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金融机构

❶ 中国最早的钱庄的名字叫什么

大宋钱庄”是我国最早的钱庄，铸行了我国最早的钱庄钱，
钱庄是中国旧式金融机构，在近代银行业兴起之前，钱庄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曾经发挥过不小的作用。那么，钱庄这一称谓最早起于何时呢？据有关著作称，官方文献最早出现“钱庄”一词是在清乾隆十年（1747年），福建巡抚周学健奏称：“但铺户奸良不一，应敕各州查明，该处钱庄若干，钱铺若干，造册”。“五达为康、六达为庄”，“庄”字有着信用交易四通八达之意，此前又曾称为钱庄。明时称为钱铺、钱肆，宋时称为“兑换铺”、“交引铺”，唐时称为“飞钱便换”。这类机构使用的大都是纸质凭证，清时称为钱庄票、会票、银票等，有异地汇划、代钱流通等功能。只有极少数发行过金属质钱庄钱。
笔者集藏一枚钱庄钱，外径3.16厘米，厚0.26厘米，重11克，白铜质，钱文楷体，规整秀丽，面文穿上下的“通宝”，穿两侧为“开封”、“清园”；背文穿上下为“当百”，穿两侧为“大宋”、“钱庄”。钱文清晰，包浆熟旧，是一枚很开门的钱庄钱。
开封是北宋的京都，经济发达 ，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街道两侧楼阁式商铺鳞次栉比，行人擦肩接踵，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描绘的就是当时开封府的繁荣景象。“清园”为钱庄的所在地，“通宝”和“当百”表示该钱是由官方发行可以流通的宝货，相当于制钱一百，“大宋钱庄”则是官营钱庄的招牌。
北宋初期使用铜、铁钱，宋仁宗天圣元年（1024年），由官方发行纸质凭证，称为“交子”，后改称“钱引”，初具纸币的功能，由于流通的需要，银两、铜钱、铁钱和纸币需要进行互相兑换，于是出现了兑换汇划机构，但钱庄这一称谓未见于著录。此钱以实物证明北宋时已出现了钱庄的称谓，较现有文字记载至少提早了六百多年。
“大宋钱庄”是我国最早的钱庄，铸行了我国最早的钱庄钱，它具有面值大、携带方便、可异地兑换、代钱流通、信用可靠等功能和优越性、避免了纸质凭证易损易伪造的弊病，实际上具有代价币的性质，但此钱的确切铸造时间难以考证，可能是一种试铸品而未正式使用，或在短期使用后即停用，故存世甚罕而未见于著录。这是一枚研究我国钱庄发展史的珍贵物证，可补史缺，供方家参考。

❷ 宋朝京城的繁华程度超乎想象，宋朝究竟有多有钱

很多人怀疑说宋朝不能算一个大统一的王朝，看看他所统治的地盘，再对比一下周边的少数民族王朝，以及他的那些软弱行为，他真的能算得上宗主国吗？但宗主不宗主都是过去了，再去因为那些争辩真的很无聊。而今天，我们讲的就是宋朝的经济。尽管宋朝的面积很小，但却被世界上很多历史学家认为是中国古代王朝中的“钻石王老五”，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暴发户。

❸ 我国金融机构的雏形始于哪个朝代

我国的金融机构最早可以追溯到南朝时期，那时候中国最早出现了当铺。

当铺起源很早，在南朝时已有寺院经营为衣物等动产作抵押的放款业务。唐朝当铺成为质库，唐玄宗时有些贵族官僚修建店铺，开设邸店、质库，从事商业和高利贷剥削，它与柜坊同在市场上占有重要地位。唐会昌5年，皇帝的一个文告中说：“朝到衣冠”，“贷承华胄”以及“清途”们都私置质库楼店，与人争利。

宋代当铺称长生库，由于宋朝社会经济日益发展，长生库（质库）亦随之发达。富商大贾、官府、军队、寺院、大地主纷纷经营这种以物品作抵押的放款业务。

(3)宋朝金融机构扩展阅读：

金融机构通常提供以下一种或多种金融服务：

1、在市场上筹资从而获得货币资金，将其改变并构建成不同种类的更易接受的金融资产，这类业务形成金融机构的负债和资产。这是金融机构的基本功能，行使这一功能的金融机构是最重要的金融机构类型。

2、代表客户交易金融资产，提供金融交易的结算服务。

3、自营交易金融资产，满足客户对不同金融资产的需求。

4、帮助客户创造金融资产，并把这些金融资产出售给其他市场参与者。

5、为客户提供投资建议，保管金融资产，管理客户的投资组合。

上述第一种服务涉及金融机构接受存款的功能；第二和第三种服务是金融机构的经纪和交易功能；第四种服务被称为承销功能，提供承销的金融机构一般也提供经纪或交易服务；第五种服务则属于咨询和信托功能。

❹ 高利贷发展在两宋时期造成了怎样的恶劣影响

众所周知古代中国是十分典型的农耕社会，这让中国百姓对于土地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古代的中国农民只要拥有赖以生存的土地就可以忍受各种各样的压迫，除非迫不得已，他们是绝对不会出卖自己的土地的。

南宋名相文天祥也曾经借过高利贷

而随着历史的发展，高利贷甚至渗透到了政府的高层官员之中。比如在南宋末年的时候，时任宰相的文天祥在和友人来往的书信中就提到自己的金碗抵押给了当铺，换取了一定的财物，并且其还劝自己的友人可以将暂时用不到的物品进行抵押。要知道在之前这种唯利是图的商业资本是最被儒生瞧不起的，而文天祥能够如此坦然的面对自己借贷的事情，这更能说明在宋代高利贷的发展到了何种程度，而且也成为了宋代各阶级百姓都要面对的一部分。

❺ 谁给我介绍宋朝苏州商业

宋代，传统的农业、手工业、商业、交通和城市在唐代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在此背景下，宋代的货币流通和信用进入迅速发展时期，无论是在信用形式、信用主体、信用工具方面，还是在制度保障上，都呈现出新的特点，开创了古代传统金融的新篇章。具体而言，宋代信用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国家信用与民间信用共同发展

在宋代，国家信用集中表现为朝廷的官方信用，通常借助政权的力量来经营金融机构以体现之。史料记载的宋代官方金融机构有榷货务、市易务、检校库、抵当所、抵当库、便钱务、交子务等，因职责不同发挥信用功能的路径各异。榷货务主要职责是“掌鹾、茗、香、矾钞引之政令，以通商贾，佐国用”（《宋史》卷一六一《职官志》）、“掌折博斛斗、金帛之属”（《宋会要辑稿·职官》）、“掌受商人便钱给券”（《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五之二二），相当于政府财政金融管理机构。它除了对政府禁榷物品进行专卖管理外，还可以通过便钱和兑付交引等信用证券的活动发挥信用功能。市易务基于市易法设立，“凡货之可市及滞于民而不售者，平其价市之，愿以易官物者听”（《续资治通鉴·宋纪六十九》），可见，其主要职责是平抑物价、以通货财。除此之外，市易务也可召人抵当借钱出息，提供信用。检校库类似今日的信托机构，代管户绝没官财产和官员的孤幼应获之父母遗产，收益供被检校户的孤幼享用。抵当所、抵当库同属官营借贷机构，在北宋神宗、哲宗时多称抵当所，而徽宗以后至南宋末多称抵当库，其主要职责是“掌以官钱听民质取而济其缓急”（《宋史》卷一六五《职官志》）。便钱务是在京都设置的钱币汇兑管理机构，负责管理商人在京师的入钱，简化入钱手续，提高效率。交子务是负责纸币流通印制的机构，后改称钱引务。宋代国家信用的提供，既有皇权保障、调控市场、增加收入、稳定社会、提高效率的积极一面，也有衙门作风、违背经济规律、欺压百姓的弊端。与此同时，宋代民间信用继续发展，私营高利贷业务、民间赊买赊卖、以物质钱、货币兑换等活动非常普遍，一方面满足了相关主体自身获得利益的需要，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信用的不足也起到了拾遗补缺的作用。

信用形式趋于多样化

在宋代，信用形式表现为借贷、质、押、典当、赊买赊卖、预付款等多元形式。借贷无外乎货币借贷和财物借贷两大类，进一步有政府借贷和私人借贷之分。政府借贷主要表现为赈贷的形式，通过紧急情况下贷给民户口粮或种粮的方式，助其度过困境，保证民众按时耕作，以保社会稳定。私人借贷多为高利贷，借助以“库户”、“钱民”为中心的高利贷网络输出货币资金，解决由于社会的分化和“钱荒”的影响带来的平民百姓资金严重不足的问题，满足燃眉之急和特殊支付的需要。质、押是借贷担保的形式，由质库、解库、普惠库、长生库等机构经营。质属动产担保，它的设立必须转移动产的占有；押属不动产担保，通常将抵押物的旧契交付抵押权人即可。债务人违约时，债权人可用变卖价款优先受偿。典当作为不动产转移的一种形式，也是在宋代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特点是典权人向出典人支付典价后，就占有了出典人典产的使用权和收益支配权，典权存续期间典权人不向出典人支付租金，出典人也不向典权人支付利息。宋代，商业贸易非常发达，但通货偏于紧缩，故赊买赊卖行为也很普及，几乎消费领域、流通领域和生产领域的所有物品都能进行赊买赊卖。而且赊买赊卖所涉及人员的关系也异常复杂，触及官家和私人各层面。从其实际效果看，解决了军需、赈济了贫民、加强了流通、满足了财政，更重要的一点，它向束缚生产流通扩大和发展的高利贷发起了冲击。

信用工具不断创新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宋代商业贸易的发展对货币发展的要求越来越高，但是社会中货币供给和流通状况不尽理想，表现为货币流通区域的割据性、货币供给数量的有限性、货币币材的复杂性以及大量流通的铜铁钱细碎和不便携带的特性，其结果是抑制了经济发展。为了解决这类问题，在高度发达的造纸和印刷技术保障下，通过民间自发力量的作用或官府的强制推行，宋代社会陆续涌现出诸如茶引、盐引、香药引、矾引、便钱、交子、钱引、见钱公据、关子和会子等大量新型纸质信用工具。茶引、盐引、矾引、香药引等信用工具要求相关人员先用粮草或现钱付出作为取得的条件，然后异地凭该票兑取现钱或其他禁榷货物。这些信用票据的行用，除了可发挥信用功能外，也使得政府和商人在禁榷专卖品领域能够共利发展，既有利于商人从政府专营的禁榷物品中分得一份利益，又有利于政府实现补给军需、增加收入的目标。便钱、见钱公据和早期的交子、关子、会子等信用工具要求相关人员先交纳现钱作为取得的条件，然后再根据需要持这些代表入纳现钱价值的信用票据到指定的地区和入纳地兑取现钱。这类信用工具携带方便且具有汇票性质，可以保障大宗交易、跨地区交易货款的顺利清结。早期的交子、关子、会子后来在信用票据基础上逐步发展为纸币，它们的行用，弥补了货币不足，节省了货币流通需求量，使商品经济得到了扩张。可见，宋代新型信用工具的大量行用，是社会经济发展史中最具标志性意义的新生事物，它缓解或解决了交换过程中的诸多不便与矛盾，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发展。

信用管理开始制度化

其一，完善了赈贷制度。宋史记载，“诸州岁歉，必发常平、惠民诸仓粟，或平价以粜，或贷以种食，或直以赈之，无分于主客户”（《宋史》卷一七八《食货志上六·赈恤》），此项制度贯于北宋南宋。其二，加强对高利贷的管理。对官营高利贷，明确了贷款资金来源、偿还期限、利息计算方法等内容。如王安石变法时期推行的青苗法指出，“以常平辗本作青苗钱，散与人户，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敛”（《宋史·王安石传》）。对私营高利贷，宋政府重视对利息的限制，“令富人出息钱不得过倍称，违者没入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有取富人家谷麦，贷息不得输倍，未输税不得先偿私负，违者加罪”（《宋大诏令集》卷一九八《禁约民取富人谷麦贷息不得输倍诏》）。其三，对赊买赊卖、预付款等进行法律规制。宋政府为了保证赊买赊卖顺利进行，出台了大量法律对当事人的行为和权益进行规范，尤其重视防止和打击欺诈行为，重视关乎国家财政收入的茶、盐等物品赊买赊卖的规制。如对于赊卖规定，“如有大段行货须至赊卖与人者，即买主量行货多少，召有家活物力人户三五人以上递相委保，写立期限文字交还。”（《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七之九）对赊卖官盐的行为规定，“都盐院以所买引，许商人依陕西赊绢例，召保以屋契、金银赊当，于缘边州军输纳。每引六贯，加钱三百，限一年输足。如违，所当并没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零）对茶叶的赊买赊卖规定，“今后应赊买客人茶，其人见有父母兄长，并要同共书押文契，即仰监勒牙保均摊偿还，其余买盐货之人，亦一体施行”（《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一之二六），“诸客人将茶赊卖与浮浪及卑幼者，依有利债负法”（《宋会要辑稿·食货》三零之三八）。

宋代信用的繁荣，在当时产生了积极影响。首先，促进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的产生和发展。早期的交子是北宋四川地区的店铺为了解决当地铁钱流通给交易带来的不便在发达的商业信用基础上借鉴飞钱的原理自由发行的，其实质是信用票据，以后纸币的职能是在此基础上演进的。交子的产生发展与信用的发展关系密切。其次，保证了生产的顺利进行。宋代赈贷赈恤的推行、赊买赊卖预付款的实施，减少了影响生产连续性的不确定因素，化解了买卖双方的支付矛盾，促使生产顺利进行。第三，推动了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政府的禁榷制度、货币供给的有限性、货币割据是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而交引、交子、会子等大量创新信用票据和信用货币的发行，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这些不利因素。第四，解决了财政困难、增加了财政收入。财政困难时，宋政府就大力发行各种信用票据，增加纸币的投放量，迎合财政的需要。当因此而引起尖锐的矛盾时，又通过调整信用的措施平息。在这转换运用的过程中，宋政府获得了更多利益。当然，宋代信用也存在弊端。高利贷具有很强的寄生性和腐朽性，对小生产者的剥削破坏了他们的生产条件。商业信用为不法之徒进行商业欺诈提供了机会，引发了投机行为，增加了风险。纸币由可兑换向不可兑换转变以及不可兑换纸币的大量发行，易引发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但综合评价，宋代信用的繁荣和创新不仅在当时产生积极效果，也为以后各朝代和其他区域金融发展提供了实践经验，发挥了积极作用，产生了深远影响。

摘自：以下链接http://www.zxls.com/Article/Class212/Class926/Class226/Class263/Class277/201104/20110404114135_157324.html

❻ 中国古代宋朝金融发展史

宋代的金融(上)

邓高峰

金融，简言之即资金的融通。今天，发达的市场经济必然伴随着规模庞大的货币资本运动，因而金融早已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但历史地看，金融又是一个很古老的部门与行业。今年高考语文（河南卷）现代文阅读试题，是一篇关于宋代金融与信用的短文，文章在娓娓道来中勾勒了宋代信用的形式、特点及其作用。其实，在中国古代金融发展史上，宋代金融及其信用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它一方面续写着中国古代金融发展的新篇，推动着社会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给后人留下了诸多深刻教训。

币制的整顿

唐灭亡后，中国陷入半个多世纪的五代十国分裂时期，五代政权都以正统自居，因而都铸造自己的货币，十国中的前蜀、楚、闽、南汉、后蜀、南唐也都曾发行货币，铸有铜钱、铁钱、铅锡钱等，其中以铁钱为多，加上民间私铸恶钱屡禁不止，因而这一时期的货币币材低劣、币种多样、币值波动不定，流通具有割据性、封闭性。政权的林立导致货币制度各自为政，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就是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十分混乱，就像回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因而是中国古代货币制度的倒退。

北宋政权建立后，就着手对货币进行整顿，严禁私铸钱和劣币流通。《宋史》载，太祖时，“凡诸州轻小恶钱及铁公式钱，悉禁之。诏到，限一月送官。限满不送官者，罪有差，其私铸者皆弃市”。太宗时又下诏：“察民私铸及销熔好钱作薄恶钱者，并弃市；辄以新恶钱与蛮人博易者，抵罪。”整顿的结果是，除川、陕外，铜钱成为全国多地使用的货币，传统的铜本位币制再度确立。到真宗年间，铜币逐步取代了五代时的旧币。

为此，朝廷还规定了铜钱的配料和重量，各时期有所不同。如真宗景德年间，朝廷规定的铜钱铸造标准是，每贯（即1000文）用铜3斤10两、铅1斤8两、锡8两。

宋代的铸币机构，依唐旧制，也称钱监，分布于全国各地。因铸钱的币材不同，有铁钱监、铜钱监两大类，其中主要是铜钱监。

为保持对铜钱的绝对控制权，朝廷实行“铜禁”政策，国家垄断铜矿的开采及冶炼，同时禁止民间储存铜钱或铜器，犯“铜禁”者严惩；在对外经济关系中，阻止铜钱外流。但是，由于以上政策收效有限，加之货币流通量的增加、铜钱的外流、民间的窖藏等原因，最终还是引发了闻名于历史的“钱荒”。对此《宋史》载：“比年，公私上下，并苦乏钱，百货不通，人情窘迫，谓之钱荒。”

至于贵金属金银，其目的本不在日常交易流通，而是作为财富贮藏和大宗的支付手段。太祖开宝四年（971年），朝廷就宣布禁止伪造黄金白银。政府将金银铸成金银铤，作为财富的代表而贮藏起来，铸造的金银钱则主要用于赏赐和喜庆。在对外贸易和与西夏、辽的关系中更是大量使用白银和绢帛。

北宋的交子

货币的本质是一般等价物，它的产生就是为了方便商品的交换。北宋时期，四川地区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这是宋代货币成就的最大亮点。它的出现当然有其必然性。

北宋开国前后，四川普遍使用的是铁钱，真宗景德年间还铸造有大铁钱。铁钱体重大而价值小，“小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折大钱一贯，重十二斤。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即难以携持”。在这样的背景下，“蜀民以铁钱重，私为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可见铁钱自身的缺陷是“交子”产生的直接原因。

交子成为纸币有一个过程。最初交子是蜀地商人私自印行，属“私交子”，结果导致“奸弊百出，狱讼滋多”。以治蜀著称的益州（今四川成都）知州张咏（字复之）进行整顿，令16家富户“连保作交子”“同用一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秘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张咏也因之有了中国“交子之父”的说法。这时的交子，实际上是一种信用凭证，也可以说是一种代金券。交子出现后，因为随时可以变现，方便了交易，但随之也出现一个问题，那就是富户中有的“资稍衰，不能偿所负，争讼不息”。形势逼迫着交子必须升格，由私人信用上升为政府信用。

天圣元年（1023年），时担任益州转运使的薛田、张若谷上奏朝廷，“请置益州交子务，以榷其出入，私造者禁之。仁宗从其议”。益州交子务在成都设立，次年开始发行交子，自此交子作为官方法定的货币正式发行流通，此为“官交子”。其面值最初为1贯到10贯，共10种。仁宗宝元二年（1039年）起改为5贯和10贯两种。

交子还有一个别称，叫做“楮币”或“楮券”。据《宋史》载：“蜀用铁钱，以其艰于转移，故权以楮券。”这是因为印刷交子使用的是楮纸，一种用楮树皮为材料制造的纸张，而成都造纸业发达，楮纸制造精良，故用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戴蒙知绵州，又请求朝廷“置抄纸院，以革伪造之弊”，严格交子的印制过程。

南宋的会子

会子原产生于北宋，有寄附会子、铅锡会子、钱会子、合同会子等多种，这里的“会”是兑、取之意，因此会子是一种有价证券或领取钱物的凭证，并非纸币。南宋初，都城临安民间也自发产生了便钱会子，高宗绍兴三十年（1160年），钱端礼知临安府，“命临安府印造会子，许于城内外与铜钱并行……东南用会子自此始”。自此，会子的发行权收归政府，会子作为南宋纸币正式诞生。后钱端礼任户部侍郎，会子由户部接办。绍兴三十一年（1162年），设立“行在会子务”（后更名为“行在会子库”。行在，天子所在之地）发行会子，有1贯、2贯、3贯三种，后增印两百文、三百文与五百文小面额会子。因发行机关为行在会子务、会子库，故会子称“行在会子”，又因为主要在东南流通，故又称“东南会子”。乾道四年（1168年），会子立界限额发行，“三年立为一界，界以一千万缗为额”。

会子流通之初，由于有10万缗铜钱作准备金，会子币值坚挺。孝宗乾道以后，因宋金交战，军费开支不断增加，加上开始不设界发行兑换，发行额大增，会子一度贬值，对此辛弃疾曾上疏：“往时，应民间输纳，则令见钱多而会子少，官司支散，则见钱少而会子多，以故民间会子一贯换六百一二十足，军民嗷嗷，道路嗟怨。”宋金议和后，朝廷进行整顿，孝宗年间，定三年为一界，每界以一千万贯为额﹐随界以新换旧﹐会子的币值一直稳定。光宗绍熙年间以后，为筹措军费，会子发行量猛增，会子不断贬值。到理宗末年，恶性通胀愈演愈烈，两百贯会子买不了一双草鞋，几乎是一文不值，南宋的货币体系全面崩溃。对此，学者许衡曾批评说“无义为甚”。学者高斯得也说：“呜呼！造币以立国，不计其末流剥烂糜灭之害，而苟然以救目前之急，是饮鸩以止渴也。”

南宋的会子还有地方版，主要有湖广会子、两淮会子、银会子、铁钱会子等。理宗宝公式四年（1256年），朝廷改钱引为四川会子，直至宋亡。

钱引与关子

纸币的发行量是有限度的，过度发行必然引发通货膨胀，纸币贬值。最初交子发行，以两年为一界，界满换发新交子，币值稳定。王安石变法后，货币需求量大增，加上西北边境军需开支，加剧了北宋钱荒。政府一方面增铸铜钱，另一方面，自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开始，交子两界并行流通。哲宗绍圣年间，交子“每岁书放亦无定数”，政府对于交子的发行已经开始失控。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发行42界交子，发行量有两万四百多万贯，相当于仁宗天圣年间的20多倍，交子陷于恶性膨胀。在这种情况下，朝廷改“交子”为“钱引”，改“交子务”为“钱引务”，“令诸路更用钱引……时钱引通行诸路”。大观元年（1107年），“诏改四川交子为钱引”。由于发行随意，钱引继续贬值。南宋时，钱引继续流通，仍以两年为一界（后改为三年一界），发行量也继续增加，“增引日多，莫能禁止”，以至于“楮券日轻，民生流离，物价踊贵，遂至事无可为”。交子与钱引沦为政府攫取社会财富、弥补巨额财政赤字的工具，其结果必然是货币体系的全面崩溃。

南宋时期，还有一种称为“关子”（后称“见钱关子”）的纸币，最初由户部于高宗绍兴元年（1131年）发行。其原因是婺州（今浙江金华）屯兵，需运军费，而都城临安“至婺州不通水路，难以津搬”，于是诏令户部“印押见钱关子降付婺州，召人入中，执关子赴杭、越榷货务请钱……有伪造者，依川钱引抵罪”。关子的持有者可以到榷货务兑换现钱，这实际上是一种官营汇兑。关子发行后，因为准备金充足，并可以随时兑现，所以信誉较高。绍兴五年（1135年），朝廷要求民间“依见缗用”（缗：1000文铜钱穿成一串叫1缗），关子遂成为纸币。后来还发行有“铜钱关子”“金银关子”以及湖广关子、淮西关子、随州关子等。

为保证关子的信用，绍兴六年（1136年），朝廷规定关子“听民间从便使用，即不得辄有减落。如有妄说事端、贱价兑买之人，主赏钱五百贯，许诸邑人陈告，其犯人取旨从重断罪”。诏令关子不许私自贬值、贱价收兑，以保护关子作为货币的流通。到了南宋末年，财政困难，贾似道当权，乘理宗病危之机，发行金银见钱关子，物价急剧上涨。南宋亡后，关子与会子皆成为历史。

宋代的金融(下)

邓高峰

两宋金融机构

今天的金融机构，按地位和功能不同，分为银行和非银行（如保险、证券、信托等）两种。以此参照，在宋代的金融机构体系中，交子务、会子务可分别称为北宋和南宋的“银行”。因为如前所述，交子务是北宋掌管纸币印刷、发行事务的机关，会子务（会子库）则掌管南宋纸币的印刷、发行。除此之外，两宋的其他金融机构主要还有：

1.便钱务：宋代朝廷为了增加京师的铜钱储量以及满足市场的大量需求，根据唐代飞钱办法，实行便换，称为便钱。太祖开宝三年（970年），京师设便钱务，“令商人入钱者诣务陈牒，即日辇至左藏库，给以券，仍敕诸州：凡商人赍券至，当日给付，不得住滞，违者科罚”。也就是说，商人把钱纳入左藏库，得到取款凭证“券”，然后到经商的州县领钱，并且朝廷有信用的保证。这里的券相当于现在的定额支票。商人携带这种“支票”免去了携带大量现金进行交易的麻烦，因此便换制度促进了经济发展。

2.榷货务：我国自古以来，多数朝代都实行禁榷制度，政府对重要商品如盐、铁、酒、茶、香料等实行垄断经营。宋代也如此，并且由于“三冗”（冗官、冗军、冗费）和外患的原因而得到强化。作为宋代的财经和金融机构，榷货务最早设立于太祖乾德二年（964年），在京师和地方均有设立。除了在专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外，榷货务还承担了不少金融职能，概而言之有便钱，即现金汇兑。如景德三年（1006年），诏令：“客旅见钱往州军使用者，止约赴榷货务便纳，不得私下便换。”这是榷货务经营便钱的最早记载。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因婺州屯兵，“钱重难致。乃造关子付婺州，召商人入中，执关子于榷货务请钱”。在货币的兑换与回笼方面，徽宗时期，钱引取代交子后，手持交子者须到榷货务买钞所兑换钱引。南宋高宗和孝宗年间，榷货务又承担了回笼纸币会子的功能。在政府收购粮草上，榷货务还负责拨款给地方政府，或者兑付地方政府为赊买粮草所发的信用证券。熙宁三年（1070年），“河北缘边，岁于榷货务给缗(
钱) 三二百万，以供便籴”。熙宁四年（1071年），“诏给榷货务封桩银十二万七千两、绢万七千匹，赴陕西转运司籴军储”。

3.市易司（务）：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市易法（王安石变法之一）颁布实施，据此东京设都市易司，后在一些边境和重要城市设市易司或市易务：“凡货之可市及滞于民而不售者，平其价市之，愿以易官物者听。”市易务贷款商贾平价收购市上滞销的货物，市场短缺时再卖出，年息两分，可见其主要职责是平抑物价、以通货财，限制大商人对市场的控制，因而有利于稳定物价和商品交流，也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除此之外，市易务也可召人抵当借钱出息，提供信用。哲宗元公式元年（1086年）废，绍圣四年（1097年）复置。元符三年（1100年）徽宗即位后再废。

4.质库：作为以财物作质押而进行借贷融资的一种方式，典当业也是一个古老的行业。两宋城市尤其是东京和临安，商品经济发达，融资活跃，因而典当业十分红火，官、民和寺院典当并行，并逐渐向专营发展。质库就是从事典当业、进行押物放款收息的金融机构。民营质库又称“解库”“典库”，寺院开办的质库叫“长生库”。《清明上河图》中有一家悬挂“解”字招牌的店铺即是典当铺。《东京梦华录》有“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质库掌事，即着皂衫、角带，不顶帽”的记载。南宋时民营质库更加普遍，都城临安“府第富豪之家质库，城内外不下数十处，收解以千万计”。官营质库叫抵当所（抵当库），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设立于京师，元丰七年（1084年）推行于诸路，属官营借贷机构，主要职责是“掌以官钱听民质取而济其缓急”，也即是经营抵押贷款，因而已具有今天商业银行的性质。王安石变法中的两个关于政府的法令，市易法和青苗法，前者规定，百姓可以用田地、房产和其他贵重财产作抵押向政府借款，年息两分，过期不赎纳利息，每月罚钱2%。后者规定，每年春天，农民可用秋收作保证，向政府借款，利率两分，期限半年，秋收后归还。

5.金银彩帛铺：北宋东京有一条集中经营金银、彩帛的街巷。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记载：“南通一巷，谓之‘界身’，并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南通一巷”是指向南通往一条巷子，“界身”是这条街巷的名字。这是个什么地方？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这是个怎样的地方？“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这里的交易规模怎样？“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据此可以说，这里是北宋东京的金融一条街。因为北宋时期，金银和彩帛都是价值的代表。开宝四年（971年），宋太祖就诏令：“禁伪造黄白金，募告者赏钱10万。”至于彩帛（彩色丝织品），与银一样，是北宋朝廷输辽、西夏的重要物资。

6.交引铺：交引是官府发给商人的商贸凭证，由交引库负责印发、收纳。榷禁制度的推行，商人经营茶、盐等，都需要先付出粮草或现钱，领取交引，再凭交引兑取现钱或政府专卖货物。“雍熙后用兵，切于馈饷，多令商人入刍粮塞下，酌地之远近而为其直，取市价而厚增之，授以要券，谓之交引，至京师给以缗钱。”因此宋代交引有茶交引、盐交引、见钱交引多种，交引也成为一种有价证券。有些持有交引的人愿意将它卖出，于是买卖交引的店铺即交引铺就应运而生了，其盈利当然来自于交引买卖的差价。南宋还诞生了金银交引铺，又称“金银盐钞引交易铺”“金银钞引交易铺”。据《梦粱录》载，南宋都城临安，“自五间楼北，至官巷南街，两行多是金银盐钞引交易铺”。由于交引买卖属大宗交易，交引经营者财力雄厚，所以交引铺里往往“前列金银器皿及见钱，谓之看垛钱”。官巷南街可以说是南宋临安的金融一条街。

7.检校库：这里的“检校”是官府为遗孤查核、登记、保管财产，因而检校库就是代管户绝没官财产和官员的孤幼应获得的父母遗产，其收益供被检校户的孤幼享用，类似于今天的信托机构。仁宗时期，朝廷专门在开封府设立检校库，到神宗时，检校库又以所保管的遗孤资产进行放贷，允许百姓从检校库贷款，所得利息收入用来补贴遗孤生活，于是检校库就有了融资的功能。

影响与教训

两宋时期，官方金融与民间金融共同发展，金融业务多种多样，信用工具不断创新，加上信用管理的制度化，因而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币制的整顿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五代十国以来货币割据对经济发展的阻碍；纸币的产生及其流通解决了铜钱的短缺和铁钱的不便，加上货币的兑换、信贷业务的推行，这无疑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借贷、抵押、检校等业务的开展缓解了百姓的用钱难题，保证了生产的进行和生活的急需，也促进了社会优抚和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各种金融票据的发行和纸币投放的增加也缓解了财政困难，增加了财政收入，等等。

但是，两宋金融留给后人的教训也是深刻的、多方面的。首先，纸币发行、流通后，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反假币。两宋政府从精选用纸、印制复杂图案文字、使用多重印押防伪、进行多色套印、使用铜版印刷、定期换界流通等方面加大防伪技术，同时通过颁布法令、严惩造伪、重奖举报、失职追责等手段反假打假，但假币一直不绝，特别是两宋之交和南宋末年，伪造纸币横行，南宋理宗曾有“伪造之禁不严，真伪莫辨”的无奈。其中原因，除了不法之徒见利忘义、肆意妄为外，纸币滥发导致用纸质量下降、拖延换界导致纸币使用期限过长也是重要原因。因此，为了保证纸币的信用，必须在不断提高防伪技术和印刷质量的前提下，加强金融法治和金融文化建设。

其次，金融业的发达同时也伴随着投机性、寄生性甚至是腐朽性的增加，货币兑换、典当抵押、高利贷的发放，无不存在着盘剥甚至是商业欺诈，这对社会弱势群体如农民、小生产者、小商人等非常不利。《宋会要辑稿·食货》记载，在神宗年间，赞同王安石变法的人曾言：“人之困乏，常在新陈不接之际，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而贷者常苦不得。”即便是新法推行后，由于官吏舞弊等原因，执行的实际情况也不理想，对此苏辙曾言：“以钱货民使出息二分，本非为利，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因此，在发展金融业的同时，一定要注意对弱势群体的照顾。

当然，两宋金融留给后人最深刻的教训当是由于纸币发行的无序和无度而导致的信用危机以及币制与经济的崩溃。特别是两宋末年，面对庞大的军需开支和严重的财政危机，两宋政府往往通过滥发纸币来转嫁危机，加上发行准备金严重不足，因而导致了两宋纸币的巨额发行和政府对通胀的束手无策，其结果当然是经济的崩溃和人民生活的灾难，也动摇了自身政治统治的基础，加速了政权的覆灭。这告诉我们，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一定要按照商品经济的客观规律办事，对于金融，必须科学管理，做好对其风险的评估与管控。

引自：汴梁晚报

❼ 宋朝商务

宋朝时，取消唐朝的坊市制度，市场不再由官府设定，商业交易的时间地点等全由商人自己选择。在一些大城市，同行的商人组成“商行”，入行的商户叫“行户”，商行的头领叫“行头”，由行头与官府联系相关事宜，并负责调解内部纠纷和保护本行利益。

❽ 中国最早的银行是什么

在我国，明朝中叶就形成了具有银行性质的钱庄，到清代又出现了票号。第一次使用银行名称的国内银行是“中国通商银行”，成立于1897年5月27日，最早的国家银行是1905年创办的“户部银行”，后称“大清银行”，1911年辛亥革命后，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一直沿用至今。

近代最早的银行是1580年建于意大利的威尼斯银行。此后，1593年在米兰、1609年在阿姆斯特丹、1621年在纽伦堡、1629年在汉堡以及其它城市也相继建立了银行。当时这些银行主要的放款对象是政府，并带有高利贷性质，因而不能适应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要求。

(8)宋朝金融机构扩展阅读：

我国银行业资产规模、税后利润逐年大幅增长，2011年中国银行业所实现利润占全球银行业总利润的近三分之一。我国银行业规模发展迅速，但是利率市场化加快、内外竞争加剧、盈利增速下滑背景下，银行金融 机构必须在业务结构、资源配置以及区域布局上均做出相应战略性调整。

而随着银行业竞争的不断加剧，银行业金融机构愈来愈重视对行业发展环境与市场需求的跟踪研究，特别是对银行业务发展环境和客户需求趋势变化的深入研究。正因为如此，一大批国内优秀的银行机构迅速崛起，逐渐形成自己的业务特色并成为行业的翘楚或新秀！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银行

❾ 宋朝时期商业有多发达

宋朝商业有多发达？金融工具创新 信用管理制度化 宋代，传统的农业、手工业、商业、交通和城市在唐代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在此背景下，宋代的货币流通和信用进入迅速发展时期，无论是在信用形式、信用主体、信用工具方面，还是在制度保障上，都呈现出新的特点，开创了古代传统金融的新篇章。具体而言，宋代信用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国家信用与民间信用共同发展
在宋代，国家信用集中表现为朝廷的官方信用，通常借助政权的力量来经营金融机构以体现之。史料记载的宋代官方金融机构有榷货务、市易务、检校库、抵当所、抵当库、便钱务、交子务等，因职责不同发挥信用功能的路径各异。榷货务主要职责是“掌鹾、茗、香、矾钞引之政令，以通商贾，佐国用”（《宋史》卷一六一《职官志》）、“掌折博斛斗、金帛之属”（《宋会要辑稿·职官》）、“掌受商人便钱给券”（《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五之二二），相当于政府财政金融管理机构。它除了对政府禁榷物品进行专卖管理外，还可以通过便钱和兑付交引等信用证券的活动发挥信用功能。市易务基于市易法设立，“凡货之可市及滞于民而不售者，平其价市之，愿以易官物者听”（《续资治通鉴·宋纪六十九》），可见，其主要职责是平抑物价、以通货财。除此之外，市易务也可召人抵当借钱出息，提供信用。检校库类似今日的信托机构，代管户绝没官财产和官员的孤幼应获之父母遗产，收益供被检校户的孤幼享用。抵当所、抵当库同属官营借贷机构，在北宋神宗、哲宗时多称抵当所，而徽宗以后至南宋末多称抵当库，其主要职责是“掌以官钱听民质取而济其缓急”（《宋史》卷一六五《职官志》）。便钱务是在京都设置的钱币汇兑管理机构，负责管理商人在京师的入钱，简化入钱手续，提高效率。交子务是负责纸币流通印制的机构，后改称钱引务。宋代国家信用的提供，既有皇权保障、调控市场、增加收入、稳定社会、提高效率的积极一面，也有衙门作风、违背经济规律、欺压百姓的弊端。与此同时，宋代民间信用继续发展，私营高利贷业务、民间赊买赊卖、以物质钱、货币兑换等活动非常普遍，一方面满足了相关主体自身获得利益的需要，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信用的不足也起到了拾遗补缺的作用。
信用形式趋于多样化
在宋代，信用形式表现为借贷、质、押、典当、赊买赊卖、预付款等多元形式。借贷无外乎货币借贷和财物借贷两大类，进一步有政府借贷和私人借贷之分。政府借贷主要表现为赈贷的形式，通过紧急情况下贷给民户口粮或种粮的方式，助其度过困境，保证民众按时耕作，以保社会稳定。私人借贷多为高利贷，借助以“库户”、“钱民”为中心的高利贷网络输出货币资金，解决由于社会的分化和“钱荒”的影响带来的平民百姓资金严重不足的问题，满足燃眉之急和特殊支付的需要。质、押是借贷担保的形式，由质库、解库、普惠库、长生库等机构经营。质属动产担保，它的设立必须转移动产的占有；押属不动产担保，通常
将抵押物的旧契交付抵押权人即可。债务人违约时，债权人可用变卖价款优先受偿。典当作为不动产转移的一种形式，也是在宋代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特点是典权人向出典人支付典价后，就占有了出典人典产的使用权和收益支配权，典权存续期间典权人不向出典人支付租金，出典人也不向典权人支付利息。宋代，商业贸易非常发达，但通货偏于紧缩，故赊买赊卖行为也很普及，几乎消费领域、流通领域和生产领域的所有物品都能进行赊买赊卖。而且赊买赊卖所涉及人员的关系也异常复杂，触及官家和私人各层面。从其实际效果看，解决了军需、赈济了贫民、加强了流通、满足了财政，更重要的一点，它向束缚生产流通扩大和发展的高利贷发起了冲击。
信用工具不断创新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宋代商业贸易的发展对货币发展的要求越来越高，但是社会中货币供给和流通状况不尽理想，表现为货币流通区域的割据性、货币供给数量的有限性、货币币材的复杂性以及大量流通的铜铁钱细碎和不便携带的特性，其结果是抑制了经济发展。为了解决这类问题，在高度发达的造纸和印刷技术保障下，通过民间自发力量的作用或官府的强制推行，宋代社会陆续涌现出诸如茶引、盐引、香药引、矾引、便钱、交子、钱引、见钱公据、关子和会子等大量新型纸质信用工具。茶引、盐引、矾引、香药引等信用工具要求相关人员先用粮草或现钱付出作为取得的条件，然后异地凭该票兑取现钱或其他禁榷货物。这些信用票据的行用，除了可发挥信用功能外，也使得政府和商人在禁榷专卖品领域能够共利发展，既有利于商人从政府专营的禁榷物品中分得一份利益，又有利于政府实现补给军需、增加收入的目标。便钱、见钱公据和早期的交子、关子、会子等信用工具要求相关人员先交纳现钱作为取得的条件，然后再根据需要持这些代表入纳现钱价值的信用票据到指定的地区和入纳地兑取现钱。这类信用工具携带方便且具有汇票性质，可以保障大宗交易、跨地区交易货款的顺利清结。早期的交子、关子、会子后来在信用票据基础上逐步发展为纸币，它们的行用，弥补了货币不足，节省了货币流通需求量，使商品经济得到了扩张。可见，宋代新型信用工具的大量行用，是社会经济发展史中最具标志性意义的新生事物，它缓解或解决了交换过程中的诸多不便与矛盾，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发展。
信用管理开始制度化
其一，完善了赈贷制度。宋史记载，“诸州岁歉，必发常平、惠民诸仓粟，或平价以粜，或贷以种食，或直以赈之，无分于主客户”（《宋史》卷一七八《食货志上六·赈恤》），此项制度贯于北宋南宋。其二，加强对高利贷的管理。对官营高利贷，明确了贷款资金来源、偿还期限、利息计算方法等内容。如王安石变法时期推行的青苗法指出，“以常平辗本作青苗钱，散与人户，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敛”（《宋史·王安石传》）。对私营高利贷，宋政府重视对利息的限制，“令富人出息钱不得过倍称，违者没入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有取富人家谷麦，贷息不得输倍，未输税不得先偿私负，违者加罪”（《宋大诏令集》卷一九八《禁约民取富人谷麦贷息不得输倍诏》）。其三，对赊买赊卖、预付款等进
行法律规制。宋政府为了保证赊买赊卖顺利进行，出台了大量法律对当事人的行为和权益进行规范，尤其重视防止和打击欺诈行为，重视关乎国家财政收入的茶、盐等物品赊买赊卖的规制。如对于赊卖规定，“如有大段行货须至赊卖与人者，即买主量行货多少，召有家活物力人户三五人以上递相委保，写立期限文字交还。”（《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七之九）对赊卖官盐的行为规定，“都盐院以所买引，许商人依陕西赊绢例，召保以屋契、金银赊当，于缘边州军输纳。每引六贯，加钱三百，限一年输足。如违，所当并没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零）对茶叶的赊买赊卖规定，“今后应赊买客人茶，其人见有父母兄长，并要同共书押文契，即仰监勒牙保均摊偿还，其余买盐货之人，亦一体施行”（《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一之二六），“诸客人将茶赊卖与浮浪及卑幼者，依有利债负法”（《宋会要辑稿·食货》三零之三八）。
宋代信用的繁荣，在当时产生了积极影响。首先，促进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的产生和发展。早期的交子是北宋四川地区的店铺为了解决当地铁钱流通给交易带来的不便在发达的商业信用基础上借鉴飞钱的原理自由发行的，其实质是信用票据，以后纸币的职能是在此基础上演进的。交子的产生发展与信用的发展关系密切。其次，保证了生产的顺利进行。宋代赈贷赈恤的推行、赊买赊卖预付款的实施，减少了影响生产连续性的不确定因素，化解了买卖双方的支付矛盾，促使生产顺利进行。第三，推动了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政府的禁榷制度、货币供给的有限性、货币割据是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而交引、交子、会子等大量创新信用票据和信用货币的发行，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这些不利因素。第四，解决了财政困难、增加了财政收入。财政困难时，宋政府就大力发行各种信用票据，增加纸币的投放量，迎合财政的需要。当因此而引起尖锐的矛盾时，又通过调整信用的措施平息。在这转换运用的过程中，宋政府获得了更多利益。当然，宋代信用也存在弊端。高利贷具有很强的寄生性和腐朽性，对小生产者的剥削破坏了他们的生产条件。商业信用为不法之徒进行商业欺诈提供了机会，引发了投机行为，增加了风险。纸币由可兑换向不可兑换转变以及不可兑换纸币的大量发行，易引发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但综合评价，宋代信用的繁荣和创新不仅在当时产生积极效果，也为以后各朝代和其他区域金融发展提供了实践经验，发挥了积极作用，产生了深远影响。