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糧類股票

① 晉商的代表人物有哪幾位

晉商（山西商人）代表人物：王現、平遙日升昌票號財東李箴視；平遙蔚字型大小首任經理毛鴻翙；大德通、大德恆票號祁縣喬家的喬景僖、喬景侃、喬景信；明代蒲州大商張四教等等。

晉商首創了中國歷史上票號。「票號」是當時商人通商的一種方式，商路遙遠，匯通天下，曾在中國歷史上顯赫一時。直至如今還傳頌著「山西人善於經商、善於理財」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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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商代表：

1、大盛魁：創始人是王相卿，山西太谷縣武家堡人，把「大盛魁」辦成旅蒙晉商專做蒙俄貿易、伙計達六千餘人、商隊駱駝近二萬頭、年貿易總額達上千萬兩銀子的著名大商號，王相卿也成了壟斷蒙古市場的商界巨頭。以後又經過十幾代人努力，「大盛魁」竟在蒙古大草原上稱雄200多年。

2、志成信票號：創始人是員成望，清初太谷溝子村人，資本原為白銀3400兩，後增為26萬兩，四年一帳，普通每股紅利七八千兩，最多開過14000兩，資本雄厚，信譽卓著，成為太谷票號中的佼佼者，分號廣布天津、張家口、吉祥、沈陽、上海、南京、蘇州、漢口、廣州、開封、濟南等地。

3、曹氏家族：發跡人曹三喜，山西太穀人。財產多達白銀千萬余兩，商號在國內遍布東北、華北、西北各大城市，而國外涉足蒙古、西伯利亞和莫斯科。曹家的商業帝國橫跨歐亞兩個大陸，縱橫幾萬里，不僅僅在山西人的經商史上、就是中國人的經商史上都創下了不朽的輝煌。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晉商文化

② 三百六十行，是哪些行業

我們生活中常常會用「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這句話來勉勵身邊的朋友，讓他們不要對自己的工作感到失望，只要自己能努力的專攻自己的工作，那麼也有出人頭地的機會。

三百六十行這個名稱最早出現在南宋時期，泛指各行各業的行當，用現在通俗點的話說就是各種各樣的職業。

平常生活之中，我們也經常用到這個詞語，但是你知道三百六十行所指的行業是哪些行業嗎？下面就讓我來為大家大概的概述一下吧。

首先我們可以把三百六十行大概的歸為十大類：第一類是農林牧漁行業、第二類是飲食糖果行業、第三類是紡織服飾行業、第四類是手工業行業、第五類是交通運輸行業、第六類是醫葯衛生行業、第七類是文化教育行業、第八類是休閑娛樂行業、第九類是工藝美術行業、第十類就是除了以上九類之外的行業都是。

農林牧漁行業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搞養殖的、弄苗圃的、干屠宰的，只要和這方面沾邊的都是屬於這個行業的人。

③ 周公解夢:左右雙肩著喜雀屎.何解

夢見＂自己在家解大便解廁所外面＂，基本上有幾種寓意，還都是很不錯的暗示，請看以下分析：
1. 自己在家解大便，俗稱＂屎＂為黃金，也代表財富的意思，最近您與家人若有投資食品、糧食、此類相關飲食產品或相關股票，可以大有斬獲！，
2. ＂屎＂為＂米＂之＂屍＂，來自於米糧的東西，並且自己排瀉而出，那就與＂股＂有比較深切的關系，況且還是在家裡，所以家人與自己都能獲利！
3. 唯一不佳之處，在於此夢是＂解廁所外面＂，表示很可能自己獲利後會判斷錯誤，沒有把財（屎，黃金）放在自己應該存放的金庫（廁所）之中，因此這樣的夢境也是告訴您：賺到錢就要存起來，存的地方要注意，一定要找個安全可信賴的隱密場所，不然會容易造成損失！

④ 岑春煊的人物生平

據族譜記載，岑春煊的祖上是東漢時排名雲台二十八將第六位的功臣岑彭。在宋朝時，落籍浙江餘姚的岑彭後裔岑仲淑隨狄青平儂智高有功，便世居廣西為土司。岑春煊家原本是上林峒長官司的世襲土官，由於乾隆年間改土歸流，便成為平民。到其祖父岑蒼松時，始以文學起家。岑春煊之父岑毓英因平定雲南回民起義有功，官至雲貴總督，成為清廷的封疆大吏。
咸豐十一年辛酉三月二十三日（1861年5月2日），岑春煊出生於廣西省泗城府西林縣那勞村，他是岑毓英第三子，人稱「岑三」，因為人性格多變，敢作敢為，又稱「顛三」 ，原名岑春澤。岑春煊少年時就讀於泗城（凌雲）雲峰書院，後隨父親岑毓英赴任地讀書。1879年時，岑毓英考慮到 「滇桂僻處邊地，弟子見聞隘陋，無所師法」，便命岑春煊到北京學習。 客居北京的岑春煊是一個有名的紈絝子弟，據湯用彬《新談往》記載：「春煊少跅弛，自負門第才望，不可一世，黃金結客，車馬盈門，如宴也。」他與勞子喬、瑞澄被時人稱為「京城三惡少」。
岑春煊因其父恩蔭，很快就由監生加捐主事、簽分工部學習行走。1881年，他因病請假回家休養，1885年參加廣西鄉試，考中舉人，奉旨到部候差。1888年，他又報效海軍經費，奉旨以郎中歸本部即補。同年光緒帝大婚，岑春煊充派為辦處幫總辦。由於這是一個實缺，因而他備受矚目。這時他聽從算命先生的話，把名字「春澤」改為「春煊」。1889年，岑毓英死於雲貴總督任上，岑春煊回廣西守制，1892年再赴北京，清廷授其光祿寺少卿，旋遷太僕寺少卿，署大理寺卿。 岑春煊登上政治舞台，是在甲午中日戰爭期間。在戰事吃緊，「大臣畏葸不前」的情況下，岑春煊曾兩上奏章，毅然「自請效力前敵」 ，被派到劉坤一營中當差，不過劉坤一因岑春煊早年放盪聲名，不予重任。 當日軍在山東榮成登陸、威海告警時，他又主動請纓，被派往煙台總理營務，開掘地營，布置防務，頗盡職守。後來日軍猛攻營口，他又請求率軍赴援。但由於清朝腐敗，中國難逃失敗的厄運，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岑春煊對此憤懣難平，辭職離京，隱居桂林，甚至產生了遁入空門、不再出山的念頭。
甲午戰爭後，帝國主義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岑春煊目睹國事日非，不能不有所觸動。他投身維新變法運動中，先後參加了上海強學會和北京的保國會，並於1897年2月親自和康有為等人籌議成立了維新變法運動中廣西最具影響力的維新社團——桂林聖學會。1898年夏，岑春煊陪其幼弟岑春蔭進京趕考，在此期間受光緒帝召見，他除了提出興學校、練新兵、講吏治、信賞罰諸條外，還上專折吁請皇帝要操掌實權，不要徒有其名。 戊戌變法時光緒帝下達裁撤冗官的詔令，就是受岑春煊建言的直接影響。
1898年8月31日，岑春煊被擢為廣東布政使。他抵達廣東後，同以兩廣總督譚鍾麟為首的阻撓改革的頑固派進行了相當果敢的斗爭。他在廣東吏治改革作為突破口，大刀闊斧地裁撤各閑散機構和人員，甚至把譚鍾麟總督衙門中的文案也予以裁並。並擬對譚鍾麟的親信、貪財害命的知府王存善罷官嚴懲，欲殺一儆百。新舊之爭，勢不可免，岑、譚二人互相參奏，乃至拍桌相罵。在京的維新派人士也遙相呼應，宋伯魯遞呈了康有為代擬的《請懲辦譚鍾麟折》，以阻撓新政為由，請嚴懲褫革。光緒特命湖南巡撫陳寶箴對譚嚴密訪查，「速行參奏」。
岑春煊的目光所及不僅僅廣東一隅，他還十分關注北京的形勢和全國的變法大局。於外交，他認為李鴻章的聯俄政策和康有為的聯英政策均不足取。面對列強瓜分，只有「固民」才能「禦侮」。於內政，他提出「蘇民困」；取消「昭信股票」；查禁米糧出口，抑平糧價；防止白銀外溢；設彩票招商局，集民款自修粵漢鐵路，防止外資滲入；讓商人「自購戰艦」等一系列建議。這些建議被光緒部分採納。
由於岑春煊在變法活動中表現得十分活躍，戊戌政變後亦受牽連，多虧「榮祿為緩頰」 ，方得倖免，改調甘肅布政使。岑春煊在甘肅期間，亦不忘上奏彈劾譚鍾麟，最後譚鍾麟被免去兩廣總督之職。以藩司彈劾制憲，在有清一代幾為僅有，岑春煊也開始以剛直聞名於世。 1900年，義和團運動達到高潮，引來八國聯軍入侵中國，岑春煊在甘肅聽說後，率2000兵馬星夜兼程趕來「勤王」，到了北京後被調到張家口駐扎以備俄。 1900年8月14日，北京失守，慈禧太後和光緒皇帝倉皇出逃，岑春煊趕來救駕，被任命為前路糧台督辦。在此期間，流亡海外的岑也和他的幕僚張鳴岐等人制定了一個幫助光緒奪回政權的計劃，試圖配合康有為等保皇勢力發動政變，但最後還是放棄了。而慈禧太後則因岑春煊雪中送炭而對他極為信任，授其為陝西巡撫，翌年調任山西巡撫。岑春煊審時度勢，力言「山陝大災之後，萬不能再開戰釁」，令娘子關、固關守軍後撤，以示講和誠意，並解決毓賢在任時的教案遺留問題，並預撥銀兩給傳教士，杜絕聯軍進兵口實。後來這筆錢被傳教士李提摩太捐作山西大學堂創辦費用，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大學。除此之外，岑春煊還聘請日本教員，創辦了山西農林學堂。在山西興辦新式學堂是他主張變法自強的最早實踐。
1902年7月，岑春煊改任廣東巡撫，原擬入京陛見後南行赴任，結果四川哥老會蜂起，清廷又命岑春煊赴成都署理四川總督，平定了變亂，並創辦警政，處置了一批貪官污吏。其後又為平息廣西土匪，清廷令岑春煊署理兩廣總督，督辦廣西軍務。民國時的風雲人物龍濟光、陸榮廷等，就是這一時期被岑春煊收編的。除了平息匪亂之外，岑春煊還在兩廣大力懲辦貪官污吏，使「官屠」之威名遠揚。另外，岑春煊不遺餘力地在廣東推行新政，他展開軍事改革，他以常備軍、續備軍、巡警、州縣士勇來代替綠營，分別執行作戰守備、緝捕清鄉、維持治安、護解餉犯的任務，並擬就了精簡武員的詳細計劃。為了擴充軍事人才，他大辦軍事學堂，次第成立了廣東將弁學堂、軍醫學堂、陸軍中小學堂、警備學堂等。同時，他還興建新式學堂，在廣州設立了「學務處」專管教育，創辦廣東法政學堂、兩廣高等工業學堂、兩廣方言學堂以及測繪、蠶業、農林等專業學校，並改兩廣師范學堂為兩廣優級師范學堂，又選派士子去日本留學，為兩廣地區教育事業的發展作出卓越的貢獻。 1906年9月1日，清政府宣布「預備立憲」，岑春煊非常歡迎。預備立憲上諭剛一頒布，岑春煊便特派親信到上海，寫信給立憲派的領袖張謇，慫恿他們拉人結社，並捐出開辦費一萬元，還表示願每年提供經費一千元。於是，預備立憲公會於1906年12月16日在上海成立，由岑春煊手下的老幕僚鄭孝胥充任會長，是為清末影響最大的立憲團體。岑春煊作為該會實際上的發起者和操縱者，其作用不言而喻。岑春煊與海外保皇黨人的關系亦跡象昭然。1905年，他曾默許親信幕僚周善培到香港與梁啟超會晤。
岑春煊在兩廣懲辦貪官，損害了慶親王奕劻及其同黨直隸總督袁世凱的利益，而朝中清流領袖軍機大臣瞿鴻禨欲扳倒慶、袁，便與岑春煊相聯結，引發了「丁未政潮」。1906年9月，慶、袁一派借口片馬問題非岑春煊解決不可，使朝廷將岑春煊調為雲貴總督。岑春煊沒有赴任，卻前往上海治病，期間各方人士訪談者甚眾，包括康有為的女婿麥孟華。 1907年3月，忽有旨調任岑春煊為四川總督，並且不必進京請訓。岑春煊認為這又是慶、袁的詭計，於是坐船從上海到武漢，在武漢電請入覲，又不待上諭而乘火車沿京漢鐵路徑自赴京。慈禧太後四次召見岑春煊，岑春煊痛陳時局之非，並彈劾慶親王縱容貪腐，還聲稱要留在北京作皇上、太後的「看家惡犬」。 慈禧雖未懲辦慶親王，但也嘉獎岑春煊的忠誠，任命他為郵傳部尚書。岑春煊剛接受任命，就彈劾了袁世凱的親信郵傳部侍郎朱寶奎，使其革職，後又勸說慈禧罷斥袁世凱另一親信段芝貴。瞿鴻禨也趁機動員江春霖等言官上章彈劾慶、袁，為岑春煊造勢鼓勁，甚至坊間傳聞慶、袁將倒台，岑春煊將接替袁世凱來坐鎮北洋。
眼看岑春煊就要在京師站穩腳跟，慶、袁地位不保，立刻展開反擊，對慈禧說岑春煊是康梁一派，居心叵測，慈禧便懷疑起岑春煊，將他外放為兩廣總督。1907年4月17日，岑春煊解職出京，他不去廣州，卻往上海，伺機反撲。遠在日本的梁啟超得此消息後，於4月23日至5月5日專程回滬等候，企圖和岑春煊見面。岑、梁是否見了面，由於行蹤詭秘，不得而知。但袁世凱卻於此時通過上海道蔡乃煌拋出了一張岑、梁等人在一起的合影呈遞慈禧，使慈禧震怒，將岑春煊開缺。偽造照片之事，得到了同盟會員陳少白的幫助，原因是岑春煊過去曾將粵漢鐵路收歸官辦，省港粵路股東與同盟會極為不滿，不願他返粵蒞任，因此聯手袁世凱除掉岑春煊。但僅六年之後，國民黨人又和岑春煊走到一起，故史家感嘆「政治上離合靡常是非不一，這卻又是一事例」。 丁未政潮後，岑春煊賦閑杭州，後又至上海就醫。袁世凱為斬草除根，嗾使蔡乃煌散布不利於岑春煊的謠言，甚至偽造岑春煊勸浙江巡撫增韞「舉大事」的信函，所幸增韞以原書寄岑，得以揭發奸謀。 1908年冬慈禧、光緒相繼駕崩，袁世凱亦被罷黜，岑春煊才得以在上海靜養三年。
1911年，因清政府鐵路國有政策，南方數省爆發保路運動，四川尤烈。當年9月15日，岑春煊被清廷任命「赴川會同趙爾豐辦理剿撫」。這年夏天，以國會請願運動失敗、皇族內閣成立、保路運動受壓等事件為引子，立憲派與清政府的矛盾已到不可調和的程度。岑春煊原本就是立憲派的一員，自然也開始與清政府產生裂痕。他明確反對鐵路干線國有政策，並對四川保路運動力持主撫態度，發出《致四川人民各安生業電》，宣稱「必當為民請命，決不妄戮一人」。甚至於9月20日致電內閣，辭職相要挾，公然要求清廷「罪己之言與特恩之詔同時並布」。 9月29日，岑春煊前赴四川時途經武昌，與湖廣總督瑞澄詳商，仍堅持前議，瑞澄再三勸告，岑春煊百折不回。他自知清廷不可能同意他的建議，便電請病假回滬，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岑春煊未作停留，於次日乘輪離開武昌。
清政府接到武昌起義的消息後十分驚恐，決定再次起用岑春煊、袁世凱，於10月14日發布了岑、袁分別補授四川、湖廣總督的任命。岑春煊對這一任命再三辭卻，清政府多次懇請勿再固辭。立憲派主導的四川保路同志會也宣言：「目前各衙門告示，除將軍玉昆、岑宮保而外，我川人均可置之無睹焉可耳」。 岑春煊推辭不過，10月23日勉受川督，但同時提出擴編軍隊為十營，增撥槍炮子彈，發銀一百萬兩等條件，清政府無法兌現。10月29日，岑春煊因籌劃兵餉均不就手，以病情加重為由辭職。清廷只好任命端方暫署川督，雖然還給岑春煊保留位置，但他終不復出。 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成立後，岑春煊公開站在了革命陣營一邊，通電要求清廷及袁世凱順應形勢，實行共和。 這標志著他從清廷官僚到民國政客的蛻變。 1912年2月，清帝退位，緊接著袁世凱當了臨時大總統。1912年5月，袁世凱讓岑春煊擔任貴州宣慰使，他不客氣地回復，目下「中外治權，是分是合，體段全無，官制各法，甚無依據，正上無道睽，下無法守之時」，如此情形，有「何義可宣，何德足慰？」 他在拒絕袁世凱的同時，又和革命黨人保持一定距離。1912年3月，主要由清末立憲派組成的國民公黨成立於上海，岑春煊為名譽總理，後該黨與同盟會等合並組成國民黨，岑春煊當即宣布退出。1912年6月，他利用同盟會員福建軍政府民政部長彭壽松行為不檢、遭到福建地方勢力反對之機，應邀入閩任福建宣撫使，驅彭後企圖控制福建未果。1913年初，他又接替了黃興的粵漢川鐵路督辦職，打算借「護路為名，寄以軍令」，成立兩師聽命於他的軍隊，也因袁世凱作梗而擱淺。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案」發生，辛亥後表面平靜的政局又劇烈動盪起來，各派政治力量迅速分化集結。岑春煊為革命黨人所關注，「西林（岑春煊）勇銳過國民黨，孫、黃陰寄厚望」 ，特讓章士釗去做他的工作。岑春煊與袁世凱素有積怨，雙方在反袁問題上一拍即合。4月間，孫中山、黃興、汪精衛、李根源、寧調元與岑春煊多次秘密會晤。 此後，岑春煊便積極開戰其反袁活動，他接連發出通電，嚴斥袁世凱掩蓋『宋教仁案」與政府的關系，庇護兇犯趙秉鈞，干涉制定憲法、擅借善後大借款等違法行徑。鑒於統一黨被王揖唐出賣，他和章太炎重組統一黨，抵制當時大多數「中間」黨派紛紛倒向袁世凱的浪潮。他力圖擴大反袁統一戰線，與章士釗、譚人鳳專赴武昌策動黎元洪反袁，並做上海唐紹儀、廣西陸榮廷、廣東龍濟光、龍覲光等人的工作。他與袁世凱公開決裂，6月8日堅辭粵漢川鐵路督辦職，並在胡漢民介紹下加入了國民黨，旗幟鮮明地與南方革命黨人居於同一陣線。
1913年7月12日，李烈鈞在湖口興師討袁，二次革命爆發。16日，江蘇討袁軍總司令黃興召開軍事會議，推舉岑春煊為各省討袁軍大元帥。兩天後，岑春煊抵南京就職。22日，各省議會聯合會的十八省代表在南京開會補行正式選舉手續，全票通過舉岑議案，「凡獨立省分都督及討袁軍總司令一律歸其節制」。 這祥，岑春煊就至少在名義上成為二次革命中各派反袁力量的總指揮，各地分散的反袁勢力有了一面統一的公開旗幟。革命黨人對此極感興奮。廣東「純粹之粵派之國民黨，則欲戴岑西林為粵督」。 海外英荷屬殖民地七十九埠華僑和美國國民黨支部專電岑，擁護其為大元帥。 岑春煊儼然成為眾望所歸的「革命領袖」。
岑春煊制定了聯絡廣東、廣西、福建三省「與南方各軍一致進行誓師北上」的計劃。7月29日，他偕李根源、馬君武到達廣州，當即發出勸舊部陸榮廷、龍濟光討袁電，邀約諸人至梧州面籌一切，並允代籌軍餉，被陸、龍拒絕。8月1日上午，岑春煊在廣州召集高級軍事會議，舉行北伐誓死大會。但二次革命的形勢卻急轉直下，7月28日，南京戰事便已失敗，黃興逃往日本。龍濟光部在袁世凱的命令下由梧州東下進攻廣州，岑春煊固守不棄，8月4日夜，觀音山已有敵「大炮震撼」，廣州民軍也發生嘩變，岑春煊的北伐計劃未及發動便宣告破滅。他本人也倉促出逃香港，轉赴新加坡，流亡南洋。 岑春煊亡命新加坡以後，與陳炯明、李烈鈞、熊克武、柏文蔚等人成立了「中華水利促進社」，進行反袁活動。1915年12月，袁世凱決意稱帝，蔡鍔等在雲南掀起護國運動，岑春煊聞變後立即從南洋趕回國內，1916年1月17日抵上海，寓梁啟超處，與國內的蔡鍔、唐繼堯、陸榮廷、李烈鈞，香港的李根源、柏文蔚、程潛，美國的黃興等人保持頻繁聯系。一時間，梁啟超在滬寓所成為海內外反袁勢力進行聯絡的一個最重要據點。
按照原計劃，岑春煊欲往護國運動的大本營——雲南。但當時護國軍最感棘手的是「餉械俱缺」。經唐繼堯電請，岑春煊於1916年1月底由張耀曾陪同改赴日本。3月20日，岑以雲南軍政府代表名義向日本借得一百萬日元和部分槍械彈葯。
雲南獨立後，兩廣成為關鍵。岑在促使兩廣獨立上起了特殊作用，致書廣東督軍龍濟光，要求他們「審機立決，迎合時勢人心，起而為滇黔後勁，結成一氣，據以號召全國義聲」。 在各方壓力下，陸、龍先後宣布獨立，滇黔桂粵連成一片，護國運動的聲勢頓時大增。為了協調動作，岑春煊、梁啟超等人打算成立一個具有獨立各省聯盟性質的組織。4月19日，岑春煊由香港抵廣東肇慶，籌備成立兩廣護國軍都司令部在肇慶，岑春煊任都司令，初步統一了兩廣軍權。
形勢的發展迫切需要一個能把所有反袁勢力全面聯合起來的組織，但在籌組這個組織——軍務院的時候，獨立各省內部卻產生了分歧。龍濟光、陸榮廷、梁啟超、唐繼堯甚至孫中山都認為以岑春煊出任領袖最為合適，唯獨蔡鍔卻激烈反對。雲南是首義之區，蔡鍔又是舉足輕重的人物。大敵當前，若內部不統一，於反袁斗爭不利，也與成立軍務院的宗旨相悖。為了打破僵局，避免內訌，岑春煊以唐繼堯「首義功高，力主推戴」，最後由唐繼堯任撫軍長，岑春煊副之，兼攝行撫軍長職。1916年5月8日，軍務院幾經醞釀在肇慶如期誕生。
軍務院是一個各派的聯合體，主要由滇桂兩系地方軍閥、梁啟超的進步黨和國民黨內以歐事研究會為核心的穩健派組成。這種組合形式給岑春煊提供了絕好的活動場所，他以中介人、調停人、緩沖人和各派聯系人的身份出現，成為把各派維系在一起的紐帶，很自然地被推為盟主而發揮較大作用。
1916年6月6日，袁世凱死去，以反袁為目標的軍務院失去了維系各派團結的膠著點，梁啟超建議撤銷軍務院，岑春煊等則表示堅決反對，認為倒袁只是成立軍務院的目的之一，並非全部目的。他特別提出恢復約法和國會兩大問題，於6月8日又致電唐繼堯等，明確指出今後新舊約法之爭便成為南方義軍的「生死存亡之點」。 這份文件在社會上反響很大，與6月9日孫中山《規復約法宣言》前後呼應，成為護法運動的先聲。6月16日，岑春煊致電黎元洪，提出恢復約法、總統依法就任、撤軍和召集軍事特別會議四項為撤消軍務院的先決條件。這些條件被北京政府部分接受，梁啟超等人更感到應該立即撤消軍務院以示響應北方之姿態。岑仍堅持「現在閣員未全就職，國會未經同意，內閣尚未正式成立，吾人仍應自守條例，不必取消」。梁啟超等惱羞成怒，四處散播岑春煊緩撤軍務院是想「留此為交換條件，是政客逍遙海上，絕不知軍中甘苦，而放言高論」。 迫於梁啟超的壓力，岑春煊、唐繼堯於7月14日宣布撤消軍務院，護國運動結束。 岑春煊本來在其就職宣言中稱，袁世凱倒台後他就不問政治，惟盡力於社會事業，1916年10月回桂林掃墓後就返回上海靜居。但樹欲靜而風不止，護國運動使岑春煊的政治地位陡然增長，就不可能輕易擺脫政治。1917年6月，孫中山在廣州掀起反對段祺瑞的護法運動，西南軍閥極力想把岑春煊作為一桿大旗抬出來和孫中山相對抗。在醞釀護法軍政府設立大元帥時，李烈鈞就向唐繼堯獻策：「為應付中外大勢，則宜推孫中山，為消除兩粵障礙，則宜推岑」。1917年11月，桂系軍閥莫榮新公開通電，商量湘粵桂三省建立都司令部問題，推岑春煊當都司令，企圖將護法軍政府擠出廣州。與此同時，唐繼堯也連發兩電，提出在廣州成立軍事委員會、政務委員會的計劃，並由岑春煊總攬籌商事宜 ，企圖以岑春煊來取代孫中山。所有這些使岑春煊的權力欲極度膨脹，他親自出馬發起所謂「西南自主各省聯合會」，「明為銷融陸榮廷孫中山兩派之畛域，即暗以具備南方政府之雛型」。該會網羅面極廣，李烈鈞、方聲濤、陳炯明、林虎、唐繼堯、章太炎、陸榮廷均在其內；另外還同北方直系的馮國璋、李純、陳光遠「早通聲芥」。 1918年1月15日，「中華民國護法各省聯合會」在廣東成立，奉岑春煊為議和總代表，「隱然與軍政府取對峙之勢」。孫中山對此強烈抗議，認為該會「於約法無根據，指為督團之第二，事遂中梗」。
以岑春煊為首的反孫派見聯合會不能取代軍政府，便准備以改組軍政府的辦法來推倒孫中山，1918年4月10日，廣州非常國會第十七次會議通過了《中華民國軍政府組織大綱》修正案，決定改組軍政府，取消大元帥制，改為總裁合議制。5月4日，孫中山被迫辭職。非常國會推選岑春煊等七人為政務總裁。7月3日，岑春煊自上海至廣州，7月5日軍政府宣告改組成立，8月21日，軍政府舉行政務會議，推舉岑春煊為主席總裁，他名副其實地當上軍政府的頭號人物，成了西南軍閥的代理人。而孫中山則意識到「南與北如一丘之貉」，離開廣州，遠走上海。
其後，岑春煊開始主導南北議和。先前在1917年11月，粵桂湘三省組成聯軍北伐，與北洋軍激戰於湖南戰場。戰爭開始不久，岑春煊便對戰事進行秘密調停。他伸出兩只觸角，一與北京的馮國璋、王士珍密商；一與南方的直系將領聯絡。 1918年10月7日，北洋政府代理大總統馮國璋和岑春煊以交戰雙方最高領袖身份發表主和通電。孫中山積極推動的作為護法戰爭主要方向的湘南戰事偃旗息鼓，聲勢浩大的護法戰爭在岑春煊等人的出賣下只剩下陝西等省的局部戰斗。1919年2月，南北和平善後會議在上海開幕，雖然不久便無果而終，但岑春煊仍未死心，繼續委派章士釗、劉光烈等人在滬同北方徐世昌的代表秘密談判。 但是，岑春煊沒有自己的武裝和地盤，他的得勢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在各派勢力中的「平衡」。而由於各方勢力的勾心鬥角，這種平衡非常脆弱，再加上岑春煊越來越偏向於桂系勢力，使他作為各方都能接受的調和者的身份難以維持下去。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率先舉起反岑反桂大旗。1919年6月，在國會中傾向孫中山的「照霞樓議員」提出不信任主席總裁案，岑春煊被迫一度辭職。同年8月，孫中山正式宣布與軍政府決裂，並開始綢繆武力討桂計劃。
1920年，岑春煊在對四川的控制、南北議和中各派權益的分配和駐粵滇軍的指揮權等間題上又與唐繼堯完全鬧翻，軍政府更加風雨飄搖。3月24日，唐繼堯將岑春煊秘密與北方議和的內幕文件全部公開，指責此與護法宗旨不符，不能接受，並邀約國會議員來滇。3月29日，軍政府總裁兼外交財政部長伍廷芳攜帶款印出走。廣州國會兩院秘書廳也在議長林森指揮下，封存卷宗分批運往香港。軍政府後院起火，岑春煊氣急敗壞地違憲派兵搜查國會，引起輿論大嘩。伍廷芳、唐紹儀、唐繼堯三總裁宣告脫離軍政府，軍政府七總裁所剩無幾。8月7日，在滇國會兩院召開聯合會議，通過議員萬鴻圖等人提案，以「毀法誤國」罪一致議決罷免岑春煊軍政府政務總裁的職務。8月11日，岑春煊孤注一擲，命令桂軍進攻福建陳炯明軍陣地，粵桂戰爭開始，桂軍兵敗如山倒，岑春煊甚至還收到過裝著炸彈的木匣。1920年10月23日，陳炯明部兵分三路總攻廣州，桂系大勢已去，當天岑春煊通電辭職，聲稱他是受江蘇督軍李純自殺而感動，希望西南各省取消自主，北京速開國會，共圖善後。次日，軍政府被宣布取消，岑春煊再次離粵赴滬，他的政治生命也宣告終結。
岑春煊退居上海以後，仍與章士釗、楊永泰、李根源等多有往來，但都是私人應酬，無關公務。1922年，岑春煊與上海猶太富商哈同夫婦同游蘇州，並買宅作久居計。旋與李根源敘舊，自述生平，1930年出版為《樂齋漫筆》一書。1932年淞滬抗戰時，岑春煊捐助十九路軍三萬元以支持抗日。1933年4月27日，岑春煊去世於上海。臨終前留下遺言：
「民國初元，息影上海，竊謂共和國已立，勢無可翻，理自擁護。觀袁氏柄政作威，甚至稱帝，前欺清廷孤寡之餘，後戮民黨俊秀人士。激於義憤，遂爾興師。護國、護法兩役，春煊從國人之後，以勘定禍亂於一時者。職是之故，十載以來，幸還初服，黨國蔚然，與觀厥成，老朽余年，冀享治平之樂。國家多故，又成魚爛之形。道路之言，舉謂一黨專政，弊端絕大。黨費出自國幣，縱容無數血氣未定、學問未成之青年，使之干涉百政，芻狗萬物，欲國無亂，何啻卻行求前？況乎後十年之政權，都在此輩青年之手，今以修養迫之，期用於不成熟無意識之政黨運動，此其斷喪社會之人材，虛耗國家之元氣，預造未來國家之惡運，尤為無可恢復之損害乎！近自東北告變，國難日深，政黨各有指責，春煊以為陽九之會，事屬非常之原，國民黨獨任其艱，應須國民同情順受之處，亦何止一二數？獨至一黨之樊，關系太大，如不改弦更張，足以斷送國家而有餘。春煊與黨同一國家，各有子孫。心所謂危，何敢不告？
春煊今年七十有三，近以心臟衰弱，遂形腫脹，氣息僅屬，百念俱灰。兒輩叩請遺言，頓有感觸。吾家三世服官素以清廉自勵，既無長物，何用安排？且諸兒多不率教，後惟聽其自立，生平恥懷溉犢之愛，臨終安用貽謀之談？惟國家事屬一體，為首當為國，而為國之要，不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二語，以黨限之，勢難盡就，前此任潮（李濟深）、德鄰（李宗仁）兩君來訪，曾為鄭重揭櫫是義；垂盡之聲，仍不越此。兒曹其此公布於是，供奉國賢豪長者之參考。國是有豸，無任悚惶。」
岑春煊死後，安葬於上海虹橋萬國公墓，文革時墓被毀。

⑤ 你怎麼知道三主米糧股票明年上市

會的，目前正在籌備，注冊制後手續將更加簡化，上市只是時間早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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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在晉商中，有哪幾家比較強大

晉商可以追溯到,隋唐之間的武士貜,武則天之父.李淵父子從太原起兵時,木材商人武氏從財力上大力資助,李淵父子的就是憑借但是天下最精華的太原軍隊和武氏的財力開始奪取全國政權,建國後,武氏並封為國公,地位等同秦瓊,程咬金等,可以想像李淵父子當時從武氏那裡得到多少財產.而武氏也從他最初聰明的政治投資中得到了巨大的回報.其後還孕育誕生了中國歷史上空前絕後的女皇武則天.

范永斗
范永斗，祖籍山西介休。生活於明末清初的張家口。

早在明朝初年，范氏就在張家口和蒙古地區做生意，歷經七代，傳至范永鬥成為張家口地區對滿蒙貿易的漢族大富商，時人稱其「賈於邊城，以信義著」。當時，居於東北的女真族開始軍事擴張，由於和明王朝的敵對關系，他們所需要的軍事、生活物質，只能通過張家口的貿易市場獲得，也就是以張家口為基地運轉過去，范永斗和其他七家商人就開始做這方面的生意，「與遼左通貨財,久著信義」。據道光年間的《萬全縣志》記載：「八家商人者皆山右人，明末時以貿易來張家口。曰：王登庫、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宇、梁家賓、田生蘭、翟堂、黃永發，自本朝龍興遼左，遣人來口市易者，皆此八家主之。」由於八家商人為清王朝的建立作出了貢獻，所以清朝定鼎後，順治帝沒忘為入主中原建立過赫赫功業的八大商家，在紫禁城設宴款待，並賜給服飾。順治還要給他們封官賞爵，八大商家受寵若驚，竭力推辭。於是，順治便將他們封為「皇商」（籍隸內務府）。范永斗被命主持貿易事務，並「賜產張家口為世業」。其餘七家，亦各有封賞。從此，范永斗等取得了別的商人無法享有的政治經濟特權。他不但為皇家采辦貨物，還借勢，廣開財路，漫天做起買賣來。他除經營河東、長蘆鹽業外，還壟斷了東北烏蘇里、綏芬等地人參等貴重葯材的市場，由此又被民間稱為「參商」。轉眼，范永鬥成了擁有數百萬之富的大皇商，為八大家中之佼佼者。

後來，繼承並發展范永斗事業的是他的孫子范毓。在他手裡，把范氏家族的商務推到了登峰造極的境地。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准噶爾部再次叛亂。清政府急派重兵征討。當時由於路途遙遠，且多經沙漠地帶，運送軍糧成了一個突出的困難。范毓得知此情後，根據自己從小隨父在塞外經商，熟悉道路的有利條件，認真核計，與弟范毓聯名呈請當朝，自願以低於朝廷運糧1/3的費用運送軍糧，康熙聞奏，立即批准。從此，到乾隆年間，他們多次「力任挽輸，輾轉沙漠萬里，不勞官吏，不擾閭閻」，所運軍糧都是「剋期必至」。其間或受敵襲，或中途變更運糧計劃，幾度蒙受重大損失，也都由范氏個人承擔下來，節約國費以億兩計，為平定叛亂的勝利作出了巨大的個人犧牲和貢獻，客觀上順應了我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發展的歷史趨勢。這對於一個商人來說，的確是難能可貴的。

雍正七年（1729年），清廷賜范毓職太僕寺卿，用二品服。從此，范氏為皇商兼獲高官，名噪一時。這在清朝200多年的歷史上也是罕見的。范毓於乾隆十五年（1750年）去世，他是進入《清史稿》的惟一商人。

貢獻：八大皇商之首

晉商旺族「八大家」
在清代，全國排名前16位的大財團都在山西。據史料統計，僅僅把山西幾個縣域中富戶的家產相加，數量就超過了一億兩白銀。這個數量甚至比當時國庫的存銀還要多，切實稱得上「富可敵國」牎在中國近代史上，晉商穩居全國商幫之首，稱雄商界500餘年。在晉商這個顯赫群體中，都有哪些「財神」呢？

白手起家通天下 誠信為本數喬家

祁縣喬家，是晉商中靠勤勞誠信，白手起家的典型。

喬家始祖喬貴發，祁縣喬家堡人。早年是一個衣不遮體，無依無靠的光棍漢。乾隆初年與一位秦姓結拜兄弟一起走西口，先做當鋪伙計，後開草料鋪，兼做豆腐、豆芽及零星雜貨些生意。乾隆二十年（1755年），當地糧食豐收，他們為給自己磨豆腐、生豆芽做准備，趁糧低價時購存了一批黃豆。不料次年黃豆歉收，價錢高漲，於是把黃豆售出，獲利頗豐。進而擴大經營，開設了客貨棧廣盛公。

到嘉慶時，廣盛公生意十分興隆，但一次經營「買樹梢」蝕本，幾乎倒閉。虧得喬氏平日與當地「相與」誠信往來，信譽尚存，得到來往戶支持，延緩了欠款歸還日期。經多方籌措，又賴廣盛公掌櫃悉心經營，扭虧為盈，復興了喬家基業，遂把「廣盛公」改為「復盛公」。喬家子弟恪守祖訓，嚴守家規，家業日益興旺。而秦姓子弟疏於經營，坐享其成，逐漸抽走股份，最終復盛公幾乎成為喬家獨資。復盛公成為喬姓商號後，買賣興隆，在包頭先後增開復盛全、復盛西等19個門面，有職工四五百人，成為包頭城開辦最早、實力最雄厚的商號，故有「先有復盛公，後有包頭城」之說。喬氏依託復字型大小，又向國內各大中商埠發展。光緒十年（1884年）又設大德通、大德恆票號。到清末喬家在全國各地有票號、錢庄、當鋪、糧店等字型大小200多處，有流動資金700多萬兩，加上土地、房產等不動產，總資產達千萬兩以上。

喬貴發一心經商，含辛茹苦，直到30多歲，才娶了一個寡婦，共育三子。長子全德是寡婦程氏帶來的，名德星堂，因非喬貴發親生，這一門沒有什麼起色。二門全義，堂名寧守堂，子弟多入仕途。三門全美，堂名「在中堂」，其次子喬致庸（1818—1907），是喬家一位出類拔萃的人物。他以儒道之尊，「修身、正己、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心，誠信為本，執著追求，艱苦奮斗，不斷開拓，實現了貨通天下、匯通天下的理想，為喬家的繁榮立下了大功。喬致庸活到89歲，生有六子，但在他心中各有不足，最終把喬家大業交給了他的孫子喬映霞。喬映霞深受家風祖規熏陶，主持喬家以來，事業心強，治家嚴謹。他針對兄弟與子弟特點，分別立書齋名，曰「不泥古齋」「知不足齋」「日新齋」「自強不息齋」「一日三省齋」等，以資互勉，並明訂家規「五不準」：一不準吸鴉片、二不準納妾、三不準貝者博、四不準冶遊、五不準酗酒等。在喬映霞努力下，喬家大業蒸蒸日上，達到了鼎盛。喬映霞思想比較開明，曾率先剪辮子，動員家族婦女解除纏足陋習，又任過區長、禁煙主任，到了事業的頂峰。清朝末年，喬氏票號業務多被官辦銀行奪走，生意從此走向衰敗。

貨通俄蒙領風騷 外貿世家是常家

榆次的常家，在晉商中以外貿稱著。據「山西外貿志」載：「在恰克圖從事對俄貿易眾多的山西商號中，經營最長，歷史規模最大者，首推榆次車輞常家。常氏一門從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宣統七代，沿襲一百五十多年。尤其在晚清，在恰克圖十數個較大商號中，常氏一門獨占其四，堪稱清代晉商中「外貿世家」。常氏家族經商的始祖常威，當年去張家口經商，從家裡出發時，身不帶分文，一路以為人占卦算命，賺取吃飯住店錢，得以成行。常威有三個兒子，長子常萬圯和三子常萬達，都以經商見長。萬圯一支，即後來所說的「南常」；萬達一支是「北常」。常萬達少年聰慧，長大後隨父到張家口經商，十年如一日，生活儉仆，為人處事誠懇守信，為商界同行所器重。常家從開布鋪，經營布匹、白布走俏、獲得厚利，又擴大規模，兼營茶葉、雜貨，外銷蒙古等地，逐步積累商業資本，設立了大德玉商號。

到乾隆年間，恰克圖被清政府定為中俄貿易的唯一地點。中俄貿易的龐大交易都被壓縮到了恰克圖。常萬達看出了其中蘊藏的巨大商機，他將張家口經營的「大德玉」字型大小改為茶莊，傾其資財來到恰克圖，實現了由內貿到外貿的轉變。常萬達向俄商出口茶葉，兼營綢緞，由俄方引進皮毛、銀錠，有出有進，獲利甚豐。常萬達「滿而不盈，視有若無」，不斷倍厚資本，為常家外貿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隨著事業的發展和資本的增加，常氏先後增設大升玉、大泉玉、大美玉、獨慎玉商號，形成了常氏「玉字」連號，遍布蘇州、上海、漢口等地，獨慎玉還在莫斯科設立了分店。

庚子事變，常氏商業受到一些損失，轉而創辦近代家庭工業，開辦了敦義和蠶桑局、敦睦和織布工廠，獲利頗豐。常氏在山西還向近代工業火柴局、保晉礦務公司、晉華紡織公司投過資。常氏十四世常旭春還擔任了保晉公司第四任總經理。常氏由商業起家，家境富裕後，便轉而讓子弟讀書子儒。常氏八世常吉為縣貢生，是家族中入貢第一人。此後學業有成者延綿不斷。到1921年，常氏有4人赴日留學學成回國，有10人從省內外大學畢業，素稱「世兼儒賈為業」是晉商中少有的「書香門第」。

常氏商業清末、民國初年逐漸衰落，主要是俄商拖欠巨款，加之俄政府巨額征稅，遭受浩劫。據記載，僅在莫斯科所賠累折銀140餘萬兩。辛亥革命後，內外貨款不結，玉字型大小隨之倒閉。

太谷巨富「三多堂」 商鋪規模數曹家

太谷曹家，是明、清之際聲勢顯赫的晉商巨富。

曹氏家族發跡，始於明末清初人曹三喜。當年，曹三喜因生計所迫，隨人到東北三座塔（今遼寧遼陽縣）經商。他先是租地種菜、種豆，後與人合夥磨豆腐，用豆腐渣養豬。待生意興盛後，因曹三喜是外鄉人，合夥者想多佔利潤，只好各自經營。曹三喜認為，自己的名字有「三」字，自己在「三座塔」干一定能成功。他勤勞踏實，以誠待人，生意越做越好，增添了釀酒業、雜貨業、典當業。之後，又在沈陽、四平、錦州等地設立商號，逐步成為省外大商。清兵入關後，曹家的商號又向關內發展，規模越來越大。到道光、咸豐時期，曹家的商號已遍及半個中國，國外發展到莫斯科。經營項目有銀錢業、綢緞、布匹、呢絨、顏料、葯材、皮毛、雜貨、洋貨、釀酒、糧店等等，雇員達37000餘人，總資本達1000餘萬兩。曹家創造出總號轄分號、大小分號連鎖管理辦法，據說，全國各地究竟有多少曹家的商號，連管家的也說不清楚。有鑽營者，未通過曹家同意，擅自打著曹家旗號，借貸資金開設商號，只要在其錢庄、銀號管轄之下，外貸不足2萬兩以下，曹家亦不問所以，可見曹家的財勢之大。

曹三喜致富後，把資產分成七分，給每個兒子各一分。然後，每家出資10萬兩，組成管理處，合資經營，稱為「曹七合」。道光以後，各門逐漸衰落，惟獨「三多堂」興旺發達。「三多堂」為多福多壽多男子之意。在太谷城西北洗村，有三座並排高聳的四層舊式樓，是「三多堂」的標志。這三座樓，牆厚1．5米，高達15米多，三個穿堂大院，布局是「壽」字形，內套15個大院，房屋280間，共計6000多平方米，也是著名的晉商大院。曹氏商業在清末逐漸衰落，辛亥革命後，曹氏在東北各大城市的票號，被奉系軍閥張作霖發行的「奉票」擠兌。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曹氏在東北的票號歸偽滿政府所有。

蔚字五聯競瀟灑 票號世家是侯家

介休侯氏人稱「侯百萬」，史料記載有資產七八百萬兩白銀。侯氏發跡於清康熙年間，十世侯萬瞻，專跑蘇、杭州販賣綢緞、家業發展很快，到他的孫子侯興域時，已成為赫赫有名的大財主了。

侯興域是侯家承前啟後的重要人物，他繼承祖業，用心經營，積累百萬。他的三兒子侯慶來更是精明練達，頗有才幹，一手掌家，野心勃勃，首先把在平遙開設的經營綢緞、茶葉、錢幣的蔚盛長、協泰蔚、厚長來、新泰永都改為蔚字型大小，後來又把蔚字型大小改為票號。但侯慶來只活了36歲，他的兒子侯蔭昌接管了家業，在與平遙日升昌票號的競爭中，又把其它蔚字型大小也都改為票號，成為山西赫赫有名的「蔚宇五聯號」。經過道光、咸豐到同治，大約三十年間，蔚字型大小聲勢日增，分號遍布全國30多個城市大有後來居上氣勢。

蔚字型大小的財東侯家，歷次分紅都獲得了巨款利潤，有錢有勢，驕奢淫逸。侯蔭昌的姬孫侯奎，是介休有名的揮金如土的闊少年。當時介休有一句諺語，說「介休縣有三不管，侯奎靈哥二大王」，這三個人整日聲色犬馬，競相鬥富，極盡揮霍之事。光緒末年，大清銀行成立後，侯氏票號由盛而衰，漸漸走上了下坡路。

聲名卓著「長裕川」 祁縣大戶是渠家

祁縣商人雲集，號稱祁幫，是清代商界的一支勁旅。而渠家是祁幫中的大戶。渠家的茶莊「長裕川」聲名卓著，票號「三晉源」匯通天下。

渠家發跡，始自元末明初渠敬信、渠於信、渠忠信三兄弟，從販運小本生意做起，起先把潞麻和梨販到祁縣，再把祁縣的粗布和棗運到上黨，年長日久，不辭辛勞，漸漸積累了資金。到清乾隆、嘉慶年間，渠家的生意已涉足對俄、蒙的茶葉貿易。從渠氏十七代源字輩開始，進入了生意興隆的黃金時代，成為當時晉中八大富戶之一。源字輩渠源楨先後與他人合資開設了「百川通」票號、「存義公」票號、「長盛川」票號，並獨資開設了「三晉源」票號、「匯源通」票號，在開設票號的同時，渠家在各省設有茶莊、鹽店、錢店、當鋪、綢緞庄、葯材庄等，實現了票號資本與商業資本的相互轉化，這是渠家商業經營的特色，並獲得了成功，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渠家「百川通」每股分紅達兩萬多兩白銀。

渠源楨是一個非常謹慎的人。渠源楨希望長子渠本翹從事商業，但渠本翹天資聰穎，小時候就有「神童」之譽，更熱心考取功名。渠源楨對其極為不滿，據說，渠本翹考取舉人歸鄉省親，渠源楨競跪在門外迎接，弄得很難堪。渠本翹中進士後，曾被清政府派駐日本橫濱領事。父子兩人矛盾的緩和是在山西保礦運動。1898年，清政府從極低廉的價格，將山西的煤礦、鐵礦；開采權，出讓給英國商人。消息傳開，山西全省嘩然，商民各界奔走呼號，展開長達數年的爭回礦權、路權的斗爭，渠本翹剛剛卸任山西大學堂監督，就投入保礦運動。在晉商保礦運動中，渠家父子配合默契，渠源楨主持渠家大票號協力相助。不但出巨資入股保晉公司，還幫助公司發行、募集股票。渠本翹在保晉公司擔任了一年多總經理，就再次入京為官。渠本翹入京後，渠源楨將大半資財鑄成銀錠埋在自家院里，據說總量達三百萬兩之多。1919年渠本翹病逝於天津，此後渠家的後代再沒有涉入商界，大多數成為學者、教師和作家。

明清兩代聚千兩 山西首富數亢家

山西平陽府（今臨汾市）的亢家，在明清時期聚財數千萬兩，堪稱山西首富。亢氏之後，才是資產在七八百萬兩的曹、喬、渠、常等諸姓人家。

亢氏起家，傳說源自明末李自成農民起義軍在山海關與清軍作戰失敗，退出北京撤往西安途中，曾將攜帶的金銀財寶寄存於亢家。後來，李自成犧牲，農民軍寄存的金銀財寶遂為亢氏所有。但這只是傳說，其實，亢氏致富也是經商之道。亢氏首先是大鹽商，清代實行鹽專賣制，由政府特許鹽商憑鹽引到指定地點運銷。亢氏正是憑這種販運特權，獲取豐利，成為巨富。亢氏在鹽商聚集的揚州修建了著名的亢園，顯赫一時。其次，亢氏是大糧商。當時在北京，由於是京畿要地，四方輻輳，買米糊口之人倍繁於他省，而北京資本最大，規模最大的糧店就是亢家在正陽門外開設的糧店。在原籍平陽府，亢家「倉廩多至數千」，藏有米糧萬石。再次；亢家是一個資本雄厚的典當商。傳說當年，亢家為了擠垮當地另一家當鋪，連續三個月拿出90尊金羅漢到這家當鋪去典當，每尊典銀1000兩。這家當鋪人慌了，問典當人，何以有這么多金羅漢，來人說：「我家主人有金羅漢500尊，現在還410尊等著典當呢！」這家當鋪只好讓亢家將90尊金羅漢贖回，自己關閉當鋪遠走他鄉去了。此外，當時，亢氏在原籍平陽還擁有大量田宅和儲糧，號稱「宅第連雲，宛如世家」，「上有老蒼天，下有亢百萬，三年不下雨，陳糧有萬石」。

甲第聯輝名當世 「世襲皇商」是范家

介休范氏經商始祖叫范永斗，明末時在張家口經商，經常出入遼東，是當時有名的八大商人之一。

由於當時商人經常出入關內外，為滿清提供軍需物資和情報，滿清入關稱帝後，順治皇帝為答謝八大商人，在紫禁城設宴，親自召見，嘗賜朝服，編入「御用皇商」行列。范永斗被任命為主持貿易事務，並「賜產張家口為世業」，取得了別的商人無法享有的經濟特權。范毓賓是范永斗的孫子，他具有聰穎卓越的經濟頭腦，繼承祖業後不負眾望，使范家商務達到登峰造極的境地。他主政時，擔當了「承辦、采運軍糧」的大官差。清朝初年，康熙皇帝親征准噶爾部，由於運送軍糧花費過大，「輸米饋軍」付出了慘重代價。作為皇商接受這項官差後，認為雖然返販軍糧艱苦，但依仗自己多年經商的經驗，認為不僅有利可圖，又可報效國家。他請求以每石米低於官價三分二的價格自費辦售軍糧，康熙聞奏大喜，遂即准請。范毓賓感受皇恩浩大，表現出令人感慨的忠誠。他湊足144萬兩白銀，補運軍糧計為百萬余石，為清政府節省費用600餘萬兩。《清史稿·列傳》中說，范毓賓「輾轉沙漠萬里，不勞官吏，不擾閭鄰，剋期必至，省國費億萬計」，忠誠換來了豐富的回報。范氏家族中有許多人被授予官爵，甲第聯輝，顯赫一時。朝廷還慷慨地把西北游牧民族的貿易權交給了范家，獲得了巨大的商機。范氏由皇商兼獲高官，在清朝二百多年歷史上實屬罕見，范家並不滿足於既得利益，繼續尋求發展機會。康熙時，國內銅斤（造銅錢用的原料）嚴重短缺，政府允許商人赴日本購買銅斤。范氏把握時機，奏請內務府，承擔了販運洋銅的大部分業務，獲得巨大利益。

范家因官商而興，因官商而衰。隨著清末滿清政府的衰敗，范氏商務日趨衰落。到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清廷以范氏銅業「虧折日深，以至上年誤運誤課，拖欠官項累累」、「虧損至一百五六十萬兩之多」為由，革除范氏內務府、戶部等衙門官職，著令嚴加審訊范清濟兄弟，並查封家產，昔日堂堂皇皇的「世襲皇商」變成了階下之囚。

大名鼎鼎「財神爺」 「最後風光」是孔家

在晉商中，有一位大名鼎鼎的「財神爺」，就是太谷的孔祥熙，他是民國時期四大家族之一。

孔祥熙的父祖孔繁慈，年輕時，抽過大煙，把家產抽光了，這也是幼年的孔祥熙曾揀過煤渣的原因。後來孔繁慈在太谷城鄉許多地方當過私塾教師，供孔祥熙在基督教會所辦的新式學塾學習。1901年秋，孔祥熙赴美，考入耶魯大學，主修理化，後來又修社會學。1905年進入本院研究院，獲理化碩士學位，他的抱負是「提倡教育，振興家業」。1907年孔祥熙回到北京；那時正值清政府重用留學生。但他婉辭了郵政部、北洋大學等的聘請，決心回太谷辦學，在太谷南街基督教公理會明道院附設小學的基礎上，增擴課程，創辦了太谷第一所中學銘賢學堂。孔祥熙一方面提倡培養新式人才，但對「振興家業」發財致富並未忘懷。1912年，他從生活中看到煤油已成為民間點燈照明的必需品的商機，便同五叔孔繁杏設立的祥記公司，向英商亞細亞火油公司交付了一部保證金，從而取得了在山西經銷火油（煤油）的總代理權，獨家經營、獲利豐厚。孔祥熙也因此成為山西第一位買辦商人。

二次革命失敗後，孔祥熙東渡日本，在橫濱結識了孫中山的英文秘書宋靄齡。宋贊孔為人謙和，「賺錢賺得很得法」「似乎天生有一種理財的本領」，而對孔「在在服佩」。由於雙方情投意合，1914年春，孔祥熙與宋靄齡結為伉儷。婚後，宋靄齡向孫中山辭去秘書職務，推薦她的妹妹宋慶齡接替。1915年孔祥熙回國，利用歐戰國外需要軍工原料的商機，把陽泉的鐵砂運往天津出口，在天津創辦了「祥記」和「裕華」公司。1926年，國內政界發生劇烈變動，孔祥熙認為「做大官」的「時會機遇」來臨，他從美國回到廣州被任命為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廣東分會委員和廣東省財政廳長兼後方財政事務。由於在蔣介石與宋美齡的婚姻上，孔祥熙和宋靄齡說服了父母，孔氏家族則通過蔣介石政權獲得了極高的政治地位，為家族財富增殖取得了可靠保證。1927年，孔祥熙做了南京政府工商部長，繼又選為「國府委員」，從此，官運、財運十分亨通。1933年孔祥熙任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並仍兼中，央銀行總裁。孔家在借公營私、亦官亦商、因利乘便的情況下，成為中國豪門首富。孔家利用所掌握的權力，謀取私利，大發國難財，究竟聚斂了多少錢財，據說抗戰初期宋靄齡在套取外匯的投機中，就「撈了800萬英鎊」。1939年時，宋靄齡在美存款居重慶政府「所有要人在美國銀行中存款的第一位」，被美國記者茜利文稱為「中國人民的錢袋」。1944年的「朋分美金公債案」，一時間在山城重慶輿論沸揚，孔祥熙被迫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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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五穀米糧 - 是指什麼有那些請詳細說明其功效。

內經》∶「五穀為養，五果為助，五畜為益，五菜為充，氣味合而服之，以補精益氣。」其中五穀指的是粳米、小豆、麥、大豆、黃黍。《類經》中所指的五穀是「米、麻、大豆、麥、黃黍」。 林昱良說，民間所說的五穀雜糧，一般是「稻、黍、稷、麥、菽」。稻指的是稻米、糙米；黍指的是黃米或玉米；稷指的是小米；麥指的是小麥、大麥、蕎麥、燕麥等麥類；菽指的就是一般豆類，例如紅豆、綠豆、大豆等；雜糧指的是除了水稻、小麥以外的雜食，例如南瓜子、核桃、薏仁等。 市面上販售的五穀米是由糙米、小米、黑糯米、蕎麥、燕麥等五種谷類組合而成，主要成分為蛋白質、醣類、多種維生素、礦物質、胺基酸、微量元素、纖維質、酵素等。 值得注意的是，五穀米營養成分雖較高，但對吃慣白米的人來說，比較不容易消化，如果突然將白米飯完全改成五穀雜糧，可能會產生腸胃消化不良的問題。 專家表示，有些人因為胸悶、腹脹等問題跑遍大小醫院，服用過中西葯物後，症狀不見改善，經過詳細問診後發現，全家人因長期吃五穀米，也有程度不同的腸胃問題，建議患者先停用五穀米，配合健脾助消化的葯物後，諸症得到緩解。 醫聖張仲景亦將米作為葯物或治療輔助於臨床上，如白虎湯、竹葉石膏湯中用粳米來補脾胃之氣；風寒感冒服用桂枝湯後，需服用熱稀粥來助葯力 表邪，古代的粳米即現在的白米，由此可知，粳米可用於病時和病後的調養，五穀米則較不適合當作生病和病後的主食。 專家說，吃慣了白米的人，若要改吃糙米飯或五穀飯時，必須先讓自己的腸胃能夠適應，另外，在煮飯上也需要一些技巧∶ １．不要一開始就把三餐都改吃五穀飯，因為腸胃無法一下子就完全吸收五穀營養，可能造成腸胃負擔，因此產生腹脹，腹痛等症狀，建議先從一周一天、每次一餐開始，讓腸胃逐漸適應後，再酌量增加天數和次數。 ２．開始煮糙米飯或五穀飯時，加入的水量應該比煮白米時多一些，如此煮成的米較軟也容易吸收，減少腸胃的負擔。 ３．腎臟病或其他慢性疾病者，應以容易消化的白米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