艱難。目前的現狀是，很多企業加大了對媒體廣告的直接投放趨勢。也就是說，廣告主加強了與媒體的直接接觸，傾向於自主進行媒體投放。廣告主研究表明，廣告主不通過廣告代理公司而直接投放媒體的廣告費用佔到總媒體購買費用的43％，將近一半，這還是相當保守的一種估算。在媒體選擇上，廣告主也越來越傾向於依據本企業人員或部門的評估判斷作為主要決策標准。

企業越過廣告代理公司，直接通過媒介進行廣告投放，一來是考慮廣告投入成本；二來解決稅收限額問題；三來可以獲得更低的價格及附加關系資源，增強企業抗風險能力。這一趨勢從目前來說是不可逆轉的，也就是說，符合了廣告主的發展需要，和廣告主的「物流」通路扁平化趨勢一樣，在「傳播」通路上，廣告主的主導態度就是更加「直接」。

其次，廣告公司根據廣告主的需求，重新整合其資源，呈現出三種趨勢。

第一種趨勢，服務內容向縱深延展，廣告與營銷界限模糊，廣告公司向顧問咨詢型公司轉變。部分廣告公司開始更多地介入到企業的營銷和管理領域；或者在繼續提供傳統廣告業務的同時，開始介入企業的產品研發、通路設計、品牌管理等領域；或者直接選擇營銷及廣告運作的前端(咨詢、策劃等)，基本上不再介入末端具體的執行(製作、發布等)。

另一方面，傳統型的廣告公司在精於本業的同時也相對缺乏對廣告主所在行業的了解，缺乏營銷實踐的經驗和相應專業素養，滿足不了廣告主在制定整體營銷策劃方面的需求，所以這種轉型也面臨巨大的挑戰。

第二種趨勢，專注於某一領域。與部分廣告公司擴展業務領域相對，另一部分廣告公司逐漸放棄原有的一些服務內容。

廣告主研究數據表明，除了綜合代理公司，咨詢策劃公司、專業設計公司、媒介策劃購買公司，以及專業製作公司、公關公司在廣告主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被選擇率；根據廣告生態調查，廣告公司除了提供傳統的服務內容，如創意、製作、策劃、媒介計劃和購買等外，超過一半的廣告公司還提供促銷方面的服務，還有相當比例的廣告公司提供營銷咨詢與策劃、公共關系方面的服務。

第三種趨勢，積極開發、整合廣告資源。為滿足廣告主創新使用媒體以及開發使用新式媒體的需求，廣告公司拉開了廣告資源整合的序幕，尤以戶外廣告為典型。總之，廣告公司正在經歷一個重新定位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出現了一些問題與困惑。

第一，如何發展的困惑。

第二，轉型期代理制「終結」趨勢帶來的困惑。

第三，如何形成核心競爭力的困惑。

但是無論面臨什麼困惑，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規模化及專業化是廣告公司轉型過程中所務必要抵達的生存坐標。由此而引發了兩個趨勢：一方面，廣告公司適應廣告主與廣告媒介的變化，開始國內與國際、資本與技術的全方位資源整合。中小廣告公司面對強勢的廣告集團也發起新的合資，從自身需要出發，主動考察和接觸合資對象。另一方面，隨著廣告業務的分流，中小規模的專業廣告公司群落尋求以某一專業服務見長，或者被廣告集團收購，寄生於其中，或者成為廣告集團的合作夥伴共同服務廣告主。

媒介廣告經營的趨勢及存在的問題

1．傳統媒體廣告地位受到沖擊，新式媒體資源開發提速

2003年四大媒介廣告營業額增幅均在10％。四大媒介的廣告經營額在總營業額中比例合計約佔中國廣告總營業額的50．8％。

增速加快的亮點媒體是報紙和雜志。報紙媒體因其及時性、相對便宜的價格以及靈活的使用方式成為與促銷活動緊密配合使用的媒體，成為廣告主發布促銷信息、廣告活動信息的主要陣地。雜志媒體由於其目標受眾針對性強、個性鮮明以及精美的印刷受到服飾行業、高檔化妝品以及奢侈品行業的歡迎。目前廣告主媒體投放的一大策略就是大眾化報紙打廣度，專業性雜志做深度。

從趨勢上來講，市場細分和不斷上升的成本已經日漸抑制那些通過傳統大眾媒體開展營銷推廣的方式，各種形式的分眾或者小眾傳播媒體發展看好。盡管如此，電視和報紙的霸主地位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不會改變。根據2003年度廣告主研究，對於「傳統媒體廣告地位在下降」這個說法，被訪企業中，回答「比較同意」和「非常同意」的企業佔了39．7％，而回答「比較不同意」和「非常不同意」的企業佔33．4％。

此外，根據廣告主研究：，廣告主的媒體投放費用占年度總廠告費用的平均比例為54％，這個比例比起日常我們概念中企業媒體投放費用比例要低，說明企業對線下廣告的費用投入在整體廣告費用中呈上升態勢，分流了企業部分傳統媒體的投入費用。

2.廣告刊播資源的深度整合與服務創新

面對報紙、雜志等傳統媒體的迅速增長勢頭以及新興媒體的分流和挑戰，電視媒體提升廣告價值的途徑之一就是深度整合其廣告刊播資源，優化廣告環境。——方面電視台對內部廣告刊播資源進行整合調整，例如中央——套全面改版，新聞頻道開播等舉措提升了央視廣告的刊播價值，2004年中央電視台廣告黃金強檔招標再創新高也與此有關；另一方面，地方電視資源的整合是未來一大趨勢。省級衛視廣告聯播幾起幾落，不管結果如何，都為形成台際間廣告刊播資源的橫向整合積累了經驗。2004年區域市場的開拓和區域媒體廣告資源的有效開發又成為一個熱點問題。

在報業改革的推動下，報刊廣告資源正面臨新一輪的深度整合。2002年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報刊體制改革預案出台，大量行業報刊將在外來資本的介入下被改造成商業報刊，可資開發的報刊廣告資源將在短期內迅速膨脹，其廣告經營額也將繼續保持快速增長。

推動廣告資源整合的動力正是為廣告主提供專業服務這樣一個基本理念。為了滿足廣告主需求，媒體紛紛樹立客戶服務導向，堅持走媒體營銷之路，從單一的產品推銷，到為客戶量身訂做，推出客戶需要的廣告時間和廣告形式，媒體的專業服務之路可圈可點。無論是從廣告主需求還是媒體自身經營角度，媒體服務創新都是廣告市場中頗為重要的一項發展戰略。21302年以來這一動向尤為明顯：媒體的服務開始超出刊播的范圍，為廣告主的市場開拓提供附加服務。除了投放指導、策略咨詢等與媒體發布密切相關的服務，某些媒體還利於自己熟悉當地市場和當地政府的獨特優勢提供營銷策劃與市場調查服務。

盡管如此，對媒體自身來說，真正的媒體營銷還有很漫長的路要走，目前媒體的整體運營尚缺少客戶導向和服務意識，客戶服務更多是局限在某些部門、某些客服人員，缺少內部營銷意識，各部門之間的協調在深度、寬度和靈活性上都不能滿足對客戶深層次服務的需要。

除了滿足廣告主需求這一直接推動力，競爭壓力也是各媒體廣告經營策略出台的重要動力。目前的媒體競爭已經從同類媒體競爭、同地區媒體競爭走向了跨媒體競爭和跨區域競爭。然而競爭加劇導致的惡性競爭卻對整個行業帶來不利的影響。最典型的動作就是壓價競爭。目前各媒體在不得不面對由於過度倚重價格競爭而帶來的苦果的同時，正試圖從無序走向有序，調查顯示，未來5年內有74．4％的媒體，「將弱化價格競爭，以客戶服務為廣告經營的核心競爭能力」。此外，另一典型的媒體廣告競爭中的惡性動作就是實施媒體「特權」，「索要」廣告投放，否則予以負面報道等「制裁」式動作。對此，廣告主和媒體展開博弈，最終取得一個平衡狀態，這也是一些資金實力不夠充足的廣告主大倒苦水的地方。

此外，廣告公司對媒體這種既是裁判員又是運動員的做法意見最大。根據廣告生態調查，平均而言，2003年媒體的廣告收入中有58．2％是直接來自於廣告主而不是廣告代理公司，這個比例較上，年的29．5％增長了一倍，不但揭示出三大廣告主體在這個最大宗金額廣告活動中各自的動作表現，也「坦白」了廣告公司被進一步「拋離」媒體代理領域的事實。

媒體對廣告公司的針對性動作就是代理政策不穩定，短期行為普遍。一些媒體往往在廣告經營困難時積極招募合作者，而一旦經營狀況好轉就會改變其對廣告公司的原有政策。政策缺乏延續性，導致短期行為增加，合作關系不穩定。

然而媒體也言稱自有苦衷，根據廣告生態調查，在媒體看來，一來廣告公司並不能真正了解媒體的價值，單純壓價，損壞了媒體的形象；二來廣告公司阻斷了媒體與最終顧客一一廣告主之間的聯系，使媒體不能獲得充分的信息，增加了廣告活動的不確定性。

6. 海爾集團的發展歷史

海爾集團是在1984年引進德國利勃海爾電冰箱生產技術成立的青島電冰箱總廠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國家特大型企業。海爾集團在總裁張瑞敏提出的「名牌戰略」思想指導下，通過技術開發，精細化管理、資本運營，使一個虧空147萬元的集體小廠迅速成長為中國家電第一名牌。

創業初期，只有一個產品，全廠職工不到800人，現在海爾擁有42大門類8600餘規格品種的名牌產品群，職工2萬多人。海爾從引進冰箱技術起步，現在依靠成熟的技術和雄厚的實力在東南亞、歐洲等地設廠，並實現成套家電技術向歐洲發達國家出口的歷史性突破。

拓展資料：

海爾集團公司（簡稱：海爾），於1984年在青島創立，是一家生活解決方案提供商。公司從開始單一生產冰箱起步，拓展到家電、通訊、IT數碼產品、家居、物流、金融、房地產、生物制葯等領域，從製造產品逐漸轉型為製造創客的平台。

公司旗下青島海爾（股票代碼：600690）和海爾電器（股票代碼：01169）兩大平台上聚合了海量創客及創業小微。

7. 諸葛亮與三大集團的關系

諸葛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也。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父圭，字君貢，漢末為太 山都丞。亮早孤，從父玄為袁術所署豫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朝更選朱皓 代玄。玄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玄卒，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身高八 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 為信然
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卧龍也，將軍 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 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日：「漢室傾頹，奸臣竊命，主上 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大，而智太短淺，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 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 比於袁紹，則名微而眾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 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 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 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 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暗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 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 跨有荊、益，保其岩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 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 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 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 羽、飛乃止
劉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悅於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 之術，亮輒拒塞，未與處畫。琦乃將亮游觀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 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以言不？」亮答曰： 「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字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祖死，得出， 遂為江夏太守。俄而表卒，琮聞曹公來征，遣使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其眾南行，亮 與徐庶並從，為曹公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霸之業 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曹公。 先主至於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觀望 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眾漢南，與曹操並爭天 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 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眾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案兵 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托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 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 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眾士仰慕，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 也，安能復為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眾，受制於人。吾計 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 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眾， 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駑之末，勢不能穿魯縞』 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 逼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 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 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並力拒曹公。曹公敗於赤壁，引軍歸 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為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 軍實
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亮與關羽鎮荊州。先主自葭萌 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眾溯江，分定郡縣，與先主共圍成都。成都平，以亮為軍 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二十六年，群下勸先主 稱尊號，先主未許，亮說曰：「昔吳漢、耿掩等初勸世祖即帝位，世祖辭讓，前後數四， 耿純進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為從公 也。』世祖感純言深至，遂然諾之。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紹世而起， 今即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者，亦慾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先主於是 即帝位，策亮為丞相曰：「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統，兢兢業業，不取康寧，思靖百姓， 懼未能綏。於戲！丞相亮其悉朕意，無怠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君其勖 哉！」亮以丞相尚書事，假節。張飛卒後，領司隸校尉。 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 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 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為詔敕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 如父。」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 亮。南中諸郡，並皆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吳，因結和親，遂為 與國
三年春，亮率眾南征，其秋悉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 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 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 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 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 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
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 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禪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 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 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陳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 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 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 可計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候。先帝不以臣卑鄙， 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 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 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嘆，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 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 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 「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敗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托臣以討賊興復之效； 不效，敗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 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 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於沔陽。 六年春，揚聲由斜穀道取眉，使趙雲、鄧芝為疑軍，據箕谷，魏大將軍曹真舉眾拒 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陳整齊，賞罰肅而號令長明，南安、天水、永安三郡叛魏應 亮，關中響震。魏明帝西鎮長安，命張邰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邰戰於街亭。 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為張邰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於漢中，戮謖以謝眾。上 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歷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 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暗，《春秋》責 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以亮為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 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曹真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軍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 破之，斬雙。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剌史郭淮率眾欲擊式，亮自出至建 威，淮退還，遂平二郡。詔策亮曰：「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重 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耀師，馘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興復二 郡，威鎮凶暴，功勛顯然。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干國之重，而久自絕 損，非所以光揚洪烈矣。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 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邰交戰，射殺邰。十二年春， 亮悉大眾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 使己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 私焉。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於軍，時年五十四。及軍退，宣王案行其營 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 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為墳，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詔策曰：「惟 君體資文武，明睿篤誠，受遺託孤，匡輔聯躬，繼絕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 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參伊、周之巨勛。如何不弔，事臨垂克， 遘疾隕喪！聯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紀行命謚，所以光昭將來，刊載不朽。 令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謚君為忠武侯。魂而有靈，嘉茲寵榮。 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 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 內有餘帛，外有羸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 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陳圖，鹹得其要 雲。亮言教書奏多可觀，別為一集。 景耀六年春，詔為亮立廟於沔陽。秋，魏徵西將軍鍾會征蜀，至漢川，祭亮之廟， 令軍士不得於亮墓所左右芻牧樵採。亮弟均，官至長水校尉。亮子瞻，嗣爵。
諸葛氏集目錄：開府作牧第一 權制第二 南征第三 北出第四 計算第五 訓厲第六 綜核上第七 綜核下第八 雜言上第九雜言第十 貴和第十一 兵要第十二 傳運第十三 與 孫權書第十四與諸葛謹書第十五 與孟達書第十六 廢李平第十七 法檢上第十八法檢下 第十九 科令上第二十 科令下第二十一 軍令上第二十二軍令中第二十三 軍令下第二十 四右二十四篇，凡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
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及北侯臣荀勖、中書令關內侯臣和嶠奏： 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亮毗佐危國，負阻不賓，然猶存錄其言，恥善有遺，誠是 大晉光明至德，澤被無疆，自古以來，未有之倫也。輒刪除復重，隨類相從，凡為二十 四篇。篇名如右。亮少有群逸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造漢 末亂，隨叔父玄避難荊州，躬耕於野，不求聞達。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 於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征荊州，劉琮舉 州委質，而備失勢眾寡，無立錐之地。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 權既宿服備，又觀亮奇雅，甚敬重之，即遣兵三萬以助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 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後備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為軍師將軍。備稱尊號， 拜亮為丞相，錄尚書事。及備殂沒，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於是外連東吳， 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 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疆不侵弱，風化肅然也
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包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盪宇內。又自 以為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然亮才， 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干，優於將略。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眾寡不侔， 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眾，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忖己之長， 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 功業陵遲，大義不及邪？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
青龍二年春，亮帥眾出武功，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為 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 遠譬也。孟軻有雲：「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忿。」信矣！論者 或怪亮文彩不艷，而過於丁寧周至。臣愚以為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尚書，咎 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群下矢誓故也。亮 所與言，盡眾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 形於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
伏惟陛下邁蹤古聖，盪然無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 大通之道也。謹錄寫上詣著作。臣壽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泰始十年二月一 日癸巳，平陽侯相臣陳壽上
喬字伯松，亮兄瑾之第二子也，本字仲慎。與兄元遜俱有名於時，論者以為喬才不 及兄，而性業過之。初，亮未有子，求喬為嗣，瑾啟孫權遣喬來西，亮以喬為己適子， 故易其字焉。拜為駙馬都尉，隨亮至漢中。［一］年二十五，建興（元）[六]年卒。子 攀，官至行護軍翊武將軍，亦早卒。諸葛恪見誅於吳，子孫皆盡，而亮自有胄裔，故攀 遠復為瑾後
瞻字思遠。建興十二年，亮出武功，與瑾書曰：「瞻今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 成，恐不為重器耳。」年十七，尚公主，拜騎都尉。其明年為羽林中郎將，屢遷射聲校 尉、侍中、尚書僕射，加軍師將軍。瞻工書畫，強識念，蜀人追思亮，咸愛其才敏。每 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倡，百姓皆傳相告曰：「葛侯之所為也：」是以美聲溢 譽，有過其實。景耀四年，為行都護衛將軍，與輔國大將軍南鄉侯董厥並平尚書事。六 年冬，魏徵西將軍鄧艾伐蜀，自陰平由景穀道旁入。瞻督諸軍至涪停住，前鋒破，退還， 住綿竹。艾遣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為琅邪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 陣死，時年三十七。眾皆離散，艾長驅至成都。瞻長子尚，與瞻俱沒。次子京及攀子顯 等，咸熙元年內移河東
董厥者，丞相亮時為府令史，亮稱之曰：「董令史，良士也。吾每與之言，思慎宜 適。」徙為主薄。亮卒後，稍遷至尚書僕射，代陳祗為尚書令，遷大將軍，平台事，而 義陽樊建代焉。延熙（二）十四年，以校尉使吳，值孫權病篤，不自見建。權問諸葛恪 曰：「樊建何如宗預也？」恪對曰：「才識不及預，而雅性過之。」後為侍中，守中書 令。自瞻、厥、建統事，姜維常征伐在外，宦人黃皓竊弄機柄，咸共將護，無能匡矯， 然建特不與皓好往來。蜀破之明年春，厥、建俱詣京都，同為相國參軍，其秋並兼散騎 常侍，使蜀使慰勞
評曰：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 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 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煉，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 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 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眾，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

8. 以曹操為首的魏國政治集團的上層人物有哪些

曹操系統的人才來源極其復雜，有「拔之於亡虜之內」的降人，有東漢的高乾子弟，有各地的高士名流，還有從社會中下層得到上司賞識的人才等等。這一切的一切，和曹操本人在各階段作出的不同決策以及他本人對人才選拔的態度是分不開的。
以下便以六例說明此事
1.東漢高幹名流子弟
代表人物：荀氏叔侄、陳群父子、司馬家族等。
東漢末年雖然政治腐敗，買官賣官現象嚴重，但在此時期仍出現了一些社會名流。這些社會名流有的有一定道德名聲（如荀彧祖父荀淑「知名當世」，陳群祖父陳寔、父親陳紀「皆有盛名」），有的在東漢政權中擔任高官（如荀彧的叔叔荀爽曾任東漢司空，三公之一，司馬懿的父親司馬防曾任京兆尹）。因此這些人的社會地位都是相當高的。
既然這些人的道德修養較高，那麼他們對他們的子侄輩的家教必然抓得很緊（《三國志•司馬防傳》：諸子雖冠成人，不命曰進不敢進，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有所問不敢言，父子之間肅如也。），他們受到的教育也必然是當時頂尖的。因此這樣一群高幹名流子弟的素質、知識水平、志向等也是非常高的。以曹操選拔人才的方針，沒有理由不會看上這樣一個特別的人群。
而這樣一群人物，也的確為曹魏的建設出了很大的力氣。荀彧、陳群、司馬懿等人都在曹魏擔任過極高的官職。荀彧生前在曹操系統一直是二號人物，在曹操出征的情況下，基本是有他來主持日常事務（後世常常由太子擔負監國之責）。司馬懿是曹丕指定的託孤之臣，曾任撫軍大將軍。陳群曾任鎮軍大將軍（見《三國志•陳群傳》）。而這一人群的後代在魏國末期亦有相當作為，多在兩晉時期成為著名的士族大家。
到了魏國中後期，這一特定人群演變為司馬氏集團一家獨大，與曹爽集團分庭抗禮。在司馬懿消滅曹爽集團以後，曹魏上下再也沒有一個政治集團能夠向他們發出有力挑戰，形成權臣政治。最後終於由該集團第四任領導人司馬炎篡位。

2.曹氏、夏侯氏親族。

代表人物：夏侯兄弟、曹仁、曹洪、曹休、曹真等。
曹操之父曹嵩原為夏侯氏之子，過繼給宦官曹騰為子。因此曹家和夏侯家關系非比尋常。在三國時期，兩家都出了相當多的軍事人才。
當曹操起兵時，兩家皆給予了很大幫助。夏侯淵、夏侯敦、曹仁、曹洪等人均在當時加入了曹操的軍隊，在早期曹操缺兵少將的時候提供了很大幫助。後來他們在曹操統治後期都擔任了相當高的職位。夏侯敦逝世時任大將軍，夏侯淵戰死於征西將軍任上，曹仁曾任大司馬。曹洪在曹丕時代遭政治迫害，幸得卞太後相救，明帝時去世，任驃騎將軍。
曹氏集團的一代半出現在曹操統治後期，以曹休、曹真為代表。當時曹操對他們也十分看重，他們表現出的才能也非常明顯。二人早在漢中戰役之前就曾領過虎豹騎，曹真是文帝的三大託孤之臣之一，在明帝時期主西部防務，曹休在當時亦掌東部防務。曹休曾任大司馬，曹真任大將軍。
曹氏集團的第二代人才表現已經不夠原來那麼突出。夏侯淵一門中，夏侯霸居然被逼到降蜀，夏侯威僅官居刺史（雖然職位不算低），夏侯和任河南尹。其餘人等事跡都不顯赫。
二代半人才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曹爽和夏侯玄，表現都不怎麼樣，同時為司馬集團誅殺。
曹操運氣真的不錯，有那麼一幫聽話之餘又有本事的親戚，在他起兵之初時，能作為一個獨立的勢力在中原爭雄，真的起到了極大的作用。同是討董聯盟成員，恐怕只有孫堅有這個運氣吧？

3.從社會中下層崛起的人才

代表人物：郭嘉、樂進、於禁等
在漢末社會的中下層中，也有相當一部分人是有相當才能的。但由於他們的社會地位較低，很難長時間得到同一個領主的重視，因此從屬關系經常發生變化。但是由於曹操有「唯才是舉，唯才是用」的用人觀，因此很多沒有什麼社會基礎的人才就可以因為自己本身的才能在這里出人頭地。
以郭嘉為例，不管是本志還是裴松之的注，都完全沒提及郭嘉的祖宗十八代和他的師承關系（雖然他的受教育水平是很高）。本人又不是很出名，「密交結英雋，不與俗接，故時人多莫知」。雖然「辟司徒府」，由於董卓搞搞震，當然郭嘉就不去趟這趟渾水了。到處去考公務員，就是找各個領主看一下能不能有個工作，還要很有前途那種。先去袁紹那裡應聘，結果面試了一下，知道這間公司沒前途。於是托荀彧的關系，去曹操那裡面試，結果兩個人談了半天，都知道對方有水平。OK，一拍即合。雖然最後只是個軍祭酒，但是和曹操關系一直非同尋常，作為一個小小的軍祭酒居然能封侯。之所以他升不上去，我覺得不是曹操不想升他官，只是他起到的作用主要是向領導分析利害關系，按解放軍的說法就是「堅定領導決心」，沒別的謀士那麼全面，按照當時的制度，這樣比較偏門的人才很難封上去。但是這樣的人才又是當權者所需要的，因此曹操待他不薄。
樂進也是，長得不是很帥（這個在當時也是個資本），剛開始只是在曹操帳前當個小吏。可能曹操跟他常常見面，也經常聊天，知道他是個人才。所以就給次機會給他去徵兵，回來就陞官發財了，一路往上爬。樂進也給曹操爭氣，從開頭的「先登有功」到後來攻無不克，戰無不勝（雖然都是跟著老大打或者「別擊」，但仍然保持不敗戰績）。最後干到右將軍的位置，在其他領主的手下，要從一個沒有任何資本的小卒爬到那麼高的位置，幾乎是不可想像的。
提拔這樣一些人的過程，充分體現了曹操的用人技巧在當時的高度。在其他領主手下幾乎不可能得到重視的人才，在他手下可以得到重用。郭嘉作風有問題，樂進長的不帥這些缺點在當時幾乎都是很要命的，但曹操不管。他要的人才不是模特，而是真真正正能幫他沖鋒陷陣，處理國事的文臣武將，既然這樣一些缺點於這個目的並沒什麼影響，那麼他為什麼還要管這些缺點呢？

4.名人高士

代表人物：田疇、國淵等
這些人雖然官居高位，但三國FANS們普遍對它們都沒有什麼認識，大概是由於演義閉口不提這些人的緣故吧。在三國志中，這些人的事跡基本上記載於幾個鮮為人知的傳，如魏書十一、十二等。
老實說，曹操征這些人來當官，不完全是因為他們的能力多高。從某種角度說，可能是要得某個地方的民眾的民心，也可能是通過他們的影響力來徵召更多的人才。
田疇屬於那種非常傳統的士人階級。早年仕於劉虞，以「義」在出使長安流亡政府時被「三府並辟」，劉被公孫瓚攻滅了之後，居然公開悼念劉虞。後來「掃地而盟」，為劉虞報仇，居然在徐無山中建立了一個比較成熟的社會，有發達的法制、禮制、基礎設施等。一千多年後歐洲的空想社會主義者們如果了解到田某人的事跡之後，說不定他們會干出什麼來。在曹操討伐烏丸的過程中，田疇的指路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要不是他，曹操也沒有奇襲烏丸的教科書級別戰例。後來雖然他只是做到了議郎（按易中天的話說就是「調研員」），但在文帝時代，都可以「賜疇從孫續爵關內侯，以奉其嗣」。算是大員才有的待遇了。
國淵也是一個相當傳統的士人。早年在大學者鄭玄門下求學，後來避亂遼東（那時的遼東怎麼那麼多大學者），在當地的山洞裡面開學校。後來回到中原當官，為政方針都以寬為主，田銀蘇伯之亂時，請求不殺余惡。又實事求是，斬首數不擴大十倍來算。後來官升太僕，又為官清廉，布衣蔬食。可謂是當時的一個相當的道德楷模。
雖然曹操的用人方針是「唯才是舉，唯才是用」，但他仍然有相當必要樹立一些道德楷模，用來針對一些「偷吃魚的貓」。國淵、崔琰之流就能起到這個作用。也算是曹操在德才不能兼備的情況下進行的一種互補吧。

5.降將亡虜

代表人物：張遼、賈詡等
自古以來，招攬敵方降人都是增進本方實力的一個重要舉措。曹魏也不例外，很多人都是這樣就來到了曹操的旗幟下為他賣命。
張遼就是曹操逮到的一個最有水平的俘虜。此公早年在丁原麾下，後來居於何進手下，董卓進京之後又歸他管了。後來發生了什麼事大家都知道，他成為了呂布的死黨，但在白門樓事件之後投降了曹操，成為了曹操時代最重要的外姓武官。身先士卒，統兵有術。後期成為了孫權的剋星，生病了出來做個show都能把孫權嚇得不敢輕舉妄動。
賈詡早年也是經常換上司。早年是董卓、李傕一幫人，讓李傕等人把董卓之亂延長了很長時間；後來換到段煨、張綉。在張綉手下的日子，他的發揮是驚人的，把不可一世的魏武殺得丟盔棄甲，能贏下來的仗都贏下來了。後來又審時度勢，保全了張綉和自己。在官渡之戰、荊州攻略和馬超平定戰中都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都提出了決定性的建議。更出彩的是他的自保之術，能夠敏感地預料到曹操的接班人是誰，確保自己不在政治斗爭中丟了小命，又不和任何人拉關系，「闔門自守，退無私交，男女嫁娶，不結高門」。不過就是因為他的韜光隱晦之術，有人評價他不配在後來拿到太尉的職務。我覺得曹丕任命他為太尉並不是需要他干什麼，只是報答賈詡幫助他拿到曹操接班人的地位，並且要他起到一個顧問的作用。事實上他在後來曹魏對吳蜀兩國的戰略部署中提出的建議也是有相當合理性的，就是兩國現在還不是很好打，要先文後武，發展國力，可惜曹丕不聽。
在曹操取得人才的方法中，我認為從降人中選拔一些人是個辦法，尤其是選拔武官。因為武官和文官不同，當時各勢力選拔文官還是有些不合理的講究（只是曹魏沒那麼嚴重）。而武官選拔還是比較合理的，誰有相當的本事，誰就上。因此在這些人中選拔武將還是能選出一些強人的。
6.地方豪強
代表人物：許褚、李典等
東漢的地方豪強眾多是那個時代的一個很鮮明的特色，這些地方豪強聚集很多民戶，建立一些軍事和民用並重的塢堡，在內部形成一個小型的社會組織，這些小型組織的領導人有些甚至還進行政治投機，以人力物力支持某些領主。成為了當時軍事和政治中所不得不考慮到的一個因素。劉表就任荊州刺史時，就是因為這些組織的存在，差點不能上任，最後還是在這些人的幫助下（蒯家、蔡家等人）才搞定了這些障礙。
許褚就是這樣一個地方豪強人物的代表。在黃巾之亂時「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共堅壁以禦寇」，數萬土匪都不能奈他何。本人又生得驚人，「長八尺餘，腰大十圍，容貌雄毅，勇力絕人」，所以老早就出名了，「淮、汝、陳、梁間，聞皆畏憚之」。由於他和他的手下本事驚人，所以曹操在錄用他的頭一天就把他們都編為宿衛，和他「出入同行，不離左右」，搞到後來兩個人幾乎都有心靈感應，有人要謀害曹操，許褚都能突然出現。後來他在討伐馬超時的表現簡直可以用恐怖來形容，不愧「中堅將軍」之名。曹操丨死時，許褚「號泣嘔血」，兩人感情不亞於劉關張。有人據此懷疑曹操是女的，許褚是他情人，這樣的懷疑我看並不出奇。
李典的地方豪強身份，主要來自於他的叔叔李乾。李乾曾「合賓客數千家」，也算是個政治投機者，很早開始就跟著曹操干大事，後來被呂布手下殺害，李典的堂兄弟李整又領導了這一團體，李整死後，就輪到了李典。李典其實年紀比很多他的同事都要小，曹操、夏侯敦他們都是看著他長大的，李典好學，於是曹操曾經「試以治民之政」。在平定河北的前期，李典主要帶著他手下的一班部曲解決軍糧問題。鄴城之戰是他的處女戰，到後期主要是和樂進合作，配合曹操主力作戰。後來博望之戰中曾經試圖抑制夏侯敦的沖動之舉，可惜不成。駐守合肥是他最光彩的一戰，雖然他和張遼關系處的不是很好，但是李典始終以大局為重，不把私人恩怨當回事（很難想像一個「好學問，貴儒雅，不與諸將爭功」的人怎麼會和別人有仇），說不定在此之後三個人真的成為了生死之交。李典最可惜的一點就是天不假壽，逝世時年僅三十六歲，否則成就必然遠超同僚。
東漢時的地方豪強其實就和現代的黑社會組織差不多，曹操所做的事情就有點像蔣介石所做的，利用了他們為己所用，增強了自己的實力。由於他們在性格上的某些特殊之處（如重視義氣等），因此如果利用好了，將是爭取利益的一個利器。
此人才來源對曹魏政治之影響。
曹魏的人才來源極為繁雜，前文已述。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大致上是因為曹操的用人思想所致。曹操的用人思想是「唯才是舉，唯才是用」，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社會任何階層的人才不管社會地位如何，只要有才能，大節不虧，都可以在曹魏的統治機器中得到一席之地。
這種情況對曹魏政治之影響應該是好處大於壞處。事實上曹魏的人才來源若細分之，遠超上述幾種情況，光一個降將的來源就可分為袁紹、呂布等等不同類別。這種情況有個好處，就是曹魏內部絕對難以發生黨爭，除非這種來源繁雜的情況發生了變化；因為在這裡面沒有一個派別能夠得到絕對的政治優勢，即使如果有一個派別拿到了絕對的優勢，那麼統治者也未必會讓這種情況繼續下去，必然會對其進行打壓。
事實上司馬氏能夠成功篡位，就是由於曹丕、曹睿兩代人對集團政治的打壓不力。他們對於託孤大臣的選擇都加劇了集團政治的嚴重性，都是選定了曹真集團以及司馬懿集團的人作為託孤大臣，剩下的第三方無論是陳群還是曹宇都沒有強大的實力對兩大集團的黨爭進行抑制。曹真集團被司馬氏集團消滅後，司馬氏篡位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也許這種情況對曹魏統治的唯一壞處，應該就是為後世封建史學家，如孫盛等所詬病。但這個時代既然已經被歷史的長河帶走了，那麼史學家怎麼說，管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