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

1. 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哪些提法涉及国际金融方面的改革，你是如何理解的

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在加强监管前提下，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推进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发展并规范债券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完善保险经济补偿机制，建立巨灾保险制度。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
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健全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国债收益率曲线。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有序提高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可兑换程度，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债和资本流动管理体系，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落实金融监管改革措施和稳健标准，完善监管协调机制，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完善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机制。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保障金融市场安全高效运行和整体稳定。

2. 金融体系包括哪些方面啊

金融体系包括金融调控体系、金融企业体系（组织体系）、金融监管体系、
金融市场体系、金融环境体系五个方面。
（1）金融调控体系既是国家宏观调控体系的组成部分，包括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保持币值稳定和总量平衡、健全传导机制、做好统计监测工作，提高调控水平等；也是金融宏观调控机制，包括利率市场化、利率形成机制、汇率形成机制、资本项目可兑换、支付清算系统、金融市场（货币、资本、保险）的有机结合等。
（2）金融企业体系，既包括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现代金融企业，也包括中央银行、国有商业银行上市、政策性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中小金融机构的重组改革、发展各种所有制金融企业、农村信用社等。
（3）金融监管体系（金融监管体制）包括健全金融风险监控、预警和处置机制，实行市场退出制度，增强监管信息透明度，接受社会监督，处理好监管与支持金融创新的关系，建立监管协调机制（银行、证券、保险及与央行、财政部门）等。
分业经营分业监管：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
混业经营统一监管
（4）金融市场体系（资本市场）包括扩大直接融资，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完善资本市场结构，丰富资本市场产品，推进风险投资和创业...金融体系包括金融调控体系、金融企业体系（组织体系）、金融监管体系、
金融市场体系、金融环境体系五个方面。
（1）金融调控体系既是国家宏观调控体系的组成部分，包括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保持币值稳定和总量平衡、健全传导机制、做好统计监测工作，提高调控水平等；也是金融宏观调控机制，包括利率市场化、利率形成机制、汇率形成机制、资本项目可兑换、支付清算系统、金融市场（货币、资本、保险）的有机结合等。
（2）金融企业体系，既包括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现代金融企业，也包括中央银行、国有商业银行上市、政策性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中小金融机构的重组改革、发展各种所有制金融企业、农村信用社等。
（3）金融监管体系（金融监管体制）包括健全金融风险监控、预警和处置机制，实行市场退出制度，增强监管信息透明度，接受社会监督，处理好监管与支持金融创新的关系，建立监管协调机制（银行、证券、保险及与央行、财政部门）等。
分业经营分业监管：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
混业经营统一监管
（4）金融市场体系（资本市场）包括扩大直接融资，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完善资本市场结构，丰富资本市场产品，推进风险投资和创业板市场建设，拓展债券市场、扩大公司债券发行规模，发展机构投资者，完善交易、登记和结算体系，稳步发展期货市场。
（5）金融环境体系包括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设全国统一市场、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转变政府经济管理职能、深化投资体制改革

3. 什么是金融机构；金融市场

金融市场一般是指经营货币资金借款、外汇买卖、有价证券交易、债券和股票的发行、黄金等贵金属买卖场所的总称，直接金融市场与间接金融市场的结合共同构成金融市场整体。

4. 金融稳定的基本制度框架分析

中央银行履行金融稳定的职责能否顺利实施和充分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整套较为完善的制度框架的确立及良好执行。按照西方经济学家切纳德等人的观点，一国的金融体系要较好地发挥功能，适宜的宏观经济环境、有效的监督和管理体制与健全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是必不可少的。上述三项因素已被西方学界视为构成金融稳定的“三根主要支柱”。
在我国目前转轨过程中的经济金融格局下，除了上述三项因素应包涵于金融稳定的制度框架以外，健全和完善市场主体的适格性、市场交易和秩序的稳健性等制度架构，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具体而言，金融稳定的基本制度框架可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市场主体方面、市场结构和秩序方面、金融调控和监管方面、市场支持保障方面和金融风险处置方面。 我国金融业存在着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流通股和非流通股等结构不均衡以及金融秩序不规范的情况，使金融业隐含着内在的不稳定性，极易产生较大的金融波动，进而通过市场间的关联和互动，扩展到整个金融体系，最终酿成金融危机。在这方面，要注意放松金融管制，着力推进金融市场的改革和创新，确保金融秩序的稳定。要逐步建立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的良性互动机制，加强深层次的银行与保险业的合作，构建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协调发展的制度 “平台”。
具体而言，要放松商业银行进入证券市场、基金业、信托业等限制，构建合理解决证券公司融资需求的制度框架；推动资产证券化、货币市场基金等新兴金融工具的规范化发展，规范引导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机制；建立和完善债券、外汇市场的做市商制度，改革强制结售汇制度，完善央行干预外汇市场的有关制度；依法严厉打击和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的违法违规行为。 国际上认为，金融稳定的政策工具主要有四类：一是相对独立的政策工具，包括监测支付结算系统、宏观审慎分析、紧急流动性援助、危机协调管理四种手段；二是借助货币政策工具来稳定金融体系，包括货币信贷政策、短期利率、公开市场操作和信息交流与窗口指导；三是运用金融监管手段来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包括审慎管制与审慎监管；四是运用风险补偿制度来维护金融体系稳定。
从我国当前金融稳定制度建设的现状看，这四类金融稳定政策工具都亟待建立健全和协调发展。 首先，保证中央银行支付清算系统的安全性与高效性是维护金融稳定的首要问题。因为，支付清算系统是金融基础设施的核心。各国中央银行都力求让支付清算系统的监测管理涵盖于大额资金交易有关的各个领域。但从我国目前看，人民银行仅负责支付清算系统的建设和相关标准的制定，而对银行卡业务的监管及相应的资金交易则由中国银监会负责。这部分尚游离在人民银行的支付系统监管之外的风险监管，对支付系统的稳定性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
其次，微观审慎监管与宏观审慎分析要协调。目前，国内有一种观点认为，金融监管的职责和金融稳定的职责是等同的，认为如果每一家金融机构都好，那么这个金融体系就好；当某一家机构倒闭从而引发其他金融机构的倒闭，金融系统的危机也就到来了。然而，如果焦点仅集中在单个金融机构的微观审慎监管，就可能忽略宏观层面的其他更为重要的风险。国内外的研究表明，最大的信贷风险总是发生在经济周期的波峰时期，而这时如果应用微观审慎监管的传统指标分析，风险看上去就是最小的。
再次，紧急流动性援助与道德风险问题不容忽视。紧急流动性援助，又称为“最后贷款人”职能，是中央银行用于处理金融不稳定的最传统的工具。由于道德风险的可能，经济学家提出各种解决措施，包括对有问题金融机构征收惩罚性利率；提供紧急贷款时采取“建设性的模糊”的策略；要求有问题金融机构提供抵押品的做法，以及组织私营部门参与救助有问题机构。而我国目前对紧急流动性援助的制度安排还仅仅体现在央行与财政部发布的《地方政府向中央专项借款管理规定》中，着眼点也仅限于强调中央和地方责任划分与利益协调和个案处理的工作程序。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建设性模糊”的原则，但其他防范道德风险的措施还在探索中。
最后，危机协调管理问题不容回避。防范金融危机要立足于早分析、早校正。要尽快建立金融机构的风险预警系统和完善风险处置措施，尤其在由于个别金融机构风险引发的金融危机中，要有一些机制和措施及时地发现金融机构的风险，使得金融机构在风险加大或资产质量变差的情况下，有足够的压力尽快地加以纠正，这就是“及时校正措施”。同时，对于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可预测性、传染性和危害性，也需要我们通过建立长效的危机应急处理机制，才可能在突发性金融危机发生时将损失降至最低、将风险控制在最小范围内。我们需要建立金融危机应急组织体系，统一制定和部署金融应急处理方案及其组织实施。 国际经验表明，存款保险制度、证券投资者补偿制度和寿险投保者补偿制度，在形成有效的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减轻政府救助负担、抑制个别金融机构倒闭造成的“多米诺骨牌效应”、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金融安全网应当是由审慎监管、风险补偿机制和央行最后贷款人功能这三大要素构成。从我国金融业发展趋势看，建立市场化的风险补偿机制，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约束的力量，防范道德风险，有助于防止金融机构挤兑风险的传递和蔓延，从而在正常金融机构和有问题的金融机构之间建立起一道“防火墙”。
目前，世界上对于建立风险补偿机制还存在争论。一些国家的经验表明，设计与运行不当的风险补偿机制还有可能诱发“道德风险”问题，进一步加剧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在完全的市场经济下，投资者应当对自己的投资行为负责。隐性的政府担保或全额的风险补偿机制下，金融机构可能涉足过度风险，存款人可能很少或根本没有动力监督和约束金融机构的过度投机行为，从而引发高的道德风险。过去，在中国，政府作为国有银行的“最后担保人”，事实上承担着保护存款人合法利益的义务。国有银行依赖政府的隐性担保，存在着过度涉足高风险、高收益领域的内在动机。一旦出现支付危机，则将风险转嫁给政府。现在，我们从隐性的政府担保到探索建立有限赔付的风险补偿机制，将有利于克服这一道德风险。此外，在我国经济转轨时期，财政负担较重、公共资金不足，央行应当“花钱买机制”，与其他部门共同建立有效的风险补偿机制，以降低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5. 商业银行破产的清偿顺序

摘要:我国有关破产金融机构债务清偿顺序的立法政出多门，不仅导致实践中法律适用上的多难选择，而且直接延缓了问题金融机构市场退出进程。因此，我国应当制订一部统一的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法规。
关键词:金融机构;破产;债务;顺序
中图分类号:D9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7)07-0065-03

一､我国破产金融机构债务清偿顺序立法模式分析

现有金融法律有关债务清偿顺序的立法有如下几种模式:
第一､《企业破产法》模式。该立法模式以《商业银行法》､《保险法》为代表，比照《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对破产的保险公司和银行所欠债务的清偿顺序做出规定，力图在金融机构的特殊性和企业破产法的一般适用性之间求得一致，将特殊性镶嵌于企业破产清偿顺序中。从《商业银行法》第七十一条规定看，立法机构有意将特殊性债务“个人储蓄存款的本金和利息”镶嵌于企业破产法清偿顺序中，体现储蓄存款优先受保护的程度，而其他债务完全按照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安排。按照该思路，商业银行破产时债务的清偿顺序依次定位为:清算费用､所欠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个人储蓄存款的本金和利息､税款､一般债务。
《保险法》第八十九条规定了与企业破产法基本相同的四个层级清偿顺序。与商业银行法所规定的清偿顺序相比，二者不同之处在于保险法第三层级的清偿债务是“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而商业银行法第三层级为“个人储蓄存款的本金和利息”。可见，我国保险法和商业银行法所规定的四个层级的清偿顺序表明两部法律完全贯彻了企业破产法债务清偿原则，体现了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的破产需要完全遵循企业破产法清偿顺序的立法目的。
第二､不对破产清偿顺序做出规定。该模式以《信托法》､《证券投资基金法》和《证券法》为代表，不对债务清偿顺序做出规定。这表明立法机构有意识地将证券投资基金公司､信托公司与证券公司的破产统一于企业破产法之中。
第三､比照企业破产清偿顺序对行政撤销金融机构的债务清偿顺序做出安排。该模式以《金融机构撤销条例》为代表。该条例第二十三条､二十四条､二十五条对金融机构撤销后至破产清算阶段期间行政清算债务清偿顺序规定为:个人储蓄存款的本金和合法利息､法人和其他组织债务､股东出资。然而金融机构撤销的行政清算实践表明，包括职工安置､资产处置､维护债权等工作都涉及到行政清算费用的开支，需要及时从被撤销机构财产中优先支付。这表明对金融机构的行政清算与破产清算在债务清偿顺序方面应该具有很大的一致性。

二､破产金融机构债务清偿顺序立法模式的不足

第一､企业破产法和有关金融机构破产的专门立法对清偿顺序的规定采取列举式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不能穷尽所有的债务，不利于法律的统一正确适用。在已被撤销的金融机构破产债务中，有住房公积金，社会保险资金，扶贫､救灾资金等对公性质债务以及违规压票应转出而未转出的单位存款债务等。金融机构的这些债务本身又有其特殊性，具有优先清偿的法理基础。《企业破产法》和其他有关金融机构破产的特别法均没有对这些债务的清偿顺序做出规定。
第二､按照金融机构类别立法不利于破产金融机构债务清偿顺序的统一。从金融机构立法看，我国《商业银行法》和《保险法》等均根据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的特殊性，对债务清偿顺序进行规定。但是，随着混业经营时代的到来，同一金融机构可能同时欠有储蓄存款债务和保险金债务。这表明，现有《商业银行法》和《保险法》所规定的清偿顺序将不适应综合经营时代对债务清偿顺序的要求。
第三､各特别法之间在立法理念上缺乏协调性和一致性。在协调性方面，立法机构没有对在出现不同部门法律所规定的优先权竞合情形下的清偿顺序做出规定。在一致性方面，我国《证券法》对客户持有的证券以及客户保证金债务赋予了取回权，从而确保了证券客户保证金所有人的权利不会因证券机构的破产而受到任何影响。但是一方面，保险法和银行法并未赋予保险金债务和储蓄存款债务取回权效力，保险金债务和银行储蓄存款债务的优先性远远低于证券客户保证金债务。另一方面，我国《证券法》并未对客户保证金债务做出机构债务和自然人债务的区分，对机构和自然人的保护力度相同。而我国《商业银行法》和《金融机构撤销条例》仅给予储蓄存款债务优先受偿权，非自然人存款不享有优先权。然而相比较具有投资性的证券保证金而言，逻辑上法律给予具有生存保障性质的储蓄债务的保护力度应不小于给予证券客户保证金债务的保护力度。在分业经营格局下，不存在适用上的不便，但是综合经营时代的来临这种格局将给法律适用带来阻碍。
第四､特别立法与企业破产法规定的顺序之间缺乏协调性。《保险法》､《商业银行法》和《企业破产法》在债务清偿顺序方面保持了高度的一致。而《证券法》和《信托法》与《企业破产法》无论在债务总类､还是立法模式上均存在很大差异。由于我国破产金融机构债务清偿顺序的特殊规则与《企业破产法》之间的逻辑关系在法律上没有理顺，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始终存在。此外，修订后的《企业破产法》新增加了多种优先债务，而立法机构没有及时修订《商业银行法》和《保险法》的相关条款，这必然使特别法与《企业破产法》的不协调程度增大。

三､我国破产金融机构债务清偿顺序法律适用实践

自中国首家破产金融机构广东国际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被关闭以来，有大量的城市信用社､信托投资公司和证券公司进入司法破产程序或行政清算程序。这些金融机构的退出不仅考验了金融监管机构处置金融风险的水平能力，而且对我国破产金融机构债务清偿规则的合理性提出了挑战。债务清偿顺序立法的弊端已经严重影响了问题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进程。以四川金融机构市场退出为例，在2001年和2002年人民银行对城市信用社的关､停､并､转集中整治活动中，该省有18家城市信用社被关闭撤销。
从这18家金融机构债务清偿顺序看，在清算实践中，(1)所有的被撤销城市信用社均把清算费用(很多机构将职工安置费用纳入其中)列为第一顺序清偿，储蓄存款作为第二顺序清偿。但是，从调查得知，在处置金融机构支付风险过程中，储蓄存款总是被放在第一位清偿。由于储蓄存款人容易引发系统性风险所决定储蓄存款的超优先兑付的特点，储蓄存款无法等到清算费用支付后再兑付。因此，在实际的清算工作中，储蓄存款与清算费用的兑付或开支的先后顺序不取决于法律所规定的顺序，而取决于存款人取款行为发生时间和清算费用开支发生时间。在很多时候，储蓄存款的兑付往往优先于清算费用的开支被先于清偿。(2)抵押担保债权并未完全获得别出权资格。根据调查，在十八家被撤销机构中，人民银行发放再贷款时办理了抵押登记的有十二家。其中一家清算组提前归还了人民银行再贷款，有两家机构的清算组承认人民银行抵押债权享有别出权资格，另有两个机构清算组将其抵押担保债务放置于税金之后清偿。其余七家机构将抵押担保债务视为一般债务清偿。(3)各清算组把维护金融稳定作为首要任务来抓，并以此安排债务清偿顺序。在确保金融稳定任务的前提下，政府主导下的清算组将金融机构的政府债务包括诸如政府出面组织的保支付存款､税款､扶贫救灾款等作为优先债务清偿。然而，维护金融稳定与确保特殊债权人的生存是紧密联系的两项任务。当储蓄为存款人的生活资金来源时，维护金融稳定任务与确保债权人生存任务得到了统一。优先支付储蓄存款就是为了实现维护金融稳定与确保债权人生存的双重价值目标。(4)各清算组对市场退出机构债务清偿顺序的认识存在很大差异，同类债务在不同机构清偿顺序中层级不统一。根据调查，十八家被撤销城市信用社中有九家机构清算组将职工安置费用与清算费用放在同级层次清偿，有城市信用社则将职工安置费用放在清算费用和储蓄存款之后清偿，更有城市信用社则将职工安置费放在清算费用､储蓄存款和税款之后清偿。


四､我国破产金融机构债务清偿顺序司法实践

第一､政策性破产与司法破产的二元机制破坏了债务清偿顺序法律的统一性。在实践中，所有的金融机构市场退出均需取得国务院批准。其中，对有储蓄存款债务的问题金融机构市场退出首选行政撤销性的政策性破产方式，而对没有储蓄存款债务的问题金融机构的处理则采取直接的司法破产方式，从而形成了金融机构债务清偿的二元机制。尽管政策性破产是我国在解决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时采取的权益之计，但是多年来一直被相关部门所推崇，使我国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长期呈现政策性破产与司法破产的二元格局，不利于法律的统一实施和法律权威的树立。例如，按法律规定，在证券公司破产时，对个人债务和自然人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只能作为一般的普通债务清偿。但是为了维护稳定，在实际清偿中，政府或人民银行按照政策性文件《个人债权及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收购意见》(以下简称“《收购意见》”)的规定收购个人债权和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确保个人不至受到太大损失。事实上，我国对破产金融机构储蓄债务所采取收购并按比例清偿的方式类似于美国做法。在美国，由于有完善的存款保险制度，一旦金融机构破产，美国存款保险公司通过置换的方式首先支付存款人债务，并以此取得原存款人法律地位。在此种制度下，原存款人特别是小额存款人的权利几乎不会受损失。
第二､法院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与企业破产法赋予法院的司法破产功能不匹配。在金融机构破产实践中，法院只不过是破产的宣告者。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监管部门与地方政府实际承担着破产清算职责;政府财政与中央银行一道共同扮演着存款保险机构的角色。法院受理金融机构的破产是在政府基本完成储蓄存款兑付､职工安置的前提下进行的。在正式进入司法破产程序前，最艰巨的任务已经被监管部门和政府完成了。金融机构的司法破产实质上是处理非储蓄存款债务的清偿问题。毫无疑问，对于司法清算工作，法院如何给自己定位，直接影响到清算费用开支的大小，影响到破产金融机构对各类债务清偿比例的高低以及市场退出的进程。
第三､公平清偿原则贯彻不足。但是，如果债务清偿顺序的安排总导致破产金融机构对其一般债务的清偿比例很低甚至为零，则必然出现特例普遍化，平等成为特例的非正常现象。
清偿储蓄存款和安置职工是破产金融机构清算组重头工作。为了完成这两项工作，清算组可以处置问题金融机构的土地和其他任何财产。在实际操作中，法院均明确要求在金融机构进入司法破产程序前，相关部门必须完成职工安置和储蓄存款兑付工作，否则法院不予受理。因此，清算分配方案中往往不反映职工安置费用。我国金融机构清算实践表明，金融机构的破产凸显了国家在维护社会稳定的重压下不得不与债权人进行博弈的无奈，债权人被迫承受社会变革的成本。
第四､行政清算往往成为破产清算的必要前置程序，容易导致金融机构破产程序启动的人为迟延。一方面，金融机构一般是在金融监管机关组织协调下完成储蓄存款兑付后才进入司法破产清算程序的。然而，与具有专门知识背景，熟悉金融实践活动的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相比，我国法院工作人员对金融机构破产清算的经验和知识都比较欠缺，加之法院人力物力的限制，时常导致问题金融机构市场退出进程。四川18家被撤销城市信用社自2002年行政撤销关闭以来，时至四年迟迟没有进入司法破产程序就是很好的例证。另一方面，即使在金融机构被宣布进入司法破产程序后，监管部门相关人员也在实际上主导着破产清算进程，法院与行政清算人员之间潜在的冲突很可能发生，延迟破产终结时间，人为增加费用，影响债权人利益。
由于上述因素的存在，在金融机构破产司法实践或行政撤销实践中，破产清偿规则从来都没有得到严格的执行，法院不得不变通适用相关条款。
显然，有关金融机构市场退出实践表明，我国应当制订一部适用于所有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统一性法规，并抓紧出台《存款保险法》，完善和规范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推动金融机构改革和维护金融稳定，最大限度防范道德风险，以应付经济周期波动所潜伏的经济和金融危机。



6. 中国倒闭的三家银行除了海南发展银行 还有两家是什么银行

正式关闭的只有一家，海南发展银行，简称海发行。中国被关闭的金融机构不少,如广国投,华银等等。

海南发展银行倒闭过程：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海南房地产市场出现泡沫，很多信用社通过高息揽存的形式发展业务。到1997年年底时，海南省已有几十家信用社出现资不抵债、无法兑付到期存款等问题，并发生多起挤兑事件。最终海南省政府决定让海发行兼并这些信用社，背起它们的资产和负债。

1998年3月22日，央行在陆续给海发行提供了40亿元的再贷款用于“救火”后，决定不再给予资金支持。

1998年6月21日，央行发出公告：由于海发行不能及时清偿到期债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央行《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决定关闭海发行。

海发行关闭后，个人存款转由工商银行托管，由于公众对于工商银行的信任，并没有造成大量挤兑。

而对法人（公司）存款则进行债权登记，待清算完后再行兑付，但是直到现在已经过去了近20年至今未完成清算。

(6)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扩展阅读：

事件启示

首先，在海发行关闭事件中，我们看到其原因包括经营管理混乱、承担接管问题信用社等。而在其背后，则是房地产泡沫崩溃可能导致金融失败的残酷事实。

上世纪90年代，海南房地产市场崩盘，导致包括信用社在内的金融机构出现大量不良资产，海发行则不幸成为这轮房地产泡沫危机的“牺牲品”。在当前房地产市场与金融体系关联更加复杂的情况下，这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警示。

其次，在海发行遗留问题的背后，可以看到中国金融机构的退出制度尚未建立起来，这在客观上阻碍了中国金融改革深化的步伐。长期以来。

中国的金融机构退出市场，往往都是行政性关闭，或者是关闭后走向行政性主导的破产，因此往往被人戏称为“计划性破产”。市场化破产机制的缺位，使金融运行的规范化、程序化、市场化都难以完全建立起来。

再者，海发行关闭的直接原因，就是储户因为恐慌引起的“挤兑”所造成的。挤兑的发生往往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储户在缺乏银行的信息，二是由于存款缺乏安全保障，导致储户信心丧失。

其中的教训，一是要求金融机构不断提高运作规范性和透明度，使公众能够充分了解内部的风险收益特征，二是要求尽快建立起中国的存款保险制度，成为挽救储户信心的“最终安全网”。

7. 有哪些书讲解金融机构的运作和案例分析（比如某计划或案例如何策划和运作的）谢谢！

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研究与案例分析

8. 如何更好的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以下材料供你参考：
加强金融监管念，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随着金融全球化和金融混业经营的日渐深入，如何实现我国金融监管水平质的飞跃，建立起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国际惯例，又符合我国国情的监管体制，以达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目的，是当前所面临的紧迫而又棘手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应从以下五方面下手来加强金融监管：
（一）建立健全金融监管法规，完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面对我国加入WTO的新形势，为顺应世界金融业发展潮流，遵循国际惯例，我们应当根据我国金融市场开发的状况、外资金融机构的设立和经营等情况及时清理和完善现的法律法规。同时还要相应加强我国金融业市场准入和业务规范、金融行业竞争、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金融网络化电子化等方面的立法。要建立健全信用体系，加强社会信用制度建设，通过增强借款人的偿还能力和偿还意愿，促进借款人履约水平显著提高，降低金融风险，加大对违法违纪行为的打击力度，从而为维护我国金融业健康发展。此外，我们还应当对金融监管的执法理念进行调整，给金融个体更大的行动和选择空间，以适应金融业务发展的需要。
（二）更新金融监管理念，明确金融监管内容。从我国现有的金融监管方式来看，主要存在监管目标不够明确，偏重于合规性监管和事后监管等弊端，已难到适应当前经济发展的要求。为此，我们应当更新监管理念，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转变：一是从传统的合规性监管向经营性风险监管和功能性监管转变，现在的合规性监管主要侧重于金融机构的审批和业务经营的合规性，是一种一般性、浅层次、静态的金融监管方式；而经营性风险监管则是以风险监管为中心，着重设立风险监管指标体系，早期预警体系和有效的“进入-退出”机制等，是一种深层次，前瞻性动态的监管方式，有利于统一监管标准，有效配置监管资源和提高监管成效；功能性监管关注的是金融产品所实现的基本功能，以金融业务来确定相应的监管机构各监管规则，强调的是跨机构，跨市场的监管，减少监管职能的冲突、交叉重叠和监管盲区，二是从单纯维护金融安全监管提升到兼顾金融安全和提高金融业核心竞争力上来。
过去金融监管往往以牺牲效率为代价来追求所谓的“安全”，难免会产生“惜货”和“大量超额储备”等现象，这是一种监管成果的变形和异化；真正的监管应当在维护安全的基础上努力提高金融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注重在监管中不断提出解决问题的切实措施，将监管和强化法人治理结构，强化风险管理等有机结合在一起，做到兼顾安全和效率。三是以外部监管向内外结合型监管转化。目前我国金融业自律意识较差，行业竞争往往处于无序和牺牲效率追求总量的状态，加上金融监管信息存在严重的不对称，所以金融监管主要侧重于外部监管；但是从国外金融监管改革的潮流来看，应当采用内外结合型监管方式，逐渐将监管重心转向金融机构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控制度，督促他们建立完善的金融机构自我约束和自我发展机制，确保金融机构的稳定健康发展。

（三）建立和完善信息披露制度，金融机构披露的准确性和全面性将直接影响看金融监管制效率和成果，从美国安然公司和环球电讯公司破产事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不完全披露信息或披露假信息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当前，我国在信息披露方面与国际标准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一是披露的作不真实，如高估资本充足率和资产质量、准备金提取严重不足等；二是披露的信息不充分，如缺乏对非财务信息的披露和风险管理的定量信息，对会计报表附注不够重视等；三是缺乏对信息披露的具体规范和统一规定等等。因此，我们应当进一步健全信息披露制度，统一信息披露原则和披露标准，规范披露内容，
注重会计报表和报表附注的真实性，满足披露信息的有用相关、可靠和中立，报表附注则应当包括会计政策、资产质量情况，可能构成损失的或有事项金额和衍生金融产品的实际状况等。要进一步改进披露方式，采用自愿披露和强制披露相结合的方法，强调补充报表的披露；创新披露手段，借助于现代信息技术，以实时披露代替定期披露，以复合数据披露代替财务数据披露以期达到巴塞尔协议和国际通行惯例的要求。

（四）完善金融监管操作，加快基础设施建设。首先是要制定金融机构市场准入的统一量化监化监管标准，确定区域内的金融机构数量和业务规模结构，确定金融业务结构和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严格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从而保证适度竟争和防范化解风险，其次，进一步完善金融机构非现场监管，科学地设计统一的金融机构报表体系，力求金融信息全面、真实和及时地反映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和风险状况，同时开发先进的报表分析软件，建立一套严格准确地反映银行资产负债运用结构、流动性、盈利性和资产质量等情况的比例分析体系，强化预警功能，对金融机构进行连续跟踪，充分发挥事前监管的作用，将金融风险扼制于萌芽状态。第三，加强金融信息系统的基本设施建设，因为金信息不仅是中央银行和监管当局进行货币政策和实施金融监管的依据，也是其改善金融服务，提高政策透明度，进行有效监管的基础，因此，应尽快建立一个适应金融发展变化，标准统一，检索方便，资源共享的金融信息系统和包括企业和个人在内的信用信息系统，实现金融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进行实进的风险评估和风险预警。

（五）加强队伍建设，提高金融监管人员素质，我国己加入WTO，金融全球化，自由化的浪潮汹涌而至，科学技术高速发展，金融创新日新同异，这些都要求金融监管人员掌握最新的科学知识，最新的技术手段，最先进的监管方法和最新的金融信息。监管人员如不具备这些素质，金融监管的质量和效果将大打折扣，因此，必须加强队伍建设，努力造就一支具备以上素质的金融监管队伍。一是要建立优胜劣汰的人才竞争机制，择优调配优秀人才和业务骨干充实副监管岗位，并在人、财、物方面向监管一线倾，形成突出金融监管这一主线的工作氛围。二是加强业务培训，采取“走出去，请进来”，以会代训等多种形式，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地对监管人员开展业务培训，如指派监管人员到金融机构进行实践锻炼，逐步熟悉金融机构的各项金融实务和业务流程，为监管工作打下基础；聘请学有所长，精通业务的学者，专家办理讲学，使监管人员更多、更快、更好地了解、掌握先进的监管理念和监管方式，开拓视野，全面提高监管人员的执法水平。三是加强对监管人员的“再监管”，着重抓好对监管人员职业道德教育和行为规范考核，使之依法行政，文明执法，树立良好的监管形象。
此外，金融监管是一个长期、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应当在坚持从本国国情出发的原则下，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教训，在坚持效率性、协调性、独立性和前瞻性有机结合的前提下，继续强化我国的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各类金融风险，使我国经济稳步、持续、健康的发展。

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