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和国外金融机构的发展趋势

① 国际国内形势发展趋势

一、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增大

2018年下半年以来，全球主要经济体复苏动力减弱，增速出现放缓迹象。2019年，世界经济增长下行风险加大，不排除硬着陆甚至局部地区爆发危机的可能。

首先,世界经济增长前景不容乐观。国际机构普遍下调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2019年世界经济增速为3.7%，认为全球范围内经贸摩擦骤然增多，政策风险重新上行，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制被削弱，在全球经济发展不确定性升高的环境下，经济增长下行压力明显增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也将2019年世界经济增速由此前预测的3.7%下调至3.5%，认为受贸易紧张局势加剧、金融环境收紧以及新兴经济体增长放缓影响，全球经济的强劲增长已经见顶，下行风险增加。

其次,全球贸易环境趋紧，局部金融风险增大。以特朗普政府推行的“美国优先”政策和英国“脱欧”为代表，美、欧贸易保护主义风险抬头。世贸组织报告指出，2017年10月至2018年10月，世贸组织成员实施的贸易限制措施所覆盖贸易总额同比扩大了7倍多；国际贸易环境正面临系统性挑战，呈现以单边关税政策取代各国协调制定的关税政策的危险趋势，全球贸易量面临缩减的巨大可能性。局部地区特别是新兴市场的金融风险明显上升，美联储加息、美元升值引发国际资本大幅回流美国，加之国际贸易摩擦加剧，造成土耳其、巴西、南非等新兴市场金融动荡。

最后,主要经济体均面临严峻形势。IMF指出，受国内政治、社会问题及外部贸易摩擦影响，2019年美国经济增速或降至2.5%，并认为2020年美国情况将更为严峻。美国摩根大通、高盛等金融机构甚至预计，2019年美国经济增长率将逐季放缓，第三、四季度将降至2%以下。欧洲在稳定、制度和规则等方面仍然挑战巨大，经济面临多重下行风险。目前英国“脱欧”前景不明，意大利与欧盟分歧凸显，欧洲债务问题仍无妥善解决方案。欧洲央行预计2019年欧元区经济增速仅为1.7%。日本由大规模货币宽松政策刺激的经济增长动力渐失，市场普遍预计2019年日本经济增速将降至1%以下。

二、大国战略竞争恐将进一步升温

2018年大国竞争重回国际政治舞台中央，2019年大国间的复杂矛盾将继续发酵，激烈斗争将继续上演，大国战略博弈恐将加剧，未来大国军备竞争乃至局部地区发生直接军事摩擦的风险明显上升。

一是美国日益成为加剧大国竞争的主要“源头”。美国国家战略已将大国竞争作为首要关切，强调以“美国优先”重塑国际秩序与大国格局。对内，力图重建经济实力的长期性基础，重点夯实制造业和国防工业基础，宣布将全面加大对国防“再投资”。对外，加紧谋求单边优势，在经贸、气候变化、伊朗核协议、军费分担问题上与欧日等主要盟友龃龌不断，与俄罗斯在叙利亚、乌克兰、核军控、北约东扩等问题上针锋相对，导致大国矛盾和战略竞争全面升级。

二是中美战略博弈或持续加剧。美新版国家安全战略、“2019年国防授权法”等均将中国看成美国面临的“首要挑战”，公开提出“中国战略目标是取代美国的全球优势地位”，不断炒作中国是国际秩序的“修正者和挑战者”，渲染制造“中国威胁论”。近期中美虽就暂停经贸摩擦升级达成共识,但美国通过“极限施压”迫使中国让步的图谋未变，其全面防范、压制中国扩大影响力的战略方针未变。未来一段时期两国围绕经贸争端、台湾问题、南海问题、网络安全等热点博弈还会持续。

② 国际资本市场的发展趋势

自20世纪初期起到20世纪50年代，国际资本市场开始在资本的国际配置中发挥积极作用，其活动表现出如下特征：
1、国际资本市场推动国际资本由欧洲涌入美、澳等当时的新兴市场国家
一般认为，古典金本位盛行的1870年到1914年的50年间，国际资本保持高度流动性，并大量由欧洲涌入美国和澳洲等地区。1914年前后，英国的年平均资本流出量占GDP的5%到9%，法国的资本流动占GDP的2%，德国为3%左右。而在资本输入国中，澳大利亚的资本流入占其GDP的9.5%，加拿大的资本流入占其GDP的6%。
2、公共机构是国际资本市场活动的主体。当时的国际资本市场活动主要表现为：借款国家政府和部门大量向英国、法国和德国的资本市场发行固定利息债券；美国的债权人在国外建立子公司，通过持有过半数的股权（或独家经营）对其进行控制等。
3、国际资本市场具有很强的波动性，尤其是国际债券的利率随时间及国别的变化而出现大幅度调整。
4、资本流动因资本输出国和输入国宏观经济状况变化及突发性政治经济事件而初现上升和下降的大起大落。1929-1933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引发的大萧条，导致普遍的债务违约，严重打击了国际资本市场的活动。30年代，在货币贬值预期普遍存在和战争及政治迫害等因素的影响下，资本运动大部分采取了短期资金外逃的形式。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范围的私人银行贷款和证券投资受到相当程度的抑制。资本无法突破地域限制，更多地表现为在货币发行国境外的流动，市场交易行为也大多发生在国外，即欧洲美元交易。
该时期国际资本市场活动的特征是：
1、国际资本市场活动停留在欧洲市场及欧洲货币的范畴。在战后废墟上崛起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构筑了二十世纪后半期国际金融秩序的基础，同时，该体系的核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有关协定则明确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国际资本流动的基本规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实施初期，各国普遍对资本流动进行不同程度的控制，严格控制下的资本绕开管制在货币发行国境外流动，形成了欧洲资本市场的雏形。欧洲资本市场既是银行间市场，又是政府筹措资金的市场，同时还为大公司提供借贷服务，商业银行是该市场的核心。欧洲资本市场资金来源广泛，数额庞大，以多种兑换货币计值，充分满足各种借款需要，商业银行经营自由，贷款灵活简便，资金安排迅速。
2、资本流动形式集中表现为官方援助和直接投资。在二战结束后很长的一段时期内，资本流动的主流是大规模的国际援助，以及逐渐复兴的直接投资。二战后欧洲重建计划引起了庞大的官方资本流动。美国政府实施的马歇尔计划和杜鲁门的第四援助计划导致美元大量流入欧洲。从1945年7月1日到1955年6月30日，美国在马歇尔计划下，向联邦德国提供贷款38.7亿美元，1945年12月，美国与英国签署财政协定，美国向英国提供37.5亿美元的低息贷款。
3、美国在主导官方资本流动的同时，也成为私人资本流动的主体。根据OECD的国际资本市场统计，1951年，国际债券的发行总额为9.954亿美元，其中，在美国市场发行了9.226亿美元，占国际债券发行总额的92.69%，整个50年代，美国为国际债券发行提供了71.601亿美元的资金来源，占当时融资总额的78.21%。进入60年代后，美国商业银行纷纷扩大国际业务，在国外尤其是欧洲开设分行，这些银行利用其持有的巨额资金，积极发展信贷业务，为欧洲货币市场提供了新的资金来源。 1973年，随着汇率制度由固定向浮动的转变，美国和其它一些国家逐渐解除对跨境资本流动的控制，国际资本流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该时期对资本流动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是1973-1974年和1979-1980年的两次石油危机及石油美元的产生。
1、石油危机与石油美元
石油作为一种重要的能源，自70年代起开始取代煤炭，成为世界能源消费的主要部分。石油的生产和消费极不平衡，美国、欧洲和日本所生产的石油不到全球总产量的20%，其石油消费量却占全球总消费量的70%，不得不大量依靠进口，石油价格的变动直接影响全球经济的表现。
中东国家是主要的石油生产国，1960年9月，第三世界石油生产国建立了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致力于改变长期形成的油价过低的不合理局面。70年代起，OPEC成员国通过参股和收归国有等措施，逐步掌握了自己的石油资源。
70年代初美元汇率下调，西方工业国的制成品价格相应上涨，由于石油贸易以美元计价结算，石油出口收入跟随美元汇率持续下降，石油生产国蒙受重大损失。1973年10月中东战争爆发后，OPEC成员国一方面加快石油生产国有化进程，另一方面大幅度提高石油价格，石油价格从此前的每桶3.01美元提高到1974年1月的11.65美元。1979年1月，OPEC再度提高油价，把每桶原油定价调整为14.327美元，到1981年10月，国际市场油价上升到每桶34美元。
石油价格的大幅度上升对世界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严重依赖石油进口的经济体遭受了严重的外部冲击，国际金融市场主要货币汇率的灵活调整为这些经济体吸收这种外部冲击提供了可能。
随着石油价格的大幅度上升，OPEC成员国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出现巨额顺差，1974年达651.7亿美元，1980年达928.4亿美元，1973年到1981年顺差累计达3360.7亿美元。这就是所谓的石油盈余资金，由于石油盈余资金大部分以美元表示，所以又称石油美元。
2、石油危机时期全球资本流动的特征
石油危机时期资本流动的特征表现为：
①石油美元的积累及流动推动了欧洲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在OPEC成员国可供运用的资金中，约有三分之一投放在欧洲货币市场，大部分采取欧洲美元存款的形式。在1981年欧洲货币贷款总额900亿美元中，阿拉伯银行占了26.5%。所以，欧洲资本市场在提供渠道促使石油美元回流的同时，也获得了自身进一步发展的新动力。
②石油美元的流动掀起了私人商业银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的高潮，也为拉美债务危机的爆发埋下了伏笔。第一次石油危机后，非产油的发展中国家出现了长期、巨额经常项目赤字，不得不大量举借外债，资金需求快速上升。OPEC成员国组织为获得发达国家比较安全的资产，把大部分石油美元贷给了发达国家的私人商业银行。而70到80年代，发达国家经济普遍停滞，名义利率停留在低水平，扣除物价因素后的实际利率则为负值，私人商业银行便增加对非产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获取更高的利息收入。石油危机期间，国际资本市场的筹资活动显著增加，尤其是非OECD国家的筹资额成倍上升。
1982年后，OPEC成员国开始出现经常项目逆差，石油美元的累计过程被迫中断，这样，发达国家私人商业银行向非产油发展中国家发放贷款的资金来源无以为继，发展中国家获得国际贷款的条件急剧恶化。 进入80年代，由于多数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沦为债务沉重的借款国，面临着债务还本付息的困难，资本流动开始显示出收缩迹象。
从1973年到1982年的十年间，非产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债务总额从1031亿美元增加到8420亿美元，每年增加18.8%，其中，政府贷款的年增长率为14.5%，私人贷款的年增长率为19.4%，私人信贷在贷款总额中的比例达60%到75%。在居高不下的外债总额中，短期信贷高速增长，国际债务期限明显缩短，浮动利率债务比例大幅度上升，到1980年已经超过全部外债的40%。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外债偿付压力不断上升，从1973年到1982年，还本付息额由179亿美元增加到932亿美元，还本付息额占出口收入的比重（偿债率）由15.9%提高到23.9%，其中利息支付额占出口收入的比重由6.1%增加到13.2%。
在非产油发展中国家过度借贷、结构失衡的同时，80年代起，国际市场环境的变化直接导致了该类国家偿债危机的爆发。1980年，西方国家先后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发达国家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和世界贸易增长率开始下降，到1982年出现了负增长，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急剧恶化，进口需求大幅度下降，出口收入快速下滑，经常项目逆差上升，外债还本付息能力降低。
在西方国家经济持续衰退的同时，美国里根政府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出现了高利率、高汇率、高通货膨胀率三高现象。
由于非产油的发展中国家外债以美元计价的比例很高，美元汇率的上扬直接加重了该类国家实际的债务清偿即流向债权国的本金和利息的负担。
由于美国利率居高不下，其它发达国家也相继随之提高利率。七个西方主要工业国短期资金的平均名义利率从1979年的9.2%上升到1982年的12.9%，长期资金的平均名义利率从1979年的9.3%上升到1982年的12.4%。由于发展中国家浮动利率外债超过外债总额的40%，利率的上升导致偿债压力的上升。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算，国际金融市场利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非石油出口国将多付40亿美元的利息，以此推算，巴西和墨西哥将为此多支付7.5亿美元的利息，非产油发展中国家将多支付近200亿美元的利息。因此，1979年后，许多非产油发展中国家借的新债主要用于支付利息。
在内外双重压力的作用下，1981年3月，外债总额为260亿美元的波兰政府无力偿付数额为25亿美元的到期债务本息，拉开了非产油发展中国家债务清偿危机的序幕。1982年8月，墨西哥宣布全部外汇储备基本耗尽，无力偿还到期债务的本息；9月，第三世界最大的债务国巴西宣布急需175亿美元的新贷款来解决清偿困难；12月，阿根廷提出与西方债权者进行重新安排债务的谈判。越来越多的国家卷入这场债务危机：在拉美，除哥伦比亚和巴拉圭外，其他债务国均相继要求延长偿还债务期限，在非洲，苏丹、摩洛哥、多哥、中非共和国、马达加斯加、扎伊尔、赞比亚等10国陷入债务危机的深渊，在亚洲，印尼和菲律宾也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援助解决债务支付问题。
债务危机爆发后，债务国政府、债权国政府、债权银行和国际金融机构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逐渐遏止了危机的蔓延。但是，这场危机对国际金融市场的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该时期国际资本市场活动特征表现为：
1、资本流动规模扩张极不稳定。80年代初期，资本跨国流动的总量由年融资近2000亿美元下降到1500亿美元左右，累计下降幅度超过20%。1984年后，国际资本市场的融资总额又出现大幅度上升，三年间累计升幅超过70%，表现出很强的不稳定性。
2、发达国家间的国际资本流动受债务危机的影响程度轻微，并在短时间内快速恢复。1982和1983两年，OECD国家的资本流入分别下降了14%和11%，下降程度略高于国际资本市场的平均水平。但是，1984年后，OECD国家的融资规模快速上升，资本流入数量超过了债务危机前的总水平。
3、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入进入长收缩期。非OECD国家的国际资本市场融资在1981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419亿美元后，进入长达6年的下跌期，年度融资总额一度下降到211亿美元，比1981年下跌近50%。一直到1993年，非OECD国家的资本流入才超过1981年的水平，达653.42亿美元。因此，在债务危机的影响下，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入收缩期长达10年，这刚好是拉丁美洲国家失落的十年。 1988以后，资本流动的规模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资本的跨国流动进入一个新的全球化的发展阶段。
国际资本市场的筹资总额，由1988年的3694亿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8322亿美元，增长了一倍以上，到1998年，以国际债券发行、银团贷款和其它债务工具为主要内容的国际资本市场融资额达12247亿美元，比两年前增长了近50%。
附表1国际资本市场活动（1988-1995）（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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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国际市场筹资总额 年度增长率% OECD国家筹资总额 非OECD国家筹资总额
1988 369393 21.64 332318.1 26557.5
1989 385313.6 4.31 347776.2 24605.8
1990 361430.9 -6.19 316653.5 29358.8
1991 432500.4 19.66 379478.2 38022.7
1992 458255.1 5.59 404420.8 32960.2
1993 625835.9 36.57 539776.5 65348.2
1994 669702.1 7.01 587336 69992.9
1995 832243 24.27 732169.3 82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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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OECD 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s Statistics1950-1995
80到90年代以来的国际资本市场活动最显著特征是资本流动的全球化，具体表现为：
1、资本跨国界流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大幅度上升。
在资本流动总量大幅度增加的同时，资本跨国流动与其经济规模的相对比例显著提高，国际清算银行依据国际收支统计资料计算的证券跨境交易资料显示，1975年到1998年间，西方国家各类证券在居民和非居民之间的交易总额在GDP中的比重迅速上升，美国由4%上升到230%，德国由5%上升到334%，意大利由1%上升到640%，日本由2%上升到91%，其中，增长最快的时期集中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
2、资本流动的速度快速上升，资本流动性达到很高水平。
在资本流动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金融技术的日新月异，金融创新的大量使用，以及各类金融衍生工具的开发和普及，大大提高了国际资本的流动速度。根据国际清算银行对全球外汇市场的名义日交易金额的调查，到1998年4月，该交易额已经超过1.5万亿美元，比上次统计的1995年增长近50%，三年间的年平均增长率是14%，大大超过1992到1995年的9%。显然，外汇市场的交易规模的扩大在不断加速。
3、更多的国家和地区以更有利的条件进入国际资本市场。
在本阶段，新兴市场国家再度成为资本流动的重要目标，发展中国家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条件显著改善，参与国际资本市场活动融通资金的国家越来越多，各类资本市场进入的障碍和藩篱纷纷消除。
4、国际资本市场的价格呈现趋同趋势，利率的波动具有明显的联动性。资本流动的全球化使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国际金融市场的融资条件趋于一致，不同国家的利率差距缩小。过去20年间，主要工业国中央银行基准利率差距不断缩小，进入90年代后，美国、德国和日本的央行基准利率一度收敛于6%的水平，尽管此后又出现一定程度的分离，但总体升降趋势基本同步，利差趋于稳定。此外，随着欧元的出台，欧洲主要国家利率水平率先趋同。
从利率水平的调整看，西方主要国家央行的决策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几乎主要国家利率的每一次调整都会引起其他国家的快速响应。 综观国际资本市场市场的百年变迁，我们发展，推动国际资本市场全球化发展的主要因素包括：生产力的发展和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及世界经济的周期性变动，国际贸易发展，金融市场内在需求及利率变动、金融创新及金融自由化的发展，资本帐户管理政策，国际货币体系，跨国公司，以及国际组织等方面。上述动力的属性又可以划分为：经济金融发展的客观需要和有关国家或国际组织人为推动两部分。
在一般情况下，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本身的推动力应归入客观必然性类别；金融活动快速上升产生的内在推动力则兼具客观必然性和人为推动两方面的属性，但是，相对而言，其客观必然性的色彩更强烈一些；在资本帐户开放进程中，发达国家的政策推动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这种开放过程又是更多的国家对外经济贸易联系不断扩大的结果，因而同样具有客观必然性的一面；国际货币体系作为国际货币关系的准则，其总体政策取向更大程度上体现了西方主要工业国家的意愿；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政策调整可以全部归入人为推动的范畴（详见下表）。
在上述分析具有一定合理性的假设下，由上述七大因素推进的金融资本全球化进程总体上看是世界经济、金融活动规律调整的必然结果，但是，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部分发达国家的意志，具有人为推动的一面。
从另一个角度看，资本流动的全球化发展和国内金融市场的开放是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相互联系又各具特点的组成部分，资本运动的自由化意味着居民可以参与国际金融市场活动，也意味着国内消费者可以购买外国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本国金融机构可以为外国消费者提供金融服务，从而从内外两个角度进一步推动了金融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其最终结果是资本效益的最大化和资源配置的最佳化，这就是金融全球化的市场表现形式。
金融资本全球化进程属性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发展过程的复杂性和收益分配的不均衡性。从全球资本流动的地域结构看，发达国家和地区继续保持在资本全球流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成为资本全球化布局的出发点和目的地，尤其是美国、欧洲和日本等相互间的资本流动继续保持较高水平，资本多向流动趋势日益显著。即使是金融危机的大范围爆发，也不仅没有影响发达工业国在国际资本市场的活动，反而促使资本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规模流入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成为全球资本流动的最终目的地，大量持续的资本流入促使其金融实力超强发展，使其对国际资本市场未来格局的影响力不断上升。
金融全球化以资本自由流动和金融贸易服务自由化等形式，促进了全球金融领域的竞争，推动风险报酬趋向于平均水平，并通过资产价格的迅速调整保持市场均衡与稳定。同时，资本自由流动促使金融中介机构更好地进行风险评估和管理，扩大技术转让的范围，其结果是更多的金融机构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提供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推动金融市场效率的提高。此外，资本流动的全球化要求一国有关管理当局切实提高经济金融政策的可信度和有关政策组合的协调能力。
当然，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金融全球化过程中的资本扩张仅仅是个开始，资本的全球化扩张还处于初始阶段。80年代后期出现的全球金融危机开始逐渐暴露出金融资本全球化的负面效应，但是，与我们传统认识相背离的是，即使不同资本流动工具的变动规模呈现此起彼伏的波动特征，但是，作为一个整体，全球资本流动持续增长的趋势并未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融资的增长成为一种不断持续的行为。

③ 当代国际银行的发展趋势及其特点。急，谢谢~~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及信息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当前世界各国金融业发展已明显呈现以下十大特征和趋势：一是金融管制放松化；二是金融创新化；三是金融市场全球化；四是融资证券化；五是银行经营国际化；六是银行业务全能化；七是银行资本集中化；八是金融业电子网络化；九是国际货币结构多元化；十是金融监管国际化。

一、金融管制放松化

20世纪80年代以前，西方国家普遍对利率实行管制，如制定存款利率最高限，规定商业银行不得对活期存款支付利息等等。虽然这些管制对稳定金融秩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到80年代以后，这些早期形成的金融法规实际上已很难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金融管制对金融业的某些消极作用，也在相当程度上激发了西方各国金融创新的热情。正是基于这一背景，西方国家纷纷掀起了以“自由化”为特征的金融改革浪潮。首先是价格自由化，即取消存款利率限制，放开汇率管制，取消证券交易中的固定佣金制度；其次是扩大各类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和经营权力，使其公平竞争；三是改革金融市场，放松金融机构进入市场的限制，丰富金融工具和融资技术，加强和改善金融市场的管理；四是实行资本流动自由化，相继放宽外国资本、外国金融机构进入本国金融市场的限制，以及本国资本和金融机构进入国外市场的限制。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提出了新的金融改革方案，逐步放松对存贷利率的管制，力图改革其旧的金融体制。1999年底，美国还颁布实施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该法案最终废除了形成于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中的主要条款，消除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之间的行业壁垒；改革跨州银行法，统一国内金融市场；允许工商企业对金融机构拥有更多的所有权，以此拓展金融机构的资本来源。在日本，放开利率的存款（包括大额定期存款、货币市场证券、大额存单和外汇存款等）在银行和其他金融储蓄机构吸收资金总额中的比重。从1989年起，日本对短期贷款基准利率的确定方法也进行了改革，以前主要根据贴现率确定基准利率，现在则考虑融资成本和其他多方面的因素。在逐步放开利率的同时，日本还对其银行法第65号条款进行了改革，取消了银行与其他金融服务业之间的行业限制。日本《1981年新银行法》和修改后的《证券交易法》规定银行可以经营公债，同时允许证券公司从事大额可转让存单的交易，允许其设立中期债券基金，并用这些基金开设现金管理账户。此外，证券公司还获准向顾客发放以公债为担保、不限用途的贷款。在英国，1986年10月27日，伦敦股票交易所允许外国银行、保险公司以及证券公司申请成为交易所会员，允许交易所以外的银行或保险公司甚至外国公司100%地购买交易所会员的股票，此次改革被人们称之为金融“大爆炸”，其核心就是利率的自由化和金融业务的自由化。在1985年，欧共体推出了“银行业协调第二指令”的金融改革方案。该方案规定：一是欧共体成员国的金融机构在本国获得营业执照以后，均可在其他成员国设立分支机构，经营母国所批准的诸如存款、租赁、参与股票发行、投资管理等广泛的金融业务，而不考虑东道国的银行是否允许经营这类业务。二是在对待非成员国金融机构方面，遵循对等原则，凡给予共同体银行与本国金融机构同等待遇的非成员国，其银行也可在欧共体获得同等待遇。这一期间，许多发展中国家在“金融深化”理论的影响下也逐步实行了金融体制改革。例如，减少政府对金融的干预；实行商业银行民营化；实行利率自由化；实行金融对外开放；放松金融管制等等。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些改革提高了金融效率，促进了金融体系的完善与发展。

90年代以来，虽然先后出现了诸如墨西哥金融危机、巴林银行倒闭及亚洲金融危机等恶性事件，一定程度上延缓或阻碍了金融自由化的进程，但从总体趋势看，随着美国、日本、欧共体等西方主要国家金融改革方案的实施和生效，以及各国金融监管水平的提高，各国金融发展必将渗入越来越多的市场化和国际化因素。

二、金融创新化

一般而言，金融创新主要体现于期权和期货交易的发展，证券市场上大量新的交易方式和金融工具的出现，以及银行国际业务中货币和利率的互换、票据发行便利和远期利率协议等新的交易技术和业务的发展。

20世纪60年代初，金融创新主要是逃避金融控制和资本管制，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金融创新即是欧洲货币、欧洲债券和平行贷款。在70年代，金融创新与60年代却有所不同，创新主要是转嫁市场风险，浮动利率票据、货币远期交易及金融期货等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金融创新。到了80年代，金融创新的进程日益加快，至80年代中期，金融创新达到高潮。这一时期的金融创新主要是融资方式的创新。根据十国集团中央银行研究小组的报告，8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金融创新为票据发行便利、互换交易、期权交易和远期利率协议，并被称之为80年代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四大发明”。

90年代以来，金融自由化的浪潮仍在持续，西方国家普遍放松对国内金融市场的管制，并为本国居民进入欧洲债券市场融资提供方便。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也加快了金融改革的步伐，放松金融管制，使银行和金融体系更加面向市场。金融业竞争激烈化，金融机构向客户提供符合需要的优质服务，也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金融创新的发展。虽然1994年和1997年爆发了两次金融危机，以及多次类似于巴林银行倒闭事件的巨额损失案例，但这些并不能也不应阻止世界各国的金融创新，目前只是到了必须对金融创新的各种工具和方式进行规范和管理的时候了。

三、金融市场全球化

金融市场全球化是指由于科技进步、金融创新及金融管理的自由化，使得各国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紧密连接，逐步形成一个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伴随金融的自由化，发达国家为了减少竞争成本、降低与防范投资风险，不断开拓金融市场，寻求新的金融交易方式。在此背景下，许多发展中国家也积极投入到更加开放和统一的金融市场的发展潮流中，与发达国家或地区的金融市场相互联结，构成全球化的金融市场运作体系，从而在时间和空间上缩短了国际金融市场的距离，实现24小时不间断营业。许多发展中国家和东欧转型国家，为了加速发展本国经济，实施赶超战略，不得不“打开门户”融入国际经济、金融大循环，由此而产生了大批新兴的金融市场。目前，香港、新加坡、巴林、巴拿马、开曼群岛等地都已成为世界上重要的离岸金融市场。而且，这些离岸金融市场已成了“二级批发市场”和“中转站”。离岸金融市场不但促进了各国之间多边信贷关系和货币信用制度的日益发展，使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趋势日益增强；而且还可以通过国际金融市场借贷资金的流入，以增加本国国际收支中资本项目的盈余，提高本国国际金融业务的技术水平，不断适应金融市场国际化发展的客观需要。

应该说，金融市场全球化既给世界经济和金融带来了积极的影响，促进了全球性的金融活动，方便了国际投资，有利于各国的经济增长；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特别是各国金融市场联系越密切，相互依赖程度就越加深，只要某一金融市场发生动荡，就会迅速地影响或波及到其他金融市场，引起不同金融市场的联动效应。因此，这种潜在的金融风险无疑对各国金融监管的国际协调与合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更新的挑战。

四、融资证券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市场上出现了“融资证券化”特征，即融资由银行贷款转向具有流动性的债务工具，筹资者除向银行贷款外，更多的是通过发行各种有价证券、股票及其他商业票据等方式，在证券市场上直接向国际社会筹集资金，资金供应者在购进债券、票据后也可以随时把拥有的债权售出，转换为资金或其他资产。融资证券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金融工具的证券化，即不断通过创新金融工具筹措资金；二是金融体系的证券化，指通过银行和金融机构借款的比重下降，而通过发行对第三方转让的金融工具的比重相对提高，即所谓资金的“非中介化”或“脱媒”现象。

80年代以前，国际信贷是国际融资的主要方式，大大超过国际债券筹资额。80年代以后，国际债券的地位逐年上升。1981—1988年国际债券占国际筹资总额的比重分别为26.4％、42.4％、48.2％、45.3％、58.9％、70.9％、59.02％、62.8％。U85年国际债券在国际筹资总额中所占比重首次超过国际信贷，此后国际债券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目前这一比重已大体维持在70％左右。

在美国，融资证券化表现得最为显著，几乎渗透到经济生活中的各个角落，并成为投资银行业新的角逐领域。首先，银行将其资产证券化，即将其应收账款或放款等较不具流动性的债权资产汇成一组，出售给第三者以发行债券来筹集资金。截至1988年末，银行证券化的抵押贷款已达7700亿美元。到1990年底，全美抵押贷款的1／3都已证券化；从1983—1990年，美国贷款销售由270亿美元上升到1900亿美元。银行资产的证券化，既减少了信用风险，也提高了资本资产比率。因此，它是大银行利用自身优势，将传统借贷市场与证券市场有机结合的成功尝试。其次，非金融企业筹资证券化，大企业在金融市场上发行债券或商业票据筹集资金。从1984—1989年，美国债券筹资额占筹资总额的比例依次为41％、55.7％、69.2％、82.3％、65.8％、63％。1990年以后，债券筹资无一例外地超过信贷筹资。在证券化进程中，商业票据的发行部分取代了银行对公司的短期信贷。1995年美国非金融公司通过发行商业票据筹集的资金与从银行得到的贷款基本持平。

近20年来，国际融资证券化促进了国际资本市场的长足发展。相对而言，国际债券市场的发展要快于股票市场的发展，特别是国际浮动利率债券的发行，它已成为当前国际融资中的一种极其重要的方式，不仅促进了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而且还刺激了各国的经济增长。

五、银行经营国际化

自80年代以来，金融管理的放松、银行经营风险的加大、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全能制银行的兴起以及跨国结算体系的发展，无一例外地导致了银行经营国际化趋势的不断加快。银行经营跨国界发展，不但加速了国际资本流动及新的金融工具和技术的广泛运用，而且加速了金融市场的全球化进程。

整个80年代，世界各大银行都致力于在世界各大洲、各个国家广设办事处、代表处和分行，建立海外附属行以及附属的金融机构，甚至建立非金融性质的分支机构，并与其他银行组成合资银行或国际银行集团。在此方面，日本银行的海外扩张的确是引人注目的。据统计，1983—1989年，国际银行业资产从22330亿美元增加到51392亿美元，其中日本银行的资产从4750亿美元增加到19672亿美元，增幅达330％，已占到所有资产的38.3％；而美国的银行资产从6080亿美元增加到7274亿美元，增幅只达19.6％，比重也仅占14％。

到90年代初，发达国家、亚洲新兴工业国家以及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大银行，纷纷在其他国家广设分支机构，以壮大自身力量。例如，美国花旗银行在65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135个分行。在韩国，截至1990年底，外国银行分行已达67家，外国银行设立的办事处也有60多家。有关资料显示：仅1992年世界排名前200位的大银行中，境外资产平均比例达36％的银行就有25家，达27％的约50家，占19％的约100家，而且越是大银行，境外资产比例就越高，境外业务量也越大。

90年代以来，银行经营国际化进一步向全球化发展，并逐渐形成银行国际业务与国内业务的合理分工，即大银行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竞争，中小银行则在国内金融市场上发展。即使在同一个集团内部，不同机构之间也有类似的“分工”。当然，这种分工并没有严格的界线，更没有切断资产在国内和国外之间的流动。应该说，随着墨西哥和亚洲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日渐淡化或消除，以及国际金融监管的不断加强，各国金融业将不断开拓新的国际业务领域，跨国银行将对其海外融资结构进行必要的整合，减少传统贸易融资业务，增加投资银行业务；同时，必将增加其表外业务比重，提供东道国不能提供的服务，进一步推进金融国际化的进程。

六、银行业务全能化

80年代初，世界各国银行业限制逐步取消，银行业务全能化得到进一步发展。具体表现在：首先，放宽银行业务经营范围的限制。由于融资债券化抢占了银行的大部分存贷业务，因此从80年代开始，西方各国陆续允许所有金融机构均可参加证券交易。例如，美国于1980年就允许商业银行和储蓄机构的业务可以适当交叉；1984年允许不是联邦储备系统会员银行的中小银行可以从事证券业务；1987年允许银行控股公司可以包销地方债券、商业票据的抵押证券；1989年，又批准花旗、大通、摩根等五家银行包销企业债券和企业股票。这些无疑打破了美国银行法禁止银行经营证券业务的规定，使银行业务向全能化迈进了一大步。在日本，自1983年以后，允许商业银行从事买卖国债业务3银行还积极、涉足于个人零售贷款业务领域。90年代以来，银行表外业务得到了长足发展，银行与保险的一体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去年年底，美国总统克林顿批准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这无疑会给美国乃至全球经济带来一场更为深刻的“金融革命”。该法案取消了银行、证券、保险业之间的界限，允许金融机构同时经营多种业务，以形成“金融百货公司”或“金融超级市场”。其次，从70年代开始，由于市场利率的日益攀升，企业融资出现了非银行化趋势。在此背景下，美国于1980年决定在7年内取消利率上限管制。随后，加拿大、西德、日本等相继取消了银行存款利率限制。第三，解除外汇管制，促进资本自由流动，增强本国银行业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竞争。英国在70年代末取消了外汇管制；在80年代，日本、法国、意大利等国也逐步取消了外汇管制。第四，放宽其他各项金融限制，方便本国银行进入外国市场和外国银行进入本国市场。西方各国基本上取消了国与国之间对金融机构活动范围的限制。1986年，英国展开了一场金融业大改革，放宽对金融业的限制，准许银行收购证券公司，伦敦证券交易所取消了最低手续费的限制，取消经纪商和批发商的区别等；西德则于1985年宣布取消了本国居民购买外国证券的限制和购买境外马克的限制，并从1989年起免征外国居民利息预扣税，等等。

由此可见，金融业由“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专业化模式向“综合经营、综合管理”全能化模式的发展已成为当今国际金融业发展的主流。

七、银行资本集中化

80年代以来，随着各国金融管制的逐步放松，各国银行迅速展开了世界范围内的激烈竞争。这不仅导致了银行收益率的下降，银行资本／资产比率的偏低，也导致了世界各国银行业的相互兼并。有关资料显示：80年代美国平均每年银行兼并数为300多起，是70年代的2倍、60年代的3倍，许多大银行甚至也纷纷走上了联合的道路090年代以来，这种银行兼并、联合的势头日益迅猛，并呈现出“兼并银行数量多、强强合并规模大”的特点。

在美国，1995年全美有逾1000家银行加入了合并行列，大大超过了上年550家的银行合并数。1996年11月20日，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与汉华银行合并组成大通曼哈顿银行公司31998年3月4日，美国富利金融集团宣布以160亿美元的价格兼并波士顿银行。4月6日，美国花旗银行的控股公司花旗公司与旅行者集团合并为花旗集团。这项合并金额高达726亿美元。1998年上半年，美国公司并购总值就已达9310亿美元，并高于1997年全年并购总额。在欧洲，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深入和欧元的启动，为银行业的兼并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从而出现了一系列兼并活动，如瑞士银行与瑞士联合银行、德国的巴伐利亚联合银行与裕宝银行之间、德意志银行与德累斯顿银行之间、意大利的嘉利堡伦巴地储蓄银行与安宝信银行之间以及法国国民银行与兴业银行和巴黎银行之间的合并等。1998年，欧洲全年并购交易总额已达8590亿美元。在欧洲单一货币的推动下，1999年第一季度的并购交易总额就已高达4680亿美元。在日本，银行间的并购则成为解决银行不良债权、保持金融体系稳定运行的一种手段。1995年3月8日日本东京银行与三菱银行宣布合并，成立东京三菱银行。1998年5月13日，日本最大的证券行野村证券与日本兴业银行宣布结盟。不久，富士银行与第一劝业银行宣布组成一家新的信托银行。

在发展中国家，银行业也纷纷展开并购活动，并掀起了一股热潮。发展中国家银行从事并购业务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其发展速度却相当迅猛，特别是在东盟诸国。据不完全统计，从1997年初到1998年6月，发展中国家银行业并购数目已达200多家，并购资产合计已超过3000多亿美元，涉及亚洲、拉丁美洲和东欧等20多个发展中国家。

90年代以来，银行并购活动将银行资本的国际集中化程度再次推上了新的高度。如今，跨国银行已成为市场经营主体和金融巨人。它既向全球吸收资金，又向全球贷放资金，成为货币和资本国际流动的主要承担者。由此可见，这些活动无疑会有力地促进银行业务向更高层次的全球化方向发展。

八、金融业电子网络化

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为金融服务电子网络化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进入90年代，国际金融领域中的电子化、自动化、现代化的金融服务系统基本全面形成，银行活动将先进的电子科学技术广泛应用于存款、提款、转账、汇兑、查账、交换、控制、金融买卖交易和咨询等金融服务领域，并将银行和客户、银行与银行、客户与客户联结成一个电子网络。

伴随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无论发达国家，抑或发展中国家，都在加紧实现金融系统的电子网络化，网络银行也应运而生，并成为世界金融发展的基本趋势。这一趋势的成因主要是：其一，全球性金融的激烈竞争，西方各国银行都将以优良而高效的电子化服务来争取客户，参与竞争，开拓业务。其二，现代科技的日新月异，为银行实现电子化、自动化、网络化服务成为可能。其三，电子计算机和通讯技术已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的联结纽带，成为实现全球昼夜24小时进行金融活动的重要工具。这些因素的有力结合，使得全球金融一体化深深地依赖金融服务电子网络化的发展，同时也深刻地反映了世界各国金融业电子网络化的时代特征。

九、国际货币结构多元化

从金本位到1945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工；从60年代美国在西方经济中的地位日趋下降，到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宣告崩溃，反映了国际货币体系日益趋向多元化格局的发展历程。90年代以前，国际货币体系呈现“美元为主、日元和马克为辅”的国际货币格局；90年代以后，美元地位有所削弱，日元和德国马克的地位则不断增强，从而形成了美元、日元和马克三币并重的多元化国际货币格局。

这一格局的产生主要在于：其一，除美元以外，日元和马克是在世界贸易和金融活动中使用最多的货币。1988年世界各国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总额的货币构成，美元为65％，德国马克为16.2％，日元为7.2％。截至1988年底的5年内，各国外汇储备总额增长48％，其中美元增长34％，而日元增长1.28倍，德国马克增长1.18倍。在1983一1988年期间，24个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债权中，美元所占比例已从75.7％下降到57.8%，马克从6.4％上升到10.1％，而日元却从3.4％上升至10.7％。其二，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为了防范和避免市场的波动风险，在货币的选择使用中，特别是各国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的货币构成上，美元、日元、马克三币优化搭配组合的战略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在国际银行贷款总额中，美元虽占53％，但日元却已占13％。从区域来看，在印尼、马来西亚的外债中日元已占30％，而泰国已占40％。马克在欧洲货币体系的一篮子货币—欧洲货币单位分配比例已占34.93％。马克在外汇市场交易和金融业务中的比重已超过30％，成为外汇市场上仅次于美元的重要货币；马克作为投资货币的规模也日趋扩大。

1999年1月1日，欧元正式启动。无论从国际贸易结算手段讲，还是从储备货币讲，欧元都将成为美元强劲的竞争对手。尽管目前欧元一路走软，但它必将成为世界各国重要的储备货币之一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伴随欧洲共同体的一体化进程，欧元将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在欧元最终成为欧盟单一货币之后，欧元在国际贸易结算和各国外汇储备中的份额必将有所增大，而美元的主导地位将会相应有所削弱。可见，一个以美元、欧元、日元三足鼎立的多元化国际货币结构正在形成。

十、金融监管国际化

80年代以来、世界金融业的创新与发展呈现出蓬勃之势，而银行资本／资产比率却不断下降，金融风险与日俱增。如何做到既不影响创新、效率和市场发展，又能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无疑是各国金融监管当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1988年，西方十国集团及卢森堡、瑞士的中央银行代表，在巴塞尔共同签署了“关于统一国际银行的资本计算和资本标准的协议”（筒称巴塞尔协议）。该协议对资本充足性比率、资本内涵的概念、风险加权的计算等方面都做了明确的规定和要求。自该协议通过以来，西方主要国家的银行不同程度地提高了资本／资产比率。实力较差的银行通过销售贷款和减少信贷来提高资本／资产比率，而实力较强的银行则通过在资本市场上发行股票增加资本，以提高资本／资产比率。该协议的明显作用主要体现在：一是抑制了银行增加资产的冲动；二是促使各国政府去监督银行而不是靠对银行的经营活动施加种种限制去控制它们。

在证券业的国际监管方面，自纽约证券交易所股市暴跌引起全球证券市场连锁反应以来，西方各主要国家除了加强对国内证券市场的监管外，也开始注意到了证券市场监管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对证券市场

④ 在市场经济国家中，金融机构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央行等十部委《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发布后，德*0 众9(金*(融积极对接银行资金存管工作，经过前期的精心准备，已经与徽商银行完成资金存管系统开发及测试对接工作,徽商银行存管系统,相当于资金存管方由现在的徽商银行代替原来的汇付天下,安全性自然更上一层楼

⑤ 谈谈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发展趋势

世界金融业综合化发展趋势 对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启示

自从20世纪末（1999年11月4日），美国通过《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取消了已实行大半个世纪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从而标志着美国金融业从立法上告别了“分业经营”的历史，迈向“混业经营”的新历程。时至今日，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金融业现已全部走上了“混业经营”的综合化发展道路。目前我国仍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经营体制，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开展业务创新。这是我国金融管理当局几年来始终恪守的指导性原则。但混业经营毕竟是一种潮流，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的中国在进一步改革开放，尤其是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应如何进行金融体制的调整和改革，是我国金融业所面临的紧迫问题，值得深思与探索。
一、关于我国金融环境的客观分析
（一）我国商业银行自我约束机制及内部控制机制仍不成熟和完善。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是整个金融体系的中心，银行类机构的资金占我国全部金融资产的90%以上。而目前国有企业总体经济效益较差。同时，国有商业银行尚未建立有效的风险控制机制，风险意识薄弱，内控较差。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实行“混业经营”，在证券投资业务高收益回报的驱动下，难以避免银行资金违规进入股市，造成整个金融体系的不稳定。
（二）我国证券市场规模有限，市场结构和运行机制有待于优化。我国国民经济证券化率较低，证券市场规模狭小，容量有限，市场运行机制仍有待于进一步优化；各种规避风险的金融衍生工具尚未获得发展，投资风险相对较大；市场投资者中机构投资者比重还很低，而以散户为主的股市市场波动大，投机成分大，稳定性差，此时若允许银行资金入市势必引起股价异常波动和“泡沫”经济现象，埋下金融风险隐患。
（三）我国金融法制建设虽已取得较大成就。近年相继颁布了《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和《保险法》等一系列法规条例，但这些仅是金融市场行为的基本依据，仍属于框架性文件，对实际操作的规定过于粗疏，有待细化。如果现在急于依照美国模式进行金融自由化，放松管制，当金融机构在松动的管理环境下违规冒险时，监管机构和监管政策将显得被动和无力。
由此可见，我国的宏观金融形势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很大差别，盲目效仿将会带来很大风险。但是，加入世贸组织过渡期将尽，纳入世界经济潮流后，制度上的落后必将影响我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能力。那么，权衡利弊，在稳健与效率之间如何进行博弈呢？
二、关于我国“分业经营”体制的再思考
（一）目前我国金融业“分业经营”体制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分业经营”体制还是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的。在我国金融业发展还不完善的情况下，通过“分业经营”建立起各业间的隔离带，避免由于各业的不完善而带来的“交叉感染”，是保证我国金融业健康稳步发展的现实选择。无论是银行业的经营机制、内控机制的不完善，还是证券市场的不发达，以及信托、保险业的粗放经营，都容不得各业间的相互冲击，在市场不均衡，各业风险与收益不对称的条件下，若推倒“防火墙”，撤销隔离带，那么，在利益的驱使下，各业资金将肆意横流，打破原有的资金格局，使得社会经济各界得不到应有的资金保证，影响我国经济合理、持续、稳定地发展。
（二）“混业经营”是未来的必然选择
货币产生于商品交换的需要，金融活动则是商品生产发展的必然要求。随着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市场范围的不断扩大，社会生产经营活动需要更有效的金融活动为之服务。“分业经营”是我国目前经济环境和经济条件下的现实选择，但它毕竟阻碍了市场效率，限制了竞争也影响了我国金融业走向世界，与国际接轨。随着金融业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国内商业银行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欲追求“高效率、低成本、创新性”的全方位业务经营，提高我国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和金融服务效率，实行“混业经营”体制将是必然选择。
（三）“分业经营”→“混业经营”应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前述提及，“分业经营”与“混业经营”并非绝对不相融，从“分业经营”到“混业经营”应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混业经营”的取向应在稳健与效率两要素的动态效用中以总效用最大化来实现。因此，“分业经营”→“混业经营”是在金融环境不断改善条件下的一个渐进过程。在具体操作上，我们可以首先通过开展中间业务和业务创新逐步过渡。其次，让有条件的金融机构成立金融控股公司，通过设立子公司的方式在银行、证券、保险和资产管理领域开展分业经营，在此基础上逐步走上融合的发展道路。
（资料来源：金融时报）

⑥ 中国金融业未来发展趋势

疫情对消费金融的冲击

疫情对消费金融公司的冲击直接体现在规模、风险、利润三个方面。一是因客群消费意愿、消费能力遭受重创，客户短期消费需求下降，信贷规模必然受到影响。

二是客户收入来源下降，主动还款能力下降，将导致金融机构风险暴露增加，资产管控难度加大，资产质量进一步承压。三是金融机构为抵御坏账风险，主动增加拨备计提，则会影响利润增收。

为应对疫情对消费金融行业的影响，以中原消费公司为代表的企业切换至基于TCE平台打造的新核心系统，增加公司消费金融业务的风险把控能力，2020年下半年随着疫情的缓解、经济的恢复以及行业的转型，下半年消费金融公司的盈利水平有望回暖。

——更多数据参考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消费金融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

⑦ 金融机构的发展趋势

你这个问题可以写一篇论文了，建议详细点。

⑧ 中国与国际金融业的发展

经济全球化与金融国际化 中国金融业发展和改革（下）

编者按：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都离不开金融改革与创新。金文撰写的《经济全球化与金融国际化》一文，从历史的角度，全面阐述了金融业的起源发展，以及在经济全球化与金融国际化的大趋势之下，金融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读后引人深思。人民网天津视窗将持续报道该文章。以下为在《新金融观察》第三十八期上刊载的“二十二、中国金融业发展和改革（下）”部分：

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集中、统一、单一的金融体系，中国人民银行集管理职能与运营责任于一身，负责货币管理和信贷运营。除此之外，没有信贷市场、保险市场和资本市场，也没有建立人民币价格市场化和国际化的货币体系。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发挥金融现代经济核心作用，支持金融业与实体经济共同发展，支持金融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对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实施分业监管，积极发展信贷市场、保险市场和资本市场，金融业发展和金融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在为实体经济服务中得到持续发展。

独立统一的货币体系建设

新中国高度重视货币体系建设。统一发行人民币，迅速完成币制改革，确立人民币作为独立的统一的国家货币地位；合理确定本币价格及其利率水平，合理确定外汇价格及其汇率水平；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逐步开发人民币的货币职能；根据国家发展和国际分工需要，积极发挥人民币的重要作用，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高中国国际地位、维护国家和平统一起到了重要作用。

人民币发行及币制改革。人民币（RMB）是中国法定货币，为纸币本位制货币，没有法定的含金量，执行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等职能。中国人民银行是人民币主管机关。1948年12月1日开始发行的第一套人民币，主币共有12种面额，包括1元、5元、10元、20元、50元、100元、200元、500元、1000元、5000元、10000元和50000元。人民币取代国民政府发行的各种货币，以及外国银行发行的各种外国货币，结束了旧中国长期存在的币制混乱历史，对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和恢复发展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政府统治时期遗留的恶性通货膨胀问题尚未根除，战后物质极度匮乏，导致物价节节上涨，第一套人民币沿用了面额巨大的主币币值设计。1955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初步胜利，物价趋于稳定，财经状况好转，当年3月1日开始发行第二套人民币，并根据经济发展要求进行货币改革。主币改为1元、2元、3元、5元和10元共5种面额，以1元兑10000元的比价，发行新币并回收旧币，5月15日停止流通第一套人民币。第二套人民币发行及同时实施的币制改革，奠定了新中国独立、统一、稳定的货币制度基础，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人民银行于1962年4月20日发行第三套人民币，1987年4月27日发行第四套人民币，1999年10月1日发行第五套人民币，建立了中国独立统一的人民币货币体系。

人民币汇率制度发展。新中国成立起至改革开放前，人民币汇率制度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年到1955年的浮动汇率制度。中国人民银行在统一发行人民币的基础上，于1949年1月18日在天津首次公布人民币汇率，建立了以本币和利率为基础的外汇和汇率体系。人民币是纸币本位货币，与当时美元世界货币的金汇兑本位制没有直接联系，因此不能按照货币的黄金平价确定人民币价值及其汇率，只能采用物价对比法换算人民币的汇率。新中国成立初期通货膨胀严重，人民币兑1美元的汇率，由1949年1月18日的80元（第一套人民币），调至1950年3月13日的42000元（第一套人民币），再调至1952年12月的26170元（第一套人民币）。这一时期，中国对外贸易数量很少，对外贸易主体是私营企业。第二阶段，1955年到1972年的固定汇率制度。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对外贸易主体改为国营企业，主要产品和贸易价格纳入国家计划，国家参照各国本币的汇率，确定人民币汇率，并使之与物价脱钩。1956年和1972年两个时点人民币兑1美元的汇率，分别为2.46元(币制改革后的新币，下同)和2.24元。第三阶段，1973年至1980年的一揽子货币加权平均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又发生了严重的国际石油危机，很多国家将固定汇率制改为浮动汇率制，人民币汇率频繁调整，并改用一揽子货币加权平均的汇价，作为人民币汇价调整变动的依据。人民币兑1美元的汇率，由1973年的1.98元变为1980年的1.49元。自新中国成立起至1980年，中国主要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对内高度集权，对外高度封闭，国际贸易总量很小，国家外汇储备很少，适时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制度，不断调整人民币汇率，促进了国民经济和国际贸易发展。

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改革开放之后至1996年之前，国家对汇率制度进行了几次改革。第一阶段，1980年到1984年的双重汇率制度。1979年，中国推行外贸管理体制改革，对外贸易由计划管理改为市场竞争，同时开始实行双重汇率制度，作为以市场手段管理外汇的制度试验。国家除规定官方外汇牌价之外，还规定出口结汇和进口用汇指标，以多结汇和少用汇的指标余额，适用于市场外汇价，官方外汇牌价和市场外汇价兑美元的汇率，分别为1.50元和2.80元。第二阶段，1985年到1990年重新恢复单一汇率制。推行人民币双重汇率制度，对内加重了部分外贸企业政策性亏损，对外造成了国际上的指责和非议。1985年1月，国家取消双重汇率制度，重新恢复单一汇率制，人民币兑1美元的汇率定为2.80元。但此前实行的双重汇率制度已经打开了市场外汇价的人民币价格的汇率市场发现机制，重新恢复的单一汇率制不仅未能消除已经形成的市场外汇价，反而加剧了官方外汇牌价与市场外汇价的市差和价差，形成了新的双重汇率制度。第三阶段，1991年到1994年实行汇率并轨制度。1991年，开始实行有管理的人民币汇率浮动制度，国家参照国际外汇市场情况，对人民币官方汇率进行适时适度地调整。1994年推行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国家将官方外汇牌价和市场外汇价兑1美元的汇率，由1993年12月31日的5.80元和8.70元，统一定为1994年1月1日的8.70元，建立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直至2004年年底，人民币兑1美元的汇率稳定在8.30元左右。

人民币经常账户项目可兑换。1994年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后，国家进一步深化外汇制度改革，1996年4月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旨在消除经常账户非贸易非经营性交易的汇兑限制，不再限制不以资本转移为目的的经常性国际交易支付和转移，不再实行歧视性货币安排和多重汇率制度，当年12月1日实现了人民币经常账户项目的可兑换。主要的政策制度措施是：消除因私用汇的汇兑限制，扩大供汇范围，提高供汇标准，允许中国居民境内的合法资产收益以及驻华机构和来华人员的合法人民币收入换成外汇汇出；废除企业外汇留成和外汇上缴制度，由银行结汇售汇，取消境内的外币计价结算，废除外汇券，禁止外币在境内流通；外商投资企业经常性用汇纳入银行结汇售汇体系，可保留一定比例的外汇收入，允许在华外资银行和中外合资银行办理结套汇等业务，取消经常项目汇兑限制；取消外汇收支指令性计划，建立外汇交易市场，改进汇率形成机制，国家对外汇和国际收支进行宏观调控，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提高汇率生成机制的市场化程度。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继续调整完善国际收支和人民币汇率政策，包括降低出口产品退税平均税率，支持企业在国外投资；国际金融机构可在国内发行人民币债券，跨国公司可以集中操作外汇资源；提高个人出国（境）换汇限额，移民和非居民的国内资产可以兑换外汇出境；放宽外汇账户开户和外汇账户限额管理，推行经常账户项目可兑换便利化等。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2005年7月21日，中国实施人民币汇率改革。第一，建立人民币汇率市场形成机制。根据中国贸易顺差程度和企业国际贸易适应能力，确定人民币汇率升值2%，人民币兑1美元的汇率为8.11元，同时调高境内商业银行美元、港币小额外币存款利率上限。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的交易价格，人民币兑美元的交易价格在中间价的千分之三内浮动，人民币兑其他货币的交易价格在中间价的一定幅度内浮动。第二，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参照国际外汇市场主要货币汇率，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形成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降低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性。中国实施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要建立人民币价格的市场形成机制，增强汇率等经济杠杆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理顺外汇供求关系，健全国际收支调节机制，为推进资本账户可兑换和人民币国际化提供政策支持。自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开始至2011年4月29日，经历了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人民币兑1美元的汇率由8.30元降到了6.49元，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累计升值率超过25%；中国的外汇储备由8189亿美元增加到30446亿美元。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制度。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是以人民币报关并以人民币结算的进出口贸易结算业务，包括进出口信用证、托收和汇款等结算方式。2009年7月先在上海等五个城市试点，2010年6月扩大到2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试点，试点地区进出口量占全国进出口总量的90%。试点地区累计办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2010年为5063亿元，2011年1季度达到3603亿元。建立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制度，增加了国际结算的货币币种选择，降低外汇汇率风险，减少国际贸易交易成本，适应居民和非居民以人民币作为国际结算货币的实际需求；以人民币作为国际结算货币，使之形成了以交易为基础的价格，增加了人民币价格市场形成机制的参照标准，促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调整和完善；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升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促进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与开放，增强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金融资源配置能力

⑨ 简述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

金融市场国际化是金融业务的发展趋势之一。金融市场发展超越国界的限制，与世界金融日益融合，逐渐趋向全球一体化。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市场国际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和加速。主要表现在：

①金融机构跨国化。不仅发达国家在世界金融中心设立了大批的跨国银行，而且发展中国家也在境外设立了一批离岸金融中心和金融机构。

②金融资产经营国际化。欧洲货币市场、欧洲债券市场和全球性股票市场的建立，使人们可在离岸市场上经营世界任何一国的货币金融资产。

③货币国际化。黄金作为世界货币的职能已经蜕化，人们可以通过国际汇兑来转移各国间的货币购买力。不仅美元、德国马克、英镑、日元可作为国际结算货币，而且还有大批中等发达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的货币也逐渐成为可自由兑换的货币，朝着世界货币的方向发展。

(9)国内和国外金融机构的发展趋势扩展阅读

从整体来看我对于未来金融市场都是保持乐观的态度，从未来五年看来金融市场的驱动力十足，制造业升级和相关的改革将持续获得产业发展和政策的支持，金融去杠杆与金融监管作用下，货币流动性基本维持中性偏紧基本格局，随着去产能、脱虚入实相关措施的见效，风险有望得到有效改善，消费升级、产业升级、互联网的加速发展区域协同发展等结构性力量在活跃发力，金融内生结构也在发生积极变化。

参考资料凤凰财经网 金融市场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