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金融代理人理论

A. 有效市场假设，理性经济人假设和代理理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有效市场的假设概述 在有效市场上,存在着大量理性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投资者,他们积极参与竞争,每一个人都试图预测单个股票的未来市场价格,每一个人都能轻易获取当前的重要信息.这表明,在有效市场上,股票的内在价值通过其市场价格表现出来. 为判断市场的行为类型和具体的运动特征,提出了市场有效的三种形式1.弱有效市场:凝聚了所有历史记录的信息 2.半强式有效市场:不仅反映过去信息,而且反映所有公布于众的目前信息. 3.强有效市场:包含弱有效和半强有效市场的内容,还包含了内幕信息.此时,投资者不能支配和影响价格的形成,只能根据给定的价格作出自己的行为选择. 其关系是根据证券价格的信息程度来看的. 法马采用公平博弈模型来描述有效市场假设:其前提是:在任何一时点,有关某种证券的所有信息都已经充分反映在股票价格中.此模型表明,如果市场均衡价格是由充分反映现有信息的预期收益来决定,那么试图利用现有信息来赚取收益是不可能的.意味着股票几个充分反映了所有信息并与其所包含的风险保持一致. 有效市场假设的含义 ABC公司推出新产品的信息发布在周一上午,在一个有的资本市场上,ABC公司的股票价格将迅速根据这一信息做出调整,如果一个投资者想在周一下午买如股票,然后以较高价格在周二卖出,并从中获得超额利润,这个想法是不能实现的.因为市场很快就消化了这一信息,这就是有效市场假设的含义. 在有效市场里,信息产生和公布以前,下一时刻的股票价格的变化是随机的,不可预测的.股票价格的随机性,不表示市场的无效,而恰恰说明了市场的高效运行. 有效市场理论的假设前提 1.信息公开的有效性. 2.信息从公开到接受也是有效的. 3.投资者对信息做出的判断是有效的.{每个投资者都根据所获得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及时的判断,每个投资者对某种资产的价格判断都是一样的. 4.投资者都能有效地根据自身的判断进行投资,每个投资者都能做出及时准确的投资行为. 只要证券市场是有效的,那么任何人都不能获得超额收益,而且无论投资者投资哪种证券,他们只能获得和该证券的风险相适应的均衡收益. (也就是我们平时理解的投机行为获得超额收益实际是解释的通的,因为在现实中有效市场并不是存在的,大家并不是同时获得相同的信息,并作出相同的判断,所以才有了各种投机和套利的机会) 顺便说一句，他是现代金融分析理论的基础，也是技术分析流派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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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话说，我是急切求人大经济论坛的VIP，也只能帮你找到这么一点内容。

西方经典公司金融理论在我国的研究现状
目前，西方经典的公司金融理论在我国的研究现状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公司融资行为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主要包括：资本成本分析、融资偏好分析、资本结构的决定、资本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关系等方面。在资本成本分析的研究中，主要采用经典公司金融理论中的资本资产定价法、Modigliani and Miller的平均成本定价法等来计算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成本。在融资顺序和资本结构的研究中，多以实证研究为主，而且大多依据西方经典的公司金融模型来探讨可能的经济影响变量，进而确立要进行计量检验的模型，在有关实证结果的分析中，重点也是判断我国上市公司的金融决策行为是否符合经典公司金融理论的结论。主要的研究结论有：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成本呈下降态势。上市公司存在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关于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方面，除了资本成本、行业因素以外，还包括企业规模、盈利水平、企业成长性等方面的因素。但是在上述研究中往往忽视了企业经济性质和外部经济环境的制度约束，没有控制外部因素的影响，这很有可能影响研究结论的准确性。
公司投资政策研究
主要包括企业并购的绩效和动机研究，公司投资的“融资约束”现象的研究，而对实际的研发投资、库存投资等实物投资范畴研究得较少。在并购绩效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两种方法：一类是基于并购行为的市场反应；另一类是比较并购前后企业经营业绩的变化，但是实证研究结果对并购双方的总体并购绩效是否得到改善并无统一的结论。有关并购动机的研究结论认为：西方经典公司金融理论中的协同效应、多元化效应并不能解释我国上市公司的并购行为。在投资的“融资约束” 研究方面，主要应用了Fazzari 和Habbard的“融资约束模型”来对我国上市公司的投融资行为进行检验，初步的结论是大公司的投资对现金流量的敏感性要高于小公司。
公司股利政策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现状；公司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股利是否具有信号传递效应，以及什么样的信号效应。此类研究主要从以下三方面进行考察：企业特征、持久盈利和代理问题与股利政策之间的关系，总的研究结论认为代理问题和公司治理结构是影响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重要因素。 目前海内外学者基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公司金融研究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已经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是以往的中国上市公司的金融研究存在着不少缺陷。在理论研究上，没有结合中国转轨经济背景建立一个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且在研究上存在两个重大的缺陷：一是缺乏对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全面和深层次的理解，特别是对上市公司有关利益各方的决策影响力和利益配置情况分析不清，不了解背景的复杂性，而是简单照搬西方的公司金融理论；二是国外经典的公司金融理论隐含的前提是有效资本市场，而我国的资本市场目前还不具备弱式有效性，股价操纵和投资者的短视使得股票价格严重背离了上市公司的基本面价值。由于以上原因，致使我国目前的公司金融研究要么不能解释实际情况，要么解释得非常牵强、片面。 西方公司金融理论的前提与我国研究情况的差异 西方经典公司金融理论是以欧美市场导向型的公司治理模式为背景，其主要的理论假设和制度背景与我国的实际情况有重大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股权结构不同
西方资本市场中上市公司的股权分布极为分散，由此造成公司的主要经营决策权掌握在经理人手里，代理成本主要来自于经理层和股东之间的矛盾；在我国，大部分的上市公司股权较为集中，一股独大的现象较多，公司管理层的人事任命掌握在大股东的手里，所以代理成本主要来自于大股东对小股东的侵害，而不象英美资本市场那样，代理成本主要来自于经理层和股东之间的矛盾。
债权约束制度不同
在西方，债权约束是一种硬约束，在公司面临金融困境时，债权人将会获得“相机治理”的控制权，企业是进入破产清算还是进行债务重组，债权人拥有一定的决定权，即债务契约是与破产机制相联系的。在我国，上市公司的债务约束是一种软约束，公司的破产机制中非经济因素较多，政府的行政干预对破产机制影响较大，而作为债权人的贷款银行往往被排斥在破产清算工作之外，对企业的财产清算没有表决权。由于有政府财政的担保（免掉坏账），所以债权银行既无能力也无动力去进行对金融困境企业的相机治理。
投资者的理性程度不同
西方经典公司金融理论中虽然考虑到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合同因素的影响，但是认为在给定的信息前提下，投资者是完全理性的，市场是有效的。在我国，由于资本市场发展时间较短，投机行为和股价操纵的现象较多，对投资者的保护程度也较弱，所以投资者并不能根据有关的金融信息正确地甄别出企业质量的信号。
公司控制权市场不同
在西方经典的公司金融理论中，认为投资者在市场上具有用脚投票的权利，当公司现任的管理层在经营上无效率时，原有股东或者新的收购企业会收购足够股票，以获得公司的控制权，产生了新的接管者。虽然近年来美国的法律对公司接管有了更多的法律限制，但是公司的接管市场在外部监管的功能方面还是基本有效的。在我国，绝大多数的上市公司，由于存在着 “一股独大”的现象，当公司的现任管理层经营无效率时，除非大股东愿意进行场外协议转让非流通股，否则外部人很难购买足够的流通股以达到接管公司的目的，即公司的控制权市场的不完善很难起到外部治理的作用。
经理市场的发展程度不同
在英美成熟的市场模式下，形成了完善的经理人市场，经理人的聘用、任免和其职业声誉有很大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经理努力工作，避免股价的下跌、公司被接管或者企业的破产。但是在我国，当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国有时，公司高层人事的任免权掌握在当地党政部门的手里，当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家族时，高层经理人往往由家族成员来担任，通过经理市场来聘任的专业经理只占很少的一部分，高层经理的任免和其以往的职业声誉没有太大的关系。
税收制度不同
在西方经典公司金融理论中，税收因素是影响金融行为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国企业所得税最高法定税率为33%，但是上市公司整体执行33%的法定税率的比例很小，普遍享有优惠税率以及许多非税率的优惠，而且不同行业、地区和规模的上市公司的法定税率之间有明显的区别。这种情况下，很难判断税收因素对企业金融行为的影响。 从以上各个方面的因素来看，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和金融决策行为与西方经典公司金融理论的背景有很大的不同。这说明，在研究中国上市公司的金融行为研究中，可以借鉴西方经典金融理论的有关视角和方法，但照搬其来解释我国上市公司的金融决策行为则是不恰当的。 中方的研究建议及方法 青木昌彦曾经说过：离开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和它的制度与习俗历史来选择哪种公司治理结构最适用于转轨经济，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在设计转轨经济的公司治理结构的时候，经济学家必须具体地确定每种公司治理结构模式(或是不同的模式的结合)的运作所需的特定条件，这些条件在转轨经济中能否得到，以及实现这些条件的最有效率的途径，我们不能忽视转轨过程中的路径依存(path—dependent)或循序演化的性质。与此对应，在对我国上市公司的研究中，也不能离开中国经济的路径依赖性、实际现状、制度特点，否则结果将会偏离中国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 （一）公司金融研究中要考虑的两大因素 1.公司的治理结构。由于我国转轨经济下的国家整体性制度安排的复杂性和变迁性，形成了完全不同于英美市场主导模式的上市公司的治理机制。在我国上市公司的众多利益相关者中，由于股权的高度集中、贷款银行缺乏“相机治理”的权力，机构投资者的消极性等因素，核心控股股东对贷款银行和中小投资者的侵害成为主要的代理问题。由于缺乏制衡机制，这种现象还极为严重，这种理财的制度环境对企业的金融目标和金融行为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研究中国的公司金融时应该关注制度因素的影响。 2.资本市场的有效性。由于转轨经济的背景，我国股票市场成立的背景和定位是为国有企业脱困改革提供融资、解困的工具，种种转轨制度的合作博弈的结果是资本市场功能的混乱，寻租现象较多，投资性较浓，很难与国外成熟的资本市场相比，这将对公司的实际金融决策产生下列影响：(1)从绩效测量角度来看，市场反应研究只能研究对流通股股东财富的影响，而不能考察非流通股股东财富的影响；(2)股市存在较为强烈的炒作风气，使得事件研究的有效性大打折扣；(3)与西方理论不同，股价的变动不会影响到控制权的安全性，对公司经理层没有太大的压力；(4)上市公司通过金融决策来进行盈余管理或者传递信息以操纵股价。 （二）有关公司金融研究的基本方法 我国公司金融研究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金融行为的解释性研究和最优金融决策研究。 1.金融行为的解释性研究。在对上市公司的金融行为的解释性研究中，要根据公司的治理结构来确定特定金融行为的决策者是谁，他在现实中的目标函数是什么，有什么约束条件，由此又导出了什么样的公司金融决策。而不能像西方经典公司金融理论那样，认为公司处于一种理想的公司治理状态，金融决策者的目标函数都是公司股东价值最大化。例如，在我国，从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中可以判断出，拥有公司控制权的是核心大股东，他在现实中的目标函数是为了获取“控制权租金”的最大化（在不同的具体金融决策范畴中，“控制租金的最大化”可以转变为不同的具体目标），约束条件是公司治理结构中其他的利益制衡方和资本市场的现实条件，最后由此可以解释其实际的金融决策行为。 2.最优金融决策研究。在有关上市公司的最优金融决策研究中，首先需要确定金融决策的目标函数是什么，然后是不同的公司治理理念。在古典的公司治理理论中始终强调“股东中心主义”。但是随着现代公司的发展，公司目标并不是股票市值最大化或者股东利益最大化，而是要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即产生了“利益相关者理论”。公司治理被描述为所有利益相关者的行为和结果，并无一个国际通行的公司治理模式。我国目前正处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以后的公司治理结构发展方向以及公司治理中采取哪种理念尚无定论。 西方公司金融研究都是以最大化公司的价值为目标，就其本质仍然是以出资者为核心，而且由于其股东的股票为全流通股，债权人的债券也可以交易流通，所以就最大化公司的价值就等同于最大化公司股票和债券市价。但我国有着完全不同的情况：首先，公司债务大部分是银行贷款，不能交易流通，债权人追求的是公司金融的安全和本金偿还性；其次，股东中的大部分股票是非流通股，其只能进行有限的协议转让，转让价格约等于净资产，所以，这部分非流通股东若要最大化其价值，必须最大化其所拥有的净资产额；而流通股股东的股票能在市场流通转让，则最大化股票价格就成了其追求的目标。以上三部分的公司出资者的追求目标不同，就决定了在最优化公司金融决策时的目标函数有不同的选择。可以设想，在目前这种非流通股股东拥有控制权的情况下，金融决策行为体现了控股股东“控制租金的最大化”的意图。而将来随着国有股的逐渐全流通、治理结构中引入机构投资者、或者是主银行制等，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将导致不同的公司金融目标，所以在今后的公司金融研究中，无论在进行行为解释还是进行最优化设计，都不能离开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

C. 金融中介理论的主要内容

这一部分详细论述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金融中介理论的主要内容及其发展过程。以中介形成与影响发展的主要因素为中线论述。 跨期交易结果的不确定性可分为个人不确定性和社会不确定性，当面向个人的不确定性在某种程度上结合起来，即从结果上表现为经济社会总体的不确定性时，社会不确定性就产生了。假定无论社会不确定性还是个人不确定性都是经济社会所固有的，从某种意义讲，个人并不能通过其他资源的使用就减少这些成本。
Bryant(1980) 和 Diamond & Dybvig(1983) 研究了在个人面临消费不确定性时银行类中介的作用。在他们的研究中，银行负债是作为平滑消费波动的机制而出现的，而不是执行交易媒介的功能。银行为家庭提供防范影响消费需求（路径）的意外流动性冲击的保险手段。
Diamond & Dybvig(1983) 模型（以下简称 DD 模型）的前提假设为：假定从投资机会中获得的支付与消费者的期望消费路径不一致，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是随机的。除非他们通过中介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消费冲击，否则满足这些随机消费需求会要求消费者提前结束投资。 Diamond & Dybvig(1983 ， 1985) 模型认为在投资者面对独立流动性冲击的经济中，金融中介提供的存款合同可改进市场配置。而市场不能为防范流动性提供完全保险，因而不能导致有效的资源配置。实际上， DD 模型的金融中介为个人投资者提供了一种风险保障。投资者可以利用金融中介来提高自己在孤立状态下备用投资的可能性。一方面，他可以避免投资机会中固有的风险；另一方面，可以避免消费需要中固有的风险。在 DD 模型中，在没有交易成本的情况下，投资者之间可直接订立合约，以获得与利用金融中介相同的投资结果。但是，由于道德风险的原因，这样的私人合约会最终走向解体。
Diamond & Dybvig 假定活期存款是不能交易的，且没有考虑其他证券市场。 Jacklin(1987) 和 Haubrich & King(1990) 也认为金融中介的存在依赖于上述假定。 Hellwig(1994) 和 von Thadden(1998) 考察了在 Diamond & Dybvig 模型中加入其他条件时银行的功能问题。为了回应 Jacklin(1987) 、 Haubrich & King(1990) 、 Hellwig(1994) 和 von Thadden(1998) ， Diamond （ 1997 ）发展了一个包含银行和证券市场的模型，考虑了在市场上代理人有限参与的情况。文章的重点是关于银行流动性的提供和市场深度的相互作用。代理人参与证券市场越多，银行提供额外流动性的能力越弱。
Allen & Gale(1997) 考虑了金融中介的不同的平滑功能，也就是所提供的平滑跨代风险转移机制。在迭代模型中，市场是不完全的，但是 Allen & Gale 指出，长期存在的金融中介是提供这种跨期平滑作用的制度机制。中介持有所有资产，为每一代人提供存款合约。在积累了大量储备之后，中介为每一代人的存款提供独立于真实红利实现情况的不变收益。
上述分析主要是针对个人的消费风险所引起的不确定性。投资不确定性会引起风险厌恶型的投资者进行多样化投资，而金融中介可以减少个人持有多样化组合的成本。这在下一部分会详细分析。 交易成本曾经是解释金融中介存在的一个主要因素，正如 Benston George （ 1976 ） ) 所述：“这一行业（指金融中介业）存在的原因在于交易成本”。交易成本包括货币交易成本、搜寻成本、监督和审计成本等。其中搜寻成本、监督和审计成本放在信息与金融中介部分介绍。
新金融中介理论的先驱格利和肖及其后继者 Benston George （ 1976 ）和 Fama(1980) 认为，由于金融资产交易技术中的不可分性和非凸性，阿罗—德布鲁范式中理想的无磨擦的完全信息金融市场已不再存在，因而就需要金融中介参与金融交易；金融中介可视为单个借贷者在交易中克服交易成本、寻求规模经济的联合，并指出金融中介存在的原因在于交易成本，提出了金融中介理论中的交易成本思路，从而开创了新金融中介理论。金融中介降低交易成本的主要方法是利用技术上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也可以这样说，规模经济和（或）范围经济起源于交易成本。若存在与任何金融资产交易相关的固定交易成本，那么，和直接融资情况下借贷双方一对一的交易相比，通过金融中介的交易就可以利用规模经济降低交易成本。之所以有规模经济存在，是因为在金融市场上，当交易量增加时，一项交易的总成本增加得很少。从整个社会的储蓄投资过程看 ，中介手段有助于提高储蓄和投资水平以及在各种可能的投资机会之间更有效地分配稀缺的储蓄 ，这被称之为金融中介的“分配技术”。同时 ，金融中介还可通过协调借贷双方不同的金融需求而进一步降低金融交易的成本 ，并且依靠中介过程创造出各种受到借贷双方欢迎的新型金融资产，这被称之为“中介技术”（孙杰， 1998 ；张杰 2001 ）
Klein(1973) 认为多样化成本是出现金融中介的必要条件，并且注意到这“提供了一种聚合资财的经济刺激，而中介机构则是如此聚合资财的合乎逻辑的工具”。 Kane & Buser(1979) 研究了美国商业银行持有证券的多样化程度。金融中介的规模经济还表现在它能更好地开发专门技术来降低交易成本。互助基金、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开发了计算机专门技术，使之能以极低的成本提供多种便利的服务。
另一类型的规模经济与流动性保险相关。按照大数法则，大的投资者联合将能够投资于流动性弱但收益性高的证券，并且保持足够流动性以满足单个投资者的需要。这一讨论并非仅仅适用于银行业，对保险活动或存货管理同样有效。
Freixas & Rochet(1997 ）认为范围经济主要涉及支付和存款服务之间，无论在经验还是理论层次上，范围经济并不易准确陈述。 Anthony Saunders(1997) 指出金融中介形成的产品间成本协同节约的能力为范围经济。比如说，计算机化可以使有关客户和他们需求的重要信息得以储存和共同使用。技术使得金融机构共同使用自己的资源投入（如资本和劳动力），以较低的成本（所谓较低的价格是与这些金融服务产品各自独立生产时相比）生产出一系列金融服务产品。
80 年代以来有大量文献考察了不同金融服务行业中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关于银行，除了最小规模的银行外，许多早期的研究都没能发现规模经济（ Benston et al. ， 1983 ； Berger et al . ， 1987 ； Gilligan & Smirlock ， 1984 ； Gilligan ， Smirlock & Marshall ， 1984 ； Kolari & Zardkoohi ， 1987 ； Lawrence ， 1989 ； Lawrence & Shay ， 1986 ）。最近，由于数据的完善和测量技术的提高，人们发现规模在 $1 亿到 $50 亿之间的银行存在规模经济（ Mester ， 1990 ； Noulas et al. ， 1990 ； Shaffer ， 1988 ； Hunter et al. ， 1990 ）。关于范围经济，不论是在存款、贷款及以其他传统银行产品业务中找证据，还是从表内与表外业务中找证据，有关成本互补的证据最多只是很弱。对非银行金融业的研究相对较少，几乎都说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不存在 (Mester ， 1987 ； Lecompte & Smith ， 1990 ； Fields & Murphy ， 1989 ； Grace & Timme ， 1992 ； Goldberg et al. ， 1991 ）（上述关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实证来自于 Anthony Saunders,1997 ）。 运用信息不对称来解释金融中介的存在，是 20 世纪 70 年代金融中介理论的热点。我们通常认为关于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文献可追溯到 Leland & Pyle(1977) 或更早到 Akerlof(1970) 。但 Stiger(1967) 把这一问题追溯到 Keynes(1936) 的关于借款者的风险和贷款者的风险的区别。在回顾了 Keynes 关于诸如获得借款人的知识和监督他们在贷款期间的行为的“信息成本”的分析之后， Stiger 得出一个经典的定义：“信息成本是指从无知到无所不知转变的成本，而很少有交易者能够负担全过程的成本”。新的文献通过确认融资过程中获得信息资源的困难，把以信息成本为基础的金融中介理论导向一个更加基础的水平。
所谓的信息不对称是指交易的一方对交易的另一方不充分了解的现象。例如，对于贷款项目的潜在收益和风险，借款者通常比贷款者了解得更多一些。信息不对称会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 , 两者都会导致金融市场失灵。
解决逆向选择问题的一个办法是让私人来生产和销售信息。也就是一小部分人生产信息而成为知情者，然后把信息出售给不知情者。然而，这引入了“可信度问题” (reliability problem) ， Hirshleifer(1971) 首先指出了这一问题：即不可能使信息生产者可信地保证他事实上生产了有价值的信息。一个相关的问题涉及信息的再出售。如果信息生产者可信地生产了有价值的信息，然后卖给另一代理人，但没有办法阻止第二个代理人把该信息卖给第三方，以致第四方等。换句话说，信息的购买者在不必减少自己对信息的使用的情况下把它卖给别人或与人共享。这是所谓的“剽窃问题” (appropriability problem) 。信息生产者不能完全得到信息生产的回报，这使得信息生产不经济（见 Grossman & Stiglitz(1980) ）。信息生产中的再出售和剽窃问题激发了金融中介的产生。 Leland&Pyle(1977) 首次提出中介可以克服可信度问题。中介通过将它自己的财富投资在资产中以可信地生产信息，这表明它所生产的信息是有价值的。 Leland& Pyle 建议金融中介通过发行证券和将收益投资到证券组合中使得中介成为私人知情者，这样能有效地解决信息生产中的可信度和剽窃问题。从其委托监督模型出发， Diamond(1984) 从 Leland& Pyle(1977) 模型得出相对于企业主的成本来说，分散化可降低中介的显示成本。在 Leland& Pyle(1977) 之后，许多文献尤其著名的是 Campbll & Kracaw(1980) 也探讨金融中介存在以生产潜在投资的信息，这些信息在资本市场上不能有效的生产出来。然而，最完整的论述代理人联盟能够生产潜在投资的事前信息的是 Boyd & Prescott(1986) 。在 Boyd & Prescott(1986) 模型中，代理人可以评价他自己的项目，然后向投资者发行承诺支付特定回报的证券。或者，代理人联盟可以提供给投资者一个组合回报。金融中介就是这样的代理人联盟，它可以评价项目，投资到必定会产生高回报的项目，从项目组合中分享回报。金融中介( 尤其是银行 ) 之所以能从信息生产中获利，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它们主要发放私人贷款，而不是购买在公开市场上交易的证券，这避免了“搭便车问题”。
从交易成本的角度看，逆向选择导致的成本为：在贷款之前，贷款人在逆向选择环境下对合适的投资项目和借款人进行搜寻和核实投资项目预期收益的成本，即搜寻成本和核实成本。 Chan(1983) 建立了一个模型 ，认为金融中介的优势是能将搜寻投资机会的成本分散于众多投资者之间 ，因为在不存在金融中介的场合 ，每个投资者都要独立支付一笔搜寻成本 ，而金融中介则可以在不同投资项目之间进行广泛的搜寻 ，一旦找到了某个有效益的项目 ，还可与其他投资者一同分享。即金融中介在项目搜寻方面存在规模经济。核实成本是对投资效益进行评估的成本 ，要进行评估就要采取措施 ，就要花一笔费用。核实成本的效果是落实所取得投资效益，投资效益是“不能轻易地在投资者中间分享的”。意思是投资效益不容易直接分配给各个投资者 ，要分配给各个投资者 ，只能通过金融媒介体。金融媒介体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 ，就在于投资效益的一部分能够让自己的客户分享。 Broecker(1990) 研究了逆向选择环境下进行的项目筛选问题。
解决道德风险的办法是增加监督，而监督是有成本的，如果由大量的小的贷款人直接监督借款人，成本会很高，而且同样会产生“搭便车问题”。而银行监督则具有规模经济，所以把它委托给一个特定的机构—银行是有效率的。银行相对于其他金融中介的另一个优势是：由于企业通常在银行开户，银行就可以直接得到重要的信息，银行就可以通过观察企业的存款和取款来评定企业的金融状况（ Irena Grosfeld ， 1997 ）。 Diamond(1984) 首次对金融中介的存在作了一致性的解释。 Diamond 模型中的金融中介“监督”借款人。 Hellwig(1991) 对此进行了研究。 Holmstrom & Triole(1993) 研究了在项目实施期间防止借款人的道德风险问题。 Townsend(1979) ， Gale & Hellwig(1985) ， Krasa & Villamil(1992 ）提出了处罚或审计违约借款者的问题。 Winton(1995a) 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即银行资本的作用问题，他指出银行资本是完成委托监督功能的另一机制。同时，中介贷款时所解决的任何能够增加价值的问题同样也是借款给金融中介的一方面临的问题。在 Diamond 模型中，中介代表借款给中介的投资者监督借款人。但是贷款给中介的贷款人自己不得不直接监督中介。这个所谓的监督监督者的问题如何解决？ Diamond(1984) 是第一个认识到并解决这一问题的人（ Gorton & Winton ， 2002 ）。更准确地说，“监督监督人”的问题是指：如果监督中介的成本低于贷款人直接贷款给借款人的成本和所导致的监督成本，则借款给中介会减少监督成本。 Diamond 的基本结论显示，随着中介规模的增大，如果中介按所承诺的监督借款人，它就会按承诺的支付存款人。如果不是这样，中介会遭受非金钱的惩罚即破产或声誉损失。如果贷款的回报是相互随机独立的， Krasa & Villanil(1992) 应用大偏差定理表明：只要存款人的监督成本不随银行规模成指数增长，对大银行充分监督的期望成本趋于 0 。其他的关于银行类中介的理论观点强调了长期承诺关系的优点。认为银行会通过建立长期承诺机制来减少投资者、经营者和雇员之间的道德风险（ Shleifer & Summers ， 1988;Mayer ， 1988 ， Franks & Mayer ， 1990; Irena Grosfeld ， 1997 ）。 对于金融中介有两种不同的分析方法，一种方法视现存的金融中介为给定，认为公共政策的目标就是帮助现有的机构生存和兴旺，把这种分析方法简称为机构观；另一种分析方法则不同，视金融中介运作的功能为给定，并探索运作这些功能的最佳机构结构，这种方法称为功能观。 Jensen & Meckling(1976) ， Leland& & Pyle(1977) ， Greembaum & Higgins(1983) ， Diamond & Dybvig(1986) ， Black(1985) ， Williamson(1985 ， 1988) ， Brennan(1993) ， Cossin(1993) ， Pierce(1991) 和 Scholes & Wolfson(1992) 都不同程度的论述了金融中介的功能，但系统的论述金融中介的功能并把它提升到金融中介的功能观层次的是 Bodie & Merton （ 1993 ， 2000 ）、 Merton & Bodie （ 1993 ， 1995 ）和 Merton(1995 ）的分析。金融中介功能观大大地拓展了金融中介理论的视野，从而把金融中介理论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水平。金融中介功能观的核心内容可表述为：金融功能比金融机构更稳定，亦即在地域和时间跨度上变化较小；机构的形式随功能而变化，即机构之间的创新和竞争最终会导致金融系统执行各项职能的效率的提高。而且功能观首先要问金融体系需要行使哪些经济功能，然后去寻求一种最好的组织机构，而一种组织机构是否最好，则又进一步取决于时机和现有的技术（ Merton ， 1995 ；博迪， 2000 ）。
当然，这里关注的焦点并不在于金融中介功能的具体内容，而是金融机构的动态变化。 Merton （ 1995 ）承认，近年来，金融体系结构（ Ross(1989) 把金融机构分为透明的各类证券市场、半透明的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不透明的传统金融中介如商业银行与保险公司）发生变化的部分原因是由于新设计证券的大量涌现，计算机和电讯技术的进步也使得不同证券的大宗交易得以顺利完成，部分原因是由于金融理论的重要进步，所有这些都大大地降低了金融交易的成本。结果，导致金融市场交易量大幅提高，从而替代了金融中介的某些职能。中介与市场在金融产品的提供上是竞争的，而技术进步与交易成本的持续下降加剧了这种竞争的强度。 Finnerty(1988,1992) 对金融产品创新的大量事件的考察表明，最初由中介提供的金融产品最终都走向了市场，这种范式隐含着：金融中介（特别是非透明中介如银行）正在被金融市场的制度性安排所替代。上述观点对于金融中介总体来说是不成立的，中介除了提供定制的产品和服务的明显功能以外，还具有重要的创造与检验新产品的潜在功能。 Merton 根据金融产品的性质对金融市场与金融中介作了具体“分工”。相比之下，金融市场倾向于交易标准化的或者说成熟的金融产品，这种金融产品能服务于大量的消费者，并在定价时能被交易所充分理解；而金融中介则更适合于量小的新金融产品，这些新产品一般而言是高度定做的，只针对那些具有特殊金融需求的消费者，因此信息也是完全不对称的。中介和和市场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中介通过创造出构成新市场基础的产品和加大市场上已有产品的交易量来帮助市场成长。反过来，市场通过降低生产产品的成本帮助中介创造新的更加个性化的产品。当我们静态地审视某一特殊产品的活动时，中介和市场的确是两个相互竞争的制度。然而当我们动态地看待金融系统的演进时，两者又恰恰是互补性的制度，在功能的发挥上彼此加强、相互促进。从这种意义上讲， Merton 对金融中介理论的贡献是真正具有建设性的，甚至是革命性的。
功能需求的稳定性使 Oldfield & Santomero(1997) 认为金融服务，如发行、配置、支付、及融资，比提供服务的机构和满足客户要求所提供的特定产品都要稳定。 Eichberger & Harper （ 1997 ）也为我们理解中介与市场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在他们看来，金融制度发展的特征实际上就是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之间持续的竞争，金融制度演进的历史也就成为人们试图调和金融制度和金融市场竞争性关系的历史。 Allen & Santomero (1998) 认为现有的文献过分强调了中介在减少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方面的作用。他们指出，中介是风险转移的推进器和处理日益复杂的金融工具及市场难题的推进器（ Facilitators ）。同时指出，为参与金融活动提供便利是金融中介的一项重要服务。减少参与成本（即学习有效利用市场并日复一日地参与到这个市场中来的成本。）对理解已在金融市场发生了的变化是事关重要的。 Merton(1989) 增加了金融部门的另外一个功能。他认为金融中介具有在不同参与者之间分配风险的能力。在这里，金融中介的主要增值能力在于它们具有以最低成本有效地分配风险的功能。金融中介可以通过动态交易战略创造大量的合成资产。其业务日渐集中于风险的交易和各种金融合约风险的捆绑和拆分。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许多传统的金融市场扩大了，新的金融市场产生了，交易成本也降低了，信息变得便宜和容易得到，但却没有伴随着中介的减少。反而，金融市场广度与深度的扩展却是中介和企业增加运用这些金融工具的结果，也就是说，金融市场的扩大并没有使人们对金融中介的依赖程度降低，反而，个人参与金融市场的方式急剧转向通过各种中介。因此，传统的以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为基础的金融中介理论对此现象的解释就存在问题。
针对银行等金融中介业务的变化， Allen & Santomero (1998) 在归纳银行新业务后认为，风险管理已经成为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的主要业务。 Scholtens & Wensveen(2000) 则认为，风险管理从诞生起就是银行的核心业务，银行总是持有风险资产并管理它。而随着银行新业务的拓展和衍生金融工具的出现，这一职能大大加强了。管理风险现在是，而且一直是金融中介的生计所在。依靠在信息生成和处理上的专业化以及分散个体信贷和期间风险，中介一直能够吸收风险。针对金融中介职能的变化， Allen & Santomero(1998) 认为，原有的金融中介理论视野过于狭窄，需要用风险管理和参与成本来解释现代金融中介的存在。他们认为，在传统的以银行业为基础的经济中，金融市场的作用并不显著，银行管理风险的办法是将风险跨期平滑化：在资金充裕的时候吸收大量短期流动性资产，而在资金短缺时用它们作为流动性风险的缓冲剂。但是，近 20 年来，金融市场的发展对银行业形成的冲击，使这种风险管理办法难以为继了。因为金融市场给投资者提供比银行利息高得多的回报，因而使资金从银行流入金融市场。为了生存，银行不得不对其风险管理办法动手术：银行等金融中介绕开分业经营的限制，开拓新业务，进入新市场，进行金融创新，推出新的金融产品，向“全能银行”转变。这样，与传统的信贷业务比例下降相伴随，银行开始在金融市场中扮演着进行资产交易和风险管理代理人的角色。参与成本可以解释银行的职能转变。所谓参与成本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花在参与风险管理和决策上的时间。 Allen & Santomero(1998) 指出，最近 20 年来，随着人们特别是专业人士的单位时间收入的提高，他们花在风险管理和决策上的时间的机会成本大大增加了；二是指由于金融创新，金融工具越来越复杂，使得非金融从业人员了解金融风险交易和风险管理的难度也大大增加了。投资者学习某种金融工具需要花费固定成本，既然如此，虽然交易成本与信息成本可能已经大为下降，但由于伴随着上述固定成本，投资者的最佳选择仍然是只持有有限的资产（ Brennan ， 1975 ）， King & Leape （ 1984 ）提供了相应的经验证据。这两方面的原因，使得个人参与金融资产交易和风险管理的成本大大增加。而金融中介作为专业机构，可以利用其专业优势，代理人们进行风险交易和管理，从而大大减少参与成本。在这里，金融中介的职能主要是代理金融资产交易和风险管理，已不同于传统的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的职能了。 Scholtens & Wensveen （ 2000 ）基本同意 Allen & Santomero （ 1998 ）的观点，但是认为他们的分析并不全面。尽管市场不断向完美市场逼近，信息价格不断下降，但不对称信息和交易成本仍然是中介起作用的重要因素。 Scholtens & Wensveen （ 2000 ）认为参与成本并不能很好地解释金融业近年来发生的一些巨大变化，诸如共同基金的发展和金融衍生工具的广泛使用。在他们看来，这些金融产品迅速发展的关键仍然是风险而不是参与成本，金融中介理论必须拓展其目前的研究边界。应当放弃静态的完美市场范式，采用更为动态的概念，金融中介理论应当包括金融创新的动态过程和在此基础上的市场差异化。金融中介不是居于最终储蓄者和投资者之间充当“代理人”，以减少像不对称信息和参与成本之类的市场非完美性，而是一个独立行事的市场主体。它能够创造金融产品，并通过转换财务风险、期限、规模、地点和流动性而为客户提供增加值。因此价值增值是现代金融中介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从而理应成为金融中介理论的核心。当然，价值增值是通过降低人们的参与成本和扩展金融服务来实现的。
基于此， Scholtens & Wensveen 的这种所谓的补充理论（ amended theory ）自然强调金融中介的顾客导向而不是信息不对称。也就是说，金融中介本身就是向顾客出售金融服务并从中获利的，而传统理论所谓的节约交易成本、消除信息不对称以及参与成本等则属于上述过程的伴随效应（ by-effect ）。总之，这种补充理论与传统理论相比，后者强调成本，而前者则强调价值；后者强调信息不对称，而前者强调顾客导向（张杰 2001 ）。

D. 有谁知道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金融代理人 工作内容是什么 好做吗

既然是代理，肯定是做业务

E. 分别说明有效市场假设，理性人假设和代理理论，并解释

有效市场理论（EMH：EfficientMarketsHypothesis)是西方主流金融市场理论，又称有效市场假设，该理论是预期学说在金融学或证券定价中的应用，是现代金融学理论的重要基石，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套利定价理论（APT）以及期权定价模型（OPT）都是在有效市场假设之上建立起来的。有效市场理论有四个假设前提：1、市场信息是被充分披露的，每个市场参与者在同一时间内得到等量等质的信息，信息的发布在时间上不存在前后相关性。2、信息的获取是没有成本或几乎是没有成本的。3、存在大量的理性投资者，他们为了追逐最大的利润，积极参与到市场中来，理性的对证券进行分析、定价和交易。这其中有包括三点：第一，假设投资者是理性的，因此投资者可以理性评估资产价值；第二，即使有些投资者不是理性的，但由于他们的交易随机产生，交易相互抵消，不至于影响资产的价格；第三，即使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并非随机而是具有相关性，他们在市场中将遇到理性的套期保值者，后者将消除前者对价格的影响。4、投资者对新信息会做出全面的、迅速的反应，从而导致股价发生相应变化。有效市场理论的内容在上述的前提条件下，有效市场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1、在证券市场上，信息以随机的、独立的方式进入市场，面对刚公布的新信息，价格调整通常是独立进行的。证券价格的变动是市场对各种信息做出的反映，因此价格的每次变动也是独立的，与前一次价格变化没有联系。2、市场存在着众多投资者基于利润最大化的目的，他们能各自独立地对证券价格进行理性的分析和评价。3、投资者面对新信息，能够迅速、准确地调整价格反映新信息对价格产生的影响。由于投资者能够迅速、准确地调整价格，市场对新信息的反映速度足够快，因此投资者不能获得非正常报酬，而只能赚取风险调整的平均市场报酬率。这样，如果在一个证券市场中，证券价格完全反映了所有可能获得或利用的信息，每一种证券的价格永远等于其投资价值，那么就称这样的市场为有效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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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如何理解“利益相关者理论是代理理论的必要结果”

理解“利益相关者理论是代理理论的必要结果”
利益相关者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基础是公司的规模庞大，对社会的影响很普遍，因此公司不但要对股东负责，而且还应该对更多的社会部门履行受托责任。
1.利益相关者理论是代理理论的必要结果，因此是一种更适合将公司理论概念化的方式。
2.经过适当的修订，代理理论最多也只是相关利益者理论的一种狭义形式。
3.代理理论隐含的关于人的行为和动机冲突的假设是矛盾的。
4.所有的关于公司的理论都必须支持一个隐含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它包括某种基本权利、原则，以及对人的行为的假设，这些假设可能需要对其他传统公司理论进行修改，甚至重新构思。
从长远来看，代理理论的最终目标和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实践结果是一致的。
利益相关者管理理论是指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为综合平衡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而进行的管理活动。利益相关者包括公司股东、雇员、供应商、客户、债权人、公司附近的社区以及公众，甚至有极端拥护者以为还应该包括环境、动物物种以及人类的后代。

H. 代理理论与利益相关者理论比较各自优缺点是什么

委托代理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初看起来，并并具有很强的相关性。但深入思考起来，确实是宿根交错。 委托代理理论主要是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契约关系，代理人拿了委托人的钱，根据契约理应按照委托人的最大化利益行事，而基于自利的假设，代理人往往会按照自己的最大化利益行事，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委托人的利益。利益相关者理论则主要是说，行为主体应该综合平衡各方面的利益而行事。如果把行为主体聚焦为企业，则二者的不同点主要如下： 1、对于企业宗旨的假设不同。委托代理理论最基本的假设是企业（包括各级管理人员）都应该为股东服务，企业经营结果最终受益（承担）主体只有股东。其中蕴含的假设即是，公司经营的宗旨就是为了赚钱，获得资本增值，这体现了企业的经济性特征。而利益相关者理论则认为，企业运营过程中不仅应该考虑股东利益，还应该综合考虑员工、社区、消费者、合作方、供应商、甚至竞争对手的利益。其中，蕴含的假设是，企业的宗旨是为社会体系中的相关方提供价值增值，这充分体现了企业的社会性，甚至政治性。 2、契约的性质不同。委托代理理论中，股东和经营者之间的契约多为显性的经济契约关系。而委托代理理论中，企业和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契约多为隐性的、并且很大程度上是心理上的契约关系。 3、关于人性的假设不同。委托代理理论研承了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即人生来就是自私自利的。而利益相关者理论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企业和人的利他特征。前者是亚当斯密所谓的“无形之手”挥动的基础，而后者则是所谓“和谐社会”发展的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